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法律法规的思考

第一篇：有关法律法规的思考

论立法原则与社会价值取向标准的背离

交管法无过错赔偿与提升人和社会素质及秩序 破产法与法官裁量权

非成年人犯罪的惩罚对受害人和社会以及判决的影响（伪证）自卫过当行为造成的社会冷漠。

对于如何定义立法原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法，比如：

立法基本原则是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是立法者在立法活动中始终必须遵循的原则。

－－李培传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23页。

所谓立法基本原则是指在立法活动中所要遵循的主要准则。

－－张根大等：《立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85页。立法原则就是决定于社会经济关系和执政阶级政策的，反映立法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和规律以及立法本身的规律和方式的，集中法的内容的准绳和标尺。－－张善恭主编：《立法学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66页。

立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立法过程中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卢云主编：《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66页。立法基本原则是立法主体据以进行立法活动的主要准绳，是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重要体现。它反映立法主体在把立法指导思想与立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什么，是执政者立法意识和立法制度的重要反映。

－－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41页。

立法的基本原则，是指立法者在法的创制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是立法的指导思想在法的创制过程中的具体化、实践化。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44页

但是，从这些不同的表述当中，我们能看到他们之间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既立法原则是指导立法实践的根本，立法实践必需要体现出立法原则的根本内涵。那么，如何才能说明立法实践体现了立法原则了呢，或者说要遵循哪些原则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考虑：第一，立法必需要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第二，立法要符合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第三，立法要以公平公正为前提。第四，立法要尽可能杜绝社会弊端，不能带来社会消极影响。

立法的现实意义是约束人们的行为，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而立法的长远意义则在于，通过法律约束，来培养人们建立更符合社会价值观的个人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准，从而促进社会不断进步。如果一项法律的制定没有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或者与这些目标相反，则说明立法没有遵循立法原则，或者遵循了错误的立法原则，这项法律本身就失去了它的意义，甚至于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

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通安全法）新出台之际，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甚至可以说，在我国的法律史上，还没有哪部法律的出台曾带来如此大的争议和怀疑。而作为争议的焦点，就是第76条，更准确的说是第76条第二款关于交通事故赔偿的规定。交通安全法第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争议的核心就是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的赔偿。为了明确起见，可以这么理解：第一，在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机动车一方负责赔偿非机动车和行人一方；第二，在机动车一方无过错，而非机动车和行人有过错的情况下，仍然是机动车一方向非机动车和行人进行赔偿。

我们可以从立法原则这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这项条款会引起争议的原因。首先，这一条款对于机动车驾驶人而言是不公正的。在双方都没有过错的时候由一方赔偿另一方首先就是不公平的；而在对方有过错时，由没有过错的一方来赔偿有过错的一方，显而易见就更不公平了。立法者可以以机动车一方是强者，而行人是弱者为由来解释这一法律条款的出发点，但是显然是很牵强，如果从人身安全角度来说，机动车一方自然是强者，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机动车驾驶人如果是个打工司机，而行人如果比较富有，那么从经济赔偿层面来说，行人就是强者，机动车就是弱者，因此，所谓强者或弱者是一个划分不清的概念。在制定法律时，要首先考虑公平公正原则出发，不能从强者弱者这些根本分辨不清的角度去考虑法律问题。在公平公正的角度的前提下，应该由有过错的一方来承担责任；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则应该依据过错大小来共同承担责任；如果双方都没有过错，则应该由有过错的第三方来承担责任，如果没有第三方，那么，这就属于社会责任，应该有国家来承担责任。其次，立法要要坚持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则。法律的最终意义并不是为了惩罚违法犯罪，而是给人们以约束，给社会以方向。让人们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养成更好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水准，从而促进社会不断进步。交通安全法上述条款之所以被批判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对于无责赔偿不仅不会对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从某些方面还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而言，不管他是否遵循了交通法规，在与机动车发生事故时，他都可以保证获得赔偿，而不用考虑自己会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而去赔偿对方，这样，从心理上给了他违法交通规则这种行为的支持，从而从客观上鼓励了非机动车和行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在我国目前这种道路状况下，如果法律法规一方面约束一小部分人去遵守秩序，而鼓励多数人不遵守秩序，显而易见这样的后果只能是交通秩序越来越难以维持，非机动车和行人违章难以控制，从而会提高交通事故率。这样不仅不能保护所谓弱者的利益，而且，非机动车和行人由于心存被保护的意识，会不自觉得增加违反交通的行为，最终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危害。这是与交通管理法的立法目的是违背的。这也是我国多数地方的交通秩序一直得不到改善的原因之一。

