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评传读书笔记—中国近代史结课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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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李鸿章评传读书笔记—中国近代史结课作业

<<李鸿章评传>>读书笔记

一、人才难得,每个时代都是这样

李鸿章用人观点与曹操相似,以才为先,以德为次,乱世之中的用人之道大概都是如此吧。李鸿章用私人是比较多的,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不用私人的话,工作是很难展开,单枪匹马是很难与政敌(主要是顽固派)斗争的。用私人过多的话,使人感到自己器量狭小,规模不大了。但是李鸿章是大臣,而不是最高统治者,较多用私人也就不为过。或许蒋介石如果不重用黄埔系,早就被其他军阀吞并了吧。

曾国藩死后有李鸿章,李鸿章死后却无自己的继承人。原因在于:一是因为时代已经没有为人才的出现创造了机会了,此天意也。二是因为李鸿章自己缺乏培养人才之道吧,没有找到才能胜过自己的人才在自己圈子里。左宗棠也是没有事业继承人,慷慨之士难以养人吧,有志节之士不乐为所用,人才的出现在人格上要互补才好。当然,人才在恰当的时候出现,真是可遇不可求。诸葛亮到蜀地后,人才凋零,后继乏人,一生事业没有结果,痛哉!

李鸿章毕竟是汉人,满汉之间藩篱在晚清行政上是无法逾越的鸿沟。日本可以君主立宪,而大清却不行,天皇在名义上大概已经不是人了,而是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满汉之间是不可能相互信任的。载沣摄政时,想通过设立皇族内阁收回大权,结果却适得其反。李鸿章死后十年,慈禧太后死后三年,大清朝灭亡。自从湘

军镇压天平天国以后,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事实汉族权力团体,这样的权力团体又不断了立新功,国家已经离不开这些人才,如果要全部收回这些人的权力,谈何容易。袁世凯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大清朝的,当然开除袁世凯的时候又何尝怜悯过他,若不是张之洞及时劝谏下,袁世凯或许早已人头落地,但是大清朝也必然提前灭亡也。不使用人才的话,则不可能成大事,人才使用不当的话,又可能自掘坟墓也。何进把董卓当人才而引进,悲也。我们国家目前在行政人才培养、转移与奖惩上的的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培养人才要有长远的眼光,我们要为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党的人才。如果上升到对全民族或对中国历史负责的高度,中共应该改变自己的人才观念。这个问题涉及到的东西较多,这里我就暂不展开讨论了。

二、论事易,做事难,成事更难

“临时方知一死难”。死有时候是极其容易之事,死了可以一了百了,活着就有千斤的重担等着李鸿章去挑。挑不好则生灵涂炭,一世英名尽毁,家人的幸福也可能随之遭殃,跟随自己的部下也可能受到牵连。挑的好也是暂时的,因为值国家多事之秋,时时身处一线的救火队员,总有自己救不了的火。曾国藩打下天京后也想歇肩的,他担心功高震主,可是朝廷就算是心里一百个愿意,在行动上也绝不可能允许他归田园也。李鸿章生处乱世,一生至死不言退,真难得也。垂垂老翁,尚有有欲望也。当代又到哪里去寻找李鸿章那样的大才去救我中华呢。战难,和更不易。如果把中国的可用之

兵都用上,即使能赢得战争的一时胜利,那么国家元气伤了,很有可能就会亡国。战争一旦爆发,何时可以收场,以何结局收场,都应该在战争打响前仔细思量也。兵端绝不可自我开,其实现在中国在南海、钓鱼岛等主权问题上也是这样的策略,和为上而已。

李鸿章身处湘系、满清权贵、慈禧太后与清流派之间挣扎,能够为中国做点事情真是太难了啊。如果是一般人处他的这种境遇的话,恐怕早就退役了。以李鸿章之才做一因循之官,享尽荣华,大概是毫不费力的吧。

