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故事

第一篇：长征故事

四渡赤水河

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待机歼敌。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出发，分三路向川南开进。右路红1军团，牵制綦江、合江之敌，由松坎出发，经温水、习水向赤水疾进；中路红5、9军团及军委纵队，由遵义、娄山关出发，经官店袭击习水、土城之敌；左路红3军团，由懒板凳出发，迅速摆脱尾追和侧击之敌，向土城前进。26日，红1军团进至赤水河边的旺隆场、复兴场，击溃了川军两个旅的阻击，沿赤水河向南挺进。红3、5军团在红1军团一部兵力协同下，在土城附近打垮了黔军侯之担部和川军郭勋祺部两个师的追击和堵截。继之，我各路军于29日，经土城、元厚场向西渡过赤水河。2月上旬，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此时，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率红4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我北进。南面敌军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则由南向北机动，尾追我军；滇军孙渡部4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

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大量歼敌。我军进至扎西地区，敌仍判断我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我分进合击。

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我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我军决定出敌不意的回师东进，折回贵州。我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地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日占领桐梓。25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7日，在董公祠击溃了敌人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是日中午，我进占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后，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2个师接触，我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反复拚杀，敌军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企图逃过乌江，除少数人员跟随其过江遁去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我俘获。遵义地区的这次作战，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三渡、四渡赤水，向南突破乌江天险，调动并摆脱敌人。我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于3月2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这一狭窄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我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3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我军这一行动果然调动了敌人，当敌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我军之际，3月11日，我军突然转兵向北，于15日进占仁怀，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敌误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我军，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合围，聚歼我军于长江南岸地区。

为进一步造成敌之错觉和不意，3月21日，我以1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继续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引敌向西。我主力则以快速的行动回师东进，于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折回贵州境内。28日，红军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的敌碉堡封锁线，直达乌江北岸。29日夜，我军先头团1个排利用雷雨掩护，乘竹筏到达对岸，顺利地攻占了渡口，至31日，除红9军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敌人外，红军主力向南全部渡过了乌江，巧妙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巧渡金沙江

干部团夺取的两只木船是远远不够几万红军由此渡江的。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先后共找到七只船，动员了彝、汉、傣族36名船工。船工们分成两班轮流，人歇船不歇，不辞劳苦，从5月1日起，日夜坚持为红军摆渡。

江中七只渡船，像七条大鱼穿梭似地江上南北往返。两岸山坡上满是部队、马匹和行李担子。到处是歌声和欢笑声：“我们一过江，就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甩到后边了！” “蒋介石跟在后面得到了什么呢！” “捡到了几双烂草鞋！”

五月3日拂晓前，毛泽东和干部团第四营营长韦国清一道乘船渡过了金沙江。

金沙江水滚滚东流，两岸陡峭的石岩把金沙江夹在中间。湍急的江面溅起层层浪花，拍打着毛泽东的衣襟。毛泽东风趣地说“诸葛亮5月渡沪深入不毛，我们也是5月来渡沪啊！” 皎平渡北岸，有一排在石壁开凿成的山洞，这里就是渡江指挥部。

毛泽东住在西边水流方向的第一个洞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分别住在东边的几个山洞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到北岸，不顾长途行军的劳苦，在那阴暗、潮湿的山洞内紧张地工作，指挥红军渡江。毛泽东的洞里装了六七部电话，电话铃声不断，“桌子”上摆满了文件、电报。毛泽东接了一个电话又接一个电话，接完电话又看电文，忙个不停。就是在这金沙江畔的石洞里，中央领导度过了几个紧张繁忙的昼夜。

5月5日，红三军团第十一团军团长张爱萍带了一个营和侦察排，以及电台先渡江，到北岸渡江指挥部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处接受任务。

指挥部里还有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周恩来关切地问了部队情况后，便向张爱萍交待任务：沿着江北岸西进，迅速到达元谋以北，江驿以南的龙街渡口，狙击沿昆明通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敌人，掩护我军渡江后在会理稍事休整随即跟进。同时，沿路注意联络南岸一军团的部队，并转达军委令他们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火速赶到皎平渡渡江的命令。因为军委自一军团由元谋、龙街之线折回后，已和他们失掉了无线电联络。

黄昏前，他们沿着金沙江北岸的羊肠小道，翻山爬崖，溯江而上。大家一面在艰险的山路行进，一面两眼不住地望着对岸。因金沙江是云南和四川的分界，真乃“身在川，眼望滇”。

夜幕徐徐地笼罩了金沙江。密云遮住了星光。一堵悬崖绝壁，迎面切断了去路，怎么办呢？绕路走吧，怕无法联络对岸的部队，只好搭起人梯，将刺刀插岩石缝里，踩着往上爬。先上山顶的，用绑带做成吊绳，把机枪、弹药箱、电台吊上去。那些吊不上去的骡马只好忍痛割爱了。走到半夜，“哗哗”地下起雨来。山地更加难走了。跌了跤的同志咒骂起来：“这鬼天气，真是个反动派！”也有的故意开心：“真凉快呀，洗澡不用打水了。”

下半夜雨过天晴。刚到达鲁车渡，忽然望见对岸出现了一长串火把，犹如一条火龙，摇头摆尾，顺江而来。张爱萍同志断定是一军团的，他们立时拥到江边欢呼起来。但江宽水吼，又是漆黑的天，怎么能看得见听得见呢？于是便集合几个司号员一同吹起联络号。

对岸火把霎时熄灭了。司号员再次吹起红三军团的号牌子，对岸才回答是一军团一师的部队。他们遂用集体喊话的办法，把军委令一军团火速到皎平渡渡江的命令传过去。对岸又点起了火把，火速向东而去。

张爱萍他们也燃起火把，两条火龙夹江而进，来了个空前壮观的火炬大游行。

他们通过驿城，翻越过十余里的高山，经猫儿关越过灼热蒸人的火焰山，赶到了龙街渡口对岸的河边村，构筑工事，阻击对岸敌人过江。四天后，大军已全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并在会理地区休整后，继续北进。红军巧妙地渡过金沙江，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指挥的结果，是遵义会议以来，继四渡赤水之后的又一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彻底破产。由于这个胜利，使红一方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甩掉了敌人，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因而在整个长征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追敌姗姗来迟。5月9日，敌人赶到了树桔渡江边，5月10日，他们来到了皎平渡口，红军早已全部渡到了金沙江北岸，他们只好望江兴叹了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25日，一方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汇报后，当即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其部署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接令后红四团后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

