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追新溯本
——评以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为代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
1949年以来的大陆新闻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起止于1949到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共29年。第二个时期起止于1978年至今，目前还在继续。
据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新闻史研究》记载，从1949到2005年，在56年的时间里，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到253种，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与相关文章达6021篇，是 1908年至1949年那一段时间的5倍和60多倍。截止到现在，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与相关文章达到10749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虽然数量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却出现了“学术内卷化”现象。何谓“学术内卷化”？借用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所谓“学术内卷化”，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在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方汉奇、宁树藩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后，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都有一个感受，我们所做的研究，只能是在其规定的历史情境中发问，只是在重复他们的工作，而无法为新闻史研究增添知识和学术含量。方汉奇教授也说，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数据’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曾经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前近三十年的那一段时期：“受‘左’的思想的禁锢，在如何对待传统继承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史和论的关系上；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新闻史人物的问题上，有很多束缚思想的框框和禁区。其结果，使写出来的新闻史，议论多于史实，缺少史的特点，缺少有关报纸编辑、采访、评论、广告发行和经营管理等新闻业务活动的内容，缺少对新闻界人物活动及其影响的介绍和评价，缺少对报纸作为传播工具，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从事思想启蒙活动等方面所起作用的论述和分析，也缺少对各个历史时期共产党机关报刊和左翼报刊以外的其他政治倾向的报刊通讯社的研究。视野狭隘,乱贴标签，因人画线,无限上纲，夸饰溢美，随意贬低，用一棍子打死，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具体分析等情况，所在多有。”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史研究已经在各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新闻史教材的改进却落后于研究。现在本科使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有十余种，主要有：高等教育出版社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传播史》；复旦大学出版社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每套教材各具特色，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新世纪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些教材，又不无遗憾。
从中国新闻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教材的关系来看，现有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国新闻史教材的编撰基本上仍在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如篇章结构、编写体例基本上以中国革命史为主线，而不是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 规律 去写新闻史，因而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在许多新闻史教材中，难以找到关于新闻的论述，大多是从言论性文章中分析报纸与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现，除非认为某类新闻报道能够充分说明其所表现的思想立场才是例外。还有许多新闻媒体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经济宣传报道、商品行情和广告方面等很少介绍和涉及。另外，一些新闻史教材内容只从古代邸报讲到1949年，邸报之前的新闻传播活动及当代新闻事业涉及太少。在媒介介绍方面，更多是介绍报刊，而对广播、电视方面介绍较少，更不用说网络了。在介绍报刊方面更多的是介绍党的机关报，而对于晚报、都市报等大众化报纸只是寥寥数语，轻描淡写，这种现象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大众化报纸的发展状况很不适应。
我就以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当下新闻史教材研究和编写应“追新溯本”。追新即突破“学术内卷化”现象，有新发现；溯本即回归新闻本体意识。
首先，在对新闻史的研究中,应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内史”研究(注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一个是“外史”研究(注重学术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及时代氛围的关系)。理想的写法是内外两种方法的完美结合。但从现有问题来看，中国新闻史研究确实存在着革命史化的状况。长期以来本体意识的缺位导致了新闻传播史只能在政治史、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趋。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而这种革命史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新闻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的趋向。
《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分期方法就是基本按照革命史的分期方法，从维新运动开始，历经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前后、民国初期、五四时期、中共成立和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革”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等。新闻教材大多以类似的结构来安排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撰写体例,不过繁简不一而已。这种篇章结构,与中国革命史之分期同出一辙。但实际上,当前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不是这种简单固定式的研究了,只不过由于主导性意识形态要求强调革命史、阶级斗争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已。
中国新闻史研究不仅在历史分期上存在着革命史化的问题，而且还表现在处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强调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对新闻业的直接影响，缺乏从新闻业自身、新闻活动本身出发去做认真、深入、细致的探究。这种对政治史和革命史的亦步亦趋，必然导致新闻传播史本体意识的匮乏。
1942年延安调整和精简报刊时，均单纯的把事件归结于“日伪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也就是经济困难和物资短缺成了唯一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这是重要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却被忽略了，就是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之后，新闻出版方针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吴鸿召《只读《解放日报》》一文中对此有详细阐述。没有提及政策调整方面的因素，或许与不了解这方面新披露的史实有关，或许是因为，避谈某些历史事实，从而绕开延安整风负面成分的话题。这样的案例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中不胜枚举。
此外，材料的选择和运用存在偏颇。新闻事业史在介绍新闻媒介、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时应当以其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不应过分注重它们是“我”方的媒体、“敌”方媒体或民营的媒体。而现行的教材在材料取舍及阐述的详略方面几乎总是呈现出“以我为主”的倾向,对“我”方的、倾向进步的媒体不厌恶其详,不顾及它在历史上存活时间的长短,社会影响的大小,而对“敌”方的媒体则尽可能简略。如“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党,1927年它曾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并维持了22年之久,抗战时期,作为战略防御阶段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出现了一大批爱国将士。国民党统治时期,它主办和统辖的新闻媒介不下百余种(抗战胜利后超过1000家)。而对这些,我们的新闻史论著大都付之阙如。”在对民营媒体的介绍方面,《中国新闻传播史》对几家著名的商业报纸《申报》、《大公报》、《新闻报》虽然着墨不少,但对历史上其他一些较有影响的民营报纸,如《世界日报》、《社会日报》、《新民报》等民营报刊,对它们的介绍似乎惜墨如金。而对于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制度”介绍得很细致，且重点放在叙述国民党对异己报刊的迫害封杀上。当然这些是事实，应当如实介绍。但另一种情况也应有所涉及，即当时办报办刊手续简单，创办报刊相对容易，封杀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同一种报刊改头换面、东山再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种方式实际上也被我党新闻宣传部门作为一种常见的斗争手段。而且，在解放战争后，中共中央如何处理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叙述只有寥寥几百字，其中是非也是任由胜利者诉说。
在对新闻人物的介绍方面同样存在“以我为主”倾向,对革命宣传家们的介绍往往不厌其详,而对那些在政治观点或办报理念上与“我”相佐的报人和新闻学者,尽管他们在新闻研究或新闻实践方面也作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教材对这类人物的介绍往往语焉不详。如成舍我,作为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报人和新闻教育家,解放前曾参与创办和编辑10多种报刊,解放后去了香港、台湾,继续办报和从事新闻教育工作,1991年在台北去世。教材对成舍我的介绍往往只有蜻蜓点水式的几行字。又如黄天鹏(1909—1982),也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较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他在1927年创办了北京新闻学会,并以该学会的名义创办了当时较有影响的《新闻学刊》,参与过《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的工作,一生撰写的新闻学著作上十部。解放后去台湾,1982年在台北去世。而一般教材对黄天鹏的介绍也少得可怜。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是绝对的,要改变“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如对于《大公报》的“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这样的问题,就需要作过细的分析与论证,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论断。但回顾目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人物还是作为“历史叙述”中的人，其行为主体的作用是基本被淹没的。很多时候，一部生动的新闻事业史被化约为了一部阶级斗争史。
而且，在教材的内容构成上，有很多与新闻传播关系不大的内容，比如一些思想史、革命史、政治史、党史等方面的内容。例如梁启超与革命派的论战，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用大量篇幅来介绍他们论战的内容和意义，这对新闻史的研究没有多大意义；五四时期的期刊，多数也不属于新闻传播，文学性质更多，而且在介绍“五四新闻史”时，新思潮和旧思潮的划分标准是以文学和思想为主，涉及到的例如林琴南作为封建顽固派文人，并不具有多大新闻史人物价值。
胡正强认为，新民主主义新闻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它凸显了政治对新闻的深刻影响，甚至遮蔽了新闻史的主体——新闻自身发展的历史，导致新闻成了政治的附庸。新闻史阐释往往脱离新闻事实、新闻自身而凭新闻之外的某规律来建构新闻史，新闻史研究便常常变成剥离术，新闻史只能成为新闻以外的东西的“载体”的历史，新闻自身的历史就被真正消解掉了。
总之，新闻史教材的种种问题，使新闻史无法体现出新闻的个性特征，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所以早在1 997 年，宁树藩先生更是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有“本体意识”，认为很多新闻史研究“让新闻事业史围绕一个个政治思想斗争、一个个政治任务来展开，把中国新闻事业紧密相联的发展过程分解为许多孤立的零碎事件，而把政治思想斗争当作串连这些零碎事件的线条”。
新闻史的本体探询，其目的就在于建构新闻专业的主体性，必须找到新闻史自己的框架体系，建立专业史的学术地位，用符合新闻史研究的本专业特色的术语来还原新闻史的研究，并进而建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在现实的新闻活动中自觉承担其专业职责。
当然，要改变本体意识的匮乏这种局面并非易事，“因为它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并且演绎出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研究方法。”所以时至今日，虽各方多所论列，其中亦不乏精辟之见，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多少改观。诚然,新闻事业史和各个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是紧密相联,也和各时期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新闻史离不开阶级斗争史和政党运动史。但新闻学毕竟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它自身的内在演变规律,不能把新闻事业史变为政治斗争史、政党运动史的简单比附。所以，应抛弃我们的教材往往过多注重外史研究,以至淹没了内史研究的做法，应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去写新闻史。
针对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编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要走出学术内卷化现象。抵制教材低层次重复建设的不良倾向,只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见解,又有崭新的学术视角,发现利用新史料并对新史料进行重新利用,这样的教材才有出版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其次要回归新闻本体意识。
第一，摆脱传统的中国事业新闻史的体系框架的束缚,力求有所突破,回归新闻本位,强调新闻主体意识,按照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把中国新闻事业史附着在政治思想史、阶级斗争史、政党发展史中。有些新闻学者已经在作这种尝试,如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中摒弃了以往的新闻史分期方法，将中国新闻学从 1834 年至 1949 年百余年演化过程划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阶段。尽管这样的分期仍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能够不囿陈说，超越学术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过程的现有理论格局，突破阶级分析的传统理论框架，具体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按新闻学理论形态的变迁为基本线索，以新闻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为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
第二，就是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方面要以该媒介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要有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意识,不要受过多的其他因素的干扰。
第三,对新闻史上的各个时期的新闻媒体、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政治帽子,对新闻史上有争议的一些问题、人物和报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在行文和注释中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读者择善而从。
第二篇：中国新闻传播史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古代
木铎：中国古代传播活动中一种特殊的媒介，在夏商周时期，有这样一种被称为遒人的政府官员，摇动木铎，巡行于各地，既以宣达政令，又进行必要的采风。
甲骨文和金文：最早的文字传播，甲骨多用于祭祀和占卜；金器多用于记录帝王招数或国家常法；岩刻多用于颂德和纪功。
两汉和三国魏晋南北朝
汉代以后邮驿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并开始进入以文字传播为主的时代。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布告和露布。童谣和谣言作为社会上普遍的传播手段。
唐代
中国最早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代，是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发行的政府官报。开元杂报：开元年间（公元713-741 年），朝廷每日分条发布有关皇帝与百官动态的朝政简报。这种朝政简报被抄寄外地以使朝廷动态在封建阶级内部更广泛地传播。唐人孙樵《经维集。读开元杂报》提到他在襄樊得到数十幅的简明朝政公报的抄件，并称之为“开元杂报”，也是我国最早的封建官报。
敦煌进奏院状：简明朝政公报，到了后唐，人们便把这类官文书称为“朝报”，又称“进奏院状”是进奏官呈递和承转文书、查询有关地方政务外，还向他们所在道的军政长官提供京都信息，其中有朝报的内容，也有他们自行采访的特别是与本地有关的新闻，甚至还有朝廷的绝密消息。“敦煌进奏院状”: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两张“进奏院状”的残纸。进奏院是地方行政机构的驻京办事处，汉朝初建时称邸。
宋代
邸报：出现于宋代，是一种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按一定制度，统一编发给诸路州郡，向地方官员们传报朝廷信息的中央一级官报。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内容上包括皇帝的诏旨、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军事情报以及刑罚。在管理上，“邸报”要受到编辑审定工作，为了加强传报活动的管理，宋代实行过“定本”制度。即根据进奏官采集来的各种发报材料，经本院监官编好，送请枢密院或当权的宰相们审查通过后产生的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
小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起始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小报”是一种以刊载新闻和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不定期报纸。发行人包括进奏官、使臣、政府机关内工作的中下级官员和从事书籍印售工作的“书肆之家”。信息灵通，时效性强，所发表的大多是中枢部门还没有公开的“朝廷机事”。曾遭到当局的限制，但由于“小报”能够满足一定的社会需求，而始终没有被完全禁绝。
宋代的其他传播活动包括榜、悬帜、牌匾。
元代
小本：民间的新闻传播媒体，有民间私自雕印发卖，内容主要是来自朝廷方面的政事消息。很可能是宋代“小报”的延续。其他传播活动有书籍，报登科，商品广告。
明代
明代“邸报”：明代“邸报”的抄传、发行工作主要通过三个环节，通政司总汇朝廷政事信息，六科参与、记录各项重大政事活动，并为“邸报”提供皇帝谕旨；提塘担任军情和各项文报的呈递下达和抄传。明代“邸报”的内容较以前多了社会新闻，还附有“鼎甲单”。留存下来的明代邸报的摘抄本有《万历邸钞》（按照时间的先后摘录而成，依抄录者的兴趣和需要抄成，因此有所取舍），《天变邸钞》（它的全文是被当时人和稍后一些时候的人根据原件或传抄件，以附录方式辑入私人文集或丛刻，保存下来。记录的是北京发生的一次特大灾异事件），《急选报》（保存至今的唯一一份明代报纸的原件，由雕版印刷。）明代民间报房：明中叶以后，民间新闻传播活动日趋活跃，出现了民间的报房。明代早期的民办报房，多数情况下，是从官方的提塘报房分离出来的，它的官方消息仍然得自六科或间接地得自提塘报房。起初是手抄的，崇祯末年，出现活版印刷的报纸。
明代其他新闻传播活动有塘报、告示和旗报等。
清代
清代提塘分京塘、省塘两种。
京报：清代的民间报房主要集中在北京，所出的报纸通称京报。民间报房所出的京报大多是印刷的，内容基本上是宫门钞、皇帝谕旨和臣僚章奏三大部分。京报的全部稿件都来自内阁和科钞，没有报房自己采写的新闻。
辕门钞：辕门抄是一种以报道地方官场消息为主的非官方报纸。内容包括上谕、江藩牌示和出版者自行采写的官场信息。
第二章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鸦片战争前
中国近代报纸的模式，是鸦片战争前夕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传入中国的。
东南亚：
