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分子忏悔录(之三)

第一篇：腐败分子忏悔录(之三)

腐败分子忏悔录（之三）

腐败分子忏悔录（之三）湖南省统计局

2007-05-21 08:52:47

腐败分子忏悔录

（十一）----一位副区长的忏悔

背景：现年49岁的袁某，短短7年时间就从一句军转干部提升为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副区长，却因贪污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目前已服刑七年，因表现突出已被减刑五年零十个月。

这是袁某在前不久河南省义马市组织的现身说法警示教育大会上所作的忏悔。

回顾４０余年的人生道路，我也有过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并获得了许多骄人的荣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我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今天，我失去自由，囚服加身，成为可耻的罪犯，这荣辱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令我反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沦落为阶下囚？

往事不堪回首，却无法忘怀；现实无颜以对，却必须面对。我出生在农村，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从迈进绿色军营之日起，我就立志为祖国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在从戎报国的１３年时间里，我先后入党、提干，并多次立功受奖。１９８８年，我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洛阳市涧西区政府工作，由于我踏实肯干，很快被提拔为财政局局长。我深知肩上责任重大，对工作更加一丝不苟，决心为全区人民当好家、理好财。１９９５年，我被提拔为副区长，并当选为洛阳市跨世纪的后备干部。

但人总是会变的。自从我担任副区长后，随着地位的升高、权力的增大，贪图安逸、享乐的思想日益滋生，对有钱人那种一掷千金的豪爽也不由自主地羡慕起来，对吃、住、穿、戴的档次和品位要求也逐渐提高。在人际交往中，我对部属、朋友的小恩小惠慢慢放松了警惕，请客送礼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什么党的培养、入党誓词统统被我抛之脑后，从一般的吃吃喝喝演变为赤裸裸的权钱交易。越过了“红色警戒线”后，我开始贪胆倍增、胃口大开，由最初的断然拒收到后来的坦然收受，金钱的诱惑力一次又一次冲破理智的防线。金钱一旦成为一个人的全部欲望，就会使人在极度膨胀的金钱欲望驱使下，滋生出许许多多可怕而且难以改变的邪念。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先后贪污公款２７万余元，挪用公款２００万元，终于将自己奋斗了几十年来之不易的红色档案改写成了犯罪分子可耻的黑色档案。

我愧对党组织多年来对我的信任与培养，愧对亲朋好友对我的关爱。我的父母在我工作期间，从来没有因为家事打扰过我，在他们晚年之际，我依然不能给他们以安宁和欣慰，相反还给他们带来了耻辱。我的妻子为人堂堂正正，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理解和支持，却因为我的犯罪而不得不忍受别人的鄙视与冷漠。我的孩子们都已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不但不能帮助他们，反而给他们带来了痛苦和屈辱。一想到这些，我的心都碎了。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经过几年来对自己无情的解剖与沉痛的思索，我总结出了犯罪的根源所在，首要原因是放松了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随着职务的升高、环境的变化、荣誉的增多、权力的扩大而产生强烈偏差，不由自主地丢掉了过去那种严格要求自己的进取精神，放松了学习与自我改造。面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迷失了人生的方向，错误地认为，腐败现象是改革开放的正常现象，并加以效仿，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从而付出了１８年牢狱生活的惨重代价。

人的一生能有几个１８年！愿我的忏悔能够给党员领导干部提供一点教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个人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改造主观世界，否则，消极腐朽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腐蚀自己的灵魂、信仰、理想、道德，就有可能因小恶的积累上升为大恶的裂变。愿各级领导干部能以我为镜，廉洁自律，经得住时间和环境的考验。

腐败分子忏悔录

（十二）----江苏南通市航道管理处原处长徐守余剖析犯罪原因

以下是徐守余于２月２２日被审查期间写下的忏悔书——

回顾我走上受贿犯罪的道路，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开始，我只接受普通烟酒、土特产，觉得这是人之常情，随着心灵深处贪欲的不断膨胀，人家送来几百、几千乃至几万元钱时，我也收得心安理得，完全失去了廉洁自律的防线。作为一名航道管理处的主要领导，平时我也常在干部群众中大讲反腐倡廉，可在背地里却大肆收受贿赂。这种两面派的嘴脸，最终使自己脱离了干部群众，脱离了党的组织，最后也必然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在担任领导职务的近２０年间，由于工作成绩突出，我曾先后被评为南通市劳动模范、全省交通系统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交通系统劳动模范。在赞扬声中，我居功自傲，自以为是，虚荣心也日益膨胀起来。平时抓学习不是用于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是为了应付汇报和检查。在组织政治学习时，讲理论联系实际，往往也是只说别人不说自己。

我在南通市航道管理处处长的位置上，利用工程管理、计划编制、人事调动、资金拨付等职务上的便利，大肆收受贿赂，不仅给党的事业、形象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而且因我的过错，导致了我在位时的一些工作上的得力干将也一个个落入了法网，给他们本人和家庭带来了莫大的痛苦。

从我犯错误的客观方面来分析，对“一把手”监督的缺失，也是导致我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像我们这些条块结合管理的单位，省航道管理局仅对我们的业务实施管理和监督，而市交通局也只对我们的政工人事实施管理和监督。由于干部定期交流制度未能得到切实落实，我一个人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１７年，有段时间还兼任过党委书记，权力的过分集中以及这种权力的长期占有，加上我曾经拥有的辉煌成就和耀眼的荣誉光环，上级领导对我是信任有余。

在本单位，我不但对副职的任免有着举足轻重的建议权，而且在处党委集体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没有我同意是绝对通不过的。正是由于我的独断专行，在班子里面，副职很难对我实行监督，党委的集体领导也是形同虚设。航道管理处党委也有民主生活会，但这种民主生活会实际是工作研究会。本来民主生活会是加强党内监督，坚持党管干部的一种好制度，由于没有发挥这个制度的应有作用，致使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腐败分子忏悔录

（十三）--身陷囹圄幡然悔悟

----湖南省工商局原局长的忏悔

在位时，欧阳松常与比自己位高权重的人或是大款相比，而今身陷囹圄，才幡然悔悟———

贪官档案：欧阳松，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４０万元。

案件回放：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９年６月，欧阳松在担任岳阳市市长、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１８人贿赂３２次，共计１０４．８万元。１９９６年６月至１９９８年，欧阳松与副局长廖子中等人弄虚作假、滥用职权，采取变相罚款放行手段，先后４次为湖南省广物工贸有限公司等公司及他人违法审批非法拼装汽车和无进口证明汽车１５９台，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３２０３．７６万元。此外，欧阳松还有非法所得８２．１万余元，另有折合１４７．５５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失去了自由，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人千万不能犯罪。服刑的日子，是痛定思痛、深刻反省自己的日子。我常常沉思，自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究其原因，一是盲目攀比，私欲膨胀又心存侥幸，二是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法律意识淡薄，丧失原则，三是没有构筑正确的思想防线。

１９９１年我担任岳阳市市长以后，曾带团到沿海考察学习，我发现有些与我同级或级别比我低的干部，浑身上下全是名牌产品，而且大都是国际名牌。对此我既觉得新鲜又感到费解，论工资收入他们比内地也高不了多少，他们的钱从何而来呢？有人向我解释，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早，思想解放，经济搞得活，送烟酒农副产品根本不算送礼，一次送个十万八万元的，也不算一回事。还有一次我带队到东部某市考察。听他们说，那里多数党政干部都有自己的公司或与他人合伙经营的公司，在那里党政干部是百万富翁的很多。对此，我虽不敢苟同，但对他们开始有点羡慕了。

