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叫魂”叫出的政治闹剧（精选五篇）

第一篇：盛世危言：“叫魂”叫出的政治闹剧

盛世危言：“叫魂”叫出的政治闹剧

2016-02-16 孔飞力 读好书

2月15日，汉学家魏希德在推特上发布信息称，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Kuhn）逝世。

孔飞力的代表作《叫魂》是一本奇书，它讲述的是一个“盛世除妖”的故事。在清乾隆年间，政治与社会生活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得天昏地暗，传言通过剪人发辫施法便会偷取他人魂魄。这最初活跃于江浙一代的民间迷信竟通过谣言的传播肆虐为一场全国性妖术大恐慌。1768年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剿灭妖术，但这场轰轰烈烈的除妖运动最终却化为一场政治闹剧，揭开了“盛世”的动荡与冲突。反观昔日除妖之风，再看今日造神之乱，其中缘由颇值得我们反思。

孔飞力以叫魂案为切入点，层层推进，透过具体历史事件折射出故事背后18世纪后半期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状况、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众的心理意识等各问题。该书1990年甫一出版，即获当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最高学术奖“李文森”奖。1999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引进内地出版，影响巨大，是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海外汉学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美）孔飞力 著 陈兼、刘昶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译者后记

盛世危言：“叫魂”叫出的政治闹剧 刘昶/文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恐惧突然在中国爆发。这一妖术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愚夫愚妇们受这种妖术恐惧的支配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没有一件妖案能坐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在《叫魂》一书中，1768年的妖术恐惧被重构为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它们分别叙述了不同社会群体和角色对叫魂妖术的理解和反应，然后作者又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讨论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蕴。

第一个版本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

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作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吠影吠声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所谓的太平盛世。乾隆时代正是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休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休养生息、和平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在整个18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3亿多。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对大多数比较幸运的人们来说，特别是生活在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江南地区的人们来说，盛世的繁荣意味着他们还能通过辛勤劳作维持温饱。但是他们同样感受到生存竞争的严酷，对眼前和未来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他们脆弱的神经立刻绷得紧紧的，惟恐自己成为妖术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分辨谣言与真实，因为鬼神迷信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变得更为神经过敏，所以对谣言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对地方社会来说，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没有任何权力，不论官府还是民间社会，来保护他们。相比之下，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对他们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在叫魂危机中，许多所谓的妖术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门胥吏、地方棍徒对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击，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暴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个版本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层，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无论于公（维持治安）还是于私（保住乌纱帽），妖术和妖术恐惧对他们都构成一种威胁，使他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有意思的是，各级官员们尽管职位处境不同，品德操守各异，他们在妖术恐惧初起时的因应之道却大致相同。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表面上看来，对妖案无论是就地处理还是奏报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职责范围内的公务，而奏报朝廷还可以减轻他们自己的责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如果把发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之内，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规独立全权地来处理，而不必受制于专断独裁的君权。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优游从容的常规就会被打乱，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因为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报告过地方上发生的妖术恐惧。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

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叫魂案的第三个版本是专制君主乾隆（弘历）的版本。

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更让他愤怒和失望，并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怠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对帝国来说，这种官场的腐败积习同样是一种威胁，其危害程度并不亚于民间的妖术。这种腐败积习是以江南为中心的汉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痈，它侵蚀着满清帝国的活力，腐化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士气。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

乾隆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场包含内外两条战线的清剿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热忱。他坐镇北京和承德行宫，通过与各省督抚间的秘密通讯渠道，直接指挥着各省的清剿。一时间，清剿成了帝国的头等大事，各种行政常规，如田赋、科举、河工、盐政、肃贪，都要为其让路。对清剿的任何延误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地飞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后又迅速回到奏报人手中。乾隆运用其君主权威和帝王手段对他的督抚们不停地激励鞭策和训斥威胁，把这场两条战线的清剿上演得有声有色，紧张激烈。

