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不容置疑抗日战争

第一篇：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不容置疑抗日战争

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不容置疑

2014年09月12日 《红旗文稿》作者：于兴卫

中国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世人对这场战争的关注经久不衰。长期以来，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观点和形式来描述这场战争，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下面，笔者就抗战研究中的几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作一探讨。

《田中奏折》的真伪是伪命题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份秘密文件据说是爱国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党的关系，和他在日本经商多年的朋友关系，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了两个夜晚抄录完成的。在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对《田中奏折》是否存在，日本方面一开始就持否定意见。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对于这一问题，历史研究者也有许多不同解释。日本研究者提出了许多疑点，甚至有人从冷战的视角出发认为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了《田中奏折》，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

关于《田中奏折》的争论，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根本问题：

其一，《田中奏折》作为历史文件是否必须有原件才能确认其存在，是否因为找不到其原件就可以否认其存在？答案是不能否认。这是因为日本当局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有关侵华行动及其战争罪行的档案。比如，日本人销毁了关东军、宪兵队、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活人试验、化学战、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强抓“慰安妇”等有关战争罪行档案，然后翻脸不承认。这些相关的档案原件找不到，不代表这些罪行就不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相关证据链来证明。中国研究者发现，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这些事情从侧面证明了《田中奏折》很可能存在。对《田中奏折》，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后来在《昭和的**》一书中承认：“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

其二，《田中奏折》作为一个系统的侵略纲领，是否真实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现在的事实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行动的方向、步骤、进程，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很难想象，局外人能够对战争作出如此精准的预测！

可以说，日本方面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就是为了替自己作辩解。历史已有力证明了日本侵略者试图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没有过《田中奏折》，也不能改写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犯下的罪恶。

七七事变不是“偶然事件”

有日本学者认为，七七事变是“偶然事件”。当时，日本虽有侵华意图、有并吞中国的准备，但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日本的战争假想敌是苏俄和美国，对于中国只是希望稳定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其他地方则利用军阀割据的形势逐渐建立傀儡政府、实现控制。

事实上，虽然日本提出以苏联和美国为首要的假想敌国，并确定了南北并进的方针，但不管是针对苏、美，还是北进、南进，都必定先打中国。先征服中国，不仅可解除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战争资源和作战基地。可以说，征服中国是日本世界战略的核心。因此，日本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要的侵略目标。

在1936年9月日本陆军省修订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对侵华兵力使用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华北方面，使用2个军(5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可再增加3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地区和华北五省；对华中方面，使用第9军(3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10军(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互相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使用1个师团占领福州、厦门、汕头等地。

1936年上半年，作为日本准备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战略性步骤，广田内阁决定加强日本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提高其地位，司令官由少将军衔升格为中将军衔，且为由天皇直接任命的“亲补职”。新编成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兵力由改编前的1771名增至5774名，兵力增加近3倍。1936年9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非法侵占丰台后，即以中国军队驻地为目标，开始进行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一次，增加到三至五天一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扩大到昼夜不停；演习用弹则由空包弹发展到实弹。10月26日至11月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1937年3月上旬至6月中旬，日本军部先后派出6批将校级军官，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侦察活动，为策划全面侵华战争做准备。5月至6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华北的军事演习进入紧张阶段，特别是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的演习愈益频繁。

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后，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迅速作出对华增兵的决定。1937年7月11日，日军参谋本部分别向其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日本陆、海军还就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本部又相继作出《形势判断》，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网上网下质疑的人不少，极端者甚至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时候除了做了宣传以外，几乎没干什么实事”。说这些话者不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说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并不是否定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来承认国民党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主要力量，并肯定其正面表现。但是，纵观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整体表现，实在让人难以恭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轻而易举占领东三省，十几万东北军根本未作有效抵抗。国民党政府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把精力主要放在“剿共”上，对日本的侵略仅仅是向国联申诉。直到“西安事变”后，被“兵谏”的蒋介石才被迫停止剿灭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有多于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的重大失误，国民党军没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几乎丢失了大半个中国。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抗战又由初期的比较积极逐步走向消极，还有大批人员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伪军，国民党内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汪精卫都成了汉奸。蒋介石虽然一直坚持抗战，但始终给自己留着与日本进行和谈的后路，下不了向日本宣战的决心。直到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导致美国对日本宣战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对日军基本上是消极防御，很少有积极的反攻行动。在抗战后期的豫湘桂作战中，在中美空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面对已成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军，仍溃不成军。在短短的8个月内，国民党军就损失近60万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46座、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

