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评选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第一篇：人民法院报评选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人民法院报评选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2015-01-06 来源：中国法院网

由人民法院报编辑部评选的2014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今天推出。这十大案件均为人民法院报2014年所报道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为社会公众高度关注、案情疑难复杂、审理难度大，以及审判结果有重大突破或借鉴作用的刑事案件。这十大刑事案件的评选，对2014年度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刑事案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了一次认真的梳理，展示了人民法官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过依法审判刑事案件，为促进依法治国、纠正冤假错案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一：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再审案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该院原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以原审判决和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

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2014年12月15日，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而宣告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冤案得以昭雪，的确大快人心。随之，此案追责程序也启动。包括本案在内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让我们对国家法治的进步感到鼓舞。在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对于此案的深刻反思是十分必要的。

人民法院在这一案件中表现出来的直面错案、敢于纠正的行为值得肯定。从现有公开资料来看，内蒙古高院认定原审判决和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正确的。本案中，“真凶”赵志红出现并指认、供述当年犯下罪行，一连串的证据材料被挖掘出来，而呼格吉勒图当年有罪供述的所谓“铁证”不攻自破。随着内蒙古政法系统追责程序的深入进行，当年如何造成这一冤案的原因也就更加明晰。

随着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在刑事司法领域，为了防止类似本案的错案再次发生，应当做好以下工作：（1）司法理念的变化。既要有勇于直面错误、纠正错案的决心，同时又要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确保侦查、起诉案件之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2）努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协调法院与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工作关系，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制度，构建合理的追责标准和可行的办案责任制，排除不当因素对司法裁判的干扰；（3）将建立健全成熟、完善的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摆上改革日程，同时，还需要健全国家赔偿制度，多重机制共同保障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二：昆明“3·01”严重暴恐案 2014年9月12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3·01”昆明火车站严重暴恐案一审宣判，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依斯坎达尔·艾海提等3名被告人死刑，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以参加恐怖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帕提古丽·托合提无期徒刑。

点评：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 赵秉志

暴恐犯罪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犯罪问题，依法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定和公共安全。不可否认，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暴力恐怖事件滋生的土壤，但暴力恐怖活动无论以何种名义出现，其肆意践踏生灵、侵犯无辜者的生命的行为不仅有违道德，更触犯了法律，必须予以严厉打击。同时必须强调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恐怖活动犯罪。

在“3·01”昆明暴恐案件处置过程中，民警依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相关规定，当场击毙4名暴徒；事件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规定，采取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救治受害人员，恢复铁路运营秩序等应急处置措施，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恢复社会秩序；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相关司法机关依法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特别是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综合案件相关情况正确定罪量刑，并且鉴于被告人帕提古丽·托合提在羁押时已怀孕，依照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不适用死刑。在庭审过程中，法院为各少数民族被告人聘请了翻译，依法保障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并且指定律师出庭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供述和辩解，司法机关依法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司法的公平正义，也彰显了我国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

逝者如斯！“3·0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件带给我们的伤痛并未远去，如何从根本上防范暴恐案件值得我们反思，希冀以相关案件为契机，促进我国反恐法治的进一步完善。相信随着统一的反恐怖法、刑法修正案

（九）的出台，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我国的反恐法治事业必将会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三：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

2014年11月2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张帆、张立冬、吕迎春等涉邪教故意杀人案作出二审宣判，裁定驳回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的上诉，维持原判；对维持张帆、张立冬死刑判决的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洪道德

故意杀人案件在我国时有发生，并不鲜见。招远故意杀人案之所以举国轰动引起民众社会高度关注，是因为凶手的杀人恶念来自于“全能教”的教义和组织的发展。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宗教和邪教却有本质上的区别。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歪理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邪教大多是以传播宗教教义、拯救人类为幌子，散布谣言，且通常有一个自称开悟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教主，以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控制群众，一般以不择手段地敛取钱财为主要目的。简而言之，邪教除了不具有合法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教义漠视人的生命，掠夺他人的财产。招远故意杀人案充分地表现出邪教的危害性。

我国刑事法律对邪教组织及其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从重处罚。特别要注意的是受邪教教义的蛊惑，邪教徒的犯罪具有疯狂性，表面上看与精神病人的危害性行为具有相似之处，而实际上是有本质区别的。绝不应当把邪教徒的疯狂行为视为精神病人无意识、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人，而不以犯罪论，不予处罚。相反，对于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邪教徒的犯罪，应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四：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受贿案

2014年10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张曙光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历时两年多的“张曙光受贿案”在公众的关注中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个号称“中国高铁技术第一人”的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因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继刘志军之后又一个铁道部落马的高官，也是我国在反腐工作上的又一大成果，同时，本案也再次对我国当前的反腐机制敲响了警钟，引发对预防腐败机制的反思。张曙光的涉案时间跨度从2000年至2011年，期间多次受贿，问题在于，我党一直在着手构建反腐败的机制，并且一直在加强反腐败的力度，为什么在这11年中张曙光的受贿行为没有得到查处呢？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的反腐机制整体存在着“软化”的问题，当前的反腐机制较为零散，而没有形成健全的反腐制度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重申了反腐败的问题，指出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强化权力的监督和运行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这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未来反腐败工作的重心是要试图构建科学、健全的反腐败机制，将腐败犯罪的预防和腐败犯罪的惩治体系化，使得我国的反腐败工作走向制度化、法治化。具体言之，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和党纪党规，还要着手建设一支高效、法治的反腐队伍，整合反腐败的各方力量，促进纪检、行政监察的反腐和检察机关反腐的协同，在明确各方职责的基础上，发挥检察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只有制度化的反腐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犯罪的发生，防止下一个“张曙光案”的出现。

五：福建终审宣判念斌无罪案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公开宣判念斌投毒案。法院认为，原判认定的念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念斌所犯罪名不能成立，依法作出念斌无罪的终审判决；念斌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顾永忠

“念斌投毒案”应当是2014年刑事案件中受到社会关注度之高、之久仅次于“呼格案”的一个案件。念斌在长达8年的诉讼过程中，曾四度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直到2014年8月峰回路转，被福建高院宣判无罪，真可谓九死一生！

社会关注“念斌投毒案”，不仅是因为该案戏剧化的诉讼过程和结果，而是透过该案，人们在思考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同时也感到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是有希望的！近年来，没有哪一个案件像“念斌投毒案”如此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司法公信力，也没有哪一个案件像“念斌投毒案”如此强烈地张扬着我们的司法公信力！

“念斌投毒案”的曲折反复和柳暗花明，使我们由衷地对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大加肯定：一是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重大举措。试想：“念斌投毒案”如果没有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而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发回重审，念斌的生命今天还存在吗？二是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的大修改。它强化了庭审功能，要求重要的证人、鉴定人都要出庭作证，还增加了“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出庭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规定。正是有了这些规定，才在该案最后一次庭审中发现了案件事实和证据存在的严重问题，法院断然作出念斌无罪的判决。三是司法机关对律师辩护权利的保障、辩护意见的重视以及该案律师们无私、无畏、专业、敬业的奉献精神！

六：首起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2014年8月8日，我国首起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彼特·威廉·汉弗莱、虞英曾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及驱逐出境、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点评：《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 刘桂明

从本案的发生与审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识：信息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否，绝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事关公民安全、法律尊严、社会稳定的大事。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当下社会的两个矛盾与纠结：

一是个人信息保护与泄露之间的如何偏重？在网络时代，一边是形势越来越明显的“透明社会”潮流，一边又是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常常难以保障的现状。通过本案的审理，我们看到，作为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无形财产”，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一种人权，个人信息的保护乃至防止商业和公权机关的滥用已经刻不容缓。在本案中，被告人除了非法向他人购买，还使用了跟踪、监控或冒充公司员工、客户、投资者甚至快递员的身份秘密走访、偷拍等五花八门的非法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严重地侵害了他人个人信息安全的权利。

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从2005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启动立法程序，到2008年该法草案呈交国务院乃至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并未列入立法规划，从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生效，使“纸面之法”开始向“生活之法”的转化，到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

（七），使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的犯罪惩治开始进入司法实践，从而说明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开始步入正确轨道。二是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如何平衡？现在，一边是普通人越来越“透明”，一边却是许多本该更透明的领域还在灰幕之中。如果任由公民个人信息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人解密、买卖，何来安全、自由和人权？由此可见，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其实更加重要。其中最为至关重要的是，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基础配套设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必要尽快从幕后走向台前。

对于政府信息来说，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那么，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来说，保密永远是原则，公开则只是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案的审理颇具标志意义。

七：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2014年7月14日至19日，湖北高院分别在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刘汉、刘维二上诉案。2014年8月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刘汉、刘维上诉案，认定刘汉、刘维所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罪行极其严重，数罪并罚，对刘汉、刘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点评：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 赵秉志

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都需要有力的法治保障，依法惩治违法犯罪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包括黑社会性质犯罪等在内的严重刑事犯罪影响我国社会发展与人民平安，必须依法予以有力有效的惩治。

广受关注的刘汉、刘维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等罪案在一审、二审的过程中，以犯罪事实为依据，以刑法相关规定为准绳，以充分、确凿的证据认定犯罪，并综合各种情节裁量刑罚，定罪量刑严格贯彻了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贯彻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和共同犯罪的罪责规范；并通过异地审判、分案审理、公开审理、辩护权保障等措施，体现了公正审判，彰显了我国司法的文明进步。该案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依法严惩涉黑有组织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的政策精神，是依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典型法治事件，有助于树立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八：“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案

2014年4月17日，秦志晖（网名“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诽谤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点评：《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 刘桂明

“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一案之所以值得总结与思考，是因为本案使全社会非常清晰地认清了两个问题：

一是言论自由的底线与边线。所谓言论自由，是一种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或通过其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这是法律赋予每个人说话的权利。用时髦词汇说这是一种诉求表达，用法律语言讲这是一种言论自由。但是，法律同时又规定，这种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必须受到一些限制。如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另外还必须考虑到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道德等问题。换句话说，你的言论自由不能妨碍他人的言论自由权利，否则你就跨越了法律的边线；你的言论自由也不能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权利，如此你就突破了法律的底线。

“秦火火”为了博得“名望”、吸引眼球，不惜一次次突破法律的边线与底线，制造传播各种谣言，扰乱网络秩序。正是由这些“秦火火”们的误导所引起的激情和愚顽，将网民引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场景乃至非理性的状态。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将自己的影响力转换成自己的私利。“秦火火”的结局进一步说明，网络言论如果跨越法律边线，就有可能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如果越过法律底线，则就面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现实（其中至少可能涉嫌三种罪名，即侮辱罪、诽谤罪、诬告陷害罪）。

二是社会监督的质疑与造谣。所谓质疑，可以理解成怀疑的言论表达。在一个理性社会，任何人都有怀疑的权利，也有怀疑的自由。由此可见，质疑实际上就是一种言论自由。但是，造谣就不是言论自由。顾名思义，造谣就是或捏造、或虚构、或散布某些并不存在的事实。

“秦火火案”是2013年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行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第一起依法公开审理的典型案件。其典型意义就在于在面对诸如“7·23”甬温线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时，网民可以对善后处理进行质疑，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加强社会监督。但是，“秦火火”为了利用热点事件进行自我炒作，以虚拟微博账户编造并散布虚假信息，对事故善后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良影响。显然，他以谎言将公众从质疑的边界绑架到了造谣的禁区。我们知道，到了造谣的禁区，谁都无法避免被处以“点球”的处罚了。

可见，从怀疑到质疑，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正确表达；但从质疑到造谣，却并非一步之遥。