三、制度改革的方向、力度与速度

清政府若不是外敌入侵的话,大概还会苟延残喘很多年的。但是世界的游戏规则不允许晚清政府从容改革了。李鸿章在晚年游历外国后,才深刻认识到改革制度的重要性,但历史已经不给他施展拳脚的机会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大都是股份制,官督商办,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家养鸡养鸭都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三十年前,我们谁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能够搞市场经济?一直到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才逐渐建立适合自己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取得经济改革的基本胜利。治国不以一道,只要能有益于中国、有益于社会与人民大众则实行之而已。

没有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也许大清就亡于天平军了,亡于天平天国则中国更落后也。回过头来看,1949年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也未必是大陆人民之福也。因为今天我们也没有听台湾人民整天嚷着苦大仇深,受剥削奴役,要解放军出马去解放他们也。建

国已六十余年了,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我们确实走了不少弯路,目前无法论证这些弯路哪些是必须走,哪些是不必走。虽然不断的强调改革,但是我们国家的许多制度还远远没有完善,不知道何时能够完善,何时能够让所有人在制度上享受国家的公平正义。中国人民仍然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难跋涉,摸着石头,不知道何年何月能过河。河浅时,摸着石头能过河;水深浪急时,希望中国这艘大船,千万莫蹈晚清之覆辙也。

弱者求存,强者求霸。大清朝是亡与自己所训练的新军,而不是被西方列强所灭。在大清朝的动荡中,也产生了一位备受争议的重要的人物——李鸿章。

续:在政治,我们不难知道,三权分立是科学,而不是伪科学。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不应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同样,三权分立也不应该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能够使用三权分立的形式,使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具体化、生动化。如果人民的代表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人民的选举权力影响范围仅仅在乡镇以下,这种情况下,人民很难做到当家作主。以前老百姓是一心种田和生产,镇村级以上的事与他们利益不大,在老百姓眼里都属于国家级大事,一般老百姓兴趣是不大的。但是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了,与人民息息相关的权利与义务,早已经不局限在自己的乡镇了。就拿中国大概2.6亿流动人口来说,这些人当中很多人的生产与生活与户口所在地联系不大,那么应该如何保证这些人的政治权利,如果让流动人口得到自己的合法权利与履行自己的义务,有待与改革者熟思之也。世界近代历史和各国政治发展现实告诉我们,三权分立确实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与人民民主。历史终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三权分立,那种认为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国家独有的观点是错误的,必将被历史抛弃的。让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享受到民主的益处,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形势与任务。

第二篇:近代史结课短论文:李鸿章评价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论文 水浅舟大,无力回天——谈李鸿章

摘要

李鸿章一生跌宕起伏,后世毁誉参半,身处清廷晚期时代的动荡之中,身不由己卷入了这个混乱的漩涡。这位晚清第一外交家,历史书上的“卖国贼”一生试图挽大厦之将倾,然而不过螳臂当车,徒劳无功。他绝不可耻,又并非圣人。本文试图从李鸿章的传记和外媒记载中分析李鸿章的功过,和他的无奈。

一、李鸿章其人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第一句话,就给李鸿章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解。在“财神”诞辰降临人世的李文安,与他“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疑有立,岂忧贫哉!”的堪称封建式贤妻良母的夫人李氏育有六个儿子,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其中排行第二的就是李鸿章。

鸿章在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阶级的行列。

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以后,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本想设法接近皇帝,攀附权贵,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于末世这偏消”!从太平军起义,李鸿章前去平反开始,他的一生就注定跌宕起伏。

二、悲剧外交家

1870年,此时发生了一件决定曾李二人命运的大事,即天津教案。这是一场平民攻击法国教会的事件,清廷本认命曾国藩处理此事,曾国藩审时度势,认为应当按律处死相关责任人,然而清廷和民众均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行为,朝野上下甚至一度要求与法国一战。由于曾国藩和法国人的协议与朝廷和民众的期望差距太大,曾国藩甚至背上了卖国贼的骂名,朝廷随即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回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而当年的法国正忙于与普鲁士的普法战争,无暇顾及远东事物,因此李鸿章说啥法国人就当是啥了。此事对清朝的最大影响是,让朝廷和百姓都以为李鸿章有外交之才,可能李鸿章本人也信以为真了。至于为李鸿章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也是最多骂声的,就是他外交家的身份。

