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发展史研究

第一篇：中国货币发展史研究

中国货币发展史

世纪之交,千年伊始,纵观货币的起源与发展,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进行的,它在记载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已成为研究社会历史,探索人类文明的重要工具.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勤劳勇敢,在创造和孕育人类文明的同时,也孕育了璀璨夺目,连贯性强,影响深远的东方货币文化,成为研究世界货币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有关史料和考古研究表明,我国货币的起源发展与世界货币起源发展基本同步,大体产生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发展于奴隶社会殷商时期,形成于后周,统一于秦.就其货币本身发展的历史来看经历了从实物货币时期,金属货币时期,纸币时期以及现代电子货币时期等四个不同阶段.其中,我国金属货币白银的铸造,纸币的使用,远远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故我们组选择研究《中国货币发展史》

我国古代货币的六次重大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

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

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

赵

齐

燕

楚

（赵,韩,魏原为晋国,故货币基本相同）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北宋交子：

南宋交子：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银元

清朝光绪皇帝时候的银元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各朝代典型货币

西周由于各分侯国，所以每个国家货币几乎有所不同共从东周算 东周 秦

赵

齐

燕

楚

（赵,韩,魏原为晋国,故货币基本相同）

秦朝

汉

三国

两晋

南北朝

隋朝

唐朝

宋

元朝

明朝

清朝

回首过去,展望新世纪,中国曾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和使用货币的文明古国之一,并在漫漫的货币历史长河中写下过无数次中华文明的辉煌,记录过汉唐时期封建王朝最强盛的一页.但由于我们处于封建社会晚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以及近代工业的落后,已使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钱币爱好者,在货币研究方面,不能拘泥局限于钱币本身的形制,大小,轻重,色泽,成份,文字以及铸造年代,制作技术方面,而要将它提高到社会经济结构中去,研究货币的产生发展变化;并要将对货币研究放在其特定的历史之中,去研究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政治,军事,文化中去,借古探今,汲取经验,认清经济活动规律,掌握现代科技,为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和金融体制改革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弘扬我国悠久的货币文化

第二篇：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

追新溯本

——评以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为代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

1949年以来的大陆新闻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起止于1949到1978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共29年。第二个时期起止于1978年至今，目前还在继续。

据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新闻史研究》记载，从1949到2005年，在56年的时间里，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到253种，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与相关文章达6021篇，是 1908年至1949年那一段时间的5倍和60多倍。截止到现在，累计发表的新闻史方面的论文与相关文章达到10749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

虽然数量有了大幅提升，但是，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却出现了“学术内卷化”现象。何谓“学术内卷化”？借用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所谓“学术内卷化”，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在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方汉奇、宁树藩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后，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都有一个感受，我们所做的研究，只能是在其规定的历史情境中发问，只是在重复他们的工作，而无法为新闻史研究增添知识和学术含量。方汉奇教授也说，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数据’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曾经指出，在改革开放以前近三十年的那一段时期：“受‘左’的思想的禁锢，在如何对待传统继承的问题上；在如何处理史和论的关系上；在如何看待和评价新闻史人物的问题上，有很多束缚思想的框框和禁区。其结果，使写出来的新闻史，议论多于史实，缺少史的特点，缺少有关报纸编辑、采访、评论、广告发行和经营管理等新闻业务活动的内容，缺少对新闻界人物活动及其影响的介绍和评价，缺少对报纸作为传播工具，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从事思想启蒙活动等方面所起作用的论述和分析，也缺少对各个历史时期共产党机关报刊和左翼报刊以外的其他政治倾向的报刊通讯社的研究。视野狭隘,乱贴标签，因人画线,无限上纲，夸饰溢美，随意贬低，用一棍子打死，代替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具体分析等情况，所在多有。”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闻史研究已经在各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新闻史教材的改进却落后于研究。现在本科使用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有十余种，主要有：高等教育出版社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和《中国新闻传播史》；复旦大学出版社黄瑚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等，每套教材各具特色，都有可取之处。然而，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新世纪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些教材，又不无遗憾。

从中国新闻史领域的研究成果、时代发展的需要与教材的关系来看，现有的中国新闻史教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国新闻史教材的编撰基本上仍在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框架中进行，如篇章结构、编写体例基本上以中国革命史为主线，而不是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 规律 去写新闻史，因而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在许多新闻史教材中，难以找到关于新闻的论述，大多是从言论性文章中分析报纸与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现，除非认为某类新闻报道能够充分说明其所表现的思想立场才是例外。还有许多新闻媒体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经济宣传报道、商品行情和广告方面等很少介绍和涉及。另外，一些新闻史教材内容只从古代邸报讲到1949年，邸报之前的新闻传播活动及当代新闻事业涉及太少。在媒介介绍方面，更多是介绍报刊，而对广播、电视方面介绍较少，更不用说网络了。在介绍报刊方面更多的是介绍党的机关报，而对于晚报、都市报等大众化报纸只是寥寥数语，轻描淡写，这种现象与我国20世纪80年代后大众化报纸的发展状况很不适应。

我就以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为样本，进行研究，认为当下新闻史教材研究和编写应“追新溯本”。追新即突破“学术内卷化”现象，有新发现；溯本即回归新闻本体意识。

首先，在对新闻史的研究中,应有两个维度,一个是“内史”研究(注重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一个是“外史”研究(注重学术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及时代氛围的关系)。理想的写法是内外两种方法的完美结合。但从现有问题来看，中国新闻史研究确实存在着革命史化的状况。长期以来本体意识的缺位导致了新闻传播史只能在政治史、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趋。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而这种革命史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新闻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化，出现了以阶级分析方法统领新闻史研究总体的趋向。

《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分期方法就是基本按照革命史的分期方法，从维新运动开始，历经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前后、民国初期、五四时期、中共成立和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革”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等。新闻教材大多以类似的结构来安排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撰写体例,不过繁简不一而已。这种篇章结构,与中国革命史之分期同出一辙。但实际上,当前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不是这种简单固定式的研究了,只不过由于主导性意识形态要求强调革命史、阶级斗争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已。