九：浙江温岭杀医案

2013年10月25日，被告人连恩青因对治疗效果不满意，闯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持刀行凶，致一死一重伤。2014年4月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温岭杀医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驳回被告人的上诉，维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连恩青的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顾永忠

在2014年的刑事案件中，“浙江温岭杀医案”无疑是一起令人心情最为沉重的案件。因为这是一起发生在遭受疾病折磨寻求解除病痛的病人与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护士之间的人间悲剧！对于“病人”，无疑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会给予同情，但对于采用如此残忍手段杀害为他治过病或没有治过病的医生、护士的“凶手”，人们则产生极大的不解和愤慨。对于该案受害的医生、护士，人们为他们遭受如此不幸，为他们的家庭遭受如此打击而唏嘘不已。透过该案的发生，人们更为无数个不分昼夜、辛勤工作、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的生命安全揪心、担忧。

因此，司法机关对该案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被告人的杀人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其危害后果不限于已造成一死一重伤的极其严重的直接后果，而且还造成极其严重的间接后果：它给成千上万的医生、护士及其家庭造成严重的心理恐惧。在此情形下，医生、护士们又怎能集中精力治病救人，又何以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反过来，这势必又殃及无辜的病人、家属，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这样看待本案的社会危害程度，就不难理解这是一起“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被告人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当属罪有应得。

但是，刑法及其刑罚不是万能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限的。只有我们的国家、社会以及我们每个人真正能够尊重他人、尊重病人、尊重生命，构建起新的医患关系和人际关系，才能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十：贺江水污染系列案首案

2014年3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对贺江水污染事件系列案首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贺州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原支队长黄强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万元，对其退出的2.4万元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洪道德

水、空气、阳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元素。在当今社会，水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物资，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安全。这里说到的水是指能够被饮用、灌溉、生产的，受污染的水是一种毒水，水一旦受到污染，不仅不能造福人类，反而会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和国家安全的罪魁祸首，因此确保水资源的安全是我国刑事法律的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安全清洁的水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但是水资源的污染现象却越来越普遍。我们不可能通过放弃经济发展、降低生活水平来减少对水资源的需求，只能在合理需求的基础上，要求有限的水资源不受污染。

本案实例告诉我们，人为造成水资源大面积污染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经营厂家将有毒废水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另一方面，对水资源监管负有职责的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为贪污受贿、地方保护或者玩忽职守而没有正确有效履行职责。我国刑法专规定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严重破坏环境的危害行为予以严惩；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构成犯罪的，刑法也有相关规定。这就从排污主体和政府监管两方面惩治环境污染行为。

本案中，黄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且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当利益，致使为汇威厂违法发放了排污许可证，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理应受到严厉的刑事制裁。

第二篇：2010人民法院十大关键词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关键词

关键词：

三项重点工作

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以后，最高人民法院马上部署落实，号召全国法院积极投身于三项重点工作的实践中。2010年4月，在最高人民法院于延安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从强化能动司法、强化审判管理、强化司法民主等10个方面确定了三项重点工作和人民法院工作的主要结合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切实贯彻落实这一部署，把三项重点工作与审判执行、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基层基础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很多新方法，积累了很多新经验，取得了很多新成就。

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 李 林

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正廉洁执法，是2010年我国政法战线的中心工作和战略任务。把“三项重点工作”一词列为人民法院2010十大关键词之首，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它在政法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实践证明，紧紧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是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正确决策。一年来，人民法院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政法工作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三项重点工作的重大意义，紧密联系人民法院改革发展的实际，从10个方面把人民法院工作与三项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大胆改革，努力创新，不断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绩。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化对三项重点工作的认识，有两点需要特别提及。一是关于三项重点工作之间的关系。从人民法院职能角度来看，社会矛盾化解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社会管理创新是人民法院在新形势下工作思路和工作机制的重大调整，公正廉洁执法则是人民法院能动履行司法职能的伦理要求和根本保障。三者环环相扣、彼此衔接、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手段与目的、方法与结果之间的依存关系。二是关于社会矛盾化解。从系统论来看，社会矛盾化解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既需要采取思想工作、道德教化、法制宣传、政策应对、立法调整、执法解决、司法救济、社会参与、个人守法等多种方法，标本兼治地解决社会矛盾问题，也需要采取资源跟进、访贫问苦、帮弱助残、扶危济困、排忧解难、雪中送炭、法律援助等应对措施，以解决当下急迫的社会问题。人民法院依法履行职能，公正廉洁地能动司法，积极主动地大调解，“5加2”、“白加黑”地执法办案，只能从一个重要方面化解某些社会矛盾。事实上，有人类社会就有社会矛盾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彻底消除社会矛盾，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把社会矛盾消弭或化解到最低程度。社会矛盾化解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只要全部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切实负起责任来，全社会都真正行动起来，所有制度安排都充分合理且有效运转起来，主要资源配置都有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政法机关深入有效地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社会矛盾的化解无疑将会走上法治化、规范化的道路。

关键词：

能动司法

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继续坚持能动司法，高度关注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针对灾后重建、校园安全等出台了专门的司法文件。各地法院针对本地的实际情况，也积极发挥了能动司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例如上海高院组织开展“服务保障世博、公正廉洁司法”活动，成立世博法庭和专项合议庭，对涉世博案件实行指定管辖、集约审理。浙江高院出台《关于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保障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 李 林 能动司法在2009曾入选人民法院的十大关键词之一，能动司法连续两年跻身法院系统的十大关键词，通过网络“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448万篇。可见，能动司法一词的司法关注度、学术关注度和社会关注度，都是极高的。

能动司法为什么受到高度关注？从司法实践角度看，能动司法的提出，或许意味着我国司法改革思路从消极司法、被动司法向积极司法、主动司法的转变，要求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职能，积极介入解决金融危机应对、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稳定维护、公民权利保障等问题，以充分体现我国司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司法为民的本质特征，不断适应和满足转型期民众和社会对司法的新期待和高要求。从法学研究角度看，我国法院提出的能动司法，既不同于肇始于美国的司法能动主义，又颠覆了长期为我国法学界所接受的消极司法知识体系的基本逻辑。于是乎，有关能动司法的各种评价纷至沓来，褒贬不一，见仁见智。从社会大众角度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全部国家机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消极司法也好，能动司法也罢，关键要看其作用和实效怎样。能够保障公

民权利、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就是民众和社会需要的司法，就是好的正义的司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动司法作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新生事物，在过去两年多的司法实践中表现不俗，未来将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继续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

关键词：

以党建带队建

中央部署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以来，全国各级法院把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和法院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审判，确保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开展了主题党日活动、民主生活会、岗位建功等活动。北京高院将党性教育贯穿青年法官培养全过程，要求青年法官先到基层实践锻炼。广西高院要求全区法院“远学陈燕萍、近学文惠新”，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找差距、抓提高。云南高院制定了《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责任考核细则》，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的管理和考核。

点评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蒋惠岭

党章在总纲中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那么，为什么要搞党的建设？为什么要在法院系统搞党的建设？这绝不是一个形式意义的答案如“落实中央部署”所能回答的问题。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人民能够通过司法制度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正义。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体现，当然也是党的根本利益的体现。初看起来，党的建设与公平正义之间存在很多环节，可能需要多次连接、转换才能使两者“血脉相通”。不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党建的重要目的是让人民获得公平正义。因此，党建的目标设定、指导思想、步骤环节、方式方法、具体措施，都必须与司法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平正义联系起来。只有这样，党建才不至流于形式。

党建主要还是思想政治组织方面的建设，所指向的对象是人，是司法队伍，是法官。提高队伍的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长期以来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因此，把党建的着力点放在队伍建设上，是两种力量的契合。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提高能力，改进司法作风，保持司法廉洁，再通过能力、作风和廉洁去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这就是2010年人民法院“以党建带队建、以队建促审判”的真谛。脱离了这一最终目标，党建将难以成功。而党建不能成功，司法也难以有所作为。

关键词：

司法核心价值观 在2010年“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明确提出人民法官应树立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最高人民法院8月上旬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把弘扬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作为法院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各级法院加强了对司法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教育与实践，将司法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之中，切实联系法院工作和队伍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通过开展教育培训，开展特色实践活动，引导法官明辨价值追求上的是非荣辱界限，树立应有的司法良知和职业道德。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司法是在一定价值观支配之下进行活动的。无论是否有意识追求某些特定的价值，司法都离不开各种价值的选择和实现。司法涉及许多价值，诸如秩序、自由、公平、效率等，这些散若未串之珠的价值共同构成司法的价值系统，其中具有统摄性、主导性的价值，就是核心价值。尽管其他价值都各有各的存在的“价值”，但就整体来说，核心价值是主要的精神磁石，明确这些核心价值，会让司法行为在明确的核心价值观的支配下完成预期的司法任务，满足公众对于司法的预期。

将哪些价值定为人民法院的核心价值，既取决于法院作为裁判机关的共性，也取决于我国法院的人民性。人民法院提出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其中公正是法院的立身之本，世界各国法院无不奉此为圭臬。正义与公正可以互相替代，有的国家直接将法院称为“正义院”，“司法”一词就是“司正义”的意思。可见，公正对于法院来说真可谓命脉之所在。廉洁是实现公正的条件，也是司法获得公信力的前提。不贪不渎的司法，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权威。司法为民，点明我国法院服务的方向，这是亲民政治在司法领域的反映，是司法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之所在。

这一核心价值观，不是一句宣传口号，必须沦肌浃髓，深深融入司法人员的意识之中，成为司法活动的指南。在司法活动中，对自己办理案件涉及的价值了然于心，能够有意识地加以选择，可以更好、更明智地实现那些值得追求和维护的价值。人民法院的核心价值观的确定，有深意存焉：让司法人员避免精神流浪，使他们握有精神罗盘，寻找到实现正义的最佳路径，完成人 民赋予法院的使命；也可以让民众了解人民法院的意识构造和精神追求，对司法产生深度信赖，进而使国家减少社会治理的成本。

关键词：

调解优先

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要求全国各级法院牢固树立调解优先理念，进一步发挥调解结案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一年来，全国各级法院贯彻落实“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完善调解工作制度，抓好调解重点环节，规范调解行为，创新调解制度，完善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推动建立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相衔接的大调解格局，努力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1至11月，全国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调撤率达到65.67％。

点评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 徐 昕

调解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据核心地位，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调解具有自愿性、自治性、民主性、简易性、灵活性、实用性等特征，有利于和平、彻底地一次性解决纠纷，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缓解和消除社会矛盾。多年来，法院通过调解有效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调解优先”指优先采取调解手段，并不意味着调解优于审判。调解和判决，是法院处理案件的两种基本方式。选择哪种方式处理案件，要看哪种方式更有利于解决纠纷，更有利于化解矛盾，更有利于实现“案结事了”。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依照法律能够调解、根据案情可以调解、按照矛盾冲突的特点调解处理效果更好的，应选择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如果依法不能调解，或者根据案情不宜调解，或者以判决方式更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应当选择判决方式。调解重在和平解决纠纷，审判重在规则之治。“调解优先”与“调判结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调解优先”是步骤，“调判结合”是手段，两者皆服务于定纷止争、实现公正之目的。优先考虑调解，“调判结合”，定纷止争，实现公正，才是该原则的应有之义。

目前，“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在实践中也出现一些偏向，个别法院为追求“政绩”，将“调解优先”推到极端：调解被简单地与“和谐”、“为民”相等同；重复调解、久调不决、强迫调解等情形时有出现；有的法院甚至宣称创造了“零判决”。这些都是违背“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基本精神的，不仅不能有效化解矛盾，还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对此，我们应当引起警惕。

