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现行应该废除劳教制度 二辩驳论
二辩驳论：
1.劳教制度对社会起着一定的作用
今天对方辩友立论里讲，在当今时代，劳教制度依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但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作用究竟是不是正面的作用，有没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对方辩友提到的作用，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法律来替代。独立于《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之外的，无非是维稳式劳教的另一种说法。在过去的历史时代劳教的确发挥着作用，但是，在现在的中国，不断上访的人们被劳教了，向政府反映自身合理要求的人被劳教了，这种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和强制人们劳动的作用，难道合理吗?
2.现存的有弊端的劳教制度可以通过改革来完善到
对方辩友今天还提到，既然现存的劳教制度有弊端，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改革的手段来进一步的完善它。可是，我们要完善一项社会制度，是因为他有存在的必要。对于一项本身就违宪、不合法的制度，我们要不要再投入人力和资金来改革完善它？当然不要。既然越来越完善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覆盖劳教制度的作用范围，而且也可以通过学习国外的相关处理办法（安保处分等特殊处理办法）来维护社会的治安和稳定，我们完全就无需再让劳教制度——这一独立于刑罚和行政处罚的所谓的轻罪制度存在，甚至改革了。
3.废除的难度太大，不如改革，将坏事变为好事
第二篇：废除劳教制度之我见
废除劳教制度之我见
[摘要]众所周知，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独有的，极具中国特色的一项改造教育制度，劳教制度产生于50年代的肃反，虽然从它产生以来，对于维持社会秩序，预防犯罪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完善，它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极大的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侵犯了公民权利，在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劳教制度被废除了，对于它的废除学界观点不一。
[关键词]劳教制度废除改造制度
一．劳教制度的产生和内涵
劳教制度是中国所特有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教育改造制度。据资料记载，劳教制度产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肃反运动，最早关于劳教的法律是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设置劳教制度的目的是想把一些游手好闲、违纪乱法与不务正业的但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可以自食其力的人，这样能够保证公共秩序的维护与社会主义的建设。
根据传统的刑法学教科书，它是指“对有违法行为或轻微犯罪行为但不够刑事处罚的人，依法收容于劳动教养场所，实施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行政处罚措施及其相关制度。”
劳教制度的内涵是劳动、教育、培养相结合的制度，简称“劳教”,党中央1955年《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规定：对在肃反运动中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破坏分子，除判处死刑的和因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为立功而继续留用的，其余进行劳教。其基本方针是“灌输、感化、挽救”，性质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强制性教育改造，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社会主义人文关怀的制度。
我国规定的劳教兼备了劳动、教育、培养三个特点，共同构建了劳教制度。第一，劳动方面。对劳教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在劳动场所的被教养人员，也会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
第二，教育方面。要对被教养人员采用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帮助他们建立爱国守法和劳动光荣的观念。
第三，培养方面。对被教养人员，让他们在参加劳动的过程中，学习生产技术，使他们成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
二．劳教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在文章里我们说废止是很容易的，可在废止劳教制度后，在我国现有的社会治安形势下，原先劳教制度适用适用的那一部分人员该怎么处理？以下几个因素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一，我国受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国传统的治国理政经验“缩小（刑罚）打击面”（法不责众），减少犯罪数，尽可能使国民免留“罪犯”的污名劣迹，减轻心理压力，利于个人自由发展。其二，只要还存在有大量的“刑法边缘行为”的存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我国现行刑法因其属于结果本位的价值取向，使其具有结构性缺损，导致劳动教养对象成为法律的不管地带，而劳动教养正是通过行为侧重反映行为人的劣根性，从而“注重结行为人的教养处遇，这恰好弥补了刑法的结构性缺损，劳教与刑法形成了功能的互补格局，其存在的价值恰恰于此”。其三，立即废除劳教制度将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劳教制度自我国存在了五十多年，其实践作用和社会功效是不容忽视的。如果立即废止劳教制度而没有相应的替代措施肯定会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停止实施劳教制度持否定说学者认为，尽管停止实施劳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就目前形式看来不太乐观，他们有一下几点理由。