１９９４年我到省工商局任职后，认为自己提拔已经无望，过几年就要退休，也应该考虑自己的晚年生活了。于是尽管还是想把工作搞好，但干劲小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慢慢放松了。

我任工商局长期间，多次采取变通办法处理非法拼装汽车和走私车，为本单位增加了收入，使他人、自己获得了好处，却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开始的时候我也曾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出问题，但个别下属告诉我，有些兄弟省就是这样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仿效呢？为此我还派人专程去“考察学习”过。那几年单位搞基建资金不足，我想我是单位的“一把手”，我不着急谁着急，还是“仿效”一段时间，搞点建设资金再收手吧。这其实是我利令智昏、目无法纪的思想在作怪。我感到，一个人光用道德自律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纪律和法律约束自己，对位高权重的人来说，尤为重要。

缺乏科学的人生观，没有构筑正确的思想道德防线也是我走向堕落的重要原因。尽管我受党组织培养教育多年，但贪图享受、拜金主义、目无法纪等错误思想并未根绝，一旦对事业的追求逐渐冷却下来，金钱的欲望便开始悄悄地冒了出来；再加上自己所处的地位和外界一些光怪陆离风气的熏染，两者一拍即合。于是，外因通过内因发生作用，从量的变化逐步推进，最后发展到质的剧变，最后毁了自己的一生。因此我并不怨天尤人，是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向犯罪深渊的。有人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这话对我来说，绝对正确。我之所以有今天这样的下场，难道不是栽在自己的手里吗？

我不能正确地估价自己，常与那些钱财比我多的人比，与职位比我高的人比，却没有想到与那些成千上万的基层工作的同志比一比。在监狱里我切身感受到，一些普通干警的水平、能力并不比我差，但他们常年工作在辛苦的岗位上，可能干到退休也还是个“普通一兵”，一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千把块钱。我本来已经是够幸运的了，但我不知珍惜，错误地评估自己，盲目攀比，这是我后来收受巨额贿赂的心理基础。这些，我现在明白了，只可惜为时已晚。

腐败分子忏悔录

（十四）----湖北黄石市原市委书记陈家杰痛析自己的犯罪过程

贪官档案：陈家杰，曾先后担任湖北省黄石市委副书记兼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他在担任黄石市委副书记、书记期间，因先后收受他人的大量人民币、港币、美金和各种物品，折合人民币５．７万余元，港币５万余元，被黄石市中级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现在湖北省洪山监狱接受劳动改造。

我的政治生命是被拜金主义葬送的。１９９３年前，我担任市长不久，组团赴香港招商，受到港商的隆重欢迎，被他们奉为上宾。我没有把这次招商的成果归功于领导班子集体的智慧，反而认为是自己领导有方，是自己的功劳。面对外商送来的礼品和钱物时，我收得心安理得。有一次，一位在黄石办企业的港商找到我，要我出面解决企业用电问题，我帮他解决了。后来，他得知我从美国考察回来途经香港，便邀请我到他家做客，他不仅盛情款待，还送给我１万元港币。

现在想来，当时大多数港商对我都不是很熟悉，却要如此恭维我，原因就是看中了我手中握有实权，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对此，我自己不仅没有丝毫的警觉，却认为理当如此，把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资本，从而陷进了罪恶的深渊。

从１９８３年开始，我就在黄石担任领导职务，其中任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要职就有８年。起初，我仅是领导班子里的一个成员，对自己要求也比较严格。自从我当上了市长、市委书记之后，随着地位的变化，我的思想作风也变了。总认为我是黄石市的老干部、老领导，办事、作决定自己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不同意见，以老领导自居，不尊重他人意见，听不进逆耳之言，往往把个人的意志凌驾在组织之上。由特权思想衍生的骄横虚荣和贪婪，必然反映在工作和生活中。对过年过节接受下面干部和单位送的礼品，不认为违纪违法，反而认为是他们对自己的尊敬；对干部们的前呼后拥，自己引以为荣。我错误地认为，在黄石工作近４０年，功劳、苦劳、职务都有了，年龄大了该享受一下了，因此热衷于吃喝玩乐。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些人掌握了我的心理，天天围在我身边转，与我称兄道弟，让我给他们“充门面”、“长面子”。“吃了别人的嘴短，拿了别人的手软”。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个饭局，最终成了难以挣脱的锁链，导致我不惜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利用职权干出了违反党纪国法的蠢事。

说来也许可笑，我虽然曾经担任过政法委书记，也曾经较长时间分管政法工作，但从未认真学习过法律，全市的“一五”普法、“二五”普法、“三五”普法都曾经参与领导过，然而自己却是一个十足的法盲。

我的义子非法拘禁、殴打员工，被当事人告到了黄石市检察院，告其侵犯人权。我知道后，不是秉公执法，而是给检察机关打招呼，要他们“妥善处理”，这“妥善处理”实际就是要求不处理。在办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义子先后送给我２万元人民币和１．５万元港币。

人常说：人生老来夕阳红，可我如今却是泪洒黄昏悔已迟。每当想到这些，心里好像在流血，这是我一生都不能宽恕自己的。

第二篇：马向东、庄如顺、杨前线、李真等腐败分子忏悔录

马向东、庄如顺、杨前线、李真等腐败分子忏悔录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忏悔书

看到不少干部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接受钱财没有发生什么事，觉得自己接受朋友表面没有什么明显企图的一些钱物也算不得什么……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泥潭……

我叫李纪周，原是公安部的副部长，这些年来由于放松思想改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没有经得起考验，由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堕落成为人民的罪人，我对自己的严重罪行非常痛恨，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真心实意地认罪服法。我愿接受法律的任何处理，这也是我罪有应得。我愿做一个反面教材，教育他人，警示后人。

我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长期放松政治学习，放松思想改造。当了公安部的领导后，我在工作上还是埋头苦干的，整天忙于具体业务，很少抽时间认真读书学习。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越来越缺乏警惕，以致麻木不仁，慢慢地自己思想上防腐拒变的防线开始崩溃。看到不少干部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甚至接受钱财没有发生什么事，觉得自己接受朋友表面没有什么明显企图的一些钱物也算不得什么，受这个“一念之差”左右出现的偏差，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最终陷入了犯罪的泥潭。

二是过多地与商人老板搅在一起。作为党的一名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整天和商人老板，特别是那些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不法商人搅在一起，他们总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向你进攻，一不小心就会掉进他们的泥坑之中。像赖昌星这些商人，看中的是我这个公安部副部长的职位和权力，想方设法地巴结我，给我送钱送物，就是想利用我手中的权力，以后好为他们办事。

三是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我就一个女儿，一直对她过于溺爱，从小娇生惯养。她要去美国，我虽然不太同意，但是她和我夫人坚持，我也就妥协了。她在美国生活遇到困难，我也就不惜一切，明知不对，接受了赖昌星给的５０万美元的贿赂。对我的妻子也是要求不严，对她在外边到处拉关系、搞应酬，我知道了，只是说两句，态度不坚决；对人家通过她送来的钱物，我也曾让她退回，但是不坚决不果断。