关键词：

审判管理

2010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江西井冈山举办了全国大法官审判管理专题研讨班，王胜俊院长深刻阐述了创新和加强审判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审判管理的任务目标以及开展审判管理应当坚持的原则、应当处理好的关系。各地法院贯彻会议精神，落实有关措施，结合各自实际创新和加强审判质量管理、审判效率管理、审判流程管理、审判层级管理、审判绩效管理，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建立案件管理平台，完善案件流程管理，加强审判绩效考评，引导广大法官不断提高司法水平。2010年1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正式成立。

点评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 徐 昕

人民法院三个五年改革纲要都明确提出完善审判管理机制。多年来，地方法院积极探索。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审判管理办公室，表明完善审判管理进入新阶段。期待该机构积极总结和提炼审判管理经验，尽快制定操作规程。审判管理涉及审判流程、质量、效率、绩效管理，以及审判行为的指导、监督等方面。尽管具有管理的属性，但审判管理应服务于审判功能的发挥，所以也可理解为“审判服务”。但长期以来，审判管理存在部门衔接不畅，审判事务分流低效、处理不及时，考核评价体系极不合理等诸多问题，特别是管理的行政化现象严重。司法行政化导致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混同，独立审判与审判管理的界限模糊，有损程序公正。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审判权配置的不合理。因此，完善审判管理必然涉及审判权的优化配置。而优化审判职权配置，也适合从审判管理的完善入手。

审判管理纵向涉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横向涉及法院内部不同机构和人员之间的职责划分，故其关键在于合理界定职权，建立以审判权为中心、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制约平衡的法院权力结构，形成配置科学、运行顺畅、公开透明的司法工作机制。具体措施，诸如，设立专门的审判管理机构，明确职责，特别强调以服务审判为目标；突出法院的司法职能，弱化行政职能，减少非审判岗位的人员，实现审判资源的有效整合；建立科学的审判质量等考核评价体系，改革错案追究制，实现对司法行为的良性激励；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等。这些改革任务相当艰巨，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于法院自身，因此，只要法院系统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定决心，完全有可能完善审判管理，优化审判职权配置。

关键词：

量刑规范化

2010年8月31日，千人以上规模的全国法院量刑规范化培训班在河北香河隆重开班。9月16日至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了全国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会议。从10月1日起，全国法院全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试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两个文件。各级人民法院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把量刑规范化改革作为提高办案质量和水平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统一思想认识、把握改革内容的基础上，加大调研力度，创新工作方法，细化执行标准，组织法官培训，确保量刑裁量尺度清晰可见，量刑结果有据可验。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卫东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各项工作中，量刑程序改革可以看作是刑事诉讼程序方面最为引人关注的一项举措，量刑程序及实体量刑指南两项改革探索，在我看来，最高人民法院投入的精力、物力之大，具体改革方案的谋划、推进工作之审慎、全面，是近年来司法改革进程中所罕见的。经过近三年的上下努力，量刑程序改革方案最终得以初步确定并开始在全国加以推广、试行，这是我国刑事审判程序近年来不断改革、创新的一项重要成果，尽管在量刑程序方案的选定上、在具体的试点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不少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毋庸置疑的是，此项改革开启了我国量刑程序乃至刑事审判程序新一轮改革的大幕。定罪问题与量刑问题之间的差异与区别处理已经成为实务界与理论界的共识，而这一共识的达成将会促进未来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的进一步完善。量刑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事项开始为实务界所考虑，不仅仅有助于实现量刑的公开性与参与性，更重要的是其体现了刑事审判程序的进一步精细化，并为未来刑事审判模式的调整与改革提供了契机。

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部分地体现了刑罚的目的正在从报应刑观念走向促进被定罪人回归社会，从关注人的行为转向对人的关注，后者正是现代刑罚理念的重要体现。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也体现了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两项审判任务的差异，体现了对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两部分内容本质区别的深刻认识。

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是改革的良好开端，但绝不应当成为改革的终点，随着实务界对新的量刑程序的认识与操作不断熟悉，随着人们对量刑问题独立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于不认罪案件实行隔离式的绝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应当成为下一步改革努力的方向。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来看，绝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将会与我国适当分离定罪主体与量刑主体的裁判模式的改革相得益彰，而后者恰恰是未来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中实现司法的公众参与，提高司法的可接受性等重大改革目标的必然步骤。

关键词：

法院文化建设 2010年7月5日，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在浙江宁波召开，王胜俊院

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召开的全国法院文化建设工作会议。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命名首批40个“全国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8月上旬，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号召全国法院营造崇尚学习、积极进取、特色鲜明的文化氛围。各地法院紧紧围绕司法核心价值观，结合本院优良传统、当地文化特色、法院工作和队伍实际，把加强司法职业修养和树立良好职业形象作为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开展法官宣誓活动、组织法院文化活动、创新法院文化载体等形式，掀起了文化建设的高潮。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法院文化，是一个弹性既大、容量也大的词，内涵十分丰富。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成因纷繁复杂，发展历程又悠远绵长，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既具有历史感也具有时代感的高尚文化的一部分，尤其在法治成熟的社会，法院文化与崇尚法制、信赖司法、保障自由、实现公道联系在一起，法院文化成为受到社会尊崇的文化。从现实的角度看，文化有修身、治心之功用，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存在和发展，必然受到这种文化的熏陶，形成与之同化的现象。在我国，“文化”早有“教化”之意，素为我国所重，如今全国法院文化建设正方兴未艾，文化的涵养精神、塑造品格的功效正在显现。

“文化”成为我国司法的一个热词，不是没有原因的。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的各种物质条件得到改善，精神层面的品格塑造、观念转变也需要跟上，法院文化建设的口号也就顺理成章地提出来了。各地法院注意挖掘本院优良的司法传统，接上历史文化的脐带，从一城一邑的法院发展历程中汲取营养，培养司法人员的历史使命感和职业自豪感；不少法院将当地文化特色引入法院文化培植上，借东风，行春雨，使法院的精神风貌悄然改观。法院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易见速效的，是表现于外的物质文化，但法院文化的重心所在，是精神文化层面，加强司法职业修养、确立公正司法品格、呈现良好职业形象，才是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我国司法人员郑重于司法职业应有的尊严，以司法官的气节相尚，公正行使手中的权力，共同维护司法公信，这些都关乎法院文化涵养之功。9 关键词：

院长培训

从2009年9月1日开始到2010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成功举办全国中基层法院院长“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培训班12期，3622名院长接受培训。这是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史上以培训规格高、参训人数多、持续时间长、培训管理严为突出特色的重要专项教育培训活动。培训内容涉及党性修养、司法能力、法院管理及司法改革、队伍建设、司法廉洁等各个方面。培训期间，王胜俊院长亲自修改、审定教学方案，并且先后给培训班授课5次。在12期培训中，共有11位院领导为培训班授课48次。此外，培训班还邀请中央相关部委领导就宏观经济形势、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宗教问题等作了专题报告。

点评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 蒋惠岭

如果对一个法院的工作进行评价，人们通常会说“某某当院长时的法院如何

如何”。

可见，对一个法院的工作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对院长的评价。当一个好院长和当一个好的办案法官的要求有重大不同。除了法官的基本条件外，一个院长还要有更高的政治水平、更远的战略眼光、更强的协调能力、更多的人文关怀。

中国的法院院长与其他国家的院长也没有太多可比性。美国各个法院的首席法官没有义务向国会或州议会报告工作，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院长每二三年轮流坐庄，欧洲国家的院长办案也只能比普通法官少50%左右，多数国家的院长对法官的审判工作不承担监督指导职责……而中国的法院院长什么都要干，而且无论是政治指导、司法业务、思想工作、行政管理，什么都要干得好，最后还要作为全院各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承担责任。所以，抓院长的培训，算是抓到了关键。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如果能有一个合格、称职的法院院长，这个法院的整体工作水平就有了保障。对培训效果最有说服力的评价不仅要看培训班进行期间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要看今年、明年甚至更长时期的法院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次培训。相信未来的事实会证明这次培训是成功的。

关键词：

审判白皮书

2010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9）》。报告3万余字，图文并茂地展示了2009年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进展与成效。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建院以来首度发布工作报告。一年来，全国很多法院都以审判白皮书的形式发布报告。4月8日上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开发布系列审判白皮书，白皮书涵盖劳动争议、房地产、知识产权、破产、金融以及商事仲裁六大领域。4月26日，重庆高院发布系列白皮书。11月15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南京法院司法民主建设白皮书》。全国法院的审判白皮书已经从尝试走向规范化和常态化。

点评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 徐 昕

最高人民法院首度发布工作报告，部分地方法院发布各类审判白皮书，是司法公开的一个重要体现，有助于民众了解法院及审判情况，进而认同、信任和支持法院工作，加强司法与民意的沟通，提升司法效果和司法公信。同时，审判白皮书还具有法制宣传等功能。

撰写和发布审判白皮书应极其慎重。因为这项工作决非易事，审判白皮书不只是列举统计数字，而涉及法院及审判的分析与评估，因而需要整体观察、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撰写者应具备相当的法律和政策水平。

同时，作为一项社会影响较大的司法公开机制，审判白皮书必须坚持客观性和全面性，不能只谈成绩不讲问题，不能只列数字不说案例，不能对数据进行选择和技术处理，不能避重就轻，更不能自吹自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搜索功能极其强大、信息传播日益发达的“微博时代”，审判白皮书的任何瑕疵都有可能适得其反地被放大为影响司法公信的不利因素。

发布审判白皮书本身并非目的，而是提升司法公信的手段。审判白皮书的读者既包括政府官员，也包括普通民众。现在，很多法院将审判白皮书通过媒体公开发布，相对于曾经只提供给党政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做法，是司法公开的进一步深化。

相信这样的举措不仅有助于推动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水平，也有利于促进全社会法治意识的提高。

第三篇：2010人民法院十大经典案件（范文）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1-1-6 9:11:15 来源：人民法院报

本报评出2010十大典型案件

本报北京1月5日讯（记者 韩 芳）由本报编辑部首次评选的2010十大典型案件今天与读者见面。这十大案件为本报2010年刊登的，相对而言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为社会公众所关注；案情疑难复杂、审理难度大；审判结果有重大突破或借鉴作用的典型案件。

这十大案件分别是：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南京副教授聚众淫乱案、河南平顶山9·8矿难案、谢晋遗孀诉宋祖德侵害名誉权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广东中谷糖业破产重组案、罗彩霞维权案成功和解、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敛财数亿案、上海泰梦公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十大案件的评选，力图对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各类案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一次认真的梳理，以展现人民法官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过依法审理、执行的刑事、民事、商事等案件，为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所做出的努力。

应本报之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杨立新、刘俊海，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黎宏，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祥分别为这十大案件做了精彩点评，对十大案件的典型意义和重大影响予以深刻诠释。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①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

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4月1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文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文强提出上诉。5月13日至14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二审文强案，并于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原判。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重庆高院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文强被依法注射执行死刑。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文强案的审结不仅是重庆2010年“唱红打黑行动”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国扫黑除恶行动史上值得重抹的一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本案主角的文强，是我国迄今为止所惩处的级别最高、角色冲突最为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如果单就被惩处的贪腐官员的级别而言，文强不会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在他之前，更高级别的落马官员并不在少数。但是，作为主管我国西南地区最大城市的社会治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在长达十三年的任期内，在充当功勋显赫、威震一方的百姓保护神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干着收黑钱、充当保护伞的勾当；从被抓的当初，疯狂叫嚣：“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到临终前老老实实地教育儿子“好好做人、不要埋怨社会”。如此这般与主人公身份和一贯做派完全相反的呈现，所折射出来的非凡的戏剧性效果，难以不让人侧目。

文强案显示，我国的扫黑除恶行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尽管各地也在实施打黑行动，挖出了一些背后的保护伞，但都是一些所谓的小官员，而很少涉及更大、更深的背景。

