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全面”和“从严”的具体体现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一

“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是从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化版‟，管党治党的制度笼子正愈扎愈紧”；“新法规纪法分开、泾渭分明，更能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是科学反腐的重大举措”……近日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全党全社会引发热议。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关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的实践表明，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一些新的实践成果也还没有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扎牢管党治党的制度笼子，真正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在全党树起来，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新修订的《准则》《条例》正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充分体现了管党治党必须“全面”和“从严”的要求。

“重新修订两项法规，是实现依规依纪治党、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新法规的„全面‟令人印象深刻。”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汪洋认为，这首先体现在把全体党员都纳入监督制约范围。

全面从严治党，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作为拥有87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从严治党只是管住“关键少数”还远远不够，用党规党纪管住绝大多数才是重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构政治生态的“良方”。规范对象“全覆盖”“无例外”，本身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绝不允许有特殊党员存在。

为了更好地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新修订的《准则》把普通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全部纳入制约范围；新修订的《条例》也对原有条款中不少违纪情形只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情况做出调整，明确“六大纪律”是全体党员的基本遵循和底线。

“规范领域和内容的„全覆盖‟，也体现了两项新修订法规的全面性。”汪洋指出，虽然《准则》的“体量”大幅精简，但紧扣“廉洁自律”，指向性更明确，内涵也更丰富。不仅对全体党员提出正面倡导，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也不再局限于“廉洁从政”，而是增加了“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内容。

据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介绍，《条例》的修改比例基本上达到80%至90%，有的章节几乎全部修改，调整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深入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篇之作，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破题之举。仅2014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条例》新增了违规收送礼金、消费卡，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超标准、超范围接待等违纪条款。

领导干部瞒报个人事项、“裸官”等问题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集中整治的“顽疾”。去年，中央巡视组曾指出广东、福建的“裸官”问题比较突出。此后，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清理“裸官”行动，在领导干部中产生了很大震慑。新《条例》中明确增加了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取得外国国籍等违纪条款。

……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规范对象和领域的拓展，既是“全面”，也是“从严”，反映出党内法规制度正日益完善。

“新修订的《条例》在„从严‟上下足了功夫，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实现纪法分开。”

湖南省法学会廉政法学研究中心主任邓联繁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行为的标准设置上，尺度高于法律；二是在对行为的后果处理上，尺度重于法律。

“划出纪律底线彰显了„从严‟的尺度，确立高标准同样也对广大党员提出了„从严‟的要求。”网友“清晏”指出，新《准则》不仅将对党员领导干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要求固化为制度，对他们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同时也对全体党员发出道德宣示，每一条都考验着党性和担当。

综观新修订的两项法规，“全面”和“从严”要求紧密交织、贯穿始终。对广大党员来说，全部被纳入规范对象，这本身就是一种震慑，意味着制度笼子越收越紧、越往后执纪越严；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廉洁自律的内涵越来越丰富、纪律标尺的刻度越来越精密，实际上体现了管党治党的维度越来越全面。

“对纪检干部来说，焕然一新的两项法规为今后我们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有力依据，也有利于持续深入推进正风反腐。”中央纪委驻人民日报社纪检组办公室副主任陈炜告诉记者。

“全面意味着从严，从严也体现了全面，全面和从严往往分不开。”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指出，全面是扩大范围，从严是彰显态度，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党内法规建设与时俱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以党章为遵循维护党章权威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二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形势与实践下，迫切需要唤醒全体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此次《准则》和《条例》的修订，正是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章的权威立起来，将党章关于纪律和廉洁自律要求具体化

“木有本而枝茂，水有源而流长”。

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循的根本行为规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尊崇党章。新修订的《准则》和《条例》，全面梳理了党章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和廉洁自律要求，突出了政党特色、党纪特色，是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

早在上任伊始，总书记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指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

在今年初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

党章的重要性毋庸赘言。从查办的腐败案件、巡视发现的问题、严重违纪违法者的自我忏悔来看，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把党章当回事。曾因入党兴奋难眠的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抛弃了党性原则；曾经发誓不入党不结婚的河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梁滨，栽倒在欲望的泥淖中；曾高谈“好官难为”的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话音未落人已落马……这些原本优秀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的党员干部，正是摒弃了自己的“初心”，把党章党规党纪丢到一边，才走上严重违纪的道路。

严峻复杂的形势再次提醒我们：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形势与实践下，迫切需要唤醒全体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此次《准则》和《条例》的修订，正是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章的权威立起来，将党章关于纪律和廉洁自律要求具体化。

修订后的《准则》既向全体党员发出道德宣示，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又突出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提出比普通党员更高的要求。

如，党章在第一章“党员”中，就对党员提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等要求。

遵循党章要求，《准则》在第2部分围绕党员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四条规范”，明确要求党员必须“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奉献”等。

抓住“关键少数”，就能引领“最大多数”。在第六章“党的干部”中，党章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包括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加强道德修养”等。

针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准则》第3部分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方面，提出要求更高的“四条规范”。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廉洁用权，自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廉洁修身，自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等。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党章就是纪律规矩的总依据，党章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认为，唤醒党章意识对于全面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从严治党意义重大，一些党员出现问题，正是由于缺乏党章意识或是党章意识不强。

《条例》这把执纪“新尺子”的打造，亦完全体现“以党章为根”的修订原则。新修订的《条例》在第一章“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的第一条便开宗明义，新增“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在第三条中，新增“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

在“分则”部分，修订后的《条例》将原来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为主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规范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6类，使《条例》的内容真正回归党的纪律，为广大党员开列了一份“负面清单”，进一步实现对党章规定的具体化。