马礼逊：英国政府企图把海外传教事业与海外殖民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借助传教士这种改变人们思想信仰的工作性质，用以宣扬西方社会的观念，实行思想征服。英国海外传教组织“伦敦布道会”选派马礼逊来华传教，马礼逊在传教过程中发现出版书刊是在华传教的一个好方式，因为中国虽然地方大、方言多，而文字则是统一的，使用印刷品宣传比口头宣传更为民众所接受。1832年，马礼逊在澳门成立了“马家英式印刷所”。翻译了《圣经》、编纂了字典、编写了宣传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并用中、英文出版了大量书籍。《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正式创刊。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创办人是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马礼逊的助手。《察世俗》绝大部分内容是阐释基督教教义、介绍《圣经》的文章，宣传西方文化与近代科技知识。后增设《全地各国纪略》栏目，简要介绍世界各国概况，同时发表时事评论性文章。《察世俗》采取了中国本土化策略，处处附会儒学，将基督教义与孔孟之道想比附。为了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装订也采用中国书本式。《察世俗》中的中文近代报刊上的新闻之最:①最早的预告性新闻《月食》；②最早的广告《告贴》；③最早的新闻图画《事逗娘娘悬人环运图》。澳门：
1820年葡萄牙政变成功实行君主立宪制后，澳门本土葡人欲借立宪运动夺回澳督手中的权利。
《蜜蜂华报》是澳门立宪党的首领巴波沙于1822年9月创办的周报，站在居澳葡人的立场上为立宪革命的胜利欢呼。随后澳门保守派发动政变，接管了《蜜蜂华报》。该报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
《澳门报》以宣传葡萄牙国内保守派的主张为主要内容。
《杂文篇》是马礼逊与1833年4月创办的近代中文报刊，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刊，大部分内容是宣扬基督教信仰的。
《传教者与中国杂报》是马礼逊于1833年5月创办的中国首份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合刊的报刊。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文化知识、宗教知识及教义讨论、各地消息及评论。
《广州杂志》1831年由澳门东印度公司船板的英文月刊，是澳门历史上第一份英语报刊。
广州：
广州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唯一准许外国人常住并进行贸易的地方，英文报刊因此首先在广州问世，在华英语报刊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中英贸易的迅速增长有关。
《广州记录与行情报》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纸，是逢星期二出版的周刊。由英国鸦片商马地臣出资创办，美国商人伍德、马礼逊等担任编辑。后改名为《广州记录报》，是一张商业性报纸，货价行情、航运消息占主要篇幅，但也有广泛刊登政治时事新闻和评论，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广州周报》
《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 《中国丛报》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创办人和编辑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郭士立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旨在宣扬西方文化的优越，征服中国人骄傲自大的排外心理。虽是一份宗教性报刊，但其所刊载的内容已包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知识、新闻和杂俎等各个方面，宗教内容已在次要地位。在宣传策略上，《东西洋考》注意附会儒学，尽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吻合。该报与《察世俗》在本质上都是宗教性报刊，创办人都与伦敦布道会有关。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这些报刊的宗教色彩渐趋淡薄，而政治、经济色彩则日益浓厚，使这些报刊的新闻传播性质日益凸显。
鸦片战争后
香港
1841年1月，香港为英国侵略者所占据，此后，大批英国移民涌入香港。英文报刊：
《香港钞报》1841年5月创刊，为第一份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报刊。
《中国之友》1842年3月创刊，后与《香港钞报》合并，改名为《中国之友与香港钞报》。1850年8月，台仁特购得产权并担任主编，该报持反对政府的立场。
《香港纪录报》由《广州纪录报》迁至香港出版，该报持反对香港政府的态度，十分重视刊登有关中国的材料。
《德臣报》历时129年，是中国也是香港历史书上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该报持亲政府态度。
《孖剌报》
《香港电讯报》 中文报刊： 《遐迩贯珍》：1853年8月创刊于香港，创办人和首任主编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该报虽为传教士所办，但实际上是以新闻为主的刊物，在内容上以时事新闻为重点，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时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既有报道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新闻，也有反应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新闻。该刊还注重文化知识的介绍。1855年，《遐迩贯珍》增出副刊《布告编》，专载商情及船期。《布告编》率先在我国中文报刊上推出广告收费举措。
《香港船头货价纸》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视为英文《 剌报》的中文版。后改名为《香港中外新报》，1873年改版为日报，之后脱离《 剌报》，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上海
英文报刊：
《北华捷报》上海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刊，该刊报道新闻不多，言论则反映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被视为“英国官报”。后改为《字林西报》
《字林西报》大量刊载船务、商业等方面的信息，日益加强新闻报道工作。该报在中国边远地区聘有自己的通讯员，还曾一度独享英国路透社电讯的特权。该报对言论十分重视。1864年创刊至1951年，是上海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
《华洋通闻》
《文汇报》 宗教性报刊：
《六和丛谈》在内容上，宗教、科学、文学、新闻、商业无所不包，与同期其他传教士办的宗教性报刊一样，该刊已不再纯粹宣传基督教义，而是一份综合性的新闻期刊。
《万国公报》在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1868年9月，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集资创办并担任主笔。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后改名为《教会新报》。《万国公报》是英美传教士控制下的重要舆论工具。林乐知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称赞他为在中国“传播种子的人”。在改名为《万国公报》之前，该报以宣传宗教为主，间或刊载一些中外史地、科学常识以及中国教育方面等内容。改名为《万国公报》后，其内容也改以时事政治为主，经常发表时事评论、重要法令、条约及外报译文，大量介绍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科技知识，减少了有关宗教教义的宣传。
*商业报刊： 《上海新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重信息的商业化阶段；重教化的综合化阶段，重经营的娱乐化阶段。上海第一份中文商业报纸。
《申报》 创刊于1872年4月，是上海的第二份中文商业报纸，是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等4人集资创办。美查创办该报以营利为目的，十分重视办报质量。《申报》创刊后一直由中国人主持笔政。1877年美查将所营事业改组为美查兄弟有限公司，《申报》由外国人独资报纸转为中外合资经营的报纸。①在新闻业务上，《申报》将新闻报道放在首位，为了提高新闻的实效性，《申报》在国内报纸中最早使用了电报，还在国内报纸中最早发布号外。②《申报》还不断拓宽新闻报道面，大量报道社会新闻。曾持续三年连续报道杨乃武被诬谋杀亲夫一案。③《申报》还很重视报纸言论工作，标榜自己“谋利而兼仗义”，立论“公道”。所刊言论或为中国的富 强献计献策，或对官府的陋规苛政有所指摘。此外还注意发表读者的来信和来论。④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是《申报》在新闻业务上的一大创造性举措。公开征集文艺类作品。⑤最早使用新闻图片。⑥申报馆发刊我国最早使用白话文的报纸《民报》。
《字林沪报》所刊新闻最初多译自《字林西报》，后转手给日本东亚同文会，改名为《同文沪报》 《新闻报》
在华外报的历史作用
在华外报对中国近代报业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外人在华办报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来华的外国人无论是怀着侵略的野心，出于传教的目的，还是寻找发财的机会，都是企图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企图以西方模式改变中国人的头脑。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将中国逐步推向殖民地的道路。
（二）在华外报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外包宣传的西方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对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读者具有深刻的启蒙作用。
（三）在华外报的办报经验为中华民族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 国人办报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早期国人对近代报刊的认识与接触
林则徐译报：禁烟运动时期，林则徐为了了解敌方虚实，以便制定对敌策略而翻译在华外报。组织了一个由中国人、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组成的译报班子。活动流程：第一，派人搜集外国人出版的外文报刊；第二，将其中有关鸦片贸易和其他方面的消息、言论翻译成中文；第三，将译好的材料整理装订起来，分送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海关监督和军方参考。后来汇集成册称为《澳门新闻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报纸，但具有新闻传播的性质。
太平天国的办报构想：近代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自己的办报思想的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了设立新闻馆、设置新闻官、准卖“新闻篇”等主张。洪仁玕的新闻理想还没实现就发生了天京事变。
王韬与郑观应的新闻思想：王韬的新闻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报纸的目的和意义，王韬要借日报立言，通过报纸来宣传其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2）报纸的功能和作用，报纸可以使“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3）新闻自由，王韬最早在国内提出言论自由，呼吁朝廷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纸。（4）报纸的文风，应该是直抒胸臆，词达而已。（5）报纸编辑人员的条件，知识渊博、品德高尚、持论公平。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著作中论述了（1）日报是“通民隐，达民情”的有力工具。（2）创办报纸是中国变法自强的重要手段。（3）应该维护民族尊严，允许国人办报。（4）制定报律来规范报业。
国人创办的第一批近代报刊
《昭文新报》是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873年在汉口创办，创办人是艾小梅。内容以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 《公论报》1889年创办于汉口，该报由李寒秋主编，后由宦诲之接办，言论倾向官方。1907年后改名为《公论新报》，为辛亥革命前在武汉地区出版的重要报纸之一。
《循环日报》我国第一批国人自办报纸中影响最大的，是我国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家王韬在香港主编的《循环日报》。该报以“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为办报宗旨，是我国近代最早宣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报纸之一。在业务上，《循环日报》对我国近代报业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这种报纸以“立言”为目的，利用报纸纵论中外形势，指陈时弊，褒贬得失，提出建议，使人耳目一新。《循环日报》同时开创了政论文体。
王韬： 1857年参加《六合丛报》的编辑工作，是他报刊活动的开始。1864年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1874 年创办《循环日报》。是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后发展于梁启超，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较大。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
上海《汇报》中国近代留学第一人容闳于1874年在上海创办。《汇报》鼓吹发展洋务，措辞谨慎，不议论官府政事，但对外人侵害中国的言行常有抨击。后改名为《益报》。
《新报》由上海道台主办，欲作为宣传工具，影响在沪华人，但读者多为国人。广州《述报》内容有中外新闻与评论、西方书报译稿、商业行情、船期和广告等。正逢中法交战，该报大量报道了中法战争的消息，并发表了许多有关言论，主张对法作战。
《广报》
第一批国人自办报刊的特点：
（1）在办报主体方面，创办者的身份比较复杂，多是与西方人打交道比较多的中国人。（2）在办报性质方面，这些报刊多事私营性质的。（3）在报纸内容方面，这些报刊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宣传者。（4）在政治立场反面，这些写报刊表现除了鲜明的反侵略爱国思想。（5）在业务方面，在形式上大多参照了外国人在当地出版的中文报刊模式。（6）在报业环境方面，这些报刊的处境十分困难。
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维新运动）
《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在北京创刊，康有为、陈炽等负责筹募经费，康有为的两大弟子梁启超、麦孟华担任编辑，这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创刊同月康有为等人联络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讲论“中国自强之学”。《万国公报》转为该会的机关报。所刊内容以讲论洋务为主。1895年12月改名为《中外纪闻》，经费收受了袁世凯等达官贵人的捐款。内容上除论说外，该报增加了外电、外报的选译和国内各报的摘录等内容，还有上谕等。
《强学报》是康有为南下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结果，1896年创刊于上海。是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其政治色彩较《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更为浓厚。因“托古改制”用孔子纪年遭到张之洞的不满，该报仅存了14天。
梁启超：著名的维新派政治思想家、政论家；先后创办10多种报刊，如:《中外纪闻》、《时务报》,戊戌事变逃亡海外后，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从事报刊宣传活动27年；创造了“时务文体”，一生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人们称之为“舆论界的骄子”，有丰富的报刊实践经验，为资产阶级办报提供了基础。《时务报》：创办于上海，是维新派重要的舆论阵地，1896年梁启超受邀主持笔政。《时务 报》所刊内容有政论、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议等。梁启超在该报上发表的最有影响的政论是《变法通议》，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知新报》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创刊于澳门。
《湘学新报》和《湘报》先后创办于长沙，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华中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湖南维新派认识在长沙成立了南学会。唐才常任《湘学新报》主编，谭嗣同领导南学会和《湘报》。两人合称为“浏阳二杰”。
《国闻报》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报刊活动家和翻译家严复在天津创办的日报，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华北的重要言论阵地，也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该报尤注重报选译和新闻采访工作，在国内各地及国外各大城市设有特约记者。同时还出版旬刊《国外汇编》。《国闻报》在当时的维新派报刊中独树一帜，①该报强调“以通外情为要务”，报馆不惜高薪聘请翻译人员，而最优秀的翻译则是严复在《国闻汇编》上翻译的《天演论》。②该报所刊消息“确而速，又极多极详”，且颇具地方特色。③为躲避封建顽固派的注意，采取了一套特殊的办报策略。
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特点
（一）报刊数量多，办报地区广。
（二）报刊种类多，除了以政论见长的综合性报刊的发展，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中海出现了文摘类报刊（上海的《集成报》、《萃报》，长沙的《博文报》，江西的《菁华报》等）；妇女儿童报刊（《女学报》、《蒙学报》）；专业类、行业类报刊（《农学报》、《算学报》、《利济学堂报》、《工商学报》）；消闲性文艺小报（《指南报》、《奇闻报》、《笑报》）；白话报（《民报》、《演义白话报》）。
（三）这一时期的主修形态是维新派主办的以宣传办法为主旨的政论性报刊，办报人员多是维新派人士，办报方式是把办报同办学会、办学堂紧密结合起来的“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一
维新派办刊的业务特点：
（一）开创了新的报刊政论文体。
“报章文体”是指出现于报刊之上、不同于盛行一时的桐城派古文的一种比较通俗浅近的文体。这种文体首先是王韬在《循环日报》上运用的，但当时为形成气候。特点是：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有时还夹以口语和外来语。也被人称为“时务文体”，“新民文体”。这种文体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过渡文体，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开了先河。
（二）新闻报道中夹带评论；
（三）编辑工作有所改进；
（四）重视新闻的采访工作；
（五）运用新闻图片配合新闻报道。维新派办报活动的进步作用与历史贡献：
第一，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教育。第二，向读者进行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第三，维新派的办刊宣传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变法的实现。第四，冲破了封建统治者对报刊从出版的限禁。
第五，开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提高了报人、报业的社会地位。第六，推动了民族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
第四章 清末时期的新闻事业
海外报刊
19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大批“契约华工”被诱拐到北美加州的金矿做苦力，华文报刊开始在美洲出现。海外：
《金山日新录》1854年在华工比较集中的旧金山创刊，有美国基督教会主办。该报内容有新闻，中西商业广告、国内外船期和货物行情等。
《东涯新录》1855年创办于旧金山，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创办，中国留学生李根担任华文编辑。
《沙架免度新录》由旅美华侨司徒源在加州萨克拉门托创办，以刊登与华人社会有关的新闻为主。第一份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华文报纸。
《叻报》1881年在新加坡创刊，被誉为“南洋第一报”。创办人是薛有礼，祖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以开启华人社会风气，推广中华文化为办报宗旨。叶季允担任主笔，有“南洋第一报人”之称。
资产阶级维新派报刊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在加拿大、南洋、欧、美、澳洲等地创立了“保皇会”，从事保皇和君主立宪活动。在辛亥革命前夕保皇派在海外创办了多家报刊，宣传保皇立宪。
《清议报》：创刊于1898年，是戊戌变法后康、梁等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的机关报。梁启超担任该报主编，撰写了大量社评。办报宗旨有四条，即：1.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2.增长支那人之学识。3.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4.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所刊文字主要内容是：尊皇攘后和宣传君主立宪。梁启超在办报期间受革命党人的影响，曾主张“不登保皇会文字”，被康有为派往他地进行保皇活动。1901年报馆遭遇大火，第二年以《新民丛报》为名复刊。
《新民丛报》是由主张变法维新转为主张保皇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在海外最著名的刊物，梁启超按照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的模式创办起来的，内容丰富，编辑严谨。大量篇幅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教育、文化等方面学说。《新民丛报》的命名来由在于，梁启超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素质低下，希望通过教育手段来提高国民素质，造就一代“新民”。但《新民丛报》总的倾向是鼓吹保皇和君主立宪。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
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为标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氛围两个阶段，即兴中会的阶段和同盟会的阶段。
《中国日报》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也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1900年创刊于香港，由孙中山指派的陈少白主持。《中国日报》的主要宣传内容，一是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罪行，鼓吹反清革命；二是宣传天赋人权、自由、民主等资产阶级的思想，赞美共和制度；三是与保皇派报刊进行论战。《中国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宣传舆论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辛亥革命后，《中国日报》迁至广州出版。
