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访分离”终结信访不信法

第一篇：“诉访分离”终结信访不信法

“诉访分离”终结信访不信法

2014-03-20 02:30:50 新京报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以案件形式进入司法领域，出现了诉讼与信访交织、法内处理与法外解决并存的现状，导致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提出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强调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

新京报讯 今后，涉诉涉法信访事项的上访群众不需要到信访部门上访了，直接到相关的政法部门反映问题即可。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提出：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于涉法涉诉信访中的错案、瑕疵案应依法纠正。

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入法治轨道

去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意见》正是根据《决定》的精神细化了规定。

此次改革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总体思路是：改变经常性集中交办、过分依靠行政推动、通过信访启动法律程序的工作方式，把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治轨道，由政法机关依法按程序处理，依法纠正执法差错，保护合法信访、制止违法闹访，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息诉息访。

在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方面，《意见》提及，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值得关注的是，在处理涉诉涉法信访案件的程序上，《意见》强调：对于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案件，各级政法机关应当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对于经复议、审理、复核，确属错案、瑕疵案的，各级政法机关应依法纠正错误、补正瑕疵。

杜绝违法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行为

本轮改革的一大核心是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

《意见》称，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对在申诉时限内反复缠访缠诉，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等方式，并经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其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

此外，对于“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做法，《意见》再次强调，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坚决杜绝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

亮点1

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

意见：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各级信访部门对到本部门上访的涉诉信访群众，应当引导其到政法机关反映问题；对按规定受理的涉及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收到的群众涉法涉诉信件，应当转同级政法机关依法处理。

【解读】

诉访分离倒逼司法公正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诉讼与信访分离的好处是信访群众直接到政法机关反映诉求，可以少走弯路，便于政法机关及时处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往以信访这个行政方式来处理涉法涉诉这类司法问题，容易形成民众“信访不信法”的思维，对民众的法律意识、整个国家的司法权威会带来负面影响。

意见提出将诉讼与信访分离，实际上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在以往涉诉涉法信访事项中，包括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等多种类型，此次信访制度改革意在让民众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让涉法信访回归司法程序，这一方面有助于更为专业的处理信访案件，同时对司法部门提升办案质量也起到推动作用。

亮点2

错案瑕疵案应依法纠正

意见：严格落实依法按程序办理制度。各级政法机关对于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对经复议、审理、复核，确属错案、瑕疵案的，依法纠正错误、补正瑕疵。

【解读】

“纠错”能堵住程序漏洞

最高法立案一庭副庭长高莎薇：目前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是确实出现法官枉法裁判需要再审改判的案件，第二种是有审判瑕疵的案件，第三种是当事人无理缠访的案件。

第一种和第三种是少数，第二种情形较多。对于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形，意见明确了在法律程序内的案件法官要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时，这对法官在审判此类案件时如何运用自由裁量权起到了监督作用。对于需要司法救济再审的案件，经过多部门审核后，确实发现错案和瑕疵案的，意见明确要纠正错误、补正瑕疵。这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在程序上如何保证司法公正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堵住了可能出现的程序漏洞。

亮点3

穷尽程序的判决为终结决定

意见：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对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对在申诉时限内反复缠访缠诉，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等方式，并经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其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

【解读】

节约访民成本减少资源浪费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以往一些涉诉涉法信访事项终而不结、无限申诉，反复启动法律处理程序。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一方面减少了上访群众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减少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吉林市保民律师事务所律师修保：以往很多涉诉涉法上访群众直接到信访部门上访，有的直接到北京的国家信访局上访，上访后信访部门一般会将信访事项转交给政法机关处理，这期间无论是时间成本、上访生活成本都是比较大的。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后，省去了一个环节，对于访民来说可以有效节约成本。

亮点4

办案质量将终身负责

意见：要完善执法司法责任制，严格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健全执法过错发现、调查、问责机制，严格倒查执法办案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和责任，严肃查处错案背后的执法不公、不廉等问题；要把加强执法公开、扩大群众参与、接受群众监督作为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重要内容，以公开确保公正、促进息诉。

【解读】

信访问题突出倒查领导责任

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此次涉法涉诉信访改革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于涉诉涉法信访事项，负责处理的政法机关要公正办案。如何在制度上予以强化？就是要严格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

中央政法委要求各级政法机关在对信访事项办案时严查案件中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对于群众诉求不及时受理、不按期办结、有错不纠的，要依纪依法追究办案人员和相关领导责任。对于信访问题突出的地方，还要倒查政法单位领导班子责任。同时，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将设立审核程序，对反映问题已经得到公正处理的，不再启动复查程序，对未得到公正处理的，要倒查追责。

■ 专家说法

“信访制度改革提升民众法律意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认为，此次涉诉涉法信访制度改革，实质上是涉诉涉法信访程序和强化纠错方式上的重大变革。

以往，涉诉涉法信访上访群众有冤错案件、瑕疵案件不知道去哪里上访，出现了信访部门、政法部门多头上访的现象。上访群众和办理信访事项的政法机关都浪费了很大的成本。上访群众会浪费时间、精力、金钱等成本，政法机关会在处理时增加时间、政务成本，信访事项的办理也会因此出现效率不高的问题。诉讼与信访分离后，无论对上访群众还是政法机关，都会减少程序，节约成本，办理的效率也会提升。

群众之所以上访，是因为所经历的案件大多数存在司法不公的问题，因此如何在改革过程中强化纠错方式尤为重要。此轮改革通过办案质量终身负责、上级政法部门审查监督、倒查追责机制强化了纠错方式，这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将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涉诉涉法信访制度改革实际上是行政信访方式逐步退出司法领域，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提升民众的法律意识。

涉法涉诉信访终结

涉法涉诉信访反映

向政法机关而不是向党政信访部门反映问题。

向有管辖权的政法单位反映问题，而不是多头访、越级访。

提醒：属于哪一级管的，到哪一级申诉；属于哪一个部门办的，到哪一个部门申诉。

审查、甄别

符合法律规定的信访事项进入复议、复核、再审程序处理。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信访事项，或是正在法律程序办理中，当事人直接上访的，政法机关依法不予受理。

