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

第一篇：200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

200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二个新鲜话题

http://www.xiexiebang.com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CJR)2008年02月20日

2007年被称为公共事件年和信息公开年，本年的新闻和传播研究多集中在与此相关的事件上，本文以年内发生的事件为话题，对这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加以综述。

一、“传媒歧视”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经济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媒介制度。[1]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2]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3]

二、“信息公开”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4]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从政治控制与新闻自由的关系上来看草案规定前后的变化，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这是实践新闻自由和尊重公众知情权的合理设计”。[5]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农村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6]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7]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的电视公共频道是政府、企业等各方利益权衡的结果，与西方的公共广电性质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与其致力于维护模糊的公共利益，不如将中国的公共频道最好办成专业的对农频道。对农民传播要实用，贴近农民实际生活，题材选择要以本地新闻为主；写作上采用平民化视角；采访要深入地头，并要扩大农民通讯员队伍等。[8] 四、三网融合

2007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十一五规划提出“推进‘三网融合’，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要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政策层面。“多年来我国广电和电信之间的摩擦和争端都是围绕着政策和利益来进行的，其中的核心要点不在技术而是领导权。”也有人认为，在产业运营体制上存在的障碍是通信界、计算机界与有线电视界三大产业市场化程度不一，“三网”目前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各部门政策制定上考虑本部门、本行业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居多，对于“三网”互联互通、开放业务上考虑不够。我国在“三网”领域维持互不准入的产业指导政策不利于推动“三网”融合，尽快取消政策的限制，在产业宏观的角度制定有助于推动融合的产业政策，是促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三网融合的具体政策上，争论较多，并没有达成共识。特别在“对称准入”还是“非对称准入”上存在根本差异。[9]

关于三网融合的发展方向，国家广电总局科委副主任杜百川在第三届数字新媒体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应当是三网融合的基础，模拟电视网如果不转成数字网，就不能做三网融合，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地方去做三网融合，那就是剥夺了广电的参与权，或者说使老百姓失去了得到更廉价服务的机会。三网融合必须真正的把三种业务同时开展，那才叫三网融合，或者说不光是一家这样做。” [10]显然，“三网”融合将经历多网共存的一段时期，但广播电视部门的政策倾斜于三网融合也是既定的。

五、PX事件

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存在重大环保问题的厦门市引进外资PX项目迁址。该消息经《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报道后，引起厦门市民的强烈反响。此后，市民们以各种方式加以讨论。6月1日，一万多市民以散步的方式集中到厦门市政府前表达反对上PX项目的诉求。随即，福建省及厦门市政府尊重民意和专家意见，决定缓建PX项目。年底，透露出迁建的信息。

此事件引来较多的学界研究者发表论文，认为这是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大众传媒对事件进程积极及时报道，使得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有的文章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萌芽。公民社会的存在，也即相当数量的有辨别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公民的存在，是一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而网络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勃兴创造了条件。还有的文章分析道：PX项目事件中的民众，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与公共意识。除传统的人际传播外，手机、网络论坛等等，使意见表达有了更快捷影响更广泛的渠道。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公众都表现得相当理性，即便是让人相当敏感的集体上街游行也是以“散步”方式进行的。让人从中看到了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市民阶层的崛起。在当代传播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民众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有的研究者以“议题建构理论”对此进行分析，认为来自个人信源的信息扩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来自专家的最初意见，往往会直接决定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看法。[11]

就事件中政府态度的转变过程，有的研究者指出：当下社会政府执政的舆情环境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舆情借助网络、短信等现代传播工具，跨越时空传递迅速，使意见空间加大，意见力度增强，而决策透明度的增加和市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又使舆情压力增大。在此种条件下政府，对“舆情危机”的处理，需要改变以往的被动抵制方式，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及时采用新的方式应对。政府要意识到，凡是出手的决策，都可能会产生多种舆情。[12]

PX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上。有的文章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定义“我们是谁”，即“接触、认知、参与这个事件的大众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进行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建构。作者探究了大众传媒在当前中国新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在此次运动中，媒介报道建构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地方共同体、环保主义者、公民三方面；媒体报道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与国家保持一致；和其它社会问题建立联系；媒介报道存在话语差异和竞争等三个特点。[13]

六、“传媒假事件”

这年发生的几件较大的新闻业界事件，都具有“传媒假事件”的特征，即传媒参与事件的进程并报道自己参与的事件。以这类问题为话题，引发关于新闻职业规范深入讨论。

2007年3月轰动全国的“杨丽娟追星事件”引发较多的文章讨论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在此事件中，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的名义去圆一个“粉丝”接近明星的梦，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传媒由“记录者”变成新闻事实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违反新闻的职业规范。同月发生的“茶水发炎事件”，记者乔装成患者，将龙井茶水冒充尿样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引发社会的道德质疑。研究者认为，在此事件中“目的合理性不能成为不适当手段的理由”。记者在曝光可能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记者社会角色的错位和传媒功能的越位。这一事件，同样属于自造自报的“传媒假事件”。新闻的价值只能来自传媒以外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传媒制造的“事实”不应该成为新闻。[14]另有的研究者基于伦理学上的权变理论，认为出于公益目的记者暗访具有某种合理性。道德权变有两个特点：一是承认准则的先在性，或者说承认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二是强调在特殊性况下准则的可变通性，这种变通只是对准则的暂时性背离，而且其前提是为了维护更具价值的道德准则。作者认为，该事件出现道德问题“不在于记者是否应该采取欺骗性的采访手段”，而在于记者没能就专家“茶水发炎”的戏言做客观公正调查，“在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欺骗手段。” [15]

七、纸馅包子事件

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了名为《纸做的包子》的假新闻。此事迅速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众多的文章普遍认为，这是在利益驱动下，从业人员新闻道德失范带来的后果。有的文章把这个问题的外在表现，同样归结为“传媒假事件”。

也有研究者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个人的职业道德问题归罪于市场，当事人訾某造假不是市场竞争和追求时效的结果，而恰恰相反，是缺乏竞争的结果。市场竞争不一定能保障“优胜劣汰”，但是能避免“假胜真汰”，因为在信息和观点的公开市场上，假新闻很容易被其他遵守职业规范的媒体的真实报道证伪。这件事情让人进一步思考：在北京的媒体上，各种不法和犯罪行为多与外地人有涉，这种高下、贵贱、贫富、文野、内外之分，与主张公平正义的公共媒体宗旨格格不入。迫于公众对反腐败和舆论监督的压力，部分传媒以“监督”社会底层和“监督”居住在本地的外乡民众(如卖菜的、炸油条的小商小贩)为乐事。这种被允许的曝光与舆论监督的本意相距遥远，或者说是一种被扭曲的舆论监督。此类新闻，在一些电视台被称为“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十分火爆。但是真正的由权力滥用导致的贪污腐败案件，几乎没有一个由这样的节目首先加以披露，个中“伪公共性”的奥秘不难窥其一斑。[16]

八、“新闻民工”

2007年初，《中国贸易报》山西大同记者站的兰成长等人到该市浑源县一家“黑煤窑”采访，被打致死。事后，《中国贸易报》等相关部门表态说，他没有记者证，没有采访权，只是个人行为。前述纸馅包子事件中，北京电视台特别声明，编导訾北佳为临时聘用人员。因此，“新闻民工”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

首先是对采访权的讨论。学界普遍认为，采访权即谈话的权利，不是持证记者独有的，而是所有公民都拥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传媒的临时聘用人员当然也具有采访权。记者证并不能垄断采访权，“尽管新闻机构目前合法地拥有新闻发布的垄断性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公民调查了解事实真相本身处于非法的状态。新闻单位正式或临时聘用记者，并不是颁发给他们调查事实真相的合法权利，因为他们自己就有这种权利。”记者是一种职业；但了解事实真相并不是一种职业。[17]还有的文章认为，只要一个人以采访报道新闻为主要工作内容，同时正在实际从事采访报道工作，不管他是否有记者证，都应当认为他是记者。那些虽然持有记者证，但经常瞎话连篇欺骗公众的记者，才是最危险的“假记者”。记者身份管理的责任，主要在媒体而不在政府。[18]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不能对“新闻民工”有身份歧视，而应当全面考察其生存和工作的社会环境。有文章针对“亮证制”指出：现实中，传媒的采编人员普遍存在持证少、无证多的情况：“新闻出版总署已发放的‘新闻记者证’约有17万个左右，国家广电总局发放的‘广播电视记者证’约13万个，与‘新闻记者证’有部分重合。而中国记协一直号称全国新闻工作者有75万人，若按三分之二为新闻采编人员计算，实际记者人数就是50万，即使两种记者证已发放数量加起来——30万，也还不能满足需要。„„况且，许多持有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已以居于领导或编辑岗位，很少从事采访；而实际从事采访的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记者。”所以，在中国的新闻行业中，“新闻民工”实际上是一线新闻工作的主力，他们的作用不容忽视。[19]

新闻民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与传媒单位用人“双轨制”有关。有的文章谈到，现有的新闻单位用工双轨制是特殊过渡时期的产物，有违公平的原则，经不住政策和法律的推敲，从长远来看，应该合二为一；同时，注意对聘任人员的选拔任用；并且要提升整个行业的品质，应该对一些新闻出版单位的外行领导进行专业资格培训与考试，这不是形式主义走过场，而是促进新闻出版产业繁荣进步的重要措施。还有的文章指出，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对新闻民工的身份给予正名，对其生存提供应有的保障。同时，加强新闻行业入口管理和规范建设，使新闻从业人员无论体制内外都具备相应的专业素质。[20]

九、重庆“钉子户”事件

2007年2-4月，众多传媒跟进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研究者们发现，在此事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