此次重庆打黑，挖出了一批“光彩照人”、尚在高位的高级官员，着实显示了当局打击黑恶势力的气魄和决心。

② 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

北京律师李庄在担任重庆涉黑团伙主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被龚检举，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此后，李庄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起诉。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李庄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虚假供述，引诱、指使证人作伪证，指使他人贿买警察作伪证，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期间，李庄撤回上诉理由，当庭认罪。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的定罪部分，撤销了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以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中所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辩护理念如何与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与时俱进。近年来，司法程序的价值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意识到。认为在现代法治背景下,司法程序不仅能够保障实体公正，而且越来越显现出其相对于实体法及其公正结果的独立价值，是法治发达程度的一个直接标志。这种观念，在刑事裁判当中，尤为辩护人所青睐。因为，司法实践当中，在案件定性的实体问题上做文章的空间并不大，但在程序上则很容易发现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对于案件的审理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实践当中，常有这种情况：客观上确实发生了某种被害，但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程序上的疏忽，被辩护人抓住不放，结果导致该案因为程序不合法而难以认定，或者因为在期限届满之前难以补足证据，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在程序上做文章，成为聪明的辩护人所常用的手段，而且往往具有一剑封喉的效果。

但在中国当今的现实侦查条件和司法环境之下，将程序的重要性无限拔高，甚至达到不惜牺牲实体公正的程度，这种做法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已经从单纯地追求司法效果转变为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情况下，多大程度上可行，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执著地纠缠诉讼程序上的细节，将司法机关的一点漏洞或者疏忽抓住不放甚至放大，从而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最终只得宣告无罪或者撤案，李庄律师所一贯采用的这种辩护策略，在本次审理当中不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结局，就是明证。这恐怕也是法律人和新闻媒体对李庄案吵得不可开交，而一般老百姓只是在旁边看热闹的根本原因。

③ 南京副教授聚众淫乱案

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马尧海建立了倡导“同好游戏”的QQ群，组织了数次所谓的“同好游戏”。22名被告人通过马尧海建立的QQ群结识，结伙进行聚众淫乱活动。2010年5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众淫乱罪。其中，马尧海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零六个月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处罚。马尧海对公诉机关指控其聚众淫乱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但他对这种成年人之间自愿参加的性聚会是否构成犯罪，持有异议。一审判决后马尧海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裁定，依法维持原判。

点评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孙国祥

本案社会热议的焦点既涉及到对聚众淫乱罪构成要素的理解，也涉及到当下人们的性观念冲突，秦淮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回应了这些焦点问题。

首先，判决确认了马尧海等人的“性聚会”行为符合聚众淫乱罪的构成特征。判决围绕着聚众淫乱罪的构成要素展开，其认定不但符合法理，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尤其是判决对“公共秩序”不是“公共场所秩序”、“公共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场所”的解读，摆脱了那种机械主义的咬文嚼字，从立法原意以及社会生活的常识出发，紧紧抓住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聚众进行性活动的这一犯罪的主要特征，把握非常精当，认定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体现了法官较高的刑法理论水平，显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次，该判决也再次确定了对类似“性聚会”行为刑法否定评价的必要性。马尧海等人“性聚会”通过现代传媒方式联络，其影响广，不但有损传统家庭关系的稳定，有悖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对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都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如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蔓延等），现阶段对该行为的刑法干预完全是必要的。性行为固然受道德的约束，但性行为也历来是刑法所关注与调整的重要领域。马尧海等人被定罪量刑，说明任何逆法而行的恣意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判决，不仅对社会具有警示意义，而且对司法机关类似案件的处理也具有指导意义。

④ 河南平顶山9·8矿难案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原矿长李新军等4被告人为谋取非法暴利，拒不执行监管部门严禁该矿组织生产、责令停工整改等规定，在明知矿井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情况下，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工人下井作业，致76人死亡、15人受伤。

2010年11月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李新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韩二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侯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邓树军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卫东

9·8平顶山矿难事故案件的判决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以往我国的矿难事故责任人都是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该起事故是我国首个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矿难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三个罪名具体到9·8平顶山矿难案件中，在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的区别不是很明显。9·8平顶山矿难案，为什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不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关键在于李新军等4名被告人的主观心态。

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都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过失心理；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是故意犯罪。该案中被告人明知有重大安全隐患，不仅不采取措施解决，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大批工人下井作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其主观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后果发生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安全设施、强令工人下井、掩盖安全隐患等一系列积极、主动行为；并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的发生。法院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平顶山中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从严惩处，准确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人民法院这一判决，加大了黑心矿主的违法犯罪成本，必将对震慑犯罪、遏制矿难多发、保障广大矿工的基本人权产生积极影响。

⑤ 谢晋遗孀诉宋祖德侵害名誉权案

著名导演谢晋遗孀徐大雯老人诉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案件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决：被告宋祖德、刘信达立即停止对谢晋的名誉侵害；在判决书生效10日内，在4家门户网站首页及全国6家报纸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28万余元。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2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法院生效判决，二被告置若罔闻，拒不执行。5月19日，静安区法院在媒体刊登执行公告，责令宋祖德在5月24日下午1时到法院报到，履行义务，否则将依法强制执行。当日，宋祖德迫于法制权威和舆论压力，到法院交纳了执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号称“大嘴”，以敢于说话揭露文艺圈的“丑闻”著称。我也看过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确实说得痛快淋漓，敢怒敢言，无所顾忌。当时我还说，这些被暴露隐私的人怎么就没有人出面维护自己权利的呢？

本案的争议不在于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而在于保护名誉权。怎样区分两种侵权行为的界限，在于毁坏的是权利人的评价，还是暴露权利人的隐私。本案的原告主张被告所“揭露”的不是事实，而是捏造，而被告一方对此也不能举证证明所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因此，这就不是涉及隐私，而是涉及评价。原告对此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谢晋的名誉权，证据充分，一审和二审法院均确认被告构成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受到各界的支持。针对被告“绝不道歉、绝不赔钱，绝不改变”的态度，限令宋祖德5月24日到庭履行判决。最终，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诚认错，执行生效判决。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于正当批评暴跳如雷，拒绝接受。依我所见，第一被告敢怒敢言，敢于揭发不正当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批评谬误，值得称道；但在很多时候，他确实是在暴露他人隐私，或者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进行社会批评应当遵守批评的规则，不能暴露他人隐私，更不能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超越正当批评的界限而诽谤他人，或者暴露他人隐私，都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社会欢迎直言批评，但强烈谴责对他人名誉、隐私无所顾忌的恶行。应当特别肯定受诉法院在本案中的态度，是非分明，立场鲜明，并且最终使侵权人认识错误，认真执行生效判决。这样的法律适用结果特别值得赞赏！⑥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2010年7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决陈绍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陈绍基未提出上诉。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在持续多年的反贪腐斗争中，落马者不乏陈绍基一类的位高权重之辈，有过之者也不在少数。但在2010年，陈绍基案仍然引人注目，恐怕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陈绍基是2010年全国范围内所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是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首位落马的正省级高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定期宣布贪腐案件就成为国家反腐策略的一部分，同时，在全国各地大案要案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和前沿阵地的广东政坛相对风平浪静，一直没有什么爆炸性新闻。此次，对多年把持广东司法大权的陈绍基贪腐案的审结，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对广东政坛为什么一直风平浪静有了一个交代。

二是陈绍基案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化特征值得关注。传统的贪腐案件，是掌权者利用对方有求于己的状态而乘机敲诈或者收受财物，往往是一对一的单线的权钱交易，当事人之间往往是一锤子买卖，事情办成之后可能就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但是，从陈绍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实来看，这种传统的一对一的权钱交易方式已经为另一种政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的“利益传送”方式所取代。在这种方式当中，官商之间俨然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政商纠合寻租、相互进行利益输送，共同发财，被告人的受贿很难具体说清到底是来自哪一个人的哪一笔。这种系统性腐败行为，和传统的权钱交易行为相比，不仅损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败坏整个官场的道德风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权力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所绑架，腐蚀瓦解国家整体的法律秩序，进而对统一的政治法律国家的统治秩序形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陈绍基案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关注的重点。

⑦ 广东中谷糖业破产重组案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号称“广东糖王”的广东省湛江市龙头企业中谷糖业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不能清偿到期的巨额债务，集团法定代表人坠楼身亡，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的债权人蜂拥追债。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３０多万蔗农的利益，提出只要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将拖欠蔗农的２４５４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这一方案最终赢得投资人恒福糖业集团的认同，并在债权人会议上一致通过。中谷糖业集团破产重整债权清偿会议于2010年9月１５日在湛江举行。按照《破产重整项目投资合同》的约定，恒福糖业集团将第一笔投资款４．０６５亿元和２４５４万多元蔗农甘蔗款打入管理人指定账户。第一次清偿的款项，包括全额受偿的１１４２余万元工人工资，国家１６１５万余元税费足额上缴；抵押债权１００％受偿，普通债权受偿率达２８．３％，均先领取一半。其余款项将在第二次清偿中支付。至此，涉及粤桂两省３０余万蔗农、２２６０名糖厂职工、４１０户债权人，确认债权额１９亿多元的中谷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整体破产重整案初步画上句号。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

根据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破产重整安排，中谷糖业拖欠蔗农的２４５４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体现了能动型司法和服务型司法的裁判理念。在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大有可为。破产重整的方式丰富多彩，本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关键在于法院的裁判思维要创新。在不伤害重整企业的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破产重整的投资人负责清偿蔗农债权，就跳出了破产重整企业可供分配资产的圈子，找到了解决农民债权清偿的新资源。因此，要大力建设学习型、研究型法官队伍。

也许有人会问，法官为何特别重视蔗农的利益保护？答案很简单，蔗农的权益虽然在性质上界定为债权，但人数众多，涉及千家万户蔗农的生存利益，因此已经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对于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的债权，人民法院理应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对于涉及“三农”领域的破产重整案件予以特别关注，本身就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细胞。企业的健康与否直接牵涉到债权人、消费者、劳动者、供应商、当地社区和其他许多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维持原则是现代商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使企业达到破产界限，也要尽量避免走向破产清算程序，并尽力把破产企业引向破产重整的阳关大道。中谷糖业破产重整的方式既保护了蔗农的合法债权和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也维护了重整企业的存续与运营，还兼顾了投资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可谓多赢之举。

⑧ 罗彩霞维权案成功和解

2004年9月，在时任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的操作下，他当年高考成绩为335分的女儿王佳俊，冒用湖南省邵东县一中高中毕业生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2009年3月，罗彩霞在申办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被拒，随后确认为高中同班同学盗用自己身份证信息。此后，罗彩霞以姓名权、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佳俊、王峥嵘、杨荣华、邵东一中、县教育局、贵州师大、贵阳市教育局、唐昆雄等8被告告上法庭。去年8月13日，罗彩霞被冒名上大学案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案件由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合议庭人员异地在长沙审理。4个多小时后，罗彩霞与各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王峥嵘一次性给付罗彩霞赔偿金4.5万元，原告放弃对各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罗彩霞的案件在受理和审理中，始终受到各界的关注，经过多方调解，终于在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各方均皆大欢喜。据我所知，受诉法院调解这个案件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法院领导亲自出面，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真诚面对，化解矛盾，增强团结。代理律师也做了很多工作，终于调解达成协议，将这个舆论关注热点的案件调解解决，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注重调解的原则。对此，各方都很满意。

