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比较政治学》有感

第一篇：读《比较政治学》有感

读《比较政治学》有感

摘要：阿尔蒙德的在《比较政治学》中，指出了政治发展的两个脉络：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主要主张政治的发展实质上就是指政治功能的发展，将结构的分化当做功能的一种发展，进而达到体系、过程和政策功能的完善，最终实现政治的发展。事实上它为现代的政治制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完成政治体系、过程、政策三个层次的结构分化和功能的完善。但阿尔蒙德没有指出究竟如何在政治结构和政治效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由阿尔蒙德在政治学领域创立的这种结构功能主义无疑对中国当今的如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关键词：阿尔蒙德

政治发展

结构——功能主义

国家治理

在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政治发展的一个表现，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学》中就将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完善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中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完善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结构——功能主义：理解

结构功能主义是阿尔蒙德政治研究的理论基础，其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一个政治体系通过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实现的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或变迁。因此，要深刻理解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就必须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内涵进行界定。阿尔蒙德指出：“政治学如果要有效地解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而不论这些社会的文化、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如何，就需要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这里所提到的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就是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具体来说，结构———功能主义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任何政治体系都必须履行相同的政治功能。阿尔蒙德认为：“任何政治体系所发挥的功能都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察，即体系层次、过程层次和政策层次。”系统功能主要是指，政治系统的维持和适应功能，主要包括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沟通。过程功能，是指政治系统的利益转换功能。政策功能主要是反映政治体系实际作为对环境的影响。这三方面的功能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政治系统的发展。另一方面，所有政治体系为实现自身的功能，都具有相应的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的结构。总体上说，所谓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就是主张把人类社会出现过的所有政治共同体抽象为具有相同结构和功能的政治体系，并以此考察各个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即结构实现功能的情况。

二、结构分化的政治发展理论

阿尔蒙德指出：“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过进一步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时，发展就会来临了。”可见他的政治发展理论包括结构分化和文化世俗化两个维度。在这里主要从结构分化的视角来分析其政治发展理论。1.结构分化的含义阿尔蒙德认为政治发展就是结构不断适应功能并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实现功能的过程，要达到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功能，就必须进行结构分化，使政治体系不断分化出适合政治发展和政治功能实现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角色，因此，结构分化是所有政治体系实现优化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就阿尔蒙德政治发展理论来看，结构分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新结构和新角色的出现，即政治体系通过结构分化出现新的结构和角色，以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的形态履行政治功能。二是政治角色或结构的自主能力的提高。

三、政治体系（系统）与结构功能主义（如图）

如图所示，政治系统与政治结构的分化及其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系统包括输入、转换、输出、结果的反馈等等环节，政治系统依赖于特定的政治文化而存在，在特定的政治文化中有相应的催生出一定的政治需求也就是图中的要求和支持。这种要求和支持的利益表达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结构）进行利益的综合，再传给另一决策部门进行决策的制定。在制定之后，要求下派一些部门执行这一政策，从而形成政治的输出，这种输出在政治文化中又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其中有些影响直接反馈到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各个过程之中）。实质上就是将政治体系与政治结构的动态过程（功能）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

四、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

按照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理论，政治发展主要是指政治结构的分化和功能的一种完善。这一点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相当明显。从最原始的家国制管理方式再到奴隶社会的政治管理模式到封建专制统治方式，再到现代的资本主义民主统治方式，政治结构日益复杂化，政治结构（统治机构）的功能更为专业化。它的优势在于对问题的处理更加专业也更为精确，对单一问题的解决更为高效。但也有其固有的缺陷，那就是对于综合性问题的解决（多部门综合解决）效率太低，在成本收益的问题上，边际成本越来越高。用一句话说就是政治结构的复杂化与政治效能如何平衡的一个问题无法解决。

中国的国家治理也存在的这种情况，政治结构的不完善，使得政治处理的非专业化，进一步导致政治结果的不合理性，从而给政治系统以巨大的压力。政治结构的分化，使得一些专业问题的处理更加完善合理，但政治结构过于复杂也会使得政治系统的整体效能进一步降低。所以，现在国家治理的关键就在于在治结构和政治效能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第二篇：读政治学导论有感

今天，终于把300多页的《政治学导论》搞定了，这本书是由美国政治学者杰弗里*旁顿和彼得*吉尔所著，由中国政治学者张定淮、黄卫平等五人翻译完成，本人读后颇有感触，现呈现与此，与诸位分享：

首先，这本书给了我很多关于政治学的启迪，尤其是本书的写作非常注重对学生发散性和启发性思维的培养。

因此，本书并不是一本建立在某种国家意志上并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推论和说教式教材，而是一本相对来说比较客观、比较可读、通俗易懂的政治学理论入门丛书。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每章的开头都是以一种类似于朋友之间有趣的对话的形式来带领我们一起走进政治科学的世界，它就像一本有关政治学的十万个为什么一样充满着奥秘和趣味！