中国共产党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抗战的希望。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率先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受到国民党军重兵围剿时，中国共产党仍投入很大精力领导东北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还从民族大义出发，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抗战开始后，八路军在平型关初战告捷，打了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正如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续范亭所言：平型关之战的特别意义，“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我们的士气。”全国抗战开始初期，在日军的大举进攻下，国民党军节节后退，丢城失地；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却不惧艰险，迎难而上，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更是成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对抗着约58%—75%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日本法西斯最凶残

每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都会举行纪念原子弹受害者悼念仪式。日本俨然把自己当作一个战争的“受害者”。事实上，日本法西斯才是最凶残的。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中国大地到处是人间地狱，城市遭到轰炸，村庄遭到焚烧，父老兄弟遭到屠杀，母亲姐妹遭到蹂躏，大好河山惨遭践踏。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和亚洲很多国家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其灭绝人性，世所罕见。

在日本法西斯身上，看不到任何所谓“文明人”的影子，看不到任何“人性”和“人道”的影子。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拿无数中国人鲜活的身体和生命进行生物武器试验并进行细菌战。除“731”部队外，日本还在其他侵华日军设立了名为“防疫给水”的细菌战部队。这些部队对中国军民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造成的中国军民的巨大伤亡难以统计。如1942年5月，日军对云南保山、昆明等地进行细菌战攻击，造成云南56个县霍乱暴发，两个半月内染疫人数达12万之多，死亡9 万多人。滇西日军在其侵华战争失败前，丧心病狂地实施细菌战，致使滇西16个县鼠疫流行，一直延续到1953年。

在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屠杀。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野蛮的无差别轰炸、赤野千里的“无人区”、残暴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在日本侵略者那里，中国人民没有最起码的尊严。1934年，日本侵略者为隔绝人民群众与抗日民主联军的联系，采用“集家并村”，把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多公里，遍及39个县、旗以及热河省沿长城一带广大地区划分为“无住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把500万以上农民赶入所谓“集团部落”。被迫居住在其中的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任日寇奴役、侮辱和迫害，许多人被残酷折磨而死。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烧杀抢掠，其令人发指的暴行，就连同为法西斯的德国也惊叹：日军是“兽类的集团”。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在对冀中地区进行的大扫荡中，残暴地杀害群众5万余人，使冀中地区出现了“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数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顾虑到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国际公约的限制，同时也担心受到对方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复，基本上没有将化学武器用于实战。但日本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日军在战场一旦遇到中国军队殊死抵抗、局面不利时，便使用化学武器。20世纪90年代，经有关方面调查和不完全统计，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地点，遍及中国的18个省区；使用化学武器的次数超过2000次，至少造成中国军民直接中毒伤亡10万余人。日本投降时，还将大量未使用的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境内，至今留下无穷后患。

日本法西斯对自己的国人同样没有人性。最极端的例证便是战争后期的“神风特攻队”。为消灭对手完全不顾及特攻队员的生命，让他们做战争最后的炮灰。特攻队完全是日军高层推动，作为特攻队员，即使心中不愿意也没有办法逃避，不得不接受赴死的命运。战后的日本不但不对此进行反省，在安倍上台后，日本鹿儿岛县“知览特攻和平会馆”还于2014年2月4日向联合国申请将333件“神风特攻队”队员遗书等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明显是在挑衅人类的良知！