四是为情所动，因情害己。我在１９９０年下放广州公安局带职锻炼期间，与广州市公安局女干警李××接触很多，由于我思想不坚定堕入情网。后来又因为她而乱用职权，干预下面办案，最后造成梁耀华的“新英豪公司”走私得逞，而我犯下了严重的渎职之罪。

我也曾有过一个很好的过去。我出身在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父亲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母亲也是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是国家培养我上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后在部队入党、提干，转业到公安部没有几年就被破格提拔为副局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局长、部长助理、副部长。我能有这样的荣誉和地位，完全、是党和人民给我的，没有党和国家的培养，我什么都不是。但是后来我变了，变质了，走上了犯罪道路。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我痛恨我自己。我的父亲在公安部是个艰苦奋斗的模范、受人尊敬的老红军，而我却是一个腐败的典型、一个罪人，这个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真是对不起为了中国今天而流血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也对不起在九泉之下的我的父亲。

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忏悔录

我深知我的罪行已经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危害。这不仅仅体现在影响沈阳地区的发展和投资环境上，更损害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也坑害了一批干部，让他们跟着我犯了错误，所有这些光靠把受贿的钱、物返回来是根本无法弥补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沈阳市……我深知，除了坦白交代之外，我已没有机会挽回损失。因此，我愿用亲身经历和深刻教训做反面教材，警示后人。

回顾反思，我正是在以下几方面脱离了正确轨道，从而跌入罪恶深渊。

一是不讲政治原则，放弃思想改造。拥有权力既可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也可腐化堕落、遗臭万年。我忘记了曾在就任沈阳市市长的人代会上，“人民选我当市长，我当市长为人民”的誓言，把人民授予我的权力异化为个人权力，使自己变成“一手红，一手黑”，一方面为百姓办好事，另一方面背地里搞腐败的“两面派”。结果，沈阳市的经济工作没抓上去，却出了我这个腐败分子。因此，不听党的话，不讲原则，放弃思想改造，正是我走向犯罪的根本性政治原因，也是我最惨痛而深刻的教训。

是私心膨胀，贪欲不止。共产党员世界观改造最核心也是最艰巨的任务，仍然是党性与私心贪欲的斗争。刚做领导干部时，我行为比较谨慎，但随着职务的不断上升，追求生活享受、追求“生活现代化”、追求“生活高质量”等错误思想也在我心中急剧发展蔓延。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通过各种借口，提供服务，满足要求，向我送钱送物。这种诱惑是对新时期共产党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严峻的考验，它绝不亚于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进城后要防止敌人糖衣炮弹的袭击！我从最初接受他人礼物觉得理亏、心虚，到一次收受10万美元觉得心安理得；从一个60年代大学毕业分配到工厂接受再教育的穷工人，到现在受贿千万元的腐败分子。

回顾反思这些蜕变时，我确实有些后怕甚至心惊肉跳！但我当时已经丢掉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从量变到质变蜕变为违法的罪犯。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私心和贪欲，我不惜昧着良心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丑行，不惜为此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品质，甚至不惜用自己的政治生命进行冒险赌博。事实再一次在我身上证明，私心和贪欲是万恶之源。 三是特殊党员自居，脱离组织监督。我本人经常以“特殊党员”自居，脱离组织生活和组织监督，即使有也只是走形式。这是我离经叛道、蜕化变质的重要组成原因。这些年来，沈阳市的组织生活不正常，组织监督苍白无力，并且从目前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来看以至于“三讲”工作走过场，都与我本人不能以身作则，不能很好地发挥党组织监督作用有很大关系。

关于本人问题，在沈阳市“三讲”期间，辽宁省委领导曾找我谈过，要求我讲清家属参与经济活动和孩子办企业问题。中纪委领导在沈阳找我谈话时也提醒过我，如果我能够认真对待这些重要谈话，真诚接受组织监督，彻底改正错误，我相信自己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但是，我低估了组织，高看了自己，像个党内“个体户”，我行我素，放弃了接受组织监督的机会。就是在中央纪委对我的问题进行初核调查的2000年7月，我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仍然把组织监督放在一边，收受各类人员贿赂100余万元

这些事实说明，我犯错误很重要的原因是摆脱组织监督的结果。这个苦果葬送了我的政治生命。因此，我希望更多的地方党组织一定要发挥组织生活、组织监督的真正作用。

四是“人情往来”掩盖着权钱交易。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级各类干部，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这次揭露出的大量事实证明，大多数送钱送物者都和我利用职权给他们单位或个人办事相关，即在进行权钱交易……

通过反思，我认为，所谓“人情往来”，多年来已成为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重要投资资源或投资渠道。我粗略估计，每年在上下左右干部中，这种往来大约在1亿元以上。

这种“人情往来”之所以经久不衰，而且愈演愈烈，因为它有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自然十分安全可靠；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不收，收钱的轻易不能不收。这是由于政治生活不正常，人际关系复杂。有人要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因此我也轻易不能不收；三是几头都好，首先是名义好，逢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望领导，送些礼，给点钱，无可非议，其次是两相情愿，改善关系，加强了解，皆大欢喜；最后大家用的都是公款，在沈阳每次“看望”领导送钱的标准约在1万元左右，如果从个人收入中支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从这次揭露出的事实看也是如此。这是我长期以来陷入错误道路不能自拔的重要的思想认识上的原因。

总之，我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的损失是不可挽回的，我的反思还仅仅是初步的。但我真诚希望全党同志能从我的反思中吸取教训，把摆在我们面前的腐败问题解决好，不犯错误，不走弯路，为党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

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忏悔书

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慕马案主犯之一的马向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南京受审前，马向东写下悔过书，以自己堕落的历程告诫人们：“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现将其悔罪书摘编如下。

尊敬的各位领导：

我由一名受到党组织长期培训教育的领导干部，蜕变为一名腐败分子，即将走上法庭，接受人民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这是我过去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剧。我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败坏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严重损害了沈阳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市民的根本利益。面对自己的严重罪行，我感到羞愧万分，痛悔莫及！

我出生在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父母早逝，家境贫寒。1970年我中学毕业，分配到市医药公司药材仓库做搬运工。凭着对党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扎实的工作，70年代入了党提了干；80年代经过几次函授学习，最终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

80年代初，我先后在沈阳两家大型商业企业担任主要领导，当时我有良好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对自己的要求极为严格，和职工群众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化，连亲朋托我走后门买快货都被我一律拒绝，1983年至1985年担任团市委书记时，更是一心扑在事业上。1985年担任市商业局长后，事业发展一帆风顺。从1986年开始，有些下属干部到我家汇报工作，联络感情，尤其是春节期间以给小孩“压岁钱”为名，送给我几百元、上千元。开始我也曾坚决谢绝，但后来感到情面难却，不收怕伤了对方感情，就收下几份。岂不知这个防线一松，就一发不可收拾，以后年节时给我送钱的人数越来越多，送的金额也逐步增加。1991年5月开始，我先后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商办主任、市长助理、副市长职务，除了商业部门一些老部下逢年过节继续给我送钱外，城建、交通部门和县区一些干部为了谋求我对他们个人工作上的支持、关照，也以拜年名义给我送钱。我虽然也拒收过一些，但由于贪心作怪，对那些自己感觉“靠得住”的，请托的事情不出“大格”的，也就收下了。开始收别人钱时，我也曾忐忑不安，夜里睡不着觉，想着如何把钱退还，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胆子就越来越大，甚至心安理得了。