中国新闻史研究不仅在历史分期上存在着革命史化的问题，而且还表现在处处以意识形态为依归，强调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对新闻业的直接影响，缺乏从新闻业自身、新闻活动本身出发去做认真、深入、细致的探究。这种对政治史和革命史的亦步亦趋，必然导致新闻传播史本体意识的匮乏。

1942年延安调整和精简报刊时，均单纯的把事件归结于“日伪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也就是经济困难和物资短缺成了唯一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这是重要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却被忽略了，就是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之后，新闻出版方针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转变。吴鸿召《只读《解放日报》》一文中对此有详细阐述。没有提及政策调整方面的因素，或许与不了解这方面新披露的史实有关，或许是因为，避谈某些历史事实，从而绕开延安整风负面成分的话题。这样的案例在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中不胜枚举。

此外，材料的选择和运用存在偏颇。新闻事业史在介绍新闻媒介、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时应当以其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不应过分注重它们是“我”方的媒体、“敌”方媒体或民营的媒体。而现行的教材在材料取舍及阐述的详略方面几乎总是呈现出“以我为主”的倾向,对“我”方的、倾向进步的媒体不厌恶其详,不顾及它在历史上存活时间的长短,社会影响的大小,而对“敌”方的媒体则尽可能简略。如“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党,1927年它曾在全国取得统治地位,并维持了22年之久,抗战时期,作为战略防御阶段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出现了一大批爱国将士。国民党统治时期,它主办和统辖的新闻媒介不下百余种(抗战胜利后超过1000家)。而对这些,我们的新闻史论著大都付之阙如。”在对民营媒体的介绍方面,《中国新闻传播史》对几家著名的商业报纸《申报》、《大公报》、《新闻报》虽然着墨不少,但对历史上其他一些较有影响的民营报纸,如《世界日报》、《社会日报》、《新民报》等民营报刊,对它们的介绍似乎惜墨如金。而对于国民党的“新闻统制制度”介绍得很细致，且重点放在叙述国民党对异己报刊的迫害封杀上。当然这些是事实，应当如实介绍。但另一种情况也应有所涉及，即当时办报办刊手续简单，创办报刊相对容易，封杀的情况虽然时有发生，但同一种报刊改头换面、东山再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种方式实际上也被我党新闻宣传部门作为一种常见的斗争手段。而且，在解放战争后，中共中央如何处理国民党新闻事业的叙述只有寥寥几百字，其中是非也是任由胜利者诉说。

在对新闻人物的介绍方面同样存在“以我为主”倾向,对革命宣传家们的介绍往往不厌其详,而对那些在政治观点或办报理念上与“我”相佐的报人和新闻学者,尽管他们在新闻研究或新闻实践方面也作出过不小的贡献,但教材对这类人物的介绍往往语焉不详。如成舍我,作为我国现代新闻史上杰出的报人和新闻教育家,解放前曾参与创办和编辑10多种报刊,解放后去了香港、台湾,继续办报和从事新闻教育工作,1991年在台北去世。教材对成舍我的介绍往往只有蜻蜓点水式的几行字。又如黄天鹏(1909—1982),也是我国现代新闻史上较有影响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他在1927年创办了北京新闻学会,并以该学会的名义创办了当时较有影响的《新闻学刊》,参与过《申报》、《时事新报》等报刊的工作,一生撰写的新闻学著作上十部。解放后去台湾,1982年在台北去世。而一般教材对黄天鹏的介绍也少得可怜。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是绝对的,要改变“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如对于《大公报》的“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报方针这样的问题,就需要作过细的分析与论证,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符合实际的论断。但回顾目前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人物还是作为“历史叙述”中的人，其行为主体的作用是基本被淹没的。很多时候，一部生动的新闻事业史被化约为了一部阶级斗争史。

而且，在教材的内容构成上，有很多与新闻传播关系不大的内容，比如一些思想史、革命史、政治史、党史等方面的内容。例如梁启超与革命派的论战，属于思想史的范畴，《中国新闻传播史》中，用大量篇幅来介绍他们论战的内容和意义，这对新闻史的研究没有多大意义；五四时期的期刊，多数也不属于新闻传播，文学性质更多，而且在介绍“五四新闻史”时，新思潮和旧思潮的划分标准是以文学和思想为主，涉及到的例如林琴南作为封建顽固派文人，并不具有多大新闻史人物价值。

胡正强认为，新民主主义新闻史观是时代的产物，它凸显了政治对新闻的深刻影响，甚至遮蔽了新闻史的主体——新闻自身发展的历史，导致新闻成了政治的附庸。新闻史阐释往往脱离新闻事实、新闻自身而凭新闻之外的某规律来建构新闻史，新闻史研究便常常变成剥离术，新闻史只能成为新闻以外的东西的“载体”的历史，新闻自身的历史就被真正消解掉了。

总之，新闻史教材的种种问题，使新闻史无法体现出新闻的个性特征，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新闻史在新闻教育中的地位。所以早在1 997 年，宁树藩先生更是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有“本体意识”，认为很多新闻史研究“让新闻事业史围绕一个个政治思想斗争、一个个政治任务来展开，把中国新闻事业紧密相联的发展过程分解为许多孤立的零碎事件，而把政治思想斗争当作串连这些零碎事件的线条”。

新闻史的本体探询，其目的就在于建构新闻专业的主体性，必须找到新闻史自己的框架体系，建立专业史的学术地位，用符合新闻史研究的本专业特色的术语来还原新闻史的研究，并进而建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在现实的新闻活动中自觉承担其专业职责。

当然，要改变本体意识的匮乏这种局面并非易事，“因为它是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并且演绎出大家都习以为常的研究方法。”所以时至今日，虽各方多所论列，其中亦不乏精辟之见，只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多年来情况似乎依然如故，未见多少改观。诚然,新闻事业史和各个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是紧密相联,也和各时期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的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新闻史离不开阶级斗争史和政党运动史。但新闻学毕竟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它自身的内在演变规律,不能把新闻事业史变为政治斗争史、政党运动史的简单比附。所以，应抛弃我们的教材往往过多注重外史研究,以至淹没了内史研究的做法，应从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去写新闻史。

针对中国新闻事业史教材编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 首先要走出学术内卷化现象。抵制教材低层次重复建设的不良倾向,只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见解,又有崭新的学术视角,发现利用新史料并对新史料进行重新利用,这样的教材才有出版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其次要回归新闻本体意识。

