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的影响

第一篇：劳教制度的影响

已经近五十年，是我国独有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改造教育制度。虽然这一制度在社会实践中

对于维护社会秩序，预防犯罪方

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劳教制度本身又存在难以克服的

制度性缺陷，侵犯了公民的权利。故劳教制度的存废一直是学界争

论的焦点问题之一。2013年11月

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关键词：劳教制度 废止

一．劳教制度的历史沿革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我国的劳教制度始于1950年肃反运动中，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195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考虑，对于政治上不能留用、放在社会上不可靠，增加失业率的一些人进行劳动教养。1957年全国人大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右派成主要劳教对象，直接导致了1957~1958年全国大办劳教所，使得各地被教养人数激增。文革期间劳教被终止，劳教人员一部分被释放，一部被转移，还有一部分直接送到监狱服刑。文革结束后劳教制度得以恢复，当时很多人建议废除劳教制度，但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劳教制度在尚无系统刑法典的情况下对维护当时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效果明显。

1980年1月我国刑法典生效，劳教制度并未被废除而是作为刑法典外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对于维护和巩固行政权，解决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特殊人员的就业问题，防止他们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成为采用强制性劳动改造的方式处置不够刑事处罚的违法人员的主要手段。

二．劳动制度的废除

2012年任建宇案、唐慧案等重大的影响性劳教案件，激发了新一轮更广泛彻底的废除劳教的呼声。每一起个案，每一声呼吁，都是力量的积累，只为等待最后的临门一脚。不懈的努力终在2013年伊始初见成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宣布，积极推进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在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将“停止使用”劳教制度，并要求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前，严格控制使用劳教手段，对缠访、闹访等三类对象不采取劳教措施。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三．废除劳教制度的意义

劳教制度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饱受诟病，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对象扩大化、容易被地方执法机关滥用、侵犯人权等一系列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未经法院审判就长时间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因此，无论是从保障人权的必要性还是从建设法治中国的高度来看，都有必要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劳教制度被废止，可以说在意料之中，是大势所趋。“劳教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兼具随意性、惩罚性、模糊性于一身的劳教制度，实际上是用行政的程序取得了判刑效果，在法律体系已经相当完善的今天，诸多弊端缠身的劳教制度与现代法治精神已经格格不入，一些极端个案的出现令人谈之色变、“口诛笔伐”。虽然仍有人主张不能对劳教制度一废了之，不能无视劳教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劳教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关于它的意义和作用，无疑也只能放在历史书中去评判。自由是人权的灵魂，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在一些极端的劳教个案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劳教制度对人权的侵犯，没有公诉程序、没有审判环节、甚至没有救济途径。问题倒逼了改革。诚如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所言：“废止劳教制度是法治的胜利，自由的胜利！”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法治建设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法治建设要取得不断进步，法律体系要不断完善，就必须不断剔除不相适应甚至阻碍发展的因素。

废止劳教制度和展开相应的改革，是中央新领导集体决定要办的一件大实事。就民主、法治建设而言，废止劳教制度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长远的基础性工作。决定做这件大事，是中央新领导集体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的表现。此举既顺应了民意，亦反映了新领

导集体将国家和社会管理规范到法治轨道的努力。

废止劳教制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才能不断完善，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顺利进行，宪法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法治中国建设才能取得实质进展。早在 2004 年，我国就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如果说那是我国人权保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那么，废止劳教制度无疑是法治中国建设前进中迈出的重大一步。

劳教制度在中国实行超过半世纪，积累的问题很多，停止使用以至于废止这项制度的工作和善后事宜，确需要按宪法程序来部署。从公开报道看，中央有关机构的规划是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批准后的善后工作会十分艰巨。废除劳教制度的过程，需严谨部署，既要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执行制度相互衔接，也包括立法性协调，包括可能需要的修改刑法降低定罪门槛。另外，现有劳教期限未满人员的处置问题

也应提上日程，在职劳教管理人员的归属问题更需要时间来解决。加速推进劳教制度改革的工作很繁重，但只要公民基本权利能得到更充分的保障，付出相应的艰辛是值得的。参考文献