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并以机枪、炮兵各一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地封锁着泸定桥桥面。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3名夺桥突击队。下午四点，23名勇士身挂中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三名战士在王友才的率领下，紧跟在后，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当勇士们爬到桥中间时，敌人在东桥头放起大火、妄图以烈火阻击红军夺桥。勇士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烈焰，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鼓足勇气，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了泸定城，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把借助大渡河天险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泸定桥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北上陕北结束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其中就有七位元帅长征时经过了泸定桥。当时在激战后的泸定桥上，刘伯承元帅曾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朱德总司令在长征回忆中题词“万里长江犹忆泸关险”的诗句，充分说明了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艰险与壮烈。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夺下桥头，并与左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城。中央红军主力随后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中央红军24日攻占大渡河右岸石棉县安顺场，歼灭守敌两个连。次日，红一军团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17名战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乘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强渡成功，击溃左岸敌守军一个营。因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只有4只小船，每天只能渡一个团。中央军委决定夺取上游沪定桥为渡河点，部署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之左岸，林彪率红二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循大渡河之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

5月29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击溃国民党军阻击，一昼夜急行军120公里，抢占泸定桥西头桥头堡。这时，铁索桥木板已全被拆除，只剩下数根铁索悬荡在空中，东岸桥头有川军约1个团的兵力依托坚固工事抵抗，红军第二师第二连22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扶着悬空的铁索向桥东攻击前进，夺取了东头桥头堡。后续部队紧跟过桥，占领沪定城，和左岸北上的红一师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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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长征故事

大家好！我是一（5）班的李浩然，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名字叫《金色的鱼钩》。在这之前，我从没见过金色的鱼钩，读了这个故事，我更觉得这是一枚不平凡的鱼钩！

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秋天，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当时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和两个生病的小同志，炊事班长还不到四十岁，可两鬓都白了，大伙都叫他老班长。老班长带着我们边走边歇，煮野菜和青稞面给我们吃。很快，我们的青稞面吃完了。老班长看着我们一天天瘦下去，很担心我们走不出草地。于是，他绞尽脑汁，把针弯成鱼钩去钓鱼。以后，老班长总是先安顿好我们后，再去钓鱼，把鱼煮成鱼汤给我们吃，可我从没看见过老班长吃鱼。

一次偶然中，我发现老班长每次吃的竟然是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我劝老班长也吃点鱼，爱惜自己，可他说找点吃的不容易。当我说要帮他一起找的时候，他严厉地拒绝了。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更少了，我不忍心吃下去，却遭到老班长的批评。老班长看见我们吃完了，就特别高兴。渐渐的，我们接近草地边上了，可老班长却昏倒在水边，再也没有醒来。老班长用自己的生命把我们送出了草地。

我小心翼翼地保留了老班长的鱼钩，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现在的我们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这枚金色的鱼钩却始终熠熠生辉，深深地留在每个人的心中！长征精神也将留在我们心中，代代相传！

第三篇：长征故事

一顶红军帽

小战士胡东生刚入伍就开始了长征。入伍时，他连一顶军帽都没有。爬雪山时，部队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指导员把仅有的一块牛皮给了小胡。第二天，雪下得更大，小胡看见雪地上躺着一人，走近一看是指导员。他急忙把指导员扶在怀里，指导员艰难地摘下帽子，递给小胡：“我不行了，穿我的鞋走吧。”说着又指指脚上的鞋。小胡强忍眼泪摇着头。指导员用微弱的声音说：“走……走……”从这个越来越弱的声音里，小胡明白了指导员的全部意思，这是安慰、鼓励和希望，同时也是命令。

指导员的身体在小胡怀里渐渐僵冷，小胡从悲痛中醒悟过来，默默地戴上指导员的军帽，脱下指导员的鞋，穿在脚上，然后用树枝和雪土掩埋好指导员，踏上了征程。这种革命战斗友情的感人事迹，深深地鼓舞着红军战士。

娄山关战役

1935年2月，红三军团与敌军为争夺娄山关展开了激战。军团长彭德怀十分焦急，因为不拿下娄山关，红军大部队就有被围歼的可能。突然，军团宣传队长钟明彪发现，敌人阵地里跑过来一个人，他一手捂着肚子，一边往山上招手。钟明彪立即冲出掩体，跑去接应。跑近一看，原来是半年前刚入伍的小战士。他的衣服已被鲜血染红，肠子流了出来。见到钟明彪后吃力地喊着：“十团已冲上主峰，又被敌人压下来，快派部队增援！”钟明彪想给他包扎，他说：“别管我，快去报告！”钟明彪只好飞速跑回指挥所汇报。

彭德怀立即命令干部团增援，一鼓作气拿下了娄山关。后来，钟明彪和战友们沿着一条血路，在一棵大树下，找到了已经牺牲的小战士。大家忍着眼泪掩埋了小战士，悲痛万分地踏上新的征程。

第四篇：长征故事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年，是中国红军长征胜利的8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个长征路上的真实的小故事——《雪山小太阳》。

那是1935年的6月，红军队伍来到了夹金山。虽然已经进入夏天，可是夹金山区仍然是寒风横扫，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呼呼地刮着。战士们身上单薄的军装根本挡不住寒冷的入侵，前进的队伍有些迟缓了。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我们的小太阳又升起来了！”战士们笑了。

这名唱歌的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把行进中的故事编成歌谣鼓舞着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翻雪山时，小姑娘身体单薄，同行的大姐姐怕她冻坏了，把身上穿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她高兴极了，穿着这件长到膝盖的大毛衣，在队伍里跑前跑后，在山坡上跳着，唱着，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就开玩笑地叫她“小太阳”。

队伍接近山顶了，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很多战士因为疲惫和饥饿坐在了雪地上。这一坐，便成了冰雪的雕像。红毛衣也抵挡不住寒冷了，“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慢了。突然，她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像在打瞌睡。在这里，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摇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

”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有人突然发现，很长时间没看见那个快乐的红色身影。大家开始寻找，终于在半山坡上，看到这个年少的卫生员静静地躺在雪地里。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在担架上，战士们找到了那件红色的大毛衣，它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眼泪回忆说，他困了，坐在雪地上，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他还听见了歌声，是很熟悉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所有的人都沉默了。伤兵脱下红毛衣，郑重地把它铺在雪地上。红毛衣像“小太阳”快乐的微笑，躺在茫茫雪地中。抬头看去，山顶已经微现阳光，太阳红彤彤，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金色的光芒。

曾经有一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快乐地行走在这支伟大的队伍里。她唱过最响亮的歌谣，让疲惫的战士仰望天空，看到太阳；她跳过最动人的舞蹈，让受伤的老兵忘记伤痛，欣然而笑；她曾为一件普通的毛衣高兴不已，视若珍宝，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又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连同生的希望和力量，让给了自己的战友。她还只是一个孩子，那一年，她15岁。

