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第一篇：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茅于轼，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国务院法制办：

值此全国法制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郑重建议：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诚然，劳动教养制度是特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如果说在建国之初它还对社会稳定起过阶段性作用的话，那么在“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业已入宪的今天，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越来越悖逆于时代的潮流，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法治进步。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直接侵犯我国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员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

其次，劳动教养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的等上位法相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

能制定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现行的劳动教养属于国务院转发的部门规章，却赋予了有关部门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力；《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也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

其三，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也已签署的国际公约无法接轨。

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依据《公约》精神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解释，所有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必须通过正当程序并由法院作出判决。

信守《公约》的责任和义务。

其四、从政治管理的角度来讲，劳动教养制度堪称当代中国的一大弊政。

该制度成形之初，是为了配合“镇反”运动的临时应对之举。改革开放后，为了处置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人员，再度激活了劳教制度，并实现了劳教对象向普通违法行为的转型和延伸。尤其是九十年代末以来，劳教制度一方面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开始制度化。在管制效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劳教制度成为几乎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处罚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的存续和膨胀明显的违背中央政府提出的构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执政方向，具体弊端如下：

1、劳动教养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

2、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样的行为不构成刑事处罚，而适用劳教行政处罚时却高于刑罚的拘役刑。

3、由公安机关完全主导的劳动教养是典型的“警察罚”

4、劳动教养随意性强，公安机关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使原本已经过大的公安权力进一步膨胀。

5、劳动教养是完全封闭式的汇报审批，根本不公开，也不能辩护和辩论。

6、劳动教养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检察院不批捕或退侦案件、法院清判案件、证据不足超期羁押案件都可以转为劳教。

7）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公安部门甚至利用劳教处罚权搞部门创收。

8）劳动教养日益成为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

9）劳动教养是实施差别待遇的处罚，不仅内外有别，而且等级、身份有别。这从公安部

于对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台同胞不得实行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通知》就可见一斑。而且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4年，明显违宪。“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 1－3年。，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正式批准，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第十条规定：15“人人1992年发布《关只能由法律设定。《公约》尽快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污受贿、刑讯逼供、栽赃陷害等职务违法行为几乎从来不适用劳动教养。

诸多事实表明，乱象从生的劳动教养制度不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它的巨大负面效应足以让中央政府改弦更张、从善如流，反思现有的治理模式，从而推动立法部门早下决心，尽快废除这一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严重背离亲民、爱民政策的劳动教养制度。

我们认为：国务院既然曾经批转过这个试行办法，也应当对此办法是否违法负有监督责任，理当对这一违法违宪办法的废除尽些责任。因为它关涉到人治抑或法治的两极选择，更体现的是官贵民轻或民贵官轻的治世思想走向。

如果人治兴，红头文件和领导讲话就是“法”。然而法治兴，则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启动违宪审查、废除劳动教养就是捍卫国家宪法的尊严，剥夺了各级领导的法外之权，此举有望进一步缓解官民矛盾，促进民生福祉。

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主持的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切实抓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各项工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法制保障。特别强调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为全社会作出表率。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法律正确实施。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

我们认为：时值今日，进行违宪审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可以说，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与否，将是“人治中国”与“法治中国”的分水岭；将成为“文明中国”与“野蛮中国”的试金石。为此，我们再次强烈要求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或立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表明中央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

敬请国务院积极配合此次公民违宪审查呼吁行动为盼。

2007年11

茅于轼（经济学家）

俞梅荪（法学家）

立法（民间政治活动家）

杨子云（记者）

人士）、李咏（法学者）

人士）、涂金灿（学者）

杨大民（律师）

师）、李敦勇（律师）尊严、权威。特别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29日联署签名：、贺卫方（教授）、胡星斗（教授）、郭世佑（教授）、张鸣（教授）、夏业良（教授）、、孙国栋（学者）、赵国君（学者）、范亚峰（学者）、王俊秀（学者）、笑蜀（学者）、姚、韩三洲（学者）、黄卉（学者）、张星水（律师）、韩一村（律师）、谭雷（律师）、、李方平（律师）、李和平（律师）、贾承霖（律师）、斯伟江（律师）、万延海（民间公益、马福祥（律师）、汪席春（律师）、郝劲松（民间公益人士）、丘建东（民间公益、李苏滨（律师）、杜鹏（律师）、吕进（律师）、程海（律师）、魏汝久（律师）、、章立辉（律师）、张建国（律师）、王利平（教授、律师）、林小建（律师）、黎雄兵（律、罗居剑（工程师）月