第一，摆脱传统的中国事业新闻史的体系框架的束缚,力求有所突破,回归新闻本位,强调新闻主体意识,按照新闻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把中国新闻事业史附着在政治思想史、阶级斗争史、政党发展史中。有些新闻学者已经在作这种尝试,如李秀云在《中国新闻学术史》中摒弃了以往的新闻史分期方法，将中国新闻学从 1834 年至 1949 年百余年演化过程划分为：前新闻学的历史考察、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建立、战时新闻学的兴起、纯粹新闻学与大众新闻学的分野四个阶段。尽管这样的分期仍不乏值得商榷之处，但能够不囿陈说，超越学术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国新闻学发展过程的现有理论格局，突破阶级分析的传统理论框架，具体以新闻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转变为标志，按新闻学理论形态的变迁为基本线索，以新闻学特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为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发。

第二，就是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方面要以该媒介在当时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作为取舍、详略的主要标准,要有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意识,不要受过多的其他因素的干扰。

第三,对新闻史上的各个时期的新闻媒体、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力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乱贴政治标签,不乱扣政治帽子,对新闻史上有争议的一些问题、人物和报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时,也在行文和注释中介绍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读者择善而从。

第三篇：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史研究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历史研究 教学提纲 学习要求

一、学习目的 1．能够通过学习《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历史研究》，学会教育科研的基本程序(例如，怎么选题，如何查阅文献，如何梳理资料，如何搭建框架，如何撰写论文，如何遵循规范等)。2．掌握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脉络、发展规律、经验教训及启示等。3．全面提高教育科研素养，着力提升科研实力。4．争取每位同学都能撰写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并有部分公开发表。

二、学习方法 1．问题 2．自学 3．讨论 要求每人选择一个问题的一部分查阅资料，形成“概念清晰，脉络清楚，文献精练，见解精辟”的发言提纲，并能够积极引导其他同学展开讨论，丰富自我见解。4．古为今用

三、学习结果 1．志存高远、勤学善思、认真巧干。2．每人争取发表一篇论文。

四、学习时间、地点 1．10月19日-11月16日，周一下午2：00。2．师大立教楼C100教室 专题之一：基础教育导论

一、参考选题 1．基础教育内涵辨析 2．基础教育外延究竟是什么

二、参考文献 ㈠基础教育理论 李森，宋乃庆.基础教育概论.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4.钟祖荣.基础教育哲学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孙夕龙.哲学视野下的中国基础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黄书光.中国基础教育的文化使命.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郭元祥.生活与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础教育论纲.华中师大出版社2002.王炎斌.基础教育的战略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卞金祥.基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柳斌.关于基础教育的思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赵丽敏.二十一世纪中国基础教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使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教育科 学出版社1996.㈡基础教育改革 钱源伟.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1.袁桂林.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张荣伟.当代基础教育改革.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王策三，孙喜亭，刘硕.基础教育改革论.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方彤.全球化背景下基础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叶澜.世纪初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叶澜.新基础教育论：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叶澜.“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丛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郑新蓉.现代教育改革理性批判.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李文长，于建福.基础教育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徐辉.当代国外基础教育改革.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张毅龙.基础教育管理创新.岳麓书社 2007.吴遵民.基础教育决策论：中国基础教育政策制定与决策机制的改革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李继秀，江芳.基础教育专题解析.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㈢基础教育问题 朱永新.困境与超越：教育问题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陈敬朴.基础教育矛盾与对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杨东平，何怀宏，周国平等.问诊中国基础教育.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李小融.中国基础教育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三、基础教育研究资料 1．教育大辞典 基础教育，亦称“国民基础教育”。对国民实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是培养公民基本素质的教育。也是为继续升学或就业培训打好基础的教育。一般指小学教育，有的包括初中教育。学习年限为5年、6年至9年。它经常同普通义务教育相联系。——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27页。2．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ISCED)教育级别一览表：学前教育，代码为0；初等教育或基础教育第一阶段，代码为1；初中教育或基础教育第二阶段，代码为2；高中教育，代码为3；非高等的中学后教育，代码为4；高等教育第一阶段，代码为5；高等教育第二阶段，代码为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教育参考资料》，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1998年9月25日。3．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 基础教育是“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教育”，“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儿童、青年还是成人——都应能获得旨在满足其基本学习需要的受教育机会。基本学习需要包括基本的学习手段(如读、写、口头表达、演算和问题解决)和基本的学习内容(如知识、技能、价值观念和态度)。这些内容和手段是人们为能生存下去、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参与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作出有见识的决策并能继续学习所需要的基本学习需要的。基本学习需要的范围及其满足的方法因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基础教育是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基础。”第15-16页 “基础教育本身不仅仅是目的。它是终身学习和人类发展的基础，而各国可以在这一基础上系统地建立其他层次其他类型的教育和培训。”第18页。“儿童、青年和成人基本学习需要的多样、复杂以及变化着的特性，要求扩大并不断重新确定基础教育的范围以便包容如下项目：”出生即为学习之始、初等学校教育、青年和成人教育、电化教育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使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宣言和行动纲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4．教育：财富蕴藏其中 儿童的基础教育可确定为(正规或非正规的)启蒙教育。这一教育原则上从孩子3岁左右开始，一直到至少12岁。基础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走向生活的通行证”，它使享受这一教育的人能够选择自己将要从事的职业，参与建设集体的未来和继续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第109页。5．陈桂生 “基础教育，简单地说指的是在未成年期为人的一生奠定基础的教育。如此界说，似无新意。不过，由于它着眼于人的一生，也就同限于升学或就业准备的基础教育观念有别，而正是这个人们都懂得的道理，却包涵一条常常被人忽视的衡量中小学教育的标准，即：在中小学教育中，凡是未成年人身心正常发育的障碍都必须解除，以避免使未成年人身心正常发育受挫，凡是对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文化、知识、技术以及行为规范，都不可忽视，而不给学生后来的发展留下难以弥补的缺陷；反之，一时一事需要的东西(文化、知识、技术、行为规范等)是不是该列入基础教育，不能单以这种东西的绝对价值衡量。由于学生受教育的时间有限，对一时一事需要的内容的取舍，宜以未成年人身心正常发育及他们后来发展的需要为尺度权衡。” ——陈桂生：《“基础教育”辨析》，《上海教育科研》2002(3)。6．钱源伟 国家对儿童和青少年所实施的一定年限的一般教育或基本教育，是一切其他教育的基础。它不同于以传授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为主的职业技术教育，也不同于对各类在职人员进行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再教育的成人教育，而是以传授文化科学基础知识为主，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不定向的、非专业的普通教育。——钱源伟：《基础教育改革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第4页。7．［泰］奥多涅斯 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世界基础教育的范围、结构及其组成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至少是由最近关注基础教育的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所引起并成为其标志：1990年的国际扫盲年、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和九个人口大国全民教育首脑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21世纪的教育：问题与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第185页。8．李森 基础教育就是指为一个人的终身发展打基础的教育，也就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对儿童和青少年实施的旨在培养国民素质的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它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李森、宋乃庆：《基础教育概论》，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第2页。9．袁桂林 基础教育“是以官方办学为主的，政府有能力为全体或多数公民提供的最大年限的起始水平的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系统的基础。” ——袁桂林：《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2页。专题之二：基础教育沿革

