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教制度（推荐阅读）

第一篇：中国劳教制度

中国劳教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前苏联，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发动“肃反”运动中逐步引进和建立起这一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文革中，由于裁量权过大，导致很多不该被劳教的人被以“右派”名义送进劳教场所，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导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随着历史变迁，被劳教的范围不断更新和扩大，游手好闲者、违反法纪者、不务正业者、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者、以及小偷、卖淫嫖娼者、吸毒者、破坏治安者都有可能被劳教。近年来，随着基层上访人数的增多以及政府“维稳”的压力，上访人员也成为被劳教的重点对象。在唐慧事件中，一位刑事律师便表示，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维稳”的压力，永州市有关部门只能采取劳教的方式解决唐慧这个“大麻烦”。

由于在劳教裁量过程中，不断发生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过去十来年，围绕劳教制度存废一直争议不断。很多法学界人士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下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今天已不能适用，必须废除。

2010年，魏汝久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汝久在对被劳教人员及其家人、劳教所干警、驻所检察官、政府官员、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访问后，撰写了一份《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报告称，2002年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最新、最全面的法律规定。它规定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分为十类，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装。

这份报告还注意到：“特别是，各地出台了许多土政策，滥用劳教手段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劳教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其本身固有的长期关押的功能，被人为地滥用，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法治„自留地‟。”

鉴于劳教制度的诸多弊端以及在现实中的被异化，关于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一直不曾停止。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上位法，应予废止。2007年年底，洛阳“劳教人员”陈超状告当地劳动教养委员会一案再次引发社会对这一制度的争议。当年12月4日，由江平、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茅于轼等学者、律师69人联合起草并签名的司法建议书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其核心主题为“建议就„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和废止”。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出台新法的方式废止这一制度。按照改革思路，中国曾把《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媒体称因受到公安部门的阻力，此后一直搁置。2010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宣布2010年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直到今天，该法仍悬而未决，各地仍旧沿用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不能废止或者难以废止和改革的深层原因可能还在于：一是：60年实践证明，劳教制度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二是，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维稳压力大，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代替劳教制度的保障工具。

不管是废除、改革还是保留，我们不禁也要进一步思考，这些真的能够保证解决现阶段劳教所带来问题吗？我们知道，法律是刚性的，不是万能的，在制定法律和良好的执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劳教制度只是一种规则设计，应该说，如何在保证违法人员得到惩戒、教育的同时又兼顾到人权、防止权力，法律被滥用等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

据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

第二篇：中国劳教制度

中国劳教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前苏联，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发动“肃反”运动中逐步引进和建立起这一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文革中，由于裁量权过大，导致很多不该被劳教的人被以“右派”名义送进劳教场所，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导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随着历史变迁，被劳教的范围不断更新和扩大，游手好闲者、违反法纪者、不务正业者、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者、以及小偷、卖淫嫖娼者、吸毒者、破坏治安者都有可能被劳教。近年来，随着基层上访人数的增多以及政府“维稳”的压力，上访人员也成为被劳教的重点对象。在唐慧事件中，一位刑事律师便表示，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维稳”的压力，永州市有关部门只能采取劳教的方式解决唐慧这个“大麻烦”。

由于在劳教裁量过程中，不断发生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过去十来年，围绕劳教制度存废一直争议不断。很多法学界人士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下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今天已不能适用，必须废除。

2010年，魏汝久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汝久在对被劳教人员及其家人、劳教所干警、驻所检察官、政府官员、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访问后，撰写了一份《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报告称，2002年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最新、最全面的法律规定。它规定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分为十类，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装。

这份报告还注意到：“特别是，各地出台了许多土政策，滥用劳教手段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劳教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其本身固有的长期关押的功能，被人为地滥用，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法治„自留地‟。”

鉴于劳教制度的诸多弊端以及在现实中的被异化，关于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一直不曾停止。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上位法，应予废止。2007年年底，洛阳“劳教人员”陈超状告当地劳动教养委员会一案再次引发社会对这一制度的争议。当年12月4日，由江平、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茅于轼等学者、律师69人联合起草并签名的司法建议书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其核心主题为“建议就„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和废止”。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出台新法的方式废止这一制度。按照改革思路，中国曾把《违法行

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媒体称因受到公安部门的阻力，此后一直搁置。2010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宣布2010年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直到今天，该法仍悬而未决，各地仍旧沿用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不能废止或者难以废止和改革的深层原因可能还在于：一是：60年实践证明，劳教制度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二是，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维稳压力大，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代替劳教制度的保障工具。

不管是废除、改革还是保留，我们不禁也要进一步思考，这些真的能够保证解决现阶段劳教所带来问题吗？我们知道，法律是刚性的，不是万能的，在制定法律和良好的执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劳教制度只是一种规则设计，应该说，如何在保证违法人员得到惩戒、教育的同时又兼顾到人权、防止权力，法律被滥用等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