《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创办于同盟会成立前，由郑贯公主办，言论激烈。
《民报》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同盟会的言论机关，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创刊。该刊是一份大型时事性政论月刊，设有论说、时评、谈丛、纪事、译丛等栏目。宣传“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民报》的办报宗旨。宣传内容有以下方面：一是宣传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二是宣传以建立共和政体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此外，还有对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报道，和对西方的新文化和新思潮的介绍。
留日学生办报：
《开智录》创刊于横滨，由留日学生团体开智会主办，郑贯公主编。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文字浅显，立论新奇。
《译书汇编》创刊于东京，由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编，变异欧美日本等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内容。
《国民报》创刊于东京，秦力山主编，在经济上受孙中山的支持，该刊主要宣传革命排满思想。
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大论战：
革命派的《国民报》就发表了章太炎撰写的《正仇满论》一文，向保皇思想发起挑战。此后，香港和海外各地两派的报纸之间纷纷进行论战。《民报》创刊后，为了抵制保皇派报刊对革命的攻击和清除出保皇和君主立宪思想在受众中的影响，主动向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笔战。两报的笔战主要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第一，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政府统治；第二，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第三，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第四，革命会不会引起帝国主义干涉，使中国招致瓜分。这场论战，不仅使资产积极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逐渐深入人心，而且还为辛亥革命做了组织上的准备，许多原来支持保皇派的人转变了立场，加入同盟会。
“慈禧新政”宣布预备立宪
1901年慈禧“新政”发布后，随着“报禁”、“言禁”的废除，中华民族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中国新闻事业更是迎来了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
此时出现了一批政治上比较温和、主张改革的民营报纸，较著名的有：
《京话日报》是一张以城市居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用通俗的北京话出版的报纸，1904年创刊于北京。创办人兼社长彭翼仲，创办目的：一是开发民智，二是争回中国人说话的权利。该报十分注重与底层读者的密切联系，敢于冲撞权贵。
《东方杂志》为综合型文摘性月刊。1904年创刊于上海。初办时的主编人为徐柯和孟森。该刊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发表各类现代学科的论著。辛亥革命以后，该报认为西方的道德观念已毁，强调要用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来救治西方的“物质文明”。
《中外日报》汪康年主办，该报重视新闻报道，政治上持保守的爱国主义，拥护慈禧垂帘听政，但反对废除光绪。
《申报》美查回国后，报馆董事会几经改组，最后由史量才独资经营、主持笔政，进行了 改革。营业部主任张竹平，首先从广告经营下手，广告的版面甚至超过了新闻、副刊的版面，业务收入也随之增加；其次张竹平也重视报纸的发行，力争将报纸当天送达上海及上海附近长江三角洲地区。《新闻报》
资产阶级立宪派报刊的发展：
《大公报》1902年在天津创刊，由天主教徒英华等人集资创办。早期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和一定的来自英国领事馆方面的影响。该报以开民智为办报宗旨，鼓吹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和国外侵略。重视言论工作，以“敢言”名于时。《时报》是戊戌变法后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904年创刊于上海，梁启超筹办该报时明确宣布“吾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后《时报》的报务由狄葆贤主持，该报在业务上曾做过以下尝试：1.将梁启超创造的时事短评这种新的评论文体移植于日报；2.设立“北京特约通信”专栏，聘黄远生任驻京记者，为该报撰写新闻通讯；3.设置教育、实业、妇女、儿童、英文、图画、文艺7种周刊专版，聘请专家担任主编。《时事新报》
1906年，慈禧宣布“预备立宪”，康梁等保皇派人士认为自己的政治改革为统治者所接受，康立即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帝国宪政会，要求所属报刊权利鼓吹君主立宪。国内外支持君主立宪的官绅们也纷纷办报，宣传君主立宪思想。
《政论》1907年创刊，是梁在日本组建的政闻社的机关报，该报以“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为目标，鼓吹立宪。后清政府和租界当局勾结查封政闻社。
《国风报》由梁等在上海创办，稿件是他在上海编订后寄往上海发行。该报就实施宪政的诸多问题向清政府出谋献策，对全国各地宪政派进行了理论上的指导。
《国民公报》由梁的密友徐佛苏在1910年立宪活动进入高潮时在北京创办，借以联络各省立宪派人士，指导各地立宪活动。主撰稿人仍为梁。
《预备立宪公会报》1908年创刊于上海，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机关报。该会由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创办，以介绍宪政知识为主。
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展：
随着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宣传更为活跃。
《苏报》创刊于1896年上海，创办人为胡璋。后因经营不利转让给了陈范，起初陈范同情康梁，思想上倾向于变法，该报在立场上坚持维新、变法。当康梁转向保皇后，陈范转向革命。在经济上资助了上海的许多爱国学社，该校的师生也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苏报》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连续报道各地的**消息，给予支持。该报成了当时上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言论机关。1903年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笔，提出该报“第一排满，第二排康”的办报方针，言论激烈、革命倾向强烈，为清政府所不容。后发生了让中国在国际上脸面扫地的“苏报案”。“苏报案”《苏报》的革命言论，为清政府所不容。与上海领事团多次密谋，决定上海租界工部发行拘票，对陈范、章太炎、邹容等7人实行拘捕。上海租界公廨开始会审“苏报案”，一场以清政府为原告，以章、邹等人为被告的特殊审讯开始了。章、邹被监禁，《苏报》永远停刊。在“苏报案”中，清政府在中国领土上同自己的臣民打官司，却要由租界当局来审判，在国际上脸面扫地。而章、邹在审讯过程中慷慨陈词，把法庭变成了宣传革命的讲坛，表现了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和英雄气概，赢得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同情。《国民日日报》“苏报案”后第一份革命派报刊，1903年在上海创刊，由章士钊主编，该报主义斗争策略，聘请英国人在英国领事馆注册，宣传上不作“爆炸性之一击”，但并不讳言其革命立场。
《俄事警闻》1903年创办于上海，后改名为《警钟日报》，该报将拒俄宣传与反请宣传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政策。
《中国女报》创刊于1907年上海，主编秋瑾，该报以妇女为读者对象，以争女权，争独立、争解放为宗旨。
《神州日报》，“竖三民”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于右任主编。
新式官报
萌芽时期（1896-1902）：
官书局主办的《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最早以官方名义编发，从形式到内容都和报房京报类似，不同的是增加了路透社电讯等新闻和外国新事新艺的译文。这种报纸一无自采新闻，二无言论评说，三不代表政府发布命令和文稿，所以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报。
发展时期（1902-1911）：
《北洋官报》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内容首为圣训、上谕，次为本省政、学、军事要务，次为时务、农、工、商等知识，次为教案、交涉，最后是各省、各国新闻，还刊发广告性的公私告白。标志着中国官报的发展进入新时期。
《政治官报》我国历史上第一份有中枢部门直接创办的新式的政府机关报。
《内阁官报》被赋予公布正式法令、公文的功能。标志着中国现代官报的诞生。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二
资产阶级各派别的新闻思想
资产阶级立宪派（梁启超）：
戊戌变法时期：他把报刊比作耳目喉舌，指出其功能是“去塞求通”。变法失败，流亡海外时期：
一是报纸的功能：监督政府，向导国民。
二是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1）宗旨定而高；2）思想新而正；3）材料富而当；4）报事确而准。
三是健全舆论主张：具备五本，“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道”，“四曰公心”，“五曰节制”。
四是他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提出办报宣传有两种方法，即浸润的方法和煽动的方法。
资产阶级革命派：
一、高度重视报刊宣传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
二、公开你承认报纸的党派性，明确提出为革命办报的主张。
三、党报要重视舆论的制造和指导。
四、党报重视民意。
新闻业务工作的改进
第一，报刊的形式，在1902年前后，开始由书册式逐步向单张印刷的近代西方报纸靠近。第二，在版面安排上，开始打破“首论说、次上谕或宫门钞，次为各省各埠要闻，次为本埠新闻”的框框。版面和报刊字体都变得灵活，栏目设置也逐渐变得细致。
第三，重视报刊评论的写作。各报刊均以论说为主。第四，新闻的质量开始提升。由于通讯设备和印刷技术的改进，加上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多变，新闻报道数量大大增加，新闻报道的面也相应扩大。新闻报道的体裁也日益怎过。
第五，新闻摄影图片开始被广泛运用。
第六，这一时期，报纸文艺副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新闻团体开始兴起：上海日报公会，中国报界俱进会，北京报界公会。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开始了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迎来了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办报活动高潮。主要原因是1）旧的禁令的废除；2）新的自由新闻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建立（将言论出版自由原则载入国家根本大法，颁布有利于新闻事业发展的法律）；3）革命党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和推动；4）民国“暂行报律”事件的影响（《中华民国暂行报律》遭到报界的反对，孙基于对新闻自由的尊重撤销了该“暂行报律”）；5）国人与业界对报刊和报人的过高期待和自诩。
民国前期报业的繁荣和泛滥
各级政权机关的机关报，各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最求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共和，监督政府”所办的报纸。
政党报刊的泛滥：
国民党——由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报刊数量最大 《民立报》该党报纸的总枢纽。
《天铎报》李怀霜任主笔，陈布雷、柳亚子任编辑。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方面发表了不少言辞激烈的文章
《民国新闻》以“维护共和政体”为宗旨。《中华民报》“拥护共和，防止专制复活”，同盟会中反袁态度最坚决的报纸。
进步党——由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小党派合并而成，以梁启超、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等为领袖，其成员主要是立宪派、旧官僚和对他们的观点比较认同的原同盟会成员等。
《少年中国》由黄远生等人创办的周刊，拥护袁世凯，但敢于批评时政，揭露黑幕。《庸言》梁启超在天津创办的政治理论性半月刊。
《大共和日报》同盟会分裂出来的章太炎创办，吹捧袁世凯和黎元洪。
其他政党，如：自由党、社会党 “横三民”《民权报》、《中华民报》、《民国新闻》。
两大报系之间的主要政论问题：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实行总统独裁下的“超然内阁”、“人才内阁”，还是实行责任内阁；国务员是对国会负责还是对总统负责；对外借款问题。
袁世凯时期
袁世凯控制舆论和新闻界的主要手段： ①创办御用报纸：
《亚细亚日报》1912年创办于北京，袁世凯政府出资创办，由声名狼藉的帝制分子薛大可 担任主编。二次革命期间，连续刊登帝制分子劳乃宣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古德诺鼓吹复辟帝制的文章。袁世凯称帝期间，该报带头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记者署名“臣记者”。主要在北方创建，在上海出分版，遭 到革命当人和爱国人民的强烈抵制，报馆两次被炸。
《神州日报》在上海，1915年被袁党强行接办后，利用它原来的声誉筹办帝制张目。②收买报纸或报人：
③迫害和摧残反对派的报刊：
对一批革命立场坚定的报刊，袁世凯则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迫害和摧残。捣毁、查封报馆和殴打、逮捕、驱逐、杀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癸丑报灾”：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府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凡国民党系统的报刊一律扣以“乱党报纸”的罪名而查封。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较之民国元年的500家锐减300多家。报刊减少三分之一，报人大批被捕被害。因而在中国新闻史上把“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新闻界的大扫荡称为“癸丑报灾”。
④建立一个为其封建军阀独裁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制度。
反袁斗争：袁世凯唆使赵秉钧派人在上海刺杀宋教仁，为了瞒天欺世，在宋教仁事件发生的前期，命令陆军部派员对各报拟刊载的新闻稿实行预检。上海《民立报》从宋案发生的第二天起，每天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经过，刊登凶手的供词和袁党往来的密电等，证明袁世凯就是刺宋的元凶。广州创办了《讨袁报》，一些报纸也出版了反袁专刊。最先起来反袁的是孙中山重组的中华革命党，并在日本东京创办了《民国》、《甲寅》杂志，反袁的同时还有老同盟会员和一些民主主义者。
北洋军阀时期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系军阀陆续掌控中央政府。中国迎来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报刊种数和发行量逐年上升，这种增长得益于以下几点原因：
①中央政权的软弱②经济在夹缝中国的发展③交通、邮政、电信系统的进步④思想、文化、教育的情况也有利于报刊的发展。
中国新闻事业发展三
在民国初年，虽然报业的技术力量没有质的飞跃，有关新闻业实行现代化经营管理的观念，也没有收到重视，但这一时期的主流报刊，在新闻业务活动上还是有进步和变化的：
第一，新闻通讯开始崭露头角；
第二，副刊有了大的发展，许多报纸开辟副刊，刊登文学作品和茶余饭后的消闲性文字来吸引读者。
第三，图片报道的改进与发展。
为了加强新闻报道，通讯社开始发展起来，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两家通讯社： 新闻编译社：邵飘萍创办，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最早第家比较有影响的通讯社，1918年成立。创办于北京，由于他在北京新闻界十分活跃，重视新闻采访，可以获得不少最新最真的消息，新闻编译社的稿件很受欢迎。该社稿件主要供给北京各报，外国驻京记者也多有参考。国闻通讯社：1919年创办于上海。胡政之参与筹办并担任主编。该通讯社初创时，有安福系和浙卢方面的背景，卢永祥在军阀内战中战败后，该社得到金融巨头的经费支持，改由胡政之负全责，胡政之想要办一个有全国影响的通讯社，该社曾先后在北京、汉口设立分社，称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民营通讯社。国闻通讯社所发的消息，以详确报道事实为主，不 加议论。国外消息和各国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则随时译述，供报界采用。《国闻周刊》作为通讯社的附属刊物进行出版。胡政之后将通讯社总部迁到天津，称为北方通讯社中的巨擘。
民初的名记者
黄远生：辛亥革命后，1912年在北京创办并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记者生涯。后编辑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月刊，担任上海多家报纸的特约记者，常在其他杂志上发表文章。他以深厚的中西学基础、高超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卓越的采访写作技巧称为民初新闻记者的巨擘，被誉为“报界之奇才”，与刘少少，徐彬彬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他的新闻通讯有以下特点：1）题材重大，内容翔实；2）分析深刻，见解独到；3）文笔生动，亦庄亦谐。黄远生的通讯既继承了中国古代历史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又基本具备了现代通讯的基本特点，即真实性、新闻性、生动性、评论性。他的新闻通讯写作实践，在中国新闻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邵飘萍：曾任《申报》特约通讯员，《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1912年与杭辛斋创办《汉民日报》任主编，被推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抨击袁世凯阴谋复
辟帝制和卖国罪行。1916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任社长。邵飘萍以善于采访著称，常能访到独家新闻。刘少少：“怪杰”，曾协助主办《中国新报》。担任过北京《帝国日报》的编辑。共和党报《湖南新报》和《公言》杂志的编辑、记者、主笔。北京《亚细亚日报》出厂时，被聘为主笔，主写时评。1915年，上海《亚细亚日报》欲聘其为主笔，遭到他拒绝，同时拒绝了袁世凯的收买，遭到通缉。刘少少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然其文独辟蹊径，庄谐杂出，时有新意。
徐彬彬：是民国初年的著名记者和剧评专栏作家，长于文学，娴于经史，熟悉历史掌故，通讯文笔优美而富于情趣。1916年继黄远生任上海《申报》、《时报》的驻京特派记者。30年代以后长期担任《大公报》副刊、《戏剧周刊》、《北京》副刊和《小公园》的主编。林白水：1901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曾创办过《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公言报》、《新社会报》、《社会日报》等。他的文章庄谐杂出，文采飞扬，文风个性鲜明，非常敢言。张季鸾： 胡政之：
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1915年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创办人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危险时局中，毅然回国筹办《青年杂志》，作为“救国救民”的舆论基地。《新青年》的创刊，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宣传策略以思想启蒙为要务。《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动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主要宣传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1）提倡自由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开展批孔运动。2）提倡科学，反对迷信。3）发起文学革命运动。《新青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陈独秀主撰阶段（1915年-1917年），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阶段（1918年-1920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阶段（1920年-1922年）。
陈独秀：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由于受到康梁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抛弃了传统的仕宦旧途，转向寻求西方新学。曾到日本求学考察，在报刊上多次发表时评，传 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激励国民志气，克服“奴隶根性”。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危险时局中，依然回国筹办《青年杂志》，作为“救国救民”的舆论基地。
五四运动
《每周评论》：1918年在北京创刊，为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为适应新的形势而创办的一份政治时事评论报纸。与《新青年》一样，以“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为己任，但《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每周评论》则“重在批评事实”。以“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为宗旨，加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时事报道评述，把报道和评论结合起来。在五四运动期间，《每周评论》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先导作用。对五四运动做了连续的系统报道，及时评论，给予支持与引导。《每周评论》把这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第一次称为“五四运动”，并第一次提出学习“五四运动”的精神。
五四运动前后，适应群众政治斗争蓬勃开展的需要，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带动下，进步学生报刊分起。