另外，在每章结尾，作者都会给出一系列发散性、启发性的问题供读者研究、思考。而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直接在书中找到现成的答案的，它的回答依赖于读者独立、自发的思考和主动地求索。

而反观我国的政治学丛书，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马列毛邓，几乎每一部分、每一章、每一节你都可以看到马列主义的经典对白！每一块儿内容都渗透着来自党中央的最高指示！

就好像今天要研究的政治学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早就全部、透彻、根本的研究完了似的！就好像党中央就是政治学，政治学就是党中央，中国政治学者不需要搞研究只需要在党中央屁股后头亦步亦趋、东施效颦就行了！

如此一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理论真是太“伟大”了！因为，我们今天根本不需要费劲研究，只需要就做着照读照念就行了，而不需要再质疑、也不需要再思考了！

这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本来好好的马列主义，这么一搞反倒降低了它的可信度。我不得不说：尽管我信仰唯物主义，但是对于这种国家机器的宣传模式，我却非常反感！

而且，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教科书不是教科书，而更像是一本马列主义的宣传册或者一本马列主义大辞典，这也不仅仅是指政治学，也包括相关的社会科学教科书。通篇都是枯燥、乏味、单调的论述，真是让人作呕！

甚至，我敢百分百打赌：就是马克思在世也得被中国的教科书活活气死。

因为，我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原以为这一定又是一本同样枯燥、乏味、抽象的理论性著作。读后才发现我错了，《资本论》绝不是一本抽象的、索然无味的纯理论著作，而是一本人类精神的经典！

书中，马克思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和缜密的思维彻底的、完全的征服了我！我当时读完就一声感叹：

我靠！这那里是一堆字？这那里是一本书？这分明就是一本闪耀着金子般光芒的散文诗！这分明就是一本蕴含着无限真理的论文集！真是让我如痴如醉的、发自内心的喜欢！

尤其是序言中的那句话，我至今依然清晰的铭记：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还有，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他的评价：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忌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哎，这是一种多么洒脱、多么执着、多么坚定的性格！我非常喜欢，非常钦佩、也非常敬仰！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这样一种血肉、这样一种性格、这样一种精神！也唯有这样一种特征才能使他发现人类的真理，作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向马克思表示最真切的致意！同时，也向中国教科书表示最悲哀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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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中国学者的真实翻译水平！

这是本文要探讨的另一个话题。坦诚的说，这本书我刚开始并没有读懂，后来反复读终于搞明白了原因，之所以读不懂主要受以下三条因素影响：

一、对西方哲学、宗教、历史、文化的了解不够，而书中又大量的涵盖这些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理解的困难。

二、对政治学学科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某些概念的理解不够透彻，也在相当程度上使我步入了某些误区。

三、这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某些中国政治学者的英文翻译水平太滥了，实在不敢恭维！真不知道这帮英语都是怎么学的，翻译的文章简直狗屁不是，请允许我于此处纠正一二：

例1：

原文：“由于政府和政党十分明显的转入到有关体育和艺术的决策活动，故排除政治的论点只不过是一种掩盖政治目的，赢得支持的一种企图。”

何批：这段文字纯属狗屁不通，一看就知道翻译者过于追求直译，懒得意译和思考，并忽视了中文的表达习惯和思维逻辑，我是这么给他纠正的：

修改版：政府和政党企图将明显的决策活动引入到体育和艺术领域，以便于掩盖其政治目的，并赢得公众支持。

例2：

原文：“南非政府通常利用„把政治排除在体育之外‟的论点来尽力诱导外国运动员破坏国际上对这个国家的杯葛，以使其建立在种族歧视之上的政治合法化。”

何批：这又是一段狗屁不同，嘛也不是的屁话。我是这么纠正的：

修改版：为了使南非政府建立在歧视之上的政治合法化，政府通常会抛出要“把政治排除在体育之外”的观点来获得外国运动员的支持，并避免来自国际上的批评。

例3：

原文：“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各种政治问题和社会弊端展开的公开讨论极具扩张。然而，难道我们可以说1985年之前的苏联存在着诸如政治活动之类的事？我们可能说被认可的政治活动出现了。在决策过程中的确发生了争论和讨论。党和政府官员醉心于其中的活动，不论其受到何种约束，都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那些我们称之为政治家参与的活动具有相似性。”