第二篇：劳动教养废除

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

2012年08月13日06:22正义网我要评论(247)

字号：T|T

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现行劳教依据的是《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发布)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发布)，仅此一个决定，一个补充规定，一个试行办法而已。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其发布主体是国务院，其法律地位仅处于行政法规之档次。而试行办法则是国务院转发公安部的文件。被转发的试行办法在内容上较为完备，对决定和规定作了补充，成为了劳教的主要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第三篇：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之探究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之探究

孙妍

（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驻马店 463000）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意味着在我国已存在50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将寿终正寝。劳教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近年来因其法律依据不足且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法治原则，且在实践中被广泛、严重滥用，劳教措施侵犯人权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其存废或改革的讨论不断。终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好声音”：这项颇受争议的制度废除了，劳教制度终于成为历史当中的一页。关键词：劳动教养

废除

意义

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是将违法尚不够刑罚处罚的人员，送进劳动教养管理所（场）进行强制性劳动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措施。与劳动改造不同，劳动教养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根据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法规所制定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不经法庭审讯即可定罪，对嫌犯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这必将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尤为关键，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1]。从此意义上来说，废止劳教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及发展

1957年8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2] 依据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的《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是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其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被转移到监狱、劳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废除劳教制度”的意见，但主要集中在学术界，没有形成大众舆论。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意味着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开始实施。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

近年来，公民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劳教制度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抨击。因为劳教本身是法律判决以外的，由公安部门自行决定的处罚（虽然劳教处罚决定以当地政府劳教委的名义发出，但劳教委其实是公安内部的另一块牌子），使得劳教制度完全失去辩护。《国际人权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以及“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劳教制度直接违背这些已经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基本法律[3]。所以，劳教制度何去何从，是已经逼到眼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制度，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至此，在我国经历58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最终不复存在了。

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整体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劳动教养制度和我国当前的社会制度势必存在冲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教养的法律依据存在争议

劳动教养虽然是经过全国人大批准而实施的制度，但它的很多制度安排则是由国务院有关决定或者是行政法规来实施，劳动教养本身虽是一个具有劳动性和教育性的制度，但其本身又会限制公民的自由，依据立法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这些措施应该是由法律制定的。因此，它的制定依据是否正当颇有争议。

（二）劳动教养的程序存在弊端

劳动教养期限可以一到三年，必要时可以延长至四年，这一措施由是劳动教养委员会来实施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是由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和民政机关组成的，其日常机关设在公安机关，但实际执行程序则是通过行政程序来完成的。刑法中管制、拘役要通过公检法几个机关，最后经法院判决实施，而劳动教养是一个行政程序，现在单纯通过行政程序可以限制到四年，它的程序性当然存在很大问题。

（三）劳动教养的适用中有滥用的情形

初期的劳动教养对象是有劳动能力但又游手好闲、不愿承受工作的人群，后来逐步发展到经常有违法行为，通过治安管理处罚仍不够力度而按照刑罚处理又不够重的情形，适用的基本对象是惯犯。在现实中确实出现一些对信访的人采取劳动教养的方法，另外出现本应追究刑事责任的降格做劳教处理，这实际上扩大了劳动教养的对象，造成一些滥用。

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

劳教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超越了法律的制度，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法。以维稳名义进行的劳教制度实际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劳教本身就是一个法外之罚，废除劳教制度是回归了司法本身，是司法进步的体现，也是对中国保障基本人权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