一、参考选题 1．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总体发展脉络梳理 2．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模仿化(日本、美国、苏联、欧美)、行政化、殖民化、摇摆化、乱则出教育家治则无教育家。

二、参考文献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6卷本).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1989.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8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台湾“教育部”.中华民国教育年鉴.宗青图书出版公司.民国80[199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教育科学出版社.中国基础教育年鉴.中国教育年鉴.黄书光.中国基础教育的历史反思与前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吴洪成.中国小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廖其发.中国幼儿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商丽浩.中国中学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王伦信.清末民国时期中学教育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0.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中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987.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10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等.［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实业和师范教育、教育行政机构与教育团体、教育思想、留学教育、学制演变、鸦片战争时期教育、洋务运动时期教育、戊戌变法时期教育］.中央教科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金铁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金一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教育部.共和国教育50年.北京师大出版社2000.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课题组.教育大国的崛起：1978-2008.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袁振国.中国当代教育思潮(1949-1989).三联书店1991.专题之三：基础教育行政与管理

一、参考选题 科教兴国、教育法制、学制、教育宗旨(方针)、教育视学(督导)、考试(毕业会考、高考等)、义务教育政策、师德政策„„

二、参考文献 萧宗六，贺乐凡.中国教育行政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熊贤君.中国教育管理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薛人仰.中国教育行政制度史略.台湾中华书局1983.熊贤君.中国教育行政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程斯辉.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史.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89.熊贤君.近现代中国科教兴国启示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王铁.中国教育方针的研究(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1993.江铭.中国教育督导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刘兆伟，赵伟.中国教育法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上海书店, 1996.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黄山书社, 1995.杨学为等.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黄山书社, 1992.专题之四：私学、书院与教会学校 ㈠私学 1．参考选题 ⑴私学艰难的发展历程及规律 ⑵私学对今日教育的启示 ⑶典型私学个案研究 2．参考文献 马镛.传统与再生：中国私立和民办中小学的本土成长.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李冬君.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王炳照.中国私学·私立学校·民办教育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王炳照.中国古代私学与近代私立学校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㈡书院 1．参考选题 ⑴书院发展脉络及启示 ⑵书院个案研究：问津书院、万木草堂 ⑶书院学规(教条)研究 ⑷书院楹联研究 2．参考文献 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张正潘.中国书院制度考略.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王炳照.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邓洪波，彭爱学.中国书院揽胜.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李才栋.中国书院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㈢教会学校 1．参考选题 ⑴如何看待设立于中国的教会学校 ⑵教会学校个案研究 ⑶传教士个案研究 ⑷教会学校学生个案研究 2．参考文献 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田正平.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毕乃德.洋务学堂.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专题之五：义务教育 ㈠参考选题 1．义务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启示 2．义务教育规定个案研究 3．我国未来义务教育发展趋势前瞻 ㈡参考文献 熊贤君.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谷成久，王淑文.千秋伟业: 中国义务教育的实践与未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田正平.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教育研究编辑部.中国普及义务教育调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吴荣镇.中共义务教育.台湾师大书苑1992.专题6 课程变革 ㈠参考选题 1．课改的经验与教训梳理 2．某次典型课改个案研究 3．典型教材个案研究：中学修身教科书 4．应然的课程是怎样的 ㈡参考文献 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彭泽平.嬗变与超越：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史.华龄出版社2006.李彦荣.冲突与融合：中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文化路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有宝华.新中国基础教育课程结构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后2004.06.白月桥.课程变革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专题7 教育实验 ㈠参考选题 1．教育实验发展脉络梳理 2．新中国六十年中小学教育实验述评 3．乡村教育实验对当今农村教育改革的启示 4．典型教育实验述评 ㈡参考文献 钱理群，刘铁芳.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陈锟.中国乡村教育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雷实.教育试验与教育思潮.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熊明安，周洪宇.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熊明安，喻本伐.中国当代教育实验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刘克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村学校教育问题研究: 1927-1937.北京师范大学 士论文]2007.李清华.陶行知与乡村教育.海风出版社2007.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会.乡村：中国文化之本.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专题8 德育 ㈠参考选题 1．德育的流变及得失 2．德育问题及矫正策略 3．典型德育案例研究 4．典型德育教材研究 ㈡参考文献 黄书光.变革与创新 中国中小学德育演进的文化审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郑航.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孙小平.新中国德育五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孙志建.中学思想政治课发展史.北京师大出版社1994.蔡元培.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梁启超.德育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专题9 教学 ㈠参考选题 1．教学概念界定的历史变迁及教学本义 2．教学改革脉络梳理及启示探析 3．某一教学专题改革研究 4．典型教改经验个案研究 ㈡参考文献 董远骞.中国教学论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张传燧.中国教学论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熊明安.中国近现代教学改革史.重庆出版社1999.黄忠敬.移植与重建 中国中小学教学的话语转换.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专题10 教师教育 ㈠参考选题