在本案的审理中，也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在调解中，天津法院移师湖南开庭，固然有方便当事人诉讼的优点，但确实也有增加诉讼成本的问题。二是调解达成协议的赔偿结果，与罗彩霞主张赔偿的数额相差较大。三是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只有罗彩霞出庭，被告方基本上都是律师在出庭，因此，达成调解协议基本上是原告与被告的律师在协商，不敢说这就是从根本上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因此，本案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调解是否会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第二，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案件动用大量的司法力量去做极为艰苦的调解工作，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解结果，是否特别值得？第三，一个普通的侵害姓名权民事争议，结果被炒作成一个特别敏感的案件，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处理，如果能够这样认识，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就不会有这些波折。

⑨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敛财数亿案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家财数亿，有35处房”的主角郝鹏俊出资成立的蒲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在与蒲县远中洗煤厂等２２家企业业务往来中，销售原煤直接收取差价而不进行申报，逃税１８７１万余元，逃税额最高占到应纳税额的８２％。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采用虚构、夸大、骗取等手段，两次超限额购买炸药共６３．５吨、雷管１９万多枚。

2010年4月15日，山西省蒲县人民法院对该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逃税案一审判决：被告单位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判处罚金9860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郝鹏俊之妻、蒲县民政局原副局长于香婷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两被告人各处罚金8500万元；于香婷之弟、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小红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5600万元；追缴被告单位逃税款1871万余元和郝鹏俊赃款48万元上缴国库。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之所以为人所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号称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二是属于被查处的级别最低即科级干部中的亿元贪官。但是，这种说法，明显具有新闻炒作的色彩。被称为“亿元贪官”的郝鹏俊案中，尽管郝鹏俊“家财过亿、富可敌县（其所在的山西蒲县）”，但其中，被认定以贪污、挪用手段所得的只有区区几十万元，其上亿家财主要来自其一边当监管煤矿安全生产的政府官员一边当煤矿幕后老板的所得。

郝鹏俊案表明，切断官煤勾结的利益链条才是消除矿难事故的最有效手段。近年来，由于矿难频发，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便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虽然党和国家对此一直予以高度关注，也出台了严厉的措施加以防范，但违规生产依然屡禁不绝。其中原因，除了经济上高额利润的驱动让一些小矿主铤而走险之外，更多地恐怕还是官煤勾结的制度缺陷和监管缺位，让一些违法矿主有恃无恐。尽管各级政府一再发文，禁止公职人员参与煤炭经营，但是，制度上却难以防范政府官员表面上退出但实质上控制煤炭企业经营的情形；同时，监管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媒体披露，郝鹏俊担任地矿局、煤炭局主要领导十几年期间，多次被群众举报，也经历了多次专项整治，但其主要违法违纪问题均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些多少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这种背景之下，司法介入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在人民法院内部，能动主义司法观逐渐流行。在国外，也有类似做法。总的意思是，司法机关应当从当前社会治安现状、立法目的、社会诉求等诸多因素出发，动态地适用刑法，考虑如何让刑法为社会服务。我国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和国外的理解之间有无关联，不得而知，但其主旨则如出一辙。在当前官煤勾结屡禁不止的现实之下，能动地适用刑法，找准合适切入点，及时介入，斩断其二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保障社会的平稳运行，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⑩ 上海泰梦公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2005年2月，30岁的武汉人周娟注册了上海泰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雇用了亲戚李之召、张伟等人，通过互联网买卖企业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大肆在网上公开“叫卖”他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账号、住址等“私密”信息，内容涉及房产、汽车、金融、娱乐、IT等行业，受害者遍及男女老幼，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没能幸免，公民的个人信息被随意掌握和交易高达3000余万条。周娟事后在公安机关交代，自2005年至案发时止，她个人获利高达100万元。8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李之召等10名被告人进行开庭审理。法庭作出了一审判决，10名被告人均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中9名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不等，罚金4万元至1万元不等，另有1名被告人被免予刑事处罚。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这是一个刑事案件，是200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之后判决的一个典型案例。李之召、张伟、张修等人非法获取股民资料、机动车车主、银行客户、保险客户、高收入人群名单等公民个人信息高达3000余万条，在网上非法卖给他人，触犯了该修正案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确定他们承担刑事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这个案例是以刑罚为手段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典型案例，因此，借此案讨论一下个人信息以及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也非常有意义。

我们每天都收到无数垃圾短信，电子邮箱里也堆满了各种垃圾广告。对此，我们都在怀疑，我们的个人信息究竟是怎样被他们得到的。这个案例给了答案，就是这些违法行为人的恶行造成的后果。奇怪的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对这些人予以法律制裁的良策，特别是没有更为有力的民事制裁。

对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民事制裁不力的原因，很多人认为是立法不足，保护个人信息必须专门立法，否则就无法进行保护。我看不是这样，还是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保护的认识不够。个人信息是隐私权的内容，法律保护隐私权，就保护了个人信息。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25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权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这个条文虽然还不是法律，但它明确告诉我们，隐私权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私人信息包括在内。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隐私权是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侵权责任法当然就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他人侵害。因此，未经本人同意，非法收集、窃取、买卖他人信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都是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都十分明确，必须坚决执行，否则就无法遏制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继续蔓延和发展，公民的隐私权就无法得到保障。

第四篇：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txt女人谨记：一定要吃好玩好睡好喝好。一旦累死了，就别的女人花咱的钱，住咱的 房，睡咱的老公，泡咱的男朋友，还打咱的娃。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发布时间： 2011-01-06 09:05:08------------------

①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

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4月1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文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文强提出上诉。5月13日至14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二审文强案，并于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原判。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重庆高院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文强被依法注射执行死刑。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文强案的审结不仅是重庆2010年“唱红打黑行动”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国扫黑除恶行动史上值得重抹的一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本案主角的文强，是我国迄今为止所惩处的级别最高、角色冲突最为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如果单就被惩处的贪腐官员的级别而言，文强不会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在他之前，更高级别的落马官员并不在少数。但是，作为主管我国西南地区最大城市的社会治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在长达十三年的任期内，在充当功勋显赫、威震一方的百姓保护神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干着收黑钱、充当保护伞的勾当；从被抓的当初，疯狂叫嚣：“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到临终前老老实实地教育儿子“好好做人、不要埋怨社会”。如此这般与主人公身份和一贯做派完全相反的呈现，所折射出来的非凡的戏剧性效果，难以不让人侧目。

文强案显示，我国的扫黑除恶行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尽管各地也在实施打黑行动，挖出了一些背后的保护伞，但都是一些所谓的小官员，而很少涉及更大、更深的背景。

此次重庆打黑，挖出了一批“光彩照人”、尚在高位的高级官员，着实显示了当局打击黑恶势力的气魄和决心。

② 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

北京律师李庄在担任重庆涉黑团伙主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被龚检举，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此后，李庄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起诉。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李庄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虚假供述，引诱、指使证人作伪证，指使他人贿买警察作伪证，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期间，李庄撤回上诉理由，当庭认罪。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的定罪部分，撤销了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以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中所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辩护理念如何与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与时俱进。近年来，司法程序的价值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意识到。认为在现代法治背景下,司法程序不仅能够保障实体公正，而且越来越显现出其相对于实体法及其公正结果的独立价值，是法治发达程度的一个直接标志。这种观念，在刑事裁判当中，尤为辩护人所青睐。因为，司法实践当中，在案件定性的实体问题上做文章的空间并不大，但在程序上则很容易发现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对于案件的审理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实践当中，常有这种情况：客观上确实发生了某种被害，但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程序上的疏忽，被辩护人抓住不放，结果导致该案因为程序不合法而难以认定，或者因为在期限届满之前难以补足证据，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在程序上做文章，成为聪明的辩护人所常用的手段，而且往往具有一剑封喉的效果。

但在中国当今的现实侦查条件和司法环境之下，将程序的重要性无限拔高，甚至达到不惜牺牲实体公正的程度，这种做法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已经从单纯地追求司法效果转变为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情况下，多大程度上可行，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执著地纠缠诉讼程序上的细节，将司法机关的一点漏洞或者疏忽抓住不放甚至放大，从而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最终只得宣告无罪或者撤案，李庄律师所一贯采用的这种辩护策略，在本次审理当中不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结局，就是明证。这恐怕也是法律人和新闻媒体对李庄案吵得不可开交，而一般老百姓只是在旁边看热闹的根本原因。

③ 南京副教授聚众淫乱案

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马尧海建立了倡导“同好游戏”的QQ群，组织了数次所谓的“同好游戏”。22名被告人通过马尧海建立的QQ群结识，结伙进行聚众淫乱活动。2010年5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众淫乱罪。其中，马尧海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零六个月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处罚。马尧海对公诉机关指控其聚众淫乱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但他对这种成年人之间自愿参加的性聚会是否构成犯罪，持有异议。一审判决后马尧海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裁定，依法维持原判。

点评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孙国祥

本案社会热议的焦点既涉及到对聚众淫乱罪构成要素的理解，也涉及到当下人们的性观念冲突，秦淮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回应了这些焦点问题。

首先，判决确认了马尧海等人的“性聚会”行为符合聚众淫乱罪的构成特征。判决围绕着聚众淫乱罪的构成要素展开，其认定不但符合法理，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尤其是判决对“公共秩序”不是“公共场所秩序”、“公共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场所”的解读，摆脱了那种机械主义的咬文嚼字，从立法原意以及社会生活的常识出发，紧紧抓住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聚众进行性活动的这一犯罪的主要特征，把握非常精当，认定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体现了法官较高的刑法理论水平，显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次，该判决也再次确定了对类似“性聚会”行为刑法否定评价的必要性。马尧海等人“性聚会”通过现代传媒方式联络，其影响广，不但有损传统家庭关系的稳定，有悖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对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都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如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蔓延等），现阶段对该行为的刑法干预完全是必要的。性行为固然受道德的约束，但性行为也历来是刑法所关注与调整的重要领域。马尧海等人被定罪量刑，说明任何逆法而行的恣意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判决，不仅对社会具有警示意义，而且对司法机关类似案件的处理也具有指导意义。

④ 河南平顶山9·8矿难案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原矿长李新军等4被告人为谋取非法暴利，拒不执行监管部门严禁该矿组织生产、责令停工整改等规定，在明知矿井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情况下，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工人下井作业，致76人死亡、15人受伤。

2010年11月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李新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韩二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侯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邓树军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卫东

9·8平顶山矿难事故案件的判决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以往我国的矿难事故责任人都是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该起事故是我国首个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矿难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三个罪名具体到9·8平顶山矿难案件中，在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的区别不是很明显。9·8平顶山矿难案，为什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不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关键在于李新军等4名被告人的主观心态。

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都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过失心理；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是故意犯罪。该案中被告人明知有重大安全隐患，不仅不采取措施解决，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大批工人下井作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其主观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后果发生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安全设施、强令工人下井、掩盖安全隐患等一系列积极、主动行为；并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的发生。法院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平顶山中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从严惩处，准确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人民法院这一判决，加大了黑心矿主的违法犯罪成本，必将对震慑犯罪、遏制矿难多发、保障广大矿工的基本人权产生积极影响。

⑤ 谢晋遗孀诉宋祖德侵害名誉权案

著名导演谢晋遗孀徐大雯老人诉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案件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决：被告宋祖德、刘信达立即停止对谢晋的名誉侵害；在判决书生效10日内，在4家门户网站首页及全国6家报纸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28万余元。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2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法院生效判决，二被告置若罔闻，拒不执行。5月19日，静安区法院在媒体刊登执行公告，责令宋祖德在5月24日下午1时到法院报到，履行义务，否则将依法强制执行。当日，宋祖德迫于法制权威和舆论压力，到法院交纳了执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号称“大嘴”，以敢于说话揭露文艺圈的“丑闻”著称。我也看过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确实说得痛快淋漓，敢怒敢言，无所顾忌。当时我还说，这些被暴露隐私的人怎么就没有人出面维护自己权利的呢？