东京审判绝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

日本右翼鼓吹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其理由很滑稽，诸如：东京审判是由美军负责人麦克阿瑟将军签发法庭宪章和任命法官，这是作为美国占领政策的一环来进行；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杀戮了20万日本平民和苏联违反日苏中立条约突然参战，也应该进行追究；涉及法官的构成，不能只由战胜国派遣，应该任命第三国、中立国的法官，甚至应该让日本的法官也参加审判；对最高决策者天皇以及皇室免予追究战争责任，等等。这些所谓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日本右翼否定东京审判不是单纯否定一次审判的结果，而是要否定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负责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它根据的是《波茨坦公告》和莫斯科英、美、苏外长会议决定。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4月26日修正)。

远东军事法庭法官由11个国家(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的11名法官组成，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东京审判在长达两年七个月的审理过程中，法庭并没有以战胜国的姿态对战争罪犯做主观、武断的判决，而是采用英美法系“辩论式”的审判方式，以国际法为根据，在大量人证、物证的基础上，在给予战犯充分自我辩论的基础上作出法律判决。审判期间开庭818次，庭审记录约5万页，文字1000万，出庭作证证人419人，出示法庭证据4336件，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判决书1213页，用了9天的时间才宣读完毕。审判吸引了20万旁听者。法庭根据许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和1000多人的证词，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认定了日本发动的对中国、东南亚和美英等国战争的侵略性和非正义性，而且通过核实大量史实，系统地揭发和列举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在战争中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震动，确认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都是侵略战争。

东京审判用法律的手段审判和严惩了因策划、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而犯下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的战犯，伸张了和平、正义与人道主义的精神，从而在政治上确认了任何侵略战争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有利于防止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远东军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战争受害国，代表世界人民对战争罪犯进行的审判，而绝不是什么所谓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它的本质是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审判。

当然，东京审判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是日本宪法体制和战争责任体制中的最高权力者，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就不可能彻底地追究日本国家的战争责任。二是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几乎没有涉及日本对朝鲜、台湾地区等殖民统治地，特别是在中国的占领区进行的残酷统治罪行。如在中国实施最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数以千计的惨案和对无设防城市居民的大轰炸，以及强制劳工、强迫妇女做随军“慰安妇”等，更没有把日本殖民统治的暴行作为战争犯罪来进行追究。三是没有严惩实施细菌战、化学战的战犯。四是审判虎头蛇尾。在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后，麦克阿瑟总部即宣布释放仍在狱中服刑的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嫌疑犯。1949年10月19日，又宣布对乙、丙级战犯也结束审判，不再逮捕、搜查战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更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刑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因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只能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部分清算，很不彻底，很不完全。这也是造成战后日本一些政治势力和民众长期拒绝对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和忏悔，政治上长期右倾化的重要原因，更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少数右翼势力否认、歪曲和美化其侵略历史的谬论肆意泛滥，为军国主义战犯招魂的闹剧连年迭演，政治右倾化势趋日益严重的主要历史渊源。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编辑部)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众所周知，如今的中国早已实现了独立，正在向富强逐步迈进。而在实现独立的过程中有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奋力拼搏，前仆后继，为实现独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期间不仅有大量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参与更是涌现了两大党派：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他们彼此合作共同抗战，但中国共产党因在抗战过程中的英勇表现及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成为了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抗战路线及方针的正确。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及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这一路线和方针揭示了抗战的发展规律和坚持持久抗战，争取全面胜利的战略方针，对全国的抗战指导产生了积极影响。而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一正确方针和路线，中华民族才能在其指导下在抗战中以弱胜强，实现独立。

第二：从胜战比例上看：抗战时主要有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另一个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负担的敌后战场。虽然国民党担负正面战场，但其打胜战的比例并不大。反而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因使敌人防不胜防，胜利比例很大。据统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共作战12.5万次，消灭敌军224.1万人，抗击敌军的64%以上。对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使战争由敌强我弱转为相持阶段起了关键性作用，功不可没。