世人常常骂李鸿章卖国贼,然而在马关条约面前,李鸿章又能做什么呢? “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侩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地。”

李鸿章晚年可谓可怜可叹,他一次次被清廷用完就扔,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被万众唾骂,又一次次被清廷临时启用救场。李鸿章明知自己螳臂当车,却依然尽自己所能,用外交手段试图在虎视眈眈的帝国之间周旋,为自己的国家——腐朽、濒临灭亡的国家——呕心沥血争取哪怕一点点的喘息之机。他难道不知道清廷已然走向末路?

三、答美记者问

离开在欧洲考察访问的最后一站英国后,大清帝国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于当地时间1896年8月28日抵达美国纽约,开始对美国进行访问。李鸿章在美国受到了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接见,并和美国一些要员及群众见面,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美国记者对李鸿章提出了许多中国的问题,而李鸿章的回答显示出他对中国国情客观的认识,和隐隐的无奈。

节选其中三个问答: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贵国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我们的习惯是送所有男孩上学。(翻译插话:在清国,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们有很好的学校,但只得付得起学费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学,穷人家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你们这么多的学校和学堂,我们计划将来在国内建立更多的学校。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 李鸿章(停顿一会儿):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美国记者: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鸿章在问答之中显示出了他对中国教育平等、男女平等、新闻自由、引用外资等问题的超前认识,这说明了什么?

四、评价

日本人评价李鸿章,“如同日本幕末维新的英杰人物,在近代国家变革的阵痛中,一身痛感苦恼之人。他波折万丈的人生,犹如近代中国的动荡起伏。李鸿章保持了 25 年最高实力的地位,是他支撑了大清帝国苟延残喘。诸外国对李鸿章的信赖远远超过紫禁城的皇帝,如果没有这样的有能之士,大清国早已被列强蚕食殆尽。”

不仅仅是李鸿章,晚清事实上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然而清朝依旧像腐朽的大楼,谁又能挽大厦之将倾?

这其中的无奈和辛酸,岂为外人道哉?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他在传记里批评李鸿章不识政治本原,不知国民大体,不懂得当时的世界大局。

可是李公一生为国为满皆尽心尽力,马关条约之时与伊藤博文角力讨价如百姓与小贩一般,直至遇刺面部中弹方得小利,不可谓不义。辛丑条约,已淡出满清政治中心的李鸿章以七十八高龄受命从广东赴京谈判不可谓不忠,唯有在平发之战中杀太平天国降军乃其一生污点。李鸿章最大的可悲恐怕就是生不逢时,并且站错了队伍。对于清廷而言,李鸿章再强大不过让它苟延残喘,尚且不如干脆毁灭重生。就这一点来看,李鸿章的坚持毫无意义,一生的挣扎不过是罐子里的蛐蛐在与罐子斗,又何尝斗得过呢?

我们看李鸿章,觉得他做了很多愚蠢的决定,然而任谁到他的境地里去,又能做出多好的抉择呢?“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他不是卖国贼,也不是圣人;他眼光有局限,能力有边缘,没能完全看透政治,也没完全看透时代;他是外国记者口中的“东方俾斯麦”,也是梁启超笔下的“不学无术”。

也只能用那一句话来概括他了。“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叹只叹,水浅舟大,无力回天。

第三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第一章: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第一章讲述了道光、咸丰年间的外患。全章围绕“剿夷与抚夷”展开,其间不乏作者个人独特的观点和思考。

提起鸦片战争,中国封建社会的落后腐朽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船坚利炮之间严重力量对比自不必说,但从学习历史以来,教材多是强调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不义与霸道,此书却更加重视描述英国发动战争的无奈,这场战争已是历史的必然。鸦片战争其中有一部分不能不说是中国人自己招致的,正如作者在本章中所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各国皆为“夷”。这种意识是自古以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现实所造成的,也不能全怪中国人夜郎自大。但中国的大国意识充满着矛盾,既希望万邦来朝,天下共主,又有一种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清朝政府不允许外人买中文书籍,了解中国的文化。我认为这种矛盾来源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以汉人为主的中华帝国。