本案的争议不在于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而在于保护名誉权。怎样区分两种侵权行为的界限，在于毁坏的是权利人的评价，还是暴露权利人的隐私。本案的原告主张被告所“揭露”的不是事实，而是捏造，而被告一方对此也不能举证证明所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因此，这就不是涉及隐私，而是涉及评价。原告对此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谢晋的名誉权，证据充分，一审和二审法院均确认被告构成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受到各界的支持。针对被告“绝不道歉、绝不赔钱，绝不改变”的态度，限令宋祖德5月24日到庭履行判决。最终，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诚认错，执行生效判决。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于正当批评暴跳如雷，拒绝接受。依我所见，第一被告敢怒敢言，敢于揭发不正当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批评谬误，值得称道；但在很多时候，他确实是在暴露他人隐私，或者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进行社会批评应当遵守批评的规则，不能暴露他人隐私，更不能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超越正当批评的界限而诽谤他人，或者暴露他人隐私，都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社会欢迎直言批评，但强烈谴责对他人名誉、隐私无所顾忌的恶行。应当特别肯定受诉法院在本案中的态度，是非分明，立场鲜明，并且最终使侵权人认识错误，认真执行生效判决。这样的法律适用结果特别值得赞赏！

⑥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2010年7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决陈绍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陈绍基未提出上诉。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在持续多年的反贪腐斗争中，落马者不乏陈绍基一类的位高权重之辈，有过之者也不在少数。但在2010年，陈绍基案仍然引人注目，恐怕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陈绍基是2010年全国范围内所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是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首位落马的正省级高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定期宣布贪腐案件就成为国家反腐策略的一部分，同时，在全国各地大案要案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和前沿阵地的广东政坛相对风平浪静，一直没有什么爆炸性新闻。此次，对多年把持广东司法大权的陈绍基贪腐案的审结，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对广东政坛为什么一直风平浪静有了一个交代。

二是陈绍基案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化特征值得关注。传统的贪腐案件，是掌权者利用对方有求于己的状态而乘机敲诈或者收受财物，往往是一对一的单线的权钱交易，当事人之间往往是一锤子买卖，事情办成之后可能就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但是，从陈绍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实来看，这种传统的一对一的权钱交易方式已经为另一种政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的“利益传送”方式所取代。在这种方式当中，官商之间俨然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政商纠合寻租、相互进行利益输送，共同发财，被告人的受贿很难具体说清到底是来自哪一个人的哪一笔。这种系统性腐败行为，和传统的权钱交易行为相比，不仅损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败坏整个官场的道德风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权力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所绑架，腐蚀瓦解国家整体的法律秩序，进而对统一的政治法律国家的统治秩序形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陈绍基案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关注的重点。

⑦ 广东中谷糖业破产重组案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号称“广东糖王”的广东省湛江市龙头企业中谷糖业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不能清偿到期的巨额债务，集团法定代表人坠楼身亡，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的债权人蜂拥追债。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３０多万蔗农的利益，提出只要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将拖欠蔗农的２４５４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这一方案最终赢得投资人恒福糖业集团的认同，并在债权人会议上一致通过。中谷糖业集团破产重整债权清偿会议于2010年9月１５日在湛江举行。按照《破产重整项目投资合同》的约定，恒福糖业集团将第一笔投资款４．０６５亿元和２４５４万多元蔗农甘蔗款打入管理人指定账户。第一次清偿的款项，包括全额受偿的１１４２余万元工人工资，国家１６１５万余元税费足额上缴；抵押债权１００％受偿，普通债权受偿率达２８．３％，均先领取一半。其余款项将在第二次清偿中支付。至此，涉及粤桂两省３０余万蔗农、２２６０名糖厂职工、４１０户债权人，确认债权额１９亿多元的中谷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整体破产重整案初步画上句号。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

根据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破产重整安排，中谷糖业拖欠蔗农的２４５４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体现了能动型司法和服务型司法的裁判理念。在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大有可为。破产重整的方式丰富多彩，本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关键在于法院的裁判思维要创新。在不伤害重整企业的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破产重整的投资人负责清偿蔗农债权，就跳出了破产重整企业可供分配资产的圈子，找到了解决农民债权清偿的新资源。因此，要大力建设学习型、研究型法官队伍。

也许有人会问，法官为何特别重视蔗农的利益保护？答案很简单，蔗农的权益虽然在性质上界定为债权，但人数众多，涉及千家万户蔗农的生存利益，因此已经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对于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的债权，人民法院理应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对于涉及“三农”领域的破产重整案件予以特别关注，本身就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细胞。企业的健康与否直接牵涉到债权人、消费者、劳动者、供应商、当地社区和其他许多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维持原则是现代商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使企业达到破产界限，也要尽量避免走向破产清算程序，并尽力把破产企业引向破产重整的阳关大道。中谷糖业破产重整的方式既保护了蔗农的合法债权和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也维护了重整企业的存续与运营，还兼顾了投资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可谓多赢之举。

⑧ 罗彩霞维权案成功和解

2004年9月，在时任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的操作下，他当年高考成绩为335分的女儿王佳俊，冒用湖南省邵东县一中高中毕业生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2009年3月，罗彩霞在申办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被拒，随后确认为高中同班同学盗用自己身份证信息。此后，罗彩霞以姓名权、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佳俊、王峥嵘、杨荣华、邵东一中、县教育局、贵州师大、贵阳市教育局、唐昆雄等8被告告上法庭。

去年8月13日，罗彩霞被冒名上大学案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案件由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合议庭人员异地在长沙审理。4个多小时后，罗彩霞与各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王峥嵘一次性给付罗彩霞赔偿金4.5万元，原告放弃对各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罗彩霞的案件在受理和审理中，始终受到各界的关注，经过多方调解，终于在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各方均皆大欢喜。据我所知，受诉法院调解这个案件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法院领导亲自出面，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真诚面对，化解矛盾，增强团结。代理律师也做了很多工作，终于调解达成协议，将这个舆论关注热点的案件调解解决，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注重调解的原则。对此，各方都很满意。

在本案的审理中，也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在调解中，天津法院移师湖南开庭，固然有方便当事人诉讼的优点，但确实也有增加诉讼成本的问题。二是调解达成协议的赔偿结果，与罗彩霞主张赔偿的数额相差较大。三是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只有罗彩霞出庭，被告方基本上都是律师在出庭，因此，达成调解协议基本上是原告与被告的律师在协商，不敢说这就是从根本上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因此，本案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调解是否会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第二，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案件动用大量的司法力量去做极为艰苦的调解工作，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解结果，是否特别值得？第三，一个普通的侵害姓名权民事争议，结果被炒作成一个特别敏感的案件，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处理，如果能够这样认识，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就不会有这些波折。

⑨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敛财数亿案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家财数亿，有35处房”的主角郝鹏俊出资成立的蒲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在与蒲县远中洗煤厂等２２家企业业务往来中，销售原煤直接收取差价而不进行申报，逃税１８７１万余元，逃税额最高占到应纳税额的８２％。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采用虚构、夸大、骗取等手段，两次超限额购买炸药共６３．５吨、雷管１９万多枚。

2010年4月15日，山西省蒲县人民法院对该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逃税案一审判决：被告单位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判处罚金9860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郝鹏俊之妻、蒲县民政局原副局长于香婷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两被告人各处罚金8500万元；于香婷之弟、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小红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5600万元；追缴被告单位逃税款1871万余元和郝鹏俊赃款48万元上缴国库。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之所以为人所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号称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二是属于被查处的级别最低即科级干部中的亿元贪官。但是，这种说法，明显具有新闻炒作的色彩。被称为“亿元贪官”的郝鹏俊案中，尽管郝鹏俊“家财过亿、富可敌县（其所在的山西蒲县）”，但其中，被认定以贪污、挪用手段所得的只有区区几十万元，其上亿家财主要来自其一边当监管煤矿安全生产的政府官员一边当煤矿幕后老板的所得。

郝鹏俊案表明，切断官煤勾结的利益链条才是消除矿难事故的最有效手段。近年来，由于矿难频发，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便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虽然党和国家对此一直予以高度关注，也出台了严厉的措施加以防范，但违规生产依然屡禁不绝。其中原因，除了经济上高额利润的驱动让一些小矿主铤而走险之外，更多地恐怕还是官煤勾结的制度缺陷和监管缺位，让一些违法矿主有恃无恐。尽管各级政府一再发文，禁止公职人员参与煤炭经营，但是，制度上却难以防范政府官员表面上退出但实质上控制煤炭企业经营的情形；同时，监管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媒体披露，郝鹏俊担任地矿局、煤炭局主要领导十几年期间，多次被群众举报，也经历了多次专项整治，但其主要违法违纪问题均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些多少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这种背景之下，司法介入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在人民法院内部，能动主义司法观逐渐流行。在国外，也有类似做法。总的意思是，司法机关应当从当前社会治安现状、立法目的、社会诉求等诸多因素出发，动态地适用刑法，考虑如何让刑法为社会服务。我国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和国外的理解之间有无关联，不得而知，但其主旨则如出一辙。在当前官煤勾结屡禁不止的现实之下，能动地适用刑法，找准合适切入点，及时介入，斩断其二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保障社会的平稳运行，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⑩ 上海泰梦公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2005年2月，30岁的武汉人周娟注册了上海泰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雇用了亲戚李之召、张伟等人，通过互联网买卖企业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大肆在网上公开“叫卖”他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账号、住址等“私密”信息，内容涉及房产、汽车、金融、娱乐、IT等行业，受害者遍及男女老幼，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没能幸免，公民的个人信息被随意掌握和交易高达3000余万条。周娟事后在公安机关交代，自2005年至案发时止，她个人获利高达100万元。

8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李之召等10名被告人进行开庭审理。法庭作出了一审判决，10名被告人均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中9名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不等，罚金4万元至1万元不等，另有1名被告人被免予刑事处罚。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这是一个刑事案件，是200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之后判决的一个典型案例。李之召、张伟、张修等人非法获取股民资料、机动车车主、银行客户、保险客户、高收入人群名单等公民个人信息高达3000余万条，在网上非法卖给他人，触犯了该修正案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确定他们承担刑事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这个案例是以刑罚为手段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典型案例，因此，借此案讨论一下个人信息以及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也非常有意义。

我们每天都收到无数垃圾短信，电子邮箱里也堆满了各种垃圾广告。对此，我们都在怀疑，我们的个人信息究竟是怎样被他们得到的。这个案例给了答案，就是这些违法行为人的恶行造成的后果。奇怪的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对这些人予以法律制裁的良策，特别是没有更为有力的民事制裁。

对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民事制裁不力的原因，很多人认为是立法不足，保护个人信息必须专门立法，否则就无法进行保护。我看不是这样，还是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保护的认识不够。个人信息是隐私权的内容，法律保护隐私权，就保护了个人信息。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25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权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这个条文虽然还不是法律，但它明确告诉我们，隐私权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私人信息包括在内。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隐私权是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侵权责任法当然就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他人侵害。因此，未经本人同意，非法收集、窃取、买卖他人信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都是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都十分明确，必须坚决执行，否则就无法遏制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继续蔓延和发展，公民的隐私权就无法得到保障。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第五篇：2011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① 药家鑫肇事后捅死伤者案

药家鑫涉嫌在驾车肇事后将伤者捅死一案，经媒体报道后备受社会关注。2011年3月23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20日22时30分许，被告人药家鑫驾驶红色雪弗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人张妙撞倒。药家鑫恐张妙记住车牌号找其麻烦，即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妙杀死。逃跑途中又撞伤二人。

