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戡乱动员”

第一篇：简论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戡乱动员”

简论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戡乱动员”

作者：汪朝光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2491 更新时间：2006年04月23日

1946年中，国民党挟其实力优势，向中共发起军事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其时国民党上下志得意满，多数高级将领对战争前途表示乐观。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曾十分自信地表示，对中共“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于二周内打通。”[1] 然言犹在耳，国民党军便在战场上屡遭败绩，开战不过一年便由攻转守，其统治后方更是陷入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动荡之中，由此引致国民党不得不实行所谓“戡乱动员”，企图集中全力与中共一搏。本文以“戡乱动员”实行前后之历史为背景，概论国民党“戡乱动员”之缘起、实施及影响，期使对相关问题之研究更进一步。[2] “戡乱动员”的历史背景

国共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多数认为，战争将很快以国民党的胜利及中共的失败而告终。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通过其主导制定的宪法，继之于1947年3月断然破裂国共关系，继而占领延安，表现出政治与军事的强势强力。然而不出数月，国民党即为山东战场之挫败及中共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反攻所震撼。及至全面内战爆发一年之际，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国军“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国军“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3] 由此军事失利而招致国民党统治的重大危机，在政治方面，未能整合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反而疏远了部分中间力量；在经济方面，未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经济重建步履蹒跚；在社会方面，未能有效因应各种矛盾，致使**频起、社会动荡、民众不满；在外交方面，对美对苏外交均无重大突破，国际支援不及其预期；在其党内，重重矛盾与派系纷争不断激化。此等颇具戏剧性之情势发展，反映出战后中国政治社会形势演变转换之急速，大大出乎国民党原先之预料，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深重的危机感。

1947年年中，中共转守为攻，战场形势已不容国民党乐观，其党内不仅没有人再提所谓三到五个月“消灭”中共的夸张之词，而且弥漫着对其自身命运的浓重悲观气氛。一年前极力主张打内战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此时亦意态消沉，别有表示。阎锡山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直言“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负责军事指挥的参谋总长陈诚，由于屡屡失利而“颇露消极之意”。军队将领的态度既如此消极，党政官员对战争前途更无信心。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孙科直称如此“剿共决无把握”；张继认为形势发展“江河日下”；王世杰感觉“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但对如何挽救此等危局，国民党高层并无明确的主张和有效的办法，其中一些人如孙科等主张退出东北，力保关内不失；一些人如梁寒操等建议在东北实行和苏政策，以支撑东北局势；还有更多的人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援助。[4] 但由于国民党战后执政的表现不佳，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也不似以往积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发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的加速恶化而更为虚弱，社会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其他派系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5]

作为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深知局势之不利与严重性。他以“危急存亡之秋”、“濒危阶段”、“非生即死”等用语，形容1947年中之局势，认为：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本党同志大都苟且自全，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6] 他在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训话时颇为不甘地质问：“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了，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中共“何以能用劣势装备而且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症结何在？”蒋认为，“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面。”[7] 实行“戡乱动员”，以强力手段处置危局，就是蒋介石心目中提高“士气精神”的重要举措。

战争确乎不是单一的军事行动，还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但全面内战开始后，因为种种原因，国民党迟迟未能进行公开的战争总动员。战争之初，为了对外维持“和谐”、“和平”之表象，国民党动武的名义是“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等说辞。1947年3月以后，国民党虽然断绝了国共关系，但用兵名义仍为“绥靖”，即清除地方之“不靖”，以缓和舆论要求和平之压力。因此，一方面是国民党在前方对中共进行军事进攻，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在后方面对舆论批评和**工潮，社会动荡不安。如果说在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胜利之时，对这种状况尚能予以一定的容忍，那么在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并由攻转守之际，便再也无法容忍这种状况之继续。蒋介石深感有调整政策、实行总动员、加强统治之必要，即所谓“剿匪军事，不仅为一单纯的军事问题，且有其政治性与经济性，„„如仅以军事力量作战，而其他力量不发生作用，就战争之立场言，则为战力分散，乃军事上之孤军深入，即为被匪各个击破之态势。”[8]

1947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如何集中力量“讨伐”中共成为会议的主题之一。张继领衔提出《请对共产党问题重行决定态度以维统一而保民生并利宪政之实行案》，要求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萧铮、任卓宣等提出：共产党问题是今天最重大的问题，我们的军事行动感受威胁，在舆论上受到压迫，应该转变空气。大连市党部、重庆市党部等向全会提出议案，要求下令否认中共为合法政党，并予明令讨伐。在一片反共声浪中，全会公开宣示，对中共“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9] 其后，国民党在山东和东北战场接连失利，各大城市发生大规模**，对国民党统治造成强烈的震憾，实行总动员、以全国之力与中共作殊死之搏的呼声在国民党内日渐强烈。白崇禧上书蒋介石，建议政府应变成战时体制，使能担任全国总动员之任务，以全面之力量，攻击全面叛乱之敌人。徐永昌和贾景德也向蒋介石提出：“现在我方是以经常应付非常，应以非常应付非常，一切以灭共为目标。吾人应承认，今日之中国，可能成为共党之中国，吾人应利用一切人力物力以灭共”。[10] 蒋介石于此认为：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11]“戡乱动员”因此而呼之欲出。“戡乱动员令”的公布

1947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蒋介石在演讲中为与会者打气说，“实际上军事并未失败，经济基础亦毫未动摇，而我们完全是为共产党宣传所摇动，亦全由我们自己党员不听命令、不实做、不努力，换言之，我们并未失败，完全是我们自己动摇”。他“提醒大家，如不于此可为之时努力好作，努力厉行改革，若一旦至共党胜利，我们全党再无立足之地，亦更无恢复之时。”他提出对中共“明令讨伐。如其他党派反对，虽至其完全的退去，亦不姑息，主要在实行全国总动员。”[12] 7月3日，蒋介石又召集国民党高层讨论此事，与会者多未表反对。4日，国民政府通过蒋介石提交的《为拯救匪区人民，保障民族生存，巩固国家统一，提请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案》，声称“和平建国之国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决”；表示“政府决心戡乱，实出于万不得已”；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13]“戡乱动员”由此成为国策。与此相配合，8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戡乱建国动员方案》，强调“使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争取胜利，在此过程中，绝不容有任何和平之幻想”；要求加强国民党各级组织，大力组训民众，协助征兵征粮，确立国民党对各级政府和民意机关的领导地位，发起“戡乱建国”总动员运动。[14]