满族是发源于中国东北部的少数民族,与泱泱大明相比自然弱小很多,虽然备受压迫,但当他们推翻了多面的压迫者的时候,自己却并没有给他们自认为弱小的夷好脸色看,反而更加的自大与狂妄,这与满族接受汉族的文化不无关系。汉族的先进文化就像一个大染缸,能将所有外来的文化染成自己的颜色,清朝的统治者无疑也秉持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不只停留在本国的礼仪制度,甚至也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当时的中国用自己的这套的等级制度拿来面对世界,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无可避免的被扩大抬高了。即使当时中国人还没有世界的意识,但在大部分人的观念里,中国确实是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的,大概他们认为中国的优秀文化只能自己的民族传承下去,外夷既不配也不能弄懂中国的文化。

同时,清朝的统治者归根结底是一个少数民族,害怕汉人勾结外夷推翻自己统治的狭隘民族心理又无可避免的贯穿于清朝历代的统治政策中,从大兴文字狱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当时的清朝统治者担心汉人造反的恐惧心理是多么的严重。就是这样两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中国成为了一个落后的国度,即使现在仍然在追赶中……

回顾那段屈辱的历史,最让人心痛的并不是战争、割地、赔款、开口岸。战争输了,还有赢得机会;香港割了,还有回来的时候;银子没了,还有再赚回来的日子;口岸开了,还有再关上的可能(以当时来看,清朝上下确实是对开口岸耿耿于怀,即使这一条款又利于中国走向世界)。这些都没关系,最让人心痛的是战争后中国的不思进取,整整二十年光阴任其白白流走,一个国家怎可愚昧到如此地步!没有危机意识,没有进取精神,一个民族一定不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定在历史的舞台上黯淡了曾有的全部的光彩。

突然想起了一句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一个人只有一次少年时,一个民族又会有多少少年时?对于一个国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握时机,锐意进取才是唯一的出路。

第二章: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

第一章作者讨论了外患,这一章作者笔锋转向了内乱。

清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可谓此起彼伏,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太平天国,它不仅改变了大清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清末的农民起义虽是时代的产物,但也离不开中国封建社会兴衰的历史规律,这一规律的核心即是人口和土地,简单概括起来,不过是人少地多则是黄金时代,人多地少则是大乱之年。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外加西洋势力侵略,洪秀全式的人物的出现其实是迟早的事,即使没有洪秀全,也会有其他类似的人来担当他的历史使命,用“时势造英雄”来形容洪秀全实不为过,当然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洪秀全的对头曾国藩。

洪秀全虽是个读书人,但是他的小农本性是无法改变的。目光短浅,贪图享乐的弱点注定他即使成功也不会建设新社会,只是建设一个新朝代而已,一个新的封建朝代的建立对当时中国影响无法细究,但我想纵使有改观也不会很大,因为不推翻封建制度,中国便是无希望的,这已被之后的历史所论证,所以对于太平天国的失败也大可不必惋惜,历史的潮流从来都是披沙拣金的。

再来看曾国藩,曾国藩在历史上一向是一个争议颇多的人物。他是清朝官僚,替清朝剿灭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让清朝继续他的腐朽统治,从这一方面来看,曾国藩不能算是个正面人物;然而他为人正派,创建了盛极一时的湘军,倡导了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的进步,这样看来也算是中国的改革之士。

我对曾国藩是欣赏的。之后的洋务运动姑且不说,从这章来看,他剿灭了太平天国,维持大清似乎是逆历史潮流的,但仔细想来,曾国藩的这一做法却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像作者所总结:曾国藩作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不能不忠君,同治年间清朝的中兴气象也让他人为清廷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觉悟,而最重要的一点即是曾国藩恐清亡而国亡,无疑,曾国藩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已做到了最好。

在这一章论述曾国藩的文字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他(曾国藩)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对于曾国藩的这一点,作者无疑是肯定的。这让我想到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这两个主义不是一回事,但实质上却颇有相似之处,不知道当时的人们有没有想到曾国藩,他就是一个“问题与主义”同步进行且处理得当的极好的例子。重视主义而又不忽略做事,这才是中国的头等领袖,至于几个文人的争论是在可笑,本是相得益彰的两种品质,何必一定区分孰轻孰重?