1997年至1999年7月案发前，是我在犯罪路上滑得最远、陷得最深的时期。我不仅收下级干部的钱，也收了一些私企老板、外商的钱，一次受贿的金额有时高达十几万、几十万元。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主观上看，当时我分管的第三产业、城市建设、交通等方面工作业绩比较突出，我有些飘飘然，忘乎所以。1997年末担任常务副市长后，手中权力更大了，围前围后讨好我的人更多了，我的私欲也更加膨胀。从客观上看，1997年1月，慕绥新到沈阳当市长，他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工作作风和明目张胆以权谋利的恶劣行径，直接诱发助长了我的贪欲和犯罪胆量。

我由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步一步地走上领导岗位，又一步步跌入犯罪的深渊，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育也是十分深刻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俘虏。在领导岗位上，我曾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在成绩面前，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市级领导后，国家给的生活待遇不低，自己并不缺钱花，本应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可是，由于我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认为自己是商业经营管理的专家，智商和经营管理能力比社会上那些民营企业老板强得多，就是和国外一些大老板比也不逊色。看到他们那么富有、那么潇洒，自己内心是不平衡的，也想将来退下来时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几年来我大肆受贿、聚敛钱财，就是为自己将来从“官场”转到“商场”铺后路。

在对外开放和引资洽谈过程中，放松了自我约束和管理，滑向了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歧途。1997年至1998年，我直接组织，从境外引进8亿元，建设了沈阳大二环工程，改造了市区主要广场、街路，使城市形象出现很大改观。在出境进行引资洽谈过程中，工作非常劳累，我就产生了想放松一下的想法，开始由接待方和下属干部拉我到赌场开开眼界，我被赌场气氛和赢钱的甜头所吸引。1998年以来，到香港洽谈项目时，大多都借机去澳门参与赌博，在马来西亚、韩国等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中，我也悄悄跑到当地赌场碰运气。开始是用个人的钱去玩，1998年3月，下属干部从别人手中借来巨资参赌，我得知后，非但没有制止，反而也多次在赌场接受下属干部给的一些筹码去参赌。

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促使自己跌入罪恶的深渊。过去在领导岗位上，也学习过法律知识，但未联系自身的问题，从法律高度认识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和严重程度，从而主动中止犯罪，而是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给自己送钱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下属干部和朋友，不会出卖自己；自己虽然凭借职务和地位形成便利受贿，但是，对他人请托的事情属于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才帮忙办理，提拔使用的干部也是基本符合条件的，因此，我的问题不容易暴露。正是自己的贪心和侥幸心理，使我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在1999年7月2日被中纪委“双规”审查，同年10月12日被逮捕，在东北关押7个月，我没有彻底向组织上交待自己的严重问题，而是千方百计解脱罪责，甚至出现串通案情，违反监规等严重问题，想逃避法律的制裁，结果适得其反。

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忏悔书

今后的日子，不仅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意境，而且身心痛不堪言，思想不胜重负……母亲的一个责备，妻子的一次嗔怪，女儿的一声娇唤，都是我心中的喜悦和牵系。而现在，我何时才能再重温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

踱步囚室，铁窗外夜空西沉，茫茫不见光亮；四壁间孑身被困，悠悠可知生与死。忆昔抚今，面对将来的残酷，我曾痛苦地思索，冷静地分析，设身处地地为家人着想，将心比心替自己考虑，思绪难平。我是成长于英雄辈出的五六十年代的一年，保尔那一段“人的一生不能虚度年华”的名言曾激励我从小就立下投身伟大事业的抱负。“人活着干什么”的讨论伴随我从少年走向成熟，烙进我的思想。过去，我学业有成，事业有绩，幸福地辛苦于每一天、每一岁，虽百般忙碌却乐在其中，也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惬意和温馨。我活得很充实、很满足。而现在，我犹如笼中鸟，望海阔天空，不仅有翅难飞，还要人家喂食。笼中鸟还有观赏价值，可我却一文不名。我现在活着，于国家于社会于家庭都没有了任何价值，充其量不过是一具生理的躯体，行尸走肉。呼天穹大地，呼青山绿水，谁能告诉我，我活着有什么用？我该怎么活？一个人，从物质到精神，活着不能奉献于社会和家庭，还要索取于社会和家庭，这是毫无自知之明的活，是把自己生命的存在寄托在别人痛苦之上的活，是自私与可耻的活！……

我从小就爱好文学，对人生的思考往往感情多于哲理。公安工作那种破不完的案、永不平静的治安，与我的性格一拍即合，我在这个极具挑战性的事业中增长了才干，也显示出了自己的价值。二十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这种极度兴奋的亢进之中，生活在一种令人欢愉的成就感之中，生活在永不停息的躁动之中。而现在，这种亢进与躁动永远消失了，今后的日子，不仅没有了激情，没有了意境，而且身心痛不堪言，思想不胜重负。日子不是平淡，而是苦涩，索然煎熬着每一天的日出日落。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家风很好的温馨家庭中，二十几年来，虽呕心于工作未能照顾好母亲妻女，但家庭永远是我扬帆四海的一个温暖港湾。母亲的一个责备，妻子的一次嗔怪，女儿的一声娇唤，都是我心中的喜悦和牵系。而现在，我何时才能再重温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氛围……

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忏悔书

作为祖国经济长城中的边关守将，我失城失地，让走私分子如入无人之境，影响如此之坏，只有杀了我以警示后人。这也是我剩下的惟一的一点价值……

对于给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又使如此之多的海关工作人员身陷囹圄，这和我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一些平时表现都很好、也有一番作为，又从来没有接受别的企业和个人钱财，而接受赖昌星的钱财的，我觉得更对不起他们。如果我不是赖昌星的朋友，他们何至于有今天？而大家都严格守法、执法，又哪来如此大的案件？因此，对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点私情和私利而酿成如此巨大的苦果，实在是始料不及。

然而，事实已经造成，责任只有自己来承担。自己种的苦果，只能自己吃，自己酿的苦酒只能自己喝。但对给国家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给海关事业带来如此的不幸和灾难，给党和人民造成如此巨大的不良影响是不可挽回的。如果祈祷能够挽回损失，那我将做千万次的祈祷；如果忏悔能够换回一切的话，那我愿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忏悔。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造成多大的孽，就得付出多大的代价来偿还，直至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下去，过着天天靠忏悔活着的日子，如同行尸走肉，苟且偷生。一条就是死。我宁可选择后者。古训云：“奖一激千，奖之；杀一儆百，杀之。”作为祖国经济长城中的边关守将，我失城失地，让走私分子如入无人之境，而且竟然是我的朋友，危害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坏，只有杀了我以警示后人。这也是我剩下的唯一的一点价值。领导干部的犯罪根源，我看都是大同小异。不外乎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贪图安逸、享受，被金钱、美女、权力所俘虏，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谁都知道这些，但许许多多人，包括我在内也还是无法抵御。所以我觉得自己罪不可恕，只有以死谢罪。以我的死再次警示海关的后人。使他们真正把好关，守好门，把海关建成党和人民依赖的真正的保卫祖国经济的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给专案组的信件摘录