[1]本报记者 殷泓 王逸吟.废止劳教制度：完善人权保障重要一步[n].光明日报,2013-11-18005.[2]早报记者 陈良飞 黄志强.“废除劳教制度是大势所趋”[n].东方早报,2013-11-07a19.[3]本报记者 商灏.劳教制度：存？废？改？[n].华夏时报,2013-01-14033.[4]一级律师 法学教授 陈有西.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国人权进步的必然要求[n].经济观 察报,2013-01-21045.[5]鲁冠成.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势在必行[j].青春岁月,2013,05:372-374.[6]劳教制度应彻底废除[j].it时代周刊,2012,21:76.篇二：劳教制度废止后的衔接制度探究

龙源期刊网.cn 劳教制度废止后的衔接制度探究

作者：李倩雯

来源：《理论观察》2015年第04期

[关键词]劳动教养；衔接制度；后劳教时代；违法行为矫治法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4 — 0044 — 03劳动教养制度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特殊国情下，这项制度在治理不足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行为的工作上，发挥了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随着适用对象一次次扩大和管理审批制度不断宽松，劳动教养制度在正常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逐渐转变成一个“大箩筐”，许多不合时宜的东西都被放入其中。近年来，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上访妈妈唐慧案等案件的出现，一度将劳动教养制度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和法治建设不断推进，劳教制度关于立法根基缺乏、管理职能宽泛、审批制度缺失等严重问题逐渐暴露，废除劳教的呼声愈发强烈，直至2013年底，劳教制度正式废止，开启了所谓后劳教时代。

一、劳动教养制度废止的现实影响

（一）废止劳教具有现代法治意义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诞生并发展于法治尚未健全的年代，在那个年代，行政权较强势，在某种程度上政策取代了法律。在劳动教养制度施行的过程中也曾经制定了一定的规范文本，如1957-1982年间先后出台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行政法规确立了劳动教养这一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根据2000年《立法法》第8条第5项的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2款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10条第1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前后对比，劳动教养制度直接违反了宪法、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既存在违宪性又与上位法相抵触，存在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事实上，这一制度合法性根据的缺失也是劳动教养制度长期以来不断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随着劳教制度的废止，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违宪性文件得以肃清，与我国依法治国a的现实趋势相吻合，具有重要的现代法治意义。篇三：劳教制度应当终结 劳教制度的终结 小组成员：路 思 学号：2011011112 郭 瑞 学号：20110111 王振江 学号：20110111 赵云涛 学号：20110111 劳教制度的终结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其中第九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12日发布的三中全会公报强调，要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劳教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近年来因其法律依据不足且违反宪法和上位法，有违罪罚相当和程序正当等法治原则，且在实践中被广泛、严重滥用，劳教措施侵犯人权的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其存废或改革的讨论不断。

劳教制度是在发起反右派运动的1957年出台的。不断有民众在上访抗议强征土地时被扣押。有人指出，这一制度导致全国有超过6万人被关押。这次废止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劳教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这是中国政府承诺要到2020年完成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改革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话称：“司法改革是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提出

1955年，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劳动教养”政策被第一次明确提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为保障政权稳固，国家开展了一系列肃清敌视新政权的反革命坏分子的运动。

依据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决定》同时指出劳教制度“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可见劳教制度本身是在特殊时期具有明显历史局限性的产物。

二、劳教制度的病根

无法律依据长时间禁锢公民人身自由是对劳教制度最大的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

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由此规定可知，较长时间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应该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视为非法。但是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凭借公安机关或党政部门设立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到3年不等，甚至可以延期为4年，这明显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

（一）那么现行劳教制度的制度渊源是什么呢？

经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国务院于当年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此后，国务院和公安部又相继制定发布了一些关于劳动教养的法规文件，其中对劳教制度恢复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以下两个：1980年2月2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和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转发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后者多年来被作为决定是否劳教的主要依据。这些决定，通知，办法，均不是法律。

那么如果从法律形式上让劳教满足制度要求，是不是就可以将它洗白粉墨登场呢？劳教制度没有必要保留，无论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是《刑法》都对违法行为和轻刑事犯罪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另外，劳动教养起点就是1年，严重违背罪（违法行为）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如果将它理解为一种处罚，那么处罚明显过重。

