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制度为何可以废

第一篇：劳教制度为何可以废

劳教制度为何可以废？

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

被劳教对象不是大恶人

劳动教养制度最早可溯源自1955年08月25日的《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之后“劳动教养制度”又经过了多次演变，一直到了2002年0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部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是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一部。但其中也只规定了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是：年满16周岁，符合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扰乱工作生产秩序和教唆他人犯罪等违法行为，但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人员。需要强调的是，这部《规定》也只是公安部颁布的一部行政处罚措施，并不是法律。

所以，符合刑事犯罪的人员会被以刑法处理，而劳教人员只是“轻度违法而且并未构成刑事犯罪处理程度”。从“罪行严重程度看”和处理规定看，劳教人员罪行不大，而且只是被行政处罚人员，不是罪犯，不应该被扣上“大恶人”的帽子。

废除劳教会威胁社会稳定的假设站不住脚

对劳教废除的争议，原因是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废除不合理的劳教制度，并不是要放任违法行为不管，相反还应该通过立法完善现行法律，用更合理的制度去治理违法行为。

而且这个更合理的法律已经在各方促进下正在酝酿。早在2007年，贺卫方等知名学者就向国务院法制办郑重建议，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到了200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最新的司法改革方案，直指劳教。2010年3月，全国人大也宣布了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

《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就是被认为会替代劳教制度的法案，它从根本上修正了劳教制度最不合理部分：劳动教养的决定权从公安调整到法院来行使，以确保这项权力的行使更加规范化。这个决定权将能直接改变公安对劳教“一手遮天”的现状。另外，一些细则也可以保证如今的劳教制度弊端可

以尽少出现。在《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草案）》中，劳动教养的期限设计为半年至一年；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到一年半。与现在最长4年的期限形成鲜明对比。

更重要的是，草案规定，劳教场所将杜绝封闭式管理，设计为半开放式或开放式，实行人性化管理，将不再有铁窗、铁门和铁丝网等；被劳教者还可以周末回家。新法规定了被矫治的对象主要为两种人：轻微违法，不需要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严重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人。

所以，即便废除劳教制度，也不会出现数万人员（根据司法部数据中国2008年劳动教养人数为6万，戒毒人数为20万）一股脑涌向社会的情况，认为废除劳教会威胁社会稳定的假设根本站不住脚。

第二篇：劳教制度为何更要从根上废

劳教制度为何更要从根上废？

劳教制度的终结只是第一步。权力天然是容易被滥用的，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借助劳教制度这样的手段，什么样的行为都可能发生。要管住背后权力的恶意

消灭以劳教为代表的恶制度并不是最难的，此前也有收容遣送制度废除的先例。2003年一名叫孙志刚的大学生在广州被强制收容后，在收容人员救治站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亡。“孙志刚事件”后，在强烈的民意呼吁下，国务院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制定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将强制收容遣送改为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存在了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结束。但是后来人们也发现，地方在执行新的救助办法时，自愿被执行成强制的情况也不罕见。这体现的正是权力的本质，天然就是要挣脱束缚，恣意妄为。制度的改变不难，难的是真正管住背后权力始终存在的恶意。要严格限制公权力

而要管住这恶意，首先必须承认和认识它，也就是要理解权力的本质，认识到权力失控的风险。总的来说，当前的劳教问题，一是使用的广泛和混乱，情节，案由，依据混乱，但都能得出同样的严厉结果，二是救济途径基本不通，被劳教很难通过法律途径走复议和诉讼的程序解决。要解决两个问题需考虑：第一，怎么能够让行政权力不走极端，如何限制公权力过分强大，需要建立制约和监督；第二，保证私权不受公权力侵犯，建立完善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制度作为救济手段，保障私权。要顺应人民的新期待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总书记最近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时对政法机关的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是殷切的重托。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长治久安，法治是根本。尤其是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要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为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社会环境，依法办事必不可少，不仅每个公民要守法，所有组织也要守法，也不例外。政法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身体力行作守法表率，通过严格依法办案、依法办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人民对“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要求也更加迫切。新的形势要求政法机关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1月7日召开的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明确，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这些领域恰恰是多年来人民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领域。加快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反映了政法机关顺应人民新期待的努力。法治改变着中国社会，也改变着人的观念和行为。要让比太阳还光辉的公平正义光照大地，政法机关要更多更好地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以人民满意构建平安和谐、促进法治昌明。

