遴选十九大考点：以文化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第一篇：遴选十九大考点：以文化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以文化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战略，农村繁荣与复兴被摆在了全党全社会的重要工作日程。实施乡村文化振兴行动，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无疑成为乡村振兴题中要义，并贯穿于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过程。而文化作为一种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以其先导性、战略性、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精神激励、智慧支持和道德滋养。

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是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农村文化建设，已成为当前我国乡村文化发展的主战场。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和水平。因此，高度重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的文化协调发展，丰富贫困地区、边远地区农村的精神生活，着力保障农民工、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孤寡老人等特殊人群的文化权益显得尤为重要。

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不容否认，现实乡村文化在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发展差距，不仅仅体现在乡村居民收入差距上，更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福利保障上。把乡村文化振兴行动与乡村经济发展、社区公共服务体系构建和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实施，这不仅是“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重要举措，更是解决城乡文化“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重要抓手。

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兴盛是顺应广大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期待。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乡村强。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乡村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也会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们不仅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而且要着力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农民群众新期待，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没有文化的振兴就没有乡村的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发展乡村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开展乡村文化振兴行动，提升农民文明素养，有助于牢固乡村振兴的根本。乡村振兴战略根本在人，在于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深入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开展好家风、好家训活动，持续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等评选表彰活动，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美丽乡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提升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关心公共事务，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管理中涵养现代文明素质。

开展乡村文化振兴行动，推动农业现代化，有利于夯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乡村振兴战略基础在农业现代化。文化的渗透功能，可以促使文化向农业产前产后产中蔓延与融合，形成创意农业、观光农业、品牌农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与升级。实施“文化+”计划，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推动传统农业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互联网+”计划，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增加农民

获得感。

开展乡村文化振兴行动，坚守田园生活方式，有益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在农村现代化。围绕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产业，建设一批集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点、民族风情的特色小镇。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坚持人的城镇化，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在构筑产业生态圈的同时，打造宜居环境和创业氛围，把特色小镇宜居宜业、记住乡愁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与创新文化、历史文化、农耕文化、山水文化融入一体，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将小镇工作生活方式，提升为一种令人羡慕的理想的生存状态。

开展乡村文化振兴行动，传承农耕文明精髓，有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源泉。乡村振兴战略动能来自对乡村文化的自信和守护。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保留着许多农耕文明的基因。保护和发展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捍卫乡村记忆。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抓紧把有历史文化等价值的传统村落和民居列入保护名录，着力保护古村落和古民宅。重视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在农村地区深入开展送地方戏活动。深入挖掘农耕文明的精神价值、美学观念、道德规范、人生智慧，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乡村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开展乡村文化振兴行动，造就“三农”人才队伍，有赖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者。“三农”人才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资源。乡村振兴战略不

仅顺应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期盼，也说出了“三农”工作者的心声。组织城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社会团体以及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与村镇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帮助建设公共设施、治理村容村貌、改善文化条件、发展社会服务。倡导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创作富有乡土气息、讴歌农村时代变迁的优秀文艺作品。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乡村，为农村基层工作者开展健康有益、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

第二篇：学习十九大报告“乡村振兴战略”心得体会

学习十九大报告“乡村振兴战略”心得

体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本。作为一名在贫困村的大学生村官暨驻村扶贫工作队员，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应该理清思路，和村两委及扶贫工作队一起找准产业路子谋发展，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强化淳朴民风，做好村庄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每个人都应该为把村建设成为业强、民富、村美献计出力。

第三篇：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解读及建言

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解读及建言

十九大对城乡关系问题和“三农”问题形成了新的认识，作出了新的表述。如：不再提“新农村建设”，而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虽然继续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但也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不再提“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而强调“城乡融合发展”。一系列新的概念体现了新判断、新决策。

十九大报告是在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任务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这个决胜期是指“从现在到2020年”。但是，决胜期内要坚持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都将延续到从十九大到二十大这个“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延续到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整个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推进中国特色乡村现代化的雄心壮志。

乡村振兴战略何以为“战略” 在十九大报告中，除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实施的上述七大战略，还提出了其他不少“战略”，如就业优先战略、健康中国战略、食品安全战略、人口发展战略等，但包括乡村振兴战略在内的七大战略显然具有突出地位。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意义在于：