（二）以劳教对待公民的过激行为，是制造双重的恶

当前维权通道不畅，法律途径既不为官方重视，也不为民间所重视是普遍的现实。上访仍是民间维权重要途径。

上访，作为法外的维权模式，尽管与人们理想的法律途径相比，还存在诸多问题，但仍然是符合宪法明确的关于公民有监督政府，提出意见建议的权利的直接途径。它的正当性仍然不可以抹杀。

2012年8月3日，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随后唐慧被押送至湖南株洲的白马垅劳教所。2013年1月12日，称“再次受到伤害”的唐慧说，将就劳教赔偿问题提起行政诉讼。唐慧诉永州市劳教委一案于2013年4月12日开庭，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唐慧的诉讼请求。2013年7月15日唐慧案二审胜诉。本案中唐慧的诉求未必符合法律的精神，唐慧的行为，如当地官方的说法，确实是破坏公共场所秩序，应当为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绝不应该是劳动教养这样严厉的处罚。

这是以吓阻手段，阻止公民对政府的监督，限制公民的正当权利。

更不能无视的是，地方政府对公民法治信仰的破坏，是促成信访难题的主因。学者仝宗锦说：制度一方面倚重信访怪胎从而减损法院裁判权威，另一方面又用劳教怪胎去惩罚信任信访的当事人，这是怎样的怪胎乘以怪胎的逻辑啊。

三、劳教制度的大事件1、1957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成为劳教的主要依据。

2、1979年

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明确劳动教养制度可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长达一到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

3、1982年

国务院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针对对象包括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后随《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于禁毒的决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出台，更多人员被纳入劳教范畴。

4、2005年5、2009年

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正式将“违法闹访者”纳入劳教对象。

6、2013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

四、劳教制度废止的导火线

（一）任建宇案

任建宇曾是重庆市的一名大学生村官。2011年9月23日，重庆市劳教委认为他通过网络发表不当言论，对其作出劳动教养两年的决定。2012年8月15日，其父任世六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劳教决定。开庭前一天，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任建宇的劳教决定。

任建宇表示，从获得自由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期盼着劳教制度的废除。从获得自由到劳教制度被最终废除，任建宇整整等了一年零两个月有余，任建宇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对劳教制度被废止感到欢欣鼓舞。

在获得自由后，任建宇向重庆市三中院及重庆市高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撤销重庆市劳教委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书》，但诉讼请求均被驳回。

对于中央决定废止劳教制度，任建宇表示，他将和代理律师联系并商议，以决定是否继续进行申诉。

再有半年或一年、最长两年，相关人员劳动教养的期限执行完了离开，劳教就自然消亡了。

（二）唐惠案

上访妈妈唐慧2012年8月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唐慧在法院办公楼滞留15天并要求法院判处7被告人死刑、在有关机关门口阻车堵门等行为“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

唐慧被劳动教养的消息被公布后，却引来舆论的一片哗然。2012年8月8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受理唐慧对劳动教养案的复议。唐慧的劳动教养决定经复议被依法撤销。

五、劳教制度被废止

据《参考消息》2013年11月17日报道，中国政府今天表示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这是对批评该制度落后且侵犯人权的愤怒民众做出的回应。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该决定是本周早些时候结束的中共高层会议所通过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一部分。

第二篇：劳教制度

劳教所死法千百种，制度为何不死政发学院09公管090107003付媛

摘要: 劳动教养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至今已走过了近五十年的风雨历程。本文通过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与弊端进行阐述，结合现状事实浅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现实意义及必要性。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人员，民主监督，法治，人权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萌芽、发展到成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解放初期至1956年

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初始建立的时期，政府着重改造社会“渣滓”和旧社会妇女，被收容的对象大都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散兵游勇、乞丐、灾难民以及小偷、妓女和贩毒或吸毒者及惯偷和诈骗者。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暗娼，成为当时转化妓女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政策。以1951年11月到1958年的上海为例，7513名妓女和街头暗娼先后接受了教育改造，她们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旧上海的娼妓制度被铲除。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

1956年，党中央清查出暗藏在企事业单位中的反革命分子10800多名，对其中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留用的人员处理成了难题——放到社会上会增加失业人口；继续留用又有风险。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于是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场所，进行改造教育，由国家发给一定工资。此阶段的劳动教养对象是根据政治需要，确定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劳教。