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轻易动摇乾隆的意志和决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将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军机大臣们直接会审；另一方面他对各省官员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他埋怨地方官员继续敷衍姑息（这是事实），致使妖首至今逍遥法外；又埋怨他们滥捕充数，滥刑求供（这也是事实），使得案情益加扑朔迷离，茫无头绪。他对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随着案情的展开也日益加剧。清剿越来越成了他与各省官僚间的暗中较劲，仅仅是为了整肃他们，清剿也必须毫不犹豫地继续下去。不过，至此为止，乾隆并未处罚过一个官员，并不是他不想这样做，而是时机未到。如他自己对督抚们说的，这时若惩罚官员，谁还会真心实力去从事清剿？显然，乾隆在准备秋后算账。

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协助皇上在进行这场清剿，不过现在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善后。为了避免整个朝廷陷入更大的尴尬，他们显然表现了相当的道德勇气。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6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作为平衡，一些滥刑无辜以求假供的官员也受到惩罚。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滥捕滥刑，给朝廷和官僚机器制造了最多麻烦的山东巡抚富尼汉（所有关于叫魂阴谋的供词都是山东嫌犯在重刑之下编造出来的）却只受到相当轻微的责罚：他被贬为山西布政使，革职留任。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乾隆在为自己开脱。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两个方面。官僚的职责是维持帝国政治机器的日常运转，管理帝国的各级行政。官僚就其本性来说，倾向于按常规办事。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这种倾向有助于政治的理性化发展，但其消极方面则是助长官僚主义的惰性。官僚制常规权力的发展必然对君主的专断权力造成威胁。在传统中国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权力是专断的和绝对的，其职责是制定重大决策和对官僚机器进行控制。如果听任官僚制度朝常规理性（和惰性）的方向发展，君主就会逐渐丧失其决策和控制官僚的专断权力，成为官僚制度的傀儡。

在叫魂危机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做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

但是，到了帝国和王朝的后期，君主运用非常事件来强化对官僚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少见。乾隆以后，类似的叫魂恐惧又曾在民间发生多次，但没有一个满清君主抓住它们大做文章。

（摘自《读好书》2012年第13期）

第二篇：[市场之路]十七届三中全会：盛世危言

[市场之路]十七届三中全会：盛世危言

来源:凤凰网财经 2013-10-28 11:24

全文模式(共9页）

导语：2008年的中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波及，沿海外贸企业纷纷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回乡，中国经济进入危机前夜。为避免经济大幅衰退，国家出台“4万亿”这一史无前例的刺激举措使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然而，事实证明，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只能是昙花一现。

【十七届三中全会 全国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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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9日，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认为，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全会提出，实现农村发展战略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抓紧在农村体制改革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进一步放开搞活农村经济，优化农村发展外部环境，强化农村发展制度保障。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

【金融危机篇】

●企业倒闭潮：40%的中小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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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特别是外贸业，海关数据显示，2008年10月起中国外贸出口连续大幅下挫，11月份同比出现负增长。部分中小型企业不得不采取停产、裁员或降低工资等手段，以渡过难关。

2008年10月，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团旗下两工厂倒闭，6500名员工遭遇失业。这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实体企业倒闭规模最大的案例，自此拉开了企业倒闭潮的序幕。

社科院的调研报告显示，全国有40%的中小企业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倒闭，40%的企业在生死线上徘徊，只有20%的企业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沿海地区的倒闭比例要大于内陆，而中西部的倒闭比例是最小的。

●农民工返乡潮：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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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28日，即农历大年初三，在被誉为“中国农民工潮头”的安徽省阜阳市火车站，却人流稀疏，比往年同期冷清了不少。在往年的这个时候，正是农民工返回打工地的高峰期，在火车站周边到处是簇拥的人群，拥挤不堪。

今年的这个冬季，对广大农民工来说，或许是从未遭遇过的“寒冬”。由美国引发的 “金融海啸”“席卷”了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部分外向型企业。由于来自国外的“订单”锐减，这些企业纷纷限产、停产或者外迁、倒闭，带给农民工的是裁员或减薪，使部分农民工黯然失业、提前返乡。