我个人认为，当前官场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腐败和结党营私，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渗透，不仅在党内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如不断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整治，无疑会成为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极大危险和严重障碍。这种败坏风气的严重状况，不谈不等于没有，正视现实也绝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为了彻底地改变它，由此就更能说明我们党的英明、伟大。

目前这种状况，只运用常规性方法治理已不易切实见效，我认为除了有效地治理腐败环境等措施外，还应采取一些“非常之举”，积极稳妥地触及官场上一些深层次矛盾，使各级官员均能产生强烈的心灵震动，进行深刻的反思，方能达到一定的实质效果。如若实施这一“非常之举”，既能把腐朽的思想从诸多官员的脑海里有效地清除，又可自然打破结党营私壁垒对政治体制改革顺利实施的负面影响，最终还出现腐败官员对党恩感激涕零、时刻不忘为党中央的治国安民大业甘效犬马之劳的局面。

据我所了解的社会有关情况，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严格按国家法纪条款来衡量，目前在我国逾越原则发生腐败问题的官员已绝不是少数，腐败现象已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只是在程度上和性质上有所不同。但任何腐败现象都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加深的，可当前受到法律惩处的人数却是其中一个很小的比例。同时，目前在众多逃避法律制裁的腐败官员中，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的腐败行为不对，却不愿或不能面对现实，存在侥幸心理，一方面在评价着受查处的腐败行为，同时自己依然发生着腐败现象。同为腐败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两者的效果之所以差之千里，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对他运用了法律手段，使其触动心灵，震撼思想。当前许多案件在查办到一定广度和深度时，往往因稳定因素而有所顾虑，使案件不能得以彻底查证，但殊不知回避矛盾的暂时稳定势必会导致矛盾日积月累的长远不稳定，因为众多逃避法律制裁的腐败官员其心灵不会受到强烈震动，思想不会发生深度变化。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腐败行为是不会停止的，其程度只能逐步加深。使腐败问题必然呈恶性循环的状态，最终导致激化矛盾的结局。

对超越法律的腐败官员全部彻底地严肃惩治，从法律意义上讲是天经地义，但根据目前的办案线索、办案证据和办案手段是不可能全然查证的，即便是全能查证，真要严格按法律惩治的话，不仅会对党的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也势必影响目前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针对当前的客观实际情况，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我个人认为，若能采取一条既可使社会稳定不受影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又能对腐败等问题有效治理的措施，则意义会更加现实、深远。我认为在当前治理这些败坏风气的特定时期内，国家如果制定一条“宽严并举”的法律政策，这一效果有可能会得以充分体现。因为法律也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工具，运用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优化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只要这一效果能得以充分体现，法律的作用也就会真正得以发挥。我所说的“宽严并举”具体讲就是在一定的时限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像发动“三讲”一样的反腐败运动。严格按国家法纪规定的条款，运用科学的办案体制和办案机制，从严加大对腐败属实的查证面。对已查证问题的腐败官员，则根据其犯罪性质、悔罪态度、立功表现等，有宽、严不同的处理政策。对一小撮认罪态度不好，犯罪性质恶劣的要坚决从严、从重惩治，但对大部分确已真诚悔罪彻底交代问题的腐败官员可记录在案，给他们一次悔过自新、戴罪立功的宽容机会。如这一办案机制能得以运用，不仅可以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而且产生的社会作用和治理效果也就更为理想。首先，严格按国家法纪条款全面查处腐败是一项深得民心的正义事业，是任何腐败者没有任何理由敢非议的；其次，在办案中由于有这一政策的体现，非但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相反还会极大地增强党的凝聚力，强有力地促进整体事业的向前推进，办案质量、办案效率随之也会显著提高；三是众多被采取司法措施查处的腐败官员在特定的环境下，有这一次政策的感召，绝大多数不敢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会极早彻底地交代违法乱纪问题，其结果势必促使其深刻反思，痛悔万分。这些人在被组织宽容处理后，只有产生对党恩感激涕零，努力回报的心态；四是严格按法律程序及早从严查证腐败官员的违法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挽救干部，避免他们犯更大错误的有力措施。据我所知，目前在被查处的许多腐败官员中，过去在被人举报或受到案件牵连后，都在极力想办法躲避组织审查，但一旦受到查处，又都在后悔当初所为，如果能早一点得到组织审查，也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对此我就有着深刻体会，对我的立案侦查如若发生在5年前，绝不会有如此严重的问题，但若发生在5年后，也一定会比今天的问题还严重。

运用法律手段对腐败官员进行立案侦查后，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对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有效清除他们的腐朽思想会产生奇效。首先他们在事实和正义面前必须承认违反法律的极端错误性，并由此会产生强烈的心灵震动，深刻反思到逾越原则所付出的代价，痛悔因此而失去党和人民所给与的一切。冷酷的现实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领导身份和法纪的必然联系，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样的客观环境下，都务必要始终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任何名利所诱惑而违反原则的行为，都必将出现遗憾终身的结局。这一痛苦的过程会使其思想纯洁升华，这是在正常状态下通过理论学习和思想工作难以达到的思想改造效果。就我个人而言，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前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青年领导干部，而今是一个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痛悔之情之深，我有深刻的感悟。

人在大起大落后，会大彻大悟，在冷酷的现实中，也定能永远牢记这极其沉重的教训，不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有这切身的感受，但当一切都明白之时却已晚，对人生而言这是可悲至极的。然而就在他们对未来绝望之时，如果有这一政策，能够得到组织的宽容处理，党和国家给与了他们悔过、改错的机会，那么无论什么人，在心灵深处除了有强烈的负罪感外，还会产生对党和国家至死不忘的感激之情。在这种思想感情的支配下，他们一定会用过去那沉痛的教训去警示、唤醒他人，用今后自己正义的言行去感召影响他人，对党的任何指示和安排都不可能讲任何条件地去愉快完成和接受，无论在多么艰难恶劣的环境下，也会时刻不忘党恩国恩，牢记教训，为党的事业去尽心竭力地努力工作，以取得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党恩，如果通过实施这一政策能达到这一效果的话，其产生的意义必将深远和重大，也是当前有效治理腐败问题中科学地把依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的具体体现。

概括起来，通过实施这一“非常之举”可能会取得如下社会效果：

一、运动的开始阶段会引起局部的暂时不稳定，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定会转变为整体的长远稳定。

二、眼前工作事业发展会受到暂时的影响，但随着腐败环境的有效治理，一定会得到整体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全面进步。

三、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能够非常有效地改造腐败官员的世界观，从思想上清除其腐败意识，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也能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一些民间疾苦，了解到社会上许多阴暗消极的真实情况，这也是在常规状态下通过调查研究等工作难以取得的实效。

四、优化了社会环境，稳定了经济秩序，并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五、使多年来在个别地方和部门形成的结党营私壁垒自然打破。

六、能十分有效地解决紧张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从根本上缓解一些容易引起激化的社会矛盾。

七、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会得到空前的提高。众多腐败官员在这一政策的激励和制约下，绝大多数不敢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不敢因任何隐瞒而丧失这最后的机会，会尽己所能及早交代一切违法犯罪事实。如此办案质量既能使法律的客观公正性得以充分体现，又可对依然存在侥幸心理的腐败官员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八、可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使大量不法收入转变为国家有效积累。