“比如，党章规定党员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这次我们在修订《条例》时，在„对违反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中就专门增加了„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纪律处分条款。”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告诉记者。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说：“现实中，一些有着十几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包括一些党委书记，对党章„只闻其名‟的不在少数，有的人直到问责的板子打到身上，才终于读了一遍党章。”

“修订后的《条例》，既要求全体党员用这把纪律的„新尺子‟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更要求他们去重温并深刻领会打造这把„尺子‟背后的„总度量‟——党章，唤醒全党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宋伟表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三

“《准则》如同灯塔，为我们指明方向；《条例》好比警报，提醒我们避开危险。只有认清航向、不碰暗礁，才能行稳致远。”对于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北京市房山区民政局干部张威有着这样的理解。

如其所言，《准则》和《条例》同步修订、同日发布和施行，并非巧合。其中深义，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在向媒体介绍修订原则时已有说明：“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

怎样结合？修订后的准则以党的理想信念宗旨、优良传统作风这个“德”为基础，强调自律，重在立德；修订后的条例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强调他律，重在立规。

更形象地说，《准则》坚持正面倡导，为广大党员确立了思想和道德的高标准；《条例》开出“负面清单”，划出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可触碰的“底线”。正是这一高一低、一正一反，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全党一体遵守的道德和纪律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标杆和戒尺。

高低结合、正反互补，意味着不能偏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认为，如果只有《准则》没有《条例》，相关要求就会成为空话；如果只有《条例》没有《准则》，遵守纪律就缺少了内在的自觉。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德水同样认为，《准则》和《条例》当形成“双轮驱动”，如有偏废就会使从严治党出现片面化。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德法相依，德治礼序，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治国理政、管权治吏重要经验总结。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发挥法治与德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坚持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治国如此，治党亦然。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理想和纪律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这也是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出台八项规定到修订《准则》和《条例》，从纠治“四风”、“打虎拍蝇”到构建“三不机制”，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越来越成为管党治党的有力抓手和有效办法。

道德使人向善，是纪律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行为；为“官”从政，更要遵循道德规范，具备应有的道德品质。新时期涌现出的郑培民、沈浩、王瑛、杨善洲、罗阳等优秀干部，不仅是道德高尚、执政为民的楷模，也是遵章守纪、廉洁奉公的典范。

德之不修，行之不远。规章制度、纪律规矩再严明，也要靠有德之人来执行和落实，“失德”只能走向堕落。从近年来各地通报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例看，“落马”的党员领导干部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失德”问题，有的骄奢淫逸，有的以权谋私，有的家风败坏，等等。

从“红毯铺道”到“锒铛入狱”，辽宁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便是“失德”的典型。这位先后获得长江韬奋奖、中国新闻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优秀领导干部，却被如火的贪欲焚尽良知和道德，失去了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连踩“雷区”、频触“红线”。《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10月22日，中央巡视组再次“晒”出对15家单位的巡视反馈意见。从反馈情况看，“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房‟”；“超标准开会、奢侈浪费等问题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干部亲属开办企业谋取利益，蚕食国企”……这些问题，不仅违纪，也与《准则》要求背道而驰，可以说是严重“失德”。

没有规矩，德亦难行。纪律惩治腐恶，是道德的坚强后盾和保障。只有在通过立德引导自律的同时，通过立规加强他律，让党员干部心存敬畏、行有底线，才能让“德”真正立起来。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已近三年，从今年1至9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数据来看，高压之下，查处问题数、处理人数和党纪政纪处分人数仍高达23515件、31693人、20478人，且9月份的相关数据较之8月均有增长。试想，如果没有纪律这条“底线”，没有监督执纪问责，这些党员干部还将会滑向怎样的深渊？

事实上，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并不存在“有德无规”的政党或者国家。即使是小说《镜花缘》里虚构的“君子国”，由于公认标准、秩序和规矩的缺失，过分谦让成了过犹不及，己所不欲却施之于人，致使公平缺失，争执和矛盾得不到解决。

“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体现了我们党对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就要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让德治与法治相得益彰。”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贺夏蓉表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坚持纪严于法实现纪法分开

——《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之四

10月1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连续发布重磅消息：周本顺、杨栋梁、潘逸阳、余远辉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不同以往，此次通报通篇“纪言纪语”：看标题，“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之中没有了以往经常出现的“违法”二字；看正文，过去惯用的“收受贿赂”、“行贿”等字眼也不再出现，行文布局主要体现违纪问题，而非违法问题。

党内审查是纪律审查，不是司法检控，一个依“纪”、一个依“法”，二者界限清晰，不能混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要严明党纪，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党员不可逾越的底线。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遵循管党治党的规律，坚持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充分体现了党纪特色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

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我们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以及管党治党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

2014年12月24日，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公布了山西省国土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腐败案剖析。王有明素有“工作有能力、有魄力”“工作成绩突出”等赞誉，曾获得全省乃至全国国土资源系统的各种荣誉。但是，这样一位“荣誉满身”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却从收受土特产开始，一步步发展到收受保暖衬衣、毛衣、千元礼金，直到最后收受巨额煤矿干股，落了个“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下场。

“破法”者必先“破纪”，这是被无数案例证明的一条腐败铁律。然而，原《准则》和《条例》的内容与法律法规混同现象严重，特别是原《条例》半数以上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由之导致，实践中党纪意识淡薄，管党治党不以纪律为尺子，而是以法律为依据。只要党员干部不违法，违反纪律就是小节，相关监督就“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甚至视而不见、不管不问，造成“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尴尬局面。

