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3日人民法院报摘

第一篇：2012年3月3日人民法院报摘

2012年3月3日人民法院报摘

1.网络舆情与司法理性——怎么看网络舆论北大教授 王 磊

1.网络舆情与司法理性

——怎么看网络舆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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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网络、传统新闻媒体与民意结合时，舆情民意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便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司法却与生俱来具有独立的属性，当司法案件被社会舆论所关注，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如今，人民法院办案比以往要更加慎重，稍有闪失，案子被弄到网上“炒”一通，造成的影响可比以往大多了，法院领导和承办案件的法官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法院所判的案子往往会成为舆论的焦点，尤其是网络舆论所形成的这些焦点对法官的判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为对司法审判的一种外部监督力量。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越来越重视网络所表达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面对媒体，和媒体互动，了解舆情。如何调和舆情民意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成为值得我们深切关注的问题。

怎么看

网络舆论是审判工作的有力监督

法院现在办案比以往要慎重多了，稍有闪失，案子就被弄到网上去，造成的影响可比以往大多了，法院领导和承办案件的法官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法院所判的案子往往会成为舆论的焦点，由此而引发的网络舆论所形成的对法官的压力可以促进法官判案水平的提高，网络舆论是对司法审判的一种外部监督机制，这种监督有利于公正司法。

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审判权也不例外。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看，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也有权监督法院，这些都是国家机关内部或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监督。而网络舆论不同于这些监督，它是一种国家机构体系之外的一种群众监督，这种监督成本最低，当然也不能代替国家机构的内部监督。只要审判公开，群众便可以监督，而且因为这种监督处于国家机构之外，是一种体外监督，因而又具有超脱性的特点，可以发挥国家机构体系内监督所代替不了的作用。随着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公开透明度的加大，裁判文书上网数量的增加，法院实际上在为群众监督创造条件，为网络舆论监督提供了便利。法院以一种主动、开放、自信的态度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尤其是近年来的网络监督。缺乏监督的司法容易导致司法不公、产生司法腐败。网络舆论使司法断案更加谨慎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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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和法官值得信赖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听到这样一些说法，例如，有人说，网上许多人都说法院判的有问题，我们看法院怎么办？看法院怎么改判？等等。某些人心理上存有一定的误区，以为网上的质疑都是有道理的，而法院判案肯定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对法院判案有异议呢？其实，法院和法官分别作为裁判机关和审判案件的裁决者总体上都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我们要对法院的审判工作和法官队伍素质有一个总体评估和正确的判断。表面上看来，似乎我们听到的关于法院判案的不同意见比以前多了很多，似乎目前法院的判案水平今不如昔，法院判案的公正度在下降。难道我们的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的审判水平果真如此吗？

其实，回顾这些年的法院工作，应当看到，法院所承办的案件的种类在不断扩大，由原来传统的婚姻继承案件、刑事案件扩大到行政诉讼案件、知识产权案件、土地房屋案件、海商事案件等等，法院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法院所承办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面对这样数量庞大的案件面前，努力工作并不断提高审结率和执结率。此外，经过法院的法律业大、高级法官的培训（送到大学里接受培训）、法官学院的建立、司法考试的入门关等等，法官素质大大提高，应当说，法官的素质比改革开放初期要高很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取得各方面的发展，法院起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在这30多年的审判中解决了大量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矛盾和纠纷。没有法院的公正司法，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今天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所以，无论是从法院这30多年的审判工作，还是从法官素质的提高来看，我们对法院和法官都应当有一个起码的信任。不能因

为一些个别案件的错判或误判而全盘否认法院的工作和成绩，并进而怀疑法院和法官，怀疑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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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是非曲直更有发言权

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下，判案的相关信息会很快通过互联网得到迅速传播，并且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同于法院判决的意见在网上迅速走红，有的案件当事人也在不同意法院判决意见之后有意寻求网络力量来给判案的法院和法官施加压力。不可否认，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对司法的一种监督机制，也在事实上起到监督司法的作用。但在网络舆论和法院之间到底谁说了算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应当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和共识。

应当认识到网络社会条件下，网络舆论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特征。传统媒体一般是指报纸、电视、杂志、广播，网络媒体在学理上被称作“新媒体”。网络媒体具备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再有一个特征就是网络打破了传统的记者的概念，每一个网民都可以在网络发言、发信息，包括文字的、图画的、视频的，既可以通过在新闻后面跟帖的方式对司法加以评论，也可以通过博客、微博的方式来分析评

价案情，每一个网民都能起到记者的作用。网络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是以往任何媒体都无法比拟的。

法院重视媒体的意见但又不能紧随媒体的观点来判案，媒体毕竟不是审判机关，况且媒体的观点有时也经常波动。这就注定了法院是裁量是非曲直的专门机关。我们在肯定网络舆论监督作用的同时，还要注意到司法与媒体所追求的价值的区别，媒体追求时效性，越快越好，司法追求程序的公正性，严格按诉讼程序办案；媒体往往有感而发，而司法要求理性分析，强调证据；媒体往往对事实进行筛选以吸引眼球，而法院判案要求全面、客观，听取原被告双方的意见和陈述；媒体追求轰动效应以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点击量，增加网上围观人数，甚至故意炒作某个案件，而法院追求冷静地平息纠纷。尤其是网络这样的新媒体，它对案件的评价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会放大网络舆论对案件的一些个人观点，甚至会误导网民。毕竟网上也是可以“灌水”的。

也有人认为，网上的多数观点都认为法院判错了，为什么法院不按网络舆论办？为什么不按网络意见判？某一个或某几个网站的网民赞成或反对的比例并不一定真实反映所有公民对该案的态度。因为这只是上网族的意见，而且是上网族当中关注此事的网民的意见，还有许多人不是上网族，上网族中也有不关注司法案件的人。网络舆论严格讲来只是反映部分人的意见，不能把网络舆情与民意简单地画上等号。即使全民对案件进行了意思表达，也不能完全按民意来断案，司法审判虽然要接受民意的监督，但网民并不是法官，网络也不是法庭，网民和网络都不能代替法官判案。

所以，无论是网民还是法院的法官都应当理性地、冷静地对待网络舆论。不能不看网络，但又不能让网络来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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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对网络舆情的了解更加积极主动

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越来越重视网络所表达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来面对

媒体，和媒体互动，了解舆情。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在关于加强民意沟通的基本要求的12项内容里，直接与媒体相关的就有2项，要求“改进和完善网络民意沟通机制。积极推行审判、执行信息网络公开制度；加大庭审网络直播力度；各级人民法院主要领导每年至少应参加1次与网民直接交流、沟通、互动活动，广泛听取网民意见；对于了解的民意、听到的反映，可通过在线解答、个别沟通的方式，让群众了解信息，感受人民法院对民意的尊重；完善通过网络及其他各种途径受理群众举报的工作制度，有条件的法院可开设专门的电子信箱，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改进和完善人民法院与新闻媒体沟通协调机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发布人民法院工作报告、重大司法决策及案件审判信息，加大宣传工作力度，为人民群众提供及时准确的司法信息服务。进一步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交流，认真执行《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制度》以及《关于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制度的补充规定》，完善新闻发布会制度；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积极收集舆情，了解民意，宣传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级人民法院每年至少要组织2次会议专门讨论和分析各种舆情，把握司法工作动态”。由此可见，我国法院

系统对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的重视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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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多样化与网民观点多样化

公民对法院判决表达不同看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是正常的，这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同理，上下级法院的判决不一样也是正常的，否则，法律规定的二审程序就没有意义了。即使是在法院内部也还可能有不同观点，所以才有合议庭合议，也有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情况等。

从现在引起网络舆论关注的案件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的案件：一是涉及是否要判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二是对案件中具体法律规范的不同理解，三是涉及道德与法律之间界限问题的案件。

仔细想一想那些在网上引起热议的案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网络舆论往往只是大家对一个案件表达了不同的价值观，而案件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争议，且法律规定都是较为明确的，大家只是在价值问题上存在分歧。这样的一种多样化的观点呈现在网络上其实表达的是各自的价值观，网民往往都会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评论法院判决，并要求法院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判案，这种不同的价值观的交流和互动是有益的，它对提高公民法治观念，在对法律修改等方面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法院更多的是强调现行法律的遵守，过于保守或过于超前的观点都有可能形成对法院不利的舆论，而过于保守或过于超前的这两种观点之间本身就形成两个极端，二者根本对立。如果我们遇到网络上争议较大的案件，不妨想一想这个案件在某些价值层面上本身是否存在争议，那么，我们对法院的公正司法的态度可能就会更趋理性和客观。

对于案件中具体法律规范的不同理解的问题，也往往会引起网民的关注，大家都会去解释法律，但这种解释更多的是一种基于生活经验所做的解释，对法律规范的这种群众性解释或理解也不能被法院忽视。如果法院判案与网络舆情中所反映的基于生活经验的判断相去甚远，那么，法院就应当对这样的网络舆情高度重视了，因为法律本身就是生活经验的总结。

涉及道德与法律之间界限问题的案件也容易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道德与法律之间界限的问题往往也就是情与法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容易感动网民，网民也容易在感情方面发表意见，但法律又不等同于情感。法院的理性和冷静就显得格外重要。网络舆论往往是快餐文化，往往是片言只语，甚至语不惊人誓不休！这与司法的精神又相差甚远。

实践样本

南海网络发言人平台“网聊”揽民意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网络发言人平台开通以来，引来无数网友竞“拍砖”，争“砸场”。可是平台不但没被砸垮，反而表现出强劲的张力。一个小小的网络平台，通过一拍一答的“网聊”，融聚了司法便民、监督建议、困难求助、民意倾听、释法答疑等丰富内容，将民主监督引进来，把司法公开推出去。有问必应让司法与民意的沟通尽在一“网”之间。

网络平台开通一年多，法官们逐渐理解和接受了这样的方式。很多法官也从中尝到了民意监督的甜头。南海法院不断对网络发言人平台的相关配套机制加以完善。在加强监控人员配备的同时，对流程环节进行优化，始终坚持有问必有复的处理原则，逐渐形成了“监控员督促”、“法官处理”、“领导负责”、“纪检监督”的运行机制，并对迟延、怠慢、应付等行为实行追责和问责，并计入年终考核。

（详见本报2011年11月12日五版）

邳州网络发言人与群众交流全天候

针对当前网络舆情的特点，江苏省邳州市人民法院在民意沟通中引入网络发言人制度，与网民就法院审判质效、队伍管理、作风建设和个案情况进行交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该院网络发言人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发挥了三种作用：一是引导作用。部分当事人不满法院裁判，在网络上进行歪曲、攻击，法院及时进行摆事实、讲道理，引导舆论。二是解疑作用。部分当事人因不清楚、不明白而对法院工作提出问责，对此网络发言人及时进行解答。三是宣传作用。在交流中，法院开门纳谏，就法院各项工作与群众进行交流，增强了透明度，树立了法院的良好形象。