1.停止了实施劳教，对某些违法行为不能及时治理。一下子停止实施劳教，必定会使社会上许多闲杂游手好闲之人数量增多，他们有劳动力却好逸恶劳，又没有良好制度来约束，很容易让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假设小偷盗窃了不超过盗窃罪规定最低标准的财物，如何对其处罚呢？不能以盗窃罪论处，因为他根本没有达到构成盗窃罪的最低标准。能否对其进行行政处罚？若小偷没有任何钱财，就不能对其财产处罚，或将其拘留十五日，他就能改变这种盗窃吗？如果财产了劳教制度，这些问题就将成为现实，那时候我们又将如何处理？
对停止实施劳教持否定态度的学者看来，停止了不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对某些违法行为不能及时制止。
2.停止了实施劳教，不利于司法资源节约。停止实施劳教，本来简单的行为通过劳教解决的，却要到法庭进行辩论，很大程度上制造了司法资源浪费，也让公安机关对新的停止使用劳教的做法不太适应了。在十八大之后，国家提倡加快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对停止了劳教的做法，必定会使法院加大审查力度的负担和公安机关执行力度。
三．劳教制度的不合法性分析
2012年广州代某在白云区均禾街平沙村张贴关于车牌、证照的广告，被当地保安员当场发现，并且在其住所内检获一把武士开山刀（经鉴定为管制刀具）、17件自制开锁工具、一件套筒工具、三块车牌、一箱广告小贴纸，办案民警遂将其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调查。当日，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以涉嫌盗窃为由，将代某刑事拘留，送白云区看守所羁押。7月19日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代某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依照《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代某劳动教养一年。
因张贴小广告就被判劳教一年？其实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按这个逻辑来讲，那么多人贴小广告，那还都得去被劳动教育吗？如果说不是，那凭什么代某要去被劳教，这个问题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到底是谁的问题？其实答案已经显而易见，这不是单单一个原因造成的，是多个因素综合影响的。关于劳教制度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罗尔斯曾经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是不正义的，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所以我认为，劳教制度应该废除，因为它是不正义的。
1.劳教制度与“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相违背。我国《刑法》第3条将其概括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出刑。”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刑事责任相适应”。
不法人员所受的处罚应该与其所犯罪行的类型以及所犯罪行的大小来决定。罪行比较严重要受到形式处罚，罪行比较轻微，要受到轻微罪行的处罚，总之就是犯罪人员所承担的责任要与其所犯的错误相一致。但是劳教制度对公民的人身自由的剥夺和限制最长能够达到4年，这已经能够相当于刑事处罚的程度了，但是在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一个人所犯的错误与所要承担的责任并不相符，甚至被剥夺限制自由的时间甚至比收到刑罚处罚的罪行更严重，这显然就违背了罪行相适应的原则。
2.劳教制度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的范围内对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其中法律是狭义的法律，是通过民意产生的法律，那这样来讲，那么有关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而有关劳教制度的形成过程，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讲过，它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最早关于劳教的法律是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将强制劳动与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其中关于劳教制度的一些规定，并不在“法”的范围之中。
3.劳动教养制度违背了正当程序原则。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人未经公开的司法听审，不得被剥夺权利和自由。劳教制度中的结果决定没有相关的法律程序加以制约，更没有合法的机关对其案件进行庭审，所以是不合理的。劳教委员会也只是一个行政机关，它存在于公安机关之中，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真正行使劳教审批权的还是公安机关。在我国劳教制度事实上已经是第三种独立的制裁体系，它已经不受其他法律体系变化的影响。