《湘江评论》：1919年创刊于长沙，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毛泽东主编。新闻、评论全部用白话文写作，以述评为主。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毛泽东撰写的长篇政论《民众大联合》在该刊连载，分析总结了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刻阐述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和策略主张，反应了毛泽东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萌芽。李大钊评价该报刊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创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机关报，周恩来任主编。以评述为重点。周恩来为创刊号发表的题为《革新、革心》的设立呢，阐述了革命者既要改造社会、又要在这一斗争中自觉改造自己思想的正确主张，并以此作为该报宣传的宗旨。
新旧思潮在报刊上的大激战：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恐慌和抵抗。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上半年开展了一场新旧思潮在报刊上的大激战。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重要人物有林纾、辜鸿铭、刘师培等。代表封建顽固势力的报刊有《国故》月刊，刘师培等封建顽固派文人专为抵制新文化运动创办；《公言报》是受到段祺瑞支持的报纸；还有《新申报》、《东方杂志》等。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作为回应。
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新青年》改组：1920年《新青年》迁上海出版，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报刊。改组后的《新青年》扩充了编者作者队伍，内容上加强了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它仍就保持原来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面貌，与在北京的编者作者保持联系，照旧采用他们的来搞。改组后的《新青年》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报刊之一。
《共产党》：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创办的理论机关刊物，由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宣传：1）宣传有关共产党建设的知识，介绍第三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情况、文献资料，特别是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著作。2）论述中国革命的导论和党的纲领策略，论证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3）向工农兵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报道国内工人运动的发展。该刊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党的基本知识的必读材料，也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交流细想、沟 通情况、酝酿建党的一条重要纽带。
《劳动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创办了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为对象的通俗报刊。《劳动界》是中共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创办的。该报的宗旨是“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它用浅显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向工人介绍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报道国际国内工人运动的情况，促进工人的觉醒。其他工人报刊还有《劳动音》、《劳动者》、《劳动与妇女》等刊物。
中俄通讯社：1920年7月在上海创立，简称中俄社。1921年改称为华俄通讯社，它是我国第一家无产阶级通讯社。中俄社的主要任务是加强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向中国人民介绍列宁的革命理论、俄国革命的成果与经验，同时向俄国人民介绍中国革命开展的情况。
我国首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特点：以向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宣传马列主义为基本任务；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宣传鼓动和新闻报道工作；新闻宣传工作与建党的组织工作紧密结合，相辅相成。
新闻工作改革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我国新闻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新闻工作也在多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
1）开创自由讨论的风气。
报刊成为“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所有的思想论战都是在自由讨论的气氛中展开的。当时有三种情况：一是新旧思潮的激战，二是著名的三大论战（问题与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三是学术、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具体问题的讨论。
2）政论传统的恢复与发展。
《新青年》等宣传新文化的报刊，通过政论提倡民主、科学，批判旧思想、旧文化的。3）新文风的出现。
《新青年》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我国报刊文风一新。4）副刊的革新
“五四”以前，我国报纸副刊多事休闲性的读物，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重视报刊成为报界的普遍现象。
5）报纸版面编排和新闻采写业务的改进。
在报纸版面编排方面，头版头条已是最新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新闻，原先作为头版头条的“大总统命令”已被安排在不重要的地位。在新闻采写方面，不少报纸聘设特派记者，开辟国内外新闻来源，重视直接采访报道。
新闻学研究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新闻学研究也迅速开展起来。1918年10月4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会以“研究新闻学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徐宝璜任副会长，徐宝璜和邵飘萍是专人倒是。《新闻周刊》为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刊物。这一时期的新闻学专著有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中共初期
中共中央机关报刊： 《向导》：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时事政治评论性的周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1927年5月迁至武汉。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担任主编。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罗章龙、赵世炎等是主要撰稿人。《向导》一创刊，就集中宣传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向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指导，分析形势，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是造成中国混乱局面的根源，也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向导》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宣传工具进行了激烈的舆论斗争，还批驳了各种错误思想和主张。但是，《向导》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宣传不力，甚至有错误的观点。
《新青年》季刊：瞿秋白主编，以宣传马列主义理论为基本任务。《前锋》月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
《先驱》半月刊：1921年由四川成都团组织创办，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团中央机构，《先驱》从此正式成为团中央的第一个机关报。它的基本内容是，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的状况，评述中国青年思想和青年运动的现状，宣传窗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报道团的活动和刊载团的文件等。
《中国青年》：1923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恽代英、萧楚女、李求实等先后担任主编。它的基本内容：一是帮助青年正确对待工作、学习、生活，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二是评述时事政治，帮助青年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提高觉悟；三是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同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作斗争。
工人报刊： 《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也是党领导下的第一张全国性的工人报纸。
《工人周刊》
国共合作时期
《政治周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出版。1925年12月创办于广州，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持筹办工作并担任首任主编。该刊以“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国共合作后，一批共产党员主持或参与了国民党报刊和通讯社工作。
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报刊和共青团报刊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团报刊网络。
《中国工人》1924年创刊于上海，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指导职工运动的刊物，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成立后改为它的机关报。《中国工人》以指导工人运动的复兴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通过总结我国工人运动经验教训、介绍国际工人斗争经验，帮助工人学习罢工的战略战术，充分做好战斗准备。
五卅运动中的新闻斗争： 《热血日报》：1925年6月，中共中央为了及时报道“三罢”的运动形式和指导群众斗争，创办了《热血日报》。主编是瞿秋白。它发表大量新闻和评论，报道上海工商界群众的斗争，评述运动在全国开展的形势，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传播国际进步势力支持中国人民的信息。《工人之路特号》：前身是《工人之路》，省港大罢工运动中改为《工人之路特号》。
军队报刊： 《中国军人》：1925年在广州创办，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会刊，这个联合会是周恩来组织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进步军人的群众性组织。这个刊物的宗旨是：“鼓吹革命精神，团结革命军人，唤醒全国军人，促进全国军人的觉悟”为宗旨。《军人日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训练部主办。
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新闻事业
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既在军阀统治下，又有革命力量，还有外国势力。所以这些城市的新闻事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
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新记《大公报》：国闻通讯社社长胡政之主办，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为办报方针。
北伐战争
《汉口革命军日报》：由北伐军总政治部创办，以宣传北伐为基本任务。
《中国青年》在北伐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苦于连年战乱，害怕甚至反对任何战争。《中国青年》就向广大群众进行北伐战争的性质和意义教育，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到斗争中去。
第八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大革命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建立了一个全国性国民党新闻事业网络。这个网络以《中央日报》、“中央社”、“中央广播电台”为核心，集中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等大城市和各省会城市。
《中央日报》：1927年在汉口创刊，国民党中央机关报。该报初期曾为国民革命作积极宣传，“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立场骤变，反共拥蒋。1928年在上海出版，1929年在南京出版。
“中央社”：（中央通讯社）1924年成立于广州，1927年迁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萧同兹为社长。该通讯社垄断了国内外新闻来源。
“中央广播电台”1928年在南京播音，发射功率为亚洲之冠。
国民党当局对部分民营报刊采取积极拉拢和严加控制的办法，并制定了许多专门的政策法规，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定为非法，予以取缔。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出版报刊，出版中心仍在上海。《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
共产党人和思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联合开展了革命文化运动，运动中心在上海，最初的倡导者是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支持的社团与刊物。《文艺新闻》：革命文化团体的报刊，坚持宣传革命的思想文化，但有严重的“左”倾色彩。在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文化“围剿”下难以生存，大多数只出一两期就早查禁。只有《文艺新闻》出版时间最长，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
鲁迅：鲁迅在粉碎文化“围剿”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从1927年抵达上海，始终在上海率领文化大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主编或支持了多种刊物，他不仅自己写文章，还担任具体编辑、校对工作。鲁迅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其中不少是传世名篇。他不仅开创了独特的杂文风格，而且提出了对杂文的精辟的理论见解，使杂文在中国报刊上不可缺少的重要得为得以牢固确立。
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迫从城市向农村转移，革命新闻事业也在这条革命道路上开始新的征程。
《时事简报》：在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的决议中指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并要求各军及纵队必须办一壁报，名称均为《时事简报》。内容是国际国内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红军工作情形，要求每周至少出一次，用大张纸写，字迹大而清楚。《时事简报》成为根据地和红军初创阶段的主要新闻宣传阵地。红色中华通讯社（红中社）：1931年在瑞金成立，主要为临时中央政府文告、宣言、红军战报和根据地建设消息，还利用红军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外国通讯社英文稿。《红色中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我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随红军长征暂告停刊，史称这一时期该报为《红色中华》瑞金版。《青年实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红星报》：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持出版，1931年在瑞金创刊。
在中央根据地粉碎了四次军事“围剿”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开辟了多个革命根据地，各根据地都建立了人民政权，出版了当地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的报刊。
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特点：
1.适应实际工作新需要，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新闻事业宣传。2.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3.开展批评和表扬。
4.文字通俗，形式活泼。
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的意义：
1.根据地新闻事业是在人民政权下创建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闻事业的开端。2.开创了一条革命新闻事业发展的新道路，即城市—农村—城市的道路。3.继承和发扬了列宁的党报思想。
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红色中华》：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色中华》于1935年在瓦窑堡复刊，史称陕北版。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团结各种力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色中 华》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也改名为新华通讯社，两者同时迁至延安。《救国报》：为了开展在海外的宣传工作，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创办了《救国报》。该报于1935年创刊，报头署社址为法国巴黎，实际编辑部设在莫斯科。该报以宣传反法西斯和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宗旨。该报首次发表了中国共产产党的《八一宣言》。国民党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停邮该报，《救国报》就于12月改名为《救国时报》。1938年迁往美国纽约，与中共主办的《先锋》周报合并。
“九一八”事变激起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宣传的高潮，新闻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具有意义的是邹韬奋和《生活》周刊、史量才和《申报》的变化。史量才和《申报》：史量才在企业化经营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效，但在政治上却是保守的。史量才一心想发展事业，甚至想建立英美式报业托拉斯。国民党当局干涉，使他的托拉斯构想失败。“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发生后，史量才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民族危亡的严酷事实和救亡运动的爱国激情，使他认清了蒋介石对日妥协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危害，毅然赞同团结抗日的主张。《申报》几年六十周年的革新活动：一是加强新闻，改进本埠新闻报道，增加各地通讯；二是改革副刊《自由谈》；三是改进副刊和增刊，以适应各种类型读者的需要。
邹韬奋：邹韬奋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该社于1925年创办《生活》周刊，邹韬奋任主编。接编《生活》周刊后，他开始关心社会问题，“九一八”事变后，在胡愈之等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开始学习革命理论，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1933年-1935年，邹韬奋游历考察了许多国家，并撰写了30多万字的国外通讯，在《生活》周刊和《新生》周刊上发表，后汇集成《萍踪寄语》。回国后，邹韬奋又先后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在香港创办了《生活日报》。
韬奋精神——毛泽东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们的地方。”
邹韬奋的报刊理论：
第一，报刊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应该成为实现民族解放、大众解放大目标的工具。第二，报刊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真诚地为读者服务。第三，办报刊要有创造精神，形成报刊的个性或特色。第四，文风要“明显畅快”。
第五，重视经营管理和社会信用，处理好商业性新闻与广告的关系。第六，新闻工作者应“视事业如生命”，有高尚的人格和真才实学。“《新生》事件”: 1934 年2 月，《新生》周刊创刊，杜重远任编辑兼发行人。它重新举起抗日的火炬，实际上是《生活》的继续。1935年5 月，《新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其中说到现阶段日本的天皇空有其名而无实权。日本驻沪总领事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当即查封《新生》周刊社，判处主编杜重远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国民党中央还电令其各级党部及新闻出版界，加紧查禁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这就是中日反动派合伙制造的“《新生》事件”。
