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境外的“劳教制度”是怎么样的

第一篇：刘仁文境外的“劳教制度”是怎么样的

刘仁文：境外的“劳教制度”是怎么样的2012年09月01日 01:58 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秀卿 唐丹

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中国劳动教养学会理事。实行50多年的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正处在改革关口。

观察世界各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建立了保安处分制度。这种制度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危害社会以及危害社会的人中，并非都可以用刑罚来加以惩罚，比如精神病人、酗酒吸毒、青少年违法犯罪等问题。

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能对其施加刑罚，而他们的存在又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为了有效地保卫社会，对他们就应采取刑罚以外的方法，针对其实施危害行为的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专门立法规定保安处分制度

在许多法治国家，保安处分制度，特别是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措施一定是要纳入刑法的，行政法里不能包括这些东西。

新京报：国外的保安处分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刘仁文：古代时，刑法不问主观过错，只要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就要进行惩罚，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刑法打击犯罪还要看主观上是否有过错。

现代意义上的刑法强调主观“可责性”，如果缺乏“可责性”，就不能当做犯罪处理，例如，精神病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假如他们有对社会产生危害性的行为，社会总得有一套制度和措施来保卫社会的安全，这就诞生了保安处分制度。

新京报：这个制度纳入刑法吗？

刘仁文：在现代公认的法治国家，保安处分制度，特别是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处分措施一定是要纳入刑法的，行政法里不能包括这些东西。

这些国家的刑法实行双轨制，一部分是对有主观过错的犯罪人定罪，判处刑罚；另一部分是对没有主观过错或可责性，但对社会有危害者进行保安处分，这部分人包括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者因为精神病而欠缺刑事责任，也包括酗酒及吸毒者等。

至于保安处分纳入刑法的方式，有的国家是写入刑法典，也有的国家是在刑法典之外制定专门的《保安处分法》。保安处分最关键的不在于是否写入刑法典，而在于，只要涉及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必须通过一个不偏不倚的第三方即法院来裁决。

新京报：保安处分一般有哪些具体措施？

刘仁文：保安处分是个统称，范围很广，各个国家的保安处分措施也不完全一致，例如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对未成年人进行收容教养，还包括对酗酒者的约束和酒瘾的戒除，对吸毒者的强制戒毒，等等。

刑罚主要立足对已然犯罪的惩罚，而保安处分主要立足对未然犯罪的预防。况且，如果对精神病人或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实施刑罚，对他们也不公平；对吸毒成瘾或酗酒成瘾之类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不采取措施矫治他们的行为恶习，仅靠简单的监禁也无济于事。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次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就要对他们采取保安处分措施。

比如，一个不满14岁的孩子杀了人，他虽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却已经危害了社会，需要采取收容教养等措施，来教育他、培养他的良好行为习惯等，以预防他将来再次实施此类危害社会的行为。

保安处分核心是司法裁决

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在刑事法庭之外，还有治安法庭，后者审理的案件大概相当于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劳动教养所调整的对象。

新京报：适用保安处分的案件一般由什么法庭审理？在程序上与刑罚有什么不同？ 刘仁文：严格意义上说，两者的程序大致相同，都要经过法院的裁决，都要有公开的庭审，当事人都有权利聘请律师，有权利上诉。

但也不完全一致，可能刑事案件的程序复杂一些，保安处分的程序简单一些。再有，一般的刑事案件是合议庭审理，可能有三到五个法官，而保安处分可能就一个法官，适用独任制。

我曾在英国看到过一个判决，法院认定被告人杀了人，但由于他是精神病人，就判处他到特殊的医院去治病。杀人本来是重罪，所以在刑事法庭判处。

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他们在刑事法庭之外，还有治安法庭，后者审理的案件大概相当于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劳动教养所调整的对象。

可以这样说，像治安拘留和劳动教养这类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要由法院而非行政机关来裁决，既是当今法治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也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要求，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至今未批准，其中劳动教养等做法与该公约的要求不一致也是一个原因。