四．展望未来
尽管劳教制度已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被废止了，但是这并不完全意味着是中国法制的胜利，中国的法制建设还有一条很长的道路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时至今日，《违法行为矫治法》仍未颁布，违法矫正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来，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陆续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在十五大首次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其后又进一步提出“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让我们对中国的法
制建设多一些耐心，相信自己的国家一定会更加美好！
王靖
912115040138
第三篇：论劳教废除之后的制度选择（范文模版）
论劳教废除之后的制度选择
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长期以来都是一项饱受争议的制度。它产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完善成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在受到争议与诟病的同时，也在很长时期中在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贡献。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提出废除劳教制度，健全和完善社区矫正制度。这一决议为中国法制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劳教制度的困境
劳教制度被认为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实体上不公正，违反宪法。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劳教人员尚未构成犯罪，但对其惩罚力度与刑事罪犯等同。所以使得劳动教养以教养之名进行对不够成刑事犯罪的人进行刑罚，严重践踏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违背了法治精神。
二是程序上的不公正。由于劳教制度属于行政处罚，并没有进入正常的司法程序中，所以劳教的实施者公安机关就处于一种不受制约的状态，公安机关不仅可以对案件进行任意裁判，同时充当了调查者和控诉者两个角色于一身，这样一来，行政权代替了法制，就如2013年1月9日新华网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劳教制度甚至成为某些地方政府官员滥用的‘维稳’工具之一。”
三是劳教对象模糊不清。不仅在规定中，适用对象涵盖面广，同时公安部又对适用范围进行扩大和随意解释。在实践中，劳教机关对劳教权的随意使用，对现行劳教决定涉及不到的人员进行劳教，使得前些年出现了“错用”和“滥用”劳教制度现象，如唐慧案，任建宇案都是如此。
总之，劳教制度缺乏合法性基础，社会认同度差，废除它已经是情理之中的事。在2013年12月28日闭幕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但正如有学者指出，“彻底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而不构建新制度将顾此失彼，引发新的问题”。后劳教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是否有合适的制度设计来替代劳教制度，已经成为了法学界乃至社会大众所热议的问题。
二、劳教制度废除后可能出现的问题
劳教制度虽然已经废除，但劳教废除后的遗留问题应该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关注。
1.劳教废止后的社会治理问题
按照制度设计的初衷，劳教的对象主要是有轻微违法行为，但又不够刑事处分的人，后来由于在实践中劳教制度适用范围被扩大，比如增加了对赌博、吸毒、嫖娼的人进行劳动教养，后来很多地方在使用劳教手段上偏向行政化，比如唐慧和任建宇等被错误劳教的对象。但是面对一些够不上刑事犯罪，同时《治安管理处罚法》又不涉及的行为该如何规制，也成为了一个问题。所以后劳教时代，我们要思考相关实体法律的改革，同时在程序上要找到一种比劳教制度矫治功能更好的替代方案。
2.被解散的劳教人员问题
之前被劳教的人员被解散，这些人的行为上或多或上都是存在问题的，但也不乏被错误劳教的。他们回到社会后面临着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同时被错误劳教的人，随着劳教制度的废除以及劳教委被撤销，他们在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时，将可能找不到行政复议或者诉讼的对象。
3.轻罪可能被滥用的问题
劳教废除后，分流作为一种普遍的观点被不断提出，即可以将以前劳教规制的行为分别划归到《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所规定的轻罪中，那么今后凡是构成轻罪的都可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就容易引起社会恐慌，造成刑法滥用。这样不仅使行政违法变成了犯罪，扩大了犯罪的打击面，所以分流时应该首先考虑行政处罚法再考虑刑法。
三、后劳教时代的制度选择
劳教制度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而当人们在欢呼劳教制度废除的同时，制度上如何处理“后劳教时代”的遗留问题呢。废除劳教制度是大势所趋，但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劳教废除之后，必须有其他替代措施来填补这一制度的空白，而且需要通过正当程序和执法体系来建立新的制度架构，实现公共秩序和人权的共同保障。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选择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治安处罚和刑罚之间的分流及完善法规