“小纪不执、小错不管、小病不治，使得纪律和法律之间出现了大片无人过问的开阔地带，导致党员干部从违纪滑向违法作„自由落体式运动‟。”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坚持纪严于法、纪法分开，首先要解决纪法重叠、纪法混同的问题。

对此，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均删除与国家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其中《条例》共删除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如有关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行为等刑事色彩浓厚的规定。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治，要害在严。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在删除相关内容的同时，还增加完善了若干条款，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在廉洁自律和遵守纪律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特别是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以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要求转化、上升为纪律规范。比如，《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能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

“如果纪法不分、„纪等于法‟，实际上就相当于把党员与普通公民混为一谈了，等于把法律的底线作为党员的底线了，这样就体现不出我们党的先进性了。”中央纪委法规室负责人表示。恰如其言，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系列解读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如果把普通公民的行为底线作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底线，就等于拉低了党员标准，全面从严治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党纪严于国法，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就是治本。”高波表示，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坚持纪法分开、纪严于法，既固化了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的实践导向，也强化了越往后执纪越严、处分越重的治理理念，充分彰显了政党特色、党纪特征，为全面从严治党和强化党内监督提供了制度依据和有力支撑。

当然，纪严于法、纪法分开，绝不意味着纪律和法律完全割裂开来，“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条例》不仅在“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一章规定党组织和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还专门设置“对违法犯罪党员的纪律处分”一章，实现了党纪和国法的有效衔接。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修订后的两大党规，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党管党的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和纪律要求，通篇贯穿着‚全面‛与‚从严‛两个关键词，吹响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号角，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彰显一种坚强决心

切实解决突出问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现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８７００多万党员，适用对象过窄；‚８个禁止‛‚５２个不准‛均为负面清单，缺少正面倡导；一些内容与‚廉洁‛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主题不够突出。而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则存在着纪法不分的突出问题，许多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为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真正在全党树立起来，中央自去年下半年着手对上述两部关联度较高的党内法规先行修订。今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准则和条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态度在此次修订中得到充分体现。两个法规回答了‘全面，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什么份上’等问题，彰显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放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

二、树立一条道德高线

——修订后的准则成为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 这次对准则的修订‚动作很大‛，无论法规的名称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形成了党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也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对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修订更名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到‘中国共产党’，从‘廉洁从政’到‘廉洁自律’，都体现了‘全面’二字。‛新准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员；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扩展到‚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等方面。

针对全体党员，准则围绕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四个坚持‛；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准则围绕‚廉洁‛二字，从公仆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风等四个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三、厘清一份负面清单

——删除７０余条与国法重复内容，增加‚拉帮结派‛等违纪条款，条例修订充分体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 以问题为导向，新修订的条例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权权交易、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利，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条例的修订，除上述‚一增‛外，还有‚一减‛‚一整合‛。

‚一减‛即删除了原条例中７０余条与法律法规重复的规定，代之以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都必须受到追究‛等专门规定，以实现党纪与国法的既相互分开又有效衔接。

‚一整合‛即将现行条例规定的１０类违纪行为整合修订为６类，分为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四、传递一个明确信号

——党内法规不是‚橡皮泥‛‚稻草人‛，要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全体党员心上 立德向善，立规惩恶，准则和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扎紧了管党治党的‚笼子‛，下一步关键是要落到实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审议通过两项法规时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担当和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要全面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维护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保证把纪律和各项党内法规执行到位。

贯彻落实好准则和条例，关键要做到‚学、思、践、悟‛四个字。‚学‛就是既学习法规文本，又领会其中深意；‚思‛就是将现阶段工作实际与两大法规‚对表‛，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思路；‚践‛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准则和条例办事；‚悟‛就是在‚学、思、践‛中形成共识，并用来进一步指导实践。

‚两项法规的修订，坚持以党章为遵循，是党章关于廉洁自律与纪律要求的具体化。‛学习贯彻落实两项法规，唤醒广大党员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树立起党章的权威，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

准则和条例作为党内法规，都是‚带电的高压线‛，绝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执行起来不能搞特殊、不能有例外，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敢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条例规定，各省、区、市党委可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

第三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解读（推荐）

关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解读

201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两个文件下发以来，人民群众对其中的部分规定热议不断，甚至觉得有“过严”“过细”“不通人情”之嫌。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大家没有理解好，没有理解准。《准则》与《条例》的正确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结合专家解读，大家一起来学习。

—— 为什么要出台《准则》和《条例》

全面从严治党怎么治，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

《准则》和《条例》的出台，紧扣全面从严治党时代主题，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更加坚固、更加坚实、也更加坚决有力的制度支撑和实践载体。

在打造坚强领导核心过程中，党中央鲜明地提出来，要把纪律和规矩摆到管党治党的最前面，纪律和规矩要有一定的载体，《准则》和《条例》毫无疑问是我们党内的根本性制度建设的实现方式，也是我们重要的执纪监督的依据。

《准则》和《条例》的修订以及出台，就是把从严治党、从严执纪的笼子打的更牢，制度的网结得更密、更细、更小，对于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更加有力。

—— 为什么这个时候出台《准则》和《条例》

反腐进入治标关键期，特别需要纪律、规矩立起来、严起来

在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政风反腐的冲击波的推动之下，国内打虎拍蝇、境外猎狐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现在清存量、阻增量、控变量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也就是说现在是治标的关键期，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关键期。在这个节点上，我们特别需要把我们的纪律、规矩立起来、严起来，为我们标本兼治提供一个综合施策的根本性保障。所以《准则》和《条例》的出台，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符合当前这样一个特点的。