范长江：著名记者，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向北平的《北平晨报》与《世界日报》、天津的《益世报》与《大公报》投稿。1935年他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名义离津南下，从成都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他沿途撰写的旅行通讯陆续在《大公报》上发表，后将这些通讯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这些通讯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违纪，国民党统治的腐败、黑暗与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该书首次客观而真实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1937年，他冒险到达西安，周恩来同他长谈。然 后乘车到延安，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十年内战的经过，解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范长江在经历了此行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他写的事实述评专文《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帕克斯·斯诺，美国新闻记者、作家。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回来后，斯诺发表了多篇陕北报道。在这些报道的基础上，他写成《红星照耀中国》，后来为避免检查和发行中的玛法，中文版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这部书较早地公开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及其领导人的情况。
新闻学研究
中国新闻学研究会：1931年在上海成立，是我国第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学术团体，“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之理论的阐扬”。专业刊物《集纳》（《文艺新闻》副刊）。《中国报学史》：作者戈公振，是以为有革命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以为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中国报学史》是他的专著中，影响最深远的一部。本书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的发展历程，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报学史》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本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
第九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1939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起一个以党的机关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报刊系统，重点办好党的机关报，使党的新闻事业走上了成熟发展的道路。《新中华报》的改组：1939年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重建一个以中共中央机关报为中心的党报系统。2月7日，《新中华报》被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同时兼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三日刊，主要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发行。该报积极宣传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全面、系统地报道了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以及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发表过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一些有关时局的重要文章。
《解放日报》：1941年后，抗日战争在经济上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日军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物资奇缺。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将延安《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改出对开大报《解放日报》，同时将《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刊物停刊，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办好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于1914年5月，博古（秦邦宪）担任第一任社长。《解放日报》的从创办，中共中央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经常知道给报的工作，并为它撰写和修改重要的社论、评论、新闻和文章。《解放日报》创刊后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该报曾以大量篇 幅报道苏、德战争的情况，同时发表了不少评论，对国际形势作出了科学的分析，但同时也出现了过多刊载国际新闻、宣传报道脱离根据地群众和工作实际的倾向。
《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自1942年春天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次整风运动。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为改造党报通知》，要求各地根据整风精神来检查报纸的党八股现象。利用报纸来推动中心工作的开展的方法，成为党报的重要经验和传统。《解放日报》走在新闻界整风改革的前列。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实行改版，同时发表了改版社论，论述了党报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及组织性原则，接着依照以上标准，检查了创刊来存在的问题。版面上，由原来的公式似的安排：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国内，改为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报道为主，密切联系群众和工作实际，积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第一版是反映各解放区情况的要闻版，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才是国际新闻版，第四版仍是副刊和各种专论。《解放日报》集中报道整风运动的发展情况，随着整风改革运动的深入，又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方针。
国统区新闻事业
《救亡日报》：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作为国统区新闻事业的中心，立刻成了我国抗日宣传的中心。《救亡日报》于1937年创刊，是中共领导下成立的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该报编辑委员及编辑部人员中既有共产党员及文化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进步的知名人士，也有国民党人。郭沫若担任社长。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全国抗日宣传中心也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党、军、政中心一起迁至武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于1937年由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后迁至武汉，1938年成立武汉分会，并改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青记”是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全国性新闻记者组织，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有范长江、陈同生、孟秋江、金仲华、恽逸群等。“青记”是中共领导下的新闻界统一战线组织，党通过参加这个组织的中共党员，努力团结国统区广大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积极争取民主、争取新闻自由和开展抗战宣传。
“重庆各报联合版”：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统区新闻事业和全国抗日宣传中心西迁至重庆。日寇飞机对重庆实行狂轰乱炸，致使许多报社房屋倒塌，水电断绝，损失惨重。重庆《中央日报》、《时事新报》、《扫荡报》、《新蜀报》等10家大宝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合作刊发“重庆各报联合版”。共出版了99天，是我国新闻史上出现报纸联合版之始。
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1938年在重庆出版，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是国统区人民心中的灯塔。该报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而顽强的斗争。在物资条件方面，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用断绝纸张供应来扼杀《新华日报》，对此《新华日报》运用各种形式的手段进行了抗争。在言论、新闻报道方面重庆时期的《新华日报》利用“拒检”、“暴检”等手段同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
桂林“文化城”：桂林在1938年10月至1944年9月大撤退以前也是大后方进步报刊的一个重要的聚集地，被人们称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城”。当上海、武汉、广州等从城市相继沦陷后，不少进步文化人士根据党的指示撤退至桂林，在这座西南城市中 出版报刊，开办书店、出版社和印刷厂，使桂林称为大西南地区进步新闻文化宣传的中心。抗战时期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日报有《救亡日报》、《新华日报》（桂林分馆）、《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等，影响较大的通讯社有国际新闻社。
昆明也是新闻业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当时是与国外联系的重要陆、空门户，因而也成了抗战存储器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之一。
香港、澳门与海外的抗日报刊及其宣传活动
从1937年7月抗战开始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等地区因其具有特殊的政治与地理环境，也一度成为抗日办报与宣传活动的主要阵地。香港：抗战爆发后，香港原有的报纸很快投入了 抗日宣传报道。随着平津、沪宁等大城市的相继沦陷，这些地区的部分爱国新闻工作者纷纷南下，或将内地报纸迁入，或创办新报，或参与当地新闻工作。上海国际宣传委员会迁至香港，并改名为国际新闻社，上海的《申报》、《立报》和《大公报》香港版都在香港出版发行。在香港新办的报刊，影响较大的有《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会刊）和《星岛日报》。国统区进步新闻文化界人士到香港创办的《华商报》晚刊、《大众生活》周刊、《光明报》等抗日报刊。
澳门：1937年澳门《朝阳日报》、《大众报》同人联合发起成立文化、体育、音乐、戏剧界抗日救国组织“澳门四界救灾会”，澳门新闻界为加强团结抗战力量成立澳门新闻记者联合会，并出版报刊《救灾特刊》，香港《华侨日报》创办澳门版《华侨报》。
东南亚：以新加坡、马来亚为中心的东南亚，是海外抗日办报宣传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胡愈之奉中共中央的指派，赴新加坡开辟海外抗日宣传阵地，他应聘党人了《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并立即推行报纸革新：一是加强报纸言论，而是实行采编合一，改进报道工作。
沦陷区的新闻事业
日伪新闻事业建立在以长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北平、天津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上海、南京为中心的华中地区和华南的广州、香港等地。日伪还在沦陷区建立了大约五六十座的广播电台。
在东北，“满洲国”成立后，伪满当局颁布《出版法》控制当地的新闻事业，建立东北地区新闻事业的统制机构满洲弘报协会。汪伪政府制定有关“计划新闻制度”的法律法规。
上海“孤岛”抗日报刊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华界地区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四围均为日军侵占而形同“孤岛”，中外各种政治势力，无不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在“孤岛”上创办报刊。开展舆论宣传。其中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爱国政治力量和爱国人士主办的抗日报刊，始终是“孤岛”报业发展的主流。《译报》：1937年12月创办于上海租界，由夏衍主持报务。所刊言论及报道全部译自英、美、法等国通讯社稿和外文报纸，但都经过编者的精心选择与改写，客观的报道了抗战的基本形势，无情地揭露了日军的侵略暴行，并准确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持久抗战的政治主张。“洋旗报”：由于以外商名义出版的报纸，可以不受日伪的新闻检查。因而在1938年以后出现了大办“洋旗报”的热潮。中国共产党等各派政治力量以及民间爱国人士，或聘请外国人担任发行人，或在外国注册，打着“英商”、“美商”的招牌，以逃避日 寇的新闻检查。其中最为著名的“洋旗报”有《每日译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
第十章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国统区新闻统制和新闻界的抗争
国民党：
在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凭借其手中掌握的政权与法统，抢先在收复区扩展他们自己的新闻事业。①国民党接管了原沦陷区的敌伪报馆、电台、通讯社等各类新闻机构,一个较战前更为庞大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网，在接收敌伪新闻机构的基础上迅速重建。②战后，国民党抓住上海《申报》、《新闻报》战时附逆的把柄，将它们改造成国民党的准党报。③国民党还大力恢复和新办一批党营报纸。国民党报团组织的出现，是战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央日报》社发展成为一个在12个城市设立分社的报团。共产党：
在上海，早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三天，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就领导创办了《新生活报》，后改名为《时代日报》。上海地下党组织还创办了以学生的名义出版的报刊。应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一批新闻文化战士赴沪，同沦陷时期留沪的同志一起，又创办了一大批报刊，将党在上海的办报活动推向高潮。中共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有：《联合日报》、《联合晚报》、《建国日报》（原《救亡日报》）、《文萃》（初为文摘性刊物，后改为时事政治性刊物）、《消息》半周刊、《群众》周刊。
在北平，中共在或被地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解放》报创刊，新华社北平分社也宣告成立。《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自创建第一天就遭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钳制与破坏。
在华南地区，中共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党报《正报》，在港、澳、华南地区、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发行。
拒检运动：1945年八九月间发生的“拒检运动”，是人民解放时期国统区新闻界发起的一次声势最为浩大的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在其他进步出版机构的支持下，不送国民党当局审查而自行出版《延安归来》一书，揭开了“拒检运动”的序幕。该书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实施情况和解放区取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成就。进步人士张志让、杨卫玉、傅彬然起草了重庆杂志界宣布“拒检”的联合声明，在征得了16家杂志社的签名后，函告国民党当局。在拒检声明上签名的杂志社增至33家，其中10家杂志社还出版了《联合增刊》，既不向国民党政府办理登记手续，也不将稿件送检。9月后，由重庆出版界发起的拒检运动扩展到成都、昆明等地，并由出版界扩展到新闻界。国民党当局被迫做出让步，但有意留下一个“尾巴”，宣布除收复区外，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为此新闻文化界又进一步进行了斗争，要求彻底实施废除新闻检查制度。国民党再次做出让步，但没有真正放弃其一贯奉行的新闻统制政策。“较场口事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赴重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进行政治谈判，两党并于10月10日签署了《国共双方会谈纪要》。根据《国共双方会谈纪要》的规定，国共两党以及其他政党、派别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国民党在会场内大谈民主、自由，但在会场外却指使特务破坏会议，制造了2月10日发生的“较场口”事件。国民党特务不仅破坏了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还使60多位参加会议的民主 人士、新闻记者和各界群众被殴打致伤或失踪。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报道将这一事件说成是“民众团体互相殴打”，对此《新华日报》、《新民报》、《民主报》等9家报纸进行了抵抗。就国内外十分关注的和平与内战问题，《新华日报》还同《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大公报》展开多次正面交锋。由于《大公报》标榜“不党、不私”，在群众中的影响较大，因而在这一时期《新华日报》与《大公报》的论战最引人注目。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新闻统制进一步强化，国民党政府对坚持进步立场的报刊及出版机构大肆摧残。为了在国统区坚持进步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刊在国共合作破裂后转入“地下”秘密出版发行。宣传“第三条道路”：国统区鼓吹“第三条道路”的报刊的出现，是国共两党激战之际新闻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政权，试图在中国实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一条代表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道路。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中有不少是民主党派成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报刊是《观察》周刊。
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的发展与 新闻工作中两条战线的斗争
抗战胜利之初，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人民新闻事业。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民内战后，由于人民解放军不争一城一池的得失，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由发展转为收缩。抗战胜利后的新华社：抗战胜利后，新华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①在组织建设方面，新华社总社的工作机构较前扩大，分为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英文广播、口语广播4个编辑部门。各解放区的总分社也先后建立。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实行报社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新华通讯社社长与总编辑，分别兼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与总编辑。②在业务建设方面。新华社总社提出了提高报道水平、改进新闻写作、加紧业务学习等新的任务与要求。③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工作进一步加强，同时担负起党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三重任务。不仅报道新闻，还代表党中央发表时事政治评论。
反“客里空”运动：在1946年宣传土地革命期间，土改宣传报道犯了不少右倾错误，一些新闻工作者过分渲染地主“拥护土改”，自动“献地”，对土地运动这场阶级斗争的激烈性、严重性视而不见。报纸上的失实报道，不仅妨碍了土改运动的展开，还损害了人民新闻事业的形象，广大农民对报纸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对此，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下，《晋绥日报》首先认识错误并予以纠正。自1947年6月起，《晋绥日报》认真检查了新闻报道工作中右的倾向和存在的新闻失实问题，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发起了反“客里空”运动。这次运动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并通过新华社的宣传报道，从晋绥解放区推广到其他解放区。反“客里空”运动的意义在于：一是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二是克服了土改宣传中的右的倾向，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和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反“客里空”运动在反对右的错误倾向时也助长了“左”的错误倾向。《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 月，毛泽东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在听取报社工作汇报后作了重要谈话，即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的讲话，对包括《晋绥日报》在内的解放区新闻工作中经历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作了全面总结。毛泽东的讲话，精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党报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①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作用与任务，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②关于办报的路线与方针，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先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③关于无产阶级党报的风格，毛泽东指出:“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行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的，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④关于党报工作者的学习与修养问题，毛泽东认为:“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