《新闻记者》杂志针对此事组织了讨论。论者认为，“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传媒机构在此过程中，随着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把严肃的事情变成让大家一笑的娱乐。有学者通过区分传媒角色，即引导者、看戏者、暸望者，指出这是“政治力量、市场利益和传媒专业诉求”的“复调”呈现；而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看戏者”的媒介角色应该引起警惕。[21]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此事件中，传媒有失理性和负责的职业精神。虽然此次纠纷在《物权法》通过之际很有代表性和新闻价值，但媒介对事件的过度“聚焦”和“放大”，对自身“自由表达”权利的过分“张扬”，使之报道变成了一场传媒赚取受众“眼球”和同情心的“盛宴”。从“最牛”、“奋勇”等带有赞赏色彩的用语中，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22]

有的文章分析道：在众多传媒推动下，人们把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积累的不满，化成了对“钉子户”的支持与声援，先入为主地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开发商在欺负业主。这是典型的“舆论绑架”。这样的行为，往往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这是传媒社会角色的错位。在一次次以道义、正义为名的“舆论绑架”中，“被看”的一方感到众目睽睽下的压力，大多数“看客”也只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真正的道义反而成了缺席者。还有人指出，理性精神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新闻话语的信任和敬畏，大众传媒能否在信息的选择和传播过程中保持理性，已经成为影响媒介公信力的主要因素。[23]

十、美国大学枪击案与中国钢包脱落事故

2007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凶手在枪杀32人后开枪自杀。4月18日，辽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整体脱落事故，共造成32人死亡，6人受伤，这是1949年以来，钢铁企业发生的最严重的恶性事件。但是，除新华网在事发3小时后对事件进行了报道外，其他媒体只对新华社的消息进行常规转载，没有表示特别的关心。两件事中遇难人数相等，而中国媒体表现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引起较多的评论。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媒体这种新闻传播行为反应出中国媒体的不成熟，缺乏公信力，无论是其职业精神还是专业水平都有待提升。

针对中国媒体对枪案最初假新闻(指凶手是中国留学生)的传播，有的研究者从对假新闻的传播过程进行分析，指出：首先是编译《芝加哥太阳报》新闻的中新网的编译不过关，犯了低级错误，把猜测性的报道变成了肯定的语气。将华文报纸与美国《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大报比较，美国主流大报对此表现得相当冷静，没有急于转载这条猜测性消息，华文媒体既不考虑始发媒体是否权威、有无确切的消息来源，更不愿费力查证事实真相就大肆报道、转载，还特别把“中国凶手”“中国留学生”放在大字标题中。这正显示了是中国媒体的不成熟。[24]

中国媒体对两幕惨剧报道的不同态度，引来较多的分析文章。有的文章指出，国内门户网站转载过来的国外媒体的枪案消息，其核心内容都集中在对事件过程的披露，及从总统到平民所表示出来的震惊、悲痛和悼念之情，极少官员对此做出批示，亲赴现场指挥善后等报道。国内媒体对铁岭惨案的报道却大不相同。这样一件特大惨案，却在晚间电视新闻的最后面才播出。报道的重点照例是哪级领导已经做出什么批示，哪位高官已经亲赴现场等，一场巨大创痛的死难事件，就被这冷冰冰的新闻语气和报道模式化解于无形。在灾难性报道中，新闻媒体到底应该秉持官本位还是人本位？[25]

十一、正面的假新闻

2006年12月23日，《农民日报》刊发典型报道《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县委书记黄爱国》。2007年2月9日《青年周末》刊载文章《一篇表扬报道竟致报纸遭封杀？》，各大媒体纷纷转载，使之成为热点。2007年6月，《杂文月报》发表正面报道《一次感动》，讲述一位兵妈妈认了176个兵儿子的拥军故事，该文被多重转载。由于失实，使得“新时期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及其家人陷入困境。《洛阳晚报》8月15日刊登文章《虚假报道困扰“兵妈妈”》，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此类新闻引发研究者们关于正面假新闻的思考，众多文章提出：正面假新闻的危害更加隐蔽，危害性可能更大，传播正面假新闻也应该受到惩处。

有的文章认为，这些报道在受众价值取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的时代，过去典型报道的陋习积重难返，受众产生群体性“审美疲劳”。典型报道的出路在于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掌握好分寸，说话切忌过满过绝，要把“典型”当人来写，以事带人，用“事实”说话，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论者要求对“楷模产生模式”进行切实反思。[26]

还有的文章指出，颂扬性虚假新闻对社会和媒体自身的危害，绝不亚于批评性新闻。颂扬性报道的数量在媒体报道中占有绝对优势，虚假新闻发生的机率也就比较高。颂扬性虚假新闻制造了假象，蒙骗了有关领导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给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营造了舆论氛围，同时媒体也就沦为了那些人的喉舌。一些地方出现的对贪官的颂扬性虚假报道，就起了掩护他们的恶劣作用。应当树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坏话”说错了要查处，“好话”说错了也要查处，不能搞“报(假)喜得喜、报(假)忧得忧”。[27]

十二、电视节目“泛娱乐化”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节目严重违规，并决定立即停播该节目。9月20日，总局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成为下半年广电期刊的重要话题(管理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把年内的电视节目低俗化讨论推上高潮)。

批评意见指出：“当媒体不惜一切代价、使尽各种花招去赢得目标受众关注的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炒作就能换来注意力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在这个现代人普遍感到理性缺失的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回归本我，显得异常重要。”[28]这种情况下，媒体娱乐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和控制形式，人们自愿、主动地进行消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解放和审美，而是更加被资本控制；满足大众需求是传媒娱乐化狂潮的最大的一个合法化理由，但事实上很多层次的大众需要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媒体文化过于单一； “媒体不要低估受众的智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关系，应该理智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新闻和娱乐边界的模糊，不一定就构成对新闻的伤害。应该防止都是居高临下的、在事件之外批判娱乐的低俗；应该考虑到英美娱乐化的借鉴问题，并强调作个案研究。[29]

此外，针对知识类节目“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倾向，这年的讨论继续进行。有的文章系统回顾了“电视讲坛”节目的发展历程，在分析其生存状态时指出，此类节目的出现是由于它适应了公众精神慰藉的需要，宽松的环境与媒介技术为之提供了条件，但是，此类节目不可能造就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完美结盟”，不可能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尽管以历史、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毕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30]有的文章认为，造成电视节目泛娱乐化原因，是中国电视在产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对收视率、市场份额、广告收入等利润指标的片面追求，淡化了社会责任。电视节目的资源合理配置要有制度保证；要有符合广播电视运作特点的用人制度。“娱乐化救不了中国电视，娱乐化也不是是个人就可以玩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坚守媒体的社会责任，实际上是回到常识，这就是：放弃社会责任，最终只能是砸了自己的饭碗。” [31]

(作者陈力丹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秀云为该校博士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教师)

注释：

[1]曾庆江、夏兴通《新闻报道歧视现象分析》，《新闻界》2007年第3期；杨育彦《新闻专业理念与市场理念的博弈》，《新闻界》2007年第2期。

[2]喻国明《话语权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起点》，《新闻与传播》2007年卷首语。

[3]陈建胜《新闻传媒：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詹绪武《社会良序与媒介良心》，《东南传播》2007年第4期。

[4]朱德泉《信息公开先开传媒通道》，《青年记者》2007年6月上。

[5]陈力丹、孙江波《从“违规擅自发布”受罚到信息公开》，《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4期；黄文龙《一个非同小可的删除》，《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

[6]张军《公共电视频道“公共利益”的缺失》，《传媒》2007年5期。

[7]杨航、刘恩华《电视公共频道研究》，《东南传播》2007年8期。

[8]刘新荣《立足农村，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频道》《新闻实践》2007年6期；韩春秒《对农广播新闻要真正“对农广播”》，《声屏世界》2007年9期。

[9] 周师亮《解读“十一五”发展纲要中推进三网融合的含义》，《中国有线电视》2007年12期；李勇等《“三网”融合的现状与技术发展》，《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3期；冯传岗 宋茜《从<十一五规划>的“三网融合”谈起》，《视听界》2007年2期。

[10]杜百川《新媒体与三网融合》，《广播电视信息》(上半月刊)2007年9期。

[11]熊澄宇《期待公民社会勃兴》，《人民论坛》2007年第14期；笑蜀《祝愿厦门事件成为里程碑》，《南方周末》2007年月12月20日；邹洁《厦门PX事件的议题建构》，《新西部》2007年14期。

[12]王来华《政府如何应对“舆情危机”》，《决策》2007年第7期，[13]孙玮《“我们是谁”：大众媒介对于新社会运动的集体认同感建构》，《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14]陈力丹、刘宁洁《一桩典型的“传媒假事件”》，《新闻界》2007年第2期；陈力丹、高学巍《论新闻记者职业道德规范》，《现代视听》2007年第8期。

[15]邹军《新闻暗访：道德困境中的两难选择》，《新闻记者》2007年第6期。

[16]展江《“纸馅包子”——假新闻揭示真问题》，《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27期。

[17]马少华《记者证并不垄断采访权》，《北京青年报》2007年1月22日。

[18]陈杰人《采访报道是衡量真假记者的唯一标准》，南方网2007年1月17日。

[19]阚敬侠《我国当代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法律视角》，《新闻记者》2007年第7期。

[20]曹鹏《新闻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遭遇瓶颈》《新闻记者》2007年第9期；《从“纸做的包子”看新闻采编权的规范与保障》，新华网2007年7月27日“传媒沙龙”。

[21]参见《新闻记者》2007年第5期赵中颉、李滨、王多的相关文章。

[22]陆高峰《“钉子户”报道的责任缺位》，《采写编》2007年第3期。

[23]陈桥生《“舆论绑架”现象及其规避》，《新闻战线》2007年第6期；何伟、丁舒《媒介化时代媒体的理性精神》，《记者摇篮》2007年第9期。

[24]吴湘韩、叶铁桥《假新闻是怎么传开的》，《新闻记者》2007年第7期。

[25]王学进《美国枪案与铁岭惨案：媒体报道的不同视角》，《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20日。