第三：中国共产党能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抗战是全民族的事，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与国民党的合作，巩固国内团结并坚持抗战，团结各个阶级，为争取国内战线统一作出很大的努力。反而是国民党，在民族危机逼近的时候还只想着打压异己，不但不愿国共合作，还处处抨击中国共产党，缺乏民族意识。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对于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中国共产党能对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科学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了“三三制民主建设”“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文化建设与干部教育”等多项措施，使得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反观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专制，吏治腐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从而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希望。

第五：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推进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工作。（这里的大后方指的事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把重心放在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上。同时还在大后方开展促进团结抗日等方面的工作。除此之外，文化界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影响下也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西南联大”就是代表。反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却公开反对民主联合的建设，仍然想***，严重妨碍了民主建设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意识，为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六：中国共产党还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为了紧密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期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掀起了整风运动”而从这一系列的举措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完善自身，更好的带领人民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根据以上六点可以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他成功的领导者中华儿女走在抗战的艰难道路上。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必能早日富强祖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的演讲到此完毕，谢谢！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空信二班 谢谦

2014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护团结抗战大局。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为维护人类和平与正义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

危亡之际率先举起抗战大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东北军在日军的突然袭击面前不战而退。在这民族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振臂一呼，义无反顾地举起抗战大旗，走在了抗日爱国运动的最前列。

九一八事变爆发仅两天，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发布《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六项决定，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再次召开会议，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一面创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一面采取切实步骤领导与援助各地抗日义勇军，而且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中共中央也先后派杨靖宇、周保中等一批优秀干部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1933年初，东北地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创立的反日游击队达13支，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从1936年2月至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先后组建了11个军，共3万余人，游击区扩展到东北70多个县。抗日联军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挫败和打破了敌人上百次“讨伐”，歼灭了大量日伪军。

在对日作战中，中国共产党人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率领人民群众浴血奋战、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众多抗日英雄。共产党员、抗联将领赵尚志，1942年2月12日在率部作战中身负重伤被俘。他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痛斥敌人。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了他的头颅，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他牺牲时年仅34岁。共产党员、抗联将领杨靖宇，1940年2月23日在鹘县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的肠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共产党员、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在负伤转移时不幸被捕，受尽了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但她始终坚守信仰、坚贞不屈，最后被敌人残酷杀害，牺牲时年仅32岁。

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关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宣言和勇当先锋的抗日行动，为全国民众做出了榜样，带领和激励中华儿女奋起抗战，用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前仆后继地抗击外敌入侵，但始终摆脱不了屡战屡败的命运。其中，落后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固然限制了中国御侮能力的发挥，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缺乏先进阶级与政党的领导，始终不能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与外敌抗争。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这样，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作为一个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历史使命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指出：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变成亡国奴”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无论党派团体各界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建议，这一建议便是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最初蓝本。“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为尽早尽快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频繁给国民党军将领写信，最多时一天写下9封之多。他在信中向华北将领宋哲元表示：“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挡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他致信晋绥军将领傅作义：“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逐步完成了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政策的转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一次高涨。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推动下，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被扣押的蒋介石接受了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条件”。此后，我党多方努力争取，尤其是周恩来等为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多次谈判。1937年9月下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也发表讲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这个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意义非常重大。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说：“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毛泽东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历史学家们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说，中国共产党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直到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

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了抗战的力量发动和凝聚问题，但仅此一条还不足以克敌制胜。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这是中国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唯一正确的抗战指导纲领。它指引全国军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等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重大思想理论，对取得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36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前一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解决。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通过并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强调“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抗战8个月的经验，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他指出，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在这里，强国弱国的对比，决定了这场战争只能是持久战;而大国小国、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的对比，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只能是属于中国的。据此，他强调，中国必须实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便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己，争取最后的胜利。毛泽东预言，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3个阶段。他还对这3个阶段中中国军队作战的主要形式、正规战（阵地战、运动战）与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的转换等作出了科学的判断。

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作战形式，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游击战被提到了战略的地位，成为人民军队作战的主要形式，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大显神威。