劳教废了以后怎么办？

劳教本身的存在是制度性的恶，劳教在今天的每一次适用，都应当受到反对。行政法专家何兵评价说，奥运获多少金牌，都不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更振奋人心。另外，即便废除劳教制度，也不会出现数万人员（根据司法部数据中国2008年劳动教养人数为6万，戒毒人数为20万）一股脑涌向社会的情况。因为，废除不合理的劳教制度，并不是要放任违法行为不管，相反还应该通过立法完善现行法律，用更合理的制度去治理违法行为。而且，重要的是，这种更合理的制度就现实存在着且是世界性的趋势。

顺应世界趋势，借鉴国外社区服务令用劳动来代替刑罚

与“中国式劳教”的巨大争议不同，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也有一种以“劳动”替代监禁等处罚的举措，即社区服务令（Community service order）。它虽然是一种刑罚，但却成为替代监禁的一项判刑选择，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成为一种世界趋势。这么做的主要考量有二：

考量一：社区服务令更人性化和轻缓化。现代的社会服务令起源于英国，最早在1972年的《刑事司法条例》（The criminal Justice Art 1972）中创立“社区服务”刑种。该条例规定，法院判处社会服务的最长期限是240小时，最短为40个小时，法官可以判令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服务工作，让违法者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种公益劳动，以弥补因其违法行为而给社会和个人造成的损害。这类命令通常根据缓刑犯监督官的报告而提出，同时必须征得罪犯本人的同意，并于12个月之内执行。从法条中可以看出，社会服务令既有惩罚的成份，也能很好的使违法者弥补社会的损失，帮助违法者改过自新。现在，在美国、葡萄牙、芬兰、荷兰、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社会服务令都作为一种针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刑罚选择，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重要的是，社会服务令作为刑罚种类之一，虽然对象是违法人员，处罚形式也是劳动，但其权力主体是法院，而不是警察系统。

考量二：这种处罚能实现“双赢”。社区服务令之所以能够快速被普及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大程度上在于这种制度使得违法人员和社会都能收获益处。而这种双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社会服务令作为一种方法，通过行刑场所和行刑社会化，把罪犯的矫正教育工作完成于社会服务工作之中，避免了短期限制自由的罪犯交叉学习罪行的弊病；其次，社会服务令的适用很大程度的减少了监禁刑的适用、缓解了监狱的压力，降低了刑罚执行的成本；另外，罪犯在开放式的社区中进行无偿劳动，有利于他们重归社会生活，恢复家庭关系，从而避免了再次危害社会。总之，社会服务令这种“劳教”不但可以协助违法者改过自新，也具有补偿社会的功能，且更加人性化和轻缓化。

第三篇：劳教制度

劳教所死法千百种，制度为何不死政发学院09公管090107003付媛

摘要: 劳动教养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至今已走过了近五十年的风雨历程。本文通过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与弊端进行阐述，结合现状事实浅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现实意义及必要性。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人员，民主监督，法治，人权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萌芽、发展到成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解放初期至1956年

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初始建立的时期，政府着重改造社会“渣滓”和旧社会妇女，被收容的对象大都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散兵游勇、乞丐、灾难民以及小偷、妓女和贩毒或吸毒者及惯偷和诈骗者。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暗娼，成为当时转化妓女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政策。以1951年11月到1958年的上海为例，7513名妓女和街头暗娼先后接受了教育改造，她们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旧上海的娼妓制度被铲除。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

1956年，党中央清查出暗藏在企事业单位中的反革命分子10800多名，对其中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留用的人员处理成了难题——放到社会上会增加失业人口；继续留用又有风险。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于是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场所，进行改造教育，由国家发给一定工资。此阶段的劳动教养对象是根据政治需要，确定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劳教。

1956年，党中央专门就劳动教养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立即筹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机构，此后，各省市陆续建立了劳动教养机构，办起了劳动教养。

第三阶段：1957年至今

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正式成立。当时的法制环境是国家没有出台《刑法》，因此刑事政策上需要一个对应性的措施；劳动教养对象单一，仍主要限于内部肃反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只有轻罪不够判刑的其他坏分子。1979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转发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之后的1991年到1993年，司法部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劳动教养管理、教育工作的专门性规章。劳动教养职能由安置就业向强化处罚转变。此后，立法又将强制戒毒后的复吸人员、卖淫人员等归为劳动教养的对象。