（详见本报2011年1月24日二版）

社会评议

■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

针对目前非常盛行的网络监督，法院应善于应对媒体监督，包括网络监督，因为它迫使你公平公正地办案，但网上民意未必是理智的民意，法院必须根据事实正确判断，体现司法公正。判决要有独立性，不要太受舆论左右。我们搞教育要充分听取媒体、社会的意见，但教育要按照教育规律，法院、检察院也一样。应该维护法院、检察院的独立办案行为，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但不能干预。社会各界要加强监督，但也不能干预他们的独立办案。

■ 西安政治学院教授傅达林：

理性，不仅是司法与法治的灵魂，也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品质，它是现代公民告别狂热而臻至理智的主体性要素。现在看来，光期待司法机关的坚守还远远不够，因为在一个全民沸腾的狂热氛围中，我们很难指望一个理性的司法能够力挽狂澜，去做社会理性的中流砥柱。理性的司法需要理性的公民社会，动辄亢奋的民意介入，不仅难以培育出一个理性的司法，甚至会让理性者遭遇到始料未及的伤害。

■ 全国政协委员曹淑敏：

网络是个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约束、行政约束、社会秩序约束都比较薄弱。因此，网络治理是一个综合过程，需要技术、管理和法律等多种手段并用。

■ 全国人大代表徐龙：

政府首先要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其次，要高度重视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有效引导机制。

第二篇：森林报选摘范文

林中大汉的战斗

傍晚时分，森林里传出了低沉的短吼声。密林里走出了一个林中大汉——长着犄角的大公麋鹿。它们用沙哑的吼声——就像是从内脏发出来一样——向对手发出挑战信号。

对手们在空地上遭遇了。它们用蹄子刨着地，摇晃着笨重的犄角，威慑着敌人，眼睛里布满血丝。突然，大打出手。它们低着用大犄角武装的脑袋，互相撞击，发出“劈裂”声和“嘎嘎”声，犄角和犄角钩在一起。它们用巨大的身躯，带着全部体重猛烈地撞击对方，拼命想扭断对方的脖子。分开，又冲上去，时而把前身弯到地，时而又用后腿立起来，它们都想用犄角杀死对方。笨重的犄角一撞击，就会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难怪有人把公麋鹿叫做犁角兽：它们的犄角又宽又大，像犁似的。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有的公麋鹿战败后，急急忙忙从战场上逃走；有的被可怕的大犄角撞断了脖子，流出了鲜血，被战胜的公麋鹿用沉重的蹄子踢死。于是，强烈的吼声传遍了整个森林，那是犁角兽在庆祝胜利呢！

密林深处，一只没有犄角的母麋鹿在等着它。公麋鹿——胜利者成了这个地方的主人。无论哪一只公麋鹿都不允许进入这个领地。甚至连年轻的小麋鹿都不放过，只要一经发现，就会立刻被驱逐出去。

公麋鹿那嘶哑的吼声，像巨雷一样响彻周边。

等待帮手

乔木、灌木和青草，都在急急忙忙地安排着子孙后代的生活。

从槭树枝上，垂下来一对对的翅果。它们已经开裂了，就等着风儿一吹，把它们带走，播种出去。

期待风儿快点吹过来的还有草族人民：高高的长茎上，从干燥的花盘里，伸出一串串华丽的、蚕丝般的灰色茸毛；香蒲的茎顶端穿上了褐色的小“皮袄”，长得比沼泽里的草还要高；山柳菊的毛茸茸的小球，已经准备好了，在晴朗的日子里随风飘散。

还有数不清的草儿、果实上长着或长或短的细毛，有的很普通，有的像羽毛一样。

在收割过的田里和路两边、水沟旁，植物们等待的对象已经不是风了，而是四条腿的动物和两条腿的人。长着干燥的尖尖的花盘的牛蒡，紧紧地拽着自己菱形的种子，等待敌人上钩；鬼尾草喜欢用它的黑色的三角形的果实，专门戳行人的袜子；带钩刺的猪秧秧，它的果实又小又圆，喜欢钩住人的衣衫不放„„

林中轶事

有趣的植物

池塘里几乎长满了浮萍。有些人说，是长满了水藻。可是水藻是水藻，浮萍是浮萍。浮萍是一种有趣的植物，和其他的植物可不一样。它的根细小，绿色小圆片儿浮在水面上，上面带有椭圆形的凸起物。这些凸起物就是它的茎和枝，一个个就像圆圆的小饼。浮萍没有叶子。有时候也开花，但极其罕见。浮萍不需要开花，它繁殖起来很简单，很迅速。只要从一个圆片儿型的茎上脱落下来一个圆片儿型的枝，一株浮萍就变成了两株。

浮萍生活得自由自在，什么东西也不能束缚它。当野鸭从它身边游过时，它就紧紧地贴在鸭子的脚蹼上，随着野鸭从一个池塘游到另外一个池塘。

狐狸怎样把獾从家里撵出去

狐狸家遭殃了：洞里的顶子塌了，还差点儿把小狐狸压死。

狐狸一看，事情不妙，得赶紧搬到别的住处了。

狐狸来到了獾的家。獾的洞相当出色，是它自己挖的。出入口左一个右一个，侧洞旁洞纵横交错，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獾的洞很大，能住下两家子。

狐狸请求借住，可是獾不同意。它这个房东要求可高：爱整齐，爱干净，家里要一尘不染。来这儿住还带着孩子怎么能行呢！

它把狐狸赶走了。

“哼！”狐狸想，“你这样呀！走着瞧吧！”

狐狸装出离开的样子，自己却躲到灌木丛后，坐在那里等着。

獾探头往外一看，狐狸走了，就从洞里爬出来，到森林里去找蜗牛吃。这时，狐狸一下子钻进了獾洞，在地上拉屎，把洞里搞得一塌糊涂，完事儿就溜走了。

獾回来了，“我的老天爷，好臭啊！”它沮丧地哼了一声，就到别的地方给自己挖洞去了。

这正中狐狸下怀。

狐狸把小狐狸叼来，在舒适的獾洞里开始生活了。

有求必应

在草地上和林间空地上开满了绛紫色的矢车菊。每当我看见它们，就会想起伏牛花，因为它们跟伏牛花一样，都会变小小的戏法儿。

矢车菊的花不是一朵朵的，而是头状花序顶生。它那漂亮蓬松的叉状小花儿，都是无实花。真正的花在中间，是很多深紫色的管状花。一根雌蕊和几根会变戏法的雄蕊就在这些管状花的里面。

只要你碰一碰这些绛紫色的小管子，它们就会歪向一旁，从小管子的细孔里冒出一小团花粉。过一会儿，你再碰一下这些小花儿，它就又摇摆起来，又冒出一团花粉。

就是这么一套小把戏！

这些花粉可不是白白浪费的，它对每一种昆虫都有求必应，要，就给一份花粉。拿去吧，吃吧，沾到自己身上也行，只要能把一点点花粉带到其他的矢车菊上去就成。

神秘的夜行大盗

森林里冒出一个神秘的夜行大盗。森林的居民都惊恐不安。

每天夜里，都有几只小兔子失踪。一到晚上，小鹿啊、琴鸡啊、松鸡啊、兔子啊、松鼠啊都觉得不安全。无论是灌木丛中的鸟儿，还是树上的小松鼠，或者地上的老鼠都不晓得，在哪儿会受到攻击。这个神秘杀手有时会突然从草丛里现身，有时会在灌木丛出现，有时会从树上跳下来。也许，它不是独行杀手；也许，它们是一个团伙呢！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獐鹿爸爸和獐鹿妈妈带着两只小獐鹿在林间空地上吃草。雄獐鹿站在离灌木丛八步远的地方放哨，雌獐鹿带着小獐鹿在空地中央吃草。突然，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从灌木丛里蹿了出来，直接就扑到了雄獐鹿的背上。雄獐鹿倒了下去，雌獐鹿带着小獐鹿逃向了森林深处。

第二天清晨，雌獐鹿回到林间空地上的时候，雄獐鹿只剩下了犄角和蹄子。昨天夜里遭袭击的是麋鹿。它走在僻静的森林里，发现好像在一棵树的树枝上，有一个难看的大木瘤。

麋鹿是森林巨人，它怕过谁呀？它的那对大犄角，大得连熊都不敢攻击它。麋鹿走到树下，刚想抬头仔细看看树上长了一个什么样的木瘤，突然，一个什么可怕的家伙，体重足有一普特（合16．38公斤）重，一下子扑到了它的脖子上。

由于出其不意，麋鹿当然吓坏了，它把头猛摇了一下，把杀手从背上甩了下来，然后头也不回地就跑掉了。

它到底也没弄清楚，夜里究竟是什么东西袭击了它。

我们这森林里没有狼，况且狼也不会上树。熊现在也钻进密林里去了，正懒得动呢，再说它也不会从树上跳到麋鹿的脖子上去。这个神秘的杀手究竟是谁呢？

暂时还没有答案。

勇敢的小鱼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雄刺鱼在水底下搭建了个什么样的巢。

巢造好以后，雄刺鱼就为自己挑选了一条雌刺鱼，带回了自己的家。鱼儿进门后，产下鱼卵，马上就游走了。

接着雄刺鱼又去找了第二条雌刺鱼，然后是第三条、第四条，可是所有的雌刺鱼都离开了它，把产下的鱼卵留给雄刺鱼照料。

现在就留下雄刺鱼自己保护家园了。家里放着一大堆鱼卵。

在河里有许多爱吃新鲜鱼卵的家伙。可怜的身材短小的雄刺鱼，不得不保护自己的家园，免遭水下这些凶猛的怪物的侵犯。

不久前一条贪吃的河鲈袭击了刺鱼的家。弱小的主人勇敢地投入了与怪物的搏斗。

刺鱼竖起身上的全部的五根刺——三根在背上，两根在腹部——机智地向鲈鱼的鳃刺去。

鲈鱼的全身包裹着坚硬的鱼鳞铠甲，只有鳃没有受到保护。

鲈鱼被勇敢的小家伙吓坏了，仓惶逃窜。

夜莺的蛋不翼而飞

我们的通讯员找到了一个夜莺的窝。巢窠里躺着两枚鸟蛋。当有人靠近它的时候，夜莺妈妈从蛋上飞了起来。

我们的通讯员没有动它的巢，只是悄悄地在这个地方做了个记号。过了一小时，他们又回到了这里，可是巢里的蛋却不见了。

又过了两天，他们才弄明白鸟蛋去哪儿了：原来是夜莺妈妈用嘴把蛋叼到别的地方去了，它担心人们会来捣毁它的窝。

蜥蜴

在林子里的一个树桩旁，我捉到了一只蜥蜴，然后把它带回了家。我往一个

大玻璃罐里放上了细沙和石头子儿，把蜥蜴养在罐里。每天我都更换罐子里的草、土和水，还往罐里放苍蝇、小甲虫、幼虫、蛆虫和蜗牛给它吃。蜥蜴每次都张开大嘴，狼吞虎咽。它特别喜欢吃白菜里生长的那种白蛾子。它迅速地把头转向白蛾子，张开嘴，伸出叉子一样的小舌头，然后跳起来，像猎狗一样扑向自己的美食。