到了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开始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步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以保持和巩固其占领地。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华北地区的日军出动千人以上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就有109次，使用的总兵力达50万人以上。由此，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人民军队所进行的游击战也就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这个阶段是抗战时期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步改变敌强我弱态势的任务，主要是在这个时期由人民军队进行的游击战来完成的。1944年春季，敌后战场人民军队转入攻势作战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了抗日的主战场，对于坚持抗战、削弱敌人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性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提出的正确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和科学作战方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保障。

领导军民坚持敌后抗战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领导敌后军民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成为抗击侵华日军的坚强堡垒，把大量的日、伪军拖在敌后战场上;让侵华日军的后方变为前方，极大地破坏了侵华日军“以战养战”的政策;形成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互相配合、支持的战略态势，为全民族坚持持久抗战并夺取最后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明确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会后，八路军遵照党的指示，挺进敌后，纷纷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民众参战，组织水上雁翎队、铁道游击队等，通过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形式，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逐渐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

为了建设好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实行了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措施，从而真正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了广泛深入的人民战争。

在政权建设方面，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贯彻实行“三三制”建政的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据此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民主方式建立并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成为中国最进步、最坚强、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从政治上调动了各阶级、各党派的抗日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人民的团结，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为敌后抗战渡过极端艰苦的阶段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即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政策最早在晋察冀边区实行，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各根据地开始普遍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促使抗日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使上层人士和开明绅士增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从政治上、经济上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从1941年前后，根据地形势越来越复杂，日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此，中共中央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并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这个方针指引和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展开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根据地的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巩固根据地人民抗日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八路军、新四军在根据地面临最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坚持抗战，使敌后战场逐渐变成抗日的主战场，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

在河北。从1933年1月日军炮轰山海关，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河北人民坚持抗日斗争长达12年8个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河北党组织发动民众，配合八路军三大主力进入敌后，在河北广大地区创建了晋察冀、冀中、冀热辽、冀南、晋冀鲁豫、冀鲁边等抗日根据地，打开了华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河北人民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涌现出狼牙山五壮士、马本斋、节振国等大批抗日英雄、革命先烈20多万人。1941年8月27日，日军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白文冠，企图逼降素有孝子之名的马本斋。马母深明大义，宁死不屈，绝食7天，以身殉国。

在山东。面对日军残酷的“扫荡”“蚕食”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山东军民采用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联防战、破袭战、伏击战、车轮战、神经战、推磨战、蜂窝战、围困战等多种作战形式，广泛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争，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8年全面抗战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山东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2.6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51万余人;民兵进行大小战斗5.2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2.5万多人。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山东军民也付出了伤亡462.43万余人的巨大牺牲，其中，仅主力部队就伤亡15.47万人。1942年冬，在鲁中根据地反“扫荡”中，山东军区特务营奉命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突围，先后毙伤敌军600余人，全营仅剩14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全部在崮山跳崖殉国。

在安徽。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夕，新四军二师和淮南地区武装部队进行大小战斗3400多次，歼灭日伪军6.1万余人，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1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四师和淮北地区武装部队进行大小战斗3000多次，歼敌6万余人。新四军七师与皖江地区部队，先后解放了无为县城、凤凰颈、襄安、运城等40多处敌伪据点，在20多天大反攻时间内，歼灭了日伪警卫三师、护国独立师等敌伪1万余人，俘虏5000余人。

在8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他们为坚持抗战、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伟大的永远辉耀史册的贡献。敌后战场大量歼灭和牵制敌人，给予正面战场以有力支持，同时使敌后战场逐步发展成为抗战的主战场，在全国抗战中发挥了伟大的战略作用。而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抗战期间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共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更是牺牲巨大，伤亡达60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是抗战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中国共产党是抗战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从日本战史资料看中共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敌后战场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依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开辟的。敌后战场自开辟之日起，就被日本当局和侵华日军视为心腹大患，实施了欲置之于死地的灭绝政策。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紧紧依靠群众，将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攻不破、打不垮的坚强堡垒，不但有效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且在战略上牢牢牵制住了侵华日军，使敌后战场逐渐上升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透过战时日本档案资料和战史资料，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敌后战场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敌后战场的形成和壮大（1937—1940年）