何批：我都懒得评论这段话了，一看就知道翻译者没有好好翻译，糊弄事呢。此段不是缺主语，要么就是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或者转折词使用不当，胡说一通。什么东西啊，翻译者太不负责任了吧。如果您没读懂，这很正常，我当初也没读懂，要想知道原作者真正的意思，请看我的何批纠正版：

修改版：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社会上产生了很多关于苏联政治问题和社会弊端的公开辩论。可是，我们能否根据这点就下结论：1985年以前的苏联就已经存在着这些政治活动呢？或许我们可以说那种被认可的政治活动出现了，而且，在决策过程中，这些政治活动也的确引起了争论。当时，苏联党和政府的官员们醉心于这些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辩论活动，而且，不论这种活动受到何种约束，它都与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活动（即我们称之为政治参与的活动）具有相似性。

以上三段话只是举个例子，类似于这样的屁话整本书几乎到处都是，我都懒得改了，与其费半天劲自己找主语，自己重新修改，还不如直接买英文版看得了！

我不得不说，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深圳大学的那些所谓的教授们翻译水平实在太低，真不敢恭维，上面三个例子就是其中一个翻译者黄卫平翻译的，什么玩意啊，我写了一个打油诗，好好嘲讽嘲讽他，就冲这个，深圳大学这样的滥学校也不值得去。

评黄卫平老师的英文翻译水平

何军

有个专家黄卫平

翻译文章有水平

大段大段读不懂

一看原文识原形

哈哈，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把《政治学导论》的课后题都想一下，然后就开始背第二遍和第三遍英语单词吧。努力！加油！

P.S.开心网的网管们，如果你们又认为我写的东西和当局唱反调，我不反对你们把它和谐掉，同时，我也不反对给与你们最无情的鄙视！

只是希望你们在和谐前通知我一下，最起码告诉我一下缘由，请不要无缘无故的移走或删除掉别人的东西，要知道，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洛克所说：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非有适当的补偿，私人财产不得收为共有。” 从某种角度说，思想也是一种产权，理应达到应有的保护！我可以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绝对维护你说话的权利！

第三篇：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摘记

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摘记

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始终有密切关系。柏拉图认为伦理和政治学研究的都是正义问题，伦理学主要研究个人的正义，而政治学主要研究国家的正义。亚里士多德开始把伦理学和政治学分理开来，这一分离完成于马基雅弗利。《政治学》主要讨论了两大问题：一是政治理论，二是现实政制。阶级分析的方法实际上从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使用了。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中一般存在三个阶层，即富人、穷人和中间阶层。就是“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他们不会为富不仁，也不会觊觎他人。因此他提出的治国之道是抑富扶贫，强化中间。这与孔子的观点不同，孔子的观点有点类似柏拉图，主张贵族统治。亚里士多德对于人与国家的关系的看法倒很类似于孔子，他们都认为个人要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在孔子那里，这叫“入世”。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的定义，也影响深远。直到18、19世纪，欧洲的民主国家还以财产多寡限制选举权，那些没有财产或财产微薄的人被认为不能享有公民的权利。马克思对于国家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这非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都推崇国家，黑格尔更是登峰造极。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是社会团体之一种，而且是最高层次的社团。亚里士多德指出的，人的本性发展要求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共生活，还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古代的政治思想特别强调抽象的正义和善。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个社团都是以一种善为目的，那么国家便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政治学是最高的科学。

亚里士多德还早就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他的老师柏拉图的观点可能类似于孔子，推崇人治，孔子讲“礼治”。亚里士多德似乎更倾向性恶论，他认为个人有七情六欲，不免会产生不公和腐化，必须以法律来约束所有的人。

卷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特殊的社会团体，是最高、最广的社会团体，即政治社团。

有理智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有体力无理智的人应该是被统治者。

亚里士多德认为，君主制是原始家属关系的延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君主制应该逐渐为民主制所代替，野蛮民族才实行君主制。“政治家所执掌的则为平等的自由人之间所托付的权威”。—19 特别强调正义，“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是奴隶制的维护者，他反驳了那种认为奴隶制违反自然，是源于强权、是不正义的观点。他并不认为人生来平等。发动战争以掠取奴隶也是合理的，如果那些本应服从的卑下的部落却拒绝服从的话。因为，掠取奴隶就如同狩猎掠取野兽。

卷二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了任期制的思想。这是因为“全体公民都天赋有平等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不应该始终是某一部分人，而“应该让全体公民大家参与政治；”。

亚里士多德反对苏格拉底财产共管的思想，因为人们的利己本性决定了他关心自己的所有物，而忽视公共事物，至多只关心与自己有关的公共事物。在财产公有的情况下，实际上人一无所有。