漫漫的长征路上，发生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小故事。这些故事鼓舞着红军战士们走过了二万五千里征途。他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勇于奉献。长征胜利80年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长征精神却是永恒不变。它烙印在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指引着我们自强不息，迎难而上。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的长征精神将激励中华儿女实现伟大的振兴。

第五篇：长征故事集锦

[长征故事集锦]

红军记忆：一个老赤卫队员对红25军的长征记忆

赤卫队员回忆红25军长征 迎着风雨宣读出发宣言

何家冲，河南省罗山县铁铺乡的一个行政村，位于大别山西端的鸡笼山西北坡，是一条隐匿在大别山腹地中长约4公里的山沟。72年前，红25军从这里集结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盛夏时节，记者乘车径直来到何家冲。古老而苍翠的千年银杏树下，大人们在聊天乘凉，小孩在嬉闹玩耍。具有400多年历史的何家祠，青砖瓷瓦，绿苔片片，屋檐下红底的“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在夕阳下闪耀光芒。红军时期参加支前的赤卫队员、87岁的何国忠老人和何家冲村支部书记何乾龙向我们描述当年的场景——

1934年11月16日，红军离开的那天，下起了大暴雨。老人们记得，那场大雨比平时格外大，瓢泼一样。红25军的干部战士集中在这棵银杏树旁，站在“中国工农红25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大旗下。每个连队前面由掌旗兵举着本连队的旗臶，战旗后面是威武的方阵。

根据省委的行动意图，军政委吴焕先向指战员传达了当前的斗争形势，提出两个明确而又巧妙、同时不至于泄露军事秘密的动员口号：一是“打远游击”，二是“创建新苏区”。吴焕先、徐海东站在银杏树下，迎着风雨宣读《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红军战士们振臂高呼，头上响彻的惊雷与红军战士铮铮的誓言一同作响。

“出发!”一声命令，浩浩荡荡的队伍顺着山沟向西开去，奔向桐柏山区。“那时，大家都没有想到这是一次远征。”

山间小路上的那盘“红军碾”静静伫立。何国忠说：“这盘碾，就是当时全村300多口人和2000多名红军战士的粮食加工厂。”

在何家冲，流传着吴焕先、徐海东和他们的大刀片、枣红马的故事，但更多的是像“何大妈”这样普通百姓的故事。

“何大妈”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她利用微薄的收成在家后面的山洞里先后救活了12名红军伤员。有一次，一名红军伤员被敌人清剿队抓获，她用自己的亲生儿子冒险换回这位红军伤员。还有一次，一名叫余占海的红军伤员被敌人抓住，为了证明余占海是自己的亲人，她起了毒誓，用眼睛做担保，当众刺瞎了自己的右眼……解放后，余占海成为武汉军区的一名将军，因为余占海亲切地叫她“何大妈”，后来人们都叫她“何大妈”。

“爱护老百姓，买卖要公平，不拿乡亲一针线……”直到今天，何国忠依然清晰地记得70多年前那首每天都要响彻何家大院的《红25军军歌》。

每天早上，何国忠总要跑到何氏祠附近听红军战士唱军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70年的风霜，依然没有磨灭何国忠对红军的记忆。“红军吃的用的，都是用钱向村民们买来的，借谁家的东西，都一定会打好借条，红军是咱的亲人。”

“我给红军送过信，帮他们买过东西。”说到那时的这段经历，何国忠老人脸上露出微笑。1932年以后，何家冲作为游击战争的主 要地区，不少村中的年轻人都自愿帮助红军传递消息和信件，何国忠也是众多年轻人中的一员。

红军踏上了征途，给何家冲的乡亲们留下了深深的思念。红军出发前，没有把消息告诉何家冲的乡亲们。“红军大哥挨家挨户地把借来的锅碗都还给了我们。”何国忠回忆说，“红军队伍离开时，村里鸡不叫，狗不咬，他们都是亲人哪!”

和村里许多乡亲一样，何国忠的家也是一个红色的家庭，家中6人有4人参加了共产党。一天晚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将一名红军侦察员藏在家中，躲过了敌人的搜查。红军走后，国民党部队进入何家冲，为了报复帮助过红军的村民，砍完了村民满山的果树，烧光了村里的草房，也杀害了何国忠的4位亲人。

站在何家冲村口，村支书何乾龙欣喜地告诉记者，1207口人的何家冲今日已是豫南的“明星村”，现在已实现了组组通公路，户户通电话、电视、自来水、广播等“六通”，2005年村组集体收入30多万元，农民现金收入3100多元。中央军委援建的“八一希望学校”更是在哺育着这块红色土地的后代，每天都有老人在校外的大树下望着两幢教学楼，听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他们说这是一种享受。

战争年代罗山县有近10万人参加革命，3．6万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进入新时代，他们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每年有15万人出去闯市场，年劳务收入9亿元，带动家乡富裕起来。（完）

军主力集结休整10天间谍不知 30万人保守秘密

红色回忆：30万人保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之后安全顺利地跨过“长征第一渡”，国民党谍报部门却对此一无所知。72年前，30万于都人民共同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被今天的党史研究者赞为奇迹。

1934年10月7日，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陆续从战场上撤退，奉命到于都河流域北岸大集结，为突围转移做出征前最后的补充、休整。于都县城内外，军旗猎猎，战马嘶鸣。

于都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卢旗英告诉记者，当时于都县的辖区面积比现在还小，人口有30万，是中央苏区建立最早、最巩固的“全红县”之一。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安全集结、顺利转移，全县的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了。家家户户送儿送郎当红军，为部队征集粮食、筹集军费和各类军需物资。

据当地史料记载，长征前夕，有一万多于都子弟报名参军，1万多民夫参加了运输队、担架队，随红军突围长征。当地老百姓还自发组成大批慰劳队，带着鸡蛋、猪肉、草鞋等慰问红军战士；妇女们组成洗衣队，帮红军洗衣服。不少群众家里还主动担负了安臵红军伤病员、抚养红军后代的任务。

有党史研究者做过测算，十万人马的部队，一日三餐就要上千担稻谷。此外，每个红军战士的粮袋里最少还要带上3至5斤米。在那个艰苦岁月，一个小小于都县城的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是把上千担稻谷碾成米、烧成饭，其加工、搬运、燃料都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工作。没有于都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持，简直无法想像。在全力以赴支援红军的同时，30万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臸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子”。今年98岁高龄的于都籍老红军曾福祥告诉记者，当时国民党的飞机成天在苏区上空盘旋，一发现红军目标就狂轰滥炸。为了不暴露目标，红军白天隐蔽在树林里，晚上才开始渡河。