远在万里之遥的“金融危机”，已悄然裹挟、改变了部分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使得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直接面临“就业危机”。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中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金融危机失业返乡。

【救市政策篇】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球之最，也为经济史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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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下行，中国政府于2008年11月9日宣布把经济增长重点从出口转向内需，并计划到2010年底投资4万亿元（约586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补贴、廉租房、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方面。这其中还包括呼唤已久的增值税改革，相当于向企业少征税约1200亿元，并鼓励企业更新设备。本次刺激政策规模相当于中国GDP的16%，为全球之最，也为经济史之最。

在一片喝彩声中出台的四万亿政策，短期内使经济有所好转，但使中国错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并带来通货膨胀和巨大的地方债务，使中国的要素价格变得扭曲，生产率水平下降。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越振兴越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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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初，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相继出炉。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根据国务院部署，由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以及物流业十个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编制工作。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极大的鼓舞了相关行业，各地纷纷上马项目。

颇有意味的是，此后数年，当政策的负效应显现时，中国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多是当年振兴的行业，陷入了“越振兴越过剩”的怪圈。五年过去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依然存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用来救经济的“十大振兴产业”，救经济一时，后遗症却要更长时间来埋单，看紧“政府的手”才是出路。

【多米诺骨牌效应篇】

●产能过剩：严重超出市场消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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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揽子计划实施一周年后，中国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有所缓解，全年“保八”几无悬念，但经济中也存在结构调整总体进展不快等突出问题。

从投资方向看，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在盲目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

事实上过剩的一些行业都是暴利行业，地方政府在热衷追求GDP和税收冲动之下，通过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供地、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信贷扶持等方式招商引资，违规审批甚至主动帮助企业开路条、拿批文、未批先建、边批边建等，吸引企业大量布局，产能严重超过了市场消化能力。

●国进民退：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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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轮危机中，„国进民退‟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说，“去民营化”现象已愈演愈烈。

保育钧认为，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民营经济的崛起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危机之中，本应利用此次机会深化体制性改革，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带动更多的社会投资，但如今的做法却正好相反，如何带动社会投资，看不到办法。中国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过程，就是政府动员向市场投放资源的过程。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国有企业，土地、资本等资源都在流向国有经济。

“现在是打着提高集中度、维护经济安全的名义，排斥民间资本。”他忧虑的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经济危机中尸横遍野。

●贫富差距：政府干预市场拉大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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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初，一个中国“1%的人口占有41.4%的财富”的数据，引起舆论强烈关注，为沸沸扬扬的贫富差距讨论，再添了一把火。

2012年12月，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执行完成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公开发布。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2010年基尼系数高达0.61。

这一数据可能有一点问题。但这一错误并不影响中国的收入分配失衡的现状。收入差距问题，从未像今年这样搅动人心。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较为通行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关于这一数字的统计。而学者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运行，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已超过了0.4。目前，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

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市场经济的特点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来看，高基尼系数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会影响市场效率，进而拉大贫富差距。“4万亿”刺激政策导致严重的国进民退，“政府之手”无限扩张，“市场之手”难以发挥作用。

●房价暴涨：多次调控越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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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一系列税费减免优惠政策及9.59万亿信贷，后果是高通胀、高财富缩水，全民都已意识到只有投资房产最保值，通宵排队抢购房产的现象层出不穷。

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3713万平方米,比2008年增长42.1%。2009年商品房销售额43995亿元，比2008年增长75.5%。以此数据计算,2009年新建商品房成交均价为4695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近24%,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25%

2009年12月至今，国务院先后5次常务会议研究房地产市场调控。2010年开始，全面加码的调控政策相继出台。“国十条”祭出限贷政策一年后，以限购为主要内容的“新国八条”打出了“杀手锏”，直至2013年3月国五条细则“卖房20%税”被认为史上最严厉。房价快速上涨得到一定遏制，但房价这头“脱缰的野马”只是放慢了些脚步而已。