正文：

不可否认,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了54年，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已走完它的生命历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予以废除。当一个制度本身及行使过程中都存在着巨大问题时,那么这个制度就像是一个内外皆腐的野兽,必死无疑.所以,劳动教养制度必废无疑。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违宪违法的查当今各国宪法，凡涉及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皆应由宪法、法律规定，中国宪法也不例外，现行宪法并未授予除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其他任何机构有制定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规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实际上常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3年之久，明显与现行宪法相抵触。

教养制度对被教养人员的执行方式以限制其人身自由作为核心，而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

法律的概念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出自于国务院，其效力相比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要低，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这一点，使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生效之日起，突然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

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使劳动教养制度损害了法制的严肃性，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失去人身自由的时间，甚至会长于因犯罪被法院判处实刑的犯罪分子，违反了惩罚理论中的刑罚与罪行相适应的原则，这会造成“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给人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此外，劳动教养本身的制度弊端，也让人诟病不已。

一方面，是劳动教养决定的归属权不定。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但在很多地方的实践中，公安机关既是劳动教养审批机关，又是劳动教养的复查机关，这种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的规则，缺乏应有的监督，他们作出怎样的决定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安人员个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因此，这种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审判质量，更容易损害到劳动教养人员的基本权益。

另一方面，是劳动教养过程中公权的滥用与渎职。公安机关在劳动教养上拥有过大的权力，使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少数执法机关及人员利用劳动劳教耍特权、徇私枉法，搞违法创收等现象常发生。有些案件有罪的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就干脆不移送检察机关，而送去劳动教养；还有的案件，检察机关已经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就应当立即释放，但公安机关有时不但不放人，反而送去劳动教养！这使得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极少数执法枉法人员甚至公开宣称，在劳动教养上，比检察长、法院院长权还大，一人说了算。

再次，从人性道德角度而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也势在必行。

劳动教养人员的来源，一般都是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还有些劳教的理由更让人唏嘘不已。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如“拣了你的手机，还不请我吃一顿？”而被劳教。

冤屈上访、与“领导”不和、举报腐败、无辜牵连、不明不白地错误被抓、判刑无证据又不愿放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或因素，许多人被劳教，致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当代中国，此种人间悲剧不应当继续上演了。

理论说得天花乱坠也总有点纸上谈兵之感。那么，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又能否唤醒一点为政者对良知的拷问呢？

在陕西劳教所，劳教人员惠晓东被打死。

在辽宁葫芦岛市劳教所，劳教人员张斌被人折磨、殴打致死。鲁北在《劳动教养还要试行多久》一文中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情况：有一名劳教人员病得很厉害，几天没有吃饭了，两只脚肿肿的，大、小便都是在床上，不时从嘴里发出救命的微弱呼声。但干警仍说他是装病，有一天，当其它劳教人员向干警报告他不行了，医生来到他床前，号脉后却说：没事，心跳正常。转身就出来了，也许房间的气味使他受不了。我问他怎幺样？他说，没事，装病。没过十分钟，这位劳教人员就停止了心跳。

2010年4月13日，网帖《触目惊心！唐山某劳教所在押人员“骷髅死”》称一名叫董雄波的男子4月9日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离奇死

亡，死亡时“跟骷髅一样”，身高1.8米的他体重仅35公斤。这一最新的死法被网民称为“骷髅死”。

这事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同样发生在劳教所，另一种死法之谜还没有解开----冲凉死。即2008年3月，气温很低的情况下，学员穆大民在开封市劳教所被强行冲冷水，导致脑血管破裂，在送往医院后死亡。事发两年来，外界对此事一直不知情。如今，当地有关部门称也正在进行调查。

另外，还有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鞋带自缢死，摔跤死，做梦死，递纸死，妊娠死，洗脸死，激动死，喝水死，睡梦死，发狂死，睡觉死，摔床死，睡姿不对死等等。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封闭场所，在民众的监督不能进入，阳光无法照入的地方，还有多少“创意”在等着我们，周而复始的公权撒谎，离奇死层出不穷，千死万死，为何制度不死？