为了确保红军安全渡过于都河，于都百姓协助工兵，每天下午4点钟开始架设临时浮桥，晚上8点以前完成，红军通宵达旦夜渡于都河，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岸边，不留任何痕迹。

时任红1军团2师4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将军，后来在《别了，于都河》一文中这样写道：“这里的乡亲们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甚至待我们胜过亲人――他们帮我们补衣裳，教我们打草鞋，像逢年过节迎亲人一样，给我们捧来香喷喷的红薯、红米饭和可口的菜肴……我们在这里住下后，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战斗，结下了更深厚的情谊，真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了……”

红军长征故事《一袋干粮》

长征时期，发生了一个又一个动人、感人的故事，我较为了解的一个故事叫《一袋干粮》。它讲述了一个13岁的小红军小兰在随部队一起前进的时候，好不容易得到了一袋干粮，却在过一座桥时为照顾一位伤员不慎把自己的那袋干粮掉入河中冲走了。她为了大家有足够的干粮吃，坚持没告诉他们。为了装成没事发生一样，她拔了许多野菜塞入挎包，塞得鼓鼓的。不久她的身体就不行了，在护士长发现她 吃野菜和挎包中“干粮”的事后，大家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大家每人分了一点干粮给她，让她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故事虽小，内涵不小。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小故事却能够反映红军战士们的优秀品质——不怕苦、坚强、无私、热心……小兰，她只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却有男孩一样坚强的意志；却知道体谅他人。在她没有粮食之际，她大可伸出双手向战友们要一些，她没有这么做，她选择沉默，不告诉任何人，自己吃苦，此刻，她脑海里想的只有战友的利益，而忽略了自己的困难；而对伤势严重的伤员们，她大可丢下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可她没这么做，她细心照料一个伤员，没有怨言，没有后悔。一个小兰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我伟大的红军整支队伍的品质了。

这个故事，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红军叔叔长征的时候。在红军部队的医院里，有个小红军叫小兰。小兰才 13 岁。她的爸爸、妈妈都被地主逼死了，她也被地主拉去干活，受尽了地主剥削和打骂。后来，红军来了，小兰跑到部队，说什么也不离开红军啦。红军长征的时候，小兰跟着部队走进了草地。

一说草地，小朋友们准会想到公园里那长着绿茵茵小草的草坪，又平坦又好看。红军叔叔过的草地可不是那样的，那里荒凉极啦。地上除了野草就是烂泥坑，走几十天也走不完。一路上看不见一间房子，找不到一个老百姓。只有几只老鹰在天上飞旋。

这天，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个小村子。红军叔叔一看，可高兴啦。小兰也乐得又蹦又跳。有了村子就能找到粮食了。部队进了村，小兰把伤病员安臵好，就拿着米袋找粮食去了。可村里一个老百姓也没有。小兰在村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打麦场。场上堆着一堆麦秸，上面还有没有打干净的麦粒。她把麦秸捶了又翻，翻了又捶，东一粒，西一粒地捡起来。总共不到一小碗。这点东西能吃几顿呢？不行，还得找！小兰刚走不远，正好碰见一个大个子红军，扛着一袋沉甸甸的东西走过来。小兰一看，哟，这不是在我们医院养过伤的那个大个子吗？小兰忙问：“哎，你在哪儿搞来这么多的粮食呀？”大个子红军放下口袋说：“嘿，是小兰呀，我这粮食是在地主院子里挖出来的。你找到多少粮食了？”小兰把口袋一伸说：“喏，都在这儿呢！”大个子红军接过米袋掂了掂，笑着说：“小兰，听说还要走 20 多天的草地，这点麦子还不够塞牙缝的呢！”

“明天再找嘛！”

“来，把我的给你一点吧！”

说着，他捧着麦子就要往小兰的米袋里放。小兰赶紧米袋藏在背后，摇摇手说：“不要，你们人多，自己还不够吃呢。”大个子红军胳膊长，一把夺过米袋，一边往里倒，一边亲切地说：“没关系，我们每人少吃一口，就省出来了。”小兰又在别处找到了一些麦子，炒熟了，碾成了麦粉，放在了米袋里。心想：这些麦粉我一顿吃一把，再拣点野草野菜，能吃它 20 来天，走出草地没问题。对！还要省出一点给伤病员吃。

第二天早上，部队出发了。小兰扶着伤员，紧跟着部队，小心地往前走。走着走着，前边出现了一条小河，河上用树干临时搭起一座 桥，桥下的河水“哗哗”地流着。小兰把肩膀上的米袋背好，紧紧扶着伤员说：“同志，该过桥了，慢慢走！”谁知道，走到桥中间，那个伤员忽然咳嗽起来了，脸涨得通红，身子直发抖，脚底下一滑，身子一歪，小兰连忙使劲扶住了他。可小兰肩膀上那袋麦粉却掉到了河里。米袋在水里滚了几下，就冲走了。小兰愣住啦，她小声地叫了一声：“哎呀，这可怎么办呀？”伤员看她望着河水直发愣，就问：“小兰，什么东西掉到河里了？”小兰连忙摇摇头：“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掉。咱们走吧！”这时候，看护长从后面走过来了。小兰告诉她伤员咳嗽得很厉害。看护长双手扶住伤员说：“好，到前面找医生看一看。”

她见小兰好象有点什么事儿的样子，又问：“小兰，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嗯……” 小兰把刚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她想：不能把丢米袋的事儿说出来。要是同志们知道了，准会把自己的粮食捧出来给我吃。大家的粮食都很少，我怎么能吃他们的呢？不，我要坚持！看护长走了。小兰赶紧拔了许多野草，放在挎包里，把挎包塞得鼓鼓囊囊的好象真的粮食一样。

晚上，部队休息了。小兰怕大家看见她尽吃野草，就跑去给伤员换药，洗绷带。等大家吃完了东西休息了，她才煮野草吃。

这样过了几天，小兰的身体就不行了。常常拉肚子，头发晕，两腿软绵绵的，一点劲都没有。有一天，她走着走着，一下栽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了。等她醒来的时候，发现看护长正背着她呢。

看护长是 40 多岁的人了，这些天来和大家一样，吃野草和麦粉糊糊，身体很虚弱。她背着小兰，脸上淌着豆大的汗珠，嘴里喘着粗 气，摇摇晃晃地往前走着。小兰醒来说：“看护长，我自己能走，快让我下来！” 央求了半天，看护长才把她放下来。小兰咬紧牙，坚持着走到了傍晚。等大家休息以后，她又躲到一边煮野草吃去了。