1956年，党中央专门就劳动教养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立即筹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机构，此后，各省市陆续建立了劳动教养机构，办起了劳动教养。

第三阶段：1957年至今

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正式成立。当时的法制环境是国家没有出台《刑法》，因此刑事政策上需要一个对应性的措施；劳动教养对象单一，仍主要限于内部肃反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只有轻罪不够判刑的其他坏分子。1979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转发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之后的1991年到1993年，司法部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劳动教养管理、教育工作的专门性规章。劳动教养职能由安置就业向强化处罚转变。此后，立法又将强制戒毒后的复吸人员、卖淫人员等归为劳动教养的对象。

正文：

不可否认,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了54年，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已走完它的生命历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予以废除。当一个制度本身及行使过程中都存在着巨大问题时,那么这个制度就像是一个内外皆腐的野兽,必死无疑.所以,劳动教养制度必废无疑。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违宪违法的查当今各国宪法，凡涉及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皆应由宪法、法律规定，中国宪法也不例外，现行宪法并未授予除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其他任何机构有制定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规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实际上常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3年之久，明显与现行宪法相抵触。

教养制度对被教养人员的执行方式以限制其人身自由作为核心，而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

法律的概念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出自于国务院，其效力相比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要低，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这一点，使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生效之日起，突然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

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使劳动教养制度损害了法制的严肃性，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失去人身自由的时间，甚至会长于因犯罪被法院判处实刑的犯罪分子，违反了惩罚理论中的刑罚与罪行相适应的原则，这会造成“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给人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此外，劳动教养本身的制度弊端，也让人诟病不已。

一方面，是劳动教养决定的归属权不定。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但在很多地方的实践中，公安机关既是劳动教养审批机关，又是劳动教养的复查机关，这种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的规则，缺乏应有的监督，他们作出怎样的决定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安人员个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因此，这种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审判质量，更容易损害到劳动教养人员的基本权益。

另一方面，是劳动教养过程中公权的滥用与渎职。公安机关在劳动教养上拥有过大的权力，使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少数执法机关及人员利用劳动劳教耍特权、徇私枉法，搞违法创收等现象常发生。有些案件有罪的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就干脆不移送检察机关，而送去劳动教养；还有的案件，检察机关已经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就应当立即释放，但公安机关有时不但不放人，反而送去劳动教养！这使得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极少数执法枉法人员甚至公开宣称，在劳动教养上，比检察长、法院院长权还大，一人说了算。

再次，从人性道德角度而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也势在必行。

劳动教养人员的来源，一般都是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还有些劳教的理由更让人唏嘘不已。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如“拣了你的手机，还不请我吃一顿？”而被劳教。

冤屈上访、与“领导”不和、举报腐败、无辜牵连、不明不白地错误被抓、判刑无证据又不愿放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或因素，许多人被劳教，致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当代中国，此种人间悲剧不应当继续上演了。

理论说得天花乱坠也总有点纸上谈兵之感。那么，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又能否唤醒一点为政者对良知的拷问呢？

在陕西劳教所，劳教人员惠晓东被打死。

在辽宁葫芦岛市劳教所，劳教人员张斌被人折磨、殴打致死。鲁北在《劳动教养还要试行多久》一文中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情况：有一名劳教人员病得很厉害，几天没有吃饭了，两只脚肿肿的，大、小便都是在床上，不时从嘴里发出救命的微弱呼声。但干警仍说他是装病，有一天，当其它劳教人员向干警报告他不行了，医生来到他床前，号脉后却说：没事，心跳正常。转身就出来了，也许房间的气味使他受不了。我问他怎幺样？他说，没事，装病。没过十分钟，这位劳教人员就停止了心跳。

2010年4月13日，网帖《触目惊心！唐山某劳教所在押人员“骷髅死”》称一名叫董雄波的男子4月9日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离奇死

亡，死亡时“跟骷髅一样”，身高1.8米的他体重仅35公斤。这一最新的死法被网民称为“骷髅死”。

这事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同样发生在劳教所，另一种死法之谜还没有解开----冲凉死。即2008年3月，气温很低的情况下，学员穆大民在开封市劳教所被强行冲冷水，导致脑血管破裂，在送往医院后死亡。事发两年来，外界对此事一直不知情。如今，当地有关部门称也正在进行调查。