[26]靖鸣、陆先念《新时期先进典型人物报道的出路浅探》，《新闻记者》2007年第4期。

[27]张弓《颂扬性虚假新闻也不能放过》，《新闻战线》2007年第9期。

[28]乐晓磊《媒体狂欢的多视角观察》，《新闻记者》2007年4期。

[29]陈力丹、闫伊默《中国“电视讲坛”节目的生态分析》，《现代传播》2007年3期。

[30] 夏忠敏、刘建新《从<第一次心动>被叫停谈起》，《新闻记者》2007年10期。

[31]时统宇《坚守社会责任是中国电视的第一要务》，《视听界》2007年5期。

第二篇：新闻传播学

新闻传播学

90年代中期开始，新闻与传播教育在国内超常规发展，原有的几位“老大”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教育规模在不断扩大，各地方院校也纷纷开办新闻教育，尤其引人瞩目的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继开设了新闻与传播学院。近3～5年内，中国政府对新闻传媒将继续奉行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传媒基本上维持现有的规模，对新闻学类毕业生需求量有限。

为了缓和专业点发展过猛带来的供大于求的矛盾，教育部多次提出，新闻学类专业属于长线专业，要适度控制发展规模，应在现有专业点的基础上，着力提高毕业生的质量。

因此海文教育集团教育信息中心经过深入地了解与新闻传播学息息相关的各种专业，为广大有意于新闻传播学的学员提供指导性建议：

一、专业介绍

新闻传播学为文学学科门类下的一个一级学科，它又下设有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传统的二级学科，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传媒大学等学校又增设了广播电视新闻学、传媒经济学、国际新闻学、舆论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公共关系学、传播心理学、传媒生态学、传媒教育学、传媒政策与法规、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等。

（一）研究方向

新闻学：新闻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网络新闻及新媒体、报刊理论与实践

传播学：理论传播学、应用传播学、传播学研究方法、电视文化传播、媒介与女性、国际传播

（二）考试科目（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

新闻学：①101政治②201英、202俄、203日选一③707新闻学基础④811综合考试[新闻传播学]（含中外文史基础知识、汉语言和政论写作）

传播学：①101政治②201英、202俄、203日选一③708传播学理论与历史④811综合考试[新闻传播学]（含中外文史基础知识、汉语言和政论写作）

（三）职称资格考试

1.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资格考试

公共科目：综合知识；

专业科目:（1）新闻基础知识；（2）广播电视新闻业务。

2.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

公共科目:综合知识；

专业科目:（1）新闻基础知识；（2）广播电视播音主持业务。综合知识是编辑记者和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的公共科目,重点考察考生的知识面和综合素质，要求考生了解所列知识点。综合知识考试时间、考试方式和试卷结构: 考试时间为90分钟，方式为闭卷、笔试，试卷满分为100分。试题类型包括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

三、重点院校推荐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

四、就业方向

新闻传播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主要到新闻、出版与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工作。

职业发展资格认证:

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

认证目的：规范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做好全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工作。

五、就业前景

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看好的。在美国，报刊、广播电视、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新媒体领域，都更愿意雇用新闻与传播学专业毕业的学生。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毕业生随处可得、人工费用相对低廉而且还经过了必要的训练。

随着媒体的逐步开放，媒体对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就业前景一片光明。毕业后主要去向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体，如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也可以去网络公司或广告公司任职，还有的到政府机构任职。

六、就业分布最多的城市

主要分布在湖北、广东、北京、上海、湖南等城市。

七、课程设置（以东北师范大学为例）

公共基础课：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外国语；

学科基础课：

语言文化哲学、新闻理论研究、西方传播学、中外新闻传播史研究、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大众文化传播研究；

专业主干课：

新闻传播与舆论研究、中外报纸编辑比较研究、新闻传播思想史； 专业方向课：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网络传播研究、平面媒体传播研究、文化产业与文化传播研究、文学传播研究、新闻传播业务研究。

第三篇：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范文

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陈力丹

[提要] 本文对200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做了简要的梳理。划分为新闻理论、新闻史、传播理论和传播实务研究四部分。文章认为，这年虽然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新闻理论 新闻史 传播理论 传播实务

2009年国内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闻传播学界在对本学科60年进行的回顾中，一些历史理论得到了梳理。

新闻理论研究

胡锦涛10.9世界媒体峰会致辞。这年10月9－10日，由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BBC等世界九大媒体集团主办、170多家世界顶级传媒领导人参加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是2009年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大事，胡锦涛到会致辞，提出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这个致辞受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我国现在相当多的媒体领导人，关于媒体的理念尚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时代。胡锦涛的致辞表明，我国最高领导层关于媒体观念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具体岗位上的媒体工作者，观念上需要与时俱进，把握共同的新闻从业理念，具备全球传播的意识。[1]

建国60年新闻理论回顾。这年相当多的新闻传播学刊物设置了60年回顾专栏，这些专栏把人们带回到以往，引发了对一些问题的再思考。有的研究者认为，新中国“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生意义深远、成果显著的巨大变化，其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转变”。《青年记者》特别为此开展关键词论证，选择真实性、公信力、市场化、服务性、职业化、网络化、消逝的风景（对纸媒技术的怀旧）七个大关键词，每个关键词之下还有共计96个小关键词，构成一幅历史回顾的特殊图景。[2]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化生存的党报在从事新闻生产时，同时受到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制约。作者认为，应以新闻逻辑为中心协调三重逻辑。[3]

历史回顾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我国传媒的性质”被重新提上议程。前30年，不言而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1978年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后中国传媒的这种性质使得传媒从单一地对党政机关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于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中。现在传媒要专业化，只有当政府、公众、传媒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就需要：“⑴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⑵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⑶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4]不过，作者对自己给出的方案本身缺乏信心。

回顾中涉及到1953年因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而确立“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那段历史。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梳理了1977－1998年间我国主流媒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西藏日报》以及深圳蛇口工业区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批评同级党委的数起事实，指出：“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文革’时期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笔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蔽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目前已具备取消这个禁令的条件。”[5]

中国新闻学“黄昏”与“辉煌”之争。这年《现代传播》3期发表文章《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认为新闻学本位模糊，论著中逻辑混乱和不严密较多，范式建构上存在明显缺失，用经验性总结的术理取代基于逻辑推导的学理。作者认为文章标题决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声，而是为中国新闻学前途担忧的肺腑之音。该刊6期发表了争辩文章《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肯定了前文中的有益成分，对不能苟同的观点做了反驳。作者写道：“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6]

新闻真实与客观性。这年《新闻记者》每年首期开设的“×年十大假新闻”专栏8年了。2002年，该刊开辟这个专栏本来只是一次性的栏目策划，不料此后全国各种揭发假新闻的材料涌向该刊编辑部，于是栏目连续办了8年。栏目按语就此写道：“整整八年，却尚未看到胜利的曙光。可见新闻打假之难！这是八年前我们不曾想到的。„„如今反思，我们过于善良，高估了媒体人的自律力；我们过于天真，低估了假新闻的生命力。现在方知，因为毒草的孽生，离不开合适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来，这场持久战恐怕远无停战之日。”编辑部为此留下一文，对现在关于假新闻的“标准”提出五大困惑：⑴没有主观故意，也不是凭空捏造，即使严重失实，不能判定是假新闻。⑵只要产生良好效果，造假可以容忍。⑶“本报系转载”，故新闻之假与我无关。⑷重大题材的新闻照片PS司空见惯，算不得假新闻。⑸商业炒作不算假新闻。该文最后提问：“我们的新闻打假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7]

北京一中院曾在2008年终审驳回河北晋州某棉织厂对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名誉权侵害的控告，认定生产者应容忍对其做出的苛刻批评。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判例，使宽容新闻失实获得了法律生存空间。2009年，新闻学界对此类认识提出批评。一位研究者指出：“法律责任同道义责任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是道义的最低标准，道义是法律的最高目标。任何媒介、任何新闻工作者，都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行为不违法，而应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即使新闻媒介或记者对于某些一般过失造成的轻微失实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心安理得、若无其事了。从道义上说，在新闻必须真实的问题上，不存在宽容的余地。”[8]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任何虚假新闻，不管是负面报道，还是正面报道，只要是谎言，都足以造成人们的认识错误，产生误导。„„树立起对失实‘零容忍’的态度与机制”。[9]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新闻事实遭遇到法律真实的挑战。这年的研究中有数篇文章涉及这个话题。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事实≠法律真实。记者不是司法人员，不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获得确凿的证据；即使是事实，未必能够被证明，而法律要求事实必须有明确的证据。现在关于这类情形的司法解释，提出“基本属实”和“没有侮辱内容”两条，即考虑到传媒的工作特征。因而，传媒报道一般新闻，可以按照日常生活中对事实的理解办，对涉及他人名誉的新闻，则需要采用普通人原则（不要以法官的姿态评判事实）、平衡原则（兼顾各方，不要偏听偏信）和证据原则（保存采访笔记和音像）。[10]

这年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文章。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客观性的生成逻辑与危机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广泛接受了客观性原则，就自身的考量而言，这是对长期以来浓重倾向性的中和，预示着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动和构建高可信度行业形象的努力，也是为了适应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体现了媒体适应开放与多样的信息环境的努力。然而，媒体的选择只是达成客观性的外显方式，权力话语对客观性的寻租才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根本。不论新闻话题是民生还是国际争纷，从政治、经济“名人”到学术“明星”，均以公益、客观掩盖了运作中的倾向选择与功利目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权力愈来愈呈现出合租客观性的倾向。尽管如此，客观性作为新闻业成熟与专业的象征，其建构与维系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揭示了多方力量的较量与平衡。维系这种平衡也就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历史性选择与现实的合理性。[11]

