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

第一篇：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

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

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规定，对当时的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

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所以，一般公众以及官方的标准说法，都是中国的劳教制度始于1957年。2007年，全国公安和政法系统搞了劳教制度诞生50周年的庆祝活动。

上述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反右高潮中出台。劳动教养成为当时解决右派分子的重要方式。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约有48万多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单位的是极少数。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依据该《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年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劳教人员被转移到监狱、劳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这期间，牛棚是右派分子的劳教所的别称。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说法，并不存在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但也不为官方所否定。被关入牛棚的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并被强制劳动。

文革结束，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废除劳教制度的意见，主要在学术界，没形成大众舆论。1979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第二个法律文件。《补充规定》确立了劳动教养委员会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的工作。规定还确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延长一年。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继续办好劳动教养》。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将劳教人员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并规定了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等六种劳教人员。于是，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启用。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今天，各地劳教委签发的劳教决定通知书，引用的仍然是这些文件。

第二篇：中国劳教制度

中国劳教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前苏联，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发动“肃反”运动中逐步引进和建立起这一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文革中，由于裁量权过大，导致很多不该被劳教的人被以“右派”名义送进劳教场所，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导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随着历史变迁，被劳教的范围不断更新和扩大，游手好闲者、违反法纪者、不务正业者、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者、以及小偷、卖淫嫖娼者、吸毒者、破坏治安者都有可能被劳教。近年来，随着基层上访人数的增多以及政府“维稳”的压力，上访人员也成为被劳教的重点对象。在唐慧事件中，一位刑事律师便表示，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维稳”的压力，永州市有关部门只能采取劳教的方式解决唐慧这个“大麻烦”。

由于在劳教裁量过程中，不断发生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过去十来年，围绕劳教制度存废一直争议不断。很多法学界人士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下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今天已不能适用，必须废除。

2010年，魏汝久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汝久在对被劳教人员及其家人、劳教所干警、驻所检察官、政府官员、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访问后，撰写了一份《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报告称，2002年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最新、最全面的法律规定。它规定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分为十类，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装。

这份报告还注意到：“特别是，各地出台了许多土政策，滥用劳教手段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劳教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其本身固有的长期关押的功能，被人为地滥用，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法治„自留地‟。”

鉴于劳教制度的诸多弊端以及在现实中的被异化，关于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一直不曾停止。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上位法，应予废止。2007年年底，洛阳“劳教人员”陈超状告当地劳动教养委员会一案再次引发社会对这一制度的争议。当年12月4日，由江平、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茅于轼等学者、律师69人联合起草并签名的司法建议书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其核心主题为“建议就„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和废止”。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出台新法的方式废止这一制度。按照改革思路，中国曾把《违法行

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媒体称因受到公安部门的阻力，此后一直搁置。2010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宣布2010年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直到今天，该法仍悬而未决，各地仍旧沿用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不能废止或者难以废止和改革的深层原因可能还在于：一是：60年实践证明，劳教制度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二是，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维稳压力大，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代替劳教制度的保障工具。

不管是废除、改革还是保留，我们不禁也要进一步思考，这些真的能够保证解决现阶段劳教所带来问题吗？我们知道，法律是刚性的，不是万能的，在制定法律和良好的执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劳教制度只是一种规则设计，应该说，如何在保证违法人员得到惩戒、教育的同时又兼顾到人权、防止权力，法律被滥用等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

据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

第三篇：历朝行政制度演变历程

历朝行政制度演变历程

战国时期初步形成：法家代表韩非子提出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主张；商鞅变法建立县制，初步确立了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

秦朝正式建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正式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最高统治者称皇帝，总揽全国军政大权；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地方实行郡县制。

西汉巩固：汉武帝解决了王国问题，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

隋唐完善：创立科举制，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扩大了统治基础，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北宋加强：北宋初年，“杯酒释兵权”解决兵权的问题；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和军权收归中央。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

元朝新发展：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对辽阔疆域的管辖，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行省制度。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

明清达到顶峰（衰落）：明朝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清朝沿用明制，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顶峰。

第四篇：中国劳教制度

中国劳教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前苏联，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发动“肃反”运动中逐步引进和建立起这一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文革中，由于裁量权过大，导致很多不该被劳教的人被以“右派”名义送进劳教场所，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导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随着历史变迁，被劳教的范围不断更新和扩大，游手好闲者、违反法纪者、不务正业者、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者、以及小偷、卖淫嫖娼者、吸毒者、破坏治安者都有可能被劳教。近年来，随着基层上访人数的增多以及政府“维稳”的压力，上访人员也成为被劳教的重点对象。在唐慧事件中，一位刑事律师便表示，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维稳”的压力，永州市有关部门只能采取劳教的方式解决唐慧这个“大麻烦”。