有一次，我在小石头子儿间的细沙里，发现了十几个椭圆形的小白蛋，外壳又薄又软。蜥蜴给它们选在太阳光恰好可以照到的地方。过了一个多月，蛋破壳了，一条条灵巧的小蜥蜴从蛋壳里爬了出来，长得非常像它们的妈妈。现在这一家子全都爬上了石头子儿，悠闲地享受日光浴呢！

第三篇：人民法院报评选2014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人民法院报评选2014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2015-01-06 来源：中国法院网

由人民法院报编辑部评选的2014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今天推出。这十大案件均为人民法院报2014年所报道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为社会公众高度关注、案情疑难复杂、审理难度大，以及审判结果有重大突破或借鉴作用的刑事案件。这十大刑事案件的评选，对2014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刑事案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了一次认真的梳理，展示了人民法官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过依法审判刑事案件，为促进依法治国、纠正冤假错案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一：内蒙古呼格吉勒图再审案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该院原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以原审判决和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

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2014年12月15日，经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程序而宣告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冤案得以昭雪，的确大快人心。随之，此案追责程序也启动。包括本案在内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得到纠正，让我们对国家法治的进步感到鼓舞。在全面深化司法改革大背景下，对于此案的深刻反思是十分必要的。

人民法院在这一案件中表现出来的直面错案、敢于纠正的行为值得肯定。从现有公开资料来看，内蒙古高院认定原审判决和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正确的。本案中，“真凶”赵志红出现并指认、供述当年犯下罪行，一连串的证据材料被挖掘出来，而呼格吉勒图当年有罪供述的所谓“铁证”不攻自破。随着内蒙古政法系统追责程序的深入进行，当年如何造成这一冤案的原因也就更加明晰。

随着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在刑事司法领域，为了防止类似本案的错案再次发生，应当做好以下工作：（1）司法理念的变化。既要有勇于直面错误、纠正错案的决心，同时又要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坚持疑罪从无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确保侦查、起诉案件之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2）努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协调法院与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工作关系，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制度，构建合理的追责标准和可行的办案责任制，排除不当因素对司法裁判的干扰；（3）将建立健全成熟、完善的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摆上改革日程，同时，还需要健全国家赔偿制度，多重机制共同保障案件得到妥善处理。

二：昆明“3·01”严重暴恐案 2014年9月12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3·01”昆明火车站严重暴恐案一审宣判，以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判处依斯坎达尔·艾海提等3名被告人死刑，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以参加恐怖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帕提古丽·托合提无期徒刑。

点评：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 赵秉志

暴恐犯罪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犯罪问题，依法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有助于维护社会安定和公共安全。不可否认，当前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暴力恐怖事件滋生的土壤，但暴力恐怖活动无论以何种名义出现，其肆意践踏生灵、侵犯无辜者的生命的行为不仅有违道德，更触犯了法律，必须予以严厉打击。同时必须强调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应对恐怖活动犯罪。

在“3·01”昆明暴恐案件处置过程中，民警依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相关规定，当场击毙4名暴徒；事件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规定，采取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救治受害人员，恢复铁路运营秩序等应急处置措施，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恢复社会秩序；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相关司法机关依法进行侦查、起诉和审判，特别是审判过程中，审判人员综合案件相关情况正确定罪量刑，并且鉴于被告人帕提古丽·托合提在羁押时已怀孕，依照刑法典的相关规定不适用死刑。在庭审过程中，法院为各少数民族被告人聘请了翻译，依法保障其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并且指定律师出庭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供述和辩解，司法机关依法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司法的公平正义，也彰显了我国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的坚决态度和坚定决心。

逝者如斯！“3·0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件带给我们的伤痛并未远去，如何从根本上防范暴恐案件值得我们反思，希冀以相关案件为契机，促进我国反恐法治的进一步完善。相信随着统一的反恐怖法、刑法修正案

（九）的出台，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我国的反恐法治事业必将会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三：招远涉邪教故意杀人案

2014年11月2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张帆、张立冬、吕迎春等涉邪教故意杀人案作出二审宣判，裁定驳回张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张巧联的上诉，维持原判；对维持张帆、张立冬死刑判决的裁定，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洪道德

故意杀人案件在我国时有发生，并不鲜见。招远故意杀人案之所以举国轰动引起民众社会高度关注，是因为凶手的杀人恶念来自于“全能教”的教义和组织的发展。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宗教和邪教却有本质上的区别。邪教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歪理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邪教大多是以传播宗教教义、拯救人类为幌子，散布谣言，且通常有一个自称开悟的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教主，以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控制群众，一般以不择手段地敛取钱财为主要目的。简而言之，邪教除了不具有合法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它的教义漠视人的生命，掠夺他人的财产。招远故意杀人案充分地表现出邪教的危害性。

我国刑事法律对邪教组织及其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从重处罚。特别要注意的是受邪教教义的蛊惑，邪教徒的犯罪具有疯狂性，表面上看与精神病人的危害性行为具有相似之处，而实际上是有本质区别的。绝不应当把邪教徒的疯狂行为视为精神病人无意识、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人，而不以犯罪论，不予处罚。相反，对于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邪教徒的犯罪，应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安居乐业，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四：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受贿案

2014年10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对张曙光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点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历时两年多的“张曙光受贿案”在公众的关注中终于落下了帷幕，这个号称“中国高铁技术第一人”的人，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因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是继刘志军之后又一个铁道部落马的高官，也是我国在反腐工作上的又一大成果，同时，本案也再次对我国当前的反腐机制敲响了警钟，引发对预防腐败机制的反思。张曙光的涉案时间跨度从2000年至2011年，期间多次受贿，问题在于，我党一直在着手构建反腐败的机制，并且一直在加强反腐败的力度，为什么在这11年中张曙光的受贿行为没有得到查处呢？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的反腐机制整体存在着“软化”的问题，当前的反腐机制较为零散，而没有形成健全的反腐制度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又重申了反腐败的问题，指出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强化权力的监督和运行体系，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这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未来反腐败工作的重心是要试图构建科学、健全的反腐败机制，将腐败犯罪的预防和腐败犯罪的惩治体系化，使得我国的反腐败工作走向制度化、法治化。具体言之，不仅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和党纪党规，还要着手建设一支高效、法治的反腐队伍，整合反腐败的各方力量，促进纪检、行政监察的反腐和检察机关反腐的协同，在明确各方职责的基础上，发挥检察机关在反腐败工作中的核心作用。只有制度化的反腐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犯罪的发生，防止下一个“张曙光案”的出现。

五：福建终审宣判念斌无罪案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公开宣判念斌投毒案。法院认为，原判认定的念斌犯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念斌所犯罪名不能成立，依法作出念斌无罪的终审判决；念斌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顾永忠

“念斌投毒案”应当是2014年刑事案件中受到社会关注度之高、之久仅次于“呼格案”的一个案件。念斌在长达8年的诉讼过程中，曾四度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直到2014年8月峰回路转，被福建高院宣判无罪，真可谓九死一生！

社会关注“念斌投毒案”，不仅是因为该案戏剧化的诉讼过程和结果，而是透过该案，人们在思考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同时也感到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是有希望的！近年来，没有哪一个案件像“念斌投毒案”如此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司法公信力，也没有哪一个案件像“念斌投毒案”如此强烈地张扬着我们的司法公信力！

“念斌投毒案”的曲折反复和柳暗花明，使我们由衷地对近年来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进步大加肯定：一是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重大举措。试想：“念斌投毒案”如果没有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而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发回重审，念斌的生命今天还存在吗？二是2012年3月刑事诉讼法的大修改。它强化了庭审功能，要求重要的证人、鉴定人都要出庭作证，还增加了“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出庭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规定。正是有了这些规定，才在该案最后一次庭审中发现了案件事实和证据存在的严重问题，法院断然作出念斌无罪的判决。三是司法机关对律师辩护权利的保障、辩护意见的重视以及该案律师们无私、无畏、专业、敬业的奉献精神！

六：首起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2014年8月8日，我国首起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彼特·威廉·汉弗莱、虞英曾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及驱逐出境、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点评：《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 刘桂明

从本案的发生与审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识：信息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与否，绝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事关公民安全、法律尊严、社会稳定的大事。同时，我们又看到了当下社会的两个矛盾与纠结：

一是个人信息保护与泄露之间的如何偏重？在网络时代，一边是形势越来越明显的“透明社会”潮流，一边又是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常常难以保障的现状。通过本案的审理，我们看到，作为隐私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无形财产”，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一种人权，个人信息的保护乃至防止商业和公权机关的滥用已经刻不容缓。在本案中，被告人除了非法向他人购买，还使用了跟踪、监控或冒充公司员工、客户、投资者甚至快递员的身份秘密走访、偷拍等五花八门的非法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严重地侵害了他人个人信息安全的权利。

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从2005年个人信息保护法启动立法程序，到2008年该法草案呈交国务院乃至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但并未列入立法规划，从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正式生效，使“纸面之法”开始向“生活之法”的转化，到2009年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

（七），使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的犯罪惩治开始进入司法实践，从而说明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开始步入正确轨道。二是政府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如何平衡？现在，一边是普通人越来越“透明”，一边却是许多本该更透明的领域还在灰幕之中。如果任由公民个人信息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人解密、买卖，何来安全、自由和人权？由此可见，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其实更加重要。其中最为至关重要的是，作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基础配套设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必要尽快从幕后走向台前。

对于政府信息来说，公开是原则，保密是例外。那么，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来说，保密永远是原则，公开则只是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案的审理颇具标志意义。

七：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2014年7月14日至19日，湖北高院分别在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咸宁市咸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刘汉、刘维二上诉案。2014年8月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了刘汉、刘维上诉案，认定刘汉、刘维所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等罪，罪行极其严重，数罪并罚，对刘汉、刘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点评：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教授 赵秉志

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都需要有力的法治保障，依法惩治违法犯罪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包括黑社会性质犯罪等在内的严重刑事犯罪影响我国社会发展与人民平安，必须依法予以有力有效的惩治。

广受关注的刘汉、刘维等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等罪案在一审、二审的过程中，以犯罪事实为依据，以刑法相关规定为准绳，以充分、确凿的证据认定犯罪，并综合各种情节裁量刑罚，定罪量刑严格贯彻了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贯彻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和共同犯罪的罪责规范；并通过异地审判、分案审理、公开审理、辩护权保障等措施，体现了公正审判，彰显了我国司法的文明进步。该案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依法严惩涉黑有组织犯罪和严重暴力犯罪的政策精神，是依法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典型法治事件，有助于树立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八：“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案

2014年4月17日，秦志晖（网名“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一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诽谤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点评：《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总编 刘桂明

“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一案之所以值得总结与思考，是因为本案使全社会非常清晰地认清了两个问题：

一是言论自由的底线与边线。所谓言论自由，是一种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或通过其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这是法律赋予每个人说话的权利。用时髦词汇说这是一种诉求表达，用法律语言讲这是一种言论自由。但是，法律同时又规定，这种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必须受到一些限制。如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另外还必须考虑到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道德等问题。换句话说，你的言论自由不能妨碍他人的言论自由权利，否则你就跨越了法律的边线；你的言论自由也不能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权利，如此你就突破了法律的底线。