新京报：比如精神病人杀了人，根据保安处分制度要接受强制医疗，怎么保障他的权利？ 刘仁文：我上面提到的英国那个判决，就是去医院接受强制治疗，治好了才能放出来，所以并没有事先规定一个期限。我曾参观过这样的医院，就像个度假村，草地、游泳池、电视房、篮球场一应俱全，病人在里面接受治疗，防止再次危害社会，也比较人道。精神病人有定期要求对病情进行鉴定的权利，而官方要组织心理和生理医生专家小组来鉴定。

早年，美国总统里根遇刺案凶手欣克利，当初因为有精神疾病免于刑罚，被判入院接受强制治疗，至今还关在里面。由于要病治好才能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比刑罚还“残忍”，因为刑罚是定期的，而这种强制医疗是不定期的，所以必须人道，是治疗而非监禁。这个欣克利好几次都说自己的病好了，但就是通不过鉴定。每当感恩节或圣诞节，欣克利还有被护送回家暂时与家人团聚的权利，这是人性化的表现。

有人会问，什么样的精神病人才可以强制治疗呢？刑法的难题在于寻求保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保障公民个人的人权之间的平衡。如果因为这个人是精神病人就给予强制医疗，又有侵犯人权的危险。就如同刑罚，要有危害社会的行为甚至结果出现后才能定罪处刑，而不能靠预测来定罪。只有精神病人的行为表现出了很大的危险性，家人又不能保证其不危害社会，才能强制医疗。所以，现代社会的刑罚和保安处分，都要求要有实际行为表现出的社会危害性才能施加。

保安处分一般不留犯罪记录

对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惩罚措施的裁决，实现司法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新京报：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等保安处分措施，在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也有了规定，是不是说中国虽然没有明确的保安处分制度，但一些体现了保安处分精神的措施正在被纳入司法的轨道中。

刘仁文：中国的刑法是单轨制，刑法中虽然没有保安处分，但精神病人或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造成的问题在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员流动频繁，社会活力空前激发，卖淫嫖娼、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也在影响社会治安。

既然社会存在这些现象，就需要去治理，我们的刑法因是单轨制，治不了这些现象怎么办？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强制戒毒，对卖淫嫖娼者的收容教育，乃至劳动教养等，就纷纷以行政处罚的形式出现，零散地分布在众多的行政法规中。

以精神病人为例，1997年的新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危害社会，须责令家人严加看管，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但何为“必要的时候”？强制医疗的程序如何？一直没有落实。今年新的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规定了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程序。这意味着，以后精神病人是否需要强制治疗，要由法院来裁决，这样就既可以防止“被精神病”，也可以防止对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一放了之。

从这可以看出，对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惩罚措施的裁决，实现司法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新京报：在刑法双轨制国家，刑罚和保安处分是两种并行的惩罚措施，你刚才说到，精神病人及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不作为犯罪来处理，那是否会留下犯罪记录？

刘仁文：如前所述，保安处分包括很多类，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人及精神病人等没有可责性，不以犯罪论处；而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即使治安拘留也改不掉他的毒瘾，因此对吸毒者的保安处分是强制戒毒，这也不是犯罪；而加入对一个小错不断、大错不犯的成年人进行劳动教养，国外对这种轻罪或者不作犯罪记录处理，或者给一个期限，如果两三年没有再次犯罪就抹掉这个记录。不能说保安处分一概不算犯罪记录，也不能说一概要算犯罪记录，而是根据不同情况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

社区矫正是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

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刑罚和保安处分糅合在一起，只不过具体做法有所不同而已。实际上刑罚也好，保安处分也好，都是回应社会问题、治理国家的一门艺术，制度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求得最好的效益。

新京报：保安处分与社区矫正的关系是什么？

刘仁文：在西方很多国家，社区刑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对一些比较轻微的犯罪行为，直接判处社区刑，例如判多少小时的社区工作。而在我国，社区矫正不是一种刑罚种类，而只是作为管制、缓刑或假释等的执行方式。

过去，我国管制、假释或缓刑的人在社会上没人管，现在社区矫正加强对管制、假释、缓刑等罪犯的社区监督，效果就好一些。严格来说，社区矫正不是一种保安处分措施，而是刑罚的一种或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社区矫正不是保安处分，但是体现了保安处分的精神。