“戡乱动员案”通过之后，对于如何实行“戡乱动员”，国民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可继续实行1942年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达成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也有人认为，《国家总动员法》为因应对日抗战而制定，继续沿用于“戡乱”，有使中共成为交战团体之顾虑，不如另订“实施纲要”较为方便与灵活；结果后一种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7月18日，国民政府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此案与4日国民政府通过的“全国总动员案”一般并称为“戡乱动员令”），规定在“戡乱动员”时期，应积极动员兵役、工役及各项资财，凡有规避妨碍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怠工、罢工、停业、关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秩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对于日用品价格、工薪及物资、资金、金融业务，得加以限制或管理；对于煽动叛乱之集合及其言论行动，应依法惩处。根据这个纲要，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实行“戡乱动员”的具体政策措施。27日，国防部命令各地警备司令部：对游行、请愿、罢工、罢课之处理，除出动警察外，必要时可出动宪兵、警备部队协助；如发生暴动抗乱情事时，警备部队可在请示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后出动镇压。11月1日，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期间劳资纠纷处理办法》，规定禁止罢工怠工，遇有劳资纠纷，由县市政府设立劳资纠纷委员会裁决，并得强制执行。12月6日，教育部公布《学生自治会规则》，规定学生自治会不得参加校外团体活动或有校际间联系组织，校方可审核撤换其负责人，并可在其违反规定时撤销解散之。9日，行政院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规定实行征兵征粮；征调、征用或租用企事业单位员工和民间运输工具器材；必要时得停止或酌减客货运输；国营工厂生产应优先供应军用；民营工厂生产应以军需为要求，可以征用改造等。[15] 当局制定这些办法的目的，在于稳定后方形势，控制反对力量，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反共战争，其中军事动员和经济管制方面的规定基本得以实施，但对于学运工运的控制和民营经济的动员成效则不如预期，尤其是中共领导的城市学生和工人运动仍然此起彼伏，动摇着国民党后方的稳定。“戡乱动员令”之实施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首先是为了对付中共。“戡乱动员令”发布前后，国民党发布了一系列严厉镇压中共尤其是中共在国统区地下活动的通令，其中以1947年9月5日行政院公布的《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为代表。该法下令后方中共党员应限期申请登记，脱离党籍，并得施以感训或劳役；不登记者一律予以逮捕，移送有关机关审判惩处；中共在各地组设之机关团体一律予以封闭，其房屋及一切财物，除属于他人所有经查明得发还外，悉交当地政府依法处理。[16] 该法颁布后，国民党在其后方各地加强了对中共地下活动的镇压，并对被捕之中共地下党员施以各种刑罚，直至处以死刑。但是，中共地下活动并不因“戡乱动员”而中止，在国民党后方各地尤其是各大城市的中共地下活动仍然极具组织和成效，并已渗透至各行各业，甚至是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力量――军警宪特部门，直接动摇和威胁到国民党统治的稳定。直至1948年秋，在国民党日渐以实行严刑峻法而控制后方局势的情况下，中共因军事政治全面胜利已经在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中共中央遂指示“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17] 此后中共在国统区各城市转向以组织护厂护校、策动起义、准备接收为中心的斗争策略。“戡乱动员令”发布后，除了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支持战争之外，其最大影响在于对人民各项自由权利之限制。此后，国民党的统治日趋严酷，对舆论的钳制不断加强，异议声音的表达日渐受限，国民党统治区呈现出一派肃杀之气。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舆论压力下曾废除若干限制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法规。1946年12月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于人民自由权利也有较为宽松之规定。但不等这些规定落在实处，随着民间反战运动的高涨，尤其是中共对反战运动的支持和1947年5月的反战**，使国民党后方城市局势动荡，直接影响其统治的稳定，迫使国民党不能不加强统治，更多地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戡乱动员”则为这样的限制提供了“合法”依据。1947年12月25日，在《中华民国宪法》施行的当天，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规定如有将军队、军事要塞、军械及一切军需品交付“匪徒”者，投降“匪徒”者，煽惑军人叛逃者，泄露军事秘密者，为“匪徒”间谍及招募兵工、募集钱财、供给军用品及其他物资者，意图妨害“戡乱”、扰乱治安及金融者，可处死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图画、演说为“匪徒”宣传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例”的施行区域，起初只限于所谓“匪区”或“绥靖区”，1948年11月4日，在国民党统治全面动摇之际，由蒋介石下令施行于全国。[18]

为适应宪法实施后既要对外维持“民主”形象，又要加强镇压、稳定统治之需要，蒋介石于1947年12月13日向立法院长孙科提出：现行法令与宪法抵触者众多，如“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等，概对中共采取以军法审判之严峻处置，虽经国民政府备案，究未能悉符法定程序，且与宪法中人民不受军法审判之规定不免抵触。因此，他要求将有关处理中共人员的办法统一整理为特别刑事法，专设审判中共案件之特别法庭，在系统上隶属于司法机关，而由各级军法机关兼理其事，其审判程序与军法相同。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经过立法院的讨论，194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和《特种刑事法庭审判条例》，规定在首都设立中央特种刑事法庭，在若干地点设立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专门审理与“戡乱”有关的案件；判决后不得上诉或抗告，但处五年以上徒刑者可向中央特种刑事法庭申请复判。国民党设立特刑庭的目的，是“与戡乱建国相辅而行，审判案件应与国策配合”，避免出现一般司法审判须经多级审理、需时较长的情况，以迅捷强力之手段镇压中共及国统区民主运动，安定后方形势。为了保证特刑庭的审理能够配合“戡乱建国”之国策，蒋介石指示应尽量由军法机关人员兼办特刑庭的业务，各地军政机关和军警部队并应切实协助特刑庭的工作。军事当局甚至主张，不仅在每一绥靖区所在地，而且在每一兵团司令部所在地设立特刑庭，并随军队进止而随时判案，只是格于司法当局之不同意见而未实行。根据1948年6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的决定，各地国民党干部联席会议于必要时得邀请当地特刑庭负责人参加，并随时提供情报供其参考；特刑庭于承办案件发生困难时，亦得商请各单位予以协助。[19] 特种刑事法庭因此成为国民党镇压反抗、维持稳定的重要工具。