“秦火火”为了博得“名望”、吸引眼球，不惜一次次突破法律的边线与底线，制造传播各种谣言，扰乱网络秩序。正是由这些“秦火火”们的误导所引起的激情和愚顽，将网民引入了一种畸形的繁荣场景乃至非理性的状态。其实，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将自己的影响力转换成自己的私利。“秦火火”的结局进一步说明，网络言论如果跨越法律边线，就有可能需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如果越过法律底线，则就面临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现实（其中至少可能涉嫌三种罪名，即侮辱罪、诽谤罪、诬告陷害罪）。

二是社会监督的质疑与造谣。所谓质疑，可以理解成怀疑的言论表达。在一个理性社会，任何人都有怀疑的权利，也有怀疑的自由。由此可见，质疑实际上就是一种言论自由。但是，造谣就不是言论自由。顾名思义，造谣就是或捏造、或虚构、或散布某些并不存在的事实。

“秦火火案”是2013年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行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第一起依法公开审理的典型案件。其典型意义就在于在面对诸如“7·23”甬温线动车事故等公共事件时，网民可以对善后处理进行质疑，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加强社会监督。但是，“秦火火”为了利用热点事件进行自我炒作，以虚拟微博账户编造并散布虚假信息，对事故善后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良影响。显然，他以谎言将公众从质疑的边界绑架到了造谣的禁区。我们知道，到了造谣的禁区，谁都无法避免被处以“点球”的处罚了。

可见，从怀疑到质疑，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正确表达；但从质疑到造谣，却并非一步之遥。

九：浙江温岭杀医案

2013年10月25日，被告人连恩青因对治疗效果不满意，闯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持刀行凶，致一死一重伤。2014年4月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温岭杀医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驳回被告人的上诉，维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连恩青的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顾永忠

在2014年的刑事案件中，“浙江温岭杀医案”无疑是一起令人心情最为沉重的案件。因为这是一起发生在遭受疾病折磨寻求解除病痛的病人与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护士之间的人间悲剧！对于“病人”，无疑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会给予同情，但对于采用如此残忍手段杀害为他治过病或没有治过病的医生、护士的“凶手”，人们则产生极大的不解和愤慨。对于该案受害的医生、护士，人们为他们遭受如此不幸，为他们的家庭遭受如此打击而唏嘘不已。透过该案的发生，人们更为无数个不分昼夜、辛勤工作、救死扶伤的医生和护士的生命安全揪心、担忧。

因此，司法机关对该案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的。被告人的杀人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犯罪手段极其残忍，其危害后果不限于已造成一死一重伤的极其严重的直接后果，而且还造成极其严重的间接后果：它给成千上万的医生、护士及其家庭造成严重的心理恐惧。在此情形下，医生、护士们又怎能集中精力治病救人，又何以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反过来，这势必又殃及无辜的病人、家属，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这样看待本案的社会危害程度，就不难理解这是一起“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被告人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当属罪有应得。

但是，刑法及其刑罚不是万能的，甚至可以说是有限的。只有我们的国家、社会以及我们每个人真正能够尊重他人、尊重病人、尊重生命，构建起新的医患关系和人际关系，才能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十：贺江水污染系列案首案

2014年3月1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八步区人民法院对贺江水污染事件系列案首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贺州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原支队长黄强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万元，对其退出的2.4万元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点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洪道德

水、空气、阳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元素。在当今社会，水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物资，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和安全。这里说到的水是指能够被饮用、灌溉、生产的，受污染的水是一种毒水，水一旦受到污染，不仅不能造福人类，反而会成为危及人类生存和国家安全的罪魁祸首，因此确保水资源的安全是我国刑事法律的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安全清洁的水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但是水资源的污染现象却越来越普遍。我们不可能通过放弃经济发展、降低生活水平来减少对水资源的需求，只能在合理需求的基础上，要求有限的水资源不受污染。

本案实例告诉我们，人为造成水资源大面积污染的原因不外乎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经营厂家将有毒废水不做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泊；另一方面，对水资源监管负有职责的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为贪污受贿、地方保护或者玩忽职守而没有正确有效履行职责。我国刑法专规定一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对严重破坏环境的危害行为予以严惩；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构成犯罪的，刑法也有相关规定。这就从排污主体和政府监管两方面惩治环境污染行为。

本案中，黄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且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当利益，致使为汇威厂违法发放了排污许可证，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理应受到严厉的刑事制裁。

第四篇：2012年3月6日 星期二人民法院报摘抄

2012年3月6日 星期二人民法院报摘抄

1.梁慧星：能动司法切合国情

本报记者 罗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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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颖逊 摄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

“为民司法、能动司法提得好、做得好，切合国情；‘大调解’的做法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对解决纠纷、疏导矛盾很有帮助；裁判文书上网是公开审判中一大进步„„”

“法官的工作作风、精神面貌对社会有高度的影响。要提高法官待遇，让法官有尊严地、体面地工作、生活；法官职级应该独立于行政职级„„”

一间约10平方米的书房：主人身居斗室，心怀天下。

一个坚强、厚重而灿烂的人生：主人虽未能从事法官职业，然而即使在过去动荡的年代，亦不改其志，最终得以学问报国。

他就是梁慧星——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众多的名号只代表成功的结果，却不能诠释梁先生学术之路的波折与坚守，更不能说明他对法官的情愫。

有一种情愫：

言之切切 盼之殷殷

梁先生对法官职业的感情，可以追溯到大学期间。

1966年，面临毕业的梁慧星在四川省江津县法院实习。一位姓廖、文质彬彬、富有审判经验的庭长带着他办理刑事案件，教他在阅卷中怎样发现问题，怎样做讯问笔录，怎样写判决书，结案后怎样装订案卷。3个月下来，他参与办理了不少案件，对审判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和廖庭长办过一个案件：因妻子与人有不正当关系，丈夫到公安局要求进监狱劳改。接待干警没好气地说：“你不够条件。”要求劳改的男子问：“要哪个才够条件？”接待干警答：“去把火车掀翻嘛。”后来，这个人真的搬了几块大石头堆在铁道上，然后蹲在附近的草丛中。当巡道工发现时，他主动跑出来承认。在案件审理中，廖庭长认定被告人不构成犯罪——年轻的梁慧星有点不解，但更不解的是：妻子红杏出墙，丈夫为什么不要求离婚，而想蹲监狱？

如果说，这个案件让梁慧星感到了审判工作的复杂和社会生活的复杂，那么真正让梁慧星开始认识到法官职业重要性的，是实习期间他参与平反的一个冤案：解放初，有土匪暴动，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在山坡上一边跑一边喊：“土匪来了！土匪来了！”镇压反革命时，这个男孩却被当做匪首判了重刑。梁慧星和法警去劳改农场宣布给此人平反，并当场释放。然而，服刑10多年，此人才30来岁，却满脸皱纹，满头白发，俨然已成为一个老头。回城路上，梁慧星和法警一路唏嘘不已，用梁先生的话说，“想到不久就要走上政法工作岗位，真的有一股豪迈之气。恰似唐人诗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梁先生最终未能从事法官工作，但在他的心中，法官工作的神圣与价值从此深深扎根。走进北京市沙滩北街1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他对法院工作的注意力从未减轻过。

对于法官的地位与待遇，他多次呼吁：“法官的工作作风、精神面貌对社会有高度的影响。要提高法官待遇，让法官有尊严地、体面地工作、生活；法官职级应该独立于行政职级；在法院内部，审判专家应该进入审委会，疑难案件应该征求他们的意见；对外，要让他们的权威像院士、学部委员一样，成为民族的精英和骄傲！”对与此问题相联系的法院经费问题，2月29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再次建议：要保障法院的办案经费，应该建立统一的中央司法财政，司法财政应该单列。

对法院近年的工作，他评价：为民司法、能动司法提得好、做得好，切合国情；“大调解”的做法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部分，对解决纠纷、疏导矛盾很有帮助；裁判文书上网是公开审判中一大进步„„总之，法院工作总体是好的。

当然，对法院工作梁先生还有学者的殷切期盼：审判公开还要继续扩大，可以定期开放法庭，接待来访者；特殊的、需要调解前置的案件要明确规定，调解不能违背自愿，不赞成提倡“零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与举证期限应该考虑社会接受能力，不能绝对化；要重视法官队伍的法律素质„„总之，希望法院工作多一些科学性，少一些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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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执著：

衰发满帻 不弃不离

1944年1月16日，四川省青神县汉阳乡梁村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梁慧星。祖上世代务农，父母虽然希望其成为“智慧之星”，但也未敢想像孩子日后能成为著名的法学家。

1962年，梁慧星未听从高中班主任学理工科的劝导，执意报考文科，虽然未能圆“文学梦”，但成功考上四川行政学院（后恢复原校名即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四年一晃而过，毕业前３个月的实习使他对政法工作岗位充满“十年磨一剑”的豪迈之气。然而，1966年，大学毕业的他时运不济，赶上“文革”爆发，留校两年“闹革命”，1968年才被分配工作。最初，他被分配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但形势发展“急转直下”——公检法被“砸烂”。按照当时“三个面向”（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的要求，他被分配到云南省昆明市农用轴承厂，先后从事过政工干事、劳资干事、工会宣传干事，其间10年。

漫长的10年并未磨灭梁先生追求法律、公正的理想。

1976年，中国走出“文革”泥潭。随后，公检法机关相继恢复，但梁先生回归法律工作之途却充满坎坷：向昆明中级法院调动，昆明市委组织部的调令被工厂扣下；想回到复办后的西南政法学院工作，调函也被厂领导拒绝。

波折未坠青云志。1978年，国家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第二批招生专业目录中，“法学”再次点亮梁先生的梦想。

梁先生永远铭记着两位老师的大恩大德：西南政法学院张序九老师寄来50年代教材，并委托云南大学屈野老师对他进行辅导。

梁先生回忆：当时，屈野老师自己还在等待落实政策，胃病缠身，十分虚弱；住在云南大学附近，房屋老旧，居室局促。备考阶段，每逢他周日进城去屈野老师家请教，屈师“精神为之一振，仿佛重登杏坛，再掌教鞭，征引比喻，耐心讲解，诲我不倦……有时留饭，师母上班，屈师亲做韭菜炒鸡蛋，师生对食，情同父子，令我终生不忘！”

重要的是，当时政策规定任何单位不得阻拦职工报考研究生。凭着政策“尚方宝剑”，梁先生得以顺利报考——其谨遵张序九老师建议，填报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学专业，并以优秀成绩进入复试；在复试中，他婉拒改学法理学的建议，坚持民法学专业。

梁先生的坚持饱含着对师恩的报答。

一个新的人生起点，一颗法学智慧之星冉冉升起的开端：34岁的梁慧星走进北京市沙滩北街1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此，再没有离开过那里，更没有离开过民法。用他的话说：“进入这座朴实无华的小院，惊异于其中人我关系之平等、尊重、友善，以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之氛围，遂浸淫其间，历三十寒暑，虽衰发满帻，亦不弃不离，不改其乐。”

法学深似海。梁先生在这片海洋里畅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建议能被立法采纳，以对国家、社会有所裨益。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他每年都有议案提出。３月５日中午，当在梁先生下榻的宾馆见到他时，记者得知，他经过广泛调研，缜密论证，准备向今年的两会提出两项议案……