另外，还有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鞋带自缢死，摔跤死，做梦死，递纸死，妊娠死，洗脸死，激动死，喝水死，睡梦死，发狂死，睡觉死，摔床死，睡姿不对死等等。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封闭场所，在民众的监督不能进入，阳光无法照入的地方，还有多少“创意”在等着我们，周而复始的公权撒谎，离奇死层出不穷，千死万死，为何制度不死？

劳教所是另一个世界，要不然以《肖申克救赎》为代表的监狱电影也不会被赋予如此高的人性意义。不得不提的是，电影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进入那里之后，一定要想法活着出来，否则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定义死因的。毕竟，像肖申克那样通过讨好监狱长并完成自我救赎的知识精英只是少数。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劳动教养制度赋予了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属于明显的违宪违法，再不纠正，怎么让人民相信——政府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中国是文明国家，而不是野蛮国家！而政府以违宪违法的方式处罚公民中的轻微犯法，是否得不偿失，是否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政府违宪违法，等于是污染了水源，上行下效，谁还会尊重宪法和法律呢？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社会失范和**的危机就潜伏其中，这岂不是与劳动教养制度之维护社会稳定的本来目的南辕北辙吗？ 再有，这么多血腥、恐怖的事实难道还不能够促使中央政府早日下定决心，一举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吗？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两会”上回应“钓鱼式执法”时称，“钓鱼执法问题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缘于有奖举报的制度原因，因此，问责具体的执法人员并不适当。”看来，俞正声是清醒的，他知道问题核心在于制度本身。所以，针对稀奇古怪的被羁押人的“死法”，不仅要追究那些失职的警察本身，也要尽快让产生这样“死法”的制度尽快地“死亡”。不是旧瓶装新药，而是彻彻底底的的死去，破而后立

第三篇：中国劳教制度

中国劳教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前苏联，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发动“肃反”运动中逐步引进和建立起这一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文革中，由于裁量权过大，导致很多不该被劳教的人被以“右派”名义送进劳教场所，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导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随着历史变迁，被劳教的范围不断更新和扩大，游手好闲者、违反法纪者、不务正业者、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者、以及小偷、卖淫嫖娼者、吸毒者、破坏治安者都有可能被劳教。近年来，随着基层上访人数的增多以及政府“维稳”的压力，上访人员也成为被劳教的重点对象。在唐慧事件中，一位刑事律师便表示，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维稳”的压力，永州市有关部门只能采取劳教的方式解决唐慧这个“大麻烦”。

由于在劳教裁量过程中，不断发生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过去十来年，围绕劳教制度存废一直争议不断。很多法学界人士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下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今天已不能适用，必须废除。

2010年，魏汝久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汝久在对被劳教人员及其家人、劳教所干警、驻所检察官、政府官员、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访问后，撰写了一份《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报告称，2002年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最新、最全面的法律规定。它规定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分为十类，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装。

这份报告还注意到：“特别是，各地出台了许多土政策，滥用劳教手段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劳教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其本身固有的长期关押的功能，被人为地滥用，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法治„自留地‟。”

鉴于劳教制度的诸多弊端以及在现实中的被异化，关于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一直不曾停止。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上位法，应予废止。2007年年底，洛阳“劳教人员”陈超状告当地劳动教养委员会一案再次引发社会对这一制度的争议。当年12月4日，由江平、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茅于轼等学者、律师69人联合起草并签名的司法建议书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其核心主题为“建议就„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和废止”。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出台新法的方式废止这一制度。按照改革思路，中国曾把《违法行

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媒体称因受到公安部门的阻力，此后一直搁置。2010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宣布2010年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直到今天，该法仍悬而未决，各地仍旧沿用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不能废止或者难以废止和改革的深层原因可能还在于：一是：60年实践证明，劳教制度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二是，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维稳压力大，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代替劳教制度的保障工具。

不管是废除、改革还是保留，我们不禁也要进一步思考，这些真的能够保证解决现阶段劳教所带来问题吗？我们知道，法律是刚性的，不是万能的，在制定法律和良好的执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劳教制度只是一种规则设计，应该说，如何在保证违法人员得到惩戒、教育的同时又兼顾到人权、防止权力，法律被滥用等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