再次，作为立法原则，要符合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念。法律的一般意义在于制定一个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规则，并对那些遵守规则的人和行为加以保护，对违反规则的人和行为进行惩罚。因此，法律所制定的行为规范要符合主流的社会价值观。法律要提倡和保护那些正确的，代表社会先进性的行为，打击和惩治那些错误的，落后的，影响社会前进的行为。从而保持社会的和谐和进步。而不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歪曲事实，对错不分。很显然，《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就带有这种明显的倾向。对于机动车驾驶员来说，在与非机动车或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即便是本身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对于一个毫无过错的机动车驾驶员来说，赔偿就直接可以理解为法律惩罚，不管有多少托词可以进行掩饰。那么他的利益如何得到保护？难道法律就是为了惩罚守法者吗？对于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即便是他有过错，他也能或多或少的得到赔偿。难道这不能理解为对非法者的鼓励吗？在这样一个法律环境下，如何才能够让人们认识哪些是我们提倡的社会价值观？如何培养人们的道德观念？如何才能让人们遵纪守法？在人们心里失衡的情况下，又如何建设法制社会、和谐社会？因此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必须要与现实社会相结合，符合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为前提。不要随便从国外拿些东西就认为是先进的东西，来运用于我国的法律建设。

第四，立法要尽可能的去杜绝社会弊端，不能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去人为创造滋生腐败和黑暗的环境，而给社会带来危害的隐患。很显然，无责赔偿这种条款就存在这这些方面的弊端。其一，无责赔偿这种条款很现实的降低了某些违法犯罪行为的成本，间接地鼓励了这些违法犯罪行为，比如，通常所说的“碰磁”。虽然说从名义上来说有对这些行为进行约束的条款，比如“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从实际执行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认为只是表面文章。因为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认定是非机动车和行人是故意行为？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判定他的主管意愿？这样的证据有多大的可能性取得？在这种境况下，作为机动车驾驶员来说不是很无助的吗？怎么能体现出机动车驾驶员相对于非机动车或行人而言的强者身份？因此，这种法律条款从客观上来说不是鼓励违法犯罪又是什么？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在立法过程中，遵循正确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原则是非常重要的。立法原则一定要满足我们所分析的这些要求才能使我们所制定的法律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向发达国家学习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一定要结合本国国情，否则会适得其反。

立法机制本身具有一般性、抽象性的特点，因而，其规范不能直接成为人们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不可能是对每一社会事实和法律关系的预设。立法权垄断于立法机关，体现了对单独和个别行为做出评价的武断。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完全排除了其他国家机构的创法权。在我国，反对采用判例法的主要的理由在于恐怕法官恣意擅断。特别在我国法官的素质普遍较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像立法在形成权利的时候要受到立法程序的约束一样，司法在形成权利的时候也受到一定的约束。首先是司法人员自身的约束。这是一种身份的约束，资格的约束，可以通过严格的选择程序来使司法人员受到一种角色保全机制的约束，任何从事与法官身份不相符的行为的人都应该被排除在司法人员的范围之外。法官的荣誉感是约束其恣意行为的最有效的力量。其次，程序的约束，法官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应当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由于程序法对当事人提供了相当充裕的救济或弥补手段，这也将使得法官只能在程序的舞池内跳舞。第三是判例的约束。下级法院受上级法院判例的约束，同一法院受自己以往判例的约束。因此，判例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决策的一种约束，而不像有人想象的是构成了对立法权的侵蚀。第四，判例法还受制定法的约束。在层级上，制定法的阶位高，其效力高于其他类型的法源，法院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如果制定法已经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则法院不得突破制定法的规定，即使该规定显得多么的不合理。法院只能创造性地突破判例法所确定的与社会政治经济情势不符的原则。而且，制定法经常把判例法所确定的规则立法化，这在事实上起到了约束法院的作用。