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后，解放区人民新闻事业由收缩阶段转入再发展阶段。城市相继解放，人民新闻事业由农村转向城市。《关于党报方针的指示》：1948年8 月15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提出城市党报工作的三大注意事项:①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但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服务；②报纸以报道农村与工厂的消息为主，同时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他地方；③报纸副刊，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浅出地对读者做教育工作。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1948年9 —10月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办由华北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的部分记者参加的学习班。10月2 日，刘少奇亲自去学习班作长篇讲话，即著名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表达了党中央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为新闻工作者适应新的形势、完成新的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一是深刻阐明了新闻工作的作用与任务。二是提出了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必备的四个条件:“
（一）马列主义的修养；
（二）政策路线的知识；
（三）正确的基本态度；
（四）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
第十一章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闻事业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公营新闻事业网：新中国一成立，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遍布全国各地的公营新闻事业网。这个公营新闻事业网，包括以《人民日报》为中心、以党报为主体的公营报刊网，以新华通讯社为主体的国家通讯社网和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国营人民广播电台网。为了便于向海外华人、华侨介绍新中国，国家组建了以对外宣传为主要任务的中国新闻社。
对私营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私营新闻机构，党和政府最初根据公私兼顾的政策，在经济上予以扶持。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私营报纸难以适应新的形式，在读者心目中，党报的威信远远高于私营报纸，使私营报纸的发行量不断下降。所以党和政府又转而采取合并改组、公私合营等措施，对私营报纸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新闻总署：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政策，新闻事业有公营的也有私营的，因而新闻事业的管理方式由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改变为人民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实施管理。1949年10月为了便于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置了新闻总署，作为领导与管理全国各类新闻媒介与中国新闻工作的行政机构。下属机构与单位由一厅（办公厅）、一社（新华通讯社）、三局（广播事业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一校（北京新闻学校）。与之相应，各大区设新闻出版局，各省市设置新闻出版处。新闻总署成立后，制定与颁布有关新闻事业管理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并对有关法规加以贯彻、落实。一是主持了全国各类报纸的社会分工事宜，二是推出保持“企业化经营”与“邮发合一”的新办法。1952年8月7日新闻总署被撤销，接着各大地区新闻出版局和各省市新闻出版处也随之撤销，党中央及各级党委的宣传部门逐步带地政府部门主管新闻事业与新闻宣传工作。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与业务的探索和改进
新闻工作的改进：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主持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这次会议上民却指出，改进报纸工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加强新闻工作与社会实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新闻工作做出了一下改进：①在新闻体制方面，实行采编合一制与总编负责制。②各新闻机构建立起广泛的通讯员网与群众性的读报小组。③在新闻宣传报道方面，《人民日报》等报纸还进行通俗化改革。④各报确立了全编辑部人员都有责任关心处理读者来信的原则。⑤普遍建立广播收音网。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工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新闻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批评独立与责任独立相统一的原则，报报刊独立进行批评的权利和独立的责任统一起来。重视自我教育，开展问题讨论。新闻工作改进的另一个要求是学习社会主义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评价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学习社会主义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一个新闻工作改革的要求。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具有积极意义。首先，通过学习苏联经验，我国新闻界系统的学习了列宁、斯大林的办报实践、办报思想和苏联新闻工作的传统，加深了对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建设我国新闻事业新体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其次，全面学习与借鉴苏联新闻工作的业务经验，包括新闻的编辑、采访、写作以及经营管理和发行等方面的经验，使我国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普遍得到大的提高。但是，在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中，也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对苏联经验盲目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错误，主要表现在：一是片面强调不犯错误，二是每天一篇社论，结果出现了不少“无的放矢”的东西；三是业务路子越走越窄，新闻写作单调，缺乏创新；四是国际新闻报道片面性严重，对社会主义国家只说好，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只说坏。
新闻业务的建设：首先，新闻界从最基本的纯洁语言文字、注重语法修辞做起，以端正文风。接着，新闻界又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做出了重大努力。随着报纸摄影采访力量和新华社供稿能力的加强，报纸图片的运用不断得到改进。
新闻宣传报道的成就与过失
经济生产宣传报道：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中，经济宣传报道式中是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时期经济宣传报道的重要成绩，一是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二是突出报道国家重点建设的成就，展示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全貌，激励人们热爱祖国投身建设的热情。三是让人民群众充当宣传报道的主角，突出宣传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宣传报道，对其社会作用与服务对象等问题不够明确，因而片面强调报道的指导性与思想性，多从领导角度看问题，指示、教训的口吻多，而从群众的角度提问题、满足群众需要和兴趣的报道少；介绍生产过程多，反映职工生活少。政治外交宣传报道：
抗美援朝的宣传报道：抗美援朝报道，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宣传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在朝鲜前线成立，北京、天津、沈阳三城市广播工作者组成了“抗美援朝广播收音工作团”，活跃在战地、火线。北京电影制片厂成立战地新闻摄影队，近跟前哨部队进行实地拍摄。2 :《人民日报》对抗美援朝的时事宣传报道十分重视，开辟了《抗美援朝》专刊。3 :战地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被广泛运用。重要作品:如《不朽的杨跟思英雄传》、《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人民日报》战地特约记者魏巍撰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周恩来总理赞扬这篇作品“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思想文化宣传报道：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武训传》在1950年底摄制完成后，毛泽东提倡讨论《武训传》和“武训精神”。化名李进的江青操纵指挥“武训历史调查团”，按照主观意图寻找材料，得出武训是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的调查结论。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
关于《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这场批判把政治和学术思想完全等同起来，不恰当地一概抹杀胡适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我国资产阶级著名学者在学术领域的成就，使批判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
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与批判：这场批判扩散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左”的观点，阻碍了学术文化研究的正常开展。
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
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严重，对苏联的经验与做法照抄照搬。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发展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简称“双百”方针）。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56年4月后，《人民日报》以改版为中心进行了新闻工作改革，增加了报纸新闻数量，改进言论。在《人民日报》进行新闻工作改革的同时或稍后，中央和各地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也都先后进行改革，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新闻工作改革热潮。这次新闻改革的意义和影响在于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得到了更新与解放，明确了要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总结继承中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与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使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内容与中华民族形式相结合。这次改革收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支持。但这次改革也有偏颇之处，1957年下半年因反右派斗争等诸多原因，改革在中途夭折。
第十二章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在1957年至1966年，新闻从传播事业既有快速发展的阶段，也有停滞不前甚至后退的时候。①我国的 报纸与期刊随着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晚报、农民报、企业报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②新华社在这一时期明确提出了要使自己成为“消息总汇”、成为党和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的目标，10年内，新华社基本建成了自己国内和国际的广播通讯网。但这一时期在新闻报道中存在着大量失实、片面、虚夸的现象。内部刊物《参考消息》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改版和扩大发行。③北京电视台在1958年开始试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着重提高节目质量，强调办好重点节目。④图片宣传扩大，但题材和内容日益狭窄，新闻照片的艺术性、趣味性被置于政治性之后，新闻摄影中“组织加工、摆布导演”的风气十分流行。整风鸣放中的新闻事业：1957年2月，毛泽东再次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科学、繁荣文化艺术的方针。整风运动就此开始，自由“鸣放”的空气热烈起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向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领导人提出了许多诚恳的意见，既有善意的批评也有恶意的攻击。对于鸣放中的言论，毛泽东认为这是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应该予以反击。他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在“大鸣大放”中，《文汇报》大量刊登了各种批评意见，结果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人被打成右派，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大胆向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公然称党的统治为“党天下”。新闻界自身的工作展开了“鸣放”，包括“左叶事件”和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在反右派斗争中，《文汇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纷纷发表编辑部文章和社论，检讨自己在“鸣放”中的行为。一大批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被迫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岗位，一些正直的新闻工作者也不敢讲真话，人人自危。
“大跃进”时的新闻宣传：新闻媒介的宣传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宣传中的“浮夸风”与工业生产中的“瞎指挥”。在理论宣传上，当时的报纸错误地宣传了“唯意志论”，即片面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而否认客观条件。各省市党报也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新华社提出新华社国内部苦战三年的工作计划。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及有关宣传报道才停止。
新闻宣传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林彪通过报刊大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先进典型的宣传和报道：雷锋、焦裕禄、大庆、大寨„„
邓拓：1949年起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亲自主持了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1957年当选为全国记协主席，因在宣传上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1958年改任中共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副书记，主编《前线》杂志，并为《北京晚报》开辟《燕山夜话》的专栏，撰写知识性杂文，深受读者喜爱。邓拓最最重视报纸的社论工作，同时他也重视报纸的理论宣传，提出报纸应道“经常地就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实际生活的各项问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他还强调理论宣传“要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力戒教条主义倾向，不必要的大量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随便创造不成熟的理论的现象必须停止”。邓拓还对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性报纸进行了区别。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新闻思想评价：1957年“反右”和“大跃进”，对国家和人民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新闻事业也损失惨重。这一切与毛泽东过分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是分不开的。同时他片面对待社会主义时期的新闻自由，夸大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将争取新闻自由看做是“秀才造反”、修正主义。他还常用针对反动派报纸的“舆论一律”和正对人民内部的“舆论不一律”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刘少奇的新闻思想评价：1961年5月，刘少奇曾对《人民日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有时“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充分认识到当时在报纸宣传中存在的危险性，在承认报纸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的同时，认为报纸如果给群众以错误的东西，散步错误的思想、理论、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会犯大错误，报纸的宣传不一定总是能起到好的作用。
第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成为统治新闻界的主流观点，新闻事业成为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工具，新闻事业失信于民，失信于社会，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两报一刊”:“两报一刊”:是指《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经常把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主要通过这些社论或文章公诸于世。每当“两报一刊”社论发表，不仅各地报刊全文转载，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而且全国上下都要“学习贯彻”。文革小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随着各种“红卫兵”组织和“造反”组织的出现，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文革小报”与“红卫兵小报”。这些小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填充了大批合法报刊停办后留下的新闻空白区，形成了当时特有的由少数几家大报法号施令，指明方向，众多小报呐喊助威的舆论宣传阵势。但当群众组织因对领导和运动的形势持有不同的观点而形成互相对立的派性组织时，小报便成为党同伐异的工具，互相攻击、恶意谩骂甚至肆意歪曲事实，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小报兴起的初期，正是“文化大革命”社会信息渠道不畅，宣传工具缺乏的时候，小报满足了人们了解各种情况的愿望，提供了一种渠道，传达从正规报纸不能看到的消息，也是新出现的基层群众扩大自己影响的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和武器。但小报毕竟是时代的特殊产物，是无政府主义的体现，缺乏最基本的纪律约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混乱。
“天安门事件”的歪曲报道:1978年清明节前夕，群众自发地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声
讨“四人帮”。4 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电台广播了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是一篇由姚文元指挥炮制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所谓“现场报道”。《人民日报》刊载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文章，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和邓小平，把邓小平作为“罪魁祸首”，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在全国形成万炮齐轰邓小平的舆论局面。
广播变成了千遍一律的政治说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充满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形成了高调门、平淡、空洞的“播音八股”，听众和广播电台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日益疏远。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进一步扩大，十年间增加了12中外语广播，农村的有限广播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1973年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进行了彩色电视节目的试传，当时的观众所能看到的电影长期以来一直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三部被观众称为“老三站”的电影。