1937—1940年是敌后战场开辟、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侵华日军为维护占领区的“治安”，发动了以敌后战场为目标的“治安战”，其重点是华北地区，百团大战后扩展到整个敌后战场。

“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先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37年末，华北、华东的大片领土和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共应进行以游击战为主体的持久战。按照游击战方针，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6个抗日根据地，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抗战，一开始便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1937年12月2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方面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就把对八路军进行“讨伐”列入作战计划。从1938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肃正作战”。据日本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旅团直属第三大队作战主任田副正信少佐回忆，该旅团1938年4月在河北涞源、灵丘等地对八路军进行“肃正作战”，一年间进行了50次作战，“我军屡次讨伐，土匪被消灭了，但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步扩大。”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回忆说，1938年秋，日军华北占领区“治安恶化”，尤其是共产党军队以山西省山区为根据地，“巧妙地开展游击战，在日军防守的缝隙中猖狂地扰乱治安”。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从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八路军已成功地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入日军后方的一把利刃。

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准备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这里所谓的“治安地区”，主要是指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治安肃正要纲》，计划从1月至10月分3期进行。在制订计划时，日军还比较注意占领区内国民党残余军队的存在，到第三期“肃正作战”中就完全将重点指向了八路军。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在给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363号》命令中提出：“大本营的企图是希望迅速处理中国事变。”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拥有24个师团、1个骑兵兵团，其中14个师团即56％的兵力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表明日本对华作战重点开始向敌后战场转移。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百团大战。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相当的时日和巨额经费才能恢复。”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也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百团大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以治安第一为基调”“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灭中共势力”。由此表明，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也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1—1943年）

1941—1943年，日本继续将敌后战场作为对华作战的重点，对敌后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治安战”，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紧紧依靠群众，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承担了中国抗战主战场的重任。

从1941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将“治安肃正”作战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强调“肃正的重点依然放在剿共上”，军事作战“主要是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歼灭战”。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的“总体战”，即以军事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手段，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对游击区进行“蚕食”。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施策要纲》中写道：“关于摧毁敌人大根据地问题，除按照上级司令部的计划指导直接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外，还要全力捣毁其各种机关设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补给、修理、贮藏、金融、通讯、教育设施等），铲除地下组织，毁坏生活资源，以经济封锁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弃根据地。”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经过日军1941年的“扫荡”作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并未被摧垮。面对日军残酷的“扫荡”作战，中共中央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后来归纳为“十大政策”，使各抗日根据地更能适应 “治安战”的残酷环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企图将中国从南进的基地变成南进的“总兵站基地”。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总任务是在占领区“迅速恢复治安”。为此，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更加残酷。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指出，由于日本南进，中共会频繁发动反攻及破坏工作，“必须在敌人发动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更加主动作战，提高治安，谋求安定。”这就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未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反而使日军更加重视对抗日根据地的“治安战”。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仅1月份就高达1682次。与华北的“治安战”相呼应，日军在华中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作战。

1943年，日本继续将对华军事作战的重点指向敌后战场。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在一次讲话中叫嚷，“要加以铁锤般的打击”“彻底剿灭华北治安之癌——中共军队”。4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有末精三少将在部长会议上提出，“中国问题的重点是粮食、物价和共产党三大问题”。

总之，从1941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以重兵围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坚持持久抗战，使日本妄图将中国变成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总兵站”的希望化为泡影。

敌后战场的反攻与胜利（1944—1945年）

1944—1945年是中国敌后战场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时期，也是日本对中国敌后战场的“治安战”走向彻底失败的时期。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海上交通线被切断，难以保持本土与南方战线的联系。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计划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的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一号作战”，这就必然减少对中共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的兵力，从而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机。1943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对经过日军3年“扫荡”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情况作了如下估计：“日军占领着中国东部的重要地区，重庆政府被压迫于黄河以南的内地及山岳地带，仅仅保住了残余势力。与此相反，中共军队乘日军转用减少之机，在华北、华中富庶地区建立了牢固的地盘，取得了巩固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的首脑部在长期的逆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苦难的历程，其坚强意志和智谋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华北方面军预计，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中共敌后战场必定会进行反攻。