●物价飞涨：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纷纷成流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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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岁未，在各个网站甄选的2010年十大网络流行语中，“蒜你狠”系列登上榜单。蒜、豆、姜等农产品接力上涨，价格如坐过山车般上蹿下跳，并纷纷贵过猪肉价格。

2009年在甲流等疫情之下，大蒜价格疯涨，这波涨价周期一直持续至2010年。大蒜价格疯涨数十倍，一度越过10元/斤的蒜价甚至贵过肉、鸡蛋，买大蒜也只能论个来买。网友们借鉴陈小春《算你狠》的歌名，调侃出风行网络的“蒜你狠”一词。

随后，2010年起不断攀升的绿豆价格也让2010年夏季市民的消暑成本大幅提高。绿豆价格从以往的每斤两三元飙涨至10元以上，部分地区甚至涨上14元。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最著名的段子之一《逗你玩》一词被旧词赋新义，也演变成了一网络潮语。

再后来，“姜你军”、“糖高宗”、“辣翻天”、“苹什么”等等一系列新词接踵而至。这些词的发明在幽你一默的同时，也将市民对物价飞涨的无奈体现得淋漓尽致。

●广东模式：汪洋作报告只字不提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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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所作的报告，全文约1.5万字，只字不提GDP，而是将更多的篇幅放在经济转型升级与民生话题上。

汪洋的报告赢得了众多与会者的认可。广东省政协提案委主任陈俊年认为，汪洋向全会所作的报告中只字不提GDP，展现了中共广东省委对经济发展速度的从容与淡定。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局长黄德发亦称，报告没有提及GDP，是淡化对GDP的崇拜，更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值得注意的是，汪洋在报告中重点突出了多个以前不受关注的数据。如，去年广东全省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稳定农民工就业人数、社会保险参保人数和基金累计结余均居全国首位；全省最低工资标准持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创1981年以来的新高，城乡收入比近8年来首次缩小到3倍以内；在加工贸易仍然是进出口主体的情况下，去年广东的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全国水平等。

汪洋称，要顺应全省民众过上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坚持民生为重，全力搞好“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民生”、关注“热点民生”，努力使民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汪洋表示，要逐步建立为民办事问民意的机制，促进民生资金从“舍得花”向“花得好”转变，促进民生项目从“事务型”向“服务型”转变。报告还提出将保障民生精神需求纳入立法范围，举办“南粤幸福节”，创造满足民众精神生活的新形式。

结语：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本来就产能过剩，4万亿元投下去，使得结构性问题比以前更严重，产能过剩问题更突出。政府花钱，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好转，但不可持续。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四万亿”的问题，当前的中国经济并不能靠单纯的刺激政策予以提振，而要进行新一轮的深化体制改革。

策划制作：艾静洵

第三篇：盛世危言文白翻译-郑观应-道器

《盛世危言·道器》—— [原文] 《易·系》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天包地外，地处天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举。是故，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奇偶相成，参伍错综，阴阳全而万物备矣。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昔轩辕访道于广成，孔子问礼于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传，圣门一贯之秘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汉以降，群言淆杂，大抵失中之旨。《大学》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服此中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

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徒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道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译文] 《易经·系辞》中说：“道是在形质之上、非形质的东西，器是有形质的东西。”道来自于虚无，开始的时候形成一股气，这种气凝结而成为太极，太极分为阴阳两部分。天在地外包着地，地則处在天的包围之中。阴的里面包含着阳，阳的里面包含着阴，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一阴一阳就是道。”从此以后，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不包罗进去了。因此，一是奇数，二是偶数，奇数和偶数融合在一起，参差交错，阴和阳全都有了，万物也都具备了。所以说，万物皆由气生，也就是说器由道出。《老子》上说：“无名，是天地的原始；有名，是万物的根本。”过去黄帝去向广成子问道，孔子向老子问礼，虞廷传十六字的心法，这是圣人一贯的秘旨，从天子到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是一样的，都是以修身作为根本，人是在天地之中产生的。天地有一个中心，人也是这样。秦汉以后，各种言论淆杂而混乱，往往有失中正之旨。《大学》中说：“止于至善。”就是止于中和。《中庸》中说：“颜回看到别人的一点好处，則衷心地佩服。”他所佩服的也是中庸之道。达到中和以后，天地就有序了，万物就孕育出来了。这是我们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来，列代圣人相传下来的大道，而孔子則转述这种大道来传教于天下万世。