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元。

药家鑫不服，提出上诉。

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药家鑫案本身并不是一个太过于复杂的案件，但随着媒体的介入，药家鑫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争论。药家鑫案之所以备受关注，除被告人开车不慎将被害人撞到之后不仅不进行救助反而对其连捅数刀而导致被害人死亡这一恶劣的情节之外；还有药家鑫本人“农村人难缠”的杀人动机，使得农村人与城市人出现了地域上的身份对立；再加之部分媒体对药家鑫涉嫌“官二代”、“富二代”身份的渲染；这些加剧了民众的愤怒情绪，促成了一股强大民意的形成，以至于在药家鑫被判处死刑之后，在网络上出现了公众叫好的现象。

实际上，隐藏在该案背后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媒体与司法、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药家鑫案之所以典型的重要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都提倡司法公开，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媒体监督司法其本质就是公民参与司法的过程，媒体介入的时间、方式如何把握，才能实现公民理性、有序地参与司法？就民意与司法的关系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都强调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必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实际上就是刑事诉讼法第6条依靠群众原则的体现，即司法应当尊重民意，允许公民参与并表达意愿。就当下我国而言，加强公民的参与，尊重民意对于化解司法信任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也要注意协调好公民参与与审判独立的关系问题，毕竟只有理性、有序的公民参与才能真正提高司法的公信与权威。如何通过公民有序、理性地参与司法来分担法院与法官的所承受的维护司法公信与权威的重任，将他们从目前司法公信力已经饱受质疑的情况下解脱出来，是一个兼具实践与理论价值的重大课题。

② 河南“瘦肉精”案 2011年7月25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分别公开开庭审理了两起涉“瘦肉精”刑事案件，并分别以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玩忽职守罪依法对8名被告人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刘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奚中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肖兵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被告人陈玉伟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刘鸿林因有重大立功表现，且系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沁阳市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被告人王二团有期徒刑六年，判处被告人杨哲有期徒刑五年，判处被告人王利明有期徒刑五年。

宣判后，被告人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王二团、杨哲、王利明均不服，提出上诉。

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瘦肉精”案被告人刘襄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公开开庭宣判，依法驳回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同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二团等玩忽职守案进行二审宣判，依法驳回王二团、杨哲、王利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8月11日，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二批“瘦肉精”案，韩文斌等7名被告人以非法经营罪分别被一审判处一年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分别处以罚金。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黎 宏

河南瘦肉精案中的主犯等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等不同刑罚之后，尽管各种声音不绝于耳，但总体上看，多数人对此还是持肯定意见的。因为，正如所说，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告人定罪量刑，并从重从快打击，充分发挥了司法保障食品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职能。此案向社会昭示：沉疴还需猛药，乱世须用重典。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不容侵犯，任何人不管是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身试法，都必将受到司法的严厉惩处。

但是，即便如此，本案判决当中所显现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且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仍然会引起人们关注。即刑法应当如何在保护民生上积极作为？

在法治社会，刑法所具有的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历来都是处于紧张冲突关系。近代以后，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刑法既是利益保护法，也是人权保障法，即刑法既有保护合法利益的机能，也有保障人权的机能，二者之间处于对立关系。过分强调对合法利益的保护，必将对侵害合法利益侵害的处罚无条件地正当化，招致对加害人人权的侵犯；相反地，过于重视保障加害人人权的话，就会招致犯罪的增加，难以对合法利益进行保护。而上述任何一种局面的出现，都会使人们失去对刑法的信赖，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如何协调刑法保护利益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是当今刑法学上的基本问题。对“制造、销售瘦肉精”的行为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判处极刑，正好就是这种冲突的鲜活体现。

在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当今，生产、销售瘦肉精，危害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肯定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危害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击。但在法治社会，不管怎么恶劣的行为，其处罚都必须依法进行。

③ 腾讯QQ诉360不正当竞争案

2011年4月26日，北京腾讯科技有限公司诉“360隐私保护器”侵权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判令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三际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停止发行使用涉案“360隐私保护器”，删除相关网站涉案侵权内容，公开致歉并赔偿原告损失4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360隐私保护器”对QQ2010软件监测提示的可能涉及隐私的文件，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在“360隐私保护器”界面用语和360网站的360安全中心等网页中还对QQ软件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评价和表述。这些评价和表述，使用了“窥视”、“为谋取利益窥视”、“窥视你的私人文件”等词语和表述来评价QQ软件。这些表述采取不属实的表述事实、捏造事实的方式，具有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意图，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了商业诋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曾几何时，QQ与360发生冲突，顿时风云滚滚，硝烟弥漫，看得人眼花缭乱。经法院裁断，抽丝剥茧、迷雾散去，真相还原，还了被告一个清白。这个案件告诉我们的结论是，企业竞争必须有序进行，违反竞争规则必然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认定360侵权的主要根据是两点：第一，“360隐私保护器”对QQ2010软件监测提示的可能涉及隐私的文件，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二，在“360隐私保护器”界面用语和360网站的360安全中心等网页中对QQ软件进行的评价和表述，使用了“窥视”、“为谋取利益窥视”、“窥视你的私人文件”等词语，属于采取不属实的表述事实、捏造事实的方式，具有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意图，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据此法院判令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三际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是完全正确的。

诚然，互联网企业在发展中，竞争激烈，适者生存，不能经得起竞争考验者，必然退出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发展，竞争推动科技进步，互联网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对于正当的商业竞争，法律依法保护，超出正当竞争的范围，以侵害竞争对手的民事权利为方法，就不再是正当竞争，也不再受到法律保护，而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审理本案的法院对此旗帜鲜明，拨开迷雾，还其事实的本来面目，确认在竞争中的不正当竞争侵权责任，让360吃了败诉的官司，承担了侵权责任。这就是商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必然后果。

④ 河南“天价过路费案”重审

2011年12月15日，引发全国关注的“天价过路费案”在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重审，法院依法对“时军锋、时建锋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四名被告人分别被以诈骗罪、伪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初，被告人时军锋通过武警干部李金良、张新田取得了伪造的武警部队车辆号牌、武警部队车辆行驶证、驾驶证、士兵证及作废的武警部队派车单等物品。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时军锋使用上述假牌证及两辆货车，经由郑尧高速部分路段运送河沙。运行过程中车辆多次被查扣，由李金良、张新田出面协调，使得两辆货车顺利通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悬挂武警号牌的两辆货车在郑尧高速公路通行共计2363次，骗免高速公路通行费计492374.95元。

被告人时建锋在明知拉沙车辆所用武警部队车辆号牌、证件等均系伪造的情况下，从2008年10月底开始全面参与沙场经营活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8年11月1日至2009年1月1日，悬挂武警号牌的两辆货车在郑尧高速公路通行，骗免高速公路通行费计117660.63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被告人因为偷逃过路费而被判无期徒刑，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第一次，由此引发了社会对过路费的收费标准、计算方法，以及法院的量刑等问题提出了强烈质疑。如同当年的许霆案因其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引发广泛质疑一样，这两起案件法官在量刑时都有机械照搬法律条文的嫌疑，所不同的是在该案再审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1年3月1日发布，并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正是由于这一司法解释将《刑法》第226条规定的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从20万元提升至50万元，所以才有再审时该案在认定被告人诈骗数额49万多元的情况下按照诈骗“数额较大”规定，最后被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罚，避免了像许霆案那样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再报最高法院核准的情形，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天价过路费再审案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第一，指控数额从一审的368万多元变成49万多元；第二，主犯从一审的哥哥时建锋变成弟弟时军锋；第三，被告人刑期从一审的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罚。除主犯变更这一因素外，该案真正引发社会关注的是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在一审后的一个代表性质疑就是“时建锋自己说获利只有20多万，却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样的量刑是不是重了？”虽然天价过路费案已经审结，但是该案中涉案数额的巨大变化而导致被告人刑期的重大变化值得进一步思考，这也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难点问题：即在定罪没有疑问的情况下，如何对被告人判处适当的刑罚，做到罪刑相适应，在社会上最为关注的量刑均衡问题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这就需要使用量刑证据来查清量刑事实，通过量刑证据来实现量刑的规范化，从而提高量刑的公信力。

⑤ 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滥用职权并贪污受贿近两亿，被称为“房多、钱多、女人多”的“许三多”。2011年5月12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迈永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许迈永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许迈永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资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许迈永为徇私利，不正确履行职权，违规将土地出让金返还企业，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许迈永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且具有索贿情节，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许迈永虽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且赃款已全部追缴，但考虑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故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许迈永归案后检举他人违纪违法线索，经查，其检举线索均未查证属实，其行为不构成立功。据此，依法对许迈永判处并核准死刑。

7月19日上午，许迈永被执行死刑。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黎 宏

在我看来，许迈永被处死刑，一方面是其罪有应得，另一方面也是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以高压态势惩治官员腐败的一个体现。在我国现阶段，尽管对官员的腐败案件适用死刑，是否合适，学界存有不同看法，但党和政府以死刑严厉惩治贪官污吏的决心和力度从未动摇。在去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八）》中虽然取消了十多种犯罪的死刑，但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却一个也没有取消。不仅如此，近年来，每年总有一两个相当级别的贪腐高官被判处死刑，就是其体现。

但是，倚重严刑峻法改变社会一般民众所普遍反映强烈的干部贪腐现象，其效果到底如何，历来就被人们所追问。历史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了我国封建史上最为完备、最为严厉的反贪制度和刑罚，甚至使用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等特殊手段，但最终还是落了个“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夕犯”的空悲切。我国建国以来，自张青山、刘子善之后，尽管死刑高悬，但贪腐现象并未消除。上世纪80年代，广东海丰县原县委书记被判处死刑，曾经轰动一时。进入21世纪之后，尽管我们一连处决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等六名副部以上级别的高官，但似乎很难触动人们内心，大家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现象值得人们深思。我们过于注重对贪腐个案的处理，而忽视了对产生贪腐个案环境的治理。许迈永从1995年第一次利用房地产牟利之后，十几年间，一边在腐败，一边被提拔，这种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目前所存在的人大、纪检、监察等众多的监督部门能够发挥作用，提醒或者制衡他，恐怕他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样的结局。

多年前，我在研究单位犯罪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许多不令人满意的问题，主要不是靠聪明的人，而是要借助良好的制度，这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在一个团体之内，没有好的制度作保障的话，好人也会成为坏人；相反地，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的话，坏人也不至于明目张胆地使坏。愿许迈永案能让我们再次意识到这一点。

⑥ “股市黑嘴”汪建中获刑七年

2011年8月3日，“股市黑嘴”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汪建中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25亿余元。据了解，这是我国首例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的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现年43岁的汪建中是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1月9日至2008年5月21日间，汪建中采取先买入工商银行、中国联通等38只股票，后利用首放公司名义通过新浪网、搜狐网、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媒介对外推荐其先期买入的股票，并在股票交易时抢先卖出相关股票，人为影响上述股票的交易价格，获取个人非法利益。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在首放公司推荐股票的内容发布后，相关38只股票交易量在整体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汪建中采取上述方式操纵证券市场55次，累计买入成交额52.6亿余元，累计卖出成交额53.8亿余元，非法获利共计1.25亿余元归个人所有。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郭 锋

汪建中先买入股票，后通过媒体对外推荐其先期买入的股票，再抢先卖出这些股票，构成了“抢帽子交易操纵”行为。根据证监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试行）》，“抢帽子交易操纵”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

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55次，非法获利1．25亿余元，但其受到的处罚却远不止于这1.25亿元。证监会对其的行政处罚是没收违法所得1.25亿元，并处以罚款1.25亿元（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08]42号），再加上法院判处的1.25亿元罚金，汪建中除了吐出非法所得1.25亿余元外，还被罚了2.5亿元，可谓得不偿失。这也足见管理层坚决打击股市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