劳教所是另一个世界，要不然以《肖申克救赎》为代表的监狱电影也不会被赋予如此高的人性意义。不得不提的是，电影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进入那里之后，一定要想法活着出来，否则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定义死因的。毕竟，像肖申克那样通过讨好监狱长并完成自我救赎的知识精英只是少数。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劳动教养制度赋予了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属于明显的违宪违法，再不纠正，怎么让人民相信——政府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中国是文明国家，而不是野蛮国家！而政府以违宪违法的方式处罚公民中的轻微犯法，是否得不偿失，是否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政府违宪违法，等于是污染了水源，上行下效，谁还会尊重宪法和法律呢？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社会失范和**的危机就潜伏其中，这岂不是与劳动教养制度之维护社会稳定的本来目的南辕北辙吗？ 再有，这么多血腥、恐怖的事实难道还不能够促使中央政府早日下定决心，一举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吗？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两会”上回应“钓鱼式执法”时称，“钓鱼执法问题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缘于有奖举报的制度原因，因此，问责具体的执法人员并不适当。”看来，俞正声是清醒的，他知道问题核心在于制度本身。所以，针对稀奇古怪的被羁押人的“死法”，不仅要追究那些失职的警察本身，也要尽快让产生这样“死法”的制度尽快地“死亡”。不是旧瓶装新药，而是彻彻底底的的死去，破而后立

第四篇：中国劳教制度

中国劳教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前苏联，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发动“肃反”运动中逐步引进和建立起这一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文革中，由于裁量权过大，导致很多不该被劳教的人被以“右派”名义送进劳教场所，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导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随着历史变迁，被劳教的范围不断更新和扩大，游手好闲者、违反法纪者、不务正业者、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者、以及小偷、卖淫嫖娼者、吸毒者、破坏治安者都有可能被劳教。近年来，随着基层上访人数的增多以及政府“维稳”的压力，上访人员也成为被劳教的重点对象。在唐慧事件中，一位刑事律师便表示，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维稳”的压力，永州市有关部门只能采取劳教的方式解决唐慧这个“大麻烦”。

由于在劳教裁量过程中，不断发生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过去十来年，围绕劳教制度存废一直争议不断。很多法学界人士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下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今天已不能适用，必须废除。

2010年，魏汝久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汝久在对被劳教人员及其家人、劳教所干警、驻所检察官、政府官员、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访问后，撰写了一份《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报告称，2002年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最新、最全面的法律规定。它规定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分为十类，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装。

这份报告还注意到：“特别是，各地出台了许多土政策，滥用劳教手段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劳教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其本身固有的长期关押的功能，被人为地滥用，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法治„自留地‟。”

鉴于劳教制度的诸多弊端以及在现实中的被异化，关于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一直不曾停止。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上位法，应予废止。2007年年底，洛阳“劳教人员”陈超状告当地劳动教养委员会一案再次引发社会对这一制度的争议。当年12月4日，由江平、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茅于轼等学者、律师69人联合起草并签名的司法建议书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其核心主题为“建议就„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和废止”。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出台新法的方式废止这一制度。按照改革思路，中国曾把《违法行

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媒体称因受到公安部门的阻力，此后一直搁置。2010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宣布2010年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直到今天，该法仍悬而未决，各地仍旧沿用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不能废止或者难以废止和改革的深层原因可能还在于：一是：60年实践证明，劳教制度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二是，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维稳压力大，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代替劳教制度的保障工具。

不管是废除、改革还是保留，我们不禁也要进一步思考，这些真的能够保证解决现阶段劳教所带来问题吗？我们知道，法律是刚性的，不是万能的，在制定法律和良好的执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劳教制度只是一种规则设计，应该说，如何在保证违法人员得到惩戒、教育的同时又兼顾到人权、防止权力，法律被滥用等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

据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

第五篇：劳教废止制度

一、什么是劳教制度？

二、相关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从1951年到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逮捕、拘留了几百万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当数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轻微不够判刑，或由于时间短一时查不清问题的人，继续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

紧接着，1955年至1956年，在全国党、政、军、群、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又有几十万人走进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数人只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被关起来的，很难判刑。怎么处置这些关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人，成了一个大问题。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内部肃反文件时，明确规定：对这次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为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立功而应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去又会增加失业的，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给与一定的工资。劳动教养的对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了经过1957年8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为了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

三、唐慧案件劳动教养弊端分析

1、劳动教养缺乏法律依据

(1)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立法法》第8条第五款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没有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

(2)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也不符。《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规定。”第10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64条第二款规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订完毕。”由此可见，作为行政法规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劳动教养”这样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不但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与规定矛盾和冲突，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处于缺乏法律依据的状态。