表达自由。藉由近年网络引发的若干事件，表达自由再度成为这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有的研究者们认为，言论自由意味着说错话的自由。动辄“因言获罪”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慎防“因言获罪”才符合我国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潮流。对言论应尽可能宽容，尤其是涉及公权力机构及其官员的言论，这对我国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转至关重要。在比较了中国和各国最近年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之后，有的研究者指出，关于信息法律的关系中，政府和媒介之间不应该是科层关系，而是信息交互式传播中的平等关系。“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赋予了媒介和公民以自由传播的权利，一方面，自由传播权利作为表达权的衍生，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人权；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明确界定与保障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自由传播权利，将它作为一项法定的职业权利。政府对媒介的管理“除非确有必要且与实际情况相称”，否则不应该对其传播活动做任何限制。[12]

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和逻辑，这年亦有几篇文章涉及。有的研究者认为，西方新闻自由经历了从理性自由到制度性自由，以及知情权理论对新闻自由涵义的扩展两个主要阶段。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也遇到了多重的自由悖论：制度逻辑内化国家意识形态、市场逻辑体现商业利益、文化逻辑主导新闻意义的产生，表述逻辑显现理论预设。[13]另一位研究者分析了英国出版自由理论的历史，认为英国数百年的市场导向带来的只是这样的结果：市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步步为营地建构起一个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意见的报业体系，谁想在这一体系内生存和发展，谁就必须遵循市场的或者说媒体大亨为主建立的规则。[14]

新闻道德与法治。这年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和微观新闻法治研究仍然相对多，关于新闻道德的纯理论文章有若干篇，还有一些分析国外这方面问题的文章。[15]有的研究者发现，2002年以后，我国传媒的各种失范文章（假新闻、有偿新闻、侵权新闻等等）逐年上升，从世纪之交占发表文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几，上升到2007年的5.02％，因而我国目前处于新闻失范行为高发期。这种情形与资本进入传媒、传媒间竞争加剧、报业广告利润持续下滑等社会转型期条件下传媒机制的变化密切相关。新闻失范属于社会失范的范畴，新闻工作者中拜金主义的上升、角色的失调、价值观面临的冲突、行为无所适从等等，促成了目前的状态。[16] 新闻道德与法律有差别但也紧密相连。与媒体管理者高度重视“舆论导向”相比，记者采访和参加新闻发布会收红包（“车马费”），常被视为“算不了什么”。针对这种情形，有的研究者指出，根据《广告法》第13条，记者即使在非勒索的情况下接受金钱，也是违法行为，而不应以职业道德问题加以淡化；然而《广告法》却是“一部几乎被闲置的法律”。从收红包到封口费，如果仍在道德的范畴内寻求解决之道，既反映了对认识问题严重程度和定性的偏差，也无从达到整肃的基本目的。[17]

就像《广告法》被忽视一样，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被传媒忽视。研究者随意抽出连续六天的《新京报》（一份被视为精英型的大众报纸）涉及未成年人的17篇报道，发现其中未成年人的形象75％是负面的，只有5篇对未成年人做了采访。英国“13岁少年爸爸”的新闻，我国几百家报纸图文并茂地加以重点报道，而在英国法院禁止报道后，没有一家报纸公开检讨自己的处置不当。文章指出：并非不能报道未成年人，问题在于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给予他们话语权，要有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观念，报道中寻求公众兴趣、新闻价值与未成年保护之间的平衡点。[18]

以往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为记者声张权利。这年的一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记者的“权利”优遇仍然带有“权力”色彩。研究者指出，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赋予记者任何特权，这是当代社会的法治通例。但在中国，记者享受到某些制度性、组织性的优遇，例如记者可以到重点旅客窗口优先购票，持有记者证可以得到主管方面的物质和人力的支持，还有由行政规章或省级党委宣传部赋予的约定采访权、特许采访权等等。但要注意，这些权利都是有附加义务的，新闻人所享受到的优遇或关照，必须克减与此相关的公民的某些自由权利。例如，新闻人作为公民可以表达的很多内容，往往不能或不被允许在其供职的媒体上表达。新闻人必须缩减个人的表达自由，方能获享新闻人的职业优遇。[19]

这年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话题中，还有涉及记者“合理怀疑”原则的。此前这个概念曾出现在深圳的一个地方性行政规章草案里，通过该规章时这个概念被删除。在涉及传媒报道司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因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媒体不能对网络中的民意诉求熟视无睹，在媒体竞争中落后，错失舆论监督的良机，另一方面，媒体又不能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无端怀疑司法公正，盲目炒作，干扰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研究者认为，适当借用刑事诉讼法学中“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原则，可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运用它的原则是：选题阶段，只有在普通刑事案件转变为怀疑司法不公的公共事件的时候，传媒才能客观展现采访到的基本事实。这需要传媒将一般经验与法律专业经验结合起来考量。采写阶段，不能因为怜悯和同情而人为制造“司法不公”的信息。案件结束阶段，传媒在“合理怀疑”之后要及时跟进真相报道，不能让受到怀疑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永远成为怀疑对象。[20]

这年的微观新闻法研究中，网络著作权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学界就此发表的文章较多。有的研究者指出，传统的著作权法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的兴盛，给作品的相互转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原有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制度很难跟上发展。现在不能把著作权理解为复制权，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不断复制，要保护的是不被复制的权利。法律的作用在于提醒权利人，在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复制的权利。一旦将作品放到网上，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不应错把博客之类当作“私下”的作品表达。著作权法属于私法，在尊重所有权人意愿的提前下，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展著作权的流转空间，允许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主动授权与被动授权（如博客）传播自己的思想。[21]

新闻史研究

这年新闻史研究既有个案研究的深入展开，又有研究取向上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界》开辟专栏讨论新闻史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的教科书作者，多半在作报历，而非作史。中外皆然，媒体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活动史，任一媒介的兴废，皆有它的政经文教和社会背景，作者若无多元理解，深入剖析，结果只有一途，乏味异常，不忍卒读。”考其原由，有属于大环境、大气候的，有属于制度面的，有属于人为的种种因素。另一研究者认为，重视史料搜集的考据作法有其作用，但更完整的探询则需要了解与今日生活的关连与意义，而文化取径便是凸现此类问题意识的直射概念。还有研究者指出，新闻史报业研究中严重缺失阅听人的记录。“报人和研究者，都具有传统‘士’的精神，将对话的主体设定为国家，却忽略了拆解与批判所关怀的民间、群众。诚如历史系谱研究所言，威权迫使社会的集体失语，而在研究资料中，知识分子得以发言，群众还是失语。这是新闻史研究中最无法掌握的部分：阅听人，已经消失并且没有留下纪录的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报纸，如何进行从优、对立、协商的解读，形成当时的感觉结构。”[22]

内地的研究对此也有相同的意见，一位研究者认为，缺乏问题意识的史料堆砌是以往一些新闻史实证研究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问题来吸附和聚焦史料的实证研究，能够加深新闻史研究的厚度，使其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23]

总体看，这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多属于个案的细节研究，尤其是关于红色报刊的研究。这年，一件新闻史料的发现值得关注：一位集报界的朋友花费2800元从潘家园市场购得一份明熹宗天启七年的邸报。研究专家认为，这份邸报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古代邸报原件，它提供了几个信息：明末已有公开的为公众发行的名为“邸报”的民办报纸；那时部分报纸采用雕版印刷；那时的邸报可以是书册状，也可以是单页的（这个原件是单页）。[24]

传播理论研究

这年的传播学实证研究从多个维度展开，例如关于第三人效果的实验法研究、传播效果的ERP实验研究，以及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民族志研究等等，取得了颇丰的成就。在传播理论研究方面，也更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而，清醒地认识传播学在中国的现状，是必要的。

中国传播学知识场域透视。一位研究者分别以中国传播学是一个什么样场域、处于什么样的时空、有一批什么样的学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采用怎样的方法、研究了些什么问题、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取得了怎样的效果等八个小标题，批判性地描述中国传播学的大体轮廓。总之，中国传播学研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作者最后写道，就像暴发户一样，新闻传播学专业因为可以吸引很好的生源，学生有相对不错的就业前景，美国70年代，中国大陆90年代，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英国媒体批判理论家尼古拉斯·伽汉姆就此描述说：“僻处知识焦点与学院权力位置的边缘已经多年了„„刹那之间，我们彷佛突然站在舞台中央：许多传播学者所擅长的议题，顿时成为社会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颇有时来运转之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我们的表现能有多杰出，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现象本身的分析，而取决于我们怎样解析传播赖以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显然，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多好，而是社会发展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作者最后的问题是：我们能把握这样的机会吗？[25]

重读经典传播理论。在对拉斯韦尔的代表性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重新解读过程中，一位研究者认为，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他以较多的证据说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并非是单向、缺乏反馈的，而是明确提到了反馈。他的传播观念并非是线性的，缺乏对传播环境的关注，相反，他清晰地提到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会阻碍传播效果。他没有主张传播魔弹论，而认为宣传家只能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的语言和观念，将特定的象征符号与人们所憎恨的和偏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传的成功。作者指出：“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是拉斯韦尔传播观念的核心，而这恰恰被研究者所忽略。[26]关于“魔弹论”，另一位研究者认为，“‘魔弹论’主要存在于传播的业界与传播的控制者头脑之中，而并不见得就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准确地说，‘魔弹论’从一开始就是传播从业者与传播控制者的想象，这种想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拉斯韦尔、杜威、帕克、布鲁默和李普曼都没有脱离这种思想。支持有限效果论的学者们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和传播的双向性，但在深层面上，他们还是更相信传播的强效果。这种观念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传播学主流的实用功能。作者最后指出，“把美国传播效果理论直接套用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却不反思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问题，不反思它有限的理论繁殖力，是不是也是导致本土学者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呢？”[27] 传播政治经济学。这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发现。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工业”的概念转变为“文化产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不再强调宏大叙事的文化工业道德评判，而“开始面对文化产业自身的逻辑关系和结构性质，注重考察技术创新、社会分化和趣味差异所形成信息传播的离散趋势。”文化工业概念的转型，不但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得到充实，也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产生新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由于接近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一现实更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揭示新的社会结构或权力赌注方面，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28]