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事业的主要特点：
（一）宣传个人崇拜
“四人帮”的宣传方法中运用最多的就是通过新闻媒介不断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 拜，以捞取他们的政治资本。随着个人崇拜的升温，许多红卫兵对新闻宣传是否忠于毛泽东的监督达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
（二）影射文章泛滥报刊
（三）根据需要树立各种类型
（四）成立各式各样的写作班子
第十四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闻传播事业
1978年至1992年的新闻事业
回归新闻本位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标准只有一个》，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并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是拨乱反正以来影响最大、反映最强烈的一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宣言，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事实就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思想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渤海二号”的新闻报道：1980年7月22日，《工人日报》发表了记者采写的《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的事故说明什么？》一文，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一起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严重违章指挥造成的重大责任事故，在发生8个月后，事故真相和有关领导的错误态度才被媒体公之于众。当时，重大事故是新闻报道的禁区，消息封锁很严。通常是“一次事故，一批英雄”。而此次新闻界对“渤海二号”事件的报道，实现了批评报道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突破了对重大事故和重大决策失误不公开报道的做法；二是突破了对先进典型的缺点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三是突破了对高级领导干部的错误不公开批评的做法。经济类报刊：
人们习惯上把《市场报》、《经济参考报》和《经济日报》看做是经济类报纸的元老。它们和后来出现的财经类报纸最大的区别是，报道的领域涉及与经济有关的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金融等财经领域。《中华工商报》是一份不同于其他报纸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完全走市场化的报纸。
媒体自办发行：报纸的发行费用是报纸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邮发合一的体制下，邮局的发行费率是相当固定的，这就使许多报纸通过降低成本来增加竞争实力的努力成为空谈。1985年1月1日，《洛阳日报》率先宣布脱离邮局，实行自办发行。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全部的中等或中等偏大的城市党报纷纷加入到“自办发行”行列，它们成立了以《天津日报》为首的全国报纸自办发行协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与自办发行有关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新闻立法的发展：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要大大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文章，提出要制定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由此开启了中国传媒法制建设的漫长历程。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新闻法研究室设立了新闻法起草组。1987年新闻出版署成立，负责起草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经审定颁发后组织实施。因此起草新闻法工作被划归新闻出版署操办。按照当时副署长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起草新闻法的“影子内阁”。1988年，新闻出版署的起草组、上海起草组以及新闻法研究室都写出了新闻法的文稿，这样在全
国就有了三个新闻法文稿，在业界广泛征求意见。后来因为国内国际事态的发展，新闻法的制定被无限搁置。新闻立法的难度在于：一是你是保护公众的新闻自由、保护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还是保护当事者的新闻自由，这个角度是很难选的。二是传媒技术发展迅速，将来会是一个什么局面，我们还没有规律性的认识。所以只能先利用国家的其他法律、政府的管理条例，让新闻传播事业更加成熟、更加发展，在更恰当的时期再来讨论相关的立法。
“皇甫平”评论：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年。在视察工厂中邓小平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的谈话。1991年春节前夕，《解放日报》的副总编周瑞金与评论部的负责任人以及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共同商议，合作写了4篇联系上海改革开放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以“皇甫平”为署名发表。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但大部分新闻单位都不敢转载、呼应。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陈锡添作为邓小平此行唯一随行记者，记录了邓小平所有的讲话与细节。3月26日发表了陈锡添长达一万多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视察深圳纪实》。发表后各大报纸进行了转载，新华社向全世界全文播发。
1992年至2002年的新闻事业
驶上市场化的快车道
《北京青年报》：它是北京地区第一份真正市场化的报纸，在90年代所长早的独特的版式风格、新闻取向，数年独领风气之先。《北京青年报》的迅速崛起是在1991年至1995年，1992年《北京青年报》又创办了《新闻周刊》。这两刊直接摆上报摊，直面北京的办刊零售市场，实现大众化、市场化、区域化。为了提高竞争力，《北京青年报》提出了“三十秒钟效应”，也就是当读者停留在报摊的时候，要能在30秒中之内吸引住他的目光。美编们把报纸的头版分割成若干区域，仔细研究读者行走间的目光流动，创办了被称为“新派版式”的代表，风靡一时。《北京青年报》当时要求报纸用独家的、具有新闻价值的、甚至是负面的报道来满足读者的“新闻饥渴”。《北京青年报》的记者经常擅闯禁区，靠打“擦边球”来赢得独家新闻和轰动效应。以《北京青年报》为代表的边缘媒体的市场化使媒体的影响力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央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慢慢被打破。党报的发行量持续下滑、广告收入落后于都市类报纸，社会影响力也逐渐降低。
《华西都市报》：创刊于1995年1月1日，是中国第一份都市报。它首创“市民生活报”定位，制定“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的办报方针，自创“敲门发行学”，创立“区域组合城市”的新型城市报市场策略，以自身的成功模式，影响、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市场化经营和产业化发展。1998年3月，《华西都市报》旗帜鲜明地提出“迈向主流媒体”的理论观点，并全面诉诸办报实践。都是报业开始跳出市井新闻的限制，强化时政报道的力度。加大国内、国际新闻的版面投入。
报业集团的出现：1994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在杭州第一次举办“全国首次报业集团问题研讨会”。新闻出版署提出，组建报业集团必须经新闻出版署批准，组建报业集团的报社必须是党报，组建报业集团必须具备五个条件：较有影响的传媒实力，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较充足的人才实力，较过硬的技术实力、较通畅的发行实力。报业集团已成为舆论导向的主力军，通过集团的组织形式将大批小报刊聚集到党
报周围，形成舆论导向强势效应的初衷以基本达到。
《焦点访谈》：1994年4月1日每晚黄金时间开播《焦点访谈》，专家认为，除了《新闻联播》外，再也没有其他节目比《焦点访谈》的创办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广泛、更为深远，这个全新而深刻的节目一夜之间成为中国人了解世情的“晴雨表”，掀起了舆论监督的热潮。改变了中国电视媒体只有宣传的固有理念，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重要职责。
2003年至2008年的新闻事业
日渐开放的新闻事业
“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新华社领先世界各大媒体10秒，抢先报道了伊拉克战争爆发，并提供了视频、音频稿件。
“非典”的报道：2003年3月末，“非典型肺炎”在北京正呈现扩散的趋势，但由于当时北京正在召开一年一度的“两会”，而且是五年一次的换届大会，所以大部分的媒体几乎都没有对“非典”进行报道。时任卫生部长的张文康在关于“非典”的国务员新闻发布会上仍然向与会的200多名中外记者表示：中国局部地区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这句话也成为当时媒体报道的一个基本口径。政府有关部门隐情不报，无论是出于维护政绩、稳定局势、还是避免造成社会恐慌等方面的考虑，但从客观上看，这种可以隐瞒直接造成了“非典”在北京的蔓延，季候早春呈了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也让百姓质疑政府的公信力。
新闻发言人制度：“非典”疫情结束之后，直接推动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完善。2003年6月3日，上海市政府率先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随后，国务员各部门和各省市纷纷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新闻发布。
汶川地震的报道：四川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仅仅17分钟后，新华社就想全世界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两分钟后发出简明消息。15:00，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关于汶川地震的新闻。过去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级的电视台，定位端庄稳重，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时候往往以“准”为报道的中心，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他们大胆采用了“速报——更正”的直播方式，第一时间播报新闻，抢占舆论高地，掌握舆论的主动权，避免舆论被动，对于存在失实和采访不充分的地方在采取迅速更正的方式，减少负面影响。
北京奥运会的报道：2008北京奥运会的新闻宣传规模是历届中最大的。国际奥委会首次将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作为独立转播机构，并对新媒体的转播权进行授权拍卖，缔造了奥运史上规模最大的新媒体传播联盟，成为新媒体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外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合作也成为传媒发展的新方向。
“封口费”事件：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发生金矿爆炸事故，38名金矿矿工不幸罹难后，当地负责人和金矿矿主为隐瞒真相，分别对采访事故的一些新闻单位记者送了现金和金元宝。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任何只能部门置事实于不顾，按照矿主谎报出具了“2死4伤”的事故伤亡材料6月27日，陕西《华商报》和《中国青年报》接到举报，先后敢报矿难现场，披露了真相。
第三篇：中国新闻传播史
中国新闻传播史
1.中国报纸的开始出现于唐代，最早的报纸是在封建官僚内部发行的政府官报。
2.经由进奏官传发给各藩镇，用来介绍朝廷政事动态的各项消息及书面报告，就是最早的官报的雏形。
3.最早的有关唐代官报的文字记载，见于孙樵《经纬集》卷三所收的题为《读开元杂报》一文。
4.现存的两份“敦煌进奏院状”分别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5.唐代进奏院状特点（了解）：①没有报头，开端和结尾部分还保留着官文书的痕迹 ②发报方式是由各藩镇派驻朝廷的进奏官们直接发给他们长官 ③所有的信息，都是进奏官们自行采集，内容主要是发生在朝廷的大事，特别是和他们的地区有关的大事。6.到了宋代，有了重大改变，开始出现了在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统一发布的正式官报：“邸报”。
7.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非官方报纸是：宋代的小报。8.元代的民间新闻传播媒体：小本。
9.明代邸报的抄传和发行三个环节：通政司 六科 提塘 10.明代邸报：抄本《万历邸钞》《天变邸抄》 原件（最早）《急选报》 11.清代北京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通称京报。12.清代地方所出的非官方报纸：《辕门抄》
13.定本制度：是宋代的报纸审查制度，指的是进奏官们进行发报必须根据官方审定的邸报样本，而不是超出范围，定本制度起始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
14.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1815年在马六甲创办的，这是中国近代报刊开始的标志。15.1822年9月12日，巴波沙创办葡文周报《蜜蜂华报》，它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纸，澳门是中国最先有近代报纸的地方。
16.1827年11月8日，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记录与行情报》创办，后改名为《广州记录歌》 17.1833年8月1日，《东西洋每月统计传》在广州创刊，创办人和主编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
18.1853年8月1日，香港最早的中文刊物《遐迩贯珍》创刊，创办人和首任主编是英国传教士麦都思。
19.上海最早的中文商业报纸是北华捷报馆于1861年11月19日创办的《上海新报》
20.我国商业性报纸的成功典范：①《申报》是上海第二份中文商业报纸，由英国商人安娜斯托.美查创办 ②是第一家外国人所办报刊中一直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 ③最早使用电报传送新闻稿 ④最早发布号外 ⑤报纸言论工作的加强，重视发表副刊性文字 ⑥经营出版事业，期刊《瀛寰琐记》《点石斋画报》；书籍等 ⑦发行，广告等报业经营业务上的经验。
21.《申报》主要特点：把赢利作为办报的首要目的。
1、在经营管理方面，⑴尽量降低成本；
⑵努力搞好发行，设代销点、上门送报、沿街叫卖，买报人可先取报，月底缴款，剩余报纸退回；
⑶大力招登广告，对华人实行优惠价，付给外埠代招广告者回扣； ⑷经营其他文化事业。
一是出版发行各类期刊。1872年11月出版发行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每期销数达2000册。1877年6月，出版发行我国第一种以图画为主的刊物《瀛寰画报》；
二是兼营书籍出版业务。1872年，公开发售本馆刊印的《王洪绪先生外科证治全生集》，后创立点石斋石印局。
2、在编采业务方面，⑴从办报人员到报纸样式都尽量中国化。
⑵重视言论，每天头版均有一篇言论，政治倾向保守。
⑶重视新闻，为吸引读者，大量刊登猎奇性、趣味性的社会新闻。⑷重视刊载文艺作品，使之成为经常性内容。
22.《申报》的飞速发展，标志着我国中文商业性报纸已发展到成熟阶段。23.19世纪八九十年代，《字林沪报》《新闻报》创刊，形成了“申”“新”“沪”三报鼎立的格局，上海商业性报纸出现大发展的局面。
24.在华外报的历史作用：⑴外人在华办报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⑵在华外报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⑶在华外报的办报经验为中华民族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5.林则徐组织译编的《澳门新闻纸》，是我国最早的“译报”。林则徐提出“采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的主张。
26.1843年，魏源的《海国图志》正式出版，成为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导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
27.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
28.郑观应，1893年刊行著作《盛世危言》
29.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多数认为是1873年8月8日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创办人艾晓小梅。
30.康有为，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是我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版的第一份报刊，强学会成立后成为该会的机关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上海《强学报》创刊。
31.《知新报》是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舆论阵地，1897年2月22日，在澳门创刊，康有为策划，维新派报刊中创办最早，出版时间最长 32.唐才常，谭嗣同与长沙《湘学新报》《湘报》
33.《国闻报》是变法时期维新派在华北的重要舆论阵地，也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日报，1897年创办于天津，主要创办人是严复。34.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总撰述，35.时务文体：（名词解释）
维新运动中，《时务报》上发表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论说文的文风，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笔锋常带感情，有时还夹以口语和外来语，戊戌变法时初步形成，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时臻于成熟，风靡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这种新文体成为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一种过渡的文体，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开了先河。36.时务文体特征：
①“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即灵活自由，不拘一格。②“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浅显流畅，内容，词汇新颖生动。
③“笔锋常带感情”，即感情充沛，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不足：轻率粗浅，铺陈冗长。37.《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个报刊——旬刊。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刊，后改名为《新民丛报》，梁启超主编。38.《中国日报》是兴中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也是中国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纸。1900年1月5日创刊于香港。该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宣传舆论阵地，也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据点。39.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宣传“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办报宗旨。40.郑贯公：《世界公益报》 《广东日报》 《有所谓报》 41.《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由天主教徒英华，柴天宠，主教樊国梁，发过公使鲍渥等集资创办。
42.《时报》是戊戌政变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904年6月12日创刊于上海。43．《苏报》三阶段：
①1896年由胡璋创于上海，文字低劣 ②1899年，由陈范买下。倾向变法改革。
③1902年与革命性学校爱国学社合作，由学社师生每日为《苏报》撰写论说。开辟“学界风潮”，成了革命党人的言论机关，后聘章士钊为主笔，以第一排满，第二排康有为办报方针。44.竖三民：（名词解释）
于右任于1909，1910年先后在上海创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都用“民”字打头，创办时间相衔接，风格和基调相同，被人称为“竖三民”。“竖三民”在上海地区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做了很大贡献。45.《大清报律》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出版法。
46.中国最早的报业同业组织，1906年7月1日成立的天津报馆俱乐部。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报业组织——中国报界俱进会 47.癸丑报灾：（名词解释）
袁世凯用残暴的手段对报界实行专制统治，他迫害新闻界，捣毁，查封报馆，逮捕，驱逐，杀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的500家少了三分之一，1913年是农历癸丑年，这段历史被称为“癸丑报灾”。48.《民权报》与“同盟会—国民党”系统的《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一起，被人们称为“横三民”。
49.1916年8月，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1921年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通讯社。50.《新青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①陈独秀主撰阶段（1914年9月至1917年12月）
②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阶段（1918年1月至1920年5月）
③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阶段（1920年9月至1922年7月）
51.《新青年》一创刊，就高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发起了一场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并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始终是主要阵地。
52.《新青年》宣传内容：（1）提倡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开展批孔运动。