—— 有八项规定的高压态势，为什么还要有《准则》和《条例》

让认为高压态势只是一阵风的人彻底死心

很多人依旧心存侥幸，认为八项规定是一阵风，“反四风”这种高压态势会过去。现在，《准则》和《条例》出台，标志着越往后，执纪越来越严，处分越来越重，标准越来越高。这对于政治生态的修复再造，对于干部状态的重启重塑，对制度建设举措等，都具有定盘星的作用，对于政风反腐的全局起到震慑治本的作用，倒逼党员领导干部收手收心。

—— 有严格的国法约束，为什么还要这么严的党纪？

法律是底线，党纪应严于国法

原本就应该是纪严于法，纪律的标准更高，因为法律是底线，党纪应该严于国法，但由于以前的纪律处理条例纪法不分，就拉低了党纪防线的标准，不按照高标准，反倒按照底线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所以在执纪监督过程中就存在着偏软、偏宽、偏松的问题，就出现了总书记所讲的纪律的破窗效应，现在一些部门、一些单位所谓塌方式、系统性的腐败，暴露出来的就是纪律涣散等问题。

比如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会有一个偷懒罪，在现实当中公职人员假如偷懒，看似不违法，但可能就会违纪，会因为失职渎职造成一些连锁反应和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的《条例》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包括“三严三实”、全面从严治党，把纪律和规矩挺到最前沿等理念、思路、方式方法的成果固化，就是把好的实践成果、把好的制度成果进一步上升，把它稳定下来，这就为我们下一步从严治党管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根基、制度保证。

—— 我们有《党章》，《准则》和《条例》会有重复吗？

不会，《党章》是“党内宪法”，两个法规是《党章》的实体化、具体化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立法法”当中，有七种党内法规，《党章》是第一位的，《准则》第二，《条例》第三。在党内所有法规体系当中，源头就是《党章》，相当于“党内宪法”。我们依规治党，所以无论是《准则》还是《条例》，都是把《党章》具象化、实体化，所有内容都能在《党章》中找到依据或者是原则要求，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党章》的权威得到体现和维护，让党规矩、党法得到遵行和落实，唤醒我们内心的党章党规意识。

——《准则》和《条例》之间是怎么一个关系？

一高一低，一正一负，一内一外

一高一低。《准则》的定位是高标准，指向的是立德向善，它是理想信念的外化，是执政党面向全社会的政治承诺、道德宣誓。它是高线、高标准。《条例》是底线，是我们的行为不可碰触的底线，它是立规纠错。

一正一负。《廉洁自律准则》是对全体党员提出的正面清单，和原来的准则完全不一样，删繁就简，200多字的内容，好记好背。而《条例》恰恰是一个负面清单，《条例》当中列举的所有违纪行为，只要触碰底线就会受到党纪处分。

一内一外。现在看到的《准则》，内容更倾向于理想信念和党员领导干部自律层面的一种内化的道德标准。它是一个标尺，是高标准。《党纪处分条例》恰恰是理想信念外化的表现，比如在政治层面上，我的一言一行到底怎么样，在组织纪律上面，我的所作所为怎么样，我的工作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等，它都是一些行为点，是看得见的，是外化的，是一把戒尺。内心深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总书记特别强调，它是一盏红灯、灯塔，它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首先一条要守得住底线。

——《条例》中对党员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廉洁自律的规定有所区别

体现了纪严于法，职务越高要求越严

在《准则》和《条例》当中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所谓的治国先治党、治党先治上。《准则》当中对普通党员的廉洁自律标准和领导干部的标准做了区分。《条例》当中有很多内容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违纪了怎么怎么样。

这体现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纪监督、纪律建设的理念，那就是治党管党当中，既要抓关键少数，也要抓最大多数，同时要突出重点，有所区分，分类规范，分别治理。比如现在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讲明显看起来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的条文规定，就体现了纪严于法，职务越高要求越严。这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和方面。

——《条例》“过严”“过细”？界限怎么判断？

《条例》当中有很多内容都有一个前置概念，就是“违反有关规定”。把相关规定找出来，就明白界限了。

一般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条例第68条、第88条所谓的“最严条款”，被炒作成了说领导干部不能参加同学会、同乡会，说领导干部一律不许买卖股票，我想事实上也是有一些误解和误读。《条例》当中有很多内容都有一个前置概念，就是“违反有关规定”。事实上，说的直白一点，《条例》当中有20多处“违反有关规定”的说法，相当于“后法治前法”，那“后法”和“前法”之间必须有一个关系处理的问题。我建议网友和关心这个条例的党员干部，耐心一点把20个相关规定找出来，就明白了。

举个例子，比如《条例》第68条规定的关于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的问题，违反有关规定的“前法”就是2002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联合下发的关于领导干部不得参加自发成立的没有登记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组织的通知。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内容在2002年那个《通知》里面都有了，它只是一个重申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因为时间及大家关注度的问题，对2002版的《通知》有的人知之甚少。

第88条被炒作成了领导干部不能买卖股票，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误读。和88条相关的“前法”是什么呢？就是2001年左右，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为了防止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几类人不能买卖股票，比如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或者是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单位的主管部门当中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员。明明知道这个上市公司所有的交易信息、所有重大投资决定的人，再来买卖股票，就太不公平了，等于说你永远赚钱，我们广大股民朋友们到哪儿去赚钱呢？你利用了你的职务便利、利用了你的内幕信息来谋取利益。