博[1．教师教育的滥殇及流变 2．教师教育发展新动向分析 3．教师教育的迷失及矫正策略 4．典型教师教育案例研究 ㈡参考文献 刘问岫.中国师范教育简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刘捷，谢维和.栅栏内外: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百年省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彭时代.中国师范教育10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9.马啸风.中国师范教育史 : 1897-2000.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卜玉华.回溯与展望 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的世纪转型.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崔运武.中国师范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阮春林.清末民初中国师范教育研究: 1897-1922.中山大学 [博士论文]2004 顾明远主编，胡艳，米靖.制度的建构与超越: 北京师范大学与20世纪的中国师范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专题11 女子教育 ㈠参考选题 1．女子教育发展脉络梳理 2．新中国六十年女子教育发展述评 3．男女同校的得失分析 4．典型女子学校个案研究 5．当今女子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㈡参考文献 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州出版社1995.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雷良波等.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出版社1993.专题12 男子教育 ㈠参考选题 1．男子教育发展脉络梳理 2．新中国六十年男子教育发展述评 3．典型男子学校个案研究 4．当今男子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㈡参考文献 1.孙云晓、李文道等.拯救男孩.作家出版社2011.2.胡振京.男生：性别差距的新弱者.天津教育出版社2014.3.古里安.男孩的脑子想什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4.关注男孩教育专栏.上海教育2011.5A 专题13：教育家 ㈠参考选题 1．教育家共性发展规律研究 2．典型教育家发展个案研究 3．教育家发展集体性个案研究 ㈡参考文献 叶忠海.教育人才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哈里特·朱克曼.科学界的精英.科学出版社1982.孙孔懿.论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许美德.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王毓珣.名师发展研究.长春出版社2007.9

第四篇：中国货币及其防伪技术的历史发展

中国货币及其防伪技术的历史发展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世界每年因各类仿冒高档商品 和伪造票证等形成的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之多。在国际 市场上，近五年之中有纪录的重大商品假冒伪劣事件就 已超过2000起。更令人担忧的是．医药、食品、烟酒、饮料等领域中的假冒伪劣产品常使人防不胜防。致使一 些久享胜誉的名牌产品．在假冒产品的恶风浊浪中纷纷 倒牌。这不单会造成经济损失，还直接危及着人们的健康 和生命安全。所有这些无不使国内外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他们纷纷在研究和寻找肪伪和制止伪劣产品的手段。于是，一种特殊的印刷技术—— 防伪印刷便悄然诞生了。

中国在世界上首先发明了印刷术，因此也早在宋代就 首创了防伪印刷，比欧洲早了三四百年。由于最早的 货币产生在中国．最早的伪钞出现在中国，因此最早 的防伪钞技术也出现在中国。这也许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中国古代纸币及防伪技术

有史记载，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便有人用假币

进行交换和买卖。公元1278年，有一个叫石治民的因为 伪造货币而被处死，或许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案可查的 伪钞犯。

要研究中国古代货币伪钞问题，首先要从研究中国 古代币钞萌芽及其发展开始。I 古代纸币的萌芽

中国是历史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如将宋代的交子定为正式的国家纸币，那么，早

在西周初期，纸币的萌芽就已经产生了。《周礼· 载师 篇》记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 就是以布为材 料制成的交易媒介物，布上有币名、年月、地址、钱数、发行人印信。《周礼》中还载有；“听称责以傅别、“凡 买卖者质剂焉。傅别“、“质剂”都近似予现在的票据。春秋战国时期，曾通行皮币，“昔者大王居分 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币。民间也曾通行作为交易媒介的牛 皮。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曾制造白鹿皮币，今人多认为是一种筹集国用的债券。东汉也用过类似里 布的布币。魏晋南北朝兴起了寺院柜坊及豪门郾店．吸收存

款．出具可流通的存款收据，在市面上流通。唐宋时期 柜坊设立得更多．可发行的帖已深入人心。《太平广记》 卷146引《唐逸史》中有：“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 来，此是尉迟敬德也”。吴曾的《能改责漫录》卷18中，也有“取笔写帖付生日：持此於梳行郭家，取十千钱，与汝作业。”此二篇虽为当时神话小说，但钱帖的观念 已深入人心是可见的。柜坊接受存款人的帖(就是支 票)，就支付通货的事实，在唐代就已经有了．就是到 了北宋时代，在健全的柜坊中也还是这样的实行着。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和 商业都比较发达．印刷、造纸业也得到较大发展，此时 期印刷、造纸、丝织、金属、陶瓷等手工业品都有很高 水平．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如已出现“飞钱

(汇款)制度。唐代造纸术在汉代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据新唐 书载，唐代已开始用厚纸制作和使用纸器、纸杯。在晚 唐，中国已经发明了用植物纤维造成举世闻名的宣纸。这就为宋代使用纸币打下了基础。

唐宪宗时，还有飞钱和便换，凡商贾到京师，可将

钱送存诸路进奏院(各地在京设立的驻京办事机构)，也 可送存在诸军、诸使、官家，由收存人出给收据，然后 持收据可到异地取钱，购办货物，这是一种异地兑钱的 凭证。唐人赵磷的《因话录》中就有一例“有士鬻产于 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责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 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套之衣囊。”

五代楚王马殷，大量发行笨重的铅币、铁币、市上 用的契券，契券也有纸币的性质。

北宋时，四川行用铁钱，因钱重价轻，不便使用，商 人乃出具收据形式的纸帖，在市面上通行。宋太宗初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联合成立了交子铺，发行交子，用铜版 印制，以便通行和兑现，后因交子舞弊，经营不善而归 官办。商办交子因能够兑现，故有信用纸币的性质。我国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真宗初年，称之为“交 子”，政府开始筹议将交子改归官办。仁宗天圣元年(公 元1023年)，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并从第二年开始发 行 官交子”，掌握纸币流通事务。“交子”成为世界上 晟早的纸币，这绝非偶然。纸币的产生源于北宋造纸术 与印刷术的兴旺发达，当时的四川就是造纸业和雕版印 刷业的中心之一。