（2）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3）发起文学革命运动 53.五四时期进步学生报刊：《湘江评论》，1919年7月14日创刊于长沙。湖南学生来联合会机关报，毛泽东主编。它是一张四开四版的小型周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7月21日创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机关报，周恩来主编。54.1920年，《新青年》的改组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55.中俄通讯社是我国第一家无产阶级通讯社，社长杨明斋。56.五四时期四大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民国时报》的《党悟》副刊，《晨报》的《晨报副镌》，《京报》的《京报副刊》。
57.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中国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开端，1918年10月4日成立，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58.徐宝璜的《新闻学》，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
59.《向导》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机关报，一创刊就集中宣传二大制定的民生革命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60.《向导》后，中共中央又创办了《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前锋》在上海创刊，主编瞿秋白。
61.最著名的工人报刊:上海《劳动周刊》 北京《工人周刊》
62.五卅惨案后为及时报道形势，中共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瞿秋白主编。63.诚言事变：（名词解释）
五卅运动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专门成立 “出版处”，编印出版《诚言》，出过3期，共散发和张贴110万份。《诚言》宣传的目的是为帝国主义辩护，颠倒是非，恶意攻击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诚言》蒙骗不了中国群众，群众把宣传品上的“诚言”涂改为“谣言”、“贼言”等。而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竟刊登了《诚言》第1期，这引起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慨。在爱国力量的舆论压力和说服下，《申报》刊登向全国人民道歉的启事。64.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民间报刊：
①北京的成舍我和他的世界报系：《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 ②天津新记《大公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驾马车“ ③上海《申报》《新闻报》发行量突破10万大关。（上海四大金刚：《申报》《新报》《时事新报》《时报》 65.1923年初，美国人奥斯邦创办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这是外国人在 中国设立的第一座广播电台。
66.1926年10月1日，哈尔滨广播电台开始广播，这是我国政府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67.1927年5月15日，天津广播无线电台开始播音，同年9月1日，北京广播无线电台也开始广播。
68.国闻通讯社于1921年9月在上海成立，胡政之任社长。
69.新闻学著作：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 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70.“四一二”和“七一五”后，形成了全国的国民党新闻事业网络，以《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台为核心。
71.《中央日报》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1926年在广州筹办。72.中央通讯社，简称“中央社”，1924年成立于广州，1927年5月迁南京，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
73.中央广播电台，1928年8月1日在南京播音，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
74.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创《布尔塞维克》 75．为了加强革命文化队伍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全称“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76.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是临时中央政府机关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成立，新华社前身。77.《红色中华》报，于1931年12月11日瑞金创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也是我国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与红中社，两块牌子，一个机构。78.史量才，报业巨子，申报的主人。
79.邹韬奋，1925年10月11日创办《生活》周刊 80.1934年2月10日，《新生》报刊在上海创刊，杜重远主编。81.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 82.韬奋精神：（）名词解释 83．革命派与保皇派大论战：
时间：1906——1907
实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
双方主将：《民报》汪精卫，章太炎，孙中山 《新民丛报》梁启超
论战内容：
第一，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统治。这是整个论战的中心。
第二，要不要进行民权革命，建立共和政体。
第三、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平均地权。
第四、革命会不会引起列强干涉，使中国招致瓜分。
结果： 以改良派的失败和《民报》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失败原因： 第一、《民报》坚持的革命道路比《新民丛报》坚持的改良道路更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第二、《民报》立论以事实为依据，《新民丛报》只是推测，难以说服读者； 第三、《民报》一方论战力量雄厚，参与论战的有二十余人；而《新民丛报》则势单力薄，只有梁启超一人孤军奋战。
意义：
a 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使三民主义逐步深入人心。为辛亥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b 为辛亥革命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许多改良派的支持者转变立场加入同盟会。c 促进了革命派报刊的发展。84.王韬的论述主要问题：
（1）办报的目的与意义：借日报立言，通过报纸来宣传其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2）报纸的功能和作用：①使“民隐得以上达”②使“君惠得以下逮”③“达内事于外” ④“通外请于内”
（3）新闻自由，王韬最早在国内提出言论自由的要求，呼吁朝廷赦宽言禁，允许民间创办报纸。
（4）报纸的文风，直抒胸臆，词达而已。
（5）报纸编辑人员的条件。知识广博的“通材”，品德高尚，持论公平85.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1.戊戌变法时期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去塞求通。提出四条要求： “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 2.1899-1911 两功能； 四原则
一是宗旨定而高(报纸不能以“牟利”、“媚权贵”为宗旨，而要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宗旨)； 二是思想新而正(报纸要选取别国的新思想来贡献给本国国民)；
三是材料富而当(要做到知识丰富、全面，而且又要对材料严格选择，使读者“阅一字得一定之益”)；
四是报事确而速(要准确而且迅速的报道时事，要重视时事报道)提出“党报”概念；
“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家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
舆论观，舆论之敌、舆论之母、舆论之仆；健全舆论须备“五本”； 报刊宣传方法：“浸润”和“煽动”
新闻业务主张：论说四原则；采写五要求。
在言论自由方面，热情礼赞“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认为具有这三大自由的报刊具有无穷的力量 评价： a.积极性：具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对推动当时报界反封建斗争和提高报界自身素质有一定积极意义。
b.局限性：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片面夸大舆论的作用和报纸的力量，吹嘘单凭报纸舆论就能改变社会制度。把群众视为愚氓，主张在“向导国民”中使用“骇”、“过两级”的方法，更不足取。86.韬奋精神：（名词解释）
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主办过7个报刊（包括此后的《抗战》、《全民抗战》、香港《大众生活》），他既担任主编，又是主要作者，还管经营，积累了丰富的报刊工作经验，他还提出了许多卓有见地的办报主张，特别是主编《生活》的一系列论述，构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报刊思想。他的报刊思想和实践经验有着鲜明的特色，被称为“韬奋精神。” 什么是“韬奋精神”，毛泽东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们的地方”。邹韬奋的新闻思想：
1、报刊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应该成为实现民族解放大众解放大目标的工具；
2、报刊要成为读者的“好朋友”，真诚地为读者服务；
3、办报刊要有创造精神，形成报刊的个性或特色；、、4、文风要“明显畅快”；
5、重视经营管理和社会信用，处理好商业性新闻与广告的关系；
6、新闻工作者应有“视事业如生命”的傻子精神、高尚的人格和真才实学。
第四篇：中国新闻传播史读后感
尚振东尚振东尚振东尚振东
中国新闻传播史读后感
这一学期，在胡老师的讲解下，我们学习了中外新闻传播史这本课程，学了之后对中外新闻传播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带着这种兴趣，我读了《中国新闻传播史》，让我对中国的新闻发展事业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杨师群在书中告诉读者：一部中国新闻传播史，就是一部争思想自由、争新闻自由的历史。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汇合了三种主要血缘：第一是最早的西北华夏族群，带有浓厚的古代中西亚的印记，开创了夏朝和周朝文化，也有可能是更早的蜀地三星堆文化开创者；第二是渤海延岸的东夷族群，创造了商殷文化，成为华东、华北、东北、韩国，朝鲜和日本的主要血统来源；第三是原居中原和长江流域的百越族群，开创了楚越文化，是中国南方最主要血统来源。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悠远历史大树上一条支脉。它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并且从新闻传播的角度映射出当时的人文、地理、政策、风潮等等
近代中国，最初的报刊由西方来华传教士创办。“办报亦吹南风”，历史与现实都是如此。在19世纪上半叶，率先发展起来的就是广州和港澳的报纸。有学者认为中国境内最早的中文日报就是《香港中外新报》，不过它成为完整日报的时间实际上晚于上海的《申报》和《上海新报》。
惊心动魄的中国新闻史，是渐次拉开帷幕的。中国近代第一个被查封的民族资本报刊，是1891年的《广报》，该报始创于广州。1910年，《清廷现行刑律》仍规定：“凡造妖书妖言及传播惑众者，皆绞。”其间，发生了著名的《苏报》案与《申报》记者沈荩案，“文字狱”的严峻形势可见一斑。沈荩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因报道而殉职的记者。《苏报》作为革命派的报纸，疾呼“革命排满”，清廷当然恨之入骨，所以其寿命维持了没多久。《苏报》馆被查封，章太炎等被捕受审。因地处租界，清廷要求引渡章太炎，但英国领事反对，不让清廷插手，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奇观”：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其权利只有靠外国人的治外法权来保护。
1896年9月2日，李鸿章访问美国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于是有了一段著名的对话。美国记者问：“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李鸿章回答：“中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中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中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我们的报纸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其实，说是中国编辑吝啬讲真话，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的官场不想让编辑讲真话。
在1898年至1911年的13年间，至少有53家报纸遭到查封，遭到迫害的报人不下20个，其中2人被杀，15人入狱。比如《京报》是在1909年8月被勒令停刊的。当年最有骨气的是《大公报》，经常揭露清末官场的魑魅魍魉、乌烟瘴气，将“现形”的官员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将其行为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愚、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谷木之蠹虫。1926年的《大公报》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有政治意识而不参与实际政治，这种独立自由的思想，成为一种报界极宝贵的精神遗产。
尚振东尚振东尚振东尚振东
清朝覆灭之后，进入了军阀割据时代。各路军阀混战，管治报纸乱来。比如1923年，军阀孙传芳踏进浙江，一口气就下令查封了《浙江晨报》、《杭州报》等十多家报纸。
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杨师群教授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比如：在清朝专制统治下，尚能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许多革命报刊，却在言论自由得到保障、民主气氛相对较浓的民国初期，基本丧失了进取精神和改革活力，丧失了舆论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这种情况在美国建国初期也出现过，个中原委耐人寻味。
禁锢越多，创造越少，管得太多，新闻无希望。国民党曾实行一套熔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与外国法西斯主义于一炉的新闻统制政策与法制，想把新闻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其检查报纸，达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更令人发指的是，国民政府出动军警、特务，公开捣毁报社，逮捕报人。1934年11月，上海《申报》老总史量才被暗杀。关于史量才的一个著名逸闻是：一次他与蒋介石话不投机，蒋介石气急败坏地说，把我惹火了，我可掌握百万大军！史量才冷然回答：我也有百万读者！
一部新闻史，首先就是一部思想史。新闻评论是历史先声。“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一部二十四史穿越历史，道尽历朝治乱兴衰，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刻的警醒和弥足宝贵经验。
在大二上学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或许就是中外新闻传播史了，可能也是我平时比较喜欢历史的缘故，一看的传播史就深深的沉浸其中，当然胡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也是我能够深入学习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编导专业的学生，我相信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会有很大帮助的。
尚振东
第五篇：中国新闻传播史名词解释
名词解释
开元杂报——唐人孙樵《经纬集•读开元杂报》中说在襄樊得到的简明朝政公报，是我国最早的封建官报。记载的是开元12年~23年间长安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没有固定的刊期和报头。
敦煌进奏院状——指在敦煌出图的至今仅存的两份唐代官报，内容与归义军节度使张惟深派驻朝廷的专使们的活动有关。这两份文件为我们提供了唐代进奏院状的事物，还正式了唐代进奏院状自下而上点对点传播的特点。
邸报——宋代政府中枢部门统一管理下统一发布的正式官报。它具有更多报纸的特征：完全从官文中分离出来，定期发行。其主要内容为皇帝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等。
小报——小报产生于北宋，流行于南宋，屡禁不止。是进奏官在编发合法官报的同时，又把“命令未行，差除未定”的材料另外抄录，编写非法新闻对外传播。小报有一批专门的采访人员，读者范围很广，这是将报纸和新闻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
万历邸钞——明代万历的“邸报”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手抄本，内容有间断，且被摘删。这部抄本保存了大量的原文，但它只是部分反映了当年邸报的面貌。
急选报——出版于万历年间的雕版印刷报纸，估计是民间报房的产物，它的被发现，说明中国至晚在万历八年前后就已经有了雕版印刷的报纸了。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由米怜主编的宗教月刊。内容除了宣传宗教，还发表了许多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文章，创造了“孔孟加耶稣”的对会宣传模式。新闻虽极少，但属中文近代报刊上的新闻之最。它注重研究读者的心理特点，文章短小，文体多样，对以后的近代报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申报》——是1872年4月30日由英商美查等人创办的，它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是第一家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外国人办的报刊。发表政论文章、重视新闻的真实性、重视发表副刊性的文字、善于经营副业。
《循环日报》——在国人早期自办的报纸中，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1874年在香港由王韬创办并主编。是我国近代第一家鼓吹变法自强的报纸。1959年最后停刊。是一张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开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政论文体。“立言”强调变法自强为其思想内容的特色。
苏报案——《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创办人是胡璋。第二阶段即陈范阶段。第三阶段是陈范、章士钊阶段。1903年，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苏报》增设“学界风潮”和“舆论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学生运动和大造革命舆论，并大力宣传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发表在《苏报》上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直呼光绪皇帝其名，成为清政府对其采取镇压的口实，于是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拘捕了章士钊，邹容自动投案，后《苏报》也遭查封。经多次开庭，1904年法庭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二年，《苏报》永远停刊。后邹容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癸丑报灾——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了实现独裁统治，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少了2/3，同时有大批报人受迫害。新闻记者中至少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
远生通讯——黄远生任上海《时报》、《申报》驻北京特约记者时撰写的北京通讯。特点有：题材重大，内容详实；分析深刻，见解独到；文笔生动，亦庄亦谐。
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办的通讯社，1931年11月成立于江西瑞金。红中社的新闻广播呼号是CSR。是新华社的前身。
《红色中华》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瑞金创刊，也是我国在人民政权下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报纸。后改名为《新中华报》。它配合党政中心任务，积极进行了建设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的宣传；帮助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的战争动员工作；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日益成为党和政府用来组织战争和经济动员的有力工具。
“拒检运动”——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新闻界掀起争取新闻自由的浪潮。1945年8月7日，重庆国讯书店出版了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一书，揭开运动序幕。重庆16家杂志社拒检声明一发表，立即得到了整个文化界的支持与响应。最终国民党当局被迫于宣布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制度。至此，拒检运动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反“客里空”运动——土地改革时期，《晋绥日报》采用在报纸上公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发动群众揭露假报道，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反对“客里空”。运动检查、纠正了新闻报道失实现象，维护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克服了土改宣传中的右的倾向，改造了新闻工作者的立场与作风，提高了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质。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