总之,从这一章看来,正因为清朝既无救世之心更无救世之力,所以历史上有了洪秀全,有了曾国藩,更有了在那段混沌历史中闪光的两点。

第三章: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这一章作者讲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自强事业,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清朝统治者内部的分歧与外来侵略者的战争。本身就具有一系列缺陷的自强事业在朝廷顽固派及未开化的民众阻碍之下,必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中国的民众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但是相比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民众来说,还没有建立一个全新政体的意识,多年的封闭使中国人民缺乏了一种宽阔的视野,一切的奋争只是为了改变贫穷的生活状态,而大众的愚昧虽然不是中国无改革之力的主要原因,却也造成了整个社会如死水般的灰色基调。

第四篇:《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感悟颇多,对这段历史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在读之前,我先给自己设置了两个疑问: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之前,任何一个人或是组织能否改变旧中国的命运?若不能,为什么呢?若是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失败,抑或者根本未曾出现,是否必然还会有另一个组织来完成相同的伟业?简而言之,呼啸的历史巨轮滚动之方向,究竟是早已设定好,还是碰巧转向既定的方向?带着疑惑,我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扉页。

蒋先生其实早已看的明白:日本、俄罗斯、土耳其无一不是通过改革而国力强大,不至受到外国凌辱。而中国于人于地,均不在他国之下,“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我们是落伍了!”因此“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数言之间,总论已为全书、为中国近代史定下了基调,中国近代史根本只是无数尝试近代化的先知与更多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战争史。

这场战争始于鸦片战争,这一战打开了中国紧闭了百年的国门,打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就鸦片战争而言,对于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之后走向扩张之路,她的发展必得经由向外输出货物换取金银以充国力之路。因此,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迟早是要打开的。而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印度半岛取得统治性地位之后,对于她而言这一战的客观条件也已成熟。对于清政府,于外交、海关、法权的处置都不甚合理,同时鸦片这样一种商品是她所万万不能接受的,而禁言行为种种总欠考虑。于是战端骤起,于是签下了《南京条约》。

依我看来,鸦片战争之必然远大于偶然。其时中国早已落后于西方诸强之后,仍不自知;而西方诸强纷纷完成了近代化进程,由于资本主义产业内部的自身要求,必然是想要走向同英国一般向欠发达地区输出产品以换取硬通货扩大再生产之路。即使战事不以鸦片起也难保其他缘故。贪婪是永远无法满足的。禁烟未错,单看禁烟之手段和方法又是否错了?似乎也没错。那为何结果却差之千里呢?旧时代已发展到极致的中国不堪近代世界洪流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改变是唯一的出路,屈辱的历史是历史的契机,历史巨轮开始缓缓转动。

而此中的林则徐注定是一个悲剧,后人永远只记住他是勇敢禁烟,英勇剿夷的民族英雄,在琦善这类抚夷派小人的衬托下身影无比高大。真实的林则徐绝不希望如此。觉悟后的他突破了传统,在思想上也转为积极的形态,为魏源、为后人毕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材料。然这积极性终被他自己的士大夫情结所埋没,可惜!可叹!就剿夷和抚夷而言,剿夷难道“夷”能剿尽吗?抚夷难道“夷”的要求有能力一直抚下去吗?既然不能,那剿夷作甚?抚夷作甚?是为了给民族的发展和振兴的时间与空间啊!殊途同归,奈何走错了方向,错过的时间再也追不回了,非痛不知醒,人又有谁能免俗呢?