亚里士多德是主张“产业私有而财物公用”的经济制度的，其中“私有”是关键。他认为世界上的罪恶并非来自私有制，而是来自人类的罪恶本性，即使实行了公有制也不能消除这些罪恶。因为人们大都生活于私有制下，很少生活在公有制下，对公有制下的罪恶少有觉察。“人类的恶德就在他那漫位止境的贪心”。“财产的平均分配终于不足以救治这种劣性及其罪恶。这就要求助于教育。惟有训导大家以贪婪为诫；至于他们分内应得的事务当然应该给予公正的分配，勿使发生怨望。”—74-75 另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实行公有制，必然导致社会的完全划一，而亚里士多德却赞成社会的多元化。亚里士多德似乎预见到了后来绝对主义或者整体主义（totalism）的恶果。亚里士多德为利己心进行了辩护，甚至进行了美化。他说：“自私固然应该受到谴责，但所谴责的不是自爱的本性而是那超过限度的私意”。只有在私有制下，人们才会体会到施舍带来的乐善好施的快感。

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自由的公民各阶级禀赋相同，政权不应由一部分人垄断，而应实行民主制度。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制同时却主张民主制，而柏拉图主张公有制同时却主张寡头政治，这确实值得人们反思。亚里士多德似乎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尽管他承认变革的必要性，但又指出：“变革实在是一件应当慎重考虑的大事”。如果轻易废改法律，那么民众守法的习惯和法律的威信就会削弱。

卷三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制度是“居民由以分配政治权利的体系”。公民则是“凡得参加司法事务和治权机构的人们”。城邦则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这与亚里士多德先前指出的城邦也是一种社会团体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这个概念也适用与国家，那么国家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地应当是政制的同异” 这实际上上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是“一种社会团体”或“一个公民集团”思想的逻辑上的必然。

亚里士多德把统治分成两个方式：㈠主人统治非自由人、即奴隶，㈡自由人统治自由人，即公民统治公民。在这种统治方式中，公民互为统治和被统治者。既然公民互为统治和被统治，就应该兼具指挥和服从的品德。“同等的人交互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者，这才合乎正义。”这也就要求法治。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呢？“最优良的政体就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这一类型的政体的统治者或为一人，或为一宗族，或为若干人”。173 “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这些要素是：门望、自由身份、财富、正义的品德和勇毅。150 亚里士多德认为，多数的平民群众素质上的欠缺使他们不适宜担任公职，但是如果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就等于在国内保留着许多敌人。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给予平民群众选举权、参议权和监查权。

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把公民大会、议事会和法庭所由组成的平民群众的权力置于那些贤良多担任的职司之上是适当的，也是合乎正义的（合法的）。”因为，“所有参加这些审议机构的人们的集体性能原来就大于那些少数贤良所组成的最高（行政）机构”。多数群众比少数人的统治不容易产生腐败。因为，“大泽水多则不朽，小池水少则易朽”。163-164大多数的人如果要他们判决有关自身的案件时，实际上就都是不良的判官。亚里士多德尽管主张民主、法治，但还是为独裁和人治开了一扇后门。如果出现了善德特著的人物。【也许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民主政体下，必须放逐，而在贵族或君主政体下则听从杰出美德的人。】

卷四 立法须与现实相适应，政体决定法律。<没有好的政体,便没有好的法律.>平民政体的变种——非法治的平民政体否定了法律，趋向专制，不能算作政体。最坏的政体是非法治政体。

法治的两重含义：获得普遍服从；良法。法律不是奴役，而是拯救。

共和政体是寡头和平民政体的结合。

中产阶级最能顺从理性和中庸，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政体是最好的政体。

政体三要素说。

卷五 对于政体变革的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中的寡头和平民对于政治权利不满时就会起来鼓动变革。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权的更替只有通过法律而实现才能保障稳定。而通过政变取得政权还会引起更多的争端。

对于一种政体来说，最好是恪守“中庸之道”，对于统治者来说也是如此。在平民政体中，应该保护富室。富人应该对国库做较大贡献。就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相比较而言，平民政体更加稳定，因为平民内部较少争斗，而寡头不如往往出现斗争。另外，平民政体比寡头政体更接近共和政体。235 寡头政体的变革有两个特别显著的途径：一是以暴政，被群众推翻；二是寡头集团内部出现内斗。还可能有更深层的社会经济动因：寡头政体不得不适应民众财富和参政能力增长的社会现实。亚里士多德注意到政体变化的外部原因。雅典和斯巴达争霸时代，“雅典人到处破坏寡头城邦；斯巴达人则到处压制平民政体”。

“为政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防止假公济私。对寡头政体，贪污问题更加应该注意。限制政治参与和政权内贪污腐败盛行结合在一起是政体不稳定的大患