(3)劳动教养制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上违背。1998年，中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此处的法律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2、劳动教养成滥用权力的“温室”

依据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决定只需经过公安局有关科室的批准，不需经过任何形式的取证、控辩、一审、二审等程序。这样，司法机关就无权对决定劳动教养对象的决定过程进行合法的控制和监督，而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甚至连申辩的渠道都没有。这就必然会导致公安机关滥用这一权力的现象发生，成为公安等机关滥用劳教职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打开了方面之门。

(1)将刑事诉讼案件作劳教处理。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前两年中央对超期羁押进行清查，许多地方就将证据缺乏和证据不足的案件以劳教处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劳教进行创收。有的办案单位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创收指标，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以劳教相威胁，对卖淫、嫖娼、赌博、吸毒等处以高额罚款。而被罚者往往因为畏于劳教的严厉，只能忍气吞声。

(3)利用“劳教”打击报复上访和维权人员。劳动教养无需经过法律程序，就可剥夺一个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还长。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未根本好转、法制和监督环境还未完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这个制度确实有可能成为某些腐败分子、贪赃枉法者打击和迫害群众的工具。

3、劳动教养的性质被扭曲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其适用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人。然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和对被劳教人员人身自由的剥夺程度却相当于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档处罚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开放性刑罚，在居住地执行，期限最短3个月，最长2年;第二档刑事处罚是拘役。是剥夺自由的，就近执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个月，最长6个月;第三档刑事处罚是有期徒刑，最低6个月，最长15年，但可以处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总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还有缓刑的机会，被劳动教养的期限起点1年，高可达4年，被劳教者一般在戒备森严的劳教所执行，节假日照常进行。于是人们都把劳教和劳改混为一谈，都称之为坐牢。久而久之，国家机关也将劳教与劳改一视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1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逃跑的，延长劳动教养期限，劳教人员解除劳教后三年内犯罪，逃跑后五年内犯罪的，从重处罚，并且注销本人城市户口，期满后除确实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场就业，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节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重新劳动教养或者延长劳动教养期限。第三条规定：劳教人员、劳改罪犯对检举人、被害人和有关的司法工作人员以及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干部、群众行凶报复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罚。显然，劳教人员与劳改犯是等同的。

从犯被处劳动教养三年，主犯在外面，从犯在里面。难怪有的劳教人员刚进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捏造犯罪行为。因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为至多被判有期徒刑一、二年，而且极有可能缓刑。这使劳教与劳改颠倒了。

4、劳动教养程序缺乏监督

按照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设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兼职组成，负责劳教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要负责审查批准劳教，提前解除劳教和延长劳教期限。但实践中，这个管委会形同虚设，劳教的审批机关是公安机关，不服劳教决定申请复议的复议机关是上级公安机关。不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决定劳教，县公安局也可以决定劳教，派出所也可以决定劳教，连派出所所长也可以决定劳教。

一个人有轻微违法，要劳教三年可以基本上无程序可言。但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则难上加难，公安机关要立案、侦查、报捕、移送起诉，已经很繁琐了，检察机关还要批捕、起诉，法院还要开庭审判，审判时，还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讼技的律师横挑鼻子，竖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几份主要证据不能采信，则此人会无罪释放。在此，从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经过三堂会审，加律师辩护，还极有可能成漏网之鱼，检察院可以不批捕，不起诉。法院可以判无罪，可以定罪免处，还可判缓刑。相比之下，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人定劳教三年。

四、废除劳教的意义：其一，维护法律权威，为推进法治中国提供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劳教制度用行政命令来剥夺人身自由，与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符。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废除劳教制度无疑维护了宪法的权威。

其二，避免侵犯公民权利事件的发生。除了侵犯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以外，劳动教养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废除这一制度对于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意义不容忽视。

其三，有利于履行国际义务，提升国家形象。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显然，废除劳动教养制度明显与上述人身自由权原则相适应的，也有助于提升国家形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废止劳教制度，无疑是“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其中，法治政府建设尤为关键，因为只有政府部门带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才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中央全会正式做出了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进步，这就意味着，中国将来不会有行政权来决定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必须经过司法审判、法庭抗辩、律师辩护、法庭合议，由法院来决定一个人该不该被剥夺自由，这个是对中国保障基本人权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改变了五十多年来有一块是由行政权来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确保对每个人人生权利的保护。同时取消劳教之后也会带来社会管理上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健全轻罪的追究方式，健全社区矫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