据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

第四篇：劳教废止制度

一、什么是劳教制度？

二、相关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当数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的人，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

紧接着，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很难判刑。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人，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

三、唐慧案件劳动教养弊端分析

1、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2、劳动教养成滥用权力的“温室”

依据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决定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这样，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和监督，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甚至连申辩的渠道都没有。这就必然会导致公安机关滥用这一权力的现象发生，成为公安等机关滥用劳教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打开了方面之门。

(1)将刑事诉讼案件作劳教处理。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和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劳教进行创收。有的办案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而被罚者往往因为畏于劳教的严厉，只能忍气吞声。

(3)利用“劳教”打击报复上访和维权人员。劳动教养无需经过法律程序，就可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还长。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未根本好转、法制和监督环境还未完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个制度确实有可能成为某些腐败分子、贪赃枉法者打击和迫害群众的工具。

3、劳动教养的性质被扭曲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然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和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却相当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档处罚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开放性刑罚，在居住地执行，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2年;第二档刑事处罚是拘役。是剥夺自由的，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个月，最长6个月;第三档刑事处罚是有期徒刑，最低6个月，最长15年，但可以处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总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还有缓刑的机会，被劳动教养的期限起点1年，高可达4年，被劳教者一般在戒备森严的劳教所执行，节假日照常进行。于是人们都把劳教和劳改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坐牢。久而久之，国家机关也将劳教与劳改一视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三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显然，劳教人员与劳改犯是等同的。

从犯被处劳动教养三年，主犯在外面，从犯在里面。难怪有的劳教人员刚进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捏造犯罪行为。因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为至多被判有期徒刑一、二年，而且极有可能缓刑。这使劳教与劳改颠倒了。

4、劳动教养程序缺乏监督

按照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设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负责劳教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要负责审查批准劳教，提前解除劳教和延长劳教期限。但实践中，这个管委会形同虚设，劳教的审批机关是公安机关，不服劳教决定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是上级公安机关。不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决定劳教，县公安局也可以决定劳教，派出所也可以决定劳教，连派出所所长也可以决定劳教。

一个人有轻微违法，要劳教三年可以基本上无程序可言。但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则难上加难，公安机关要立案、侦查、报捕、移送起诉，已经很繁琐了，检察机关还要批捕、起诉，法院还要开庭审判，审判时，还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讼技的律师横挑鼻子，竖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几份主要证据不能采信，则此人会无罪释放。在此，从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经过三堂会审，加律师辩护，还极有可能成漏网之鱼，检察院可以不批捕，不起诉。法院可以判无罪，可以定罪免处，还可判缓刑。相比之下，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人定劳教三年。

四、废除劳教的意义：其一，维护法律权威，为推进法治中国提供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劳教制度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废除劳教制度无疑维护了宪法的权威。

其二，避免侵犯公民权利事件的发生。除了侵犯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以外，劳动教养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废除这一制度对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意义不容忽视。

其三，有利于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形象。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显然，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明显与上述人身自由权原则相适应的，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废止劳教制度，无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尤为关键，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央全会正式做出了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进步，这就意味着，中国将来不会有行政权来决定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必须经过司法审判、法庭抗辩、律师辩护、法庭合议，由法院来决定一个人该不该被剥夺自由，这个是对中国保障基本人权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改变了五十多年来有一块是由行政权来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确保对每个人人生权利的保护。同时取消劳教之后也会带来社会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健全轻罪的追究方式，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第五篇：信访制度正改革影响如废除劳教[范文]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信访制度正改革影响如废除劳教

【摘要】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因为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截访”，甚至雇佣“黑保安”，设置“黑监狱”，发生恶性事件。

地方政府一度向社会公开信访排名，有的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有的通过当地党报公布。中央有关部门的新思路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前置，避免更多的矛盾涌入信访

中国信访制度正在进行重大变革。新京报记者近日从权威部门获悉，国家对各省市不再搞全国范围的信访排名、通报，有关部门确立了“把矛盾化解在当地”的新思路。

始于2005年的信访排名制度，因为与地方党政领导升迁直接挂钩，造成地方信访压力很大，被指导致各地信访部门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截访”，甚至雇佣“黑保安”，设置“黑监狱”，发生恶性事件。