（一）有利于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依法治国，建设民主法治国家已成为举国上下的政治共识和追求，依法治国的核心在于确立宪法和法律治国的最权威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劳教制度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因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把政府与公民、社会与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使国家治理、社会发展和人权保护都有法可依，这对于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都有重要意义，也维护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二）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权利是实现其自主和自由的具体体现。国家权力保障公民平等享有权利，它的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由于劳动教养的收容对象、条件没有明确的界限定，审批程序缺乏制约，当事人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被羁押状态，由此执法人员享有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可避免地侵害公民的权利。这些问题根源于劳动教养制度本身的缺陷。因此，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从制度上堵塞、消除执法机关的恣意妄为，对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有着重要意义。

（三）有利于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形象

尊重和保护人权已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潮流，人权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产生着重要影响，保障人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而我国劳教制度的设置为侵犯公民的人权留下很多“疏漏”，劳动教养也被某些西方国家称为“没有审判的监禁”，成为国外敌对势力攻击我国人权的“靶子”[4]。面对这种挑战，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从我国实际出发，积极吸收国外在人权保护方面的经验，以现有的国际人权法为基石，认真履行自愿承担的义务，切实通过国内立法，不断改善我国人权状况，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保障活动中加强对话与合作，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

《决定》明确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其目的和意义就在于落实宪法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根本的目标。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既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又有助于严格贯彻“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原则，同时还可以提升当代及未来中国的法治文明，会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人权保障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5日 [2]何三畏.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J].南方人物周刊，2012.11 [3]彭淑.劳教制度今与昔[J].山西青年，2012.9 [4]郑利涛.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9（16）

作者：孙妍，女，（1982-），籍贯：河南 学历：本科

工作单位：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职称：讲师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驻马店淮河大道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科学系

第四篇：劳动教养的弊端及其废除原因

劳动教养的弊端及其废除原因

一、劳动教养的弊端

1、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现行劳教依据的是《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年发布)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发布)，仅此一个决定，一个补充规定，一个试行办法而已。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其发布主体是国务院，其法律地位仅处于行政法规之档次。而试行办法则是国务院转发公安部的文件。被转发的试行办法在内容上较为完备，对决定和规定作了补充，成为了劳教的主要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1(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2、劳动教养成滥用权力的“温室”

依据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决定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这样，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和监督，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甚至连申辩的渠道都没有。这就必然会导致公安机关滥用这一权力的现象发生，成为公安等机关滥用劳教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打开了方面之门。

(1)将刑事诉讼案件作劳教处理。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和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劳教进行创收。有的办案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而被罚者往往因为畏于劳教的严厉，只能忍气吞声。

(3)利用“劳教”打击报复上访和维权人员。劳动教养无需经过法律程序，就可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还长。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未根本好转、法制和监督环境还未完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个制度确实有可能成为某些腐败分子、贪赃枉法者打击和迫害群众的工具。

3、劳动教养的性质被扭曲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然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和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却相当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档处罚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开放性刑罚，在居住地执行，期限最 2 短3个月，最长2年;第二档刑事处罚是拘役。是剥夺自由的，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个月，最长6个月;第三档刑事处罚是有期徒刑，最低6个月，最长15年，但可以处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总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还有缓刑的机会，被劳动教养的期限起点1年，高可达4年，被劳教者一般在戒备森严的劳教所执行，节假日照常进行。于是人们都把劳教和劳改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坐牢。久而久之，国家机关也将劳教与劳改一视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三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显然，劳教人员与劳改犯是等同的。

更为混乱的现象是：在一个共同犯罪中，主犯被起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从犯被处劳动教养三年，主犯在外面，从犯在里面。难怪有的劳教人员刚进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捏造犯罪行为。因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为至多被判有期徒刑一、二年，而且极有可能缓刑。这使劳教与劳改颠倒了。

4、劳动教养程序缺乏监督

按照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设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负责劳教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要负责审查批准劳教，提前解除劳教和延长劳教期限。但实践中，这个管委会形同虚设，劳教的审批机关是公安机关，不服劳教决定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是上级公安机关。不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决定劳教，县公安局也可以决定劳教，派出所也可以决定劳教，连派出所所长也可以决定劳教。