提醒：反复缠访甚至违法闹访的，将受到依法处理。

依法按程序办理

对已经进入法律程序处理的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政法机关依法按程序在法定时限内公正办结。

依法终结

已经穷尽法律程序的，依法做出的判决、裁定为终结决定。对于反复缠访缠诉的，经过案件审查、评查，由中央或省级政法机关审核，认定其反映问题已得公正处理的，除有法律规定情形外，依法不再启动复查程序。有关部门重点做好对信访人解释、疏导工作。

涉法涉诉信访三情形

第一种是确实出现法官枉法裁判需要再审改判的案件，占比少

第二种是有审判瑕疵的案件，占比较多

第三种是当事人无理缠访的案件，占比少

涉法涉诉信访占比下降

去年，中央政法委在涉法涉诉信访改革方面分批部署各省市试点，并于去年10月全面推开。经过1年时间的改革试点，涉法涉诉信访占到整个信访的比例下降明显。

要求一

畅通信访渠道。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错误做法；坚决杜绝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

要求二

提高基层化解能力。坚持分级分类处理，加大分流疏导力度，劝导当事人依法按程序反映问题，减少越级上访。

要求三

防止案件积压。政法机关要规范案件流程，加快案件流转，确保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有序高效进行。

要求四

严肃处理违法上访行为。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对采取极端方式闹访、借上访之名煽动闹事的，依法严肃处理。

各地公安机关不得限制正常信访活动。同时对少数人在信访活动中以信访活动为名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区分情形，依法予以处置。处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最终目的，从根本上还是为了保护信访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公安部信访办副主任周新 据新华社

第二篇：如何破解信访不信法

如何有效化解我镇群众 信“访”不信“法”的问题

“人不伤心不落泪，人无难事不上访”对于当今很多群众来说，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上访是他们的希望所在。但上访之后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的情况常常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上访群众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应该由哪个部门解决，只好一窝蜂往信访部门挤。信访部门受理后，几经周转，延长了事情的解决时间。群众焦急难耐，必然反复上访，越级上访。甚至出现有理无序违法上访或无理违法取闹的现象。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凸显，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主要矛盾纠纷。特别是征地拆迁补偿、相邻关系等成为新一轮影响农村稳定的一大障碍，对于这些矛盾纠纷解决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党委政府在群众中中间的威信。解决好了，群众自然理解支持政府工作，解决不好了，群众与政府直接对立，对政府的工作不予配合，甚至予以千方百计予以阻挠。而不能正确对待处理自己的矛盾，不能正确应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到处上访，省州市领导写信留言，诉说自己的问题，甚至不计代价进京上访。

近年来，随着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利益关系的进一步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显露，一些因新的利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通过信访这个社会问

题的“晴雨表”显现出来。纠其群众愿意信“访”，而不愿信“法”的真正原因在于：

一、群众认识存在误区。1.由于群众文化素质层次不齐，对于处理问题上存在千奇百怪的办法，有打官司的，也有给领导写信的，甚至还有赴京上访的。对于领导的批示，群众认为有了领导批示，下面的工作人员才严格按规定办事，没有领导的批示就简单的认为他的问题没人管，问题也没有解决无望。很巧的是真有这样的事。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乡杨玉明女儿不能上学的事，杨玉明不知跑了多少回，就是解决不了，而就在榆中县县委书记在公开大接访中，了解道小康营乡杨玉明女儿不能上学的情况后，当即指示县教育局，全额免除杨玉明女儿高中阶段的所有学费，同时责成县民政局给予杨家一定的困难救助。这就是典型的领导知道了，信访问题有人管了，问题也得到解决的案例。2.缺乏依法办事能力。有些群众抓住了两道干部的心理弱点，把自己的问题故意闹大，但我们有些领导害怕上级领导知道，对明显违背原则和政策的当事人，就不计后果的息事宁人，而这就是一部分调皮户、难缠户从中占到了占便宜。在利益面前，你叫群众怎么信“法”呢?

二、司法程序周期长，群众不愿陷入打官司泥潭，认为信访渠道解决问题快。在我们城郊镇来说，我镇群众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群众有了难心事，自己没有注意，到处乱告状、上访，而群众很少把自己的矛盾纠纷起诉到法院，我们知道一件普通民事案件法院受理后在6个月内才作出一审判决，当事人不服，还要进行二审，还要经过3个月才能拿到最终判决，对于老百姓来说，一件简单的民事案件经过6个月，才能拿到一审判决，对他们来说，时间太长,力不从心。这也是群众不愿意交到法院，而愿意进行上访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信访不受任何限制，不付费用。但打一场官司，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这样的费用，对相当一部分还不富裕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法律手续对于农民来说，又显得比较繁杂，还难执行。而上访一般花费较少，而且“操作”方便，有时“上访”到一位领导人，一个“批示”就解决了问题。这样，既经济又实惠，因而不少农民也就选择上访。

四、群众缺乏对基层干部的信任。我们有些干部作风粗暴简单。工作缺乏公平、公正意识，对群众的问题缺乏耐心，三言两语就打发了。对群众工作浮、懒、散，迟迟不予解决、不办事。甚至有些干部拿了群众好处乱办事。这又是群众信“访”不信“法”的又一重要原因。

稳定的局面、安定的环境，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序进行以及各项社会活动蓬勃开展。但是日渐快速发展的社会与农民群众落后的文化素质极不相适应。要想彻底根治群众信“访”不信“法”症结，需

重点做好：

一、农民自身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1.引导农民群众消除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彻底消除群众认识上的盲区，认为对簿公堂影响不好，找政府解决是大家在思想上、情感上都能接受的方式。多深入基层体察明清，站在群众的角度上多进行一些换位思考。相信我们的问题会有两外不同的两种结局。2.对农民群众进行维权意识和政策、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教育群众遇事通过正当的方式，合理的渠道解决。利益一旦受侵，都要通过正常渠道、途径解决。不要随便就上访。对于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3.严格按制度办事。对于少数村民受利益驱动，组织策划群众上访，煽动群众闹事，以便自己从中获利德严格按规定制度办，坚决抵制闹事者从中获得任何好处利益。