新京报：两者能否结合在一起来实施？

刘仁文：现在有些国家会把刑罚和保安处分相糅合，例如，有的罪犯如性犯罪者，假释或者刑满释放出去后，要在一定的期限内，于脚部或手腕戴一个电子设备，以便接受监督，要求他晚上几点必须回到家中，一有违反电子设备就会发出信号，那就得重新收监。还有的在服刑快结束的时候，允许白天出去找工作，慢慢适应社会，晚上回到监狱。

最近，挪威枪击案凶手布雷维克被法院判处21年监禁，但法院又同时决定，罪犯在刑满后，如果依然被认定对社会构成威胁的话，可被继续收押。这前面的21年可以说是对他罪行的定期刑罚，后面可以说是一种不定期的保安处分，如果对社会没有威胁，则21年刑期服满就可出狱，如果对社会有威胁，则要继续收押，直到这种威胁消除才可以被放出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刑罚和保安处分糅合在一起，只不过具体做法有所不同而已。实际上刑罚也好，保安处分也好，都是回应社会问题、治理国家的一门艺术，制度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求得最好的效益。新京报记者 李秀卿

第二篇：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刘仁文)

劳动教养制度及其改革

刘仁文

随着以加强人权保障为重要内容的刑法、刑事诉讼法修订工作的顺利完成，以及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外法学界关注已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再次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热点。认真考察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仔细分析其利弊，探讨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寻求改革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对于完善我国的治安法制建设，强化人权保障，改进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劳动教养制度创办于1955年8月。1955年下半年，我国在取得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又在机关内部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对这次运动中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判处死刑和罪状较轻、坦白彻底或因立功而继续留用的以外，分两种办法处理。一种办法，是判刑后劳动改造。另一种办法，是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用于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增加失业的，则进行劳动教养，就是虽不判刑，虽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应集中起来，替国家做工，由国家发给一定的工资。”这是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年1月10日，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任务、指导原则、审批权限、领导和管理等问题作了原则的规定。从此，劳动教养机构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诞生。1957年8月1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于8月3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劳动教养法规。但就在该法规通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劳动教养工作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其审批权限和程序也没有得到很好地遵守。①到“文化大革命”，劳动教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上处于停办的状态，即使恢复或复办的劳动教养场所，在管理上也仍然沿用“左”的政策，把劳动教养人员错误地当作专政对象来对待。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劳动教养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11月2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12月5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并重新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年1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在1986年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中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此外，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了补充，如1989年国务院发布的《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处理反动会道门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现在，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干警职工10万多人，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②

40多年来，劳动教养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一）劳动教养的性质与宗旨

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 1 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③至80年代初，劳动教养被确定为“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其主旨也被进一步明确为：“在严格管理下，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技术教育和劳动锻炼，把他们改造成为遵纪守法，尊重公德，热爱祖国，热爱劳动，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材。”④与以前相比，主要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不再把劳动教养作为对被劳动教养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二是将劳动教养明确规定为一种“行政措施”和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90年代初，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⑤此后，国务院又认定：“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⑥这实际上既重申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措施，又首次确认了劳动教养也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

（二）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

最初确定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是以下4种人：

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2、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闹、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⑦至80年代初期，收容劳教的对象被进一步规定为以下六种人：

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⑧并规定对精神病人，呆傻人员，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不应收容。⑨后来，又明确规定对赌博，制作、出售或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应当实行劳动教养。⑩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家居范围，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1979年12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收容人员限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也可收容劳动教养。⑾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吃商品粮的人，需要劳动教养的，可由县公安局整理材料，报经地区（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一些地方开始把劳动教养的适用面扩大到农村，如山东省就颁布了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在集中整治农村社会治安斗争中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专门就此作出部署。⑿

（三）劳动教养的审批

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托的机关批准。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改为规定：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由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⒀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作了补充规定：“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四）劳动教养的收容期限

早期的劳动教养，并未规定明确的收容期限。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得延长1年。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对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的条件与审批权限作了具体规定：提前解除劳动教养，一般不超过原劳动教养期限的二分之一；延长劳动教养，累计不得超过1年；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均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⒁

（五）劳动教养的管理

最初的劳动教养工作，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⒂1983年，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⒃