还在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和“审判条例”正式公布之前，上海特刑庭已于1948年3月12日开始办公，显示面对着日渐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对形式上的程序公正亦无暇多所顾及。第一批特刑庭设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和广州，其后又陆续在天津、青岛、西安、杭州、福州、安庆、兰州、迪化（乌鲁木齐）等地设立。从此以后，凡非军人身份，触犯《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的案件，一律送特刑庭审理，并在很短时间内结案执行。中央特刑庭成立的第一个月，仅审理南京上海二地的复判案件即有二三百件，可见特刑庭的判案数量不在少数。但即便如此，国统区各城市的“危害治安”案件仍层出不穷，社会动荡有增无已，仅1948年上半年比较有影响的**和工潮就有1月上海同济大学**，2月上海申新工潮，4月北平**，6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全国性**。为了遏制形势的恶化，8月17日行政院又发布命令，规定：

一、司法警察机关于情形紧迫时可无搜索票而迳行搜索住宅或其他处所；

二、对于罢工及其他妨害生产之行为严予禁止，违者移送特刑庭；

三、对于学生罢课游行、聚众请愿、扰乱治安或文字鼓动、口头煽惑、破坏秩序者，切实禁止或解散，重要者送特刑庭；

四、各机关团体学校负责人应切实负责维持秩序，发现违法者应向治安机关陈报，并尽可能协助侦取证据，违者应予惩处。[20] 在国民党的严厉镇压之下，也由于中共根据形势变化而适度改变了城市斗争策略，1948年下半年以后国统区**和工潮的发生频率有所下降，但是国统区形势并未因此而平静，因币制改革失败和军事全面失利而引发的更为广泛而剧烈的社会动荡正在酝酿发生之中。

“戡乱动员”对中间势力之影响

国共两党自全面内战爆发后即处于交战状态，“戡乱动员令”发布时，中共在国民党后方各地早无公开合法的组织与活动，因此“戡乱动员令”的发布，对中共并无实际的影响。受“戡乱动员”影响最大的，是那些在严酷的战争和国共对立中仍然企图保持中立地位的党派团体和舆论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国统区民主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民主同盟。

国共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国共两党之外的其他主要党派中，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先后站到了国民党方面，参加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并因此以政府成员的身份，支持“戡乱动员”，成为国民党的友党。中国民主同盟则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一党专制，拒绝参加制宪国大和政府改组，要求实行政协决议，成为中共的盟友。但出于现实的考虑，民盟及其领导人也还与国民党维系着一定关系，仍然参加一些由国民党主导的机构如国民参政会的活动，并且主张实行西式民主，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在内战初期，当国民党自信可以武力在短时期内解决中共问题时，虽对民盟亲中共的立场颇为不满，但为对外显示其“民主”形象，仍对民盟保持了一定的容忍。但是，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接连失利，而民盟又不断批评国民党的战争政策，尤其是在“戡乱动员令”发布后，民盟公开表示“痛心”和异议，使国民党再也无法容忍，对民盟的打击迫害骤然升级，并以“孤立上层，打击下层”为重点，民盟一直企图保持的中间立场为严酷的现实所不容。“戡乱动员令”发布后，7月7日，有记者问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政府对于反对内战派如民盟，今后态度如何？”孙科当即表示：“动员令颁布后，反对内战等于反对国策，亦即反对政府，当然要取缔，不容其存在。”孙科在战后一度是国民党内主张对苏对共采取温和态度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对民盟如此决绝之表示，预示着国民党对民盟态度的重大变化。其后，国民党内又有人提出，“民盟是反动集团之一，应严拿究办”。7月29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罗隆基等在南京会见美国特使魏德迈，特意表示民盟一贯主张和平统一，是独立政党，外传与中共关系不实。但即便如此也并未缓解国民党对民盟的压力，民盟的活动空间日渐缩小，生存更趋艰难。10月1日，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董显光发表谈话，声称在“政府颁布总动员令后，若干民盟盟员仍不知自爱，公然担任匪区工作，参加叛乱，其海外总支部复尽量宣传，号召人民以行动反抗政府，凡此事实益足使人深信民盟殊非独立政党，实为中共之附庸。”在黄炎培和罗隆基予以解释后，董显光又进一步指责民盟“不仅承继中共遗下之产业，且中共之地下工作所付託于民盟者亦殊为明显，政府对于民盟鼓动各地**种种阴谋，更获有确切证据。总之，此事已非文字辩论之问题，而为一事实问题。” [21] 董显光的公开谈话实为对外制造舆论，预示国民党已准备以“事实”为由镇压民盟。10月7日，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勾结共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之罪名，被陕西省戒严总司令部处以死刑。民盟南京办事处也受到警察的监控，民盟成员的人身安全已不能得到保障，如此种种，均显示出强烈的信号，表明民盟之处境岌岌可危。

面对国民党的打击迫害，民盟领导人在上海连日会议，讨论对策。鉴于国民党对民盟的镇压已不可避免，而民盟一向为公开活动之政党，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安全，暂避镇压之锋芒，他们在27日决定，派黄炎培赴南京交涉，要求国民党不下令解散民盟，民盟则通告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但国民党为以镇压民盟而警示反对派噤声，已经等不及民盟的表态，而是在27日由内政部发布公告：以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由，声明“政府对此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之非法团体，不能坐视不理”；“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22] 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之命令既下，黄炎培亦到南京，与已在南京的罗隆基等，连日与张群、吴铁城、邵力子等国民党高级官员交涉，提出解决问题的善后办法。黄炎培提出，由民盟自行宣告停止活动，解散总部，领导人辞职，但政府不追究民盟成员的责任，并保证他们的自由权利。虽然民盟因其追求民主的言论行动为国民党所强烈不满，但民盟在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其领导人多为有地位有声望之人士，其中一些人还与国民党领导人和美国方面有一定的个人关系，国民党出于各种考虑暂不便断然予以镇压。已经退出民盟、并且与民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民社党和青年党领导人张君劢与李璜亦专函致行政院长张群，希望“政府适可而止，不必株连，以安人心”。在民盟愿意自行停止活动、国民党借此警告所有反对派之目的已达的情况下，国民党亦考虑留有余地，对民盟成员故示宽大。10月31日至11月1日，行政院长张群和黄炎培谈话，表示经过其疏通，政府可以同意民盟自行结束，不再下解散令；黄炎培则要求，民盟成员一律免除登记，被捕者不援用“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得张首肯。11月5日，民盟领导人在上海开会，讨论与国民党商谈结果及民盟停止活动等事宜。沈钧儒、史良等对公告有所异议，但“终以大局被迫至此，已无否认之余地，乃决照原稿付公表”。[23] 其后，民盟发布公告，声明“最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同人已不能活动”；决定民盟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于即日解散。[24] 至此，曾在战后民主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停止公开活动。在此前后，农工民主党、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为了避免国民党的镇压，也陆续停止公开活动。