这时候，看护长笑眯眯地走了过来：“小兰，你身体好一点了吗？哎，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煮东西吃？”小兰赶紧用手遮住瓷缸：“我煮好东西吃，不让你看！”“好！我不看。”看护长嘴上这么说，趁小兰不注意，一下把瓷缸抢了过来，一看：“哎呀，小兰，你怎么光吃野草，一点麦粉也不掺呀？” “路还远呢，留着慢慢吃呀！”“你的米袋呢？” 小兰拍拍挎包说：“这不是吗？”看护长奇怪地问：“你为什么放在挎包里呀？”

米袋破了个洞，怕麦粉漏出去！” “拿来！我给你缝缝。”

说着，看护长一把夺过小兰的挎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野草。她愣住了。“小兰，你的麦粉呢？”小兰看到看护长这么关心她，想说话，可嗓子眼像什么堵住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才把丢粮食的事儿告诉了看护长。看护长听了说：“哎呀，小兰，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我们一起参加革命，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你没了粮食，大家应该帮助你呀！”

说着，看护长从自己的米袋里，抓出一把麦粉，放进小兰的缸子里。

“你先吃吧，我马上去报告首长。”

不一会儿，小兰丢粮食的事儿，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同志们立 刻提着米袋走了过来，你一把他一把地直往小兰的挎包里装。小兰忙摇手说：“ 不，不，谢谢大家……“ 这时候，那个伤员拄着拐杖走过来，拿着一点粮食，激动地说：“小兰，你为了救我，把粮食丢了。我这一份你一定要收下。”同志们都说：“小兰，你收下吧。不管碰到多大的困难，我们也得把你这个小红军带出草地。”小兰呢，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收下了大家的粮食。

这天夜里，小兰怎么也睡不着。想起小时候，在地主家里受剥削挨打受骂。要不是找到了共产党，自己早就死了。参加红军以后，得到了首长和同志们多少帮助和教育，懂得了多少革命道理呀！小兰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周恩来带病走长征

跟在周恩来身边的半年多时间，是刘江萍一生最难忘的记忆。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高烧不止，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那时候红军什么药都没有，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就是最好的治疗了。”刘江萍说。

周恩来对红军面临的这种困难十分清楚，因此，当他得知刘江萍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找药时，臸止说：“战士比我们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在一个集镇上，他们买到了2两木耳，“这就是在整个长征途中给周副主席弄到的唯一高级补品！”刘江萍说。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忆及此处，90岁的刘江萍老人有些激动：“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可当时的红军就是这样，从军委领导到普通战士，都十分顽强。”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问：“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红军进入甘肃时，正是收获的季节，当经过一片梨园时，长途行军的红军看到，树上果实累累，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来坐在梨树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刘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来没吃老百姓一个梨子，睡在梨堆边的他也一个梨都没拿。

第二天，有战士请求可不可以买点梨子，周恩来答应了。可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宣传，没人敢说价钱，只是说：“吃吧、你们吃吧！”结果，在盛产梨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

珍藏48年的红军文告

位于贵州省省会贵阳市以北约60公里处的乌当区新场乡可龙村，是一个“鸡鸣三县”之地，与开阳县的木头寨和修文县的腊鲊村 接壤。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曾两次路经可龙村，红军严明的纪律和为劳苦大众得解放的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饱受封建地主盘剥的可龙村布依族同胞，红军在他们心中播下的革命火种，转化为他们支持革命的行动———为红军带路、救助散失的红军战士，有的还参加了红军，这其中，家居可龙村端公冲台子上的罗绍兰及其子罗庆忠父子二人，历经风险磨难48年，接力珍藏一份红军文告的感人故事，至今仍在盛传，成为布依族同胞与红军心心相印的一段佳话。

打米归途，私塾先生路拾文告

1936年1月30日晚，红二、六军团主力兵分两路进入乌当区境，分别在就近村寨宿营休整，其中，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各有一支部队，就驻扎在可龙村台子上布依族同胞罗绍兰家附近。31日凌晨，宿营红军开拔，红二军团部队向修文县集结，红六军团部队则赶往新场会合。当时是农历正月初八，由于红军部队是星夜行动，所以，知道红军驻扎在寨的可龙村布依族同胞尚在睡梦之中，直到天亮才发现红军队伍已经远走。

当天天气不错，是正月间难得的一个晴天，家住可龙村端公冲台子上的私塾先生罗绍兰心情很好，便带其15岁的长子罗兴元（后改名为罗庆忠），挑米前去离家三里的竹腊寨水碾房去打米。在打完米回家途中，罗绍兰父子在马路田（地名）一处较宽的平地休息，这是昨晚（1月30日）红二军团主力部队的宿营处，路边田土和坡坎散落有一些遗失物。心细的罗绍兰发现有一张折叠平整的纸，失落在路边的杂草丛中，他立即拾起并将纸打开看个究竟，一行醒目的标题即 刻吸引了罗绍兰———《庆祝中央红军胜利告工农群众》，原来，这是一张红二军团政治部印臸的文告，长约40公分，宽约30公分。这使得时年34岁的罗绍兰无比兴奋与激动。

拾得红军文告后的罗绍兰，比往日有了精神，乐善好施的他忙时干活，闲时教书，在心中树立了一种信念，他坚信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红军一定会胜利，反动派一定会被打倒，老百姓自己的革命队伍一定会回来。不久，国民党地方当局逐村逐寨搜查散失红军，并每家每户清查红军留下的各类物品，叫嚣“如若私藏共匪物品，一律恪杀勿论。”罗绍兰没有被吓倒，他将红军文告用红布小心翼翼地包好，藏于家中墙壁的夹层中，一次次躲过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清查。

为儿改名，盼望解放毕生“庆忠”

罗绍兰祖籍为江西，先辈自明代“改土归流”后迁至贵州，便在今贵阳市乌当区新场乡可龙村代代延续。他共生有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罗兴元、罗兴洋、罗兴隆。长子罗兴元生于1921年，在随罗绍兰打米归途路拾红军文告时年仅15岁。因其是长子，又善学好思，罗绍兰对他抱有很大希望，教他学习诗文和书法，罗兴元也很长进，对父亲的学识非常仰敬。自从拾得红军文告后，罗绍兰就时常会与罗兴元讲述一些时事和道理，偶尔还拿出文告让罗兴元以文告字迹为贴学习书法，边学边为其讲解红军革命的意义。