第三篇：劳教制度

劳教所死法千百种，制度为何不死政发学院09公管090107003付媛

摘要: 劳动教养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至今已走过了近五十年的风雨历程。本文通过对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与弊端进行阐述，结合现状事实浅谈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现实意义及必要性。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人员，民主监督，法治，人权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自萌芽、发展到成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解放初期至1956年

这一阶段是新中国初始建立的时期，政府着重改造社会“渣滓”和旧社会妇女，被收容的对象大都是旧社会遗留下的散兵游勇、乞丐、灾难民以及小偷、妓女和贩毒或吸毒者及惯偷和诈骗者。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暗娼，成为当时转化妓女工作的主要指导方针政策。以1951年11月到1958年的上海为例，7513名妓女和街头暗娼先后接受了教育改造，她们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旧上海的娼妓制度被铲除。

第二阶段：1956年至1957年

1956年，党中央清查出暗藏在企事业单位中的反革命分子10800多名，对其中不够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于留用的人员处理成了难题——放到社会上会增加失业人口；继续留用又有风险。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于是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场所，进行改造教育，由国家发给一定工资。此阶段的劳动教养对象是根据政治需要，确定什么样的人应该被劳教。

1956年，党中央专门就劳动教养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立即筹办一个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机构，此后，各省市陆续建立了劳动教养机构，办起了劳动教养。

第三阶段：1957年至今

195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正式成立。当时的法制环境是国家没有出台《刑法》，因此刑事政策上需要一个对应性的措施；劳动教养对象单一，仍主要限于内部肃反运动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只有轻罪不够判刑的其他坏分子。1979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1980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1982年转发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之后的1991年到1993年，司法部陆续发布了一些关于劳动教养管理、教育工作的专门性规章。劳动教养职能由安置就业向强化处罚转变。此后，立法又将强制戒毒后的复吸人员、卖淫人员等归为劳动教养的对象。

正文：

不可否认,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实施了54年，在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劳动教养制度已走完它的生命历程，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应予以废除。当一个制度本身及行使过程中都存在着巨大问题时,那么这个制度就像是一个内外皆腐的野兽,必死无疑.所以,劳动教养制度必废无疑。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从本质上来说,是违宪违法的查当今各国宪法，凡涉及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项，皆应由宪法、法律规定，中国宪法也不例外，现行宪法并未授予除全国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其他任何机构有制定剥夺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规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实际上常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3年之久，明显与现行宪法相抵触。

教养制度对被教养人员的执行方式以限制其人身自由作为核心，而我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

法律的概念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出自于国务院，其效力相比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要低，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这一点，使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生效之日起，突然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

限制人身自由的执行方式使劳动教养制度损害了法制的严肃性，在事实上造成了：一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失去人身自由的时间，甚至会长于因犯罪被法院判处实刑的犯罪分子，违反了惩罚理论中的刑罚与罪行相适应的原则，这会造成“违法不如犯罪，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给人造成逻辑上的混乱。

此外，劳动教养本身的制度弊端，也让人诟病不已。

一方面，是劳动教养决定的归属权不定。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但在很多地方的实践中，公安机关既是劳动教养审批机关，又是劳动教养的复查机关，这种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的规则，缺乏应有的监督，他们作出怎样的决定又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公安人员个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因此，这种机制不仅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审判质量，更容易损害到劳动教养人员的基本权益。

另一方面，是劳动教养过程中公权的滥用与渎职。公安机关在劳动教养上拥有过大的权力，使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少数执法机关及人员利用劳动劳教耍特权、徇私枉法，搞违法创收等现象常发生。有些案件有罪的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为避免被检察机关退回，就干脆不移送检察机关，而送去劳动教养；还有的案件，检察机关已经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按照新的刑事诉讼法就应当立即释放，但公安机关有时不但不放人，反而送去劳动教养！这使得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装。极少数执法枉法人员甚至公开宣称，在劳动教养上，比检察长、法院院长权还大，一人说了算。

再次，从人性道德角度而言，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也势在必行。

劳动教养人员的来源，一般都是有的公安机关对一些在法定羁押期限内无法侦查结案提起刑事诉讼的案件，取证困难、证据不足，怕移送起诉后被退查的案件，办案经费紧张、办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复杂根本无法查清的案件，都处以劳教了事。还有些劳教的理由更让人唏嘘不已。有的公民因为投诉腐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会见记者暴露地方上的问题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发表文章抨击形象工程而被劳教；有的因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劳教；有的因为为别人说了一两句公道话而被劳教；有的因为有前科遭遇“严打”而被劳教；有的因为错抓而被劳教；有的仅仅因为一句玩笑话如“拣了你的手机，还不请我吃一顿？”而被劳教。