二、干部依法办事水平有待提高。一是部分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加强信访工作在全党工作大局中的地位认识，摆正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增强群众观念，多为民请命办事，对信访工作做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出现问题，不能一推了之。二是干部能力水平欠缺。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干部依法行政意识淡薄，政策观念差，不能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局面，真正遇到难题，能讲政策，说道理，拿不出新招，调解处理起来比较周全，真真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三、进一步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切实加强基层组织浮、懒、散的问题。在我们基层有些干部服务群众能力差，矛盾

纠纷的排查调处不及时，甚至还存在拖延、推诿和踢皮球现象。群众反映不通畅，矛盾久拖不决，产生越级上访和聚众上访等问题。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有专人负责，接待答复群众来信来访。

四、设立信访接待日。有些群众只相信领导，缺乏对一般干部的信任，领导的答复比较可信，把自己的事非要让领导知道。要认真破解这个难题，建议镇上应设立党委政府一把手接待日，对于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纠纷由领导亲自答复彻底消除群众的顾虑，根治群众没有希望的事还要抱着希望到处告的局面。

五、法制环境有待改善。一些群众的合理诉求，可以选择诉讼渠道，也可选择信访途径。要让群众不去信访，拿起法律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除非向信访不收任何费用、并且问题几天就解决了。因此在对于群众信访问题上政府出台一些诉讼费用减免政策。必要时有些案件可以由信访部门直接转交司法机关进行调查裁决。

信访是体察民情民心、观察社情民意的窗口，更是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具体到国家机关来说，信访工作是我们倾听人民群众呼声、了解人民群众需求、征求人民群众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增进人民群众理解的重要渠道。做好信访工作，对于我们增强执法为民思想，树立自身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新形势下，农村信访工作主要面临诸多的问题。如何掌握信访工作的主动权，把握和

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篇：“诉访分离”机制研究

摘 要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案件不断攀升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一方面，由于整个社会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过程中，诉诸法律的纷争不断增多，但是相关法律体系和社会保障机制却不够完善，对新的利益冲突应对不及时。另一方面，某些本应纳入诉讼程序内的案件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信访渠道，导致“诉”、“访”交叉，严重干扰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诉访不分不仅不利于当事人通过正常的诉讼获得权利救济，也不利于司法机关妥善处置涉法涉诉信访矛盾纠纷。因而有必要建立健全诉访分离工作机制。

关键词 诉访分离 纷争 利益冲突 诉讼程序

作者简介：苏从舜，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白玉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处长；张哲，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助理检察员。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1-040-03

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部分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当属诉访分离。可以说，能否构建完善的诉访分离机制直接关系到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的成败。鉴于文章篇幅有限，本文将重点围绕与诉访分离机制紧密相关的诉讼导入机制、流转机制、信访导出机制、终结退出机制进行讨论，其他配套措施不做过多涉及。

一、诉访不分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

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秉承“以和为贵”的观念，民众有着较为普遍的“耻讼”、“厌讼”情绪，认为法律就是惩罚和约束自己自由的工具。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会积极通过法律程序定纷止争，甚至极力规避法律调整，转而求助于“上访鸣冤”、“请求父母官为民做主”等非正常渠道，久而久之，形成了“信官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的观念。本该通过正常诉讼途径解决的问题，选择非正常上访，上访引发矛盾纠纷又寻求诉讼解决，诉讼结果无法满足自身期待时又试图通过信访行为向司法机关施压，形成了“诉”、“访”交织，矛盾不断聚集的恶性循环。

（二）司法救济的有限性

司法救济是运用国家权力调整社会关系，并强制相关当事人履行法定义务的一种救济手段，是具有终局效力的救济方式。因此，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在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过程中滥用权力，侵犯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法律为司法机关的行为设定了明确的框架，超出框架的行为被认为违法。这就导致了司法救济具有相对性，不可能绝对地、不受限制地保护权利人的权益。“受案范围的局限性、诉讼时效的机械性、诉讼活动的有偿性、诉讼程序的复杂性、裁判公正的相对性、权利实现的有限性决定了当事人的司法救济风险”，司法救济的有限性使越来越多的权利人选择信访途径来表达诉求，以期获得更为可观的补偿。特别是个别信访人在诉讼过程中进行恶意信访，在诉讼程序内，不积极应诉，反而乱发“举报信”、“控告信”，以此拖延诉讼，干扰正常诉讼秩序，借助外力向审判活动施压。

（三）申请再审权保障不力

现行法律对于申诉主体、申诉时间、申诉理由等诸多方面毫无限制，导致诉讼秩序混乱。不仅在信访申诉上具有错误的导向作用，更易导致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处于空置状态。“本应具有诉权地位的当事人申请再审权利淹没在传统的职权监督的色彩中，弱化了其作为当事人诉权所应具有的法律地位”。申请再审的权利不能现实的依法行使，申请再审的渠道不够畅通和规范，导致许多当事人无奈之下只好选择信访来表达、实现诉求。

二、诉访分离机制概述

诉讼与信访，二者交集在于实现权利救济，但分属于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既有共同的存在价值，又有彼此分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诉访分离，不是机械分离，而是辩证分离，实质上是理念之合与程序之分的有机统一。当前，在构建诉访分离工作机制的过程中，应当做到既诉访分离、又诉访相济，这是方向问题，也是方法问题。诉访分离工作机制不仅要实现简单的分，更要实现辩证的合，无论是进入诉的访，还是形成访的诉，不能仅看是否规范了受理程序，是否确保了程序公正，更要看是否最终解决了实际问题，是否实现了两种权利救济途径的殊途同归”。