不赋予法院的判例以约束力的一个根本性的理由是：不承认法院的造法功能，确立不同形态法的层级结构，从而保持立法机构在创法方面的垄断和权威地位，以防止法出多门，从而维护法治的纯洁性。但是在实际上，由于没有权威的判例作为参照和约束，全国各地的法院，同一个法院的不同法官在不同时期会就基本相同的法律事实做出截然不同的裁决，这恰恰无原则地扩大了法官们的自由裁量权，这在侵蚀着立法的权威。

另外一种反对判例法的引入的理由是与我们的历史认同有关的。因为历史的原因，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大多自我认同为大陆法系。

判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十分的奇特。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编辑的人民法院公报中对在全国范围内的经典案例进行刊登，以示垂范。由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处于对下级法院业务上的指导地位和事实上的影响力，这些范例的实际约束力还是有的。另一方面，我们不承认判例作为法的渊源。判例不能作为法的渊源体现在：在司法裁决中不能引用以往的裁决；法学理论界也众口一词，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渊源的地位。实际上，与其羞羞答答地、半遮半掩地希望或承认判例的约束力，不如干脆揭破这层纸，在建立判例制度上多下些工夫，看看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判例制度要受哪些条件的约束，需要哪些制度的建设与其相配合，这样才是比较务实的态度。老是惯性地、用一些套话去怀疑一个制度的正当性，这是我们裹足不前的原因。

不管我们的宪政理论如何论证我们权力设置的合理性，立法的优先和垄断地位是建立在西方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离学说的基础上的。在理论上论证立法的优越性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立法机构是代表民意的，其所“立”之法，也就在最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因而是公平的。立法机构的立法权的优越性还没有受到强有力的挑战，但是，好像没有谁还在固守立法权是唯一法源的立场。严格地按三权分立原则对法的渊源的评价是法律上的形而上学。法坚持的是形式理性，对法官造法功能的承认并不会否认法的权威和稳定，并不会否认法在构建秩序方面的显著作用。

如果采用一种广义的立法权的概念的话，我们可以把立法权定义为一种社会事务决策权。那么立法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决策过程。在选择由谁来决策的时候要考虑两个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立法决策的失败风险和权利（权利内容和权利形成程序）的合法化。非民主的决策机制把决策权授予了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代表少数人利益的人，虽然如此，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由于这种决策机制适应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在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它并不是不效率的，因而其正当性也没有受到更为有力的挑战。其合理性受到挑战也只是晚近的事。所谓非民主的决策机制败落的历史，就是西方民主革命的历史。西方的各种宪政理论在其产生也是基于为某一种国家治理模式提供合理化论证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们在强调立法合理性的时候，是为了论证立法机构是民意机构，它体现了人民的授权，所以有更大的合理性，借以与“朕就是法”的君权神授观念相对抗，对抗的结果，是民主的立法决策理论顺应了历史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正当性在任何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永恒正确的。在某种意义上，正当性并不能天然地取得，它有时候需要被锻造。法学理论需要的就是去锻造这种合理性。

民法的授权性，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视为国家立法权的下放。这种授权是普遍存在的。根据教科书的经典描述，民法承认契约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的约束力，这相当于承认当事人具有立法的能力。而其他的授权机制被忽视了。法院事实上拥有的造法功能同样可以被视为经过国家的授权。由于行政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对突然事件和情势处理上对效率的追求，行政机关被授权在有关事务上有一定限度的立法权。公司管理结构中，为了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公司的股东授权董事会，甚至董事会有进一步授权经理人员以决策权。这些决策权的下放一方面有利于风险的分担，避免不胜任的人进行决策，这构成了对立法权的稀释，或者干脆就是立法权本身的下放或分担。