首先，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十九大对当下我国所处时代状况的判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十九大报告在列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时就明确讲到“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所列举的其他问题在乡村中往往也更为突出，如：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等等。按照十九大“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包括精准脱贫在内的攻坚战等要求，这些都是要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

其次，有助于推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向乡村区域深度延伸。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个总要求，与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是相互衔接的：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对应的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宜居对应的是生态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对应的是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治理有效对应的是政治建设。

这五方面建设虽然也一直在乡村区域展开进行，但总体上还是薄弱环节。如生态文明建设，现阶段主要针对的是工业化进程中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和改善工业生产方式，使之能够与生态环境和谐友好。但从长远和全局看，我国生态资源更多分布在城市以外的乡村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许多重大举措、重大项目等等，主要将在乡村区域实施。在作为未来中国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边有五个定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乡村振兴战略必将承担越来越重大的责任。因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迫切需要以乡村振兴等战略举措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

第三，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空间布局从城市向乡村延伸。在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七战略中，唯独“乡村振兴战略”是就现代化建设的空间布局而言的。这是因为，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核心的任务是工业化，主要是在城市中开展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标志着我国将制定实施乡村振兴专项战略规划，在乡村开辟现代化建设的新战场，乡村将成为现代化建设新的重点区域。“战略”一词，界定和凸显了“乡村振兴”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工业化基本实现”。在当下工业化历史任务即将完成的时候，转而加快乡村现代化建设，是历史的必然。

城乡融合发展将开启城乡关系新时代

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乡村将与城市平起平坐。

选择使用“振兴”一词意义非凡。“振兴”乡村和“振兴中华”的意思是一致的，突出了乡村振兴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只有乡村“振兴”起来，自强、自立起来，才能形成与城市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像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样。

“乡村”一词也很有意义，它体现了调整现有城乡关系的指向。乡村不是城市的附属物，与城市相对应的是乡村而不是农村，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不仅仅是城市与农业的关系。乡村不仅是农业发展的区域，它是人类重要的生存空间，与城市同样重要。未来的城乡关系是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必将具有并且保持和城市不同的独特价值。提出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表明乡村的振兴取决于乡村自身，乡村人必须真正成为乡村发展的主体，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坚力量。

其次，完成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任务。

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现代化起步阶段规范城乡关系的制度安排，其主要特点，一是将现代化建设的资源集中在城市。由于中国现代化起步晚、底子薄、资源少，中国只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城市，用于发展工业化。二是以农业积累投入工业和城市建设，以农村农民服务工业和城市建设，由此形成了主要是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格局。比如国家以考试制度和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中素质较高的新增劳动力选拔出来，安排在城市工业领域；以人事制度和户籍制度，将领导人才、管理人才和各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才集中在城市；以劳动力市场制度，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吸引到城市，成为“农民工”，等等。

尽管城市对农业、农村、农民也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总体上“三农”也都受益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但乡村发展普遍滞后。早有相关文件提出要解决城乡二元体制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任务并不容易完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最终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让城乡不再分隔，而使城乡融合发展、良性互动。

第三，加强“三农”工作的立足点将回到乡村和“三农”自身。

由于长期以来城乡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基本上是服务于工业化、城市化，以致国家的农村政策叫做“惠农政策”，用于乡村的资金叫做“支农资金”，明显体现了国家政策立足点的偏颇。事实上，城乡二元体制也是统筹城乡发展，但它只是为城市而统筹。很长时间里也一直在“建设新农村”，但基本出发点是服务城市和工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后，将不再是要以加强“三农”工作来解决城市问题、工业问题，而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自身。

无疑，乡村振兴也并不仅仅是为了乡村自身的振兴，而是为了城乡发展的相对平衡。十九大明确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显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不是要在城市单兵独进之后再让乡村单兵独进，而是要二者协同推进、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因此，城市也必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意味着各方面资源将回流农村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首先意味着，资源将不再主要从农村流向城市。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将推动城市和工业反哺、回馈“三农”，根本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下资源几乎是单向流向城市的状况，形成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如果说现阶段资源从城市流向农村还是涓涓细流，那么不远的将来，则有望形成滚滚洪流。