有学者指出，诉访分离机制的内涵包括“三个要素”，外延包括“三项机制”。

（一）内涵――三个要素

“三个要素”指载体要素、逻辑要素、处置要素。载体要素包含了资源调配与制度构建，资源调配是指解决涉诉信访问题的各种程序、责权、组织的调整和配置，制度构建是指与资源调配相适应的各种操作技术的规则化；逻辑要素是指诉与访之间有一种牵连的逻辑关系，诉是访的所经阶段，访是诉的当然结果，这种牵连关系决定了诉访分离机制构建的方向；处置要素是指诉与访在处置方式上有本质区别，诉有严格的程序保障，司法机关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事，访不具有如此严格的程序限制，主要依靠的是教育息诉，这就决定了涉及访的制度必然成为诉访分离机制中最难以执行的部分。

（二）外延――三项机制

“三项机制”是指受诉机制、息访机制和稳控机制。现有制度构建往往围绕受诉机制进行，明晰哪些诉求能够导入诉讼程序，哪些诉求需要导出，引入信访程序；对于息访机制与稳控机制关注较少，息访机制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不仅包含司法机关，也包括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组织。各主体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主管负责等基本原则，通过责权分配，互相配合开展工作。稳控机制涉及的主要是非正常访事件的防范与控制，一般而言，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及各类基层组织。

构建诉访分离机制的前提在于明确诉访分离的价值目标与功能定位。有学者指出，诉访分离应致力于实现两大目标，一是有效疏导，二是合理抑制，这一定位为诉访分离机制的完善提供了整体思路。

三、诉访分离机制的规范基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8月28日出台了三个配套办法，即《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案件终结办法》、《人民检察院司法瑕疵处理办法（试行）》、《人民检察院受理控告申诉依法导入法律程序实施办法》。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也先后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的实施意见（试行）》和《北京市检察机关联合接访工作规定》，规定了诉访分离的具体做法，明确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办理的具体标准，建立案件承办部门和控申部门联合接访、联合答复的矛盾纠纷化解双责机制和涉检信访案件共同息诉机制。可以说，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思路已十分明确，配套机制也逐步健全。当下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司法实践，特别是基层司法实践，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总结、提炼，以不断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就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现状来看，最大的症结仍在于诉访分离难以真正实现。诉访不分，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

现阶段，针对诉访分离机制进行具体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有两个，一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受理控告申诉依法导入法律程序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二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改革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二者在整体思路及具体操作上体现了高度一致的特点，通过对这两份文件的梳理，可以大致明确诉访分离机制的实现进路：

1.对于不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普通信访事项，根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将材料转送主管机关。

2.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依法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的控告、申诉，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或者本院有关部门；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管辖的，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

3.对于诉讼程序进行中的案件，诉讼参与人提出控告或者申诉，但是法律未规定相应救济途径的，应及时移送本院案件承办部门，承办部门应当继续依法按程序办理，并做好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的解释说明工作。

4.控告、申诉已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省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终结的，各级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按照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规定，移交当地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基层组织，落实教育帮扶、矛盾化解责任。

此外，诉访分离还有如下配套机制：

1.控告申诉一体化办理机制。

2.终结退出机制。

3.建立会商机制。

在诉与访的划分标准问题上，以上两个规范性文件同时进行了回避。高检院《实施办法》没有对“访”进行解释，北京市检院《实施意见》中对于“访”，进行了这样的定义：“诉访分离中的‘访’，是指信访人诉讼权利已经行使完毕、拒绝行使或者丧失，仍然对人民检察院做出的决定不服，通过来信来访形式，向有关部门表达意愿，反映与案件决定、裁判有关的问题和事项”。

二者均没有对“诉”进行定义，而是选择了对应当导入法律程序的申诉或者控告进行一一列举。

四、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无论从顶层设计还是从具体规范上来看，可以说诉访分离机制构建相对完备，规范体系已基本形成，但是，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试点一年多以来，实践中依然发现诸多问题，导致诉访分离难以真正实现。

（一）诉访分离缺少明确标准

按照现有文件规定，“诉”与“访”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而是采取一一列举的形式，将检察机关实际工作中最为常见的信访形式予以罗列，做出了明确、具体、刚性的规定，以促进诉访分离工作规范化开展。但实际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多变，执法办案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无法与文件规定一一对号入座，致使实践中经常出现案内案外诉求一并处理、信访事项反复处理等现象。诉访分离缺少统一标准，导致实践难以适从，工作存在一定随意性。

（二）信访线索导出途径不畅

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推行以来，导入检察机关的案件量逐步上升，但与此相反，检察机关导出信访案件量逐步下降。信访案件导出过程中，逐渐暴露出途径不畅、有关单位拒绝接收等一系列问题。可见，随着改革深入，“诉”的概念已经逐渐达成共识，但对“访”的认识和处理尚不明确。

（三）导入诉讼程序不畅

由于职能交叉，对于需要导入诉讼程序的举报、申诉或者控告，司法机关之间存在管辖争议，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涉及问题较少，争议最突出的体现在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主要涉及以下几类线索：第一，村民委员会等村集体组织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第二，非国有公司、企业、社会团体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第三，进京访引发的涉嫌犯罪案件。由于取证难、立案难、以及可能涉及政府行为无法定性等原因，这三类线索导入诉讼程序的概率极低。

（四）缺少有效的终结退出机制

信访案件终结退出机制已不是新出现的概念，文件规定中早有涉及，制度建设上也有保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启动终结退出机制的实属罕见，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终而不结”问题突出。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终结退出机制门槛较高，司法资源有限，往往难以在一起信访案件中投入如此多的精力。

其二，信访案件终结退出决定作出后，可能引发信访人缠访闹访，考虑到存在这一风险，司法机关多不愿启动终结退出机制。

其三，终结退出机制的意义更多的停留在程序处理上，即使对某一信访案件作出终结退出决定，信访人仍然可能缠访闹访，司法机关即使“不受理、不交办、不统计”，但依然要反复进行释法说理，这不仅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更可能损害司法权威，助长信访人通过无理缠访获取利益的不良心态。