整天要保护所谓的弱势群体,不管行人和自行车做什么,有了问题都是你开车的错~~ 看看街上,红灯对那些人有用吗,从10岁的到60岁的,哪个不闯红灯,按理说,我们的国家没有这么多色盲和盲人呢~~ 现在的一些助力车,比我开的还快,明明是一样用汽油的,它就算非机动车,还可以上机动车道,屁股后面还挂个狗P的“极速”“集结”“速”,号码还要带“8”~~ 看看现在碰瓷,居然成了一种职业,稀奇~~~ 所以我说,与其说是保护弱势群体,不如说是保护弱智群体~~ 第十七条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自由裁量权,如果不设定行使这种权力的标准,即是对专制的认可。——弗兰克•福特

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法律是指统治阶级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利益，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规则。法律是立法者制定的，是白纸黑字的东西，法官是执法者，这是毫无疑问的。人们常常喜欢设想法官是位于法律之下的，是被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1]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发现，法官可以自由裁量，可以改变规则。比如下面的例子。

案例（1）：1903年，美国法院审理一起劳资纠纷：达维斯诉莫尔根。一个公司雇主和雇员莫尔根签订一份雇佣契约。莫尔根的工资为每月40美元。契约签订不久，另一家公司说，只要莫尔根肯来，每月的工资就多25美元。于是莫尔根要求原来公司加工资，否则就走人。原公司只好答应每月增加20美元，但是要求在年底付清。莫尔根就留下来了，但是每月依然领取40美元。年底的时候，原公司拒不付给那120美元。于是，莫尔根告到法院，法官认为莫尔根一直领取每月40美元，实际上就接受了这个工资条件，既然这样，再判给他120美元是不应当的。

案例（2）：1921年，美国法院又审理了一个类似案例（1）的案件：施瓦兹雷池诉鲍曼•巴池公司。服装设计师施瓦兹雷池与鲍曼•巴池服装公司签订了一份契约。服装公司答应每星期90美元的报酬。不久，另一公司以每星期100美元的报酬聘请他。施瓦兹雷池要求原公司提高工资，原公司也要求一样年底付清。施瓦兹雷池每月依然得到90美元的报酬。年底，原公司一样说话不算数。施瓦兹雷池告到法院，法官判决原公司支付应补的工资。

于是，疑问便在我们脑中形成：为什么相似的案件会是截然相反的判决，法官不是都依照法律来断案的吗？在规则与具体判决之间，我们发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正是裁量权的存在，才导致了判决的截然不同。于是，我们就在想，法官根据自己的自由裁量所得到的判决，都会是公平，正义的吗？

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应该存在

西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孟德斯鸠说：“任何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都要到边界时才停止,没有边界的权力便是一种无休止的任意性的权力,必然弊害无穷。”[2]社会契约论最核心的观点就是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形式主义论者认为，法律条文是神圣的，一切都必须按照法律条文来办，法官只不过是机器，是“法律的喉舌”。如此看来，法官并没有自由裁量权，只是机械的运用法律的法匠。但是往深层方面去想，这似乎出现了问题。我们发现，无论立法机关多么伟大，制定的法律多么包罗万象，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只能是幻想，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总是有限的，又是滞后的，而案件是千变万化的，无论怎样总会出现一个案件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总会出现一个真空状态，这个真空状态又如何解决呢？

也许有人会说，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法官就先别判决，等立法机关立法后再判。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不现实的，试想一下，当事人双方焦急万分等待法官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哪知道法官大手一挥：“对不起，此案件所涉及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明确规定，本院暂不受理。”你想想，假如所有有疑问的案件法官都这么处理的话，纠纷又如何解决?人民又如何信赖国家？社会是否还进行得下去？早在几千年前中国的庄子就说，用有限去制约无限，殆矣。于是，我们发觉，强求立法机关制定所有法律是不现实的，法官的自由裁量似乎有它存在的必要。