亚里士多德对僭主政体的评价很低，认为它“兼具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弊病”。僭主们象寡头们一样“不信任平民群众”，压迫平民，同时，又象平民政体一样仇视和压迫杰出人物。亚里士多德揭露了僭主维护自己统治使用的种种伎俩。他论述了僭主延续自己统治的策略，即“僭术”。

卷六——平民政体平民主义政体的精神为“自由”。平民政体的正义原则是数量的平等，即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平民政体的具体特点是：选举、轮番为治、几乎无财产限制、任期制。最高治权贵公民大会。平民占大多数，因此决定政事。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应该拥有议事的权利，但对于参政权则应该有财产限制。

最优良的人党政，贵族担任公职，民众有审查之权。人们相互依仗而又互为限制，谁都不得任性行事，着在实际上对个人都属有利。人类倘若由他任性行事，总是难保不施展他内在的恶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政体是最理想的。“群众都爱好实利而不重名位”。这样就能保证杰出人物掌握政治权力。而以工商佣工为主的平民政体是较劣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对于人们的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最优良的生活应当寓于各邦在现实情况下所可达到的最优良政体中”。亚里士多德倾向积极参加政治生活。因为：人生一定要有“善行”而后可以获致“幸福”，实践（“有为”）就是幸福。最优良的善德就是幸福，幸福是善德的实现，也是善德的极致。应该“依从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城邦中的公民必须有财产，才可能有条件修养善德和从事政务的闲暇。倾向混合所有制的。财产划分为两部分：公产和私产。

第四篇：比较政治学

比较中国古今行政监察制度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我国更全面的融入全球化进程和世界市场体系的趋势下，行政监察职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在当代，而且在我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有着重要影响。由于当前我国的监察制度建设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建设所面临的历史阶段、经济条件、根本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国际条件根本不同，具体情况自然也就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事实上就构成了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当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监察制度建设的时候，这些传统将和外来经验一样成为我们必须考察和借鉴的内容。

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演变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系统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针对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的监察活动，后来随着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制度在我国的最终确立，中国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监察制度。中国监察制度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先秦前的萌芽时期和秦朝至清朝的封建制度时期。

（一）、萌芽时期

这个时期也是奴隶制时期和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时期，在这个时期行政监察最显著的特点就在于监察活动的非制度化、非规范化。不管是从监察机构的设置上、监察人员的选拔任用上、监察法规的配备上看还是从具体的运作效果看，监察活动还处于萌芽状态。这主要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下，实行的是分封制，国家是由一些松散的诸侯国所组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出现。

（二）、封建制度时期

这一时期监察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体现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要求。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同时为了保证皇帝对整个国家机构和官僚体制的控制，为了皇帝的意志能贯彻到庞大帝国的方方面面，封建统治者相应的建立了规模同样庞大的御史机构（监察机构），以监察各级官吏的行为。

中国的封建监察制度从秦汉时期开始形成，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走向瓦解，又可以分为下列五个时期：

1、秦汉形成时期。这一时期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制定了一些监察法规，确立了一些监察官吏任用方面的制度。问题主要有：监察官员分工不明确，监察法规过于简单。

2、三国魏晋南北朝衰微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军阀割据、战争不断，监察官吏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监察制度的发展受到影响。但也有一些小的发展，只是不太明显。

3、隋唐完善时期。这一时期形成了台谏并立制度。完善了御史机构，在御史台下分设台院、殿院和察院，三院各有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了严密的御史监察系统。另外，设置了政权和规模都比前朝大的谏官。

4、宋辽金元保守时期。这个时期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监察机构的控制，宋朝台谏合一制度的确立，使监察制度纯粹成为维护皇权的工具。

5、明清进一步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御史台改为都察院，统治者在加强对监察机构控制的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监察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监察机构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制定的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因此，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嬗变，分析其特征和利弊得失，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可为我国当今监察制度和廉政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的发展

（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监察工作，在政府部门中设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履行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察工作。1954年，国家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后，人民监察委员会随之更改为监察部。其履行的职责和行使的权力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基本职责保持不变，即行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察工作。1959年4月，因国家管理体制调整，撤销了监察部。

（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

1986年12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恢复行政监察体制，组建监察部。1987年7月1日，监察部正式对外办公。为适应力口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提高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1993年，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监察机关实行合署办公。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监察的理论和实践已取得很大进步，内外结合的行政监察体系已初步形成，行政监察的理论也已逐步完善。

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对现代监察制度的借鉴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了监察机构独立化、监察官员选拔制度化、监察方式多样化、监察制度法律化等特点。它不仅在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其统一，纠举不法官员、保持官员的廉洁性，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一）、独立的、权威的监察机关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重要前提。