五、完善诉访分离机制的建议

（一）明确诉访分离标准

应对现有文件进一步完善，统一诉访分离的划分标准，一是以实质要件为标准划分；二是以形式要件为标准划分。实质要件以信访人的诉讼内容为标准，案内诉讼请求纳入诉讼程序，案外利益诉求纳入信访程序。形式要件以程序是否终结为标准，诉讼程序尚未终结的，当事人提出的诉讼在程序中解决，诉讼程序已经终结的，信访人不再具有案件当事人身份，应当在信访程序中提出诉求。

无论采取哪一种标准，最重要的是统一、具有可操作性。防止司法实践中出现新情况时反复修改规范性文件，破坏制度的稳定性。

（二）畅通信访导入导出机制 1.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推进一年多以来，各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都或多或少遇到一些现实困难，而很多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完善规范能够解决的。因为，规范无论如何完备，在今后的工作中，依然会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是已有规范无法解决的，因此，在规范之外，各职能主体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亦十分重要。当下，司法机关之间应当进行充分沟通，首先解决司法机关内部信访线索导入诉讼程序不畅的问题，其次，梳理各司法机关存在的信访线索对外导出途径不畅的问题。最后，与党委、政法委、政府信访部门、政府各主要职能部门进行协商。以具体问题为切入点，共同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流转工作机制，整合资源，以签订协议的形式明确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导出标准，确立统一规范。探索在政府信访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工作小组。对于导出的信访件，应定期通报相关信访线索的处理进度，保证各机关答复口径一致，防止不同职能部门相互推诿，扯皮。

2.引入第三方参与检察机关矛盾化解工作。当前涉法涉诉信访工作面临的矛盾日趋复杂，检察机关应当充分挖掘可用资源，加强与司法局、律师协会、人大代表、社区及基层组织的联系。充分引入律师、人大代表等作为第三方参与涉法涉诉信访矛盾化解，充分发挥第三方兼具专业性和中立性的优势，引导信访人合法、理性地解决问题，有效缓解信访人对检察机关的抵触情绪，增强检察机关办理信访案件的社会公信力和支持度，同时达到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纳入法制化轨道解决的目的。

（三）规范司法，防止程序空转

1.强化诉讼监督职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范围有限，对于公安机关久拖不决，拒绝出具法律文书等问题缺少明确的监督手段，监督难以起到实效。而目前这一问题已十分严重地侵害了信访人权利，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可以考虑在侦查监督领域内拓宽监督手段和监督范围，防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久拖不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等现象的出现。

2.建立稳定的信息共享与反馈机制。与辖区内其他司法机关建立稳定的信息共享与反馈机制，促进信访事项依法导入法律程序，并在导入法律程序后，及时跟踪获取反馈，避免法律程序空转，提高办案质量。

（四）完善信访终结退出机制

涉法涉诉信访终结退出机制是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中必须关注的一环。为了保证制度应当具有的权威性和法律效力，涉法涉诉信访导出机制必不可少。总的来说，导出机制的意义在于：第一，促使信访人形成信访合理预期；第二，从更深层次上实现社会综合治理。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终结退出机制能否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的效果。

1.明确涉法涉诉信访终结退出机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12年11月出台了《北京市检察机关涉检信访案件终结退出工作办法》，明确规定了涉检信访案件终结退出的前提条件、启动程序、备案程序、决定主体等内容。当前涉法涉诉信访机制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对于信访终结退出机制应当予以完善，弥补制度空白。

2.完善信访救济机制。目前涉法涉诉信访“终而不结”矛盾突出，对于这类信访事项，应当准确区分出有理访和无理访，针对其中诉求有一定合理性的涉法涉诉信访人，其诉求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且信访人生活困难、愿意接受救助息诉罢访的，应当加强社会救助、救济，构建涉法涉诉信访多元化处理机制，通过依据相关政策和规定进行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综合治理等手段统筹解决当事人在生存、生活面临的困难，使信访案件真正终结。

3.完善息访、稳控机制。上文中提到，诉访分离机制应当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受诉机制、息访机制、稳控机制。目前我们关注的重点主要停留在受诉机制上，对于息访机制和稳控机制关注较少。涉法涉诉信访本身由诉讼引发，但是很多问题无法在诉讼程序中解决。对于诉讼程序已经终结、当事人诉讼权利已经行使完毕的信访问题，司法机关经反复释法说理仍无法解决问题的，可以由省级人民检察院做出终结退出决定。涉法涉诉信访事项终结退出后，如信访人仍不服，应由当地党委、政府作为主责部门，开展息访、稳控工作。对于存在一定合理性的信访诉求，当地党委、政府应整合资源切实解决信访人实际困难。

注释：

李云.浅析诉访分离对政法工作的新挑战.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3（6）.唐龙生、刘菲.论诉访分离工作机制之构建.法治研究.2010（1）.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宋文明、程纪寒.关于建立健全诉访分离工作机制问题的调研报告.山东审判.2010（3）.《北京市检察机关涉检信访案件终结退出工作办法》第二条：涉检信访案件终结后，案件法律程序已经办结，各级检察机关不再受理、不再交办、不再统计。对已终结的案件要形成统一认识、制定统一答复口径，进一步深化办案公开审查制度，落实释法说理工作机制，案件终结后重点是做信访人的释法明理和教育劝返工作，要厘清信访案件在不同阶段上的职责、任务重点，推进信访问题的妥善解决和规范治理。

第四篇：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周永坤：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    1如果讲政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得到贯彻