据史籍记载，交子最早出现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

年，原由十几户富商发行。在此期间，交子图案有 屋 术人物”。用朱墨两色，还有备私人铺户的押字，“各自 隐密题号”，以防伪冒。几年后，即宋仁宗天圣元年，由 官府接收，特令在四川设置交子务，作为发行交子的机 构。纸币先用木版印刷，后又改用铜版印刷。交子的币面价值，晟早限于一贯至五十贯，在发放 时临时书填，充近代支票。宋仁宗宣元二年，改为发行 五贯与十贯两种交子。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又改为发行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交子。币面价值临时书填，改为定额印刷，这是纸币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交子为三色铜版套印的纸币，立界(期)发行，三年 一界。到了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又改为钱引，并于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

钱引仍为三色套印，至南宋初仍大量发行。南宋还有地方 纸币，如河池银会子、两淮交子、湖广交子、铁钱会子 等名。南宋初年民间还通行便钱会子，后改为官办。南 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又出现了商人纳钱，政 府给以贩卖茶业、宝货、盐的凭证。还有现钱关子，公 据关子、内关、金银现钱关子等名目。

金于海陵王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就设立了交

钞库，发行交钞。基本上仿宋朝的交子，纸币上有发行 机构，官员等的印章，另有编号、花纹图案等等。后又 发行有贞枯宝券、通宝、兴定宝泉、元光珍货、重宝、天兴宝会等名目。

元朝是中国纸币最为盛行的时期，元初纸币为各地 单独发行。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印发中统交 钞，又称丝钞。后又陆续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银货、蟹钞、至元宝钞、至大银钞。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 年)发行的元宝钞及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发行的至正 交钞流通时间长，影响较大。

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设宝钞提举司，立钞

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明朝自发钞至停用未改钞名及 形制。

清初顺治初年，因军事征讨不断，国家筹集款项而 发行通顺治钞贯，但很快收回。到咸丰年间，因财政危 机又大发纸币，分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两种，但很快失 败。

北宋四川的交子，南宋的河池银会子，川引、湖会、淮交均为地方纸币。金朝纸币在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以前，基本上是分路发行的。后来改为几路联合发行，钞 上加盖合同印章，可在几路通行。据考古发现．已知有 山东东路、北京路、陕西路等合同钞。至泰和二年(公元 1202年)才出现了全国通用的纸币。元初也是先发行地 方性纸币，如何实在傅州发行的会子、真定的地方纸币 等等。一直到清成丰年间，甘肃司钞、滇藩司钞及地方 官钱局纸币仍在各地发行流通。

二、纸币舫伪措施应运而生

比起金属货币来，纸币自有其方便之处。但是有了 纸币，就有伪钞出现，伪造钞票案时有发生。南宋时一 次查获伪钱引三十万，盗印团伙达50人。元代铅山(令 江西省铅川县)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所造伪钞远 至江淮、燕蓟。他以伪造致富。竞派恶少四五十人打进 官府为吏，搜集情报，对欲告发他的人“辄先事戕之，前 后杀人甚众”。面对如此猖獗的伪造钞票犯罪活动，历代 采取了一些防伪的办法，大致有如下七种：

控制印钞1呀料。选择一般人难以仿造的特制“佳

纸”．即洁白、光厚、耐久的纸张来印钞。纸币晟早出现 在四JI1．当地官民在与伪钞作斗争中积累了经验，渐渐 提高了印钞票纸张的质量。故钞用JI1纸，“物料既精、工 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宋威淳年间园纸局所造 关子纸不精，命四JI1制使抄造输送。当时臣僚中有这样 一种认识：印钞之纸应增添纸料，宽假工程，务极精 致．使人不能为伪是上策，禁捕之法使人不敢为伪是下 策。所以在制造印钞纸上颇下功夫，JI1纸几乎成为印钞 专用纸。这类纸张既用来造钞，乃禁民间不得买卖此纸，以防作伪。

蟪一书写字泣。古代纸币上的字均由善书者手书，然后刻印，且文字较多，有的书刻《孝经》，有的书刻先 正格言，有的书刻刑律。文字一多，则难以摹仿；仿不 像，则容易辨别。

印别复害田孪。宋交子上印有房屋、树木、人物、“朱 墨闭错，以为私记”。金代交钞，外作花纹边栏，其上横 书贯数，左右书写某字料、某字号、号外篆书禁条。清 代宝钞、钱票上印有龙的图案。钞面图案复杂，作伪者 不易临摹。

多加印记签押。晟早由私人发行的交子，在质剂时，要将收到的钱记在交子上，经签押后，方可作现钱使用。金代交钞在复杂的图案上，加上层层的签押，交钞库副 使专管书押搭印合同之事。清代有人建议造钞发于各省 市布政司为记，发于各府又为印记，发于各县又为印记，发于钱庄，钱庄义为印记，然后行之民间，则易于辨伪。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清宝钞上多盖有汉满文字并用的印章 三四种。

熏尊俘置上鼎犯。对于制造伪钞的罪犯初时处罚较

轻。宋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立伪造法，规定凡通情 转用，并邻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纸者，罪以徒 配四年。后园制造伪钞的犯罪行为猖獗，非处以极刑不 足以威慑。绍兴三十 ：年(公元1 162年)立伪造会子法，伪造者处斩，并将这一法令印在会子上。金代交钞上也 书背‘伪造交钞者斩”。清代伪造钞票者也处以斩监候重 刑。

熏赏芍音之上。为何虽有严刑峻法，而伪造仍层出 不穷?这是因为伪造者存在有侥幸心理，希冀罪行不致 暴露。在此情况下，动员知情者告发，不失为一种打击 伪造者的有效办法。宋伪造会子法规定，告发者赏钱千 贯．不愿受者可补进校尉。金代交钞上也载明：“告捕 者赏钱三百贯”。元世祖中统年间，规定告者赏钞五锭，以犯人财产给之 这⋯规定也印在大咀通行宝钞上 最问自主辩移^。既然伪钞屡禁不绝，那么在民间

设立“辨钞人”，则是不可缺少的办法。金代府州县镇设 辨伪人，给以条印，听与人辨验，酌量收取手续费，即 随贯量给二钱，贯例虽多，六银即止。

清代王望总结了以上历代防止伪钞的各种办法，在 《钞币议》一文中提出了“防伪”的综台性措施：既特 造佳纸，多为印信，钞值重者又令善书者书之，则作伪 者，必先造伪纸，又刻印信，再摹字迹，有一不肖，其 奸立破，较少私铸钱，伪造银，其难数倍。而又随处皆 立辨钞人，重法以诛作伪之人，重赏以奖告伪之人，则 伪造者自可息矣。（鉴于防伪中国及世界各国广泛铸造金属货币