一个人有轻微违法，要劳教三年可以基本上无程序可言。但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则难上加难，公安机关要立案、侦查、报捕、移送起诉，已经很繁琐了，检察机关还要批捕、起诉，法院还要开庭审判，审判时，还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讼技的律师横挑鼻子，竖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几份主要证据不能采信，则此人会无罪释放。在此，从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经过三堂会审，加律师辩护，还极有可能成漏网之鱼，检察院可以不批 捕，不起诉。法院可以判无罪，可以定罪免处，还可判缓刑。相比之下，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人定劳教三年。

二、废除劳动教养的原因

近来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个长期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反对的制度终于看到了废除的曙光。应当说，这个长期在法律外运作的制度它的非法性受到社会关注本身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对于这个制度的态度无非是两种，一是废除，二是改进，第三条道路没有。在主张改进的人们中，大部分的主张是将劳动教养一分为二：重的进刑法，轻的进行政处罚，这种主张其实也属于废除论。我主张废除劳动教养。因为它没有存在的必要，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它无法合法化，而且没有它，中国的社会将更加美好。我主张废除劳动教养的理由集中在合法性上，用宪法第五条确立的法治原则来评价它。我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劳动教养违反宪法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违反宪法规定的法治原则（第5条）和人权保障原则（第33条）。二是直接违反宪法规则。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一款）。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二款）。”而劳动教养制度是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数年甚至几十年的处罚，这是一种比逮捕更加严重的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理所当然应遵守宪法第37条的规定。

第二，劳动教养违反《立法法》规定的法律保留原则

《立法法》第8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劳动教养剥夺公民人身自由一次最长达四年之久，如果考虑在在执行过程中不少地方采取“连续劳教”的方法，则时间更长。依据《立法法》的规定，这样的事项毫无疑问只能用法律规定。但是劳动教养的基本文件仍然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且不说此前它的依据只是“党内文件”。这个决定充其量只是“行政命令”而非法律。因为1954宪法规定的是全国人大的单一立法制，它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第22条）”，制定法律的权力只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只有权“解释法律”、“制定法令”（31条）。至于国务院，它只有权“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49条）”。仅仅从立法形式上看，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已经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第三，劳动教养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教养这种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处罚没有经过刑事诉讼程序，本身违反正当程序。二是由于执行中公安的强势违反正当程序。虽然根据相关规定，劳动教养的决定由各地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但是实际上由于该委员会的常设机构设在公安机关，日常事务也由公安来处理。公安机关是承担维护社会治安任务机关，劳动教养的对象又是可能破坏社会治安的人。这就导致公安机关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情况。即使公安机关是出于公心，也不排除仅仅从本单位职责出发，而导致不公正的情况发生。

第四，劳动教养违反罪刑相当的要求，显失公平

这有一个前提性问题要解决，劳动教养与刑罚的关系。劳动教养是不是刑罚？它是“事实上的刑罚”，尽管没有刑罚的外貌，但有刑罚的实质。这一点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教养日期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1981年7月6日）》为证。这个批复在回答安徽省高院“关于劳动教养与刑期是否可以折抵”的请示时规定：“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劳动教养的行为系同一行为，其被劳动教养的日期可以折抵刑期；至于折抵办法，应以劳动教养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一日，折抵管制的刑期二日。” 既然劳动教养与刑期可以折抵，而且“劳动教养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一日，折抵管制的刑期二日”，可知，劳动教养就是刑罚，而且它比管制刑还要重。实际上，劳动教养比短期有期徒刑也要重。有期徒刑可以判处几个月，管制的期限是3个月以上2年以下，拘役的期限是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而劳动教养呢？原来的劳动教养没有期限，相当于无期徒刑，1961年4月, 公安部《关于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首次规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2年到3年，1979年至今的规定是“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得延长一年。”所有这些规定都包含了一条：劳动教养最低期限是一年！因为劳动教养不经过法院和检察院，从立法者的思路来看，是把它当作轻于刑罚、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惩罚形式设计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理应“轻于”刑罚的惩罚却远远重于刑罚，明显违反罪刑相当的现代刑罚原则。