2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由此推倒出的结论就是规则至上

3司法政治化必然使司法成为政治的工具，没有司法，人便成为权力的奴隶

4在法治社会，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信访机关成为“超级法院”是可悲的事

周永坤（资料图）

周永坤：中国人为何信访不信法？ ——大学问“法治常识”系列讲座之一

编者注：5月9日，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周永坤在“暨南大学文化素质教育讲堂”做题为《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的演讲。他认为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并且得到贯彻。一旦权力干预个案司法，使权威的统治退化为个案化处理而非规则化处理，最终会形成无规则的自由，当下中国信访暴力化，老百姓信访不信法，正是前兆。在法治社会，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信访机关成为“超级法院”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周永坤，法学家，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苏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法理学——全球视野》、《规范权力——权力的法理研究》、《宪政与权力》等。

以下为演讲实录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晚上好。我是苏州大学的一位老师，有机会来到暨南大学，深感荣幸，谢谢大家在大雨天冒雨来听我的演讲。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这是法学界应该重视，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问题。

司法与政治应该是什么关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

我为什么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有什么价值？若干年来，中国人信访不信法，对司法说什么的都有，连法官都有很多不满。十八大使中国法学界再次燃起希望，社会各界和法学界都在问，十八大后司法反弹，应该朝什么方向走？

一个走向法治的国家，司法有许多东西要做，从人治的司法走向法治的司法，政治和司法的关系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先从一件冤案讲起，周某挪用公款案。案情非常简单，周某向他的朋友借钱炒期货，赚钱后买了房子，结果被控挪用公款。2001年，该案经审法院的院长忽然患了绝症，良心发现，就找到被冤枉的周某，交给他一份有关案情的档案记录副本，副本上记录着该案的审判人员并不认为周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但考虑到这是相关部门关注的案子，最后由院长说就判五年吧，其他人员一致同意。二审的情况也如此。一审判决并不是由哪个法庭或法官做出的，二审也不是由合议庭组成人员做出判决，而是由上面意见决定。这些法官应不应当承担责任？ 就在前两天，最高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针对冤案问题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这是什么逻辑？

我们应当进一步问，既然法院对冤案立了功，谁应当为制造冤案负责？法官作出枉法裁判，理当有罪，但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是领导。领导自己没有调查，没有参与审判，没有参与到过程中来，而他做出怎么判决，这不是有罪吗？但是，在我们的制度下，领导是躲在幕后的，他不用担责，因此，问题出在我们的司法制度本身，是制度造成的冤案。在法治国家，司法去政治化不仅仅是政治原则、社会习惯，也是学界的共识。但是，在走向法治的当下中国，恰恰相反，司法政治化不仅是法上之法，且早已成为习惯，在理论上，司法政治化现在是共识，要服从一个大局，服从社会效果，这都是司法政治化的口号。一位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在某个法学研讨会上做报告就讲，司法是“小技”，政治是“大道”，司法要服从政治“大道”。

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所有声称要走向法治、保障人权、要把冤案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国家和人民无法回避的问题。政治和司法的关系涉及到中国未来的走向，这个问题搞不好，中国绝对不可能建成法治国家，人权问题也绝对不可能解决。

政治与司法两个词本身有很多意义，容易引起歧异，对于他们的含义，应当放到具体的语境中理解。政治有两种不同的概念：一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讲究公共利益，有正义与否的问题，是伦理导向的。

另一种是中国的“政治”，政治化意义上的政治。我生活的年代曾经整天突出政治，现在也讲政治学习，这种政治其实是政治利益，是功利导向的，这种政治其实是与法律相对峙的权力，中国人所讲的政治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政治。

这可以从目前司法政治化的主要表现得到证明，比如，大局司法、能动司法以及维稳的司法等，这种政治是指权力者所确立的目标，比如发展经济、政治稳定等；二是指具体的行政权力和党组织的权力。因为这是法律之外所考量的，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与司法权威相抗衡的政治。

司法中出现的政治是和法律不一致的存在，是和司法与法律相抗衡的东西，是和制度化、法律化的正当政治背道而驰的。如果讲政治，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法律有权威，法治统一，法律应该得到贯彻。现在和这个最大的政治相对抗的政治，其实就是个人利益，统治者利益，甚至于个人的政见。

事实上，政治干预司法的事在任何国家都无法绝对避免，但不能因此而得出司法政治化是正确的结论，如同天天有人说谎，但不能由此证明说谎是正当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政治权力有干预司法的自然属性，时时刻刻都在干预或者都在企图干预司法，因此才需要讨论司法与政治的应然关系（编者注：周永坤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分为应然与实然，实然关系属于科学讨论的范畴，而应然关系属于规范学讨论的范畴），才需要研究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

司法为什么必须去政治化？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

政治与司法应然关系的基本假设是什么？是人的尊严，法律讨论的是人际关系问题，人的尊严就是法学和法律所必须遵循的。由人的尊严所推导出来的基本价值有自由、平等，进而就可以开展司法与政治关系论证。

个案裁判为什么必须去政治化？这是从人的尊严角度得出的一个结论。维护人的尊严是所有法律价值的基础。人的尊严实质就是摆脱对同类的依附，大家平等走到法律下，其实就是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不仅是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目标，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如果接受这一前提，由人的尊严推导出一个结论就是规则至上。人不是依附于人而是大家都走到规则下面，规则至上，从规则至上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立法与司法应该遵循的原则。对于立法，人的尊严就要求立法者尊重自由、平等的人权，这是由我国宪法第33条所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对司法来讲，人的尊严需要司法排除任何社会权威和政治权威的干预，法官有能力进行独立判断什么是法律，并且要求司法者唯法律是从。

因此，立法者以人的尊严为最高立法原则和法官唯法律是从的司法原则，是法治社会的最高原则。从该原则出发，司法趋于去政治化，是派生出来的司法原则，是最基本的司法原则，因此，司法应该去政治化。

第一个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维护现代司法属性的需要。如果政治化，司法就不是司法。司法有两种，一是作为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的工具意义上的司法，叫工具司法；一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司法或叫“本真的司法”，或者说是维护人的尊严的司法。前者是专政意义上的司法，后者是宪政意义上的司法。

司法应然的性质是什么？居中裁判，维护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有许多种，法学所关心的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维护人的尊严。如果司法政治化，其必然结果就是使司法成为政治工具，司法权就退化为实际上的政治权力，不再是司法权，司法也就徒有其名。没有司法，人便成为权力的奴隶。