1939年，18岁的罗兴元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先后随国民党部队到了贵州省都匀、麻尾等地，沿途受尽磨难。罗兴元目睹了国民党部队的种种言行，对红军的那份信仰和情感更加强烈，他乘染病后无人 照管之机逃离，艰难跋涉回到可龙的家中。父子相见，家人团圆，罗兴元表达了期盼红军早一天能回来的强烈愿望，并向父亲罗绍兰提出想改名字，要开始新的人生。罗绍兰理解儿子的心情，同意儿子改名为罗庆忠。以此纪念中国工农红军两次路经家门的事件，从此，以家族字辈排序所取的罗兴元已不复存在，罗绍兰的长子便更名为罗庆忠。

子承父愿，红军文告终献国家

自1939年底罗兴元改名罗庆忠后，父业子承，罗庆忠也和父亲一样，在可龙村当地的私塾教书，父子二人不仅共同珍藏着红军文告，还共同在当地教书育人，传播进步思想。农忙时，父子二人也与家人一起操持农活。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罗绍兰和罗庆忠父子无比兴奋，他们用自己无悔的信念，终于盼到了新中国的诞生。此时，他们心中始终不忘那份珍藏的红军文告，希望能早日交给政府。但由于是建国之初，轰轰烈烈的运动接踵而至，使得他们不得不把红军文告继续珍藏，与当地群众一起投身于生产劳动之中。“文化大革命”期间，父子二人的精心呵护，烧光了家中所有的书，却始终把这份文告贴身珍藏着，使红军文告躲过了浩劫，没有被抄走。

1977年，布依族老人罗绍兰走完了他75年的人生旅程，临终前他将红军文告交给了罗庆忠。

198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联合发出在地方成立党史征集小组的通知，要求各 地对历史文献、文物和党史资料进行征集和整理。罗庆忠得知后便开始向有关部门联系，1982年，新场公社成立了文化馆，文化馆的负责人恰好是罗庆忠在可龙学校当老师时教过的学生，也曾听闻过一些有关红军文告的故事，便上门拜见老师，一是向罗庆忠索要其写的书法作品，二是了解有关红军文告的具体情况，罗庆忠将详情向自己的学生作了介绍后，罗氏父子珍藏红军文告的义举，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

1983年11月，罗庆忠将其父子二人精心珍藏了48年的红军文告，正式捐献给乌当区人民政府。同月，该文告经贵州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贵州省博物馆专家鉴定后，被贵州省博物馆收藏。至此，这份两代人珍藏了48年的红军文告得以面世。

红军井●小竹篮●小油灯

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步入德江县枫香溪革命老区，在与红军失散人员、红军遗属座谈了解中，深知这里的每一处遗址、每一件文物，都有动人心弦的故事。

“红军井”

在枫香溪革命老区的四面坡脚下，有一块约两亩的沼泽地，沼泽地中央冒出一股又清又亮的泉水，沼泽地周围还长着高约20米，直径约50公分，大小相当的九棵杨柳树，是一个有水有树的好去处，大人小孩常到那里去玩耍，可一旦不小心就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当地群众为了安全，都要到3公里以外的河沟里去挑水饮用。自1934 年6月19日贺龙率红军进驻枫香溪村后，带领群众硬是在沼泽地里修建了一口长3米、宽1．5米的水井，为了群众的安全，还在水井周围铺上了石板，当地群众喝上可口的清泉真是喝在嘴里甜在心中，无不说共产党的红军好呀!为了纪念红军，当地群众在石碑上刻下“红军井”的字样。更奇怪的是，随着年轮的运转，9棵杨柳树不断壮大，盘根错节，相互簇拥，自成一体，只要在一棵杨柳树上摇动，其它8棵杨柳跟着摆动，这真是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历史见证。

“小竹篮”

在红三军第九师师部旧址的枫香溪镇长征村，我们见到了被当地群众称为“拥军模范”的93岁的符佐梅。老人虽然行动不便，走哪里都要人扶进扶出，但老人眼明耳聪，说话口齿清楚，知道我们是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特意从城里赶来慰问和采访她时，老人家格外高兴，动情地把她当年为红军送水送饭的故事全部讲了出来。1934年7月2日，红军队伍进驻谯家符包咀，由于当时她家大伯符功奇明里是国民党的区长，暗里却帮助红军办事，这样一来，符佐梅知道在她家进出的红军是好人，就经常协助大伯为红军通风报信。有一次，红军队伍在与国民党土匪的激战中，7名红军战士不幸受伤，她在山上干活时发现后，就把7名受伤的红军战士转移到了马鞍山的山洞里隐蔽起来，并及时向红军队伍中的赵副官报告情况，赵副官就交给她一个小竹篮，要她以农村人打猪草的方式，为7名红军伤员送水送饭。由于她把小竹篮里装的饭菜和水放在背兜的下面，上面盖上猪草，不走大路走小路，一直坚持送了半个月，7名红军伤员 康复了，都没有被土匪发现。红军为了感谢她，就把那个小竹篮送给她做纪念，如今她还把它保管得好好的。临别时，符佐梅老人对大家说：“红军送我这个小竹篮呀，我既不送儿子，也不送姑娘，我要把它交给党、交给国家珍藏起来，让小竹篮教育更多的人。”

“小油灯”

当年红三军参谋处驻扎在他家、被贺龙军长经常叫“小鬼”的王焕进得知我们的来意后，就带着我们参观红军活动的地方，绘声绘色地讲解他当年深更半夜提着油灯帮助红军书写标语的动人故事。

1934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八)，正是农村打田插秧的大忙季节，红三军到达德江、沿河、印江三县交界处的枫香溪，当天在此召开了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等参加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会议，史称“枫香溪会议”。会后，立即从各师和司令部抽调了100多人组成的宣传队，连夜分组奔赴各地采取发放传单、书写标语等形式做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由于红军对各地的路道和地形不熟，加之又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王焕进就同乡亲们提起油灯(有罩子的马灯)分头为红军带路，帮助红军书写标语和发放传单。德江、沿河、印江的2000多名神兵于6月26日前往枫香溪投奔红军，接受红三军改编为黔东纵队，苏区人民也先后组建了40多支规模不一的地方游击队，协助红军打土豪分田地。有一天，贺龙军长夸奖他说：“小鬼，你们的油灯虽小，但作用之大，既为苏区人民指明了方向，又壮大了革命队伍。”

红军来到布依寨

1936年2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军团长贺龙的带 领下，强渡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2月4日，红四师在师长卢冬生的率领下，占领了沙窝区，并深入到五里化石、水淹坝、勾腰坡等地的布依族村寨开展打土豪，分浮财、镇压恶霸，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建立游击队等革命活动。2月5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在黔西县城川祖庙召开会议，研究建立根据地和战略活动等大事。