综观《准则》和《条例》，有五个方面鲜明特点。把握这些特点，有助于深入领会六中全会精神，有助于把《准则》和《条例》更好地贯彻执行到位。

特点一：以党章为根本依据

《准则》在序言部分就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条例》第一条就明确“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无论是《准则》还是《条例》，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以党章为根本依据。

解读：党章是党内根本大法，是规范和制约全党行为的总章程。准则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位阶仅次于党章，是对全党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和全体党员行为作出的基本规定。条例次之，是对党的某一领域重要关系或者某一方面重要工作作出的全面规定。

《准则》和《条例》突出尊崇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着力把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要求具体化，把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出台的重要文件和党内法规中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的有关规定和要求系统化，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特点二：坚持问题导向

《准则》在序言部分用近200字的篇幅对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体现了强烈的问题导向和危机意识。《条例》立足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

解读：文件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立规明矩。不回避矛盾和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

两个文件聚焦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存在的薄弱环节，着力围绕理论、思想、制度构建体系，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推动解决党内政治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和党内监督制度不健全、覆盖不到位、责任不明晰、执行不力等问题。

特点三：继承和创新有机统一

新形势下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既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基本规范，又要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与时俱进，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解读：两个文件既深入总结了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制度规定和优良传统，又全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进行了集纳，并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针对当前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存在的薄弱环节提出了明确措施，形成了新的制度安排，顺应了新形势新任务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要求。

特别是《准则》重申了1980年准则的主要原则和规定。新老准则相互联系、一脉相承，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

特点四：体现约束与激励相结合

“不准”“不能”“禁止”……《准则》和《条例》中，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划定了“底线”“红线”，尺度更严、标准更高。这是约束也是激励，约束与激励辩证统一。

解读：《准则》规定，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唆使、暗示或强迫下级说假话，这对于那些坚持原则、敢讲真话的党员干部来说，就是保护和鼓励；《准则》中既提出对党员干部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明确要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创新中的失误。

这些举措为充分调动党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点五：抓住“关键少数” 突出高级干部

《准则》在序言部分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准则》最后还提出要制定高级干部贯彻落实本准则的实施意见。《条例》也对中央层面提出了专门要求，还专门就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单设一章。

解读：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而抓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关键。只有把这部分人抓好了，才能够在全党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始终盯住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醒、批评、纠正、处理。不掩盖问题、护短遮丑，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清醒认识自己岗位的特殊重要性，树立和增强自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识，以对党的绝对忠诚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带头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

建议大家要想充分、全面、准确理解条例、研究条例，树立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思想理念，积极倡导廉政文化、奉献文化、守纪文化、礼仪文化等，营造出正气昂扬、廉洁文明、和谐发展的舆论氛围，使廉政文化理念入耳、入脑、入心，使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廉洁自律，接受监督，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解读

2015年11月11日10:31

来源：中直党建网

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

专家表示，在十八大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该条例的修订意义重大：通过制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真正实现让党员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

条例到底有哪些变化和规定？如何突出体现党纪“从严”？ 纪法分开：70多项与法律重合内容删除 党纪严于法律

条例修订：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修订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修订后，条例从原来的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缩减为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例如，之前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中央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现行党纪处分条例2003年12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最大问题是纪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法、越俎代庖的情况。

例如，2015年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区县领导因收受礼品被党纪处分，未进入司法程序，而该地某中学校长因收受家长礼品被处以更严的有期徒刑。

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不少违纪案例反映出党纪滞后于反腐败形势，一些党纪与国法重复，党纪抓小抓早的作用体现不突出，出现了“没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阶下囚’”的现象。

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专家表示，条例修订的精神已经在近期纪委执纪当中有所体现。例如，中央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提拔职务进行非组织活动，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

高波表示：“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

划定红线：强调追责 明确6类“负面清单” 条例修订：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六类：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

专家解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绍，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谢春涛说，比如原条例第150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旧条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什么都管，但有些问题没管好。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难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使违纪者不能再心存侥幸。

高波介绍，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把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等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要求中。

“过去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高波表示。

十八大以来成果制度化：方向精准 体现从严治党常态化

条例修订：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条例明确增加了一些违纪条款，如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权职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利等；在违反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益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违反生活纪律方面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专家解读：多位专家指出，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但也时有“反‘四风’只是一阵风”“反腐力度过大动摇执政基础”的杂音，群众在切实感受到反腐成效的同时，也担心反腐力度可能减弱。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规和法治一起作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一些腐败问题，必须出台严厉举措，刹住歪风，但禁令并不是一阵风的运动，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长期发挥作用，更严约束党员的党内生活。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党员干部大吃大喝、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等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表述。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对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等相关责任进行处分，一旦违反将依条例严格查处，这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庄德水表示，新的纪律处分条例让问责、执纪、监督有新的靶心，也明确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要点、标准、尺度、力度。

专家指出，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高波表示，十八大以来，党纪修订明显的变化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制度措施加以解决，按照全覆盖－－从严执行－－更严要求的方向不断迈进。“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随着形势发展，制度层面上也将不断完善健全。”高波表示。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解读

2015年10月28日16:04

从原条例的3编、15章、178条、2.4万余字，到修订后的3编、11章、133条、1.7万余字，《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不仅体例、长短发生了变化，新增、去除、修改条文比例高达近90%，有的章节甚至达到100%，可谓是“脱胎换骨”。有关专家指出，《条例》作为负面清单，在党规党纪体系中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对其进行与时俱进的修订调整，有利于其上下游相关法规制度的修订完善，也有利于以党章为核心打造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党纪体系。