当然，国家制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体专项规划的时候，应当根据和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根据农村居民的实际需要，引导各方面资源有序流向农村，形成城乡发展的优势互补、互利双赢、有机融合。并且，乡村振兴战略是七大战略之一，并不是孤立的，这些战略应当也必将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形成整体合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更多支持。

其次，“农民工”现象将最终消除。

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成为雇佣劳动者，却因为户籍在农村而不能改变农民身份，虽然他们为城市工商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却不能落户在城市；虽然由于其工资性收入高于农村务农收入而改善了家庭生活，却因为离开家乡、与家人分离，造成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三留守”问题。这些在我国已经存在三十多年的社会问题，终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得以终结。

这是因为，原来农民工进入城市是因为城市工商业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这种就业机会是农村中所没有的，而现在资源回流农村，将给农村中农业转移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令他们可以不再到城市工作也能够取得较高收入；原来农民工进入城市、想要落户城市，是因为优质教育、医疗等等资源集中的城市，他们只有到了城市才能分享到这些现代化建设成果，现在资源回流农村，在农村中也有与城市相对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他们也不必非要到城市落户。

所以对农民工来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意义可能在于，让他们可以在进城还是留村之间主动做出抉择，而不必继续作为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长期来回奔波，“三留守”问题也可以随之消失。农村人口的基本稳定而不再大规模流动，必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创造前提和有利条件。

第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成为资源流向乡村区域的重要载体。

十九大报告没有提“新型城镇化”，但“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部署，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必将让夹杂在城镇之间的乡村受益，这些城镇与城镇之间的乡村也必将“协调发展”，从而在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资源向乡村的流动，特别是城市人才资源向乡村的流动。因此，一方面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也应当制定实施城市居民进入乡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城市人口有序落户农村的政策措施，乃至上升为法律，从而也“加快城市转移人口农民化”。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下，形成城乡之间人才、人力资源双向流动，是历史的必然。

第四，国有企业应当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相当数量的国有企业，特别是老国有企业，是利用农业积累和工农产品剪刀差投入建设，靠农村市场支撑发展起来的，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候，它们理所当然应当拿出资金和人才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按照对口帮扶的经验，可以安排大多数国有企业与主要是欠发达乡村特别是中西部的乡村建立帮扶关系，以加快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意味着农村中农业和非农产业都将加快发展

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义首先在于，乡村区域的贫困现象将最终消除。完成脱贫攻坚的历史任务，应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起点和前提。十九大进一步要求“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展示了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坚定的决心。即使还有深度贫困的人口仍然处于贫困的边缘，他们也必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进程中最终走进共同富裕的行列。

其次，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将大大增加。“农村”的本意是从事农业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地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随着农业不再是乡村区域唯一产业，这一定义将迅速改变，这或许是十九大将农村区域发展战略命名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照“产业兴旺”的要求，按照“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农业现代化，还要农村现代化。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国家将在“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基础上加快农业现代化。

但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不可能只发展农业，还将发展其他产业并且达到现代化的水平。十九大报告也已经明确提出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这就必然要求大量农业专业人才和非农专业人才进入农村。仅凭现有农村中被城乡二元体制抽选剩下的人口，不仅难以承担农业现代化建设任务，更不可能承担农村现代化建设任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国家将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引导农村以外各方面人才参与农村现代化建设。

第三，污染项目将被清理出农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意味着一些已经造成农村污染的项目将被清理出农村，同时必须坚决禁止任何可能带来污染的各种项目特别是工业项目进入农业和农村。这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必然要求。“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也是国家战略任务。在制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政策措施时，必须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划出明确红线。农业发展中的污染问题，包括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将加快获得解决。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是与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全不相容的。（面源污染是相较于企业排污造成的点源污染而言。农业面源污染，指农田中的泥沙、营养盐、农药及其他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壤中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的污染。——编注）