有一种思想：

因为感受 所以坚守

梁慧星先生一贯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一个身无分文的人，生存都不能维持，能够算是真正的人吗？”正因为这句话，在新世纪之初中国法学界展开一场关于财产权与人格权的讨论中，有人认为这句话表现出他“对金钱和财富的崇拜”，认为他主张“穷汉无人格”。没有与梁先生相同经历的人，很难理解他的观点。而学术的坚持，思想的坚守，正源于梁先生的亲身经历。

梁先生来自底层农村，经历过改革开放前的各种运动，对运动的结果有切身的体会。他说：“我个人对金钱和财富没有任何的崇拜，但是我绝对重视财富的重要性，人没有财产是绝对不行的。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大地上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我亲眼看到过那么多的罹难者……不可能设想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会说财产权不重要，会轻视财产权、贬低财产权。”

事实上，梁先生并不轻视人格权，而是认为财产权与人格权一样需要保护，不能只重视人格权，而忽视财产权，用他的话说：“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不可能享有真正的人格，不可能实际享受到自由、名誉、隐私等人格权，他没有住房、没有家庭、没有存款，不可能去卡拉OK等场所，他毫无私生活可言，你说法律规定的隐私权对他有什么意义？他只是一个赤条条的人，更多的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我不是说穷汉真的就没有人格权，而是说法律规定的人格权对他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他迫切需要的是解决吃饭、穿衣、居住的生存问题，而解决生存问题要靠财产权，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才能考虑其他问题。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所说的，一个人首先要生存，要解决吃饭、穿衣、居住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谈得到去考虑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法律思想等等，也才能考虑被别人当做人来对待，亦即人格权问题。重视财产权与重视人格权并不矛盾，财产权与人格权是并重的，只有重视财产权，拥有了财产才能更好地实现人格权。”

也正基于人生经历，基于对和国家、民族共同度过的那段沉痛经历的反思，梁先生才一直衷心拥护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他说：“并不是说市场经济没有缺陷。但是，对于计划经济下的长期的物资匮乏，我们的胃感受得最真切。我在一个轴承厂里呆了10年，知道国有企业是怎么回事，知道计划经济体制是怎么回事，知道各种评比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对旧体制的认识，对„左‟的路线和政策的认识，往往更深刻。我们真正认识到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前途，真心诚意地拥护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因此，对这个问题，同样首先出于感性认识，然后才是理性认识……”

——这，就是一个学问人的坚守；这，就是梁先生“难以改变”的原因。

第五篇：人民法院报案例精选笔记之保险纠纷类

人民法院报报道案例精选笔记之保险纠纷类

目 录

（一）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公司拒绝理赔起纠纷，法院认定被保险人系自杀驳回原告诉请2

（二）猝死不能获得意外伤害保险赔偿.......................................................................................3

（三）被保险人下楼摔倒猝死，保险公司未尽尸体勘验职责被判赔偿...................................4

（四）投保时承诺全赔，理赔时毁约败诉...................................................................................4

（五）丈夫被杀害留下巨额房贷，遗孀诉赔百万保费获支持...................................................5

（六）称“无条件录取”不属“考取”，保险公司拒付教育金被判败诉.................................5

（七）免责条款未说明，保险公司应赔偿...................................................................................6

（八）车辆转让保险未过户，保险公司拒理赔败诉...................................................................7

（九）明知患病仍收保费，保险公司担责理赔...........................................................................7

（十）依新规定拒理赔，保险公司被判输...................................................................................7

（十一）保险标的转让未经批改，保险公司不能一概拒赔.......................................................8

（十二）一人名下的两辆车发生追尾事故，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赔偿...........................9

（十三）保险单据无原件，诉求有据照样赢.............................................................................10

（十四）肇事司机虽不明，保险公司也要赔.............................................................................10

（十五）下车方便出车祸，司机属于第三者.............................................................................11（十六）豁免条款太专业，法院判决不支持.............................................................................11（十七）司机撞死无名氏,保险公司拒理赔,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11（十八）认为驾照有瑕疵，保险公司拒赔偿，法院：保险公司无权自行认定驾照无效.....12（十九）实习司机酿事故，保险公司判赔付.............................................................................13（二十）免责条款未详解，法院判决不免责.............................................................................13（二十一）游客不明原因坠楼身亡，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败诉.................................................14（二十二）免责条款不合法，保险公司应埋单.........................................................................14（二十三）醉驾肇事后逃逸引发交强险纠纷，法院判决免除保险公司赔偿责任.................15（二十四）无证驾驶致伤人，保险公司也要赔.........................................................................16（二十五）保险合同起纷争，近因原则来断案.........................................................................16（二十六）农合医保已报销 商业保险照赔偿...........................................................................16（二十七）超出医保范围用药起纠纷，交通事故伤者起诉保险公司获支持.........................17（二十八）母亲精神异常服毒身亡，子女获得巨额保险赔偿.................................................17（二十九）非医保用药，伤者自费还是保险买单，佛山南海法院判定车险免责条款无效.17（三十）拒绝理赔套牌车事故的保险，保险公司因未明确告知免责条款败诉.....................18

（一）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公司拒绝理赔起纠纷，法院认定被保险人系自杀驳回原告诉请

2006年12月20日晚10时，刚刚跟男友吵过架的郭某被发现死在床上。根据警方调查，郭某死亡时身上没有外伤，死亡系大量服用抗惊厥药物苯巴比妥中毒死亡。据了解，因郭某患有癫痫，家中常备有苯巴比妥。据此，警方下达《调查意见书》，认为“郭某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

郭某为一家保险公司的代理人，2005年7月在公司工作期间，投保了三份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终身寿险合同，合同约定，如果郭某在保险期限内意外身故，郭某的受益人，也就是郭某的父母将得到总额达66万元的保险金。但是，保险合同同时规定，在投保两年内，郭某如果自杀，保险公司将不承担赔偿责任。

郭某死亡后，其家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2007年4月10日，保险公司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认为郭某之死属于除外责任范围，不予给付。郭某父母不服，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经审理，根据已有证据和常理判断，法院认定郭某在保险合同成立起两年内自杀，二原告即郭某父母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合同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了二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于被保险人郭某是否自杀的问题，保险公司在开庭过程中提供了红十字会999急救中心的急救医疗记录，在医疗记录中，抢救医生认为郭某病发原因系自杀，被告还聘请了3位分别从事法医学、毒物学、病理学的专家，对苯巴比妥和苯妥英的药理和毒理作用当庭进行了解答，可以推定被保险人郭某生前至少服用了20至40片苯巴比妥。

而郭某父母则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鉴定书，郭某只是中毒死亡，并未认定自杀事实，双方对认定死因的机关产生争议。保险公司认为医务人员具有认定死因的资格，而原告则认为自杀只能由公安部门来认定。

法庭在质证中出示了公安机关对郭某非正常死亡的案卷。根据郭某男友对公安机关的陈述，郭某死亡当晚食用的药物是为治疗她癫痫的剩药，郭某在2003年时曾因和别人生气，乱吃药企图自杀而入院治疗。此外，郭某的妹妹称，郭某的男友是有妇之夫，因为他们之间一直有矛盾，从2002年起，郭某就开始用割腕、服药等自杀的方式威胁她的男友，到现在有七八次了。

法院认为：根据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的鉴定结论，可以确定被保险人郭某因苯巴比妥和苯妥英中毒死亡。据此可以排除被保险人郭某属于正常死亡，即因病死亡或自然死亡的可能性。根据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关于郭某死亡调查意见书的认定，也排除了郭某的死亡属于刑事案件。那么，郭某服用苯巴比妥的行为属于意外还是自杀即成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意外伤害或致死的原因必须是外来的，同时必须有侵害的对象，有侵害的事实。而且，只有原因是意外的才能构成意外，结果是意外也不能构成意外。通过对本案认定事实进行分析，被保险人郭某超剂量的服用苯巴比妥，并不是外来的、突发的，亦不存在侵害对象和侵害事实。因此，能够排除意外致死的可能性。从举证责任上分析，原告应对郭某属于意外致死负有举证责任，而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保险人郭某的死亡属于意外死亡，故应当排除被保险人郭某系意外致死。

我国保险法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这里所说的自杀行为是一种完全受主观意志所支配的主动行为。本案中，被保险人郭某生前作为一个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其行为完全是受其意志所支配的。被保险人郭某死因是苯巴比妥中毒，依据一般常理推断，郭某生前并未患有癫痫类疾病，没有服用苯巴比妥这类处方药的理由和必要，更没有理由和必要超剂量的服用，且根据被保险人郭某的认知程度，其对服药将产生的后果应当是明知的。在已排除被保险人郭某属于正常死亡、意外致死和因刑事案件致死的前提下，被保险人郭某服药行为的本身，即可认定郭某存在自杀的意图且实施了自杀的行为。（2008.4.21）

（二）猝死不能获得意外伤害保险赔偿

2004年9月初，周茗的丈夫向某保险公司投保“千里马”两全保险(分红型)B型的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和生存受益人均为他本人，身故受益人为法定，基本保险金23020元。按照保险条款的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自意外伤害之日起180日内身故，保险公司支付两倍的基本保险金；意外伤害是指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被保险人身体受到剧烈伤害的客观事件，并以此为直接且单独原因导致被保险人身体蒙受伤害或事故。2007年10月1 日，其丈夫突然死亡，经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确认为猝死。周茗等家属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于2007年10月底，仅按照疾病死亡支付周茗保险金23787.73元，这引起了周茗及家属的不服。

2007年11月下旬，周茗向法院起诉该保险公司，称其丈夫于 2007年10月1日上班时突然死亡，最终法医鉴定为猝死。声称其丈夫购买的保险合同，按照约定属意外身故，即应按照基本保险金的两倍理赔，但保险公司仅按疾病死亡支付了保险金，未按照意外死亡支付双倍保险金，故要求保险公司追加赔偿23020元。周茗还向法院提供其丈夫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证明其丈夫生前身体健康，从不看病。

法庭上，保险公司辩称保险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意外伤害必须是外来的，而猝死属于因疾病死亡。还提供法医学词典对猝死的名词解释，“猝死，又称急 死。外表似乎健康的人因内在的病变而发生急速的、意外的死亡”。协和医学词典对猝死的解释，“猝死，非暴力、突然的病理性死亡。发病前往往是健康的，即使原先有病也是轻微的，或已经好转”。表示保险公司不同意周茗女士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周茗的丈夫与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而其丈夫并非合同约定的“遭受意外伤害”而死亡，提出要求保险公司支付意外事故保险金，缺乏合同依据，遂对周茗之诉判决不予支持。（2008.4.7）

（三）被保险人下楼摔倒猝死，保险公司未尽尸体勘验职责被判赔偿 仲某是某企业员工，2007年8月，企业为仲某在内的400余名员工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意外伤害死亡的保险金额为每人10万元，期限为一年。今年1月3日，仲某在酒店接待客人，走下楼梯过程中，不慎摔倒，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医院未进行尸检，根据仲某死亡突然、意外等特征在医学证明书上认定为猝死。而仲某的家属为了能及时将死者火化，也默认了死者为“猝死”。次日，仲某的家属将死亡情况电话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接报案后没有要求进行勘验，调查死亡原因，就任由家属将尸体火化。仲某家属处理完丧事后，要求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保险公司认为仲某系猝死，不属于理赔范围而拒绝理赔。