将原先十类纪律重新归纳为六类纪律，力求“纪律姓‘纪’”“纪法分开” 据介绍，现行《条例》中对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必要和严肃的责任追究，且存在纪法不分的情况，在178条中有近80条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降低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

新《条例》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纪法分开、纪法各表”，纪律的归纪律，法律的归法律。这一方面使得纪律挺在了法律前面，比法律规定更加严格，对党员提出比老百姓更高的要求，有利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避免党员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使得纪委和司法部门的工作更加泾渭分明，避免了工作上重复交叉、纪委成为党内“公检法”等问题的出现。

正是因此，原先十大类纪律中与法律重复的贪污贿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违反财经纪律、渎职行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类别被取消，重新被归纳为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和生活六大类。这虽然在数量上少于原来的十大类纪律，但却完全做到了“纪律姓‘纪’”，其“制度成色”有了质的飞跃。

“这六大纪律恰恰是‘破法’之前‘破纪’的高发点，循着问题导向加以‘精准防控’，使得《条例》的实体内容凸显了政党特色、党纪特质。这是构建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党纪体系的创新探索和经典范例。”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评价说。

突出政治纪律，抓住“纪律中的纪律，规矩中的规矩”

修订后的《条例》把政治纪律列为六大纪律之首，特别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纪条款。这些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结合“打虎”“拍蝇”的实践所丰富的内容。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指出，从党史党建角度看，革命理想高于天，政治纪律重于山。中国共产党是有崇高革命理想和铁的政治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政治理想是政治纪律的精神内核，政治纪律是政治理想的外化要求。政治组织严密、政治纪律严明，是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基因，也是长期执政条件下抗御风险、兴党强党的巨大优势和根本保证。严明党纪，要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排在首要位置。严肃执纪，要在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取得关键突破。因为不管违反哪方面纪律，如果听之任之，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威胁党的执政安全，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可以说，政治纪律是‘纪律之王、纪律之本’，是‘纪律中的纪律，规矩中的规矩’。扭住这个核心就是抓住了党的建设的生命线、纪律建设的根本点。” 谢春涛认为。

高波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以严肃查处政治“破纪”行为为龙头，强化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纪律要求，纲举目张、言出纪随，为解决好管党治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树立了风向标，为以零容忍态度“清理门户，清除存量”确立了定盘星，也为广大党员干部拉起了全天候通电、不可碰触的高压线。这些内容丰富、成效明显的执纪监督实践，为修规整纪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强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提供了鲜活证例。因此，将政治纪律作为“六大纪律”之首加以具象化、清单化，让党员干部牢记一言一行的政治标准、政治底线，既是纪律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打造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党纪体系的必由之路。

“修订后的《条例》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要位置，是党的纪律建设日渐成熟、更加自信的表现，也是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的表现。”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评价道。

八项规定写进《条例》，“纪在法前、纪比法严”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决贯彻八项规定，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并始终坚持不懈，通过狠抓节点、密集通报，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大操大办婚丧喜庆、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收送礼品、违规修建楼堂馆所等原先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四风”问题形成了较为明显的遏制。新《条例》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方面的问题增加到“廉洁纪律”一章中，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实践成果的有效固化，使得执行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上升到党内法规保障的层面上，让下一步继续遏制“四风”问题蔓延“有规可依”。

多位专家指出，此次修订《条例》，将纪严于法、纪法分开作为重要原则之一，将十八大以来强化“纪在法前、纪比法严”的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是补强党纪“短板”、做实执纪监督的重要举措。

其中，最能体现这一原则的条款，集中表现为十八大以来正风肃纪新实践的“固化条款”，比如，增加了关于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非组织活动、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违纪条款，以及对“四风”问题和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等方面违纪行为的处分规定等，既固化了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的实践导向，也强化了越往后执纪越严、处分越重的治理理念，使得新版《纪律处分条例》充分彰显政党特色、党纪特征，为治病救人、正风肃纪提供了制度依据和有力支撑。

可以说，这次修订工作表明党对纪律建设、法规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必将对加强党内监督、全面从严治党产生深远影响。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解读：“严”在哪儿？

2015年10月22日08:23 来源：新华网

２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

专家表示，在十八大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该条例的修订意义重大：通过制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真正实现让党员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

条例到底有哪些变化和规定？如何突出体现党纪“从严”？ 纪法分开：７０多项与法律重合内容删除 党纪严于法律

条例修订：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修订删除了７０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修订后，条例从原来的３编、１５章、１７８条、２４０００余字缩减为３编、１１章、１３３条、１７０００余字。例如，之前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现行党纪处分条例２００３年１２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最大问题是纪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法、越俎代庖的情况。

例如，２０１５年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区县领导因收受礼品被党纪处分，未进入司法程序，而该地某中学校长因收受家长礼品被处以更严的有期徒刑。

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不少违纪案例反映出党纪滞后于反腐败形势，一些党纪与国法重复，党纪抓小抓早的作用体现不突出，出现了“没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阶下囚’”的现象。

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专家表示，条例修订的精神已经在近期纪委执纪当中有所体现。例如，中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提拔职务进行非组织活动，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

高波表示：“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

划定红线：强调追责 明确６类“负面清单”

条例修订：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条例规定的１０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六类：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专家解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绍，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谢春涛说，比如原条例第１５０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旧条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什么都管，但有些问题没管好。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难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使违纪者不能再心存侥幸。

高波介绍，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把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等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要求中。

“过去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高波表示。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解读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解读