建立健全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更多需要改革的制度是在顶层设计方面。

比如，把优质教育资源、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布局在城市的制度安排，等等，许多以城市为中心的顶层设计，在许多人看来早已经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必须转变观念，一切不利于乡村振兴的，对农民来说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都应该逐步清除。同时，十九大要求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等等，都将在新的农村改革中形成制度保障。十九大提出“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这样的改革要求，将在深层次上推进地方和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激发地方和基层创新发展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从而加快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

尽快修订原有涉农法律，制定新的涉农法律。十九大宣布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累计将达到75年，这需要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关系及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等加以法制化。第二轮土地承包关系确定以后，“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原则已经将农村承包地所有者集体组织成员固定下来，从而为实行农村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奠定了基础。循着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思路，国家也应当对农村宅基地实行“三权分置”，可分为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上房屋居住权。国家应修订《土地管理法》，将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法制化，并且明确规定自新的法律生效时起不再给农村新增人口提供宅基地，从而将农村宅基地使用者集体组织成员固定和封闭起来。同时，明确房屋居住权可以流转、转让，乡村新增人口和外来人口可以以购买或租用的方式取得房屋居住权。这样才能为城市人才进入农村打开通道。

在此基础上，国家应尽快制定《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法》，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法制化。应当明确农村土地产权为特定农村居民集体共有：农村承包地为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的承包人集体组织成员共有；土地承包期间所取得的承包地经营收益归承包人所有，但承包人应当向发包方缴纳租金。应当明确：农村宅基地为已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现有行政村村民小组的农户共有，宅基地使用人应向本行政村村民委员会缴纳使用金（应当与城市居民住宅使用国有土地一样，期限为70年）；宅基地上房屋居住权可以出租或转让，收益归宅基地使用人所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为现有行政村村民小组成员共有，取得的收益归现有行政村村民小组成员共有，等等。

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教育事业优先发展融合起来

两个“优先”融合起来就是振兴乡村教育。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三个“优先”：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行就业优先战略。三个“优先”都与乡村振兴战略有关，最紧迫的应当是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结合起来。相较于工业，农业和农村其他产业之所以落后，最突出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整体较低；相较于城市，农村落后的要害是教育发展滞后。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最重要的就是要改革导致人才资源单向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制度，改革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的制度。

国家应制定政策措施引导城市高等教育资源、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向乡村区域流动。现阶段我国优质教育资源主要布局在城市，而农村区域不仅没有高等教育资源，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也严重匮乏。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的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则比较均衡，相当数量的名牌大学都建在小城市、小城镇，乡村人口可以方便分享到这些资源，这是值得我国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现阶段可以以在一部分地级市、县城、建制镇规划建设一批我国现有名牌大学分校区、名牌中小学分校区的方式，逐步从城市向乡村区域输送和转移集中在少数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和高等教育资源，从而实现乡村教育事业跨越发展。

同时，可以按照我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相关规定，引进国外名校合作办学。这一规划应当充分考虑最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和农业农村未来发展的战略布局，将一些城市“名牌中学”的分校区直接安排到乡镇，将一些城市“名牌小学”的分校区直接安排到中心村去。在许多边远地区特别是山区，可以把已经撤并的部分小学校恢复起来。应当把教育资源送到农民中去，而不是让农民子女集中到城镇。应当让人口比较集中的中心村及一部分行政村乃至自然村，通过优质小学教育资源的重新布局恢复生机活力。国家教育部门应制定实施为农村中小学引进国外师资的专项计划，比如可以推动条件适合的农村中小学从欧美国家引进外语教师。

为了支持帮助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可在东部一部分发达省份汉族学生占多数的中小学开设维吾尔语、藏语、蒙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选修课程，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可以从上述相关地区引进语言教师，这也是为这些少数民族教师提供到发达地区学习的机会。这应当成为推动民族团结进步、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意味着加快村民自治制度建设

十九大有关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为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带来了机遇。