第五，劳动教养严重侵犯公民权利

除了侵犯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以外，劳动教养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并以此为威慑，影响到公民表达权、信访权、财产权的行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它成为“罪疑从有”的处罚方式，使许多人蒙受不白之冤；在反右运动中，无数右派成为劳动教养的受害者，许多右派没有活到“平反”的那一天。在青海，5000 多女劳教人员中“非正常死亡”1000多人。没有死亡的女劳教人员所受到的屈辱、苦难，常人难以想象。

第六，劳动教养成为地方政府谋政绩与谋利的工具 2009年，于建嵘曾专门调查上访劳教案，通过分析，他认为，在一些地方劳教制度“已沦为了地方政府官员假以维稳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的工具”。于建嵘实名认证的微博8月13日发布了劳教警察的来信：称其所在的劳教所曾因年龄大、身体不适合拒收一名多次上访者。“但地方政府为了不让他再上访，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迫使我们接收。”2009年，深圳发布《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通知》规定对多次非正常上访行为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符合劳教条件的，将予以劳教。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规定和要求。今年5月30日，河南省南阳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会上明确提出对发生重复非正常上访的人员“该劳教的必须劳教”。在河南某乡镇政府门口还曾挂出这样的标语：“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两次劳教，三次判刑。”在维稳第一的气氛中，许多上访者成为劳动教养受害者并不说，更有无数公民仅仅因为发一个帖子、转一个帖子、反对非法强拆、甚或合法行使表达权而被劳教。最近引起强烈民愤的劳动教养个案当数仅仅因为要为被强奸的13岁女儿讨回公道而被劳教的唐慧劳动教养案。此种极端野蛮个案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劳动教养整体上的非法与残忍。

第七，劳动教养成为不稳定的根源，破坏党和政府的形象

劳动教养原本就在法律外运作，成为地方政府规避刑事诉讼程序任意剥夺公民自由的利器，且不说反右那种整体上迫害知识分子的劳教，就是现在的维稳劳教亦然。此种政府的非法律行为在整体上不是促进社会稳定，而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劳动教养在法律外运作，破坏了规则的权威，规则没有权威的社会必然不稳定。二是政府官员在法律外惩罚公民的权力，使社会不稳定。因为法外惩罚权力的取向强化了公权私用行为，它的进一步后果是加剧官员行为的“失范”。官员行为的失范必然引发社会的反弹，社会的反弹引发官员更加严重的暴力反应，最终社会陷入了不稳——维稳——更加不稳的恶性循环，官民关系成为暴力博弈。这几年频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背后常常存在此种逻辑。因此，即使不考虑劳动教养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单单从维稳的角度来看劳动教养，它也是得不偿失的：劳动教养的“维稳”意义是短期的，局部的；从长期、整体的眼光来看，劳动教养实为**的根源。除了不能达到“维稳”这一初始目标外，依赖劳动教养维稳的制度设计一个附带的效应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

第八，劳动教养违反国际义务，有损国家形象

未经正式法庭的审判不得剥夺公民自由，这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是这一原则的最权威的国际人权法依据，该条宣称：“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 事指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作了细化。我国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劳动教养除了与上述人身自由权原则相悖外，劳动教养还面临两个指控：一是强迫劳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之三项（甲）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二是酷刑。这些无疑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形象。

这仅仅是从规范上来讲的，在实际社会后果上，它起的作用可以用“遗害无穷”来形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劳动教养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无穷的危害。1957年8月正式建立劳动教养制度，至当年末，全国共收容劳动教养人员36983人。在“反右”和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从1958年开始，全国收容劳动教养人员的数量急剧增长，当年末收容人数达到355777人，1959年达到435325人，1960年达到劳动教养历史上的最高峰，为499523人。这么多人未经司法程序而被剥夺自由长达数年，甚至终身，这不能不说是个严重的问题。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学界的严厉谴责。