劳教制度废止之后，理论和实务界普遍认为，仍然可以利用现有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对轻微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也就是说在治安处罚和刑罚两者中进行分流。首先，这个分流的标准是什么，有人认为可以对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评估，或者对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评价，从而进行选择。但与此同时，应该对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进行相应的完善，比如在刑法中建立重罪和轻罪的分层机制，把《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治安拘留并入《刑法》中的轻罪部分，保留目前的治安警告、治安罚款、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收缴违禁品、追缴违法财物等。另外，这样进行分流之后，法院的负担也会大大加重，西方一些国家对此类轻罪或治安案件采取了相应的简易程序。比如在美国的州法院设立了治安法庭，负责审理大量的轻罪案件。在法国，设立违警法院、轻罪法院和重罪法院；俄罗斯在司法改革中新设立了治安法院，审理法定刑期不足两年监禁的案件和其他轻微的民事和行政案件。所以说，在废除劳教制度后，我国也可以效仿以上国家建立起独立的专门法庭来处理轻微刑事犯罪和治安案件，这样不仅可以使分流落到实处，也可以提高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2、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和完善
社区矫正符合刑罚的谦抑性理念和矫正理念，刑罚的谦抑性表现在非刑罚化，以非监禁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由于其具有较低强度的监禁性和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已经被普遍采用。同时，由于社区矫正的低监禁性，很大程度上没有给被矫正对象贴上犯罪的标签，有助于其改正违反行为，促进其遵守法律，避免他们产生犯罪的心理暗示以及被社会边缘化，符合刑法的矫正理念。目前我的社区矫正法仍未出台，我国的社区矫正在2003年开始试点，于2009年在全国推广，社区矫正制度已经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同时，“两高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于2012年3月1日正式实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矫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就为社区矫正制度在原需要劳教人员身上的使用提供了基础。
我国在废除劳教制度后，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制度，能更科学合理的处理原劳教对象。首先，我们应该尽快完善立法，出台《社区矫正法》。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管制等几种情况，有学者认为应该在《社区矫正法》中增加类似“行为监督”的干预手段，把那些屡教不改的轻微违法人员也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中，以矫正他们的心理和行为。然后，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较轻的刑罚措施，它相较于明显剥夺自由的行政拘留和刑罚里的有期徒刑更加温和，所以，可以考虑纳入其他国家的社区服务刑，这样更有助于轻微违法人员的再社会化。最后，由于社区矫正执行地点在于社区，比较分散，强调对矫正对象的监督和改造，这就对社区矫正主体的专业素质提出了要求，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基本建立了党政统一领导、司法机关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的模式，那么对于他们进行专业素质的培训也是很有必要的。
有人说劳教制度的废除是问题的结束，其实不然。单纯的把原劳教对象进行分流难以避免“换汤不换药”，不能做到对原劳教对象的再社会化。我们需要建立《违法行为矫治法》和《社区矫正法》，以避免对原劳教对象的任意处置和剥夺人身自由，并且要关注原劳教对象的特殊性，对他们处置的重点在于矫正、教育和消除社会危害性。（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鲁兰.如何用社区矫正替代劳动教养[N]
[2]张昕杭.试论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完善[J].中国司法，2006（2）
[4]郭志远.劳动教养制度：法治文明的“绊脚石”[J].民主与法治，2013（3）
第四篇：国家应该延迟退休年龄二辩驳论稿
驳论稿
感谢对方辩友的精彩发言，下面我将代表我方进行驳论发言。