据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

第三篇：劳教制度

劳教所死法千百种，制度为何不死政发学院09公管090107003付媛

摘要: 劳动教养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至今已走过了近五十年的风雨历程。本文通过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与弊端进行阐述，结合现状事实浅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现实意义及必要性。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人员，民主监督，法治，人权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萌芽、发展到成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解放初期至1956年

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初始建立的时期，政府着重改造社会“渣滓”和旧社会妇女，被收容的对象大都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散兵游勇、乞丐、灾难民以及小偷、妓女和贩毒或吸毒者及惯偷和诈骗者。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暗娼，成为当时转化妓女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政策。以1951年11月到1958年的上海为例，7513名妓女和街头暗娼先后接受了教育改造，她们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旧上海的娼妓制度被铲除。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

1956年，党中央清查出暗藏在企事业单位中的反革命分子10800多名，对其中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留用的人员处理成了难题——放到社会上会增加失业人口；继续留用又有风险。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于是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场所，进行改造教育，由国家发给一定工资。此阶段的劳动教养对象是根据政治需要，确定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劳教。

1956年，党中央专门就劳动教养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立即筹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机构，此后，各省市陆续建立了劳动教养机构，办起了劳动教养。

第三阶段：1957年至今

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正式成立。当时的法制环境是国家没有出台《刑法》，因此刑事政策上需要一个对应性的措施；劳动教养对象单一，仍主要限于内部肃反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只有轻罪不够判刑的其他坏分子。1979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转发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之后的1991年到1993年，司法部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劳动教养管理、教育工作的专门性规章。劳动教养职能由安置就业向强化处罚转变。此后，立法又将强制戒毒后的复吸人员、卖淫人员等归为劳动教养的对象。

正文：

不可否认,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了54年，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已走完它的生命历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予以废除。当一个制度本身及行使过程中都存在着巨大问题时,那么这个制度就像是一个内外皆腐的野兽,必死无疑.所以,劳动教养制度必废无疑。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违宪违法的查当今各国宪法，凡涉及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皆应由宪法、法律规定，中国宪法也不例外，现行宪法并未授予除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其他任何机构有制定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规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实际上常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3年之久，明显与现行宪法相抵触。

教养制度对被教养人员的执行方式以限制其人身自由作为核心，而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

法律的概念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出自于国务院，其效力相比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要低，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这一点，使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生效之日起，突然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

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使劳动教养制度损害了法制的严肃性，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失去人身自由的时间，甚至会长于因犯罪被法院判处实刑的犯罪分子，违反了惩罚理论中的刑罚与罪行相适应的原则，这会造成“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给人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此外，劳动教养本身的制度弊端，也让人诟病不已。

一方面，是劳动教养决定的归属权不定。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但在很多地方的实践中，公安机关既是劳动教养审批机关，又是劳动教养的复查机关，这种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的规则，缺乏应有的监督，他们作出怎样的决定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安人员个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因此，这种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审判质量，更容易损害到劳动教养人员的基本权益。

另一方面，是劳动教养过程中公权的滥用与渎职。公安机关在劳动教养上拥有过大的权力，使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少数执法机关及人员利用劳动劳教耍特权、徇私枉法，搞违法创收等现象常发生。有些案件有罪的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就干脆不移送检察机关，而送去劳动教养；还有的案件，检察机关已经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就应当立即释放，但公安机关有时不但不放人，反而送去劳动教养！这使得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极少数执法枉法人员甚至公开宣称，在劳动教养上，比检察长、法院院长权还大，一人说了算。

再次，从人性道德角度而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也势在必行。

劳动教养人员的来源，一般都是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还有些劳教的理由更让人唏嘘不已。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如“拣了你的手机，还不请我吃一顿？”而被劳教。

冤屈上访、与“领导”不和、举报腐败、无辜牵连、不明不白地错误被抓、判刑无证据又不愿放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或因素，许多人被劳教，致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当代中国，此种人间悲剧不应当继续上演了。

理论说得天花乱坠也总有点纸上谈兵之感。那么，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又能否唤醒一点为政者对良知的拷问呢？

在陕西劳教所，劳教人员惠晓东被打死。

在辽宁葫芦岛市劳教所，劳教人员张斌被人折磨、殴打致死。鲁北在《劳动教养还要试行多久》一文中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情况：有一名劳教人员病得很厉害，几天没有吃饭了，两只脚肿肿的，大、小便都是在床上，不时从嘴里发出救命的微弱呼声。但干警仍说他是装病，有一天，当其它劳教人员向干警报告他不行了，医生来到他床前，号脉后却说：没事，心跳正常。转身就出来了，也许房间的气味使他受不了。我问他怎幺样？他说，没事，装病。没过十分钟，这位劳教人员就停止了心跳。

2010年4月13日，网帖《触目惊心！唐山某劳教所在押人员“骷髅死”》称一名叫董雄波的男子4月9日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离奇死