废除劳动教养有充分的民意基础。网络舆论几乎是“废除论”一边倒，据网络调查，主张取消劳动教养的公民大约在90%左右。新华网的专题调查显示，通过微博参与投票的网友中有86.7%认为应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仅有4.4%认为不应当废除。据第一调查网对“你是否赞成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调查，主张“强烈赞成和赞成”的占91%，“不赞成”的不到10%，没有“非常不赞成”的。最近的调查是财经网作出的。这项调查始于2012年8月28日，截至8月29日13时，已有189人参加投票。在看待劳动教养制度上，认为它是“坏制度，它不经审判就可长期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票数为173票，占92%；认为它是“好制度，程序简单，可以有效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的票数为6票，占3%；其他投票者认为“说不清”，占5%。在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问题上，“赞同废除”的票数为163票，占86%；“赞同对它进行改革”的票数为22票，占12%；“说不清”的票数为4票，占2%。调查数据显示，越是新近的调查，主张废除劳教的比例越高，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滥用劳教迫害访民与其他主张改革的人士有关，最新的一项调查主张废除的比例超过98%。

近十年来，学界与政治界以种种方式试图推动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立法。2007年，经济学家茅于轼、律师李方平等69位学者和法律界人士发表公开信，呼吁废除劳教制度。2008年，学者范亚峰在互联网发表公开信。2010年，学者于建嵘主持研讨推动修法。在立法程序方面，早在2003年，朱征夫等7位广东省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关于在广东省率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提案》，该提案明确提出废除的四大理由。近几年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也不断有代表提出方案，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或把它纳入司法范畴。全国人大代表陈忠林在人大任期内，8次提出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制订新法律的议案，他认为，劳动教养制度涉及数以十万计的公民的人身自由。认为现行劳教制度中的很多规定既极端不合理，又严重不合法，极大地破坏了现行法律体系的和谐，必须得到改变。有一项不完全统计，到2007年，已有420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要求改革劳教制度。2008年，全国人大代表马克宁建议废除劳动教养。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教养有利于社会稳定。我们暂且不说这是“稳定第一”的非法治、反人权思潮的表现，即使在逻辑上，它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样的推理需要事实支撑。我们看看，在没有劳动教养的地方，是不是社会就不稳定了呢？恰恰相反，世界上的国家除了中国，我没有看到劳动教养，他们都很稳定，难道独独中国没有了劳动教养天下就要大乱？毫无疑问这犯了“证不出”的逻辑错误。而在实践中，无数的事例证明，恰恰是非法的劳动教养减低了党我政府的权威，丑化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激化了干群关系，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结论：劳动教养只能废，不能改，无法改。办法可以归纳为八个字：重者入刑，轻者归行（行政处罚）。

第五篇：对废除劳动教养的探讨（最终版）

对废除劳动教养的探讨

【摘要】劳动教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法律制度,创建于1957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关键词】劳动教养人身自由法律制度

劳动教养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始于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立法动因始于社会秩序整治，在建国初期，作为斗争手段对付新政权的异端势力;在政权稳定后，作为社会治安的一种手段对付社会不稳定人员。近年来，废止或改革劳教制度的呼声一直不断，被视为劳教制度终结者的“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但始终没有出台。终于在十八界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提出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

劳动教养简称劳教，是将违法尚不够刑罚处罚的人员，送进劳动教养管理所进行强制性劳动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措施。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因此，劳动教养是对染上某种恶习，实施某种职业性，习惯性的违法行为或轻微犯罪行为，但尚不够刑法处罚，且又有劳动能力的人所适用的一种改造，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制裁性处罚形式。

我国现在的限制人身自由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刑罚，即法院已经生效判决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这是经过合法审判后的司法权作出的刑事惩罚，是终局的；一种是刑事强制措施，即为了侦查犯罪、把罪犯送上法庭，为了防止逃跑、防止串供，为了易于侦查，而将人关起来，限制自由。这种剥夺自由不是终局的，不是一种刑罚，是未确定的。因此，公安、检察的刑事强制措施，都是一种为了保证侦查的临期措施，不同于刑罚的剥夺人身自由。

劳动教养算什么？它既不是刑法也不是刑事强制措施，它只是行政强制措施，不是终局的。为了保障行政行为的实施，作为行政强制措施，可以诉到法院。但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安机关不给劳动教养决定书、不告知家属、限制家属诉权，连行政诉讼权都剥夺的现象。很多劳教决定行为，完全剥夺了公民的司法救济权利，由公安一家说了算。公安可以不通过严格的程序和证据随意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这可以“方便”的“处理”政治异见人士、民间自由信仰者以及上访人员等特殊公民。