国民党对民盟的镇压，固然使其统治少了公开的批评者，舆论也更为一律，但却在政治上大大丢分，严重影响其极力对外展示的“民主”形象，并未获得多少实际的利益，反使民盟此后更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共方面，增加了反对其统治的力量。因此，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可谓战后中间道路走向的转折点，此后，民盟等中间党派转而逐渐接受中共的领导，拥护中共的政治主张，成为中共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而青年党和民社党也抛弃了所余不多的“中间”立场，与国民党同乘“戡乱”战车，终至倾覆。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本为加强控制，挽救其统治危机，但成效如何，孙科有言：“无法估计，除非上帝，谁也不晓得”。[25] 可见国民党高层对实行“戡乱动员”的成效并不敢抱过高之期望，对战争的胜利也不再有必胜之信念。而且，国民党之组织涣散，派系内斗激烈，贪污腐败，缺乏强有力的集中领导等等表现，都不能不影响到“戡乱动员”的实际成效。以至在“戡乱动员”实行了一年之后，国防部长何应钦还在抱怨：“过去剿匪失败，由于没有实行总动员，仅系纯军事的剿匪，虽有完备之总动员法令，但无执行机关，以至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未动员。”[26] 可以认为，实行“戡乱动员”是国民党面对其统治重大危机时的应变之举，但也表明国民党的统治正在无可挽回地急速衰颓中。结果，以严刑峻法为表征的“戡乱动员”，非但没有能实现国统区的社会稳定，反而凝聚了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之心，加速了他们对国民党统治之离心离德，最终亦未能挽救国民党统治之败亡。

[1]《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0月17日。

[2] 关于“戡乱动员”，尚未见有综论性专门研究，考辨性研究可见周炳钦：《关于1947年南京政府颁发戡乱总动员令的两点辨证》，《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3] 军官训练团编印：《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1947年南京版，第51页。[4]《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史所台北1991年版，1947年2月25日，5月20日、28日、29日，6月8日、18日；《王世杰日记》，中研院近史所台北1990年版，5月31日、6月18日

[5] The China White Paper,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ifornia, 1967, Vol.1, pp.238－241.[6]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78年版，第459、479页。

[7] 引自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7－18页。

[8] 军官训练团编印：《剿匪战事之检讨》，1947年南京版，第1－2页。[9]《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速记录》，藏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台北，档号6.2/42-11。

[10]《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戡乱军事概况—一般策划与各方建议·三）》，藏台北“国史馆”，第14册第512、516页。[1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59页。[12]《徐永昌日记》，1947年6月30日。[13]《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7月5日。

[14]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1981年版，第2册第922－927页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9年版，政治卷（1）第132－145页。[16]《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9月8日。

[17]《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版，第311页。

[1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1994年版，第742－743、762－763页。

[19]《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卷（2）第869－870、910－919页。

[20]《总统府公报》，第77号。

[21]《大公报》（天津）1947年7月8日、10月2日、4日。

[22]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第360页。[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5辑，中华书局北京1979年 版，第157－161页 [24]《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61页。[25]《大公报》（天津）1947年7月8日。

[26] 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4卷，第20页。

第二篇：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国共两党的关系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数量有限，几乎成为学界的空白点。这就造成大家不了解这段历史，仅仅满足于从历史课本上得到的固有的认识，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正视历史，就没有办法正确看待国共的关系，这会阻碍两岸关系向明朗化方向发展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而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了解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思想上扭转对国民党的认知，尊重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所做出的贡献。

一 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阶段

纵观国共接近百年的关系史，可以从中发现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形式，时联合时分裂，又联合又斗争的特殊的相互关系，那么，“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两党关系的发展效果，而引起学界诸多争议的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规律，最恰当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规律，他们的斗争规律决定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规律。因此，可以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把国共关系分为几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影响国共关系的因素，国共关系的表现，国共双方采取的政策，以及外界的反应都是本文研究的问题。国共关系发展的第一时期

国共的第一次合作是国共关系的第一个时期。促成国共合作的因素应当从中国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还有外在的因素等方面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理论上处在对立层面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够放弃对抗，联手进行国民大革命。先从国民党方面分析。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反帝反封建，到处奔走呼号，组织力量，在1894年成立了兴中会，在1905年孙中山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极力促成一系列革命组织和团体合并，从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是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提出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口号，旧三民主义。孙中山领导同盟会进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因为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压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业未完成。旧秩序在新形式下得到恢复,甚至发展,国家徒有民国之名,业无民国之实。孙中山在领导的两次护法运动接连失败后，深深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大，资产阶级单打独斗是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必须要联合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的力量。另一方面，改组的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以求重新焕发活力，实现三民主义的既定奋斗目标。接下来从共产党方面分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之初的共产党阶级对抗意识非常强烈，并且把国民党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国民党处于对立状态。但后来受到国际的影响，在中共一大的时候开始转变态度，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虽然有人提示和国民党合作，但最后还是决定“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当时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没有把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提到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共二大是国共关系的起点，其标志是1922年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和同年七月中共《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案》。其他的因素包括苏联共产国际的介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等都促进国共合作的进程。国共合作的形成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国共关是以两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的统治为特征的。国共关系的第二时期—十年对峙