亡，死亡时“跟骷髅一样”，身高1.8米的他体重仅35公斤。这一最新的死法被网民称为“骷髅死”。

这事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同样发生在劳教所，另一种死法之谜还没有解开----冲凉死。即2008年3月，气温很低的情况下，学员穆大民在开封市劳教所被强行冲冷水，导致脑血管破裂，在送往医院后死亡。事发两年来，外界对此事一直不知情。如今，当地有关部门称也正在进行调查。

另外，还有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鞋带自缢死，摔跤死，做梦死，递纸死，妊娠死，洗脸死，激动死，喝水死，睡梦死，发狂死，睡觉死，摔床死，睡姿不对死等等。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封闭场所，在民众的监督不能进入，阳光无法照入的地方，还有多少“创意”在等着我们，周而复始的公权撒谎，离奇死层出不穷，千死万死，为何制度不死？

劳教所是另一个世界，要不然以《肖申克救赎》为代表的监狱电影也不会被赋予如此高的人性意义。不得不提的是，电影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进入那里之后，一定要想法活着出来，否则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定义死因的。毕竟，像肖申克那样通过讨好监狱长并完成自我救赎的知识精英只是少数。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劳动教养制度赋予了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属于明显的违宪违法，再不纠正，怎么让人民相信——政府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中国是文明国家，而不是野蛮国家！而政府以违宪违法的方式处罚公民中的轻微犯法，是否得不偿失，是否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政府违宪违法，等于是污染了水源，上行下效，谁还会尊重宪法和法律呢？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社会失范和**的危机就潜伏其中，这岂不是与劳动教养制度之维护社会稳定的本来目的南辕北辙吗？ 再有，这么多血腥、恐怖的事实难道还不能够促使中央政府早日下定决心，一举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吗？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两会”上回应“钓鱼式执法”时称，“钓鱼执法问题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缘于有奖举报的制度原因，因此，问责具体的执法人员并不适当。”看来，俞正声是清醒的，他知道问题核心在于制度本身。所以，针对稀奇古怪的被羁押人的“死法”，不仅要追究那些失职的警察本身，也要尽快让产生这样“死法”的制度尽快地“死亡”。不是旧瓶装新药，而是彻彻底底的的死去，破而后立

第四篇：中国劳教制度的前世今生

中国劳教制度的前世今生

导言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进，但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是一种不经审判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近年来，“上访妈妈”唐慧事件、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言获罪被劳教事件等，再次将劳教制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社会舆论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关联着劳教制度和信访制度的“唐慧案”一审已经落幕，不管唐慧是否选择上诉，有关制度的追问都将继续下去。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

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规定，对当时的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

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所以，一般公众以及官方的标准说法，都是中国的劳教制度始于1957年。2007年，全国公安和政法系统搞了劳教制度诞生50周年的庆祝活动。

上述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反右高潮中出台。劳动教养成为当时解决右派分子的重要方式。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约有48万多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单位的是极少数。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依据该《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年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劳教人员被转移到监狱、劳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这期间，“牛棚”是右派分子的劳教所的别称。“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说法，并不存在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但也不为官方所否定。被关入“牛棚”的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并被强制劳动。

“文革”结束，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废除劳教制度”的意见，主要在学术界，没形成大众舆论。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继续办好劳动教养》。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于是，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启用。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今天，各地劳教委签发的劳教决定通知书，引用的仍然是这些文件。20世纪末期开始，劳教制度除了适应国家政治和社会治安，渐渐产生一种“地方化”的倾向。目前，各地劳教所的被劳教人员，多数仍然是“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卖淫嫖娼”等治安事件的事主，但是反对和举报地方领导，为个人利益维权上访，以及其他种种因地方领导的“个性化”而产生的劳教事件，也不会其例。同时，随着整个社会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劳教人员的劳动产品越来越显示其经济效益，这也影响着劳教局势的走向。

近年来，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劳教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抨击。因为劳教本身是法律判决以外的，由公安部门自行决定的处罚（虽然劳教处罚决定以当地政府劳教委的名义发出，但劳教委其实是公安内部的另一块牌子），使得劳教制度完全失去辩护。《国际人权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以及“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劳教制度直接违背这些已经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基本法律。所以，劳教制度何去何从，是已经逼到眼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据相关资料和采访调查综合整理）（南方人物周刊）

第五篇：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

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

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规定，对当时的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

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所以，一般公众以及官方的标准说法，都是中国的劳教制度始于1957年。2007年，全国公安和政法系统搞了劳教制度诞生50周年的庆祝活动。

上述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反右高潮中出台。劳动教养成为当时解决右派分子的重要方式。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约有48万多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单位的是极少数。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依据该《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年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劳教人员被转移到监狱、劳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这期间，牛棚是右派分子的劳教所的别称。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说法，并不存在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但也不为官方所否定。被关入牛棚的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并被强制劳动。

文革结束，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废除劳教制度的意见，主要在学术界，没形成大众舆论。1979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第二个法律文件。《补充规定》确立了劳动教养委员会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的工作。规定还确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延长一年。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继续办好劳动教养》。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将劳教人员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并规定了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等六种劳教人员。于是，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启用。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今天，各地劳教委签发的劳教决定通知书，引用的仍然是这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