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取消劳教制度是中国法制进步里程碑
取消劳教制度是中国法制进步里程碑
从凤凰网惊悉: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孟建柱宣布中央决定停止执行劳教制度待人大会议批准。
公民被劳教不需要检察院批准,也无需法院
第二篇:中国劳教制度
中国劳教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前苏联,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发动“肃反”运动中逐步引进和建立起这一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文革中,由于裁量权过大,导致很多不该被劳教的人被以“右派”名义送进劳教场所,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导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随着历史变迁,被劳教的范围不断更新和扩大,游手好闲者、违反法纪者、不务正业者、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者、以及小偷、卖淫嫖娼者、吸毒者、破坏治安者都有可能被劳教。近年来,随着基层上访人数的增多以及政府“维稳”的压力,上访人员也成为被劳教的重点对象。在唐慧事件中,一位刑事律师便表示,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维稳”的压力,永州市有关部门只能采取劳教的方式解决唐慧这个“大麻烦”。
由于在劳教裁量过程中,不断发生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过去十来年,围绕劳教制度存废一直争议不断。很多法学界人士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下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今天已不能适用,必须废除。
2010年,魏汝久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汝久在对被劳教人员及其家人、劳教所干警、驻所检察官、政府官员、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访问后,撰写了一份《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报告称,2002年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最新、最全面的法律规定。它规定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分为十类,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装。
这份报告还注意到:“特别是,各地出台了许多土政策,滥用劳教手段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劳教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其本身固有的长期关押的功能,被人为地滥用,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法治„自留地‟。”
鉴于劳教制度的诸多弊端以及在现实中的被异化,关于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一直不曾停止。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上位法,应予废止。2007年年底,洛阳“劳教人员”陈超状告当地劳动教养委员会一案再次引发社会对这一制度的争议。当年12月4日,由江平、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茅于轼等学者、律师69人联合起草并签名的司法建议书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其核心主题为“建议就„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和废止”。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出台新法的方式废止这一制度。按照改革思路,中国曾把《违法行
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媒体称因受到公安部门的阻力,此后一直搁置。2010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宣布2010年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直到今天,该法仍悬而未决,各地仍旧沿用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不能废止或者难以废止和改革的深层原因可能还在于:一是:60年实践证明,劳教制度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二是,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维稳压力大,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代替劳教制度的保障工具。
不管是废除、改革还是保留,我们不禁也要进一步思考,这些真的能够保证解决现阶段劳教所带来问题吗?我们知道,法律是刚性的,不是万能的,在制定法律和良好的执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劳教制度只是一种规则设计,应该说,如何在保证违法人员得到惩戒、教育的同时又兼顾到人权、防止权力,法律被滥用等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
据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
第三篇:中国劳教制度
中国劳教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前苏联,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发动“肃反”运动中逐步引进和建立起这一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文革中,由于裁量权过大,导致很多不该被劳教的人被以“右派”名义送进劳教场所,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导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随着历史变迁,被劳教的范围不断更新和扩大,游手好闲者、违反法纪者、不务正业者、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者、以及小偷、卖淫嫖娼者、吸毒者、破坏治安者都有可能被劳教。近年来,随着基层上访人数的增多以及政府“维稳”的压力,上访人员也成为被劳教的重点对象。在唐慧事件中,一位刑事律师便表示,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维稳”的压力,永州市有关部门只能采取劳教的方式解决唐慧这个“大麻烦”。
由于在劳教裁量过程中,不断发生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过去十来年,围绕劳教制度存废一直争议不断。很多法学界人士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下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今天已不能适用,必须废除。
2010年,魏汝久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汝久在对被劳教人员及其家人、劳教所干警、驻所检察官、政府官员、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访问后,撰写了一份《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报告称,2002年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最新、最全面的法律规定。它规定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分为十类,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装。
这份报告还注意到:“特别是,各地出台了许多土政策,滥用劳教手段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劳教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其本身固有的长期关押的功能,被人为地滥用,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法治„自留地‟。”
鉴于劳教制度的诸多弊端以及在现实中的被异化,关于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一直不曾停止。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上位法,应予废止。2007年年底,洛阳“劳教人员”陈超状告当地劳动教养委员会一案再次引发社会对这一制度的争议。当年12月4日,由江平、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茅于轼等学者、律师69人联合起草并签名的司法建议书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其核心主题为“建议就„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和废止”。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出台新法的方式废止这一制度。按照改革思路,中国曾把《违法行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媒体称因受到公安部门的阻力,此后一直搁置。2010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宣布2010年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直到今天,该法仍悬而未决,各地仍旧沿用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不能废止或者难以废止和改革的深层原因可能还在于:一是:60年实践证明,劳教制度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二是,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维稳压力大,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代替劳教制度的保障工具。