“亚文化”收编。这年关于传播学文化学派有多篇文章，其中关于伯明翰学派“亚文化”收编问题的文章有些意思。这里的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挑战主导文化的附属性质的文化形态。当亚文化自下而上开始传播之时，主导文化，从媒体、司法到市场，会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界定（贴标签），或遏制或散播或利用，将其重新安置、定位，导致其失去抵抗意义，进而被“收编”到主导文化中。研究者认为，收编亚文化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例如摇滚乐在市场化后逐渐失去锋芒，80后的另类作品泯然于大众，“馒头事件”后鲜有佳作，“山寨春晚”轰轰烈烈上演后无人喝彩地收场等等。作者还指出，亚文化本来就是在媒体和商品消费中形成的，它通过造成道德恐慌反而“暴得大名”，这本身也是其有意求之的市场宣传。在我国，每当某种亚文化出现，管理部门的干预、审查和禁令、主流媒体的冷嘲热讽、经纪人、文化公司、网络推手的活跃，等等，都可从中窥见亚文化收编的表征。[29]

传媒科技发展与时间观念变化。传播技术控制论学派较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几年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谈到，这年我国学界又有一篇文章涉及。作者认为，现代电子传媒技术和内容，建构了人类新的时间观念。新媒介的出现让钟表面临危机，因为小到手机、电话，大到电视、电脑，几乎所有电子媒体都具有计时的功能。广电节目时间表完成了时间参考标准的转化，对日常生活结构安排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现在新兴媒体的互动、个性化、即时的传播特点，颠覆了人们对时间形态的传统认识，真实时间与虚拟时间被混淆。[30]

多视角的符号学研究。这年的符号学研究，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居多。有的研究者提出符号“巫术”的概念，认为“某种东西在我们内心所激发起的情感会自然地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的符号上”，而这容易导致两种符号崇拜现象，“一是符号‘巫术’崇拜，认为符号具有魔力，就像巫术一样能发挥作用，这是人类的智力发展局限导致的对符号作用的一种想象，主要盛行于原始社会；二是符号迷思崇拜，迷思把荒诞转变为自然与正当，这是人类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有意把符号转变为‘魔术’，主要流行于消费社会。”[31] 有的研究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考察“口述”，认为其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声音与生动的面孔营造的一种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情境。口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往往比全知全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解说词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以“我”的身份出现，昭示着讲述者与历史的亲密度。除了语言表达，还包括极具表现力的动作和表情。[32]

传播实务研究 这年关于传播实务的研究，话题较为分散，这里提及其中的两个话题。

广告如何改造所宣传的商品。这个问题已有无数的解释和技术表达，这年的一篇文章将其概括为“物的奇观化”，多少赋予了一些“理论”色彩。研究者认为，广告就是在受众的潜意识进行信息殖民。广告中的物品与现实的物品的差别就在于采用了“物的奇观化”（spectacle，或译景观、景象）。广告把实际物品转化成被人们记住的物品的奇观，把物品的实际内容抽空，留下一个躯壳，再将这个躯壳进行包装，放到广告中，使它进入一个奇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一些与实际物品不相干的意义。这是一个比现实还要现实、比美还要美、比真者还要真的模拟。这是一个观念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符号的世界，它使物品形象的重要性超越了物品本身。广告形象世界织成了一张意义的“景观”之网，受众或消费者生活在网中，乐在其中，感觉不到它的存在。[33]

受众评估广告效果的悖论。关于广告传播效果的调查已有很多，这年的一份这类调查给出的数据值得关注。研究者在我国东、中部五省市的六个城镇（从省会城市到乡镇）抽样2000名居民。他们认为广告对自己的消费及生活的影响以正面功能为主，这一结论说明，简单放大广告的负面认知，存在着偏颇。然而人们对广告社会效果的评价较低，广告存在较严重的信任危机，例如倾向不信任的比例超出信任比例1倍多，虚假、低俗、商业功利性太强等是几点重要的批评。显然，广告对受众消费及生活功能的认知与广告社会效果的认知不和协。鉴于这种情况，广告公信力将是未来广告发展的关键点。[34]

[1]陈力丹/王晶《谈记者职业理念的更新——学习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的致辞》，《青年记者》2009年11期上。

[2]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国际新闻界》2009年9期；《青年记者》，2009年9期上“60年关键词”专栏。

[3]田秋生《市场背景下制约党报新闻生产的三重逻辑》，《国际新闻界》，2009年2期。

[4]樊昌志/童兵《社会结构中的大众传播》，《新闻大学》2009年秋季号。[5]靖鸣《试析我国党报批评同级党委的实践及其效果》，《新闻记者》2009年11期。

[6]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郑保卫《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分别见《现代传播》2009年3期、6期。

[7]本刊编辑部《八年打假，留下五大困惑》，《新闻记者》2009年1期。[8]魏永征《驳“新闻失实有理”论》，《中国记者》2009年3期。

[9]吴焰《警惕“宽容失误”下的“媒体失范”》，《新闻记者》2009年7期。[10]党小学《批评报道与新闻侵权之思考》，《法制新闻传播》2009年3期。[11]龚新琼《论客观性的生成逻辑与危机》，《当代传播》2009年6期。[12]林爱珺、孙姣姣《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国际新闻界》2009年12期。

[13]石义彬/庄曦/周娟《西方新闻自由的历史逻辑与现实表达》，《当代传播》2009年2期。

[14]李书藏《英国出版自由理论的替代性解读》，《现代传播》2009年1期。[15]《国际新闻界》2009年3期本期话题“新闻伦理道德研究”；杨保军《新闻道德结构要素及主客体关系模式分析》、《试论新闻道德理论的基本结构》、《论新闻道德的内在根据》等，分别见《国际新闻界》2009年5期、《当代传播》2009年1期、《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9年4期。

[16]周俊《转型社会中我国新闻失范行为状况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9期。

[17]展江《记者收受金钱行为的法理分析》，《法治新闻传播》2009年1期。[18]陈力丹/时潇《我国传媒未成年人报道的违法现象》，《新闻记者》，2009年5期

[19]宋小卫《新闻人的权利优遇与克减》，《法治新闻传播》2009年1期。[20]胡菡菡《刑事案件报道“合理怀疑”原则初探》，《新闻记者》2009年12期。

[21]乔新生《拷问网络时代的著作权法》，《青年记者》2009年2期上。[22]《新闻新闻界》2009年4期本期话题“海外学者看中国新闻史研究”。[23]王樊逸《新闻史研究方法探析》，《当代传播》2009年6期。[24]方汉奇《记新发现的明代邸报》，《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2期。[25]吴飞《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生产场域透视》，《当代传播》2009年4期。[26]刘海龙《一篇存在争议的传播学奠基文献》，《国际新闻界》，2009年2期 [27]胡翼青《对“魔弹论”的再思考》，《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28]陈卫星《从“文化工业”到“文化产业”》，《国际新闻界》，2009年8期。

[29]胡疆锋《意识形态 媒体 商品》，《现代传播》2009年1期。[30]邵培仁/黄庆《媒介时间论》，《当代传播》2009年3期。[31]曾庆香《从象征之林到象征交换》《国际新闻界》，2009年7期。[32]谢莹《叙事学视阈中的“口述历史”》，《现代传播》2009年5期。[33]王军元/李勇《物的奇观化》，《现代传播》2009年3期。

[34] 舒咏平/饶立安《基于受众评价的广告社会效果研究》，《新闻大学》2009年春季号。

第四篇：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

2010-03-19 08:59:24 作者：陈力丹 来源：传播学论坛

[提要] 本文对200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做了简要的梳理。划分为新闻理论、新闻史、传播理论和传播实务研究四部分。文章认为，这年虽然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

[关键词] 新闻传播学 新闻理论 新闻史 传播理论 传播实务

2009年国内群体性事件和网络热门话题频出，但就新闻传播学研究而言，除了对各种新发生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即时的分析外，学术研究层面倒是较为平静的一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新闻传播学界在对本学科60年进行的回顾中，一些历史理论得到了梳理。

新闻理论研究

胡锦涛10.9世界媒体峰会致辞。这年10月9－10日，由新华社、新闻集团、美联社、BBC等世界九大媒体集团主办、170多家世界顶级传媒领导人参加的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是2009年世界新闻传播业的大事，胡锦涛到会致辞，提出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这个致辞受到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我国现在相当多的媒体领导人，关于媒体的理念尚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的时代。胡锦涛的致辞表明，我国最高领导层关于媒体观念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在具体岗位上的媒体工作者，观念上需要与时俱进，把握共同的新闻从业理念，具备全球传播的意识。[1] 建国60年新闻理论回顾。这年相当多的新闻传播学刊物设置了60年回顾专栏，这些专栏把人们带回到以往，引发了对一些问题的再思考。有的研究者认为，新中国“后30年中国新闻业发生意义深远、成果显著的巨大变化，其根本性的变化是从前30年的宣传本位向后30年的新闻本位转变”。《青年记者》特别为此开展关键词论证，选择真实性、公信力、市场化、服务性、职业化、网络化、消逝的风景（对纸媒技术的怀旧）七个大关键词，每个关键词之下还有共计96个小关键词，构成一幅历史回顾的特殊图景。[2]有的研究者指出，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市场化生存的党报在从事新闻生产时，同时受到宣传逻辑、新闻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制约。作者认为，应以新闻逻辑为中心协调三重逻辑。[3] 历史回顾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即“我国传媒的性质”被重新提上议程。前30年，不言而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甚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工具。1978年我国传媒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有的研究者认为，此后中国传媒的这种性质使得传媒从单一地对党政机关负责，衍变为同时要处理政府、公众（市场）两方面的关系，进而时刻处于意识形态主体与市场主体双重身份的矛盾中。现在传媒要专业化，只有当政府、公众、传媒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宽容的关系的时候，传媒或许可以寻找到建构新闻专业主义的契机，进而忠实地履行其社会责任。这就需要：“⑴政府放松对媒体的管制，但媒体自觉服从政府利益，并从政府取得一定的利益„„；⑵公众不再是作为主要市场而对媒体形成经济压力，媒体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能从公众取得一定的利益回报；⑶有一种机制保证公众和政府对媒体的监管。”[4]不过，作者对自己给出的方案本身缺乏信心。