冤屈上访、与“领导”不和、举报腐败、无辜牵连、不明不白地错误被抓、判刑无证据又不愿放人等“莫须有”的罪名或因素，许多人被劳教，致使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当代中国，此种人间悲剧不应当继续上演了。

理论说得天花乱坠也总有点纸上谈兵之感。那么，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又能否唤醒一点为政者对良知的拷问呢？

在陕西劳教所，劳教人员惠晓东被打死。

在辽宁葫芦岛市劳教所，劳教人员张斌被人折磨、殴打致死。鲁北在《劳动教养还要试行多久》一文中记述了他所目睹的情况：有一名劳教人员病得很厉害，几天没有吃饭了，两只脚肿肿的，大、小便都是在床上，不时从嘴里发出救命的微弱呼声。但干警仍说他是装病，有一天，当其它劳教人员向干警报告他不行了，医生来到他床前，号脉后却说：没事，心跳正常。转身就出来了，也许房间的气味使他受不了。我问他怎幺样？他说，没事，装病。没过十分钟，这位劳教人员就停止了心跳。

2010年4月13日，网帖《触目惊心！唐山某劳教所在押人员“骷髅死”》称一名叫董雄波的男子4月9日在唐山荷花坑劳教所离奇死

亡，死亡时“跟骷髅一样”，身高1.8米的他体重仅35公斤。这一最新的死法被网民称为“骷髅死”。

这事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同样发生在劳教所，另一种死法之谜还没有解开----冲凉死。即2008年3月，气温很低的情况下，学员穆大民在开封市劳教所被强行冲冷水，导致脑血管破裂，在送往医院后死亡。事发两年来，外界对此事一直不知情。如今，当地有关部门称也正在进行调查。

另外，还有躲猫猫死，睡梦死，洗澡死，鞋带自缢死，摔跤死，做梦死，递纸死，妊娠死，洗脸死，激动死，喝水死，睡梦死，发狂死，睡觉死，摔床死，睡姿不对死等等。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封闭场所，在民众的监督不能进入，阳光无法照入的地方，还有多少“创意”在等着我们，周而复始的公权撒谎，离奇死层出不穷，千死万死，为何制度不死？

劳教所是另一个世界，要不然以《肖申克救赎》为代表的监狱电影也不会被赋予如此高的人性意义。不得不提的是，电影和现实都在告诉我们，进入那里之后，一定要想法活着出来，否则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定义死因的。毕竟，像肖申克那样通过讨好监狱长并完成自我救赎的知识精英只是少数。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劳动教养制度赋予了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法外关押老百姓的权力，属于明显的违宪违法，再不纠正，怎么让人民相信——政府实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中国是文明国家，而不是野蛮国家！而政府以违宪违法的方式处罚公民中的轻微犯法，是否得不偿失，是否损害了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政府违宪违法，等于是污染了水源，上行下效，谁还会尊重宪法和法律呢？如此一来，后果不堪设想，社会失范和**的危机就潜伏其中，这岂不是与劳动教养制度之维护社会稳定的本来目的南辕北辙吗？ 再有，这么多血腥、恐怖的事实难道还不能够促使中央政府早日下定决心，一举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吗？

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两会”上回应“钓鱼式执法”时称，“钓鱼执法问题的出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缘于有奖举报的制度原因，因此，问责具体的执法人员并不适当。”看来，俞正声是清醒的，他知道问题核心在于制度本身。所以，针对稀奇古怪的被羁押人的“死法”，不仅要追究那些失职的警察本身，也要尽快让产生这样“死法”的制度尽快地“死亡”。不是旧瓶装新药，而是彻彻底底的的死去，破而后立

第四篇：什么是劳教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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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劳教人员

核心内容：什么是劳教人员？1966年前劳教关押对象的六类和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将劳教对象的六类，法律快车小编在下文为您详细介绍劳教人员。劳教制度废止后，正在被依法执行劳动教养的人员解除劳动教养，剩余期限不再执行。