中共中央10月21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该条例被不少党建专家称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全、最严党纪”。专家表示，在十八大全面落实从严治党的背景下，该条例的修订意义重大：通过制度的刚性和建设性力量，真正实现让党员干部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以下简称原“试行条例”)自1997年2月发布实施后，对于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惩治腐败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对原“试行条例”及时进行修订，已成为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

从2001年12月开始，中央纪委成立了修订小组，制定了修订工作方案，并赴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调研。2002年3月，将修订中涉及的重要问题，委托北京市纪委、财政部纪检组等15个单位进行调研。根据中央纪委的调研成果和委托单位的修订建议，草拟出《党纪处分条例》修订初稿，并召开有部分省(市)纪委领导同志和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厅负责同志参加的研讨会进行了讨论修改。

党的十六大以后，根据吴官正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工作报告中关于“着手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要求，进一步加大了修订工作力度。2003年4月10日修改出“征求意见稿”，发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纪检组(纪委)，中央纪委各派驻纪检组，中央直属机关纪工委，中央国家机关纪工委，军委纪委以及中央纪委、监察部部分厅、室征求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送部分党建、法学、逻辑学等方面专家学者征求意见，并再次召开由纪检监察和政法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逐章逐条进行斟酌，形成了“送审稿”，然后送中央纪委、监察部各位常委、副部长以及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的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根据各位领导同志的意见再次进行修改后，于2003年9月11日由吴官正同志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个“送审稿”，并要求修改后呈报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审议。2003年10月10日，曾庆红同志主持召开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党纪处分条例》(送审稿)。2003年12月4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党纪处分条例》(送审稿)，会议要求中央纪委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修改后呈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审议。2003年12月9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的意见，中央纪委常委会对《党纪处分条例》(送审稿)又进行了认真修改，报送中央。2003年12月23日，胡锦涛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党纪处分条例》(送审稿)。2003年12月31日，《党纪处分条例》以中央文件形式正式发布施行。

这次修订《党纪处分条例》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章和宪法、法律为依据，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结合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际，遵循“行、改、废、立”的原则，使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方面的基本法规更加充实完善，进一步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于《党纪处分条例》的框架结构设计。《党纪处分条例》保留了原“试行条例”关于“总则”、“分则”和“附则”3编的总体框架，将原“试行条例”13章修订为15章和附则。原“试行条例”共172条;《党纪处分条例》共178条。其中，对原“试行条例”有关条文保留了38条;对有关条文修改、调整形成了96条;对原“试行条例”有关条文不再写入的有7条;适应新情况增加了44条。

关于《党纪处分条例》的内容设计。在“总则”中将原“试行条例”第一章和第二章合并为《党纪处分条例》第一章，即“指导思想、原则和适用范围”;新增加了第五章，即“其他规定”。在“分则”中增加了“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行为”、“贪污贿赂行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和“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作为第八、九、十、十一章。同时，对原“试行条例”第九章“经济类错误”进行了分解，其内容分门别类纳入有关章。这次修订，体现了与时俱进，制度创新。

一是注意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党纪处分条例》保留了原“试行条例”中应当继续执行的条款，对其中一些条款进行了调整、充实、完善和细化，对一些不适应当前需要的条文不再写入，并结合新情况增加了一些新的条款。如鉴于目前我国证券交易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已逐渐健全完善，并且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若干规定》已经有限制地放宽了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买卖股票的禁令，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依法投资证券市场、买卖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因此，《党纪处分条例》对原“试行条例”第91条关于违反廉洁自律规定买卖股票应受党纪处分的规定不再写入。又如近些年，有的社会中介组织出具虚假评估、虚假资信证明、虚假鉴证等文件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党纪处分条例》第110条对从事资产评估、验资(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工作的社会中介组织中的党员，出具虚假评估、虚假资信证明、虚假鉴证等文件的，作出了党纪处分规定。

二是注意处理了从严治党与现实可行性的关系。《党纪处分条例》坚持实事求是、宽严相济，力求做到宽要宽得恰当、严要严得适度，使规定更具有现实可行性。如为进一步贯彻从严治党的精神，对党员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法规定的主刑的，《党纪处分条例》第30条规定：“因故意犯罪被依法判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主刑(含宣告缓刑)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因过失犯罪被判处三年以下(含三年)有期徒刑或者被判处管制、拘役的，一般应当开除党籍。对于个别可以不开除党籍的，应当对照处分党员批准权限的规定，报请再上一级党组织批准。”《党纪处分条例》规定的只有开除党籍处分一个档次的违纪行为，不适用减轻处分的规则。这些规定较原“试行条例”更加严格。又如鉴于国家目前对劳动教养的有关政策正在研究调整，为了与国家法律、法规的精神保持衔接，《党纪处分条例》规定“依法被劳动教养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较原“试行条例”规定的“依法被劳动教养的，一律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更加符合实际。

三是注意处理了维护国家法治精神与保持党内法规特色的关系。《党纪处分条例》坚持维护国家法治精神，在有关条文的设置方面注意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原则规定保持衔接，同时又注意使其具有党内法规的特点，使之符合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如《党纪处分条例》在与国家法律关于“挪用公款罪”规定保持衔接的同时，对于党员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时间不足三个月但数额较大的，规定应当依照挪用公款行为给予党纪处分。

四是注重加强各职能部门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协调配合，提高办案效率。《党纪处分条例》规定对于由有关职能部门先行查办的案件，党组织可以根据有关处理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党员作出相应的党纪处理，以切实尊重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以及其他有关方面依法作出的生效裁决或者决定。《党纪处分条例》第33条规定：“党员依法受到刑事追究的，党组织应当根据司法机关的生效判决、裁定和决定及其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党员依法受到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可以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党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受到其他纪律处分，应当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在对有关方面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进行核实后，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党纪处分或者组织处理。”