首先，对方辩友提到延迟退休会增加当前社会的就业压力，而这个观点的提出则是因为对方辩友认为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岗位是一一对应的。实际上，老年人经验丰富，而年轻人能力缺乏历练，二者的就业岗位并不可能直接替换。相反，老年人退休年龄的延迟，更会激励年轻人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尽管我们承认，当今中国确实存在失业问题，但我方认为，当今社会的失业问题是一种结构性失业——即失业与空位并存，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危害更大的是人力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的问题，让尚处在人力资本高峰期的劳动力退休，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负担，更是人力资源的浪费。（266）其次，对方辩友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不利于社会的公平，而我方认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之间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公平现象，但是，我们不能用这种不公平否认一个对国家未来的长远发展有利的决策提议。同时，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后期执行弹性退休计划来弥补。当前中国正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让脑力劳动者延迟退休，也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168）
再次，对方辩友认为，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无法支撑其长期工作。而我方却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促进了医疗、保健事业的快速发展。老人的平均寿命已经从建国初期的41岁提高到了2000年时的74.83岁，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已经大大改善，同时，老年人的养身、保健意识也逐渐增强，完全能够支撑其继续三至五年的工作。必须指出的是，老人的身体健康与否与我们今天的辩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身患重病以致无法工作的人群也不可能利用延迟的这几年就迅速康复。（216）
对方辩友也指出，不能用推迟退休年龄来弥补养老金的空账，这样只是用个人利益弥补国家的缺失，更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自杀之策。而我方认为，推迟退休年龄，是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下，解决养老制度的必然措施。国家的发展不是只追求单纯数据的增长，更要为祖国和人民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而若要维持现有制度不变，等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整个养老制度彻底崩溃之时，我们的父母又该由谁来养？（196）
最后，对方辩友指出，社会应该给老人足够的时间安享晚年，从而使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我方认为，安享晚年的重点在于享受的享字，我们更应看重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而不是退休时间的长短。事实上，大部分老人在退休后丧失了较高的经济来源，总是害怕自己成为儿女的累赘负担，反而更愿意继续工作。同时，有些老年人也愿意在原岗位上发光发热，奉献自己的毕生所学，推动国家的进步。对于这部分老人的意愿，我们也应该重视，这样才不会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痛惜和遗憾。（223）
综上所述，推迟退休有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我方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推迟退休年龄。
第五篇：劳教制度应该废除的七理由
劳教制度就该废的七理由
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这意味着，任何一个普通人随时可能会被莫名的劳教。
无法律依据长时间禁锢公民人身自由已与立法精神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由此规定可知，较长时间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应该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否则均应视为非法。但是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凭借公安机关或党政部门设立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到3年不等，甚至可以延期为4年，这明显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
劳教执行变成强制劳动
在劳教执行方面，劳教所由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司法部研究室主任王公义介绍说，司法部的要求很明确：劳教对象不是犯人，不能将他们当做犯人管理。应当像“医生对待病人，老师对待学生，家长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劳教人员。但现实中，劳教制度广受批评的另一原因是，劳教执行已经蜕变成强制劳动，劳教的管理与监狱中的劳动改造无异。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介绍，劳教制度的最初设计，性质上与劳改有根本区别，执行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如，劳教是有劳动报酬的，劳教人员可以放假，没有武警站岗，管理开放、宽松。“但现在，在剥夺人身自由的严厉程度上，劳教与劳改没有区别，劳教就是‘二劳改’，一个人被送去劳教，老百姓就以为是去坐牢了，没有人分得清这个性质的区别。”刘仁文说。法学家认为，劳教的执行实际上在倒退。在害怕被追责的心理下，劳教所基本不敢尝试开放化管理，唯有像监狱一样严防死守。
部分地区劳教成了“创收”工具。