沙窝石门坎是布依族聚居的地方。石门坎彝族土司安经余家有家财万贯，一百多条枪，红军将其列为首要打击对象。2月4日，红四师一个连由陈参谋长带领，组织一支30人的便衣短枪队为前锋，80余人的长枪队为后援，直奔安家营。

早在红军到来之前，安经余已带着家人及部份家丁携带贵重财物逃往织金，只留下两个排的家丁守卫安家营。安家营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化冲河)。地势十分险要。安氏又从白龙坡至老鹰岩山脊上修筑了一道高1丈5尺至两丈，顶宽6尺，长约5—6里的石城墙。城墙上有枪眼和炮台，把5平方公里的安家营围扩得如铁桶一般，当年石达开带领的太平军到此，攻打了5天5夜。死伤数十人终未能攻进安家营。安经余留守约70余名家丁都是训练有素，骁勇傈悍的青壮年，妄图以易守难攻的安家营阻挡红军的进攻。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个个勇猛如虎，交火不到半天，红军就攻破了安家营的大门。安氏家丁们只好退到二道岩据险固守。红军将其包围，但因二道岩地势十分险要，一时不易攻下。战斗打到天黑，安兵自知不是红军对手，趁着夜色的掩护，凭借地形熟悉而撤离。第二天拂晓，红军将安家来不及搬走的粮食以及衣物、腊肉等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穷人。

2月7日，由任弼时主持，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县城西门福音堂内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陈希云任代主席，朱长清任副主席，二、六军团在黔西的日子里，深入全县大部份乡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以战斗来保卫胜利成果，保卫根据地。这样，游击团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县城乡。红军足迹所至的区镇，都成立了游击队。县城有城西，城北两支游击队，沙窝有游击大队。除此之外，在沙龙、五里，石门坎、寄仲、雨明、土城，滥泥沟、谷里、甘棠大寨、洪水大寨、高家场，狗场，山海、桃井、白泥、白泥新街、木渣黑等地还建有18支游击队。各支游击队人数多少不等。最多的千余人，一般百余人，少的也有20多人。全县游击队员共3500多人。各区、乡游击队成立后，积极为红军提供当地情况，充当红军的助手，配合红军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在红军的指导下，游击队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并作了建立土地革命委员会及分田地的准备工作，为建立工农政权积极创造条件。

红军在领导游击队打土豪，分浮财的同时，对游击队进行初步的军事训练，在扩红的热潮中，沙窝的十多支游击队和纸厂游击队整批编入红军队伍。甘棠大寨游击队几十人编入红军连队。与此同时，城关，狗场、雨朵等地的游击队，大部份队员都参加了红军。

群众想红军，爱红军，红军是穷人的子弟兵。山乡父老见到青年 踊跃参军，笑在眉梢喜在心。他们把孩子交给亲人———红军，一百个放心。沙窝张银喜就是他父亲亲自送到部队的。与张银喜一道参加红军的还有林少武、徐忠义、王雁呜、蔡尚先、郭子平、郭占奎、安绍舟、刘吉武等人。甘棠双马乡青年宋坤多次前往县城，要求参军，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扩红达2052人，其中四师在沙窝的成绩最为显著，扩红达1300多人。这1300多人中，苗族、彝族、布依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就占50％以上，仅化石、五里、勾腰坡一带布依族聚居的地方，参加红军的布依族子弟就有200多人。当红军撤离黔西时，嘹亮的军号响彻山川，“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的歌声回荡在高原上，2000多黔西儿女踏上了革命征程。

长征途中毛泽东宿营瑶光苗寨

近日，锦屏县宣传、史志、文化工作者在红色旅游景点做资料调查收集工作中，通过采取查阅史料、调查走访知情群众等方式，获悉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曾宿营锦屏县河口乡瑶光苗寨。

史料显示，1934年12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由湖南省靖州和贵州黎平县分三路进入锦屏。其中，中央红军从黎平县罗里取道锦屏八受顺乌江北下，一路由黎平县大稼进入固本乡境经小瑶光沿乌下江而下；红六军团从湖南靖州新厂进入中黄后分两路进锦屏。六军团红军两路在今河口乡瑶光会合。根据中央部署，由六军团强渡乌下江。12月18日，六军团先头部队在乌下江河口与早已在西岸设防固守的王家烈部两个团展开激战，经数次反复，最后击败西岸守敌抢渡成功。12月21日，中央红军总部由黎平八里行进至瑶光大寨宿营。毛泽东住宿于瑶光中寨李家大宅院，房东李志熙还采草药给红军治病。现李家大院还基本保留红军经过时的格局。

红军长征途经威宁二三事

今年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70周年！弹指一挥间，70年过去了，当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得无踪无影，但是红军那种热爱人民、秋毫不犯、威武文明的形象，却永远留在威宁各族人民的心中。他们无愧于人民的子弟人民的兵，红军那些令人铭诸肺腑的故事，至今仍在威宁的大地上流传。

下面记叙的是红军长征途经威宁的二三事。

红军豆

1936年3月16日，红二军团第四师宿营在兴隆厂一带。兴隆厂是一个苗族聚居的村寨。苗族同胞由于长期受到土匪军阀的欺凌，加之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搞不清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听说红军要来了，早已怀着恐惧的心理全部跑到深山老林躲起来。

红军走后，他们陆续回到了家中。不但东西一件不少，在罗伯亚米的家中，还发现了一碗红色小豆。恰好正值春播季节，罗伯亚米将这碗豆子播在希望的土地上。由于这种豆子适应性强、产量高、味道好，种的越来越多。至今，人们仍然种，还在吃。年复一年，红军留下的豆种现已遍布威宁各地。

为了铭记红军的恩情，苗族人民亲切地叫它为“红军豆”。

红军马 这是发生在1936年3月19日的事。

红军到达麻乍乡后，驻在农民赵敢生家里。红军没有粮食，就向赵敢生借了五升谷子舂米做饭。饭后红军因紧急任务立即出发，就付给赵敢生一块大洋，他死活就是不肯收。红军没办法，为了酬谢这位好兄弟，硬是将一匹红沙马送给了他。

赵敢生精心饲养这匹马，用它劳作。养了12年，直到1948年这匹马“寿终正寝”。

一驮银

1936年3月20日凌晨，天还没有亮。

驻在麻乍乡坝海营村农民杨小发家的一名红军战士，用火把照明去喂马，不慎烧着了堆在屋角的稻草。当时天干风大，大多数农户住的是茅草屋，风助火威，无情的熊熊火焰还是吞噬了20户人家的房屋财产。