五是严格规范党纪处分决定的执行程序，有效解决有的地方或者部门出现党纪处分决定不落实或者难以落实的问题，切实维护党纪处分决定的严肃性，《党纪处分条例》对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期限、方式和应当办理的相关手续等事项，以及对不按规定执行党纪处分决定的行为如何追究责任均作出了具体规定。

六是为保证党的纪律的统一，规范《党纪处分条例》与涉及党纪处分规定的其他党内法规的关系，明确规定《党纪处分条例》的总则适用于有党纪处分规定的其他党内法规，但是对于中共中央发布或者批准发布的其他党内法规中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七是《党纪处分条例》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党委，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系统的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的问题作出了规定。根据中共中央1990年7月31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的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种规章制度的总称。”关于党纪处分方面的规定是党内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各地区、各行业、各系统、各部门实际情况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行业性质等方面都各有特点，《党纪处分条例》对于“情节”等有关问题难以作出统一规定。因此，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的规定，中共中央在《党纪处分条例》第177条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党委(党组)可以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备案。

为了保证党纪处分方面规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的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纪委起草的关于党纪惩处方面的单项实施规定，应当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党委审定后以党委名义发布，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党委批准后，以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有关部门纪委名义发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有关部门党委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发布的这些关于党纪处分方面的单项实施规定，增强了党纪的可操作性，对于保证中央和中央纪委政策规定的贯彻落实是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的。随着《党纪处分条例》的发布实施，为了保证关于党的纪律和纪律处分方面政策规定的规范统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应当对本地区、本部门以前制定的关于党纪处分方面的规定进行及时清理，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以避免与《党纪处分条例》发生抵触，切实维护党内法规的严肃性。今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有关部门制定的与《党纪处分条例》相配套的单项实施规定，应当及时报送中央纪委备案。

八是对党员在《党纪处分条例》施行前违纪行为的处理问题，规定了“从旧兼从轻原则”。1997年3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对溯及力的规定采用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为了与国家法律的这一基本精神保持一致，对党员在《党纪处分条例》施行前违纪行为的处理，《党纪处分条例》借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条的规定，在《党纪处分条例》第178条规定：“本条例发布前，已结案的案件如需进行复查复议，适用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尚未结案的案件，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或者政策不认为是违纪，而本条例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如果行为发生时的规定或者政策认为是违纪的，依照当时的规定或者政策处理，但是如果本条例不认为是违纪或者处理较轻的，依照本条例规定处理。”

此外，此次修订的《党纪处分条例》还对一些执纪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作出了相应规定，比如关于对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党纪处分问题，《党纪处分条例》第85条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受贿罪”规定保持衔接的同时，增加了“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党纪处分规定，以解决当前大量发生的有些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规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制裁不接受他人财物，而是接受他人安排的旅游、节假日休闲度假等财产性利益，却不能以受贿行为追究党纪责任的问题。该条具体规定是：“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又如关于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退(离)休后通过在职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的党纪处分问题。鉴于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退(离)休后利用原有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在职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问题比较突出，并且原“试行条例”第61条第六款和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对此问题也有相应规定，因此，《党纪处分条例》第88条规定：“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退(离)休后，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在职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变相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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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商办企业的;

(二)拥有非上市公司(企业)的股份或者证券的;

(三)买卖股票或者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

(四)从事有偿中介活动的;

(五)在国(境)外注册公司或者投资入股的;

(六)有其他违反有关规定从事营利活动的。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违反有关规定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经批准兼职但获取薪酬、奖金、津贴等额外利益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理。

第八十九条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接受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聘任，或者个人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相关的营利活动，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反有关规定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等职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处分。

第九十条党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动，或者在该党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的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担任由外方委派、聘任的高级职务的，该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其本人应当辞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九十一条党和国家机关违反有关规定经商办企业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九十二条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工作、生活保障制度，在交通、医疗、警卫等方面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求特殊待遇，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九十三条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十四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私财物，或者以象征性地支付钱款等方式侵占公私财物，或者无偿、象征性地支付报酬接受服务、使用劳务，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他人支付、报销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五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时间超过六个月，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占用公物进行营利活动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将公物借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九十六条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或者用公款购买赠送、发放礼品，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十七条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用公款旅游、借公务差旅之机旅游或者以公务差旅为名变相旅游的;

(二)以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变相用公款出国(境)旅游的。

第九十九条违反公务接待管理规定，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一百条违反有关规定配备、购买、更换、装饰、使用公务用车或者有其他违反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行为，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第一百零一条违反会议活动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到禁止召开会议的风景名胜区开会的;

(二)决定或者批准举办各类节会、庆典活动的。

擅自举办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或者借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取费用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一百零二条违反办公用房管理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一)决定或者批准兴建、装修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楼堂馆所，超标准配备、使用办公用房的;

(二)用公款包租、占用客房或者其他场所供个人使用的。

第一百零三条搞权色交易或者给予财物搞钱色交易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一百零四条有其他违反廉洁纪律规定行为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第九章对违反群众纪律行为的处分

第一百零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筹资筹劳、摊派费用，加重群众负担的;

(二)违反有关规定扣留、收缴群众款物或者处罚群众的;

(三)克扣群众财物，或者违反有关规定拖欠群众钱款的;

(四)在管理、服务活动中违反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五)在办理涉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众、吃拿卡要的;

(六)有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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