九、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变消极为积极，因为众多腐败官员因得到宽大处理会对党和国家产生内疚和感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沉痛的教训使他们在未来的事业生涯中，一定能秉正无私、廉洁奉公，这不仅达到了惩治腐败的目的，也是天下百姓渴望看到的局面，因为民众更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运用法律严惩腐败的目的，也是为了震慑腐败而减少腐败。

十、在依法治国的保证下，使依德治国的效果得以充分发挥。官风势必影响民风，整个社会风气、人们的道德风尚都必然会得到实质性地改观。如此就更能充分向世人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如若开展这一反腐败运动，运用何种办案体制和办案机制至关重要，因为它对此项运动能否取得成效会发挥出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务必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案，同时因势必要涉及到众多人事问题，故应结合人事体制改革和干部交流等工作同步进行，这也是此项工作取得成效的大好时机。因为当前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结构对党的事业来讲并不尽如人意，传统的习惯势力使改革又极为艰难，因而对众多给与宽容的官员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对其进行考察。在如此状态下，其官声、政绩通过考察应该能得到客观公正的结论。组织上在根据事业需要和其能力、品行进行统筹安排，受到宽容的腐败官员由于对党万分愧疚和强烈感激的心情，组织上无论对其做出何种安排都会无条件地愉快接受。这也是在正常状况下，难以达到的人事改革效果。

当今我国政局十分稳定，国内太平盛世，我相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目前这种多年积累的腐败状况一定能得到有效治理，人们思想意识形态中一些长期扭曲的观念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党和人民的罪人：李真

第三篇：十大腐败分子

第一名：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

上榜理由：原因就是因为他原来是大上海的市委书记

腐败罪名：该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批评：身为管理东方明珠、国际知名都市的一把手，竟然胆敢挪用民脂民膏，中饱私囊，并滥用职权，蛊惑下属贪赃枉法，为身边亲属某的非法利益，可谓天理难容。大有与明朝第一宦官冯保有一比。此种人危害指出超大，影响力较广。并用特殊身份装点门面，使得众多没有骨头的知识分子低头哈腰，充当文学的扛鼎人物和宗师地位，最为可恨的是不懂装懂，不知当知，他代表了某些一把手的行事和作风，譬如，开研讨会他懂科研，经济上懂经济，学术上摇身一变成为鼻祖，自个的话，就当圣旨，你以为你是万能的，你以为你是电子的，什么都懂点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懂，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最为可耻。排他第一，“

第二名：安徽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安徽宣城原副书记杨枫并列

上榜理由：家族式腐败，连窝式贪官。有“安徽第一权力家族”之称。

腐败罪名：王昭耀因涉嫌利用职权，借干部职务晋升、工作安排和项目审批之机，大肆收受贿赂。杨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提拔、工作调动、经营活动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或者索取常某等48人、126次给予的财物。其中，非法收受人民币614400元以及外币3000美元、2000港元和1000澳大利亚元。

批评：王昭耀典型的道德败类，不但与原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共享情妇，还与小舅子杨枫玩“郎舅共享情妇”把戏。其心理肮脏到一惊无法言语的程度。与癖好女色的杨广有一比。此种人道德伦落，官德更何谈呢？对此种人，多一个是人民的祸害，少一个是社会的大幸。其小舅子杨枫更是无耻之徒，学到的MBA到其手中却成了管理情妇的手段，可恶至极。他如果没有这个“权力家族”作后盾，他估计也是一个打工仔的料，想想他那人品够资格混个人模狗样的吗？他配做人民的公仆吗？这样的连窝腐败罪为可耻，他不但危害深远，阻碍政治发展，搞成圈子之后，所犯下的罪恶还能因为权力大网的庇护逃脱刑罚。要不是情妇反戈一击，通出内幕，这样的腐败分子，还指不定什么时候落马呢？家族权力以及家族权力导致的腐败，最难连根拔起干净，所以，他们并列第二。

第三名：河南上蔡原县委书记杨松泉

上榜理由：因为官小，竟敢侵吞防艾资金，欺骗总理。

腐败罪名：“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行政权力”，以及侵吞防艾资金。

批评：从这位父母官身上，看不到对农民艾滋病人的体恤，正如同僚对他的描述，防治艾滋病，他“实事没干，坏事不少”。众所周知：作为卖血导致的艾滋病重灾区，河南全省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上蔡县就占了22个。河南公开的3.5万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上蔡占了五分之一，将近7000人。如此严重的疫情，在经历了多年的死捂之后，2003年非典之后副总理吴仪造访上蔡卢岗文楼村，上蔡县艾滋疫情公诸天下，随即，来自北京和省城以及社会各方的善款也不断流入该县。这是一个极度贫困的县城，杨松泉于2000年4月走马上任，到2005年8月19日被免职，在任5年零4个月。这期间，正是上蔡县的艾滋病疫情从不为人知到闻名于世的5年。可见当地群众所受之害，所受之苦，多么罄竹难书啊？如此一个小小的县官竟然敢私自侵吞总理过问的艾滋病专项资金，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啊？真是胆大包天，小玩意儿还折腾出大浪花来，真是不要命了。正因为其官职小，而折腾出来的动静大，排他上榜很正常。第四名：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

上榜理由：王守业是目前军方已公布涉及赃款数额最高、职务最高的将军(军衔中将)。

腐败罪名：滥权贪污、挪用公款高达一亿六千万元，包养五名情妇。

批评：保家卫国，重任在肩，却有闲包养五名情妇。大有“花花将军”之名。据悉，他为包养情妇前后投入大批资金，累计一千二百多万元。可谓数目惊人，此花花将军真是舍得在情妇身上花钱买乐子，够下血本的。令我等之辈汗颜，也感到蒙羞，他是如何“锻炼”到海军副司令员一职，难道包养了无名情妇还有精神训练、演习的精力吗？不愧军人出身，较有耐力和耐性，竟然没有虚脱得爬不动。最终，还是因为几名情妇联起手来，费时两年，不停进京告状，才把他给搞下马。此种人耽误国家军事防务，法办活该。此当上榜理由。

第五名：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广州市胸科医院原院长罗一鲁并列

上榜理由：前者，抗击非典中立功的“抗非英雄”，后者，荣获“广东省抗击非典个人二等功”“广州市抗击非典标兵”，2003年还荣获广州市劳模称号。而竟不知表面光环背后却是肮脏的一幕。

腐败罪名：罗耀星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多家疫苗供应商所送的贿赂达1118.5万元。罗一鲁涉嫌受贿16万元。

批评：看一个贪污一千多万的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也有脸说出如此不害臊的话语：“看在我曾经给单位作出杰出贡献，又有立功，还有糖尿病的分上，请求法院能减轻处理，减得越多越好。”丧心病狂聚敛钱财的时候，每只疫苗要交五元钱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呢？套用一句名导的话：“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显然的是这自辩多么苍白无力，捉襟见肘，我们不能相信这样的妖言惑众。否则我们被忽悠一次，下次的官员，甚至会编排出，上有80岁的老母需要赡养，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呢？这样的三脚毛功夫，千万别当真。看水浒传，讲到假李逵向真理亏求饶的时候，就是这样忽悠傻大汉子的，结果反而被骗，差点遭遇毒手，正是说的这种现象。我们的姑息有时候就变成放虎归山了。为了救救那些需要大预防疫苗的孩子，我们应该坚决铲除掉这样的败类！上榜的理由，就是因为医疗界腐败才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理当上榜。