早期由于造纸、印刷技术有限，伪造纸钞屡禁不止，因此欧洲和美洲较

早就开始铸造以金、银、铜为原料的 金属货币。明朝穆宗隆庆元年(公元 l 567年)，我国海禁已开，欧美各国 相继来华贸易，他们携来本国银元 与我国进行通商。此后，外国银元不 断流八，及至清世祖顺至四年(公元 1647年)，一度曾限制外洋只准在澳 门贸易，但贸易的范围无法限制，外 国银元的流入量有增无减，有以外 国银元取代中国银两的趋势。这些

外国银元初称 番饼”，或称 番银”，亦称“洋银”，当时民间依其圆形，故 称之为 银元”，各国所铸，名目繁 多，而其中要以西班牙本洋和墨西 哥鹰洋输入为最多。西班牙本洋自 清康熙二十年到清道光十三年(公 元1681—1833年)153年问输入近1亿元。墨西哥鹰洋的输入到清末，总数达4～5亿元。外国银元大量

输入，套购我国大量白银外流，引起 满清朝野的重视，不少有识之士，要 求顺应时势，自铸银元，维护权益。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吴

大潋在吉林设立机器局，试铸一两 制银元，是我国采用正规机器铸造 银元之始，及至光绪十三年(公元 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再次奏请 自铸银元．以谋抵制，经清政府同 意，遂于1888年设广东银元局试铸 银元．以七钱三分纪重。由于新型银 元是引进外国机器设备铸造的，所 以这种银币俗称“银洋”或 洋钿”。自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改铸 以七钱二分纪重后，仅有龙图案的 银元，其铸造量为3亿枚左右，而其 中以 光绪元宝”(光绪三十四年、北 洋造)铸了近1亿枚为最多，大清 银币”(宣统三年)铸造数量约2700 万枚名列第二。银元在我国的大量 铸行，促进古老的中国银两制向银 元制转化，推动了货币向前发展，成 为近代中国货币史新的开端。我国的机铸铜元，也始于广东。铜元作为银元的辅币而出现，自光 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广东 开铸以来，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 1905年)已有12个省，共计15个局 铸造，铸量骤增。从我国清代早期以 浇铸和人工打制的土法铸造的银币，到1949年1O月止，旁及各种纪念币、章和代用币等，采选金币、银币、铜 币、镍币、铝币及其它币计共1480 余种

我国的机铸币，常以银币币模

铸成金币，可称之为“银摸金铸”。以 孙中山先生像开国纪念金币为例，这种金币采用的是日本银币币摸，银币币面上有 壹元”二字，铸成金 币则远远超过壹元银币的价值 因 此说，凡银模金铸的金币，并非流通 领域中的货币，只是作为某种纪念、馈赠之物，以示其珍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

村各革命根据地一度曾铸行中华苏 维埃银币和铜币，但铸造量不大，仅 限于农村革命根据地流通，流传至 夸的实物，以中央苏维埃一分、五分 铜币，贰角银币及川陕苏维埃二百 文、五百文铜币，一元银币较常见。中央苏匡苏维埃政府1931年铸造的 列宁像正脸、侧脸壹元银币，湘赣苏 区壹圆银币，湖南平江县苏维埃壹 元银币，l933年闽浙赣匠壹元银币，鄂豫皖苏区壹元银币和1936年在陕 北瓦窑堡铸造的壹元银币及皖西北 苏区铸的铜币，皆属罕少。井冈山地 区，在l931年前后也曾铸造过袁大 头壹圆银币，便于与国民党统治区 进行贸易。此外，为了控制根据地的 银圆外流，曾以墨西哥鹰洋加盖 “工 字，或用袁大头币面加盖“苏 维埃”三字，作为苏区的通货。铸造各种金属铸币和纸钞一样． 伪造铸币也很多，大都以低价位的 铅、锡台金为币芯，外面镀银或金，其制造工艺之精良，居然也达到以 假乱真之水平。这也是各国财政机 构、金融机构澡感头痛之事。因此纸 钞、金属铸币的防伪措施几百年来 直是各国财政、金融机构极为重 视的问题。制造金属铸币．虽然采取 的防范措施很多，但收效甚微，伪造 金属铸币仍然屡见不鲜，真是遭高 尺，魔高一丈啊!制造伪钞和伪 造金属铸币近年来已形成国际化趋 势，似乎有了伪钞印刷的跨国公司． 其范围之广，所采用技术之先进，令 一一人惊叹。

为此，开发新的防伪币技术已

成当务之急。自90年代以来，澳大 利亚首先使用了塑料钞票，其工艺 先进，技术难度大，塑料钞票上有各 种防伪措施，耐揉、撕不烂、防水，防油、防渗透，目前世界上只有澳大 利亚能够独家印刷。塑料钞票一问 世，就得到澳大利亚各界人士支持 和拥护，现在澳大利亚已用塑料钞 票替了纸钞。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和 发展国家的安全、金融机构对于塑 料钞票的问世极为重视。美国、英 国、德国、日本、西班牙、巴西等

第五篇：近十年来中国救灾史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中国救灾史研究综述

[摘要]有关中国救灾史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研究的范围较广，各个朝代均有涉及。但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唐宋、明清两个历史阶段，且主要集中于国家方面，对民间、宗教的救济对策研究较少。若在这些方面有所发展和突破，可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使有关自然灾害的救济研究更加完善。

[关键词]近十年；中国；救灾史

[中图分类号]X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3-0117-03

近十年来，中国救灾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学者们将中国历代的救灾措施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以期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的救灾措施研究，为今天的防灾减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针对自然灾害发生时的救灾思想、对策是中国救灾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邵永钟的《二十世纪以来荒政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3期）已有专文撰述，故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赘述。