法院审理认为，依据医学上的定义，猝死是急速意外的自然死亡，原因是有潜在的疾病或功能障碍。判定猝死，必须排除暴 力死因，并查明致命性疾病和功能障碍。本案中，仲某在死亡前有下楼梯时摔倒的事实，而在医学上存在因摔倒撞击的部位特殊而在几分钟内死亡的情况，即此种情况引发的死亡与猝死在急骤性上相似。保险公司接报案后未采取任何措施，既没有进行尸检等事故勘验，也没有通知仲某家属保全尸体，如有争议时以备尸检，现仲某尸体已火化，无法查明死亡原因。由于保险公司存在过错，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一审判令保险公司支付10万元保险金。（2008.9.17）

（四）投保时承诺全赔，理赔时毁约败诉

2007年1月，原告周某的车辆在被告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被告的代理人员承诺投保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全赔。后周某的车辆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事故致第三人受伤。周某按照法院判决向受害人赔偿11万余元后，到被告处理赔，却被告知只能按保险合同条款理赔5万余元，周某不服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被告承诺只要合法的损失均负责理赔，该承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告辩称应按保险合同条款理赔，因未提供将保险合同条款告知和送达周某的证据，因此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相关法律 规定，被告应按生效的判决所确认的损失赔偿周某，9月16日，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该起保险合同纠纷案，判决被告某财产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周某各项经济损失11万余元。（2008.9.17）

（五）丈夫被杀害留下巨额房贷，遗孀诉赔百万保费获支持

孙女士的丈夫邹某是某矿业集团的合伙人之一。孙女士自己则是一个全职太太，在家抚养两个孩子。2003年3月，邹某购买了一幢独立别墅，房屋总价250万元。在支付了78万元后，他向银行抵押贷款172万元，借款期限为60个月，到2008年4月止。

2005年5月，邹某到包头市谈一笔重要生意，孰料生意未成，遭人恶意报复杀害。丈夫死后，孙女士承担了还贷责任，到今年1月，将全部贷款本息清偿。银行在孙女士还清贷款后，退还了一份保单。孙女士感到莫名其妙，她从来不知道丈夫生前购买过保险。原来，当初邹某在向银行抵押贷款的同时，与某保险公司签 订了一份《上海个人抵押住房综合保险合同》，保费5千余元，保险金额172万。合同约定，当被保险人意外死亡、丧失还贷能力时，保险公司将按保险金额的 100％的偿付比例进行赔付。因此，孙女士诉至法院，要求该保险公司承担还贷保证保险责任，赔付其108.5万元。

在庭审中，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还贷能力未丧失，保险事故并未构成，其不承担保险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保险条款关于还贷保证责任保险约定的保险事故，表述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所致死亡或伤残，而丧失全部或部分还贷能力，造成连续三个月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抵押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责任。根据条款内容结合保险法规定，邹某是借款合同的债务人，在邹死亡情况下，其履行债务的行为能力已经终止，应认定其已丧失还贷能力。虽然借款合同的债务在邹死亡后得到履行，但履行主体是孙女士，保险公司称还贷能力未丧失，保险事故未构成，依据不足。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向孙女士支付保险赔偿金108.5万元。（2008.9.16）

（六）称“无条件录取”不属“考取”，保险公司拒付教育金被判败诉 1991年10月，吴某的父亲向保险公司投保儿童保险，约定被保险人为时年3岁的吴某，月缴保险费20元，缴费年期19年，自 1991年10月起至2010年10月，其中有关教育金的约定是：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考取全日制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和大专生时，保险人每年按注册证明给付约定的教育金，给付期限以被保险人年满二十二周岁为限；月交保险费20元，教育金400元。

1997年10月，吴某的父亲又为儿子投保了儿童保险，月缴保险费200元，缴费年期13年，其中有关教育金的约定是：教育金4000元，被保险人在考 取境内全日制高等院校的本科生和大专生时，保险人每年按注册证明给付约定的教育金，给付期限以被保险人年满二十二周岁为限。

2007年，吴某参加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后，又参加了上海一所性质属于中外合作办学、招生性质则系自主招生的学院的入学考试，最终被该学院录取。不料，当吴某向保险公司提出支付保单约定 的教育金时，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的理由是当时设计该险种时，并没有考虑到国家会开放民办高等教育，况且吴某是被该学院无条件录取而并非考取，不符合高考录 取流程及保险合同约定，因此拒绝向吴某支付教育金。

2008年8月，入学快一年的吴某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第一教育金44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吴某和保险公司之间的两份保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由于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根据合同法 的规定，对于吴某被民办高校无条件录取是否属于双方合同约定的“考取”这一歧义，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吴某于2007年参加了高考，成绩也超过了当年大专的录取分数线，应当认为吴某已经符合了保险合同规定的领取教育金的条件。保险公司以吴某考取院校不符合高考录取流程及合同约定为由 拒不履约，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及合同依据。

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保险公司的拒付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为由，判决其先行支付被保险人第一教育金4400元。（2008.10.29）

（七）免责条款未说明，保险公司应赔偿

2007年10月31日，吴某驾驶装有70吨水渣的斯太尔自卸车，不顾桥梁限重15吨的明显标志驶上金星港口公司江边码头浮吊钢引桥，致使浮吊钢引桥因超载而被压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4736元，每月停产损失38715元。该斯太尔自卸车投保于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赔偿金星港口公司经济损失142166元，吴某在本案中不承担直接给付义务。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以保险合同中约定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不承担致使第三者停业、停驶等间接损失为由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在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有关间接损失免赔的条款规定在责任免除项下，属于免责条款，而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在一、二审期间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该免责条款无效，安邦保险安徽分公司应依合同约定支付保险金。虽有免责条款，但保险公司未尽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生效。据此，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一审判处安邦保险安徽分公 司赔偿金星港口公司经济损失142166元的判决。（2008.11.4）

（八）车辆转让保险未过户，保险公司拒理赔败诉

2007年3月，杨某为自己所有的别克轿车在永诚财保襄樊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盗抢险、第三者责任险，共交保费4451.45元，保险期限自2007年3月28日至2008年3月27日止。

同年11月13日，杨某将该车转让给了李某。一周后，张某向李某借车用，驾驶该车行至襄阳区峪山镇路段时发生事故，车辆严重受损。报案后，保险公司立即派员赶到现场勘察，并作出了机动车辆保险定损报告，确定维修费共计2.3万余元。保险公司却以该车所有权发生转移、未办理批改手续、属除外责任为由，于2008年5月出具了拒赔通知书。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车主购买了机动车辆综合险，双方即形成了保险合同关系，程序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故双方应按保险条款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在保险期内，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车辆转让后未及时到保险公司办理保险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据此，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永诚财保襄樊公司赔偿李某2.8万元。（2008.11.13）

（九）明知患病仍收保费，保险公司担责理赔

2005年5月28日，郭柳华通过保险业务员郭某向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康宁终身险，并交纳了首期保险费1493.6元。同年8月21日，郭柳华被诊断患了颅内嗅神经母细胞瘤，郭柳华及时将自己患病的情况告诉郭某，郭某专程前来探视郭柳华病况。2006年6月6日，郭柳华依照保险合同约定交纳了当期保险费1543.6元。2007年3月，郭柳华先后在医院花费医疗费两万余元。2007年4月，郭柳华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保险公司认为被保险人郭柳华属于在保险合同生效之日起180日内患重大疾病的情形，保险合同已经自动终止，拒绝郭柳华的理赔申请。

法院审理后认为，2005年 7月，原告郭柳华第一次得知自己患病便告知了被告，且被告的保险代办员在原告郭柳华患病期间专门探视过其病情，应视为原告郭柳华已向被告尽了告知义务。被告在知晓原告患重病的情况下仍然收取保险合同的当期保费，这一行为表明被告同意继续承保，据此，江西省遂川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保险公司给付投保人郭柳华医疗保险金1万元。（2008.11.13）

（十）依新规定拒理赔，保险公司被判输

2000 年3月，原、被告签订人身保险合同一份，保障重大疾病、身故等项目，保险期间为终身。合同对重大疾病范围等作出了释义。2008年5月，黄某 7 先后在太仓和上海等地医院进行了就诊，并在上海进行了主动脉瓣置换手术。黄某出院后即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但保险公司却依据2007年颁布的《重大疾病使用范围》中的规定，认为原告施行的手术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可以理赔的主动脉手术范围。

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于判定双方争议的主动脉瓣置换术是否属于 主动脉手术，应当依据双方2000年签订合同当时关于主动脉手术的约定，而非依据2007年发布的《重大疾病使用范围》中的有关定义。原告关于主动脉瓣包含在主动脉中的理解，依通常情形理解也能成立。且保险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合同签订时已经按医学上的专业解释向原告作出明确说明。据此，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付原告黄某保险金2万元。（2009.2.18）

（十一）保险标的转让未经批改，保险公司不能一概拒赔

原告王某于2007年10月从李某处购得运输型拖拉机一台，李某为该车投保了责任限额为6万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及赔偿限额为5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而王某在购买该车后，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也未通知保险公司办理保险批改手续。2007年12月，王某驾驶该车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因主要事实无法查清未作责任认定。事发后，栾某提起损害赔偿民事诉讼，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理赔限额内赔偿59200元，由王某赔偿59397.39元并承担诉讼费用1030元。后王某向保险公司要求理赔责任限额为5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时，保险公司以其未进行保险单批改手续为由拒绝赔偿。王某遂起诉到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理赔款。

本案最大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标的转让后未通知保险公司进行批改手续，发生交通事故后，购买人对该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是否享有保险利益，即保险公司应不应当赔偿。

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保险标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并未就未通知保险人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的事由之一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保险法第三十四条并不属于效力性规范，不应当对合同效力产生影响，保险法之所以规定机动车转让需办理批改手续，其目的是为了便于保险人对保险车辆的规范管理，防止冒领保险金或骗保，而不在于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保险车辆在转让前与转让后相比并未显著增加危险，坚持保险合同对保险标的受让人继续有效并不违背保险原有的精算基础，也不会增加保险人的经营风险，而在实践中，保险标的转让后，转让人或受让人通知保险人的，只要转让行为没有导致风险显著增加的，保险公司一般都会同意变更保险合同，以使保险合同对受让人继续有效。即将于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新修订 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明确规定：“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虽然根据法无溯及力的原则，该规定不能直接适用本案，但保险法作如此修改，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导向，即肯定原合同继续有效，并为保险标的受让人继受。

综上，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主持原、被告双方依法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王某经济损失共计46030元。（2009.3.20）