随后粉墨登场的代表人物当属洪秀全与曾国藩。洪秀全本是一介布衣,屡试不第,最终选择打着耶稣教的幌子建立反政府武装。农民起义按蒋先生的说法已是旧社会的“老圈套”了,而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最大特点即是借助了上帝神化了自己。此举看似新颖,其实西方的上帝只是一个幌子,与陈胜吴广时期的“大胜王”别无二致。所谓“天人合一”,其实却是为了利用底层民众的无知,无知则无畏,无畏则大事可期也。除了宗教这个利器之外,洪秀全还抓牢了种族这个武器,看来现在所倡之中华民族观念当时并未确立,汉族自命,排满者前赴后继,洪也不过借助这一方法团结大多数底层的民众而已。但其实作为他的追随者,与之前的“圈套”无二,真正向往的是他“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施政纲领”。而他的最终失败缘于改革的失败,他未能将所描绘的愿景转化为现实,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也只是早晚之事。然而他究竟是不愿,还是不能?我们无从猜测,只是以我所见,他可能觉得实现这个理想的效益远低于宗教革命、种族革命,但却没想到因此从可能的正统掉落至流寇。

与洪秀全对应的自然是曾国藩。他从埋首的古籍中走出,践行着其所学所想,不失为一位大

家。曾国藩读书,却不读死书,他跳出了困住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泥沼。他明白,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之下,谁能更好地利用、挖掘出别人所没有利用到的潜力,势必能高人一头。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孔孟之道、家族观念、以身作则,全成了他的湘军的兵刃。其实洪、曾二人是相当相似的,他们都懂得建军之本为人心,也懂得如何利用人心。然而曾国藩始终高洪秀全一筹,他在精神层面给与众将士感召之余,更从客观实际出发,务虚不忘务实,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救中国于内忧之中后,他亦欲救华夏于外患之外。利用平内乱所取得的资本,他开始了其革新与守旧并举的尝试。但他始终是有局限性的,恪守儒道,因而无法开拓,能胜洪之天平天国,却未必能胜西方之坚船利炮。那么革新与守旧矛盾乎?看似是不矛盾的,但是想做好却是相当不容易的。依我看来,矫枉必先过正。决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改良,新理念的诞生必然要伴随着旧观点的破除,至于恢复传统之良性则需留待之后进行,否则结果只有四个字:积弊难除。

之后的中国又一次迎来了变革,恭亲王、文祥、左宗棠、胡林翼这些名字推动了又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最终的风暴中心,无疑落在了李鸿章的肩膀之上。这次变革与以往之最大不同即是终于认清了一点:强大国力,不但需要改革军务器械,也需要依托科学的思维方式。确定了目标,于是步步向前进,近代化学校、机构纷纷应运而生。一切似乎就要走向成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一轮的变革,以甲午之战中国完败日本而告终。这一战成为了又一重大的分水岭,一败涂地之后,清政府难逃被列强瓜分的命运。

那么这一战为什么会败呢?为什么蒸蒸日上的国家会败得如此惨呢?蒋先生的观点很明朗:“政治领袖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方面,虽然改革领袖们最终意识到了改革才是硬道理,但是他们的改革终究是不彻底的。他们能作为领袖引领改革,因为他们很好地结合了传统与近代,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为之束缚,虽然比之曾国藩又进一步,但仍然做不到彻底的改革。而这也正是为何李鸿章如先知般地看清中日时局,却最终难逃甲午完败的原因。与其把这场失败归结为是天灾人祸的叠加,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即使没有士大夫的妄动,没有慈禧太后的飞扬跋扈,也未必能扭转这段历史悲剧。历史的巨轮只是无情地碾过那些先驱,清政府运行的轨迹却只改变了分毫。之后是被列强瓜分,李鸿章毕竟还只是个人,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终究出现了致命的错误,《中俄密约》铸成了他终身的打错。但试想,倘若换一个识局势而动的人,结果又会怎样呢?结局未必真会改变,因为评判标准由后人而定,只以成败论英雄,而失败却早已注定。

随后康有为、西太后、义和团又写下了各自的篇章。康有为的变法比之前诸人,更进一步。他抓住了时机,抓住了思想的中心——孔子,抓住了政治的中心——光绪,戊戌变法一时间声势浩大。遗憾的是维新最终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瓦解,只留下了谭嗣同的碧血。有趣的是,顽固派之后也进行了改革,只是这个改革只见倒退不见前进,失败亦在所难免。终于1911年,孙中山先生屡败屡战,终于打倒了清政府,这也是革命唯一的成绩,之后革命的成果迅速被窃取„„