国外一些国家如美国，对证券欺诈的法律制裁是非常严厉的，如麦道夫被判150年监禁，罚款和罚金很高。此外，欺诈者还会受到集体诉讼的惩罚，需要对股民付出天价的赔偿款。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除了加大欺诈者的违法成本外，还应从制度建设上为投资者挽回损失。具体而言，我国应建立集团诉讼制度，鼓励投资者向欺诈者索赔；应建立“投资者公平基金”制度，将违法所得和罚款、罚金归入“投资者公平基金”而不上缴国库，公平基金应分配给受损的投资者。

在我国股市低迷不振的今天，投资者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违法犯罪分子受到处罚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更希望看到国家呵护稚嫩脆弱的中国股市，处处为中小投资者切实利益着想而不断采取的实际行动。证券监管部门应保持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证券欺诈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

⑦ 浙江“银泰集资诈骗案”

2011年5月14日，丽水“银泰集资诈骗案”历时三天庭审，在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结束。季文华、季林青、季胜军、季永军、周望慧、尹温和等被告人被指控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抽逃出资罪，涉案金额逾55亿元，涉案集资户达1.5万余户。

11月7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银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季文华等6名被告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抽逃出资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季文华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季林青、季胜军被判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季永军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望慧、尹温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分别被处罚金10万元和50万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郭 锋

据检方指控，2003年后，季文华等6人隐瞒亏损真相，通过高价竞买土地和媒体宣传等方式，制造公司盈利假象，以开发房地产项目为由，采取由个人出具借条，各公司担保形式，以1.5%至2.5%月利率，在浙江丽水、衢州以及湖南株洲等地，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进行非法集资。经司法会计鉴定，除一个房地产项目外，被告人所经营的其余房地产项目，均为亏损。55亿元集资款，虽然是以银泰公司各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名义筹集的，但实际上投入房地产的资金极少，47亿元被用于还本付息。在房地产项目未盈利的状况下，靠集资款的后款还前款。集资款中，有7450余万元被季家父子四人用于个人挥霍。

我国一直屡禁不绝的非法集资事件，实际上暴露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在多头监管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部门对非法集资实施有效监管。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往往对非法集资视而不见，任其发展，甚至有的官员及其家属卷入其中。季家父子以1.5%至2.5%月利率，即18%至30%的年利率吸收公众存款，不少已经超出了司法部门规定的利率的四倍，已构成“高利贷”。

对民间融资进行疏导、管理，向投资者提示风险，应当是对待民间融资的正确选择。建议政府部门改进监管方式，实施民间融资的登记制。登记制是解决借款人与融资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方式。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能有效解决高利贷、非法集资问题。试想，如果社会公众知道事实真相，他们还敢借款给季家父子吗？肯定不敢。但知道事实真相是要付出成本的。在本案中，检方凭借强制力和技术侦查手段以及会计鉴定，才发现了事实真相。作为普通公众，知道事实真相谈何容易？可能会有个别有心人发现季家父子编织的圈套的蛛丝马迹而予以警惕不敢借款，但上当受骗者还是高达1.5万余户。

⑧ 云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2011年1月26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向“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支付417.21万元和评估费132520元，该笔费用将用于治理被污染的七里湾大龙潭。

法院经审理认为，二被告自2008年6月在畜牧小区项目的环保治污设施未通过竣工验收的情况下，就陆续将承包的养殖用地分割发包给200余户生猪养殖户，并签订了承包合同。由于被告的环保设施未经环评验收合格，养殖废水渗入地下水系统，导致七里湾大龙潭水2009年11月、2010年2月两次爆发污染，经环境监测部门多次抽样检测龙潭水氨氮指标和菌落总数及大肠杆菌等指标严重超标，致使依赖该龙潭水生产、生活的农村、单位人畜无法继续饮用。对法定监测部门昆明市监测中心和嵩明县监测站连续出具的《监测报告》，法院予以采信，确认七里湾大龙潭水水质至今仍然处于污染状态。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灿发

让排污者承担污染责任的途径，过去除了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排污者给予行政处罚和加收超标排污费外，对其造成的损害只能由直接受害者通过协商、行政调处、调解、仲裁（只适用于财产损害）和民事诉讼的途径加以解决。昆明市环保局作为环境民事诉讼的原告，起诉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和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等两家公司，并最终取得胜诉，让被告企业赔偿417.21万元，并支付损害鉴定评估费132530元。这一诉讼开了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先河，开辟了让排污单位承担污染损害责任的一条新途径。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立法对违法排污者的行政处罚限制极严，特别是对于行政罚款，往往都要规定一个罚款的上限。即使是对造成污染事故，导致重大经济损失的排污者按损失大小的百分比罚款，也要规定一个上限，最初为20万元，后来逐步放宽到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只是最近的立法，才开始逐渐对按损害大小百分比罚款的上限有所松动），这就使得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能充分发挥其威慑作用。而且，行政罚款作为财政收入，纳入一般财政预算，也难以完全用于污染治理。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诉讼，得到的赔偿金纳入专门的环境保护基金，就可以专款专用，避免随便挪用。

当然，对于环境污染损害，不一定都要行政机关动用行政资源提起民事诉讼，而更多地还是让直接受到污染损害者提起环境民事诉讼。然而，就目前来说，由污染受害者提起环境民事损害赔偿诉讼，往往困难重重。特别是收集证据、进行损害鉴定评估，往往使污染受害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公益诉讼，对受害范围广泛，涉及社会公益的环境损害，由一定的机构、部门、团体、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就是十分必要的。昆明市环保局在该案中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应该说是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和环境法治发展的大趋势。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可昆明市环保局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对该案受理和判决，可以说是对环境公益诉讼和完善环境司法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规定的积极回应。该案的受理、审理和判决将对今后环境司法的改革与机制完善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的一种有效形式，具有起诉资格的主体应当多样化。除了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外，还应当更多地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民间环保组织，甚至热心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的个人，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目前国家正在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订，希望该案的实践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法治化起到推动作用。

⑨ 仓央嘉措情诗引发知识产权纠纷

《见与不见》因电影《非诚勿扰2》而红遍大江南北，一直被认为是六世**仓央嘉措的情诗。2011年10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在一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中作出判决，认定广东女子谈笑靖为这首诗的作者。

谈笑靖起诉称，自己于2007年5月创作了诗作《班扎古鲁白玛的沉默》又名《见与不见》，并于同年5月15日首发于自己的博客。2011年3月，谈笑靖发现珠海出版社未经许可出版了包括该作品的图书《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并把《见与不见》当作仓央嘉措的作品。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邮件和博客两个证据，可以证明作品的创作时间和内容。由于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博客或者作品曾被修改，也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涉案作品是他人创作且完成时间早于谈笑靖博客上传作品的时间，法院认定《见与不见》的作者就是谈笑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对本案的事实看起来，是珠海出版社无意中造成著作权的损害后果，但在事实上，无意所为却正是没有尽到必要注意的过失，法院判决珠海出版社承担侵权责任，理所当然。

谈笑靖写出来情诗，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是自己的作品与读者见面，这是一个作者的创作及发表。著作权的取得不是发表，而是创作出作品。谈笑靖创作出来自己的作品，就对自己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就依法受到保护。

珠海出版社未经核实，也未征得作者同意，就将谈笑靖的作品收在其出版的文集中，以讹传讹，继续使用《读者》的错误署名，看似无意，确有过失，当然构成侵权。尽管出版社声称在其出版的文集中使用的作品含标点总共才113字，占全书比重0.007%，但是对于谈笑靖的诗作被侵权而言，却是百分之百。

在认定侵权责任包括侵害著作权的侵权责任的时候，过错是核心的要件。在有侵害行为，造成损害结果以及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审理本案的法院正确认定珠海出版社看似无意但确实存在过失的侵权责任，值得称道。其实，本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张扬作者的著作权。在我国的民事权利保护中，著作权的保护大概属于最为软弱的一个。直至今天，在网络上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比比皆是，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在侵害著作权，盗版图书、盗版影碟、盗版软件横行于世，很少能够受到侵权责任法的制裁。一些案件起诉到法院，法官对被侵权人层层拷问，侵权人乐享其成，其结果是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如果所有的著作权侵权案件都能够做到本案判决所做的那样，对侵害著作权的侵权人严厉谴责，中国的著作权保护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⑩ 金华吴俊东超车致人损害案

超车撞人后返回救人，一审后却说自己是做好事。2011年12月19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引发网友热议的“吴俊东案”，通过PPT展示该案相关证据材料，介绍案件事实和裁判依据。

2010年11月23日，被告吴俊东驾驶其父吴秀芝所有的普通正三轮摩托车行驶至瀛洲村时，在超越前方同向行驶的由胡启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对向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的正三轮摩托车仍以五挡的车速超车。在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翻车，致车上乘员戴聪球、胡启明先后摔倒。吴俊东超车2至3米后听见胡启明、戴聪球的喊叫，回头看见电动自行车摔倒在地并往前滑行后倒在路边。吴俊东随即停车返回搀扶，戴聪球、胡启明即称吴俊东这么不小心撞倒了他们。此后吴俊东打电话给其父亲，称其出事故了。吴俊东的父亲和村干部戴某一起赶到事故现场，并通过戴某打电话报警，称吴俊东驾车和电瓶车相撞，一人受伤已经送往医院。胡启明、戴聪球被送往医院时，吴俊东的父亲垫付了1000元医药费。

胡启明、戴聪球于2011年3月17日向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吴俊东、吴秀芝赔偿医疗费等共计82742.70元。6月3日，婺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吴俊东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先行承担原告损失，对于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按70%的比例承担，共计赔偿69602.4元，吴秀芝对于胡启明、戴聪球交强险赔偿范围内的损失与吴俊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吴俊东、吴秀芝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8月30日，金华中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俊东不服金华中院的终审判决，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12月16日，金华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立案决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曾几何时，做好事受委屈遭错判，刘秋海案、彭宇案、许云鹤案等，在社会上掀起舆论大浪，竟然影响到社会道德水平，临危不敢挺身而出，见死不敢拔刀相助！诚然，在这里一方面确有法官判错案件造成影响的因素，一方面也有当事人撒谎的错判始作俑者。本案的亮点在于，法官在当事人虚假陈述中拨开迷雾，查清案件真相，还事实一个清楚、明白，将谎称“做好事”的肇事者还其真相，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打破了近年来指责法官的一面倒舆论。应该看到的是，在是非面前，法官顾虑重重，不能坚持原则，让做好事的好撒玛利亚人受到委屈，遭受侵权责任的谴责，这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对此，法官和法院应当深思，如何才能够排除各种干扰，真正做到依法办案，严肃执法。

更应当看到的是，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掌握好证据法则的尺度。在民事诉讼中，很多当事人的言论不是真实的，虚假陈述常见。法官的职责，就是探求事实真相，正确使用法律。在现实中，司法审判出现刘秋海、彭宇、许云鹤等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官在适用举证责任上发生了错误。在这些案件中，基本上都是在原告举证不足的情况下，法官进行推定或者推论，例如既然发生损害事故，被告第一个去救助，就有可能是加害人，不然他为什么会去救助呢？在这样的推论或者推定之下，尽管证据不足，但仍然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因此酿成了错判，造成公众遇到他人危险不敢挺身救助的恶劣社会影响。

在本案中，面对超车撞人后返回救人却说自己是做好事的抗辩，金华中院查清事实，正确认定责任，并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PPT展示该案相关证据材料，介绍案件事实和裁判依据，并现场回答记者的提问，使案件事实和性质昭然，百姓的顾虑和怀疑释然，就是正确适用举证责任规则的结果。如此判案，怎么会出现错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