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演变，历朝各代的监察体制虽有变化，但基本上都实行了独立、垂直的管理体制，保证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以实现对各级官员的有效监督。而我国现行的监察机构却实行双重领导体制：中央设立国家监察部，接受国务院直接领导；地方政府依法设立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同时接受上级监察机关和所在地人民政府的领导。这种双重领导体制虽然有利于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亦有利于各级政府对行政监察工作的领导，但也可能为各级地方政府过多干涉辖内行政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职能提供机会，侵蚀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性。而独立性的丧失，必然影响行政机关的威信，有损其权威性。因此，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的完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强监察机关的独立性，保证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而不致于受到其他权力不合理的干涉，影响监察效果。同时，以立法的形式赋予监察机构及其监察人员一些特殊的权力，诸如检察权、调查权、建议权以及一定的行政处分权等，使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履行监察职权时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切实发挥其监察职能。

（二）、科学的监察官员选任制度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关键。

监察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广大监察官员的工作来完成，监察官员素质的优劣直接关系到监察制度能否充分发挥其监察效用。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选拔标准和任用程序。当下，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同样需要高度重视监察任务的执行者——行政监察官员综合素质的要求，严格行政监察官员的选任与考核。在监察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上，我们要求被选任的监察官员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同时在选任过程中要改变监察官员选任的传统行政模式，加强上级监察机关的决定权，弱化行政机关的决定权，逐步形成上级监察机关官员主要从下级监察机关官员中择优选任、监察官员自上而下有序流动的机制。在考核、升降方面，要严格以其实绩为根据，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定期考核与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充分掌握监察人员的实绩，进而决定奖惩与升降。

（三）、严密的反监互察机制是充分发挥监察效能的必要措施。

为了发挥监察官员的作用，防止监察官员弄权行私，贪赃枉法，大多数朝代均实行了反监互察机制。这种反监互察机制的运作极大地强化了监察系统的自我制约和自我控制机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监察权力的滥用。我国现行的监察体制是一种多元的、由上而下的线形体系，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监督到位、横向分工明确协调监督的工作机制。而权力监督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工程，需要形成一个完善而健全的协调、制约机制。为此，我们可以借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的反监互察机制，改变过去那种线形组织管理体系，逐步建成全国各种各级监察机关之间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

结语

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国家行政系统实施必要的制衡和监控，不断地调节国家机器的各个环节，具有修明政治、严肃法纪、政治吏治以及褒扬清廉等多种功能，因而历来是治国安民、反腐倡廉的锐利武器。它不仅保证国家机器能持续正常和有效的运作，而且对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我们党拒腐防变的必由之路，也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不断发展的道路中，加强和完善监察制度的建设。

参考文献

蔡定剑著《国家监督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年9月北京第一版 王勇飞主编《中国行政监督机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11月北京第一版 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月版 王汉昌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第五篇：政治学

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为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中共马鞍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市第八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摘要）

（2011年9月6日）张正耀

一、主要工作回顾

市第七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各级纪检机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我市在全省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深入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战略方针，扎实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为促进我市更高更大更快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准确把握纪检工作职能定位，服务、保障和推动科学发展的作用有效发挥

五年来，我们在统筹谋划反腐倡廉任务时，注重找准着力点、切入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协同推进。

紧贴中心工作，明确目标任务。根据市委确定的全市中心工作，精心部署反腐倡廉目标任务，明确纪检监察机关履职尽责的着力点，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反腐倡廉就跟进到哪里。

加强监督检查，维护政令畅通。围绕中央和省、市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抓住纪检监察机关履职尽责的切入点，不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狠抓效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效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的意见》、《关于提升服务承接产业转移效能的意见》，把改善城市发展“软”环境作为纪检监察机关履职尽责的落脚点。

（二）扎实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明显提高

五年来，我们将党风廉政教育作为预防腐败基础性工作，增加人、财、物各方面资源的投入，积极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注重内容载体创新，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夯实拒腐防变基础，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坚持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相结合，促进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推动廉政文化建设，增强教育的广泛性。认真贯彻市委办、市政府办《关于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着力在扩大覆盖面、提高参与性、增强渗透力上下功夫，积极推进廉政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

（三）建立实施反腐倡廉预警机制，监督关口前移的探索成效突出

五年来，我们不断加大监督关口前移的探索力度，逐步建立起以反腐倡廉预警机制为特色的监督框架，丰富了廉政风险防控的理论与实践。

以他律推动自律，建立完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预警机制。

以公开制约公权，启动实施公共权力规范运行预警机制。

统筹各类监督资源，形成党内、党外的监督合力。

（四）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治腐败的势头更加强劲

五年来，我们坚持把查办案件作为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协助市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扎实有序。

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成果显著。结合商业贿赂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征迁拆违等行动的开展，明确办案重点，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