在乡村治理上，十九大强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样，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排在了乡村治理体系的首位。这和十九大报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人民群众要求什么的分析是一致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这里“民主”也排在首位。并且十九大报告也明确要求“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里在治理方面强调的是“治理有效”，体现了十九大报告的务实精神。无论如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必将极大地促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乡村振兴将促使作为村民自治主体的农民和作为村民自治场所的农村得以稳定。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中存在着三方面突出问题。一是大量村民进城务工，乡村中常住人口大幅度减少，使村民自治的主体严重缺位。在国家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条件下，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将取得应有的城市公共生活参与权，以替代他们在农村村民自治中的各种权利；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下，留在农村的村民将逐步稳定下来，稳定地、常态化地开展村民自治。二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大量进城落户，使许多地方的村庄变成“空心村”，需要尽快调整合并、重建乡村。乡村振兴战略将促进现有行政村、自然村的布局调整，让现有行政村、自然村中留在农村的人口集中起来居住，规划建设许多中心村，让这些中心村在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区域的同时，也成为扎实推进村民自治的基地。三是由于农村居民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比例很低，村民的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村民自治水平质量难以提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引导较多城市人才进入乡村的条件下，让农村外来人口参与村民自治，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也是保障农村外来人口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这些都将是加快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难得机遇。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应当为每一个行政村配备一名律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曾要求“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企业可设立公司律师”。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时，为每一个行政村配备一名律师，也作为法律顾问，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建设美丽中国意味着乡村将更加美丽

建设美丽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将逐步改变乡村面貌。总体而言，现阶段我国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在农村更加严重，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比城市更加任重道远。但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等等，不仅乡村区域责任更大，而且受益也会更多。

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早已经创造了许多美不胜收的特色民居和传统村落。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特别是随着“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部署，农村居民必将迎来更美好的人居环境，未来的中国乡村一定会成为吸引人去居住生活的地方。引人关注的是，2017年11月20日召开的十九大后第一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并且明确要求：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为导向，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动员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强化各项举措，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突出短板，同时保护、保留乡村风貌。美丽乡村的美好前景令人憧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落实到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必将带来中国传统乡村文明的复兴。现阶段城乡二元体制还在阻碍各类“文化人”进入和落户乡村，在不断推动城乡制度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当现代文明和传统乡村文明有机融合，当十九大提出的“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这里显然特别是指广大乡村区域）、“让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的目标实现的时候，中华文化一定能够在乡村生活中展现出魅力和风采。

“三农”工作队伍值得期待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是希望人们不仅要带着专业知识，尤其要带着感情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或许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与习近平年轻时在陕北贫困农民的炕上睡了7年、与农民结下深厚感情有关，从事“三农”工作的人不一定都要到农民的炕上去睡几年，但不爱农村、不爱农民，要做好“三农”工作、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也不可能。

那么，如何壮大“三农”工作队伍？十九大报告要求“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这主要是针对在职的“三农”工作者而言的。其实还有一块人才资源也可以开发利用，就是城市退休人才资源。事实上，由于多方面原因，现阶段城市退休人员回流乡村的需求日益强劲。国家可以根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引导一部分城市退休人才如城市大中小学校退休教师和退休医护人员到农村去。可设立专项基金，规定凡城市大中小学校退休优秀教师自愿服从分配到农村中小学校任教、退休优秀医务工作者自愿到农村乡村医院、卫生室工作的，给予一定数额的津贴；凡参与此项计划三年以上者，可以在当地落户养老，由当地政府提供免费公寓住房。

同时，可根据一些学者的建议，优先引导原籍在农村的城市退休人才回原籍农村参与乡村振兴各方面工作。现阶段城市知识分子大多来自农村，通常都有强烈的家乡情结，如果他们所在城市政府和原籍地方政府联合制定政策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应该可以动员数量很多的城市退休人才回家乡发挥余热。但仍然应当有选择地安排为乡村振兴战略所需要的人才，如积累了较多人脉资源的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积累了较多财产的企业家、成就较高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等等。这些人才回原籍，会带有更加强烈的感情，他们不仅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更有助于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和质量。

一批多年来主动回原籍农村或前往农村地区，为发展基层经济和教育做出成绩而受到表彰的人士，如开国将军甘祖昌（1905—1986）和龚全珍（1923—）夫妇、原云南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1927—2010）、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现商务部）驻尼泊尔商务参赞朱敏才和小学教师孙丽娜夫妇等，像这样的人才，应当把他们的自发积极性组织起来，以制度安排鼓励他们回流农村，而不应当让他们的努力长期处于自发状态。