由于在劳教裁量过程中，不断发生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过去十来年，围绕劳教制度存废一直争议不断。很多法学界人士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下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今天已不能适用，必须废除。

2010年，魏汝久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汝久在对被劳教人员及其家人、劳教所干警、驻所检察官、政府官员、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访问后，撰写了一份《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报告称，2002年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最新、最全面的法律规定。它规定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分为十类，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装。

这份报告还注意到：“特别是，各地出台了许多土政策，滥用劳教手段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劳教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其本身固有的长期关押的功能，被人为地滥用，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法治„自留地‟。”

鉴于劳教制度的诸多弊端以及在现实中的被异化，关于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一直不曾停止。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上位法，应予废止。2007年年底，洛阳“劳教人员”陈超状告当地劳动教养委员会一案再次引发社会对这一制度的争议。当年12月4日，由江平、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茅于轼等学者、律师69人联合起草并签名的司法建议书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其核心主题为“建议就„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和废止”。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出台新法的方式废止这一制度。按照改革思路，中国曾把《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媒体称因受到公安部门的阻力，此后一直搁置。2010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宣布2010年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直到今天，该法仍悬而未决，各地仍旧沿用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不能废止或者难以废止和改革的深层原因可能还在于：一是：60年实践证明，劳教制度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二是，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维稳压力大，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代替劳教制度的保障工具。

不管是废除、改革还是保留，我们不禁也要进一步思考，这些真的能够保证解决现阶段劳教所带来问题吗？我们知道，法律是刚性的，不是万能的，在制定法律和良好的执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劳教制度只是一种规则设计，应该说，如何在保证违法人员得到惩戒、教育的同时又兼顾到人权、防止权力，法律被滥用等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

据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

第五篇：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历程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演变历程

1、农村合作医疗的产生：1959年之前

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最早产生时期许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有许多各不相同的结论。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而正式提出合作医疗是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时期。当时山西、河南、河北等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力举办卫生保健站，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公益金中拿出15%——20%，每个农民每年再交少量保健费，形成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可以凭此免费就医。这种方法很快得到了一些农业生产大队的响应，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合医合防不合药”的医疗制度，卫生部以其“无病早放、有病早治、省工省钱、方便可靠”的优点肯定了农村医疗制度，并逐步在全国各地进行推广。

2、农村合作医疗的大发展：1960年——1980年

1959年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之后，农村合作医疗迅速壮大，到1960年，全国农业生产大队中，建立合作医疗的已达40%。到1978年，我国有“赤脚医生”4777469人，卫生员1666107人，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而在同年的五届人大，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把合作医疗列了进去。1979年12月15日，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医药总局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下发通知，发布《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对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规范。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1980年，全国农村约有90%的行政村（生产大队）试行了合作医疗。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村合作医疗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有了如此迅速的发展并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呢？我们小组组员在查阅相关资料后，认为合作医疗的大发展，来自以下几个原因：1）集体经济保证了农村合作医疗的经济来源；2）运行成本低；3）医疗需求基本一致。

3、农村合作医疗的衰退：1981年——1992年

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合作医疗制度及整个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集体经济在多数农村已经名存实亡，合作医疗逐渐衰落。1985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猛减至5%。1989年，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占全国的4.8%。

为什么在我国曾经辉煌一时的农村合作制度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走向了低谷呢？我们小组组员在查阅了资料并经过了多次讨论之后，得出了以下结论：1）集体经济的瓦解；2）对合作医疗的错误认识；3）医务人员的减少和流失；4）农村各级卫生机构的市场化

4、农村合作医疗的恢复：1993年——2002年

1993年，中共中央做出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决定。1994年，全国7个省147个县开展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及跟踪研究工作。之后的几年中，中央再次颁布多项决定来支持农村合作医疗的恢复。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努力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据1998年“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统计，到1997年底，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了一定得恢复，全国农村居民中得到某种程度医疗保障的人口只有12.56%，其中合作医疗的比重从80年代末的5%提高到了9.6%，而在1997年——所谓的医疗制度的高潮时期，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也仅占全国行政村的17%。在1997年之后，农村收入增长缓慢，依靠“自愿”参加的合作医疗又陷于停顿甚至有所下降的低迷阶段。

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2003年至今

2002年10月19日，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自此，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再次成为我国建立新型农作的工作重点，截至2005年9月30日，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的县到达671个，覆盖农业人口2.33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26.30%，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1.77亿，占全国农业人口的19.94%，参合率为75.79%。2006、2007年还要将试点覆盖面分别扩大到40%、60%左右，到2008年，要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覆盖全国农民的目标。可是，据卫生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覆盖率仅为80%左右。其发展速度与预期尚有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