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点对点”通报制度，并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

受访专家表示，这种做法将抑制拦访、截访等问题，并建议一直推行到县级政府。

段锋(化名)最近感觉工作压力小了很多。他是西部某省信访局副局长，让他感觉轻松的是，目前国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在全国铺开，他不用再担心“非正常上访”数字影响政绩。

而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该省也取消了对地市州的信访排名，他们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处理发生在当地的信访案件，而不是组织人手到北京“截访”。

新京报记者获悉，一场以取消信访排名为标志的信访改革，正在悄然推进。其力度影响程度，不亚于劳教制度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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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异化，各地截访花样频出

信访指标成考核压力，上访者被殴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专业黑保安

“信访排名”制度始于2005年1月，措辞严厉的《信访条例》修订完成，并从当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据这部《信访条例》的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一名基层信访工作人员曾对媒体记者说，上述“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的规定，最终演变为“以排名的形式通报”。

从此，国家信访部门每月会对各省(市、区)“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各省市信访部门也会对各地市排名，直至县市及乡镇政府。

由于信访案件多发于基层，县市级及乡镇政府的信访工作，随即成为对当地党政干部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

这一指标又逐步演化为：各级党政领导成为信访责任人，其管辖的辖区内访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党政领导的升迁直接挂钩。

各地对此出台了详细的评分体系。

以“上访妈妈”唐慧所在的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为例，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该地对乡镇政府信访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减少越级上访量”一项就占50分。在中央大型会议等“特别防护期”，如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要扣分。如果接到信访部门通知，相关单位没有在24小时内赶到北京的，也要扣分。这些都关系到镇政府工作的年终考核。

异化的“信访排名”给当地党政官员带来压力，他们想方设法减少“非正常上访”。“上访者”被殴打、被非法拘禁等，屡有发生，甚至出现了一批专门替地方截访的“黑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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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迪沟镇村民，因煤矿采空区赔偿款和占地等问题赴京上访。该镇政府接访人员委托社会闲杂人员接回上访村民。返回途中，受委托的闲杂人员与村民发生争执，村民被打致昏迷。

还有人因为上访而被劳教。2011年4月，辽宁省营口市一名年逾八十的老人刘春山因39次进京上访被以扰乱管理秩序为名劳教1年半。湖南唐慧因为对女儿遭强奸一案判罚不满，多次上访，2012年8月2日被处以劳教一年半。

“截访”耗费了地方政府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据媒体报道，近六七年以来，湖南基层政府花在唐慧一个人身上的公共财政已达上百万元。

政界学界呼吁取消信访排名

长沙副市长称对非正常上访不能“一接了事”，辽宁基层信访工作人员称“排名”让基层政府“两难”

近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取消信访排名的呼声一直不断。一些地方的党政负责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长沙市副市长何寄华建议，明令禁止地方政府采取任何措施围堵、拦截群众上访，并逐步取消针对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制度。

何寄华告诉媒体记者，对进京非正常上访群众不能通知各地政府“一接了事”，而应该依法引导群众自行返回当地，对于群众在京涉访违法犯罪行为，应由北京公安机关按照属地原则，就地依法处理。

辽宁一名基层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信访制度本身为老百姓提供了一种救济渠道，但指标化容易引起基层政府和个别访民的‘双重越位’。”

他解释说，基层政府截访，而个别访民摸透了地方政府害怕进京上访的心理，频频越级上访，明明已经拿到了合理补偿，却要求不切实际的巨额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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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这让基层政府处于“两难”境地。

实际上，早在2004年下半年，研究者已经预判到“信访排名”后可能产生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长期关注信访制度。他撰文称，搞信访排名，“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

于建嵘告诉新京报记者，“信访排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要通过排名、通报制度约束地方政府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但近年来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个阶段社会各类矛盾凸显，信访案件数量上升是一个客观现实。

“制度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地方政府很可能在转型期压力过大的问题。”于建嵘认为。

“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来京接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在当前拦访截访频发的时期，取消排名通报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十八大后，我国已经开始在部分省市进行取消排名的试点。从今年3月开始，部分省市没有收到国家信访局关于各省“非正常上访”人次数的排名表。