回顾中涉及到1953年因广西《宜山农民报》事件而确立“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那段历史。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梳理了1977－1998年间我国主流媒体《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南方日报》、《中国青年报》、《西藏日报》以及深圳蛇口工业区党委机关报《蛇口通讯》批评同级党委的数起事实，指出：“党报批评同级党委，除‘文革’时期外，效果一般来说是积极的。笔者认为，就目前从我国舆论监督的现状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来说，继续实行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禁令，蔽大于利，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需要，而且目前已具备取消这个禁令的条件。”[5]

中国新闻学“黄昏”与“辉煌”之争。这年《现代传播》3期发表文章《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认为新闻学本位模糊，论著中逻辑混乱和不严密较多，范式建构上存在明显缺失，用经验性总结的术理取代基于逻辑推导的学理。作者认为文章标题决不是危言耸听的惊人之声，而是为中国新闻学前途担忧的肺腑之音。该刊6期发表了争辩文章《迈向辉煌的中国新闻学》，肯定了前文中的有益成分，对不能苟同的观点做了反驳。作者写道：“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6]

新闻真实与客观性。这年《新闻记者》每年首期开设的“×年十大假新闻”专栏8年了。2002年，该刊开辟这个专栏本来只是一次性的栏目策划，不料此后全国各种揭发假新闻的材料涌向该刊编辑部，于是栏目连续办了8年。栏目按语就此写道：“整整八年，却尚未看到胜利的曙光。可见新闻打假之难！这是八年前我们不曾想到的。„„如今反思，我们过于善良，高估了媒体人的自律力；我们过于天真，低估了假新闻的生命力。现在方知，因为毒草的孽生，离不开合适的土壤，光拔草而不除根基，必定如春韭，割了一茬又一茬。看来，这场持久战恐怕远无停战之日。”编辑部为此留下一文，对现在关于假新闻的“标准”提出五大困惑：⑴没有主观故意，也不是凭空捏造，即使严重失实，不能判定是假新闻。⑵只要产生良好效果，造假可以容忍。⑶“本报系转载”，故新闻之假与我无关。⑷重大题材的新闻照片PS司空见惯，算不得假新闻。⑸商业炒作不算假新闻。该文最后提问：“我们的新闻打假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7]

北京一中院曾在2008年终审驳回河北晋州某棉织厂对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名誉权侵害的控告，认定生产者应容忍对其做出的苛刻批评。这一具有标志意义的判例，使宽容新闻失实获得了法律生存空间。2009年，新闻学界对此类认识提出批评。一位研究者指出：“法律责任同道义责任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法律是道义的最低标准，道义是法律的最高目标。任何媒介、任何新闻工作者，都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的行为不违法，而应有更高的行为标准。即使新闻媒介或记者对于某些一般过失造成的轻微失实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也决不意味着可以心安理得、若无其事了。从道义上说，在新闻必须真实的问题上，不存在宽容的余地。”[8]另一位研究者也指出：“任何虚假新闻，不管是负面报道，还是正面报道，只要是谎言，都足以造成人们的认识错误，产生误导。„„树立起对失实‘零容忍’的态度与机制”。[9]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中，新闻事实遭遇到法律真实的挑战。这年的研究中有数篇文章涉及这个话题。研究者认为，新闻报道事实≠法律真实。记者不是司法人员，不可能运用法律手段获得确凿的证据；即使是事实，未必能够被证明，而法律要求事实必须有明确的证据。现在关于这类情形的司法解释，提出“基本属实”和“没有侮辱内容”两条，即考虑到传媒的工作特征。因而，传媒报道一般新闻，可以按照日常生活中对事实的理解办，对涉及他人名誉的新闻，则需要采用普通人原则（不要以法官的姿态评判事实）、平衡原则（兼顾各方，不要偏听偏信）和证据原则（保存采访笔记和音像）。[10] 这年还发表了多篇关于新闻客观性的文章。有的研究者在研究客观性的生成逻辑与危机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媒体广泛接受了客观性原则，就自身的考量而言，这是对长期以来浓重倾向性的中和，预示着新闻专业主义的萌动和构建高可信度行业形象的努力，也是为了适应市场化运作的机制，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体现了媒体适应开放与多样的信息环境的努力。然而，媒体的选择只是达成客观性的外显方式，权力话语对客观性的寻租才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根本。不论新闻话题是民生还是国际争纷，从政治、经济“名人”到学术“明星”，均以公益、客观掩盖了运作中的倾向选择与功利目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的权力愈来愈呈现出合租客观性的倾向。尽管如此，客观性作为新闻业成熟与专业的象征，其建构与维系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揭示了多方力量的较量与平衡。维系这种平衡也就是维系客观性神话的历史性选择与现实的合理性。[11] 表达自由。藉由近年网络引发的若干事件，表达自由再度成为这年学界关注的焦点。有的研究者们认为，言论自由意味着说错话的自由。动辄“因言获罪”不是民主与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慎防“因言获罪”才符合我国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潮流。对言论应尽可能宽容，尤其是涉及公权力机构及其官员的言论，这对我国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转至关重要。在比较了中国和各国最近年来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之后，有的研究者指出，关于信息法律的关系中，政府和媒介之间不应该是科层关系，而是信息交互式传播中的平等关系。“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赋予了媒介和公民以自由传播的权利，一方面，自由传播权利作为表达权的衍生，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人权；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明确界定与保障媒介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自由传播权利，将它作为一项法定的职业权利。政府对媒介的管理“除非确有必要且与实际情况相称”，否则不应该对其传播活动做任何限制。[12] 对于西方新闻自由历史发展和逻辑，这年亦有几篇文章涉及。有的研究者认为，西方新闻自由经历了从理性自由到制度性自由，以及知情权理论对新闻自由涵义的扩展两个主要阶段。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也遇到了多重的自由悖论：制度逻辑内化国家意识形态、市场逻辑体现商业利益、文化逻辑主导新闻意义的产生，表述逻辑显现理论预设。[13]另一位研究者分析了英国出版自由理论的历史，认为英国数百年的市场导向带来的只是这样的结果：市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显然步步为营地建构起一个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流意见的报业体系，谁想在这一体系内生存和发展，谁就必须遵循市场的或者说媒体大亨为主建立的规则。[14] 新闻道德与法治。这年关于新闻职业道德和微观新闻法治研究仍然相对多，关于新闻道德的纯理论文章有若干篇，还有一些分析国外这方面问题的文章。[15]有的研究者发现，2002年以后，我国传媒的各种失范文章（假新闻、有偿新闻、侵权新闻等等）逐年上升，从世纪之交占发表文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几，上升到2007年的5.02％，因而我国目前处于新闻失范行为高发期。这种情形与资本进入传媒、传媒间竞争加剧、报业广告利润持续下滑等社会转型期条件下传媒机制的变化密切相关。新闻失范属于社会失范的范畴，新闻工作者中拜金主义的上升、角色的失调、价值观面临的冲突、行为无所适从等等，促成了目前的状态。[16] 新闻道德与法律有差别但也紧密相连。与媒体管理者高度重视“舆论导向”相比，记者采访和参加新闻发布会收红包（“车马费”），常被视为“算不了什么”。针对这种情形，有的研究者指出，根据《广告法》第13条，记者即使在非勒索的情况下接受金钱，也是违法行为，而不应以职业道德问题加以淡化；然而《广告法》却是“一部几乎被闲置的法律”。从收红包到封口费，如果仍在道德的范畴内寻求解决之道，既反映了对认识问题严重程度和定性的偏差，也无从达到整肃的基本目的。[17] 就像《广告法》被忽视一样，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也被传媒忽视。研究者随意抽出连续六天的《新京报》（一份被视为精英型的大众报纸）涉及未成年人的17篇报道，发现其中未成年人的形象75％是负面的，只有5篇对未成年人做了采访。英国“13岁少年爸爸”的新闻，我国几百家报纸图文并茂地加以重点报道，而在英国法院禁止报道后，没有一家报纸公开检讨自己的处置不当。文章指出：并非不能报道未成年人，问题在于尊重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给予他们话语权，要有保护未成年合法权益的观念，报道中寻求公众兴趣、新闻价值与未成年保护之间的平衡点。[18] 以往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文章，几乎全部是为记者声张权利。这年的一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记者的“权利”优遇仍然带有“权力”色彩。研究者指出，我国的法律并没有赋予记者任何特权，这是当代社会的法治通例。但在中国，记者享受到某些制度性、组织性的优遇，例如记者可以到重点旅客窗口优先购票，持有记者证可以得到主管方面的物质和人力的支持，还有由行政规章或省级党委宣传部赋予的约定采访权、特许采访权等等。但要注意，这些权利都是有附加义务的，新闻人所享受到的优遇或关照，必须克减与此相关的公民的某些自由权利。例如，新闻人作为公民可以表达的很多内容，往往不能或不被允许在其供职的媒体上表达。新闻人必须缩减个人的表达自由，方能获享新闻人的职业优遇。[19] 这年关于新闻工作者权利的话题中，还有涉及记者“合理怀疑”原则的。此前这个概念曾出现在深圳的一个地方性行政规章草案里，通过该规章时这个概念被删除。在涉及传媒报道司法的时候，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因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面临着两难：一方面，媒体不能对网络中的民意诉求熟视无睹，在媒体竞争中落后，错失舆论监督的良机，另一方面，媒体又不能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无端怀疑司法公正，盲目炒作，干扰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研究者认为，适当借用刑事诉讼法学中“合理怀疑”（reasonable doubt）原则，可以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运用它的原则是：选题阶段，只有在普通刑事案件转变为怀疑司法不公的公共事件的时候，传媒才能客观展现采访到的基本事实。这需要传媒将一般经验与法律专业经验结合起来考量。采写阶段，不能因为怜悯和同情而人为制造“司法不公”的信息。案件结束阶段，传媒在“合理怀疑”之后要及时跟进真相报道，不能让受到怀疑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永远成为怀疑对象。[20] 这年的微观新闻法研究中，网络著作权问题成为热门话题，学界就此发表的文章较多。有的研究者指出，传统的著作权法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的兴盛，给作品的相互转载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原有的著作权法规定的使用制度很难跟上发展。现在不能把著作权理解为复制权，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不断复制，要保护的是不被复制的权利。法律的作用在于提醒权利人，在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作品不被复制的权利。一旦将作品放到网上，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著作权，不应错把博客之类当作“私下”的作品表达。著作权法属于私法，在尊重所有权人意愿的提前下，应当最大限度地扩展著作权的流转空间，允许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主动授权与被动授权（如博客）传播自己的思想。[21] 新闻史研究