（十二）一人名下的两辆车发生追尾事故，保险公司在三者险范围内赔偿 2007年10月10日，任先生为自己新买的一辆现代酷派汽车投缴了保险，包括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险种，并支付了相应的保费。保险公司没有当场将以上保险单交给任先生。2007年10月12日，任先生的妻子范某驾驶该车与任先生驾驶的一辆奔驰汽车发生追尾事故，两车均不同程度受损。这辆奔驰汽车是任先生在事故发生前两个多月购买的。经交管部门认定，范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任先生在汽车维修公司维修奔驰汽车花费修理费7.8元，及车辆损失鉴定评估费1800余元。

保险公司则认为，原告作为肇事车辆的被保险人，对其本人所有的奔驰车在交通事故中所遭受的财产损失，不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关于第三者的规定范围，被告不应对被保险人自己的财产承担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责任。

天津市开发区法院一审认为，原、被告之间为保险合同关系，原告支付保险费用后，在保险金额的范围内，被告作为保险人对于因保险事故产生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因此作出上述判决。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该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是该起事故是否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范围，二是该起事故是否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范围。

关于是否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范围问题。《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本案中，奔驰汽车为原告所有财产，原告作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事故而致其自有财产的损失，不属于上述行政法规规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范围。

关于是否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范围问题。结合原告所有奔驰汽车购置于事故发生前两个多月、现代汽车购置于事故发生前两天的实际情况，及其他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本案事故是真实发生的，原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并不存在故意甚至恶意，因此本案中并无道德风险的存在。另外，对于保险法中第三者的概念，虽 然原、被告之间机动车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规定，第三者不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但结合本案，发生事故时，现代汽车由经原告允许的合法驾驶人范某驾驶，原告并不能采取任何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其应当认定为对保险标的现代汽车属于失去实际控制的第三者。此种情况将对机动车控制情况作为对第三者判断基准的方法，符合保险法的立法精神。同时，保险法要求保险人应当依法履行说明义务，即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本案事故发生前，被告并没有将保险单交予原告，也无证据证明其已经向原告就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合同条款内容进行了说明，原告无法根据其常识判断其与被告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第三者的明确含义，因此因保险人未尽到说明义务而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保险人自行承担。

综上，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范围内赔偿原告保险金近8万元。（2009.5.4）

（十三）保险单据无原件，诉求有据照样赢

冯某诉称，2006年，冯某在被告保险公司为其车辆投保商业三者责任保险等财产保险。保险期间该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冯某为此支付车辆修理费5350元。保险公司辩称，原告未能提供保险单原件，不能证明与保险公司存在保险合同关系。

庭审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机动车辆保险单（正本）复印件，并载明经办人为姜某。姜某出庭作证称，冯某提交的保险单复印件所载内容与原件一致，该保险单原件是姜某经办，而姜某是保险公司认可的业务员。另外，法院通过查询得知，在该保险公司确有该保单号的、被保险人为冯某的记载。

据此，法院认为，冯某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合同关系存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应当依约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冯某保险金5350元。（2009.6.16）

（十四）肇事司机虽不明，保险公司也要赔

2007年6月28日，白某所有的轿车在一盘山公路发生翻车，车辆损坏严重。交警部门和为该车承保的保险公司对现场进行了查勘。事后，对事故车辆进行了定损，该车维修等费用共计190067元。交警部门认定事故发生的事实，同时认为事故车辆驾驶员无法确定。保险公司认为无法查明驾驶员身份，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保险公司未能提交在该起交通事故中存在法定或合同约定的免责事由的相关证据，应对交通事故造成损失的投保车辆予以赔付。据此，浙江省平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支付白某赔偿金190067元（2009.6.17）

（十五）下车方便出车祸，司机属于第三者

2007年7月24日，无锡市顺兴运输有限公司的司机陈文华遭遇一起离奇车祸：他在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停车小便时，一辆货车因避让其他车辆而撞到他的车上，站在车右前方的陈文华竟然被自己的车撞死。事后，由于车辆已经购买了第三者责任保险，所以陈文华的家属与顺兴公司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但保险公司拒赔。陈文华的家属与顺兴公司遂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庭审中，双方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死者是否属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第三者”问题上。法院认为，死者发生意外事故时处在被保险机动车外，符合第三者的条件。据此，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判决保险公司支付司机家属11.6万余元。（2009.7.9）

（十六）豁免条款太专业，法院判决不支持

2000年10月28日，胡萍萍经保险公司业务员的介绍和推销，参加了康宁定期保险，并缴纳保险费480元。双方于同年10月31日签订了个人保险投保单，约定保险金额为壹万元。保险合同中，康宁定期保险条款约定了责任免除，并通过“释义”、“注释”对免除范围进行了解释。2008年5月29日至6月9日，胡萍萍因患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入院治疗，之后申请理赔遭拒。

法院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用格式注释形式作出的专业性解释，缩小了“心脏病”范围，免除或减轻了理赔责任。鉴于该条款过于专业，普通人难以理解，法院因此不予支持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理赔的行为。据此，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判决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给付原告胡萍萍重大疾病保险金1万元。（2009.7.9）

（十七）司机撞死无名氏,保险公司拒理赔,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李某是泰安某纤维公司法定代表人，2006年10月7日，某纤维公司在某保险公司为一辆奇瑞轿车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被保险人为李某。保险期限自2006年10月8日至2007年10月7日，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5万元。2007年2月21日，李某驾驶轿车由西向东行驶至泰莱路时，在非机动车道内将同向骑自行车的无名氏撞倒，致无名氏当场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无名氏无责任。后李某向交警部门缴纳损害赔偿金13万元。2008年4月，法院以李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当李某向保险公司理赔时，保险公司认为死亡赔偿金是支付给死者近亲属的，而本案死者身份不明，不能确认赔偿权利人，交警部门收取原告缴纳的赔偿金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保险公司不应赔付。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所在公司与被告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保险条款中没有交通事故死亡人员身份无法确认情况下保险公司不负赔偿责任的约定，原告作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致无名氏死亡，被告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原告向交警部门支付无名氏赔偿款的行为，应认定为其在责任范围内对第三者承担了赔偿责任，且超过了交强险5万元的限额，根据保险的损失填补原则、功能，被告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据此，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支付原告李某保险赔偿金5万元。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现判决已经生效。(2009.8.31)（十八）认为驾照有瑕疵，保险公司拒赔偿，法院：保险公司无权自行认定驾照无效

2005年11月，原告曾某对其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其中对第三者责任险原告方投保20万元。2006年3月21日中午，曾某驾车在一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期间保险公司垫付8万万元用于救治伤员，后经当地交警部门认定，曾某对该次事故负全责，并因曾某的行为构成违法犯罪，其驾驶证也被公安机关吊销。之后，龙泉驿法院对曾某与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书。次月12日，曾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而保险公司在当年底以依照相关规定曾某的驾驶证应属无效为由拒绝赔偿。

法院经审理查明，曾某出生于1979年6月24日，其在1997年1月24日办理机动车驾驶证，申报出生时间却为1970年6月30日。

法院认为，认定驾驶证是否有效，应由公安交管部门作出认定。该案中曾某的驾驶证是行政机关颁发的，且在有效期内，应当是有效的。在事故发生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吊销其驾驶证是因为其行为已构成违法犯罪，而曾某在该次事故之前并未受到吊销或注销驾驶资格的处罚。而且，曾某虽在1997年申领驾驶执照时有年龄上的瑕疵，但期间其驾驶证经过年审合格，其他条件也符合驾驶条件，应认定其仍有驾驶资质。

法院同时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保险合同所限定的拒赔条件是驾驶员无有效驾驶证，而曾某的驾驶证是否无效应属有关部门行政处理范畴，并不符合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的保险公司拒赔条件，被告也未提供公安交管部门确认原告的驾驶证为无效驾驶证的证据。故依照约定，保险公司应承担赔付责任。

该案争议的实质是保险公司能否以公安交管部门颁发的驾驶证有瑕疵为由认定驾驶证无效并从而免责。而颁发驾照属行政许可，且行政行为又具有公定力，即指行政行为一经做出，未经法定机关依法定程序认定及宣告，均属合法行政行为，具有约束力。现实中，即使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某种瑕疵，相关当 事人也不能以自己的判断自行否认其效力，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行认定行政行为的效力，国家行政管理秩序将无法得到保障。曾某在初次申领驾驶执照时虽有年龄上的瑕疵，但已通过合法的申请审批程序取得了驾照，该驾照在未经合法的行政许可撤销程序被撤销或出现违法事由被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吊销的，仍然具有法定的效力。且曾某的驾驶证经过年审合格，其他条件也符合驾驶条件，应认定其仍有驾驶资质。而且，根据民事诉讼的性质，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也不能审查行政许可行为的效力。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明显失当，人民法院可向当事人释明，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撤销申请，如果行政机关受理了相关申请，那么人民法院应该中止民事诉讼，等行政行为的效力经由行政机关确定后，再继续审理。

本案中，保险公司虽然对原告的驾照合法性有异议，却没有通过法定的途径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启动行政许可撤销程序，亦未提供发证部门确认驾驶证为无效驾驶证的证据，也无其他证据证明原告的机动车驾驶证是无效的，因此其关于该驾驶证的颁发有瑕疵系无效驾驶证的主张无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综上，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曾某11万元。（2009.9.2）

（十九）实习司机酿事故，保险公司判赔付

2007年11月25日，济源小汽车出租公司与平安财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保险期限自2007年11月26日零时至2008年11月25日24时止。杨某所有的出租车挂靠在济源小汽车出租公司经营。2008年1月31日，杨某在实习期驾车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并致人死亡，经调解达成一次性赔偿对方9.2万元的赔偿协议。济源小汽车出租公司向平安财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杨某在实习期驾驶营运车辆不属合法驾驶人为由，予以拒赔。

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实习期间驾驶员驾驶营运车辆造成事故平安财险公司免责，现平安财险公司以此拒赔，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河南省济源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源中心支公司给付被保险人济源小汽车出租公司5万元。（2009.9.2）

（二十）免责条款未详解，法院判决不免责

2009年2月，某公司司机驾驶轻型卡车运货，将一女子撞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后，该公司先行赔付给死者家属17万余元，然后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赔付。然而，保险公司却认为，事故原因在于卡车超载，根据合同条款，不在保险公司赔偿之列，从而拒不赔偿。该公司认为，在签订合同时被告方并没有向自己告知这条“免责条款”，因此不具备法律效力，遂起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保险公司对其中的特殊条款，如免责条款等，应向投保人作出特殊说明。否则，免责条款对合同当事人不产生法律效力，而该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对投保人作出此项义务。据此，山东省五莲县人民法院依法认定某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无效，判令其支付10万余元保险赔偿款给投保人。（2009.11.05）

（二十一）游客不明原因坠楼身亡，保险公司拒绝赔偿败诉

2008年4月28日，浙江游客李某夫妇等七人与旅行社签订一份北京、天津七日游合同。同年5月19日，旅行社与保险公司签订旅游安全意外伤害保险单，承保险种及保险金额为主险旅游意外伤害保险25万元、附加险旅游安全意外医疗险5万元。

5月20日，李某夫妻跟随旅行团到京被安排入住丰台区一商务酒店4层。当日凌晨5点左右，李某家人发现李某从酒店4层跌落，将其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公安部门调查认为，李某系高坠致颅脑损伤死亡，其死亡不属于刑事案件。