一、关于救灾思想的研究

张涛、项永琴、檀晶的专著《中国传统救灾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一书中就中国的传统救灾思想进行了广泛考察和系统梳理，全面分析和总结了中国传统的防灾救灾的思想主张及其深刻影响。发表论文研究救灾思想主要有：（1）武玉环认为，金朝的防灾救灾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重农思想；广积粮储、崇尚节俭的备荒思想；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谐的自然观；唯心主义的天命观等方面。金代的防灾救灾思想，既有其积极的唯物主义成分，也有消极的唯心主义成分，体现出封建时代的特点。（2）李华瑞指出，儒家荒政思想在北宋中期得到重视和实践，王安石变法是我国统治阶级第一次利用国家政权推进荒政的尝试。高中华主要探讨了清代名臣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形成背景与其边疆救灾活动及特点。除此之外，张福运《宋代荒政思想初探》（《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3期），金霞《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事务的管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期），张文《宋朝的自然灾害与荒政等级管理思想刍议》（《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1期），王娟《“民本”与救荒——林则徐的救荒思想与实践》（《古今农业》2005年第3期）均就防灾救灾思想问题进行了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王文涛的《（周礼）荒政思想试论》（《齐鲁学刊》2005年第3期），祁磊《（周礼）所见灾荒思想》（《湖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4年第4期），甄尽忠《（周礼）备荒救灾思想浅论》（《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就《周礼》所体现的荒政思想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二、历代政府救灾对策总述

历代政府为维护统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正常运作，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制定了一系列救灾对策。学者围绕着历代政府的救灾对策展开了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整体性的救灾对策研究，即历代政府对当代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总体性对策；二是区域性救灾对策的研究，即历代政府对某一特定地区的救灾对策的研究。

（一）关于整体性救灾对策研究

学者围绕断代救灾史方面，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成果丰富。著作方面有：周致元编著的《明代荒政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该书通过对明代11部荒政文献的研究，总结出明代的备荒制度和救荒制度建设的一些情况，对于当今的救灾工作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石涛的专著《北宋时期自然灾害与政府管理体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考察了北宋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的思路、措施及工作流程。论文方面，武玉环提出金

代实行了政府、个人、民间救济相结合的多种救灾方式。李辉指出，北朝时期国家政府在灾后采取的政治性救灾措施主要有皇帝自责、纳谏、整顿吏治、安抚灾民等。夏明方对“荒政书”内涵和外延作出新的界定，并对救荒制度也作出了论述。石涛运用计量的方法，从北宋政府灾害管理投入的角度入手，对相关史料进行量化分析经济学，得出了北宋政府灾害管理投入的总量。赵克生认为，明代发展了前期劝分赈灾的措施，由汉代以来的“入粟补官”演变为“义民旌表”。毛阳光认为，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官吏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灾害救济中去，蠲免和赈贷等救灾措施都能够得到较好地贯彻。郭文佳认为，宋代灾害的救助程序主要包括诉灾、检放和抄札三部分。张建民指出，清代在“郑重斯文”理念指导下，对灾荒时期的生员实行单独的、具有封闭性质的赈济制度。

（二）关于区域性救灾对策的研究

相比于国家整体性救灾对策研究，区域性救灾对策的研究更加细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它在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又将地区固定化。吴媛媛、何建木以灾后救助所形成的征信录为主要资料，结合文集、徽州文书和地方志等有关史料，对晚清的一次水灾的赈济过程、款项与物资的来源与比例进行了分析。张祥稳指出，乾隆朝的灾害救济原则为“宁宽勿刻”、“宁滥无遗”，在乾隆十一年江苏邳州、宿迁和桃源三州县的水灾赈济中，灾民们从中央赈济政策和“成例”的落实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及时救济。王元林、孟昭锋认为，明清琼州府官员查勘灾情，抚恤慰问，救灾救荒，甚或祈求飓风神来减少和免除灾害；而平时修沟挖渠，修建水利等防灾，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飓风对琼州造成的损害。陈广恩从赈灾管理部门与物资、赈济兵燹之灾、陕西特大旱灾及元朝政府的抗旱救灾以及元朝赈济西北灾害的优惠政策等方面，对元朝赈济西北灾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国家的常平仓和社仓也兼有救灾的部分职能，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由于穆崟臣《近百年来社仓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已就近十年来的社仓研究进行了总结，在此只对常平仓的研究作一总结。孔祥军《两宋常平仓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以传世文献、新出土的文献为基础，对两宋常平仓的基本面貌予以复原，认为常平仓在平抑粮价、赈灾救荒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此外，相关研究还有倪玉平的《论清代的常平仓》（《石家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郭文佳的《常平仓与宋代灾荒救助》（《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王文东的《宋朝青苗法与唐宋常平仓制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三、关于民间、宗教的救灾对策研究

有关学者围绕着民间、宗教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所采取的对策展开了讨论。赵家才认为，清代山东民间社会形成了一套救灾系统，官员、绅士、商人与下层民众在救灾过程中已形成网络有机体，有非官方制度化倾向。张秀军《两晋时期民间应对灾害策略》（《北方论丛》2006年第5期）一文就晋代灾害发生后，宗族救荒、邻里互助、抗灾自救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其他的研究成果有：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的内部救济》（《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孙华莹《徽商与明清徽州荒政》（《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王虹波《1921-1931年间吉林灾荒的社会应对》（《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周致元的《明代徽州官府与宗教的救荒功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和《明世宗朝的宗教救济活动》（《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等。由以上可看出，有关于民间、宗教的救灾对策均是以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的救灾对策为研究主体，且明显缺乏针对宗族、家庭等对自然灾害的预防、互助行为的研究。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救灾史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研究的范围较广，各个朝代均有涉及。但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唐宋、明清两个历史阶段，有关于其他朝代的研究应该成为中国救灾史研究的突破点。以往有关于救灾对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方面，对寺院及民间的救济对策研究较少。此外，对于救灾措施的实际效果关注得比较少，而这是救灾

史研究中最值得借鉴的部分。若在这些方面有所发展和突破，可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使自然灾害的救济研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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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建民，饥荒与斯文：清代荒政中的生员赈济[J]，武汉大学学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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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张祥稳，试论清代乾隆朝中央政府赈济灾民政策的具体实施——以乾隆十一年江苏、邳州、宿迁、桃源三州县水灾赈济为例[J]，清史研究，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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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竟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