第六名：原湖南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

上榜理由：“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我承认名副其实。”他自己说的。如此追逐权利女人的玩意儿要他何求用？

腐败罪名：雷渊利利用担任郴州市苏仙区区委书记，永兴县县委书记和郴州市副市长等职务便利，在安排工作，承揽工程，解决优惠政策，减免费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721万元，挪用公款2650万元，贪污18万7千多元。

批评：一个自命非凡，自称“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干部‟”，连他自己都名副其实，从其找女人的角度来说，这种人最为无耻下流，其审美情趣和道德修养严重成问题，看看他都找些什么样的女人，宾馆里的服务员，酒店的小姐，何谈素质教养，那些女人本身都存在唯利是图，他的审美眼光很难说有多高明，于是，以雷渊利为代表的这些腐败官员从人格上来说，严重成为问题，他的学识、修养、道德等等，都已经变质，已经不成形状，这样的色官你会指望他为民为社会服务吗？谋得一己之私可以，就是不能好好做事。他这样的好色好财的贪官污吏，不只他这么一个，但是他却是这一路货色的典型代表。却没有多大争议的吧？

第七名：安徽省原卫生厅副厅长尚军

上榜理由：“以色谋权”的典型代表。

腐败罪名：尚军利用职务便利，在为他人安置、调动工作、提拔晋升及承揽工程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90.65万元、美元200元。此外，尚军还对98.74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批评：虽热有媒体为其澄清“色闻”，但是她“以色谋权”当属事实。这种女人在官场上混，无论色闻大小，总归有之，有之就当可耻。从她最简单的出卖肉体换取职务来看，她的人格行径差不多已经堕落到底点，她差不多与小姐出卖肉体换取金钱属于同一类型的货色。无论以色谋权，或者说以权谋色，只要官场存在这种行为，它就会导致腐败滋生，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吃喝嫖赌都有了。所以，当以此种人为以儆效尤型。

第八名：湖南郴州原市委书记李大伦

上榜理由：因他落马，牵出腐败窝案，在郴州官场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地震。典型的“一言堂”代表。

腐败罪名：李大伦夫妇共受贿1325万元。另有党政干部以拜节、贺寿、出国、儿子留学等名义所送的600多万元，未计入贿赂总额当中。李大伦家庭存款3200万元，目前已冻结其中的3155万元，计为“巨额财产来历不明”。

批评：李大伦是个搞一言堂的家伙，据说，在他担任市委书记期间，大搞家长作风，一个人说了算，一个做决定，这就难免权力过渡集中，导致不民主，不公众，不平等，难免权力包天之下的滥用。这是民主法制社会最为忌讳的一点。你想想一个地方一个人说了算，他能听老百姓的意见和呼声吗？即使有，也传不到他耳朵里，他更会视而不见，甚至对于自己不利的打击报复。这样的地方一把手，最为危害民众，糟蹋财务。据新一期的(10月26日)《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监察学会原副会长。前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1988年到1998年主政湖南反腐工作。任期内查办了包括张德元、林国悌在内的贪腐大案。接受采访时说：“我干纪委书记这十年，自认为工作是勤奋、敬业的。”杨敏之在任时，查处贪宫的力度不可谓不大，却依然无法防止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市纪委书记曾锦春走向贪腐。杨敏之说：主要领导搞“一言堂”在省一级不严重。个别地市一级就说不清楚了，比如在郴州，那就是李大伦说了算。有此可见“一言堂”危害甚深。于是以李大伦为代表的当在我们主要打击的范围之内。

第四篇：韩正坚决清除腐败分子

韩正：坚决清除腐败分子

东方网8月7日消息：今天上午，上海举行全市法院系统领导干部大会，通报市高院几名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案件的处理情况，深刻反思、吸取教训、严肃整改。市委书记韩正强调，要深刻认识这起案件极其严重的性质和极为恶劣的影响，依法依纪，从重从严惩处，一追到底，绝不手软，坚决清除腐败分子。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纪律的严肃，才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司法公信力，才能体现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要严肃教育、严明纪律、严格监管、严惩腐败，把法院系统的队伍建设成为党和人民放心的队伍。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杨晓渡，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姜平分别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尹弘出席。市高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崔亚东主持会议并讲话。韩正指出，这起案件，虽然只是少数几个干部腐化堕落的案件，但却给上海整个法院系统、政法系统乃至整座城市抹黑。涉案的公职人员，践踏了党纪党规，违反了法律法规，丧失了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丢弃了共产党员的基本准则。法官严重违纪，知法犯法，更是严重挑战法律底线。“法官被视作公平正义的化身，理应成为社会伦理的坚守者、公序良俗的示范者、法律尊严的捍卫者，更应是守法、依法、执法的表率。”个别法官，目无法纪，丧失伦理道德，胆大妄为，严重损害了上海司法队伍的形象，对司法公信力和法治权威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特别是，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整治“四风”问题，全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都在严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市委三十条具体规定，却仍然有极少数人完全无视各项规定，根本不把党纪国法、制度规定放在眼里，顶风作案，影响极坏。

“腐败问题是群众最痛恨的问题。要清醒认识到,腐败危险会是执政党长期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韩正指出，要依纪依法，惩治腐败。既要加强制度建设，也要始终保持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这既是我们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也是震慑腐败的杀手锏。要从快从重，严厉查处。对司法机关党员干部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更要严查严惩不贷，从快从重，尤其是对知法犯法、明知故犯、顶风作案的人必须零容忍。要公开透明，即时公布有关信息。“全过程努力公开透明，处理结果及时告诉群众，及时回应社会和群众的关注，不回避、不遮掩。” 韩正强调，要认真吸取教训，严字当头，警钟长鸣。上海的法官队伍主流是好的，为上海法治建设、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这起案件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必须深刻记取教训，深入举一反三，坚决引以为戒，坚持做到“四个严”。第一、必须严肃教育。从认识源头和思想深处真正解决问题，深入持久加强对政法干警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的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第二、必须严明纪律。对法院系统的干部，纪律必须严而又严，“对于法官的特殊严格纪律要求，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平日里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就是危险；不把问题当问题看，就是绝对的危险！”必须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越雷池、不得闯红灯，各级法院领导干部要带头做表率。第三、必须严格监管。好的作风和过硬的队伍是严格管理、严格监管、持久约束培养出来的。当前,好人主义盛行，从严治党、从严管理不够，失之以宽、失之以软。必须全面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各项违纪违规的处罚规定，提高制度管人的针对性、操作性、有效性，公开透明，让群众参与监督，主动接受各方监督。“各级班子的一把手是抓好队伍、管好班子的第一责任人。”