1944年，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各抗日根据地确实开始了局部反攻，并尾追日军，在新的敌占区开辟和扩大根据地，缩小了日本占领区。在“一号作战”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秦彦三郎中将向大本营报告说，“原日本占领区的治安急剧恶化了。”此时，日军已无力对中共敌后根据地发动攻势，只能收缩战线，退守重要地区和铁路两侧地区。同时，中共军队已成为日本从中国攫取、运送物资的最大障碍。到1944年底，日本占领区缩小到“点”（城市）和“线”（重要交通线两侧），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显著扩展，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1944年，中共敌后战场通过局部反攻，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总人口从8000万上升到9000万，抗日武装正规军由47万人上升到65万人，成为1945年中国对日反攻作战的主战场。

进入1945年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继续败退。在中国战场，既要面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战，又要准备应对美国在中国沿海登陆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从1945年开始，敌后战场展开了以攻占战略要地为主要目标的春季和夏季两大攻势作战，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迅猛扩展。日军面对中共军队的反攻，步步后退，已不能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从而宣告了日本对敌后战场“治安战”的彻底失败。

日本对中共敌后战场“治安战”的失败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将日本拖入持久战泥潭而不能脱身，导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走向失败。1939年前，是中共开辟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阶段。1940年百团大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4至1945年，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则是中国战场反攻的主要力量。即是说，在8年全面抗战中有5年时间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战与反攻的主要战场。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第五篇：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国开(中央电大)本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

说明：1.适用于国开(中央电大)本科所有专业学员基于网络的终结性考试。

2.该资料为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考试通过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终结性考试系统(kaowu.openedu.com.cn)完成。

试题：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答：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在这场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殊死搏斗中，中国人民表现出巨大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万众一心，前仆后继，彻底打败了侵略者。

历史充分证明，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伟大奇迹，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浴血奋战于抗战最前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第一，中国共产党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它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共同抗战，成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大规模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妄图灭亡中国。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政府当局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严令东北军全部撤入关内，并要求民众“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政府当局的错误政策，极大地压制了抗日救亡的民族热情，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使一些人难以看清日本侵略者的野心，抱有退让求安的幻想。中国共产党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挺身而出，代表全民族发出了武装抗日的第一声怒吼。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公开进兵中国，其目的是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号召全中国人民迅速动员武装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苏维埃政府对日战争，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一致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警醒了那些尚在沉睡和被蒙蔽的国人；

第一次喊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唤起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一起谱写壮烈不朽的英雄史诗；

第一次庄严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开启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

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首先冲在了抗战的最前线。“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发动组织民众，创建游击队，开辟游击区，以武装斗争反抗日本侵略者。从

1931

年底开始，中国共产党就陆续向东北派出大批干部，加入到当地的抗日武装中，并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达

年的艰苦抗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等一批抗日英雄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历史告诉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英勇行动，领导和推动了全国抗战的兴起和发展。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旗帜始终是最鲜明的，抗日的态度始终是最坚决的，抗日的行动始终是最积极的，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不懈奋斗。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起。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华民族的抗日先锋队。

第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实施了一套完整的坚持抗战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策略与方针，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对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坚持抗战和夺取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下，大片国土迅速沦丧。重重疑虑沉重地压在中国民众的心上：战争会怎样发展下去？

中国能够胜利吗？

怎样才能取得胜利？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相继发表了《论持久战》

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及时、科学地回答了这些重大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

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这一英明论断，犹如朝阳，拨开人们心头上的迷雾，指明了战争的前途，大大坚定了国人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预见了战争发展的趋势：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将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也是战争形势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科学预见，帮助全国军民统一了思想，正确把握战争的进程，积极做好持久抗战的准备；

指引各方面的军事力量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战役、战术方针，做出正确的军事部署；

推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在道义和军事上给予中国坚定而长期的支持和援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了