道，包涵宇亩古今，既能成人成物，又可生天生地。即使《中庸》、《周易》已有详细的论述，但毕竟不是一班俗儒所能通晓的，也不能和后天的形器之学等量齐观。《易经》单单以“形质上的”和“形质下的”来阐发，是因为不列举小的不足以展示大的；不图写形迹，难以穷尽其精神。其从《大学》没有了“格致”一篇，《周礼》缺少了“考工”那一册，古人名物象数的学说便流传到了西洋。于是，他们工艺制作的精妙，已经远远不是中国所能达到的了，我们注重的是事物的根本，西洋人追求的是事物的末流；我们穷研事物的义理，西洋人則穷研形事物的形质。秦汉以后，中原一带动荡不安，文物无存，学者们没有人去研究制作方面的原理，只是凭空高谈所谓的性情哲理。于是，我们堕于务虚，而西洋走向务实。其不知虚中有实——实是道；实中有虚——虚是器。虚实合在一起，本质和末流都包括了；分开，則失之偏颇。

孔子以前不是说过“由博返约”的话吗？什么是“博”？西洋人所从事的格致学，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カ学、天文学、地理学、电学等。都是不能无所依据而凭空进行的，属于器用一类。什么是“约”？一句话足以概括性命的本原，通贯天界与人间的联系，属于性理一类。如今。西洋人由偏外而归于中正，就是由博返约。五州四海的学术思想流入中国，这就是统一车轨、统一语言文字、统一思想伦理的开端，这样，本末与虚实具备，性理与象数、物理融合。屈指算来，几百年后，中西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一定会漸渐衰落。而折中孔孟之教和西洋象数之学在一起。研究象数之学，一定要精研贯通性理学说这一枢纽。这样，穩橾胜券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新序》中说：“强者必须用覇者来降服，霸者必须用王者来降服。”我大清皇帝，天资聪明，运筹唯幄，决胜千里，恪守尧舜文王武王传下来的法典，继承高深精一的品质。果真能设立大小学堂，来培育英才。设置上下议院，来集思广益，投入大量的精力来搞农业和商业，作为富国的根本，精简训练水军和陆军作为讨伐强敌的策略，由强盛而达到称霸列强，由称霸列强而达到统一天下，四海归于仁爱，万物都有自己的归宿，这样，实現大一统的宏伟蓝图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第四篇：一场闹剧,几多感慨：我们能否阻挡疯狂——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杨洁：一场闹剧，几多感慨：我们能否阻挡疯狂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后感

杨洁

“叫魂”，这个现在看来令人嗤之以鼻的迷信之术却在乾隆盛世年间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案。这本书就为我们再现了这桩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

读完此书，颇感历史是鲜活的。《叫魂》从社会中的一个小事件为切口展开分析，用一连串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恢宏的历史画卷。书中每一个案例的叙述都十分引人入胜，即使是引文、脚注也都是作者用自己的语言娓娓道来，这样的研究著作融学术性、故事性、艺术性为一体，想必作者一定在那些卷帙浩繁的资料上颇下了一番功夫。另外，作者运用了多维视角进行研究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在阐述“叫魂”案发生的社会环境时，作者从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出发，对当时的人口、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进行了全景式描述。他采用的是“全球史观”，比如认为江南人口的增长与从海外引进高产作物不无关系，人们能够承受物价上涨与引进墨西哥白银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关。