然而，国共合作从始至终并不意味着两党阶级利益冲突的消除。因此国共两党之间的嫌隙时有发生，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一直实行打压政策，小动作不断。加上大革命使北洋军阀的崩溃，帝国主义急需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于是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新右派蒋介石成为了他们的最佳人选。一向以来惧怕工农力量并反对与苏联合作的蒋介石于年月、月，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力量。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分裂国共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年月，蒋介石会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表示保护外国在中国的权益；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讲；月在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事件，镇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月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名义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年月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日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其辖区内开始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进入十年国共对峙时期，这就是国共关系的第二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的起止点是十年内战的起止时间，国共关系在这个时期的表现是破裂并互相攻伐。在十年对峙中，国民党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对全国的统治，一山不容二虎，国民党必须对共产党采取高压打击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用法律、行政、特务等手段残酷镇压中国国民党人的革命行动，致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中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这几个月以来，中国革命的领袖及群众死于南北军阀刽子手之下的，连数也数不清了。”对峙时期，面对国民党的迫害，共产党必定要予以反击，决定要用武装夺取政权来回答中国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并组建革命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势力来应对国民党的迫害。“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党采取了新的路线，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暂时是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期的公开夺取的斗争现在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的下限是1937年7月，国共关系开始向另一个阶段发展，有几个理由值得借鉴，（1）中共年提出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中共统一战线转变的开始。（2）抗战统一战线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手下掌握几百万军队，所以蒋介石的态度至关重要，从武力剿共，转变为政治解决，再到后来的联红抗日，国民党对中共的转变也经历一个过程。19 3 5 年华北事变以前, 蒋介石一直坚持武力“剿共”的方针;华北事变后到两广事变发生, 蒋介石对中共企图采取“政治解决”;当两广事变平息后, 蒋介石又发动新的大规模的“剿共”;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蒋介石才被迫在口头上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 这时两党才停止军事的敌对行动。1 9 3 7 年2 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方针。这样, 国民党的“联共抗日”的方针才真正确定下来了。

第三个时期是国共第三次合作，时间是从1937年7月，到1946年6月，表现为建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全力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以民族利益为重，暂时放下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国民党一边同共产党合作，一边提防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势力，到抗战后期出现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局面，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在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面前，国民党并没有同共产党真正撕破脸，至少表面还维持着联手抗日的和谐局面。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统一组织和共同纲领，大体上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妥协让步，虽然存在两个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是国内阶级矛盾受民族矛盾制约。中共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极力保护抗战全局的局面，不让抗日战争全局遭到破坏。但是一旦民族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矛盾又重新出现。

国共关系的第四个时期是三年内战时期，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奉行专制、独裁、反共的政策，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共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粉碎国民党的阴谋。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走向全面对抗。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一月停战协定》，召开“国大”，和谈之门一手被国民党当局关上了，重庆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谈判失败。这个阶段, 中共代表的工作“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 而是为宣传而谈判”“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

第五个时期，从1946年6月—1978年底，这一时期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到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国共关系表现为军事政治的对峙，政策呈现阶段性的发展。第一阶段，自败退台湾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均试图以军事实力消灭对方，巩固自己。在政策表现上，国民党根据当时台湾失败主义蔓延，大所数士兵自己放逐自己，提出光复大陆的口号，试图挽救统治，团结人心。共产党则提出肃清残余，武力解放台湾。第二个阶段，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共两党的政策均有变化，即在主张军事进攻的同时，强调政治作战的意义。这一阶段影响国共政策的因素在中共方面是中共受国际形势和国际舆论，由过去的武力解决调整为逐渐减少军事行动规模，突出政治解决的意义。中共改变的原因，国内主要矛盾变化，随着一化三改，中国的资产阶级被消灭，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现状的考虑，希望利用中国克制苏联，所以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中美关系缓和。另一方面国民党拒绝共产党的善意，认为是阴谋，但是迫于国际形势也改变了政策，由 “保卫台湾”转向重点建设台湾为主，吸取前一阶段的教训，决心先把台湾的经济搞上去，为反共复国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从反复强调的“反攻大陆”转变为强调“心战、政治战，”以武力反攻转变为政治反攻为主。原因：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政策口号一直在空喊，美国失去了耐心，不再对台湾提供军事武装。台湾武装反攻政策破产，低估了大陆人民的觉悟和力量。

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为界，从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开始，国共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即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国共关系新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影响国共关系缓和的因素：（1）中国振兴，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就必须要解决台湾问题，缓和国共关系。（2）符合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3）国内掀起了一股“以变图存”的浪潮。（4）国共双方达成“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共识，双方都有了交流的立足点。（5）中国制定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决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6）台湾也制定了缓和政策。（7）国际条件有利。但真正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终止第二次分裂，还需要一个较长而复杂的独立的阶段，即和平过渡阶段，纵然在这一阶段是在曲折中发展，国共关系仍时有波澜，台独分子从中作梗，但是这一阶段一定是前进的发展，不会出现历史性的倒退。

通过对以上国共关系的探讨和成因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影响国共关系几个因素：（1）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着国共关系的变化。（2）国际形势的变化制约着国共关系的发展，外因通过内因产生作用。（3）取决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变化。（4）两者的阶级利益完全相反或平行。（5）中国资产阶级和物产阶级的斗争规律。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共的关系时有起伏，这种关系的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中的这部分旨在探讨一个有趣的文学形象—国民党的军人形象，可以说国民党军人的形象是国共关系的具体化表现，随国共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研究国民党军人的形象是我们正确认识国共关系史，正确看待国民党的形象的基础条件。

为了更方便研究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在这里借鉴研究国共关系史的分阶段法来使研究条理化。第一个阶段是70年代，这一时期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完全黑化，和共产党军队光辉伟大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并不能展现完整的战争史，很多都是人为加工的，可信度并不高，只是为了政治服务的工具。七十年代，国共关系依然处于冰封期，彼此依然仇视对立，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人的形象长期存在着简单化、表面化、甚至漫画化的倾向，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具有典型性的：目空一切，傲慢无礼的高级将领；满口大话实则能力低下的指挥官；下层兵痞，兵油子；总体上来说都是敌人的形象都是草包，不堪一击，在每次的战役中都被共产党的军队追着跑。后半期，拨乱反正，文学复苏，这一时期的战争小说依然沿袭六七十年代政治教育的做法，仍旧表现极大的政治功利性。

八十年代，政治上开始有所放松，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中共中央发了个文件，大意是国共两党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英勇抗战的将领士兵，包括国民党中央军在内，都应该表扬和肯定。文学上也开始放松，开始重视战争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民军人受到的影响。不再追求政治功利化的目的，而是着眼于作品的审美水平之上。多面立体的形象塑造，尤其在蒋介石形象的塑造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蒋介石不再是一个大奸大恶的形象，而是开始表现他在政治 上的远见才识，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一面，卓越的军事才能，肯定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还描写了生活中的蒋介石，揭示了他复杂的性格而不仅仅是完全否定。总之，国军形象不再淡泊，公式化，作家对国军形象的每次全新解读，都是在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引导人们用理智冷静态度去对待历史，但稍显刻板和不自然，一方面肯定国军的贡献，一方面也没忘记其政治上的反对性。九十年代，不在集中于宏大的战争叙事，而是选取小部队活动，将国军军队和国民党政府作为两个个体分离开来。进入21世纪，国共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变，互动频繁，连战访问大陆，胡锦涛讲话纠正“扬共贬国”，形象改变在三个方面，由缺席到在场，由纪律涣散作战不力，纪律严明，奋勇拼杀；由个体到群体，由个体的英勇表现到全景地展现集体的英雄豪情；由归附到坚持，由投奔共产党军队的必然选择到坚持自我信念的多重选择。