办案工作政治、社会和法纪效果有机统一。注重研究新形势下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正确处理查办案件与保障发展、维护稳定的关系，探索关口前移与拓展办案功能的关系，依纪依法办案与讲究时机方法的关系，有案必查与重点查处的关系，改善办案条件与提高办案水平的关系。

（五）不断加大专项治理力度，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切实解决

五年来，我们以开展专项治理活动为载体，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及不正之风，进一步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深入开展清理整治，维护党和政府良好形象。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纠处损害群众利益行为。打造阳光村务工程，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

（六）深入推进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领域拓展延伸

五年来，我们突出抓好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制度建设和改革创新，从根本上加快了我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步伐。

立行并重，切实加强制度建设。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体制机制。不断创新，主动适应形势发展。

二、主要体会

（一)只有坚持党委对反腐倡廉建设的统一领导，才能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五年来，我们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抓手，明确系统化、制度化、责任化、具体化、特色化的工作思路，在市委的领导下统筹抓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二）只有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观念，才能科学把握反腐倡廉建设的正确方向。发展是当前解决一切重大问题的“总钥匙”。服从和服务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是新时期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五年来，我们坚持围绕全市发展大局谋划反腐倡廉工作，明确主攻方向，抓住关键环节，自觉做到主动介入、有机融入、准确切入。科学辨析腐败问题和工作失误的区别，掌握好查办案件的时机、节奏和力度，积极营造鼓励、支持干事业的浓厚氛围，使反腐倡廉成为促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三）只有将党的群众路线贯穿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法宝，也是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经验。五年来，我们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最终目

标，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推进工作创新，拓展延伸反腐倡廉工作领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新期待，充分调动起人民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

（四）只有重视加强纪检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才能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整体水平。纪检干部战斗在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其自身建设水平，是影响反腐倡廉整体效能的关键。五年来，我们坚持软件、硬件两手抓，努力提升干部队伍综合素质。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两争一创”主题实践活动，提高干部政治素质，弘扬良好作风。全面落实中央纪委〔2009〕9号、10号文件，县区纪检机关建设实现重大突破。加大干部提任、交流力度，加强对派驻（出）工作检查指导，增强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市纪委连续五年在全市目标管理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单位，两次被市委、市政府记集体“三等功”。

三、今后五年工作建议

今后五年，是马鞍山实施“十二五”规划，在全省率先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新形势新任务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今后五年，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推进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实现市第八次党代会作出的各项决策和战略部署提供有力保证。

经过五年的努力，全市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预防腐败工作机制不断健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各级党员干部从政行为更加规范，部门和行业风气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扎实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穿反腐倡廉建设全过程，转变为推进工作的思路、措施和办法。立足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维护稳定的战略全局，紧紧围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城乡一体化、文化强市建设、加强社会建设管理等全市中心工作，统筹推进反腐倡廉各项任务的落实。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惩治与预防、严格要求与支持保护的关系，既从严治标，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遏制腐败现象发生，又着力治本，推进监督关口前移，建立健全党员干部不想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防范机制，支持和保护有利于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改革实践，增强反腐倡廉决策的科学性、措施的协调性和工作的实效性。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确保党委决策贯彻落实。把维护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摆在首位，督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切实维护党章和党内法规，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改革措施。加强对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贯彻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定期检查、专项督查等纪律保障机制。主动支持和服务重点项目、民生工程和园区建设，积极探索减轻企业负担的监管长效机制，促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策措施的落实。加强投诉受理和投资环境监测，坚决防止和纠正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脱离实际等影响和妨碍科学发展的行为。

（二）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建立健全具有马鞍山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落实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省委实施办法和市委实施意见，确保到2012年基本建成符合我市实际、具有我市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框架。启动我市惩防腐败体系建设2013-2017年工作规划实施意见起草工作。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监督。以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为重点，深入开展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和岗位廉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廉政文化活动，增强全社会反腐倡廉意识。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函询、罢免或撤换等制度，继续落实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积极推动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的有效结合，突出对各级党政正职的监督。加强纪检监察派驻（出）机构对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监督。