啼笑皆非的是，这场发生在1768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妖术大恐慌，结果却是一场闹剧。在恐慌盛行之时，整个帝国都“动员”了起来，下层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是否涉及谋反等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清剿。折腾到年底，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庸人自扰的丑恶闹剧：没有一个妖人被抓获，没有一件妖案能落实，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作为此案最大原告的乾隆皇帝也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整个过程中，官员和皇帝的表现符合他们的阶层立场，没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地方，真正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这场闹剧中推动者和受害者都是同一阶层——普通民众，所有的嫌疑犯都来自最底层，他们是流浪的乞丐，僧侣和道士，而举报他们并将他们扭送至衙门甚至执行私刑的“英雄们”同样是底层的民众。这样的众暴寡、强凌弱是整个叫魂危机中常见的丑恶闹剧，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疯狂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社会底层民众中普遍存在对于陌生人尤其是流动乞讨者的厌恶甚至憎恨情绪。而这种分化则追溯到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的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只能融入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而那些生活在比较富庶地区的百姓，在竞争压力面前也只能维持温饱，对自己的生活缺乏安全感。当叫魂妖术的谣言在地方上一传开，一直以来就对超自然力量深感畏惧的脆弱神经更加敏感地立刻绷紧。对于谣言，他们从来都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由于流浪的乞丐不仅讨厌，而且易欺，他们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他们。于是无权无势的其他小民百姓便把自己的焦虑、不满、愤怒、沮丧发泄到他们身上。

“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一个发展出现问题（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的社会，人们意识到即使辛勤工作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皇帝对妖术展开大力清剿，“妖术”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底层百姓所能抓住的唯一权力机会，就像“扔在大街上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者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这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终于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冤冤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

让人悲叹的是，这样的疯狂在此之后并未绝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经历了十年类似的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疯狂”，作者也在一个脚注里提到，1982

年，他在北京遇到了一个老红卫兵——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那人说，文革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通过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毛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突然可得的权力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孔飞力以悲悯的语调结束了他的力作。而牛顿也曾经说过，“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群体意识一经扭曲，将是最可怕的力量。现如今的舆论暴力又会不会酿成无法控制的灾难？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是否还会面临这样非理性的狂热？不管这种根源是否扎根于我们民族土壤中，我们都必须警惕，必须思考。人们对于权力对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是有诉求的，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这样向上的渠道应该是畅通的，人们的诉求可以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人们能够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但如果这一渠道阻塞（比如居于社会上层的利益既得者封锁了这个途径），民众便不得不寻求其他方式，这是危险的，但形势逼迫之下他们也别无选择。显然当今社会这样的狂热我们已经承受不起。

第五篇：南海仲裁案荒唐政治闹剧 火爆诗歌《南海,我的祖宗海》

南海仲裁案荒唐政治闹剧 火爆诗歌《南海，我的祖宗海》

海口日报报道。

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一角。（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核心提示：

近日，菲律宾南海仲裁案所谓最终裁决公布后，一首由海南诗人创作的诗歌《南海，我的祖宗海》被众多微信平台争相推出，有的微信平台几天之内阅读量就超过了上万，这是微信平台推出个人单首诗歌以来非常罕见的。7月15日，记者专门就此采访了《南海，我的祖宗海》作者、海南诗人乐冰。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著名诗人乐冰的《南海，我的祖宗海》火爆微信