第三篇：国共内战系列：1945~1949中国内战录之国共东北首回合大战

国共内战系列：1945~1949中国内战录之 国共东北首

回合大战

中共东北武装经历过辽西溃败（国军方面称为“锦西大捷”）后，山海关、兴城、葫芦岛、锦州等战略要地易手，东北门户敞开，大批国民党主力部队陆续从秦皇岛、葫芦岛登陆。这些国军精锐可不是来东北打酱油的，赶到前线的中共东北主帅林彪，眼见国军气焰飙升，心知必须给予来敌重大杀伤，方能稳住阵脚、守住东北。而为配合政协会议和随后的国共和谈，延安方面也一再指示林彪要与国军坚决作战。于是双方在东北大战的首回合，就于1946年2月~6月间展开。

1945年11月国军攻占锦州之后，继续往北扩展，占领北镇、黑山、义县等地，同时往热河方向锦承铁路西进，攻进北票、朝阳。至1946年1月，国军已占领热河东部及辽宁西部的广大地区。

1946年1月1日，中共东北武装统一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因为当时国共正在议和，所以采取了“民主联军”这种不授人口实的叫法，总兵力约32万人。

1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决定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因此1月国共双方都在积极部署兵力。2月上旬，国军东北安保司令长官进占沈阳，为此国军从北宁路沟帮子至新民一线，向铁路南侧辽中、北侧法库方向驱逐驻防的民主联军。

2月11日，林彪亲自指挥最精锐的梁兴初部和彭明治部两个师，集中优势兵力，于秀水河子突然围攻突前的国军第13军第89师一部，战斗至2月14日国军损失1600多人和部分重武器。此战为中共东北民主联军对阵国军第一场胜利，战果不大，却让林彪主帅威望保住，也让国军有所顾虑。而林彪等共军将领第一次见识到了能发射燃烧弹的迫击炮等先进武器，对国军装备大为震惊。

2月26日东北民主联军在南满的雪岭企图复制秀水河战斗，集中5个主力团伏击国军89师1个团，但配合不佳的共军在国军严密的火力网面前吃了大亏，虽给国军造成了600多人的伤亡，自身却损失2400多人，不得不撤围逃逸。2月，威名缅甸战场的国军新1军在名将孙立人带领下海运至东北。3月，后来让共军痛恨不已的陈明仁带领第71军到达。4~5月，曾泽生带领的第60军、卢泉的第93军先后到达，此外又有青年军的207师。国军在东北实力大增。国军新1军，抗战中杨威缅甸战场，内战初期给东北民主联军吃了很多苦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威名缅北战场的孙立人将军，在东北他有短暂的辉煌，但随即被调往台湾练兵，后来下场悲凉 3月11日起，在全国性反苏运动的压力下，苏联乃开始从东北各地撤兵，于是国共部队便积极展开争夺东北各大小城市。

3月13日，国军52军进驻沈阳，随即配合新1军、新6军以沈阳为中心，向沈阳以南、以东、以北继续进军，从3月下旬至4月初，占领抚顺、铁岭、辽阳、鞍山、营口等南满重要城市。

而共军早已深入东北，并得到苏军暗中相助，趁苏军撤退之机马上进占北满以及中长铁路上之大小城镇，3月18日，共军进占四平街，4月18日攻下国军控制的长春；一周后，又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大中城市。至此，国共两军分别占领了南满和北满大部，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而双方下一个攻防的目标，即为位于沈阳及长春之间中长路上之交通重镇四平街。

在四平街以前，东北民主联军的表现为避国军锋芒。但中共中央深知不可再如此轻易撤退，毛泽东下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争”。于是林彪在四平街聚集10万主力，在辽南重镇、沈阳门户——本溪也聚集了南满民主联军10万人作为牵制，准备与国军血战到底。毛泽东认为：“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

3月31日起，国民党军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指挥（当时杜聿明因病住院不能指挥）国军集中5个军11个师的兵力由沈阳地区沿中长路(自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和安沈路(安东至沈阳)向南满和北满发动大规模进攻，其部署是：以新编第1军、第71军向沈阳以北进攻，预期在4月2日夺取四平；以新编第6军、第52军及第94军第5师，向沈阳以南进攻，完成对鞍山、本溪等南满工业区的占领。然后准备集中新1军、新6军等部沿中长铁路向四平以北发展进攻，计划将民主联军主力压迫于松花江南岸消灭之。4月10日前后，国军新1军在空军与炮兵的掩护下，向四平街攻击，激战数日，曾一度突入四平，因后续部队支援不及时，被共军击退。

4月15日，国军第71军第87师孤军冒进，在大洼、金山堡遭遇共军埋伏，损失1个团。国军攻势顿挫，与共军形成僵持局面。

4月18日，国军新1军、71军再攻四平街，攻击猛烈，但无所进展，战至27日形成僵持。

4月18日民主联军攻占长春后，四平街保卫战必对共军意义重大，林彪亲率黄克诚、李富春、万毅、周保中、吕正操各部共十四个师十万余人，广筑工事，以四平市区为中心，组成一条东西蜿蜒百余里的防线，决心“把四平变成‘马德里’”，并向中共中央表决心：“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病愈的杜聿明于4重返回沈阳，了解到战场的胶着状况后重新部署。杜纠正了熊式辉分兵太散的做法，决定缓四平街、先攻本溪。杜集中52军及新6军，并配以71军第88师，在空军掩护下，于4月28日分两路向本溪攻击前进。在进攻本溪过程中，国军集中空军全力、采用空陆联合作战模式逐级推进，国军飞机以低空投掷美制杀伤力极强之“面包篮”炸弹，给没有防空力量、也没见过如此大威力武器的共军以数千人伤亡和极大的心理震撼。5月7日，国军攻下本溪，溃败的民主联军向连山关以南安东境内撤退。溃退过程中民主联军有许多人逃散。