第四、必须严惩腐败。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

“遇到挫折并不可怕，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来处理。”韩正指出，对待错误，不掩饰、不推诿，勇于直面，主动担责，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全市法院系统的广大干部要善于吸取教训，坚定信念、振奋精神，严抓严管队伍，扎紧反腐倡廉的制度篱笆，用实际行动坚决维护法治权威，坚持依法办事，大力推进司法公正和司法公开，更努力勤勉地工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的关注和要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杨晓渡指出，要认真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一是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严。主要领导对自己班子的成员和带领的干部队伍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不得懈怠放任，疏于职守。要重视干部队伍中出现的不良不正的苗头性问题，抓早抓小抓细，一级抓一级。发现问题及时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改正，防止小问题发展成大祸害，个人或少数人的问题泛滥成不良风气。二是各级领导干部对自身要求要严。要带头遵守《廉政准则》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带头学习党纪条规增强纪律意识，知法守法，讲党性、讲原则，重品行、慎交友，管住自己的嘴不吃不该吃的饭，管住自己的手不拿不该拿的东西，管住自己的腿不去不该去的地方，做为民务实清廉的表率，成为下级学习效仿的榜样，用自己的思想言行引领加严格管理，带出好作风、好队伍。

三是法院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纪检监察干部执纪监督要严，要正身正行，忠于职守，尽心尽责，敢于监督，不怕碰硬。监督的措施要实，要求要刚，发现重大情况和问题要及时向上级纪检监察组织报告。对于查明的违纪、违法、腐败问题零容忍，一定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姜平指出，要充分认识这次案件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这起案件对上海政法队伍、政法工作和城市形象造成的严重影响，不可低估政法队伍中存在办人情案、不廉洁、不自律等倾向性、苗头性问题的严重性，不可低估狠抓政法队伍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对于严重败坏司法形象，令法律失尊、令司法蒙羞、令正义受损的害群之马，必须始终坚持零容忍态度，依法依纪彻查严处，决不姑息、决不袒护、决不手软。当前，全市政法系统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对照此次案件中暴露出的问题，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举一反三，坚决维护政法队伍的纯洁。要结合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刻吸取教训，卧薪尝胆，以实际行动进一步集聚公正司法的正能量，重新赢得社会的信任与支持，重塑上海法院系统确保司法公正、维护法律权威的积极形象。

第五篇：腐败分子落马后

腐败分子落马后 大量忏悔录登上媒体端

整理分析腐败分子的忏悔录发现，与理想信念滑坡和法纪意识淡薄等内容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比率超过95%。腐败分子落马后 大量忏悔录登上媒体端

通过整理媒体报道中引用的腐败分子忏悔录发现，谈及落马原因时，与理想信念滑坡和法纪意识淡薄等内容相关的关键词，出现比率超过95%。“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思想滑坡”等词汇是高频词，“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金钱（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力”，“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等语句最为常见。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在忏悔时称，“愧对了党和人民的培养，一切都源于放松了世界观的培养”；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在庭审时表示，“自己犯了这样的错，确实是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学习和思想警惕”；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忏悔称，“我放弃了政治坚守,陷入了精神迷境”。面对相似的忏悔内容，不少网民认为，这些官员“忏悔”是假，开脱罪责是真；“痛心疾首”是虚，求得宽大处理才是实。但是，95%的腐败分子总结堕落轨迹，都提及思想道德滑坡，法纪意识淡薄，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面临惩处时，才想起理想信念和道德法纪？这也从反面说明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法纪教育的重要性。事实证明，“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有媒体进一步指出，“不能腐”和“不敢腐”是外力，“不想腐”才是内因和基础。在诸多诱惑面前，要做到思想不滑坡、拒腐防变，需提高自律自控能力，自觉过好“信念关”、“权力关”。坚定理想信念，思想才不易跑偏。正确认识权力，才能用好权力这把“双刃剑”。

在忏悔录中，说到导致思想道德滑坡的原因时，有相当一部分人提到，不是组织上的思想教育不够，而是自己没重视学习，或者学了，但入耳入眼没入心。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忏悔录中说，“整天忙于具体业务，很少抽时间认真读书学习”。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电信局原局长刘绍炎忏悔说：“自从走上领导岗位后，我总是忙于应酬，忙于跑关系，哪想到学习啊。即便是上级组织的各种学习，我也多是流于应付，从来就没有也不敢触及灵魂。”湖南省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说：“反腐倡廉方面的文件和规章制度，我基本上没认真学习过。普法知识考试也是抄答案。”

无论是不重视学习，还是没入心，都说明我们的思想教育虽然加强了，但作用有限，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防线还没有筑牢。对此，有基层干部反映，许多地方的宣传教育存在方式不够灵活、内容不够鲜活、过程不够系统的问题，“往往流于形式”。譬如，1999年上半年，阜阳正在进行“三讲”教育，可作为这项教育活动的最高领导者，时任市委书记王怀忠就在这期间，4次受贿110万元。

宣传教育如何打动人心、收到实效，夯实党员干部“不想腐”的思想基础，引发热议。

中央纪委研究室研究员邵景均认为，面对现阶段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如果对腐败分子不进行严厉的查处，就难以形成反腐败的威慑力，再多的廉政说教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只有惩处有力，对腐败案件查深、查细，让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才能震撼干部的心灵，收到预防腐败的良好效果。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党史党建部主任姚桓认为，廉政教育要防止单纯说教，应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作用，加大警示教育力度，使干部懂得，廉政要求是高压线，廉政意识不强，就是给自己埋下“定时炸弹”，无论做过多少工作，一旦廉政方面出现问题，是不存在“将功折过、以功免罪”的。

中央纪委研究室处长苏静在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表示，今年要继续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警示他人。同时，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及时约谈诫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国纪检监察记者 石艳红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提供）

附：刘铁男案样本分析

“穷怕了”背后是思想防线缺失1．事件概述

2014年9月24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案开庭审理。在最后的陈述时间，刘铁男当庭痛哭忏悔，一份《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的忏悔书继案件本身之后占据了次日的各大媒体头条。2．媒体关注

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监测数据发现，截至2015年1月19日，刘铁男泣泪忏悔一事共有相关报道及评论7557条，其中，仅新浪网跟帖参与人数就接近25000人，论坛帖文1129篇，博客文章750篇，微博平台相关讨论近2000条。媒体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刘铁男的忏悔所引发的有关“寒门巨贪论”的探讨、刘铁男的忏悔是真心还是假意、刘铁男案给党员干部带来的启示等方面。3．网民观点

新浪网就“如何看待刘铁男庭上忏悔表现”进行了网络调查，截至2014年9月25日18时，有超过半数的网友认为刘铁男的忏悔是“虚情假意，博取同情，不值得信任”；45%的网友对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认为“人之将判，其言也诚，姑且相信”；另有不到5%的网友觉得“不好说”。4．舆情点评

尽管舆论场中认为刘铁男痛哭忏悔是“虚情假意，不值得同情相信”的大有人在，但从万众瞩目的高级领导干部到尝到刑罚惩戒滋味的阶下囚，在命运发生剧变时，刘铁男能够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进而对社会其他成员有所警示，也不失为一件有益之事。

在他的忏悔书中曾经写到，出身贫苦给他的思想投下了很深的阴影，他说，“我觉得穷就没人看得起，就会被人轻易伤害，就没有地位、没有尊严”。刘铁男对穷苦的恐惧，甚至传染给了他的儿子刘德成。刘德成对办案人员说，“从小我就觉得钱是万能的，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这套说辞虽明显站不住脚，但也恰恰说明其最大的问题是他在成长、工作和生活中未能树立并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一步端正党员干部的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未能经得起权力、财富和美色的诱惑。因为其他出身贫苦的人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不会都像刘铁男这般贪婪。刘铁男的忏悔进一步启示我们，开展思想教育，从而使广大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具有重要意义。（人民网舆情检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