□ 海口日报记者

彭桐

A、《南海，我的祖宗海》来源于生活

“你是南海养大的汉子/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我们的祠堂、神庙在此/清明，别人可以到坟头/为祖宗烧纸、磕头/我却面朝大海/上香、跪拜……”，这是乐冰《南海，我的祖宗海》里的诗句。在这首诗中，作者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海南渔民祖祖辈辈在南海劳作，“南海是海南渔民的祖宗海”。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这首诗是我2012年4月写的，当时正值黄岩岛事件，我把这首诗贴在网站上，没想到一个月内有几万人跟帖。”乐冰介绍说，“后经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新浪网等众多媒体转载，广为人知，这一次南海仲裁案一出来，各种微信平台又争相推出这首诗，无疑是在用诗歌表明态度：南海是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祖宗海。”在海南的安徽籍爱国诗人乐冰。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谈到这首诗的创作经过，乐冰说，他曾经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港一个渔村体验过生活，认识不少渔民。“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我说过：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乐冰介绍道，潭门港的渔民世代相传着“自古行船半条命”这句话。海上的风浪、暗礁和冲突，对于绝大多数人只是新闻，对渔民却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生活，不少渔民葬身大海。女人们守寡把孩子养大，又送回大海继续生活。他们一代又一代以大海为生。他们的后人想念祖先的时候，晚上就在海边点几炷香，烧几把纸钱，向大海倒几杯酒。”

由此，乐冰才有了创作《南海，我的祖宗海》的生活基础。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B、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有责任写好祖宗海

诗人乐冰，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于鲁迅文学院第19届作家高研班，海南省诗歌学会副主席，现供职于海口市地税局。先后在《诗刊》、《北京文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诗歌，并有长篇小说发表于《中国作家》。已出版小说、散文、诗集6部。曾获第五届“海南文学双年奖”；2014年被海口市授予“德艺双馨优秀文艺家”称号。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为了创作《南海，我的祖宗海》，乐冰查阅了大量资料。他说，汉代以前，中国船只已航行至马来半岛。到了宋代，中国开始用长沙和石塘等名，明确地指称南海诸岛，纳入中国版图。元代，由“吉阳军”管辖南海诸岛。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宣示主权。海南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开拓者、参与者和管理者。潭门渔民手抄的《更路簿》产生于明代，是他们航海时使用的书籍，书中详细记录了南海各岛礁名称、位置、航向和距离。这也是中国人开发南海的最直接历史见证。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我们不要小看那些岛礁，它不仅是渔民歇脚的地方、避风的地方，更是我国的神圣领海所在。茫茫大海，所谓立锥之地就是这些岛礁。每年，中国政府都在南海休渔，并且花巨资投放大量的鱼苗，为的就是保护好我们的祖宗海。”乐冰说，21世纪是海洋大开发时代，中国的海洋权益要靠中华民族的共同维护。要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大力提高海洋意识，热爱海洋国土，增强维护海洋权益的观念。在海南的安徽籍爱国诗人乐冰。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我常常独自走在海边，看着浪涌沙滩的海岸，想着世世代代以南海为生的海南乡亲，我心里总是不能平静，觉得作为一个中国诗人有责任为他们写点什么。”乐冰深情地说。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C、诗人要有替国家和人民代言的情怀

乐冰给人的印象是，话不多，很低调，但一提到诗歌，就会侃侃而谈。谈到《南海，我的祖宗海》时，乐冰坦言：写出好诗有时是需要一点运气的，但运气一定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而存在的。持续的专注，长期的训练，有一颗敏感的心，去发现生活中的创作素材，用诗歌的方式去表现它。他说，“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的底蕴，没有替国家和人民代言的情怀，任何高超的文字技巧都是毫无意义的。”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读者喜欢的还是能感动他们的诗歌，是能够引起他们共鸣、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诗歌”乐冰说，“感人的诗歌，表达了作者的心声，也表达了大众的心声。一个有良知的诗人，不仅仅为本能而写，为倾诉而写，更要为时代而写、为国家而写。”祖国卫士在祖宗海上的苦练本领。（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著名诗人曾凡华评价《南海，我的祖宗海》时说：“乐冰能将如此重大主题，写得如此酣畅淋漓，可见作者的功力。全诗极富动感极具个性，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反映了诗人对祖国的深沉大爱，称得上是精品力作。”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感性证词 ——读乐冰的《南海，我的祖宗海》