保险公司认为，李某亲属未能提供证明李某死亡属于旅游安全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意外事件的直接证据，因此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法院认为，保险合同条款约定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保险人则应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保险法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现双方当事人对意外伤害含义的理解产生分歧，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并且保险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李某的死亡系其自身故意或过失所致，故保险公司应向李某支付保险赔偿金及利息。因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令保险公司赔偿投保人李某的亲属25万元。（2009.10.27）

（二十二）免责条款不合法，保险公司应埋单

原告王某于2001年10月20日起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了康宁终身险，并投了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金额为5000元，保险期限一年。后王某每年缴费续保，最后一次交费时间为2008年10月20日。2008年5月18日，原告乘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住院，花去医药费14607.47元。据认定，驾驶员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原告王某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向原告赔付医药费1万元。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遭被告拒绝。被告辩称，根据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原告在事故中无责任，因此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约定与《保险法》第六十八条相抵触无效，法律明确规定被保险人对保险赔偿和第三者侵权赔偿可以兼得，只要发生了约定的事 实，保险人就应当给予赔偿，保险人不能因第三人侵权而免除自己的责任，同时认为20%免赔率条款成立，符合惯例。据此，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全椒支公司给付原告王某保险金4000元。（2009.10.19）

（二十三）醉驾肇事后逃逸引发交强险纠纷，法院判决免除保险公司赔偿责任

2008年6月1日，原告任霞结婚，其姐夫黄某参加完婚礼后负责驾驶原告所有的小型越野汽车帮助送客人回家。当日21时35分，黄某因酒后驾驶导致车辆失控与前方同向行驶由何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剧烈碰撞。事故导致摩托车上3人受伤及车辆损坏的后果。后黄某驾车逃离现场。次日，受伤的何某之妻及小孩经抢救无效死亡。

交警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黄某属醉后驾驶且肇事逃逸，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后原告赔付了受害方各项损失74万余元。而黄某则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刑四年。

事后，原告任霞多次向其交强险投保公司理赔未果，遂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按交强险的标准向其支付赔偿款12.2万元。

庭审中，原告诉称，交强险具有强制性和法定性特点，其中法定性是指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范围与责任免除范围均是由法律法规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交强险条款对保险公司的责任免除范围作了明确约定，但不包含本案所涉及的“肇事逃逸”情形。

被告辩称，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黄某属于酒后驾驶和肇事逃逸的情形，该行为社会危害性很大，不应属于理赔范围。

法院终审认为，虽然交强险保险条款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均未把“肇事逃逸”列入保险公司免赔条款，但机动车驾驶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尽的法定义务及其逃逸后应对事故的后果承担的全部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是有强制性规定的。

肇事逃逸行为是一种违反社会公共道德、损害公共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如果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将其纳入保险人理赔的范围或者人民法院支持了对这种行为的赔付，不仅与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规定不符，也是变相助长了这种行为的存在，会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于法不符，于理相悖，对我国社会公序良俗的倡导和发扬起着消极的影响。故投保人仅以双方的保险合同及有关条款未将“肇事逃逸”作为保险人的免责事由就主张保险公司应承担理赔之责是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但对于受害人而言，保险公司的法定垫付义务是不能免除的。

综上，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原告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承担 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责任的诉讼要求。（2009.9.23）

（二十四）无证驾驶致伤人，保险公司也要赔

2008年9月28日，原告朱某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与被告许某驾驶的三轮车发生交通事故，致朱某受伤。该起交通事故，朱某负主要责任，许某负次要责任。许某的驾驶证未审验，已失效。朱某受伤后在医院治疗支付医疗费9000余元。许某驾驶的三轮车的车主为陈某，在保险公司为该车投保交强险。被告保险公司认为，许某属于无证驾驶，因此拒绝承担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对受害人人身伤亡损失，并未规定保险公司免责。据此，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3万余元。（2009.9.22）

（二十五）保险合同起纷争，近因原则来断案

2006 年11月,李先生向某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国内货物运输定期定额保险”，投保金额3万元，期限为1年。2007年6月李某承运葡萄种子30吨沿京珠高速公路向北行驶，由于大雾造成连环追尾事故，共计损失29754元。事故发生后，李先生向该财保公司理赔时遭到拒绝，该公司以李某违章装载致使车辆超载因此造成事故为由拒不支付赔偿金，李某起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保险法的近因原则，本案造成保险事故的原因是驾驶员雾天超速行使及驾驶员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并非由违章装载货物造成的。根据该保险公司合同约定，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造成的损失，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据此，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判令保险公司赔原告各项损失共计29754元。（2009.9.15）

（二十六）农合医保已报销 商业保险照赔偿

2002年4月28日，原告杨某与被告某保险公司签订平安鸿盛终身寿险及附加医疗保险合同。今年3月9日，杨某因病住院治疗9天，花去医疗费2777元。原告向该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机构报销1386元，随后要求被告理赔。保险公司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属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故对原告已通过新农合医疗报销的1386元不再赔偿，只在原告杨某个人实际支出的1391元中，扣除25元自费项目，向原告赔付1366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某保险公司向原告进行理赔时扣除了原告通过新农合医疗保险报销的1386元，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医疗保险是否适用补偿原则的复函》第二条的规定相悖，且保险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对投保人已经明确说明新农合医疗保险报销是其免责事由，故对抗辩理由不予支持。

据此，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应当给付原告杨某保险金2180元，扣除已经给付的1366元，还应实际给付原告杨某保险金814元。（2009.12.10）

（二十七）超出医保范围用药起纠纷，交通事故伤者起诉保险公司获支持 2009年1月19日，德兴一家客运公司的司机邹某驾驶客车在南昌市高新区麻丘镇行驶时将路人魏某撞伤，构成九级伤残。事后，魏某将客运公司及涉案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告到法院。

案件审理中，法院通过司法鉴定查明，魏某治疗用药基本合理，但共计2.6万余元的治疗用药未列入基本医疗保险。保险公司为此以涉案交强险、三责险合同均约定保险人按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为由，拒绝赔偿魏某上述未列入医保的费用。

法院审理认为，鉴于交强险属强制险，且交强险条例并未规定保险人须按照医保标准核定医疗费用，故法院不支持被告保险公司的拒赔抗辩。三责险属商业险，赔偿责任来自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合同约定，故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中未足额赔付的非医保费用，可以不在三责险中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认定在交强险部分驳回了保险公司的抗辩，同时在三责险部分则支持了保险公司的抗辩，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魏某7.2万余元，在三责险范围内赔偿魏某4.6万余元；判决客运公司赔偿魏某6.7万余元。（2009.11.25）

（二十八）母亲精神异常服毒身亡，子女获得巨额保险赔偿

孙某先后于2007年1月30日、3月23日向某保险公司购买终身保险合同、意外综合保险合同各一份。同年8月16日，孙某不慎从梯子上摔下伤到头部而住院6天，出院10天后因精神出现异常，在厕所误喝农药死亡。2009年初，其子女因向保险公司索赔遭拒而诉至温县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对孙某生前精神状况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颅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孙某的死亡属意外死亡，且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其对保险合同中“二年内自杀免责”的条款向孙某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故判决保险公司共赔偿孙某子女各项保险金24万元。最终，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原判。（2010.6.12）

（二十九）非医保用药，伤者自费还是保险买单，佛山南海法院判定车险免责条款无效

2009年4月21日9时30分，被告吴明伟驾驶轿车行经南海大道与海六路交叉路口时，与原告肖志华发生碰撞，造成原告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后 17 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吴明伟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经法医鉴定，肖志华伤情程度为十级伤残。事故发生后，原告因治疗共用去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等合计89545.63元。被告吴明伟先行垫付了医疗费用36702.2元。

肇事车辆在被告保险公司参投了责任强制保险和保险金额为3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不计免赔特约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庭审中，双方对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但对原告住院期间使用的非医保用药是否属于保险赔偿范围展开了激烈论辩。

被告吴明伟辩称：原告主张的住院医疗费中包含了相当一部分不符合佛山市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的医疗报销标准的药品，属不合理用药，该部分药品的费用不应由本人赔偿，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被告保险公司也以商业第三者险条款中有约定“非医保用药不予赔付”为由坚持按医保标准赔付医疗费。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商业保险合同关系中，保险公司已根据保险限额的约定确定了承担赔偿范围的上限，其欲再通过限定伤者用药范围来减轻其责任显然有失公平。如果医疗机构因此在伤者的治疗中确需要用超出医保范围内的药品而不用，明显不利于伤者的治疗，违反以人为本、救死扶伤的理念，不利于伤者的健康权益，亦不利于交通事故纠纷的及时化解。因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险条款中约定“非医保用药不予赔付”的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对于交强险，虽然不属于商业保险范畴，但其以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获得赔偿为目的，其理赔显然没有区分是否自费用药的必要。虽然伤者在某些情况下可向医生提出用药的建议，但最终治疗疾病需用何种药物是由医生根据伤者的病情而定，并非伤者及被保险人所能控制，因此保险公司仅以药物属自费用药为由拒赔难以成立。据此，法院判决两被告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责任规定限额内赔付原告包括非医保用药在内的各项费用共计52843.43元。（2010.6.15）

（三十）拒绝理赔套牌车事故的保险，保险公司因未明确告知免责条款败诉

2007年10月26日，郑某驾驶一辆牌号为粤M31118的货车由梅县雁洋往白渡方向行驶，途中因会车，货车靠左行驶，致使一辆相对方向行驶的摩托车紧急躲闪。乘坐摩托车的10岁儿童谢某跌落，并被货车左后轮碾压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后经交警大队认定，该辆货车为套牌车，在靠右通行时未减速且该货车超载，是导致此事故的主要过错；摩托车驾驶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导致此 事故的另一方面过错，依照有关规定，货车司机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两轮摩托车驾驶员承担该事故的次要责任。经交警部门调解，郑某一次性补偿给车祸中死亡儿童的监护人11.3万元。随后，郑某向承保的某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遭到该公司拒绝。

郑某诉称，这辆货车虽是套牌车，但是在2007年4月12日，他与保险公司签订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合同和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其中约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20万元，并在合同中约定了第三者责任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保险期为一年。

保险公司认为，因为郑某的货车是“套牌车”，没有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和号牌，根据双方签订的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约定，因为郑某投保的不是“正牌车”，所以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又由于交强险没有明确“套牌车”不能买保险，所以保险公司可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郑某的损失。

针对保险公司的说法，郑某称，自己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已经向保险业务员口头说明货车是“套牌车”，业务员也没说“套牌车”不能获得赔偿，而且自己是一车一保，绝不存在“套保”、“骗保”的行为，保险公司在承保之前对车辆进行了勘验，事后也承认肇事车就是承保车辆，何况自己已经是连续第二年在该公司投保了。所以，无论是交强险还是商业险，保险公司都应该赔。

法院认为，保险法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因为保险公司在法庭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已经特别向郑某明确说明了该免责条款，故该条款对郑某不产生效力，所以保险公司关于郑某用“套牌车”投保而拒赔的理由不应得到支持，商业险部分也应赔付。

最终，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梅县法院作出的保险公司支付郑某保险赔偿款10.5万元的一审判决。（201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