不管是废除、改革还是保留,我们不禁也要进一步思考,这些真的能够保证解决现阶段劳教所带来问题吗?我们知道,法律是刚性的,不是万能的,在制定法律和良好的执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劳教制度只是一种规则设计,应该说,如何在保证违法人员得到惩戒、教育的同时又兼顾到人权、防止权力,法律被滥用等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
据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
第四篇:中国劳教制度的前世今生
中国劳教制度的前世今生
导言
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前苏联引进,但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是一种不经审判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制度。近年来,“上访妈妈”唐慧事件、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言获罪被劳教事件等,再次将劳教制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社会舆论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关联着劳教制度和信访制度的“唐慧案”一审已经落幕,不管唐慧是否选择上诉,有关制度的追问都将继续下去。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
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规定,对当时的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
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所以,一般公众以及官方的标准说法,都是中国的劳教制度始于1957年。2007年,全国公安和政法系统搞了劳教制度诞生50周年的庆祝活动。
上述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反右高潮中出台。劳动教养成为当时解决右派分子的重要方式。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约有48万多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单位的是极少数。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依据该《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年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劳教人员被转移到监狱、劳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这期间,“牛棚”是右派分子的劳教所的别称。“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说法,并不存在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但也不为官方所否定。被关入“牛棚”的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并被强制劳动。
“文革”结束,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废除劳教制度”的意见,主要在学术界,没形成大众舆论。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继续办好劳动教养》。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于是,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启用。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今天,各地劳教委签发的劳教决定通知书,引用的仍然是这些文件。20世纪末期开始,劳教制度除了适应国家政治和社会治安,渐渐产生一种“地方化”的倾向。目前,各地劳教所的被劳教人员,多数仍然是“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卖淫嫖娼”等治安事件的事主,但是反对和举报地方领导,为个人利益维权上访,以及其他种种因地方领导的“个性化”而产生的劳教事件,也不会其例。同时,随着整个社会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劳教人员的劳动产品越来越显示其经济效益,这也影响着劳教局势的走向。
近年来,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劳教越来越受到公众的抨击。因为劳教本身是法律判决以外的,由公安部门自行决定的处罚(虽然劳教处罚决定以当地政府劳教委的名义发出,但劳教委其实是公安内部的另一块牌子),使得劳教制度完全失去辩护。《国际人权公约》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以及“任何人都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劳教制度直接违背这些已经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基本法律。所以,劳教制度何去何从,是已经逼到眼前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据相关资料和采访调查综合整理)(南方人物周刊)
第五篇: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
中国劳教制度的历程和演变
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规定,对当时的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我们国家出台的第一份有关劳动教养的红头文件。
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出台《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劳动教养制度。所以,一般公众以及官方的标准说法,都是中国的劳教制度始于1957年。2007年,全国公安和政法系统搞了劳教制度诞生50周年的庆祝活动。
上述文件规定劳动教养对象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生产劳动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在反右高潮中出台。劳动教养成为当时解决右派分子的重要方式。全国55万右派分子中,约有48万多人送劳动教养,4万多人被判刑,留单位的是极少数。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关于当前公安工作十个具体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依据该《规定》,劳动教养的期限是两年到三年,由劳教机关内部掌握,只在收容时向本人及其家属宣布;对表现不好的劳教人员,可以延长劳动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公检法被砸烂,劳动教养制度停止实施。一部分劳教人员被释放;一部分劳教人员被转移到监狱、劳改队,当作罪犯进行管理。这期间,牛棚是右派分子的劳教所的别称。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说法,并不存在于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但也不为官方所否定。被关入牛棚的人,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并被强制劳动。
文革结束,中国第一次比较集中地出现废除劳教制度的意见,主要在学术界,没形成大众舆论。1979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第二个法律文件。《补充规定》确立了劳动教养委员会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政府成立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的工作。规定还确定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一般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延长一年。1980年2月,将1957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重新发布实施。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继续办好劳动教养》。1982年1月21日颁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将劳教人员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并规定了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等六种劳教人员。于是,劳动教养制度中断10年后重新启用。此后,劳教制度贯穿整个新时期。今天,各地劳教委签发的劳教决定通知书,引用的仍然是这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