这年新闻史研究既有个案研究的深入展开，又有研究取向上的回顾与反思。《国际新闻界》开辟专栏讨论新闻史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我们的教科书作者，多半在作报历，而非作史。中外皆然，媒体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社会活动史，任一媒介的兴废，皆有它的政经文教和社会背景，作者若无多元理解，深入剖析，结果只有一途，乏味异常，不忍卒读。”考其原由，有属于大环境、大气候的，有属于制度面的，有属于人为的种种因素。另一研究者认为，重视史料搜集的考据作法有其作用，但更完整的探询则需要了解与今日生活的关连与意义，而文化取径便是凸现此类问题意识的直射概念。还有研究者指出，新闻史报业研究中严重缺失阅听人的记录。“报人和研究者，都具有传统‘士’的精神，将对话的主体设定为国家，却忽略了拆解与批判所关怀的民间、群众。诚如历史系谱研究所言，威权迫使社会的集体失语，而在研究资料中，知识分子得以发言，群众还是失语。这是新闻史研究中最无法掌握的部分：阅听人，已经消失并且没有留下纪录的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报纸，如何进行从优、对立、协商的解读，形成当时的感觉结构。”[22]

内地的研究对此也有相同的意见，一位研究者认为，缺乏问题意识的史料堆砌是以往一些新闻史实证研究遭到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以问题来吸附和聚焦史料的实证研究，能够加深新闻史研究的厚度，使其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23] 总体看，这年的新闻史研究，较多属于个案的细节研究，尤其是关于红色报刊的研究。这年，一件新闻史料的发现值得关注：一位集报界的朋友花费2800元从潘家园市场购得一份明熹宗天启七年的邸报。研究专家认为，这份邸报是目前能够看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古代邸报原件，它提供了几个信息：明末已有公开的为公众发行的名为“邸报”的民办报纸；那时部分报纸采用雕版印刷；那时的邸报可以是书册状，也可以是单页的（这个原件是单页）。[24] 传播理论研究

这年的传播学实证研究从多个维度展开，例如关于第三人效果的实验法研究、传播效果的ERP实验研究，以及议程设置的实证研究、电视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民族志研究等等，取得了颇丰的成就。在传播理论研究方面，也更有一些深入的研究。然而，清醒地认识传播学在中国的现状，是必要的。

中国传播学知识场域透视。一位研究者分别以中国传播学是一个什么样场域、处于什么样的时空、有一批什么样的学者、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采用怎样的方法、研究了些什么问题、生产了什么样的知识、取得了怎样的效果等八个小标题，批判性地描述中国传播学的大体轮廓。总之，中国传播学研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作者最后写道，就像暴发户一样，新闻传播学专业因为可以吸引很好的生源，学生有相对不错的就业前景，美国70年代，中国大陆90年代，新闻传播教育迅速发展。英国媒体批判理论家尼古拉斯·伽汉姆就此描述说：“僻处知识焦点与学院权力位置的边缘已经多年了„„刹那之间，我们彷佛突然站在舞台中央：许多传播学者所擅长的议题，顿时成为社会聚焦所在，相信不少人颇有时来运转之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我们的表现能有多杰出，不取决于我们对于传播现象本身的分析，而取决于我们怎样解析传播赖以发生的、更广泛的社会发展。”显然，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学问做得多好，而是社会发展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作者最后的问题是：我们能把握这样的机会吗？[25] 重读经典传播理论。在对拉斯韦尔的代表性论文《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重新解读过程中，一位研究者认为，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他以较多的证据说明，拉斯韦尔的传播观念并非是单向、缺乏反馈的，而是明确提到了反馈。他的传播观念并非是线性的，缺乏对传播环境的关注，相反，他清晰地提到传播者缺乏对环境的认识会阻碍传播效果。他没有主张传播魔弹论，而认为宣传家只能顺势利用受众已经接受的语言和观念，将特定的象征符号与人们所憎恨的和偏爱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取得宣传的成功。作者指出：“人类社会的注意结构”是拉斯韦尔传播观念的核心，而这恰恰被研究者所忽略。[26]关于“魔弹论”，另一位研究者认为，“‘魔弹论’主要存在于传播的业界与传播的控制者头脑之中，而并不见得就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准确地说，‘魔弹论’从一开始就是传播从业者与传播控制者的想象，这种想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拉斯韦尔、杜威、帕克、布鲁默和李普曼都没有脱离这种思想。支持有限效果论的学者们强调受众的主动性和传播的双向性，但在深层面上，他们还是更相信传播的强效果。这种观念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传播学主流的实用功能。作者最后指出，“把美国传播效果理论直接套用来解释中国的问题，却不反思其实用性与功利性的问题，不反思它有限的理论繁殖力，是不是也是导致本土学者急功近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呢？”[27]

传播政治经济学。这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被”发现。有的研究者认为，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化工业”的概念转变为“文化产业”，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不再强调宏大叙事的文化工业道德评判，而“开始面对文化产业自身的逻辑关系和结构性质，注重考察技术创新、社会分化和趣味差异所形成信息传播的离散趋势。”文化工业概念的转型，不但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得到充实，也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产生新的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由于接近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一现实更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揭示新的社会结构或权力赌注方面，具有新的价值和意义。[28] “亚文化”收编。这年关于传播学文化学派有多篇文章，其中关于伯明翰学派“亚文化”收编问题的文章有些意思。这里的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挑战主导文化的附属性质的文化形态。当亚文化自下而上开始传播之时，主导文化，从媒体、司法到市场，会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界定（贴标签），或遏制或散播或利用，将其重新安置、定位，导致其失去抵抗意义，进而被“收编”到主导文化中。研究者认为，收编亚文化主要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例如摇滚乐在市场化后逐渐失去锋芒，80后的另类作品泯然于大众，“馒头事件”后鲜有佳作，“山寨春晚”轰轰烈烈上演后无人喝彩地收场等等。作者还指出，亚文化本来就是在媒体和商品消费中形成的，它通过造成道德恐慌反而“暴得大名”，这本身也是其有意求之的市场宣传。在我国，每当某种亚文化出现，管理部门的干预、审查和禁令、主流媒体的冷嘲热讽、经纪人、文化公司、网络推手的活跃，等等，都可从中窥见亚文化收编的表征。[29] 传媒科技发展与时间观念变化。传播技术控制论学派较早地提出这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几年有一些零星的文章谈到，这年我国学界又有一篇文章涉及。作者认为，现代电子传媒技术和内容，建构了人类新的时间观念。新媒介的出现让钟表面临危机，因为小到手机、电话，大到电视、电脑，几乎所有电子媒体都具有计时的功能。广电节目时间表完成了时间参考标准的转化，对日常生活结构安排产生了结构性影响。现在新兴媒体的互动、个性化、即时的传播特点，颠覆了人们对时间形态的传统认识，真实时间与虚拟时间被混淆。[30] 多视角的符号学研究。这年的符号学研究，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的居多。有的研究者提出符号“巫术”的概念，认为“某种东西在我们内心所激发起的情感会自然地附加在代表这种东西的符号上”，而这容易导致两种符号崇拜现象，“一是符号‘巫术’崇拜，认为符号具有魔力，就像巫术一样能发挥作用，这是人类的智力发展局限导致的对符号作用的一种想象，主要盛行于原始社会；二是符号迷思崇拜，迷思把荒诞转变为自然与正当，这是人类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而有意把符号转变为‘魔术’，主要流行于消费社会。”[31] 有的研究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考察“口述”，认为其叙事的最大特征是声音与生动的面孔营造的一种独特的第一人称叙述情境。口述的第一人称叙事，往往比全知全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解说词具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以“我”的身份出现，昭示着讲述者与历史的亲密度。除了语言表达，还包括极具表现力的动作和表情。[32] 传播实务研究

这年关于传播实务的研究，话题较为分散，这里提及其中的两个话题。

广告如何改造所宣传的商品。这个问题已有无数的解释和技术表达，这年的一篇文章将其概括为“物的奇观化”，多少赋予了一些“理论”色彩。研究者认为，广告就是在受众的潜意识进行信息殖民。广告中的物品与现实的物品的差别就在于采用了“物的奇观化”（spectacle，或译景观、景象）。广告把实际物品转化成被人们记住的物品的奇观，把物品的实际内容抽空，留下一个躯壳，再将这个躯壳进行包装，放到广告中，使它进入一个奇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一些与实际物品不相干的意义。这是一个比现实还要现实、比美还要美、比真者还要真的模拟。这是一个观念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符号的世界，它使物品形象的重要性超越了物品本身。广告形象世界织成了一张意义的“景观”之网，受众或消费者生活在网中，乐在其中，感觉不到它的存在。[33] 受众评估广告效果的悖论。关于广告传播效果的调查已有很多，这年的一份这类调查给出的数据值得关注。研究者在我国东、中部五省市的六个城镇（从省会城市到乡镇）抽样2000名居民。他们认为广告对自己的消费及生活的影响以正面功能为主，这一结论说明，简单放大广告的负面认知，存在着偏颇。然而人们对广告社会效果的评价较低，广告存在较严重的信任危机，例如倾向不信任的比例超出信任比例1倍多，虚假、低俗、商业功利性太强等是几点重要的批评。显然，广告对受众消费及生活功能的认知与广告社会效果的认知不和协。鉴于这种情况，广告公信力将是未来广告发展的关键点。[34] 注释：