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预警机制，深入推进公共权力规范运行预警机制建设。到2012年底，将预警机制覆盖到全市所有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和单位，初步建立较为完备的制度保障、程序运行、技术监控和考核评价系统，建成比较完善的长效管理机制。同时，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探索深化，逐步形成更加科学、严密、有效的反腐倡廉预警机制体系。深化行政审批、干部人事、财政管理、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府投融资、工程建设、招标采购监管体制改革。成立全市预防腐败专门机构，加强对全市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和检查指导。依托市预防腐败研究中心，组织协调全市预防腐败理论与实践研究，增强预防腐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推广“制度+科技”预防腐败经验，建设覆盖市、县（区）、乡(镇、街道)行政执法、行政审批（服务）和公共服务的电子监察系统，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三）深入贯彻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推进作风和效能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落实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服务群众、联系群众和保障群众权益制度。进一步整合电话、网络、报纸、电台、电视等载体资源，健全政风行风多线联动、立体监督体系。运用综合评议、专项评议等方式，加大问责治庸、问效治懒、问廉治腐力度。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基层干部作风转变。巩固“阳光村务工程”建设成果，加快阳光村务信息化建设步伐，逐步实现乡镇行政服务中心、村级为民服务代办点的全覆盖。严格执行《廉政准则》以及领导干部廉洁从业各项规定，推进国有企业党风建设。适应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城乡联动，统筹抓好农村基层与城市社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扎实有序推进基层党务公开。加大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力度。积极探索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会同有关部门重点解决征地拆迁、住房保障、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深化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全面推行政府投资重点项目廉政风险点管理。深化“小金库”专项治理，不断健全防治“小金库”长效机制。继续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各项规定。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探索实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四）保持查办案件强劲势头，坚决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

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贪污贿赂、失职渎职案件，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中的违纪违法案件，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重大责任事故和群体性事件涉及的失职渎职及背后的腐败案件。严肃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加大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严肃查办在推进征迁拆违、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中失职渎职、违纪违法案件，以及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

着力提升依纪依法办案水平。完善反腐败协调机制，强化对重大案件的协调、指导和督办，建立市、县（区）纪检机关办案联动机制，实现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加强办案基础设施建设，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办案能力和办案效率。改进信访举报、案件审理和案件监督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腐败案件及时揭露、发现、查处机制。把依纪依法、安全文明的要求贯穿查办案件全过程，正确运用

办案政策和策略，增强查办案件的政治、法纪和社会效果。坚持“一案三报告”制度，发挥办案的治本功能。

（五）加强纪检机关自身建设，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需要一支政治坚强、公正清廉、纪律严明、业务精通、作风优良的纪检干部队伍。全市各级纪检机关和广大纪检干部要明确肩负的责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的前瞻性、创造性和有效性。

落实加强纪检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加强对纪检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积极稳妥推进全市派驻（出）纪检机构统一管理。在全面落实中央纪委〔2009〕9号、10号文件基础上，继续加强县区纪检机关建设。推进乡镇、街道、社区以及国有企业纪检组织建设。广大纪检干部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实践锻炼，认真学习政策理论和业务知识，秉公执纪、依法办事、接受监督，维护纪检干部可亲、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加强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实践研究，推进反腐倡廉理念思路、工作内容、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创新。

各级党组织和纪检机关要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坚持开展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检查考核，重视结果运用，强化责任追究，巩固党政齐抓共管、群众支持参与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形成全党动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合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国民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反腐倡廉是加强党风建设的重中之重。新形势、新任务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在这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新时期，广大干部职工都应该认真自觉的学习、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政策方针，大力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树立良好的行业作风，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

目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的现状总体来说是好的，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廉政制度，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行为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约束实施细则》等。这些制度是充分建立在我们党反腐败工作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具体实际之上，体现了我们党反腐败斗争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志，且在工作中很具有可操作性，既符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又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保证。目前，就现状来讲，我们已经确立了一个好的反腐倡廉的大环境，有很多人都能做到自节自律，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但是，在某些范围来讲，有些人在执行制度的时候并不能一切均以制度为准绳，还有些人趁着某些制度并不是很完善，钻空子、找漏洞，千方百计的谋取个人利益。他们并不是不懂法，而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就视各项规章制度于不顾，贪婪的索取。这样的人虽说只是少数，但是恰恰是这些人的做法，败坏的我们的党风，使得广大的群众为之痛恨。他们的行动为我们所不齿。但是我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想这其中的原因呢？

如何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就我现在的粗浅认识，发表自己对廉政建设的一点看法。我认为，首先，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加强反腐倡廉工作力度，增强领导干部的自觉性，不断提升领导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其次，加大考核力度，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奖惩办法》等，加大了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的力度，使反腐倡廉工作与企业管理工作密切结合，进一步增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各单位应结合实际，制定出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工作措施。最后，我认为还应经常进行深入检查，加大宣传力度，及时报道工作战线上的先进工作者，当然对于腐败贪污分子也应及时给予暴光。这样既激发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热情，又肃清了行风。

反腐倡廉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行动上，都

需要每个人认真去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反腐倡廉需要完善廉正建设制度，将责任、压力、措施的进一步到位，这需要我们广大职工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严格管理，不断改善行业作风，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从思想上树立反对腐败，提倡廉洁的思想，以进步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项工作一定会取得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