攻下本溪、解决后顾之忧后，国军杜聿明集中几乎所有新1军、新6军、52军、71军等主力部队共10个师向四平街突击，于5月12日攻占开原，并于5月14日起对防守四平街之十万余共军分三路实行两翼包围迂回攻击。

5月16日，国军强攻后拿下四平街东南重要据点331.5高地。17日，国军攻占火石岭，随即又集中兵力向西平街左翼最后一个制高点——塔子山阵地——发起猛攻并于18日拿下。5月18日那天，国军195师还攻占了四平街右翼的哈福，四平街内的共军岌岌可危，面临着防线被攻破而退路又被包抄的覆灭危险。共军统帅林彪当机立断，不等延安方面的指示，命令部队立即逐阶撤退。

5月19日凌晨，民主联军被迫放弃四平街向北撤退。曾经以为会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马德里大战”变为了共军的大溃败，许多新加入民主联军的原伪军、土匪哗变，10万多民主联军损失过半。

本溪、四平街大败后，东北民主联军损失大量人员和装备，士气低迷，已无法有效组织对国军进攻的防御，中共中央适时地指示林彪“变阵地战为运动战”，决定放弃刚得手长春。5月22日，国军收复吉林省会长春，随即继续分三路往北急速追击向哈尔滨仓皇溃退的林彪败部，其中左翼队占领辽源，右翼队于24日占领梅河口、海龙，26日占领双阳，27日占领磐石、九台，28日占领吉林省会永吉，中央兵团新一军亦于29日占领松花江的大门德惠及松花江北岸桥头堡，30日继续占领农安。

6月1日，国军新1军迅速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哈尔滨遥遥在望，民主联军显得毫无斗志。

6月3日，毛泽东经过考虑后，同意林彪在情况持续恶劣时把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也放弃，采取游击战。但在美国方面巨大的停战压力下，外加出于对共军惨败后苏军可能出手干预的顾虑，蒋介石顺应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的要求，于6月6日出人意料地发布了第二次停战命令。蒋的这一停战令饱受他手下前线将官的反对，大家对这一部趁热打铁的奇异命令感到莫名其妙，但还是执行了，于是东北开始了5个月的相对和平期。至此，国共东北首回合大战落下帷幕，国军大胜并攻取长春等重要城市，而共军损兵失地，实力和士气跌入最低谷。

1946年5月共军在本溪、四平街的大败，原因有很多，比如对手调整了战术、装备精良等等，但有一个事实很重要：那时东北民主联军士兵素质比较差。

共产党武装进入东北后，与以往抗战中的表现一样，初来乍到就迅速地招兵买马。而当时混乱的东北大地上，许许多多的失业前伪满士兵需要生活，那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村男孩也对热热闹闹的中共基层人员宣传很感兴趣，于是乎，近二十万前伪满士兵和农村子弟让东北民主联军如吹气球般膨胀起来。

由于东北大地自1940年起就没有什么反抗力量，前伪满士兵已多年没有经过战事考验，平日无所事事；那些农村来的小伙子们就更加是军事盲。而当时林彪在百忙中显然还没有精力、人力和时间去有效地组织对基层官兵进行训练。由于国军推进太快，匆忙间这些乌合之众就被拉上了战场。一些参战双方经历者都相似地回忆到，四平街大战中的东北民主联军士兵显然“菜鸟”不少，许多人不会瞄准，对大炮轰击十分恐惧而不知所措，混乱中挤在一团白白挨枪子或弹片，在阵地一点被突破后就大批地逃跑。无怪乎，林彪和他手下的悍将们也无可奈何。大陆解放军的训练口号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血的教训，1946年5月的本溪、四平街战事又一次教育了共军。

第四篇：简论如何做好国有建筑企业转型升级时期员工思想政治工作

简论如何做好国有建筑企业转型升级时期员工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的党建基础工作之一，在党的各个时期一直为推动党的发展事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随着国有建筑企业开始转型和改革，升级程度不断加深，企业的员工队伍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改变。在这样一个新的“改革、转型、发展”时期，国有建筑企业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团队，应该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员工的士气上涨，引导员工培养积极健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并向建筑企业指明的前进方向不断进发。

一、新形势下，做好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

为了使国有建筑企业获得更高的竞争优势，提高企业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国有建筑企业需要达成一个整体性的转型升级。在当今大环境的背景下，国有企业面临着更多的新机遇，但也遭遇了更多的新挑战、新矛盾。在政府维持的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只有国有建筑企业员工奋发工作，互相配合，成为企业的坚强后盾，企业才能集中精力改革创新，尽早完成转型需要跨越的目标。因此，需要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并有针对性的引导员工化解心中的困惑或疑虑，克服消极情绪，认真工作。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和谐稳定的工作氛围，才能为企业后期的运营和发展带来动力和保障。

二、新形势下，员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与挑战

1.国有建筑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困境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越来越多的非国有企业参与到建筑施工项目竞争中去，因此建筑企业更多的关注到质量与效益的同时达成上去。国有企业本身具有相对庞大的组织结构，经常出现项目抢夺的现象。而在企业转型升级的时期，更是经常发生资金不到位、拖欠工程款、烂尾工程等问题。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从表面上可以追究到建筑项目的分项多头管理或行政审批的手续繁琐等，但追根究底，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不足才是根本原因。

2.国有建筑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部困境

与外部困境相比，国有建筑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部困境则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员工队伍建设方面。在国有建筑企业转型升级的准备期间，企业内部大部分员工满足于现状，思想始终遵循陈旧的方式，缺乏创新精神，部分员工对企业将来的发展十分迷茫，也不接受企业的转型升级。

国有建筑企业的工作性质具有其独特性。建筑施工点多面广，工作周期一般较长，危险性高，许多项目施工地区生活条件艰苦。这些特点都导致了施工人员难以适应施工的生活，降低了建筑施工效率，增添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

3.国有建筑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

当前正是社会变革最全面、最深刻的阶段，也是国有企业改革最具实质性进展的时期。所以，国有建筑企业转型升级是势在必行的，企业进行深化改革，必然涉及企业劳动、人事、分配等重要管理环节和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和组合，必然涉及一部分员工利益。这些问题给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带来了很大冲击。国有企业在我国的建筑市场中占有很大比重，国有建筑企业的与经常主动地或被迫的接受各种社会问题带来的考验，这对国有建筑企业员工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三、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国有建筑企业员工思想政治工作