第五篇：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方法

新闻与传播学常用研究方法

一、逻辑方法

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研究，都必须依据逻辑，当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时，就更需要使用逻辑的方法。在逻辑方法中，定义法的使用很重要，它有利于保证论文沿着界定的含义，集中深入下去。一个研究者在做研究时，必须对其研究对象的概念作出界定，这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这种界定可以是下定义的方式，如果下定义苦难，也可以采用说明内涵和外延的方式，总之，要使读者明确你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种概念，这之后，读者可以看出你在论证时是否沿着这个意义走下去。

二、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新闻与传播学领域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其目的是弄清或测验文献中本质性的事实和趋势，揭示文献所含有的隐性情报内容，对事物发展作情报预测。是一种半定量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

（1）较为客观的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是一种规范的方法，操作规则十分明确全面，要求研究中根据预先设定的计划按步骤进行，研究者主观态度不太容易影响研究结果；（2）结构化研究：内容分析目标明确，对分析过程高度控制，所有参与者按事先安排的方法程序操作执行，结构化的最大优点是结果便于量化与统计分析。

（3）非接触研究：内容分析不以人为对象而以事物为对象，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没有任何互动，被研究的事物也不会对研究者做出反应，研究者的主观态度不易干扰研究对象，这种非接触性研究较接触性研究的效度高；

（4）定量与定性结合：这是内容分析法最根本的优点，它以定性研究为前提，找出能反映文献内容的一定本质的量的特征，并将它转化为定量的数据。

（5）揭示文献的隐性内容：内容分析可以揭示文献内容的本质，查明几年来某专题的客观事实和变化趋势，追溯学术发展的轨迹，描述学术发展的历程，根据标准鉴别文献内容的优劣。

内容分析法和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用内容分析法做出的研究成果不断呈现，如《媒体女性形象塑造与社会变革——<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人物形象的实证研究》；《新闻报道对房地产价格影响实证研究——以<新民晚报>房产新闻报道为例》；《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制作形态与传播观念的比较研究》；《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内容分析常见的形式有三种：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如研究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描述传播内容的变化趋势（需要分析若干年的样本，如研究我国10年来对环境保护的报道情况）；比较不同样本的内容特征（如研究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的情况）。

内容分析的操作步骤：（以《媒体女性形象塑造与社会变革——<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人 1 物形象的实证研究》为例）

第一步：决定研究题材，进行研究假说的设计（第一步确定研究《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人物形象的变化，并找出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步：抽样，通常采用随机抽样，包括简单随机抽样、等距随机抽样、分层随机抽样和多级随机抽样（对1956~2003年间的《中国妇女》杂志所出版的所有期刊（共352期，1967~1978年杂志停刊）进行抽样，鉴于操作上的可行性，研究者采用普查的方法，即抽取352期作为分析样本）

第三步：设计类目和分析单元，即决定统计哪些要素和使用何种单位（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设计了如下类目和分析单元：人物种族、人物年龄、人物职业、人物外貌、人物化妆程度、人物衣着、着装颜色种类、着装颜色数量、人物所处地域、人物活动场所、封面主题、封面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

第四步：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撰写报告

三、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根据一定的目的，通过搜集和分析文献资料而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有两种情形：

一、某些课题主要就是通过文献研究来完成；

二、文献研究在整个课题研究中是作为辅助性的研究方法之一。

研究者在查找文献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1）查找文献时，应注意做好既完整又准确的文献目录登记；

（2）在查找文献时，如果发现与你的课题相关的某种材料反复被很多篇文献引用，或者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目录书中，说明它非常有价值，值得重点查阅。

（3）查阅资料的同时，应将有用的信息记录下来，光读不记，是很难将所读化为研究所需要的东西。

（4）要尽量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目的就在于使资料尽可能贴近事实。

文献研究法的优点：适用于研究不可能直接接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纵向分析研究，尤其是研究发展趋势一类的问题；费用低、时间短、质量高；

文献研究法的缺点：获得的文献不一定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这些文献资料受一定历史阶段的限制，可能不完全或有选择的残缺。

四、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法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如《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就是田野调查的结果。

田野调查是一种亲历式的研究方法，主要运用观察、访谈和查阅有关资料的方法获得资料，然后进行描述，并结合描述进行适当的分析。

五、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是社会科学的典型方法之一，它是以客观的态度，通过对受众的系统提问，收 2 集并分析有关研究数据，以描述或解释传播现象及其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的步骤：

第一步：决定题材，分析理论和拟定研究假说（如《走近报摊——北京市报摊零售状况的抽样调查报告》）；

第二步：问卷设计，问卷是依据有关理论和假说而设计的，任何组成假说的自变数或应变数，均必须用一题或多题的问卷来表示；

第三步：选取样本：就是从成员总体中抽取一部分能够代表总体的样本，样本数最好是整个总体数的5%以上，但最少通常不得低于500个样本； 第四步：访问，分入户访问、电话访问或邮寄问卷等； 第五步：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撰写报告。

六、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就是以单一的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

个案研究的对象可以是某个人物，或是某个媒体，某个专版，某个栏目等等。个案研究一般是对研究对象的一些典型特征做全面而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可以用某一种方法，也可以用多种方法，如把观察法、访问法、问卷调查法等综合运用。

个案研究法的特点：

（1）研究对象的典型性：虽然个案研究的对象是个别的，但它绝不是孤立的。个别必定是整体中的个别，是与其他的个别相互联系的。个案研究随谈是对个别的人或物进行的具体研究，但通过个案研究可以揭示具体的普遍意义的规律。个案研究法的研究对象往往是按研究者对特殊问题的要求，在特定的范围内选取特定的对象，所选的研究对象应当具有典型性。（2）研究过程的深入性：个案研究的对象相对单一，这有利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多方位、多层面和多维度的研究。个案研究既可以研究个案的现在，也可以研究个案的过去，还可以追踪研究个案的未来，个案研究既可以做静态的分析诊断，也可以做动态的考察和追踪，研究内容越深、越全面，针对性就越强。

（3）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个案研究选题小，可操作性强，研究的结论具体可感，有利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新闻与传播业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借鉴的意义很大。

个案研究的基本程序包括以下三方面：

（1）确立研究对象：有效地选择研究对象十分重要，这关系到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有价值。

研究者应根据个案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确定在某一方面具有典型特征的人或事作为研究对象。（如我们以《南方周末》作为深度报道的研究对象）

（2）搜集研究资料：搜集全面的资料，是个案研究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尽量全面地搜集个案研究资料，有助于研究者对个案的历史与现状有一个比较完整、客观的认识。（3）分析与指导：资料搜集完成后，需要对这些材料加以认真的分析，并得出有关个案研 3 究的结论。

个案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特征形成、发展规律，在广泛地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对资料的加工，在加工资料的过程中，最为常用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分析和综合，分析与综合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个案研究的有效性。

个案研究法很适宜那些难以量化统计的，涉及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心理冲突等的事物的研究，同时也不排除在其某一个具体层面上进行量化。

个案研究法有利于详尽深入地进行某一事物的研究，因为它不仅有表面的观察，各种书面资料的收集，而且还有深度的探讨。（如台湾传媒对白晓燕被绑遇害的报道进行个案研究，可以探讨司法与新闻的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等诸多问题。）

七、比较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是确定对象间异同的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即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某种事物的客观现象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找出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及其特殊本质，力求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结论的方法。

比较法的种类大致可归纳为三类：（1）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纵比与横比）：

共时性比较：指同一时期事物的比较，强调的是从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中研究事物的异同，分析其原因，又叫横向比较。（如新华社新华网与美联社新闻网关于“布什访华”的报道的比较研究）

历时性比较：指比较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内的发展变化。它强调的是事物的发展过程，按时间序列的纵断面展开的研究，以动态观点来研究现状，从而揭示其历史演化性，以弄清其发展的来龙去脉，也称纵向比较。（如1980年、1988年、1997年这三年7、8、9月份《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报道，从数量和内容上进行比较，看舆论监督有什么发展。）（2）同类比较与异类比较研究（类比与对比）：

同类比较：是比较两种或以上同类事物而认识异同点的方法，同类相异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事物发生发展的个性，同类相同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事物发生发展的共性。

异类比较：是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性质相反的事物或一个事物的正反两面，而发现异中之同，找出其同规律的方法。这种比较的特征是反差大，效果显著，有利于鉴别和分析所比较的客观事物。

（3）定量分析比较与定性分析比较（量比与质比）：

定量分析比较：是对事物属性进行量的分析以判断事物发展变化的比较方法；

定性分析比较：是指通过事物间的本质属性的比较来确定事物性质的比较方法。

运用比较研究的步骤是：

第一步：选定比较主题。其基本含义是：根据研究课题确定比较的内容，限定比较的范 4 围，并按比较主题统一比较标准。这一步是进行比较的前提，也是比较的依据和基础；

第二步：广泛搜集、整理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法，尽可能客观地搜集研究课题的有关资料，并根据课题目标对资料进行梳理、分类、归纳；

第三步：进行比较分析。这一步是比较研究的重要环节，这一过程必须是对搜集、整理后的资料进行诠释、分析和评价；

第四步：得出比较结论。这里的结论自然是指通过论证后所得出的结论。

运用比较研究的基本要求：

比较的对象应该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同一范围、统一标准、条件相同（即注意事物之间的可比性）；

比较要从多方面进行，反复进行，切忌片面，单一（即注意比较的广泛性）； 比较不但要比较事物的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比较事物的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作出比较的正确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