但是，现实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假如说法官面对的是一个毫无争议的案件，完全可以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来判决，那么，法官闭上双眼，大笔一挥，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自由裁量啊？问题是，根据实际情况我们知道，社会上的疑难案件远远多于非疑难案件，法官的自由裁量的机会远远多于完全依据条文的机会，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二、法官是在造法吗

我们承认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否意味着法官的自由裁量出来的判决是法律，法官是否在造法？ 我们知道，立法的规定是抽象的，法律文字难免要由法律执行者来解释，谁解释，谁就可以说了算。法律在运作的过程中需要司法机关的解释，而这就给法官提供了一个天地。西方法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派别，叫现实主义法学派，在他们的眼里，法律或者是:(1)实际的法律,即关于这一情况已作出的判决;(2)大概的法律,即关于未来判决的预测。[3]正如约翰•格雷所说：“归根结底，立法机关所说的只是语言，而这些语言的真实意义是由法官来说的。……人们有时说法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另一部分是法官制定的法。而实际上；所有的法律都是由法官制定的，只有法官才能给法规——这些死文字以生命。在一个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分立的社会中，什么是法，什么不是法，有发言权的只能是司法机关。[4]现实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弗兰克认为：“普遍的命题不能决定具体的案件，因此，从法官处理具体案件的角度讲，法律规则是不确定的。事实上，一个具体案件可能适用多种不同的法律，很难说哪一个规则是必须执行的。[5]照这样说的话，我们会觉得法律是没有确定性的，我们无法去把握，而决定权在法官的手里，我们会对权力的制约产生疑问，法官僭越了立法权，法治的基础岂非受到挑战？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6]再者，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会受到自身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此，又如何能够保证法官的公正？正如格雷列举了大量案例说明一些“法外的因素”也必须作为法律渊源去考虑。例如：历史因素、社会政治、经济思潮的影响以至法官个人的思想信绪、性格爱好等等。[7]由此延伸，我们会觉得我们受控于法官，受控与具体的判决，而不是规则。

现实主义法学派的说法也许太过于偏激，甚至将自由裁量引向了极端，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看到了现实当中的实际问题，看到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乃至最终影响力。这也让我们反思，我们的制度本身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三、法治？人治？法官之治？

西方法治的假设前提是人性恶，正因为人是趋利避害的，所以需要一个制度来制约人的恶性，在经过漫长的比较之后，人们舍弃了人治，选择了法治。因为人治让我们的生命和自由陷入危险，我们知道，法治是为了排除人治的专断，为了维护个人的自由权利。[8]在法治的状态下，司法权是绝对独立的，不受任何的制约，法治本来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权力的专断，但我们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让法官有足够大的权力去解释法律和创造法律，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制造出了一个新的权力，正如霍不司所言：“如果你相信法治，那你不过是在权力之上又设置了一个权力，这就是法官的权力。”[9]而这个权力是我们难以控制的。杰佛逊说：“信任是专制之母”，沉痛地指明了在权力的运转过程范畴中，对权力的拥有者必须有所制衡，否则必然形成专断。[10]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如何去判定法官所行使的自由裁量权是公正平等的？

法官的判决具有强制力，无论对错，人们都一定要遵守，不然就强制执行。如果法官由于误解而出差错，由于误解而导致某人被捕，那么，法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法官个人的情绪在影响着判决，我们是否还能认为法官永远是公正的？如果不能，法治是否成了法官之治，又走回了人治？