1.提高认识，加强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

在国有建筑企业的转型升级时期，不断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健康发展的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围绕中心任务、服务大局、发扬特色、履行职责，着力加强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坚持反对“四风”，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为实现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积聚正能量。

2.从企业创新的角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国有建筑企业必须培养员工的创新观念，具体来看就是要做好员工对企业转型发展的意识灌输工作，使员工能够很好地接受、理解企业转型升级的意义

和作用，扫除员工对企业升级转型的误解等思想障碍，从实际上推动转型落实。就国有建筑企业自身而言，转型升级是一个好兆头，要立足实际，更新观念，正确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促进企业发展与员工发展的有机结合，始终保持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力和创造力；其次，企业要加强创新机制，以此来激发思想政治工作的内部动力。企业要将转型工作落实到实际，完善各岗位的分工责任制，将工作机制一体化运行，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估、奖惩制度。

3.完善工作平台，加强员工思想政治教育

现代科技飞速发展，企业可以用于对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和方法越来越多，其中最简便的莫过于互联网。现代企业员工可以通过互联网，快捷、方便的获取企业信息，更加简单的了解到企业的文化和动态，并积极的参与探讨企业未来的发展境况。这种方式同样也为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4.加强部门联合，形成整体合力

想要做好国有企业转型时期员工的思想整治工作，就必须充分发挥各部门的共同作用，并且分工明确，最大程度上实现企业的效益。同时，企业党政机关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宣传力度，促使员工及时、积极的了解企业的发展方向，甚至参与到探讨中去。企业的管理层要发挥好带头人的作用，围绕员工在企业转型升级时期遇到和关心的问题和需求，为员工服务、解决问题。另外，相关后勤部门要注意改善员工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设施的质量，更多的开展高尚文明的集体活动。通过各部门的合作、交流和沟通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为了应对市场布局和业务结构的调整，提高对项目风险的管控能力，更好的应对财务资金等一系列问题，国有建筑企业需要提前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国有建筑企业要将这项工作长远的坚持下去，及时把握员工的情绪变动。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积极适应新变化，顺应员工新期待，有力应对新挑战，与时俱进，才能在企业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这样才能在整个企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群策群力地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就。

第五篇：我与祖国共奋进系列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标题：我与祖国共奋进系列活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在“我与祖国共奋进南通发展我奉献”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团市委召开“我与祖国共奋进南通发展我奉献”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电视电话会议，总结增强共青团员意识主题教育，部署“我与祖国共奋进南通发展我奉献”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十分

必要，十分及时，刚才杨建同志代表团市委党组对我市增强共青团员意识主题教育进行了总结，我完全赞成。下面，我根据团市委党组会议的精神，讲三个问题。

一、传达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周强同志视察南通时的讲话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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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团市委近年来坚持把团的工作分为团务工作和青年工作两块来做的工作理念，并积极探索共青团工作虚事实做的新路子，2004年为全社会为全市青年办成了十件实事，2005年又在十个方面做到了全团领先。南通团市委的做法在省内、国内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团中央领导，特别是周强书记从媒体和有关汇报材料上看到南通团市委的做法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次表示要亲自来南通走一走，看一看。这次借到苏州参加全国综治委全会的机会，提前一天出发，于4月26日至27日专程来南通视察指导工作，这是继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1958年视察南通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团中央第一书记第一次视察我市，也是周强同志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8年来第二次到江苏视察工作。周强书记一行还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卢雍政同志、团中央办公厅孙晓勇处长和团中央权益部张蔚红处长。团省委书记魏国强、团省委副书记练月琴、团省委权益部部长杨旭峰等陪同来通。南通市委书记、市人大主任罗一民，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曹能新，市委副书记黄利金，副市长朱晋，市委副秘书长黄鹤群等领导陪同视察。周强书记一行4月26日晚六时抵通。六时三十分南通市委、市政府宴请了周强书记一行。晚上周强书记游览了濠河。回到房间后，认真听取了南通团市委的工作汇报。27日早晨七时在团省委书记魏国强和我的陪同下，沿濠河进行了晨练。周强书记从有斐饭店出发，沿濠南路向东，经濠东绿地南北两段，从城隍庙折向北濠桥，直至珠算博物馆，整个行程近5公里。27日上午周强书记参观了南通博物苑，视察了江海志愿者展示馆、南通青年创业服务中心和南通中学。在江海志愿者展示馆，听取了我的情况介绍，接见了中国志愿者服务金奖获得者徐尔铸同志，并实地查看了江海志愿者服务站的档案资料。在南通青年创业服务中心，周强书记与卢雍政书记、罗一民书记和魏国强书记一起为中心揭牌，参观了中心的办公室和服务大厅，与中心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中心的运作机制、服务项目和运行情况，听取了安惠公司、团市委、市外办等三家主办单位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视察完南通青年创业服务中心后，周强书记在人民公园南草坪亲切接见了团市委机关全体同志和直属团组织负责人，与大家合影留念，并接受了我市各新闻单位的采访。随后，周强书记参加了南通中学团委的难忘教育活动，并为新入团的团员代表授星星火炬。时近中午，周强书记兴致不减，还游览了狼山风景区，并亲切接见了宗教界别的青联委员。午餐后，周强书记一行离通赴苏州。周强同志在通期间发表了重要讲话。

1、关于对南通的印象。他说：南通很值得看，中国近代实业很多都发源于此，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有很深的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这些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走马观花看了一下市容市貌，印象非常深刻。南通既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发展前景很好，在“十一五”期间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发展的潜力巨大。他表示，对南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要多多宣传南通，推介南通。

2、关于对南通共青团工作的整体评价。他说：南通共青团工作在市委的关心领导下，按照团中央和团省委的要求，结合本地的实际，有很多创新，江海志愿者、青年中心、青年创业中心等工作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很多工作在全省乃至于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南通市委、市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南通团市委围绕全市的中心工作，服务经济建设、服务青年、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了青年的生力军作用。

3、关于江海志愿者工作。周强同志视察江海志愿者展示馆时，看到“青春手拉手，拥抱母亲河”相关宣传图片后感慨的说：“这个活动很有特色，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并对江海志愿者展示馆选址充分肯定“好，这个地方确实好！”他说：市委市政府在南通经济社会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