由于劳教场所是国家财政拨款，劳教机构的工作人员待遇并不好，经费保障不足。《21世纪经济报道》1月08日《劳教制度的经济账》一文调查发现，因为各省份财政收入情况不尽相同，劳动教养管理局的劳教经费亦呈现差异化的趋势：在东部京沪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劳教经费已经实现财政保证，而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教经费缺额较大。安徽省女劳动教养管理所任职员工李晶曾在2008年以中部某省为例撰文指出，中西部地区劳教经费不足。文中举例称，2007年，该省劳教经费财政预算中，基层劳教工作民警公用经费每人每月为416元，劳教人员生活费（含伙食费、被服费、医疗费、杂支费和日用品补助费）每人每月只有150元。
因此，为了解决经费和被劳教人员的生活问题，强制劳动被十分看重，被劳教人员必须自己创收养活自己。另外，为了免于辛苦的劳教，向劳教所的工作人员和地方相关领导行贿也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根据《重庆晚报》的报道，曾是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民警的魏某就是利用了法制处相关人员的职权，违法为4个有前科的劳教人员办理了劳教所外执行，并从中收取6.3万元“好处费”。在重庆，帮助劳教人员等所外执行的中介甚至还有专门的称呼，叫“捞人串串”，可见，劳教的“创收”作用之大。律师魏汝久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就指出，甚至在部分地区劳教还成为了公安机关的“创收”工具。
劳教成了大箩筐，什么都可往里面装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迟夙生认为，劳教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近年来，一些地方将劳动教养作为掩盖社会矛盾、堵塞群众呼声的有效方式频繁使用，遇到长期上访户，让公安机关盖上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劳教委的公章，马上就送劳教所。《人民日报》11月21日的评论也指出，劳教的审批权属于公安机关，在机制上缺乏应有监督，在实践操作中弹性十足，往往成为一些地方开设的“法律小灶”，甚至成为一些人打击报复的工具。
2009年，深圳发布《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对多次非正常上访行为人，除予以拘留、追究刑责等，符合劳教条件的，将予以
劳教。今年5月30日，河南省南阳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会上明确提出，对重复非正常上访的人员，“该劳教的必须劳教。”近年来，还有某些地方政府公开宣称，要对上访者“一次训诫、两次拘留、三次劳教”。
据王公义透露，目前，全国被劳教人员共约6万人(另有戒毒人员20多万)，绝大多数劳教时间为半年至一年。自劳教制度实施以来，被劳教人数最多时达到30余万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指出，劳教制度的演变，使劳教对象从四类扩大到六类、八类、十类。“劳教范围急剧扩大，劳教成了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
2009年，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曾专门调查上访劳教案，通过分析，他认为，在一些地方劳教制度“已沦为了地方政府官员假以维稳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的工具”，必须尽快废除。
普通人也可能莫名被劳教
实际上，有些被劳教人员甚至并未违法，只是“做错了事”的普通人。根据律师魏汝久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的分析，目前劳动教养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处罚一般违法行为、处罚上访人员、管制维持社会稳定和延长刑事侦查的羁押期限等功能。
劳教的主要功能中，处罚一般违法行为姑且算是劳教的分内事，但其它功能则十分牵强和不合理。比如处罚上访人员，根据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的研究，因上访被劳教的，甚至占全体上访人员的18.8%。于建嵘教授出版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判》一书，收入了大量因上访被劳教的案例，也佐证了胡星斗的结论。任建宇转发微博被劳教案、进京探亲被劳教一年、唐山劳教所学员“骷髅死”和之前的《一元劳教案让人发指》、《遭轮奸幼女之母被劳教》等专题关注的案件就都是普通人被劳教的典型。
劳教不如判刑是法律的尴尬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燕山检察处处长隗永贵曾介绍，一个外地人卖黄色光盘，身上装着30多张，准备对其劳教时，这个人忽然说，他家里还有80
张黄色光盘，“因为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倒卖黄色光盘100张以下的，劳动教养一年；倒卖200张的，可以判刑6个月。这个人最后判了6个月缓刑。”
犯罪最低档是管制，期限最短3个月；第二档是拘役，剥夺自由，最低期限一个月；第三档是有期徒刑。劳动教养起点是一年，最高4年，在劳教所执行。在共同犯罪中，主犯被判管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而从犯却被劳动教养一年以上的案件也较为常见。
劳教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主要目的在于教育改造，但实际的处罚力度却要比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更大，更何况刑罚的执行中还有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规定。被抓之后，主动坦白犯罪事实，希望变劳教为刑罚，性质与惩处力度倒挂，“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也就难免成为“江湖人士”的不宣之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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