抗日战争的主要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这一正确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全国抗战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了

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使全国四万万同胞以不同的方式奋力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汇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全部抗战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正确的抗战路线，没有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正确的战略指导，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第三，中国共产党通过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消灭了日军的大量有生力量，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抗日根据地正面牵制和打击了侵华日军2/3以上的兵力，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不仅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也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在战略上造成了对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迫使日本侵略者基本停止了在正面战场上的大规模战略进攻。1938年12月，日本天皇发布《大陆命令第241

号》，指令侵华日军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此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正面牵制和打击了侵华日军三分之二以上兵力。抗日战争的战局由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处于主导地位。一直到抗战胜利，抗日根据地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始终是抗日的中坚和主要力量。

解放区战场的开辟，使人们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阴霾中看到了胜利的前途。正面战场的每一次失利，都造成了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广大人民陷入侵略者的魔爪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向敌后沦陷区大步前进，把成千上万的百姓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在饱受外敌蹂躏的土地上，燃起燎原的希望之光。

解放区战场的开辟，消耗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为整个抗日战争赢得了战略主动权。日本侵略者凭借先进的武器，训练有素的军队，现代化的战术，控制了正面战场。解放区战场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牵制了大量的日军，使其进退失据，难以自拔，最终丢掉了战略主动权。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华北敌后战场牵制了日军50万以上的兵力。1942年，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牵制了日军

万余人。在整个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多人，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解放区战场的开辟，使抗日战争在最艰难的阶段得以坚持下去。从1940年开始，日本侵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面对严重困难局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敌斗争，采取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有效政策，不仅顶住了日伪军的严酷进攻，而且逐步壮大了力量，扩大了根据地。全国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在这里得以相对稳定地繁衍生息，基本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以维持和恢复，在国难深重的艰难时刻，支撑了濒临崩溃的国力，滋养了饱受摧残的民族。

解放区战场的开辟，为最后的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当1945年春天到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个抗日根据地已遍及大江南北，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260万，成为战略反攻的主要力量。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援下，1945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迅速就近向华北、华南、华中和东北的日军发起全面反攻，解放了大片国土。

八年的艰苦抗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力量由小到大，不断发展，逐步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主要力量，解放人民、收复国土的光辉历程。

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以自己最富于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怕牺性、浴血奋战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抗日战争是四万万中华儿女齐心协力，用血肉之躯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壮举。在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和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他们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放光彩。

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无数共产党人赴汤蹈火，在烽火硝烟中，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不朽的民族之魂，挺起了民族的脊梁，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这是英勇豪迈的抗联露营之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战士，为拯救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英雄血染大地，壮士气吞山河。抗联第五军妇女团冷云等八名女战士，与围困的敌人战至弹尽粮绝，手挽着手跳入乌斯浑河的激流中壮烈牺牲。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共产党员杨靖宇，强忍饥饿和病痛的折磨，只身一人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残酷的敌人剖开他的肠胃，看到的只是草根和棉絮。

太行山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指挥反“扫荡”壮烈牺牲；狼牙山巅，八路军五壮士舍身跳崖；

白洋淀畔，八路军冀中军分区指挥员孔庆同只身掩护战友撤退，当敌人围上来的时候，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长江两岸广大地区，新四军将士驰骋于水乡山林之间，与日本侵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新四军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在突破日军包围的战斗中身先士卒，血洒疆场。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新四军六支队谢继书、谢继祥、谢继良三兄弟在与日寇作战中先后壮烈牺牲。眼看自己三个儿子全部为国捐躯，英雄母亲含泪忍痛说：“我和儿媳要把四个孙子培养成人，让他们长大后精忠报国！”

日寇牢房中，女英雄赵一曼在走上刑场的前夜，怀着深情给自己的孩子写下诀别信：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望你不要忘记母亲是为国牺牲的！“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赵一曼以31岁的年轻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这是一部气势磅礴的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勇敢杀敌、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无所畏惧、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谱写出伟大民族精神的崭新篇章，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有力地提高了全民族抗战的觉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