蒋先生的著作到此戛然而止,但是我想我的疑惑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近代化,如何近代化?做了尝试的人数不胜数,虽均未成功,但毕竟留下了个人的印记。虽然先行者的探索走了许多弯路,但是我们决不能否认先行者做出过的探索,没有探索哪有成功?每一次探索都有它的重要意义,至少它为下一次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曾国藩做了林则徐想而未做之事,康有为完成了李鸿章愿而不能的梦想,凡此种种,不正印证了这个道理吗?虽无法螳臂当车,毕竟稍许改变了呼啸的历史巨轮前进的方向。只要有人在,有爱国之心,方向终究能得以修正。只要依然有人高喊着,中国不能亡,中国必将继续前进。

合上《中国近代史》,历史巨轮仍在呼啸,中国的今天,明日前进之方向,正由我辈续写。今天的探索终将换取未来的希望。

第五篇:读书笔记 中国近代史

读书笔记

——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之读后感

学生序号:59023111123姜超

题记: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有时代的使命,这种时代的使命是通过他的作品变现出来的。今日有幸,得老师推荐阅读徐大师《中国近代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让我静下心好好的欣赏。

徐中约是华裔美国历史学者,毕业于燕京大学,上世纪50年代前往美国,师从费正清大师,但却与费大师在观念上大相径庭,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汉学界认为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源流在西方帝国主义,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对中国形成冲击,这是一个挑战,对于中国是好的。这是名副其实的西方中心论。徐中约认为中国近代史不应以西方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而是从中国内部原因来深入挖掘„„

总所周知,写历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多很多资料,而且更要从中辨明真假。写个一部气势宏伟的通史巨著更是绝非微观历史,小历史可比。在当时的这个费正清的绝对权威之下写出这样一部思想不合主流的通史很是不易,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历史总是大浪淘沙,他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已经成为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必读教科书,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对于一个当代中国大学生来说,这本书丰富全面,分析事情客观独特,却又不走极端,很好的补充了课堂的局限性,通过此书可以全面领略中国是如何从康乾盛世转而列强入侵,继而又重新崛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

此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此书以清朝入关为始而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起点,这样的做法虽然是略显冗长,但是对于了解中国近代史更为深刻,更能知道前因后果。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要先对这个冲击承担者清朝机构制度进行研究。中国是如何被入侵的,如何一步一步衰弱的,如何因外力进逼不得不然的转型变化。最主要的是与世界史从1500年开始可以接轨,以此能有个比较。拥有四千多年的中国一直处在世界的东方,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变动对他都丝毫没有任何影响,一方面是源于中国人古往今来所传承的独立之人格,一方面是由于地理的限制,外部进不来我们出不去。近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教士,探险家等前往中国,打开了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因此,变化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实际统治者在变,制度在变,思想在变,敌人在变等等。当时的具有前瞻性的人正在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体面生存下去的道路,以推动中国不断向前。从鸦片战争以前对西方的排斥到1861-1895年间的自强运动、到1898-1912年间的政治改造和革命、再到1917-1923年间的思想革命,最后到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的里程碑,构建起概念的框架。与政治变化同时进行的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的根本转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自强运动期间,近代工业和企业开始发展,而外国人则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在条约口岸开办制造业、航运业、银行业和贸易商号。这种半殖民主义的特征延续中国近一个世纪,是中国近代经济的显著特征。

总体说来,这部书描述了中华民族近四百年的痛苦挣扎到剥茧而出的过程,讲述了平民大众如何度过那个悲欢离合的时代,表达了一位旅美历史学家以中国人的身份对于中国的深深情愫。

中国现在犹如一只涅盘中翱翔而起的凤凰,转世重生。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那里躺着一个酣睡的巨人。让他睡着吧。因为他若是醒来,将会改变世界。”中国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美国是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身,中西的交织,使两国将在未来将极大的制约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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