军团首长王震将军决定，赔偿群众损失，处分肇事者。由于红军忙于出发，就请受灾群众自报损失。共赔偿大洋两千块，足够一匹马驮一驮。

红军走后，受灾群众用红军赔偿的大洋重建家园，很快搬进了新居。红军铁的纪律，给当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怀着对红军的崇敬之心，编了这样一首民谣：“天还很不明，火烧坝海营；红军要起身，赔了一驮银”，一直流传至今。

长征简介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臸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 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红 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给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探索战略转移的道路，命令红军第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同红军第3军取得联系。1934年8月7日，红6军团突围西移，经两个多月转战，于10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3军（后恢复红军第2军团番号）会师。接着，两军向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

10月初，国民党军重兵集团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这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到湘西与红

2、红6军团会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开始长征。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领导下，留在当地坚持斗争。

21日晚，中央红军以第1军团为左路前卫，第3军团为右路前卫，第9军团掩护左翼，第8军团掩护右翼，中央和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编成的军委第1、第2纵队居中，第5军团担任后卫，从江西于都县城西南的王母渡、新田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了信丰河。此后，中央红军继续以甬道式的队形携带大量 笨重的物资器材沿山路西进，行动缓慢。直到11月15日，才先后通过了国民党军的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这时，蒋介石以16个师的兵力专事“追剿”，并令粤军、桂军共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宜章至湘江之间广大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薄弱，担任“追剿”、堵截的国民党军，因派系矛盾，动作不一。这种情况，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然而，博古等领导人一味退却的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前出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27日，红军一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国民党军南北对进，向红军发动了全面进攻。红军在湘江两岸经过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接着进至西延地区。至此，中央红军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减为3万余人。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企图围歼红军于北出湘西的路上。在此危急时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

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臸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国民党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国民党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臸国民党军，主力向南急进，31 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国民党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乘隙向云南急进，27日进抵昆明附近。29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臸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 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国民党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早在1934年冬，在国民党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国民党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臸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叶剑英。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

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

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臸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臹地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

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9月，国民党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

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国民党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

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

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

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

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

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国民党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臸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

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

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见彩图)。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

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回顾长征

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两年中，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

但是，为什么要举行长征?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伟大的壮举？其中却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一、党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土地革命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纲领，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而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低估了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

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完全否认由日本侵略所引起的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他们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底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 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36 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洵口遭遇战偶然获胜，“左”倾机会主义者更以此为据，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对支持国内日益增长的抗日民主要求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调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

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绝了毛主席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 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二、开始长征，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全军八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

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调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军于湘江之侧。面临故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更是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接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笨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三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

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会议，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一九三五年一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主席酌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三、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决定了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立即移师北上。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颇有发展，但是因为敌人驻在芷江一线，防备我返回湖南，39 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鳛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其模范师(郭勋祺师)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乃放弃北接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臸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也悉数被歼。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肚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至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我军在遵义一带几次寻战，敌却小心防守。三月，我军便自遵义

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臸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并且分兵一部东击瓮安、黄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主席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事道而行。这次，毛主席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的战术，“示形”于贵阳之东，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摔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四月下旬，我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就是留在乌江北牵臸敌人的别动支队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五个团的围追，人滇时，占领宣威，后来经过会泽，渡金沙江；另两路是红军主力，攻克霑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地，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

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这时，蒋介石似乎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平行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车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

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臸了绞车渡两岸渡口，前后控获七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外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比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车接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三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车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原来蒋介石也发觉了我军的战术方针有了新的变化，于是就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靠绞车渡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全部渡过江去。第二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因追堵击的圈并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五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

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支大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从此北渡未成而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蹈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使组织突击队渡河。十七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四个团，旋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川西北之大维、懋功等地，与四力面军胜利会合。

四、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可是，这时张国焘却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西退却逃跑。这支部队在渡过嘉陵江、涪江、眠江后，到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即与一方面军会师。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主席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师

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后，毛主席率领部队于六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这时张国焘并没有放弃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业已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由此可见他的目的是在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甘肃西北部以至新疆。此时他仍旧坚持预定计划，向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因而中央屡屡电催不应。

毛主席一面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的进攻，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华北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占领和侵袭了我国半壁河山！我党早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就曾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臵民族存亡于不顾。一面降日卖国，一面却继续增兵“围剿”和追击红军，妄想将我全部消灭。其倒行逆施，令人发指。国内舆论，对我党坚持大义，深表同情，期望我党能负起抗日大任。我党早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

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毛主席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坐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一个师。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带前进。但到了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露出了他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虽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的错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仍坚持其错误路线。

这时，右路军虽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坚定不移。九月，部队自巴西出发，渡包坐河，沿白龙江前进，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然后即越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到达甘南之岷县、西固间的哈达铺。敌人急忙拼凑了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击。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便出动作向天水前进状，诱使敌人将主力集中天水。我们却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顺利渡过渭水封锁线，相继占按罗镇和通渭墟。十月，经回民区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及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击败敌四个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过环县，抵达陕北根据地之吴起镇，与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村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窃堡会议)。会议批判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错误，都是党和红军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才获得可能系统地阐明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会后毛泽东同志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五、张国焘公开和中央分裂后，擅自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儿盖、懋功、宝兴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在绰木碉，他终于奸心毕露，公然进行叛党活动，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毛主席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

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停留了三个月。这时，敌中央军周浑元部队入川，与刘湘配合，向我们攻击。两军对臷，仗越打越大。部队消耗很大，张国焘却举棋不定，直到部分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道孚、炉霍、瞻化、甘孜和大金寺一带，仍旧企图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

这时，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经贵州、云南，长途转战，历尽艰辛，也来到甘孜。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

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正确路线；加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叛徒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就完全失败了。这时，他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并率领队伍北上。

部队由甘孜出发，经东谷、阿坝、包坐，再次过雪山草地，八月到达甘南，占哈达铺、大草滩、临潭。这时，中央已经派聂荣臻、左权同志带领部队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并准备组织静(宁)会(宁)战役。

二、四方面军乃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二方面军为右路。右路军经西和、武山之间东去，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并围攻凤县，袍住胡宗南的尾巴。聂、左部队已将毛炳文、许克祥包围起来，通知张国焘前来协同聚歼。谁知张国焘竟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以组织岷(县)洮（临洮）西战役为名，擅自带领左路军仍旧向西撤走，准备去青海西宁。后因部队不满，而且渡河困难，张国焘只好将部队又拉回来。

但张国焘野心不死竟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过来的胡宗南部控臸。已渡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

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发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下挽救四方面军，对从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工农红军，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我军就亲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为争取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奋斗。

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并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才取得胜利的。

我们也可以看出：只有毛泽东同志久经考验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战略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似地战胜千苦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