第二条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为实现政治上善的需要，政治的善需要多种的因素，其中之一就需要社会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政治权力对选举的依赖，权力来自选举，而不是来自枪杆子，这是现代社会政治正当性的基本假设。

在追求政治善方面，长期以来中国人又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道德浪漫主义，寄希望于权力主体的道德自省，自觉为人民服务，这已经被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就是统治者设下的一个骗局，这一幻想或骗局已经麻痹中国人已经达五千年之久。

另一种思路是1949年之后发展起来的监督理论，监督理论的逻辑问题是谁来监督那个监督者。单从监督理论本身来讲，逻辑上就不能自圆，没有人监督监督者，他肯定会坏掉，必须建立分权制度，监督是没有效率的。其实，监督理论背后站着的仍然是道德浪漫主义，或者称之为道德之神，寄希望于监督者的道德。监督理论形成近百年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它是一个无用的理论，无论在苏联还是近70年来的中国，都无力解决权力滥用问题，也无法解决腐败问题。

监督理论的失效告诉我们，要达到政治的善，必须实现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是使司法摆脱权力的干预，实现司法去政治化，以法律和司法权的合力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梦想。没有独立的司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只能永远是一个梦，只有把司法权凸出来，这个梦才有实现的那一天。

第三条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实现法大于权的需要。如果政治权力可以指挥司法，则权力必然在司法裁判之外。在这方面，与我国同为东方文化的日本经验值得借鉴，战后日本的司法就是逐渐摆脱政治干预而走向独立的过程，这才转变了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局面，才有今天的日本。

第四个理由，司法去政治化是政治权力依法管理社会有效性的需要。前三个方面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讲，最后要从功利角度讲，司法政治化会失去有效管理社会的抓手，直至政治管理最终归于无效，什么意思？政治管理社会需要一个抓手，不能直接去管，这个抓手就包括司法，最重要的就是法律以及按照法律所组建起来的一整套国家系统。

非政治化的司法是这个抓手得以生存的条件，各个权力之间各司其职，抓手就有效，如果各个国家机关都服从集中的统治权，最后这些机关都虚化，抓手也就没了。政治权力干预个案司法，政治权威的统治最终退化为个案化处理，不是规则化处理，问题就非常严重，最后变成一种无规则的自由。没有规则的治理，会消解以稳定为特征的法律和制度，如果变成个案化处理，可以说最后统治者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穷于应付，一旦到这一天，通常就无力回天，接下来就是周期性的王朝更迭。

当下中国信访暴力化，截访，老百姓信访不信法，就是这一悲剧的前兆。信访开始是动嘴巴，现在是动拳头，有的地方动刀子。司法退出，暴力盛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地方无法避免的必然规律。

历史纬度：司法摆脱政治是中国现代化重要一环

中国历史上有过重组政治与司法关系的努力，这是历史的纬度。看一看中国历史上是怎么走过来的，会给现代如何处理司法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参照和借鉴。中国现代化过程的重要一环就是重造司法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使司法摆脱政治的羁绊，实现司法去政治化。这一过程长达百年，至今仍然在继续，远远没有完成，期间经历三次大的变革，或者叫三次司法改革。

第一次是清末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清末变法与一系列运动的重要内容，开启中国司法摆脱政治的历史。光绪33年（1907年）已有一个立宪的规划，用15年的时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独立的司法。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司法改革，指明了司法的方向。沈家本、伍廷芳等制定《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沈家本是中国现代法律之父，没有沈家本，中国现代的法律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清末司法改革最重要的成就有四项，第一是建立独立的审判衙门；第二是建立法官的考试制度；第三是制定诉讼程序法，内容被民国时期的立法所接受；第四，或许是最重要的，破天荒地建立律师制度。清末司法改革没有完成，满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继承了这番事业，在司法方面，起码亚洲没有国家能够和中国相比。

第二次司法改革是1952年，这是司法再一次政治化的历史回潮。1952年6月，一项名为“反对旧法观点和改革整个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运动在全国展开，这是以专政的司法观为指向的运动，其目的是建立政治工具的司法。

这次改革的结果使司法变成专政的工具。1960年，当时的中央政法小组，就是现在政法委员会的前身，向中央作出一个报告，要精简机构，所谓精简机构就是公检法三家合为一家，而后以公安为长，法院、检察院服从公安的领导。

第三次司法改革是当下正在进行的，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一部分。当时的设计目标有两个：一是经济上的体制改革，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可惜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能够很好地进入轨道。司法改革当时所确立的目标就是要建立正常的司法制度，现在目标基本达到，有司法考试，有公安、检察院、法院组织系统，都建立起来，在文革中，这种系统已经被破坏掉。

司法改革大概到90年代末期时，我认为处于一个高点，进入新世纪以后，本来应该更上一层楼，但在维稳利益的政治导向下，转折点出现在2002年左右，文件表达是《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纲要突出司法为政治服务的原则。而原来的第一个纲要是坚持依法独立审判的，对这一原则也很强调，到第二个改革纲要这一原则就弱化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强调宽严相济，强化调解，服务大局，建立健全民意沟通表达机制等内容。与之并行，极为严重的一个倾向就是政法委权力日益强化。关于政法委的权力，十八大过后已经明显在各地弱化，这是一个进步。

当务之急：司法如何去政治化 接下来，我列举一些当下中国政治介入司法的不当方式及其理念，哪些理念和实践是有问题的？

第一，司法的政治工具主义。现在法学院的教材贯彻的都是法律工具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的法律意识形态，是极其有害的。法律的政治工具主义使立法者、司法者，以及其他法律人没有立足之地，从法律工具主义派生出来的就是司法工具主义。