□ 黄辛力

相比那些乏味的证据，空洞的陈说，乐冰的诗歌《南海，我的祖宗海》是感性的证词。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诗歌有诸多功能，其中社会功能、现实意义、当下价值是毋庸忽视的，比如天安门诗抄之于对“四五”爱国运动的声援，对现实的反思让人血脉贲张；比如反映汶川大地震的诗篇之于亲情人情的书写让人热泪盈眶。乐冰的获奖作品《南海，我的祖宗海》最近广为流传，不少微信平台都把它推上头条还配乐朗诵，短时间内阅读量达到几万人。这除了诗歌的美学价值、情感因素外，无不得益于它的社会功能、当下价值。这与沸沸扬扬的“南海仲裁案”案有关，正如作者所说的“这说明文学作品要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反映人民的心声，有大情怀，才能让读者共鸣”。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我是大海的儿子，故乐冰诗中所叙述的事件，传递的气息，输送的情感，于我都是那么熟悉、自然、亲切。我的祖辈以及祖辈的祖辈凭借着先人遗留的《更路簿》纵横南海，南海是他们的粮仓，是他们青春的舞台，是他们人生大学堂，南海的角角落落都有他们劈浪躬耕的影子。他们中的不少人也葬身鱼腹，故沿海一带人有着经常的节日在海边烧纸、拜祭祖先的习俗，我们的祖先是南海是我们祖宗海的见证人。乐冰在海南生活了很长时间，又有近距离的接触渔民的经历，再加上他细微的观察精神和对南海的大爱情怀以及他对诗歌的把握、运筹能力，因之他的《南海，我的祖宗海》写得得心应手，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在海南的安徽籍爱国诗人乐冰。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乐冰的《南海，我的祖宗海》，在低调中彰显力量，在“大题”中小做。诗的开篇诗人巧妙的在隐喻、明喻的交融中，让人有进一步阅读的欲望：“渔村的上空/突起乌云/像一个变脸的无赖/妄想把渔民的春天/掳走”，有些既是喻本又是喻体，比如“渔村”，比如“乌云”。“无赖”是谁？联想南海不平静的情势，相信大家不难想象出来。这就是全体中的“比”，是铺垫，是对背景的交代，看似很小，实际很“大”，可见诗人的过人之处。随后诗人没有直接“兴”，而是先抛出“南海，我的祖宗海”这个命题，紧接着通过细节来证明其真实性：“我的爷爷葬身鱼腹/南海就成了我的祖宗/我的奶奶二十三岁守寡/坚贞不二/她临死前对我说/你是南海养大的汉子/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我们的祠堂、神庙在此”，通过第一人称的抒写，把海南人熟知的闯海人的历史，女人的忠贞以及传统很自然的反映出来，让人易于接受，而诸如“坚贞不二”、“神庙”、“祠堂”等词语及意象更有丰盈的内涵。最后的情景描写也同样是自然、贴切：“每当傍晚/遥远的海面灯火一片/那是我的亲人打渔归来”，没有重大场面的描写，同样给人们现时感，历史的画面现在依然出现，自始而终，也不难窥见诗人“小我”中的”“大我”情怀。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

我们相信，只要触及诗人灵魂的诗，只要达到诗人与读者感情互通的诗，是会永远存在的，不管是诗人性情的抒说还是诗人对现实的顿悟或反思，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包括现实的价值。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南海，我的祖宗海

□ 乐冰

渔村的上空 突起乌云 像一个变脸的无赖 妄想把渔民的春天 掳走

南海，我的祖宗海 我的爷爷葬身鱼腹 南海就成了我的祖宗 我的奶奶二十三岁守寡 坚贞不二 她临死前对我说 你是南海养大的汉子 南海是我们的祖宗海 我们的祠堂、神庙在此 清明，别人可以到坟头 为祖宗烧纸、磕头 我却面朝大海 上香、跪拜

我的祖先日日夜夜在南海耕耘 就像我家门后 一亩三分田了如指掌

每当傍晚 遥远的海面灯火一片 那是我的亲人 打渔归来在海南的安徽籍爱国诗人乐冰。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中国祖宗海上的岛屿风光。（来源网络，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