有学者认为：“现代的自由是法治秩序下的自由。”[11]但是，我们无法去制约法官，一切由法官说了算，在这样的法治之下，我们的自由又如何保障呢？

四、简短结语

尽管我们可以找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种种不足，找出法治的诸多缺陷，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在权衡了种种制度之后才做出了我们认为最好的选择——法治。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是古代的人治，那种人治是一般规则上的人治，而法官的人治是一般规则下的人治。[12]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前提。法官可以自由裁量，这是我们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而做出的选择，但是，自由裁量并非是毫无限制的。自由裁量权是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和本意指导下灵活运用法律的权力。正如日本宪法所规定的，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可见，法官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当我们承受过无限制的权力带来的后果的时候，有理性的人们又怎么会重蹈覆辙呢?正如有学者所说的：“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使人民失去安全，并破坏法治的统一。”[13]但适度的自由裁量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体现法的灵活性，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是社会发展的条件，有限的自由裁量权与自由主义并不矛盾。进一步说,在一般案件中,法官是能够遵循法律的,而且通常也是愿意依据法律的。我们不能否认，法官有时候会不诚实，会有专断的可能，但正如托克维尔说的：“美国总统职位总是只能吸引二流人物，而法官职位却吸引着这个社会最聪明的大脑。”[14]我们愿意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法官本着心中的公平正义，凭着规则进行的自由裁量绝大多数时候是不违背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的，是不违背法治社会的要求的。给予法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是我们做出的最好选择。

第二篇：法律法规

更正登记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四、七十五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

5.《福建省城市房屋登记条例》；

6.《福州市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办法》。

抵押权

1.《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2.《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四、七十五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

5.《福建省城市房屋登记条例》；

6.《福州市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办法》。

异议登记

《物权法》

《房屋登记办法》第七十六条

《福建省房屋登记工作规程（暂行）》

首套房

五、收费标准

参见闽价费〔2012〕231号

第三篇：法律法规

清洁生产政策法规汇总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关于贯彻落实《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若干意见。环发[2003]60号

关于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意见。发改委、环保局等2003年10月20日

《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环发〔2003〕101号）

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2004年 第16号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 》。国发〔2005〕39号，2005年12月3日。

国家环境保护局关于推行清洁生产的若干意见。2005年3月2日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程序的规定。环发〔2005〕151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重污染行业生产经营公司申请上市或再融资环境保护核查工作的通知》。（环办〔2007〕105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评估与验收实施指南。环发[2008]60号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环发〔2008〕24号）关于加强工业和通信业清洁生产促进工作的通知。（工信部节［2009］461号

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境保护部文件。环发〔2010〕54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补助地方清洁生产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04]343号

关于印发《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环资〔2006〕1864号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年版）》

节能节水及环保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年版)

《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及暂行规定》。发改委40号，2005年12月2日

《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第一批）》。发改委第36号。2008年5月

《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第二批)》。2009年第24号

《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第一批）国经贸资源〔2000〕137号《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第二批）经贸、环保2003年

《国家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技术导向目录（第三批）》发改委2006年第86号

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工产业[2010]第122号

第四篇：最新法律法规

一、最新法律类文献与中央精神

（一）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1982 年 12 月 4 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8 年、1993 年、1999 年、2004 年修定。

2.现行宪法可以追溯到 1949 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 1954 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

4.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

5.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6.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这些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

7.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8.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

9.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10.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11.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二）“四项改革”

1.改革劳教制度。劳教制度建立以来，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确保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加快推进，社会上要求改革劳教制度的呼声日趋强烈。同时，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政法机关驾驭社会治安局势能力不断提升，也为改革劳教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2.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政法机关要站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从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司法权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出发，以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为契机，把依法维权与依法办事有机结合起来，引导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法治轨道内妥善解决，确保群众的诉求解决得更好、信访秩序维护得更好。

3.改革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以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公信力的深层次问题为着力点，正确处理依法行使职权与依法接受监督的关系，建立健全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确保司法公正。

4.改革户籍制度。积极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新形势，坚持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方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为保障，统筹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区别情况、积极作为，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让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镇和农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

二、最新修订的法律法规

1.新民事诉讼法

（1）小额诉讼一审终审：建立“小额诉讼”制度，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30%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

（2）公益诉讼制度写入法律：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国公益诉讼制度迈出跨越性一步。

（3）民事检察监督权：修改后的法律增加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2.新刑事诉讼法

（1）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2）死刑复核更慎重：落实“少杀、慎杀”原则，新刑诉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3）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同时，为了防止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的发生，还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新刑诉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例如：第 54 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4）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并予以保密：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5）自被第一次讯问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6）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 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

（7）扩大了法律援助适用范围

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聋、哑、盲人的，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机构应指派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外，新刑事诉讼法将这个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要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要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提供辩护。