劳动教养在曾经的实践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其合法性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加之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的基本法律和关于自由、公正的基本法律理念相冲突，破坏了行政处罚和刑罚构成的完整的处罚体系，在制度的建构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问题。劳动教养制度的存废问题引发诸多思考，劳动教养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历史价值，应予以废止。

其理由如次：

1、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

《宪法》第三十三条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劳教制度违反《宪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三十七条，践踏人权，不经过检察院和法院环节，由劳教委员会决定就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3年，还可延至4年。劳教制度不是一般的个别事件的违宪行为，而是由政府颁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长达几十年实行的高烈度的违宪行为，其违宪性质是恶劣而且严重的。

2、劳教制度违反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通过制定法律。”劳动教养是限制公民自由的强制措施，所依据的却不是国家法律，而是国务院颁发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这个《试行办法》违反了《立法法》。

3、劳教制度违反了《行政处罚法》

《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劳教制度被归类为行政手段，却越过了行政处罚的界限，违反了《行政处罚法》。

4、劳教制度剥夺了公民权利，是现代文明的耻辱

劳教制度可以不经过检察院批准就随意抓人，不经过法院审判就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尤其恶劣的是，劳教制度剥夺了被劳教者辩护的权利和上诉的权利。这是对公民权利的践踏，违反了现代社会文明准则，是野蛮的，是现代文明的耻辱。

5劳教制度冤案多

由于形成劳教处罚没有检察院和法院的制约和纠错，没有审判，没有自我辩护和律师辩护，没有证据的质证过程和非法证据的排除，没有上诉，一纸通知书就把人抓了关了，所以非常非常容易出冤案。办案者抓错了人，找个借口送劳教是个台阶，不仅掩盖了错误，还有了业绩。

6、劳教制度为地方官员作恶保驾护航

许多反抗拆迁人员、上访人员和网上批评人员成为劳教对象。上访人员之所以上访，往往是由于地方官员贪腐作恶贪赃枉法或者不作为。劳教制度成为地方官员打击报复上访人最方便的手段。两次违规上访就可以劳教，有此方便手段，贪腐作恶者更加肆无忌惮。有的地方官员则用劳教手段打击抵抗强拆者和网上批评者。2012年，被劳教的上访妈妈唐慧和大学生村官任建宇，终于成了劳教改革史上的“孙志刚”。

7、劳教制度为勒索提供方便

一些轻微案件，虽然当事人未触犯刑律，但办案人员常常用送劳教威胁，迫使当事人缴纳高额罚款，或私下用钱“摆平”。剥夺人身自由的随意性和无制约环节，必然为勒索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8、劳教制度破坏社会稳定

一些人把劳教制度视为维稳法宝，其实它恰恰对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劳教对公民权利的随意性剥夺，对社会矛盾强制性掩盖，对宪法和法律的践踏，会扩张性地制造对立面，会扩张性地积累民愤。

劳教会形成恐惧，会杀一儆百。但任何恐惧的形成都是有代价的，恐惧越强烈，愤怒就越强烈，免于恐惧和铲除恐惧源的愿望就越强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总是同步和相当的。越

使用强制手段——特别是违法的强制手段——维稳，社会就越不稳定。

10、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

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非经合法公开的审判，不能确定一个公民有罪，不得剥夺公民人身自由。1998年中国已签署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大进步。劳教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超越了法律的制度，不合情不合理更不合法。以维稳名义进行的劳教制度实际上破坏社会稳定的。废除劳教制度，是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迈进了一大步。”

参考文献：云山城著：《劳动教养研究》，警官教育出版社

姚喜平主编：《劳教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

人民网 中顾法律网

对证据的审核和认定应遵循以下一般规则：

一、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除对方当事人认可外，其主张不予支持。

二、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认可或者不予反驳的，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三、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对方当事人举不出相应证据反驳的，可以确认其证明力。

四、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理由否定对方证据的，应当分别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审查，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