1966年前劳教关押对象为以下六类：

一、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盗窃、诈骗等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或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

二、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三、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有劳动能力，但是长期拒绝劳动或破坏劳动纪律，妨碍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

四、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排，或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告，不断地无理取闹，妨碍公务，屡教不改的；

五、刑满释放出来的惯匪、惯盗、惯窃、诈骗分子，有妨碍社会治安的行为，尚不够逮捕，必须收容改造的分子；

六、以卖淫为生，屡教不改或无家可归，必须收容改造的暗娼。

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将劳教对象定为以下六类：

一、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二、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三、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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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

五、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害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六、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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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中国劳教制度

中国劳教制度

劳动教养制度起源于前苏联，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发动“肃反”运动中逐步引进和建立起这一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这种制度的巧妙之处在于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门，所在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由省（区、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少数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数为三年。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请求复议，也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提起诉讼的被劳动教养人可以请律师辩护。各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在审查和决定劳动教养时，严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检察院的监督。

文革中，由于裁量权过大，导致很多不该被劳教的人被以“右派”名义送进劳教场所，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导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随着历史变迁，被劳教的范围不断更新和扩大，游手好闲者、违反法纪者、不务正业者、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者、以及小偷、卖淫嫖娼者、吸毒者、破坏治安者都有可能被劳教。近年来，随着基层上访人数的增多以及政府“维稳”的压力，上访人员也成为被劳教的重点对象。在唐慧事件中，一位刑事律师便表示，此时正值“十八大”召开前夕，地方政府普遍面临“维稳”的压力，永州市有关部门只能采取劳教的方式解决唐慧这个“大麻烦”。

由于在劳教裁量过程中，不断发生有关部门滥用权力、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过去十来年，围绕劳教制度存废一直争议不断。很多法学界人士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特定的历史下有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授权和规范”、“劳动教养对象不明确”、“处罚过于严厉”、“程序不正当”、“规范不统一和司法解释多元化”等等弊端，今天已不能适用，必须废除。

2010年，魏汝久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汝久在对被劳教人员及其家人、劳教所干警、驻所检察官、政府官员、律师、法官、法律学者等进行了深入调查访问后，撰写了一份《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报告(2010)》。报告称，2002年4月，公安部出台了《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是关于劳动教养最新、最全面的法律规定。它规定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分为十类，劳动教养成了一个“筐”，什么样的违法行为都可以装。

这份报告还注意到：“特别是，各地出台了许多土政策，滥用劳教手段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和利益冲突。劳教制度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其本身固有的长期关押的功能，被人为地滥用，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法治„自留地‟。”

鉴于劳教制度的诸多弊端以及在现实中的被异化，关于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一直不曾停止。

早在2003年，就有学者提出劳动教养制度违反上位法，应予废止。2007年年底，洛阳“劳教人员”陈超状告当地劳动教养委员会一案再次引发社会对这一制度的争议。当年12月4日，由江平、贺卫方等法学家以及茅于轼等学者、律师69人联合起草并签名的司法建议书被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其核心主题为“建议就„劳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和废止”。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试图通过出台新法的方式废止这一制度。按照改革思路，中国曾把《违法行

为矫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规划，用以取代劳教制度。但媒体称因受到公安部门的阻力，此后一直搁置。2010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也宣布2010年中国将加快制定《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直到今天，该法仍悬而未决，各地仍旧沿用劳教制度。

劳教制度不能废止或者难以废止和改革的深层原因可能还在于：一是：60年实践证明，劳教制度是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二是，根据我国国情，现阶段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政府维稳压力大，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代替劳教制度的保障工具。

不管是废除、改革还是保留，我们不禁也要进一步思考，这些真的能够保证解决现阶段劳教所带来问题吗？我们知道，法律是刚性的，不是万能的，在制定法律和良好的执行法律之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劳教制度只是一种规则设计，应该说，如何在保证违法人员得到惩戒、教育的同时又兼顾到人权、防止权力，法律被滥用等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深思的问题。

据报道，甘肃、山东、江苏、河南的四个城市正在进行劳教制度的改革试点，试点工作由违法行为矫治委员会负责。此项试点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关于印发《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委员会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