（8）刑事诉讼原则

一是无罪推定原则：凡受到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当有权被视为无罪的。

a.被告有沉默权。不得强迫被告自供或者认罪。

b.控告方承担举证责任

c.疑罪从无。也就是当有疑问的时候，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不能够

确定有罪的时候，就应当宣告其为无罪。

二是禁止重复追究原则：就是“一事不再理”，也就是说对于被追究者的同一行为，一旦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确定判决，就不得再次对同一行为予以审判或者处罚。

a.侦控机关不得依照同一理由重复侦查或者起诉已经作出处理的行为。

b.审判机关对于上述行为不得再次审理，更不能够予以处罚。

3.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长期战略任务；

（2）“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

（3）老年人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

（4）失能护理补贴和高龄津贴制度入法；

（5）老年人享受社会服务受法律保护。

4.精神卫生法

2012 年 10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精神卫生法。针对社会上“被精神病”现象屡有发生的问题，该法明确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严格设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条件和程序，并对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的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5.出境入境管理法

1985 年制定了中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2012年 6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出境入境管理法在总结两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将中国公民出境入境、外国人入境出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的管理，以及交通运输工具出境入境的边防检查等，均纳入该法调整范围。

6.修改劳动合同法

重点解决劳务派遣被滥用及不规范的问题。一是明确劳动合同用工是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二是规定用工单位的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一定比例。三是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四是严格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具备的条件，强化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职责。

三、关键知识的补充--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勾画了党和国家走向未来的宏伟图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思想理论成果的最新进展。

一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表重要讲话，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重大理论问题、战略部署等，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

二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思想理论成果，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成为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高昂旋律、思想引领和精神旗帜。

三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实现“两个 100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四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发展是夯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的根本途径。习近平多次强调，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这些重要论断，是在深刻总结中国近代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得出的重要结论，深刻揭示了发展是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所有问题困难的关键，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为全党工作提供了重要思想引领和行动指针。

五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坚持宗旨意识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要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六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习近平就依法治国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观点，强调要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坚持司法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七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习近平强调，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人民就幸福安康。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八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将反腐倡廉建设引向深入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强调，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反腐倡廉关键在于“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

九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贯穿一系列讲话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习近平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贯穿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比如，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善于从问题出发，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发展的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等等。

十是习近平还就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

第五篇：常用法律法规

常用法律法规全集

国家关于驰名商标的规定是对注册商标的保护，中国驰名商标的使用肯定是只能使用在被国家工商局认定的商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所谓“专用权”就是说商标使用权，是指商标所有人在商标局核准的商品上或服务项目上使用其注册商标的权利，没有被核准的商品除外。此法律对“中国驰名商标”同样适用。也就是说，企业只有在规定的范围内可以使用“中国驰名商标”，其他未经认定的产品不能使用“中国驰名商标”，即使只是字样，也不可以。针对石狮目前有一些通过司法认定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荣誉，石狮法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2003年6月1日，《驰名商标认定和审议办法》正式取代了1996年8月14日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驰名商标的职能又有了深层次的提高。认定驰名商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商标侵权及纠纷，更好地对知名商标进行保护。

记者就该问题电话采访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记者问：一种产品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称号，能不能在多种产品上同时使用？工作人员：不可以。记者：如某企业只有衬衫获得了“中国驰名商标”的称号，能不能在羊毛衫、领带产品上使用？工作人员回答：规定是哪一类产品就必须使用在哪一类产品上，没有规定在某一类产品上使用就坚决不能使用。记者问：国家有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中国驰名商标”的使用权限呢？工作人员：《商标法》中就有这方面的规定，现在我手里没有法律条文，具体内容你可以查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驰名商标的使用范围也应以国家工商总局认定的范围为限。“才子”中国驰名商标核定服务的商品为保暖内衣，因此，“才子”在羊毛衫、领带产品上标注“中国驰名商标”字样显然超越该商标核定使用范围，对消费者可能造成误导。1、2、3、1、2、3、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