司法工具主义的实质是追求法律以外的善，司法本身应该追求法律的善，但政治工具化以后的司法追求法律以外的善，这个善就是权力主体的意志。从司法本身来讲，它应该是自主的，不被赋予外在目标，司法就是司法，法官应当忠诚于法律。如果司法服务于外在目标，就会丧失司法的本质，会堕落为外在目标的工具，直接结果就是法律不再重要，司法公正不再重要。一句话，司法的善就在司法本身，不在司法以外，追求司法外的善，徒有善的外衣而实际是一种恶。

第二，司法受到潜在的非难。现在的法官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力，第一是司法系统以外的压力；第二是司法内部的行政压力，法院高度行政化，法官的行政首长很多，没办法独立。法官独立是人类文明的普世性原则。现在法院的种种考核使法官不太自由，比如在河南，法官要对因案件引发的信访终生负责，如果判决都能让双方满意，那就是神，而这样的规定明显就是没有把法官当人看待。另外，上诉方面也要考核法官，上诉本来是当事人的权利，可上诉率高了也不行。

第三，司法的目标政治化。司法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没什么话讲。大家都知道法国的正义女神象，一个手是天平，一个手是宝剑，背后有一句话，为了正义哪怕天崩地裂。现在不要说天崩地裂，一上访就会变，法院就说我们商量商量吧，裁判还有什么司法权威可言？ 第四，司法手段的调解化。司法就是裁判，但中国变为调解，调解带有强制性，现在许多法院的调解率，比如江苏法院达到95%，当事人都是没有办法，调解不了，才到法院，法官有什么特殊本事让他接受调解？除了权力，还有别的办法吗？调解在中国变成这样子，法学家是有责任的，他们误导当权者，把西方的社会调解混同于中国的司法调解。

第五，司法程序被弱化。司法程序弱化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政治权力就可以进来。第六，能动司法。能动司法要求司法主动和政治接轨，主动为政治服务。

第七，民意司法。民意司法是政治司法的外套，什么是民意？其实是政治权力说了算，不是你说了算。民意司法非常可恶，就是把当事人交给暴民。民意通常是暴民无法一致化的情感，任何民意都不可能是理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乌合之众》。第八，强信访机制，它的实质是政治权威高于司法权威。信访权是中国宪法所包含的权利，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意见、申诉的权利。公民必须有信访权利，但强信访的权力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主导立法的是权力，强信访进入到现在的信访条例中，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影响，导致老百姓信访不信法。

在法治社会，司法判决在解决纠纷意义上具有终结性，法官的权威是最高权威。在美国哪怕是基层法官的判决，奥巴马也不敢动。只有我们这样一个非理性的司法制度才允许信访制度存在，而信访机关成为事实上的“超级法院”，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是一个自毁长城的愚蠢举措。

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以后，政治对司法的非正当干预已经有所放缓，正在朝上走，至于回升有多快，无法预测。比如说能动司法，现在不是再强调能动司法有多重要，而是强调能动司法要有限制。信访率也不排名了，以前信访对于当地一把手是“一票否决”，信访率如果排在最前面，官位可能就有一点危险，最后为了降低信访率，就出现截访，最终变成一种暴力对抗。现在信访率不排名了，是一个进步。

这表明正在悄悄的进步，为什么进步还要悄悄的？因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没转变。要转变人治的意识形态，使其不具有正当性，理直气壮追求法治的司法，追求保护人的尊严的司法，那样中国才有希望，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都大张旗鼓的去讲这些东西。作为公共利益的政府，不是要求司法政治化，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政治权力尊重司法，接受司法的裁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政治体制的权威。司法政治化的实质是司法人治化、司法的非规则化，最终将导致法律的失效。法治社会的首要特点是法大于权，法大于权自然要求司法去政治化，否则司法就是自断其岸，司法就会变异。

政治应当如何介入司法？我的回答是，政治应当以消极的尊重司法的方式介入司法，任何积极介入司法都是对司法原则的侵犯，不但不具有正当性，从维护统治的角度讲，也不具有有效性，更不用说司法政治化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冒犯。

当下中国的司法是高度政治化的司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实施宪法以维护司法的权威，实现司法的去政治化，只有如此，才能借助司法的力量，实现将权力特别是政治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美梦。（编辑：周东旭，感谢暨南大学罗发龙老师的大力支持）

第五篇：论基层信访不信法现象

“信访不信法”是一种不正常现象，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信访不信法”现象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不可忽视。当“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和意识大行其道之后，通过信访实现诉求的情况就会大量出现，更多的公共资源将被占用，规则遭到破坏，有的访民甚至滥用权利，要挟公权，形成另一种不平等，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局面。

“信访不信法”是当前社会

生活中的一种客观现实存在，我们应当理性对待这一现象。“信访不信法”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官员、司法官员不作为或乱作为，行政、司法过程本身存在的诸多不足，信访、领导批示可以迅速解决问题也是群众“信访不信法”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当前要缓解基层“信访不信法”现象最根本的出路在于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将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逐步引导到法治轨道上来。

一是要依法行政，增强政府的公信力，从源头上化解信访压力。必须坚持强化政府责任，依法行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才能避免和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一个法治社会，需要具备完善的法治制度，一个廉洁的法治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行政行为监督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二是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的权威性，争取当事人由信访向信法转变。司法权威的树立，最关键的是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应得到肯定和尊重。首先在案件的办理中必须遵循法律规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其次，案件的裁决结果应当得到双方当事人、有关部门和人员以及司法机关自己的尊重，确保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再者，正确的司法裁决一定要加大执行力度，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受到法律的维护和保障。唯有公正方可树立司法权威，群众普遍会认识到“法”比“访”更可信，更可依，“信访不信法”的现象必然会减少。三是要反腐倡廉，确保权力的廉洁性，努力实现领导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政府和司法机关都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抓好干部自身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努力保持干部队伍纯洁，对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提高司法的权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自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强廉洁教育，建立健全监督约束机制，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变“信访”为“信法”不是一朝一夕便的事，在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反腐倡廉，提高国家机关的公信力，是消除产生“信访不信法”意识和现象的根本。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推动国家的法治进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