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

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信访案件，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关、抹数字上

中央政法委近期公布的数字显示，今年1月至8月，全国信访总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总量有所下降。

新京报记者获悉，这些信访案件，覆盖领域包括：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社保、环境保护、城市管理、教育卫生、涉法涉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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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领域侵害民众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因片面追求“土地生财”，违法违规征用农民土地，有的地方房屋拆迁补偿标准过低，甚至采用粗暴手段野蛮拆迁，引发全体性事件和恶性案件。还有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中，过度迁就开发商的利益，与民争利，造成上访不断，甚至发生了规模性群体事件和个人极端事件。

有关部门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一些地方不是在畅通信访渠道、解决信访问题上下工夫，而是在简单的稳控信访群众甚至拦卡堵截上做文章，个别地方甚至与黑保安公司勾结，非法限制上访群众人身自由。

“这种错误的行为，严重伤害群众感情，侵犯群众信访权利，要坚决纠正限制和干涉群众信访权利的错误做法。”这位人士表示。

而有关部门认为，“究其原因，除了与有的干部作风不实甚至品行不端有关外，也与一段时间里对信访工作过度考核、通报不科学不合理有关。”

记者了解到，基于上述原因，国家有关部门决定，信访工作将不再简单地以信访数量多少为通报标准，不再搞全国范围的排名、通报。

取而代之的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建立点对点的通报机制，完善信访约谈制度，帮助地方反省问题，研究对策，督促落实解决信访问题的责任，确保对群众的合法合理诉求解决到位。

一位西部省份信访局副局长向记者证实，目前国家取消信访排名通报制度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取消排名确实减轻了工作压力。”该副局长告诉记者，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目前该省已经取消省级对地市级的“信访排名”，“让各个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处理发生在当地的信访案件，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关、抹数字上”。

于建嵘认为，这将对拦访、截访的行为起到抑制作用，同时还将对地方的信访工作起到监督和约束。

不过他建议，由于拦访、截访的主体一般都为地方基层政府，这种做法必须一直推行到地市乃至县乡级政府。如果地方仍然采取原有的排名做法，拦访、截访仍然有可能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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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矛盾涌入信访”成改革新思路

全国推行“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当地，专家称公正司法将根本减轻信访压力

据新京报记者了解，中央对信访制度的改革，不仅限于取消“信访排名”。

中央有关部门的新思路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矛盾化解前置，避免更多的矛盾涌入信访。

上月11日，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等联合召开大会，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而“枫桥经验”的核心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矛盾不上交，有矛盾在当地解决。

据分析，中央有意在全国推广这种做法，避免过多矛盾进入信访，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上访、截访等问题。

中央的新思路目前已在浙江、江苏等省市进行试点，如何在当地化解矛盾是试点的重要内容。

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的“平安365”社会服务管理平台系统，建立于去年4月。在该平台中，上城区被划分为159个网格，769名网格信息员在网格内的社区巡查，发现社区内矛盾、拆迁纠纷等问题及时上报“网格长”。

“网格长”通过手机上报到平台系统之后，平台的工作人员会根据问题情况直接通过该系统转给相关的政府部门，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解决，并及时反馈。

各个部门解决老百姓问题的时效和质量要考核，全年的“总成绩”与“一把手”的政绩挂钩。

上城区“平安365”社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丁坚华告诉记者，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网格信息员们共排查发现各类矛盾纠纷3500余起，在此期间，政府部门为群众解决问题的平均时间从5天减少到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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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其他地方还尝试“老娘舅”调解等方式，化解基层矛盾。

浙江省一位地市级政法委书记称，这种新的社会综合治理思路就是要“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在他看来，当矛盾是一粒砂石的时候，很容易拿起扔掉，而当它逐渐变成石块甚至巨石的时候，想搬走它肯定难上加难。

马怀德对这种思路表示赞赏，“化解社会矛盾，最重要的是在矛盾刚刚出现的时候予以化解，时间越长，矛盾会逐渐放大，最后积聚成对社会不满的负面情绪。”

马怀德表示，除了矛盾化解前置外，建立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真正做到司法公正，信访的压力才会真正减小。

更多信息查看：安徽人事考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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