第四篇：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

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复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标志着当代中国从农耕经济主导的乡村社会向工业经济主导的城市社会转型出现了拐点。说明经过40 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经有了质的突破，距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百年目标越来越近，这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事。然而，农村的发展却仍然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短板，与城市相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最为突出。不仅表现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还表现在农村的治理水平不足以及农村落后的思想观念与传统精神文化、道德伦理的式微。本文所探讨的农村精神文化困境就属于这类问题。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与农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极度短缺，以及全社会对乡村文化价值认识的偏差，导致了乡村文化的空心化、虚无感和缺少与现代文化的对接能力。农村思想文化精神和道德伦理的缺失让全社会感到不安和忧虑。

解读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深刻领会为什么要用“乡村”的概念替代“农村”概念。这就是把乡村看成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在一个更高更长远的层次上，实现当前乡村的品质发展、融合发展、全面发展，使乡村现代化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个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应合了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昭示了乡村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内涵中，“乡风文明”不是为经济振兴助力的次要方面，而是乡村建设的初心、旗帜和方向。我们应该认真梳理乡村的历程和文化的基本价值，反思乡村文化的基本规律。从乡村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来探索乡村的未来。

一、当代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机遇

当前乡村文化困境有目共睹。其根源就在于思想观念。不少人以现代化的理论想当然地解释中国五千年农耕文明，认为农耕文明所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方式、生活观念，中国要快速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之路。城市建设抽走了乡村的劳动力和土地，所以乡村的衰落是必然的，甚至正是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果。建设农村、改造农村的目标也是把乡村建设成城市。这样畸形的观念忽略了当前乡村的客观现实，忽略了广大农民的根本诉求，也忽略了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非但没有带动广大乡村，相反给农村带来了破坏，在造成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衰落、农民在精神观念上进退失据。面对强势的“现代”，农民不再珍惜祖辈传下来的文化，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不再固守物质和文化家园，亦步亦趋地跟在城镇化列车后面踉跄前行。现实的乡村无法安顿农民的灵魂，进而也无法安放一个有五千年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华民族的灵魂。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乡村文化困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都不能用理论说服人们，乡村必须为城市牺牲，传承了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必须让位给“现代文明”。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灭了乡村，更没有那一种理论说得清中国的乡村在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的命运。从情感上说，拥有6 亿多乡村原住人口、绵延5000 年的乡村文明都衰亡了，拿什么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进入新世纪后，中央把三农问题始终作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化、全面，直至形成具有完整体系和长远意义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书记曾用一个很“文艺”的词表述了乡村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乡愁”。这个“乡愁”所指称的意义就是，无论怎样的发展，都不能抹杀乡村精神，不能抹杀传统文化和自然生态，既要留住青山绿水，又要传承传统文化。乡村文化复兴的任务，就是让“乡愁”切实落地，让传统文化延续下去、把绿水青山保护下来。

在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乡村文化的复兴，就要是重新激活乡村的活力，让乡村文化在现代文明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得以复兴和重建。不是简单地回到从前，更不是推倒重来，再造一个完全不同的乡村，而是在复兴传统的基础上，满足广大农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重建新的乡村精神和乡村理想，唤起农民的文化自觉，培育新农村建设的合格人才。这才是乡村文化复兴的要义所在。

二、认识乡村文化的价值 作为一个以农耕开国的民族，中国的乡村文化创造并保存了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农耕技术、农业遗产，还形成了一整套价值、情感、知识和趣味文化系统，除了领先世界的精细化、生态化的农耕方式，以及生产出高品质的食物外，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总结出一套“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本体的参悟智慧。也正是由于这种追求和谐稳定安详从容的农耕文明土壤，才孕育出“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海纳百川”等特质的中国文化。在与天、地、人的交流中，中国先民创造了敬天法祖、崇德向善、仁义忠孝、节俭循环的生活智慧，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世界文明进程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可否认，乡村文化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和脉。

这些乡村文化传统资源，因自然地理条件、生产劳动方式、民族习俗文化、历史发展机缘等形成了两大特点：一是个性化，二是多样化。样态丰富的乡村文化使我们民族拥有了活力无限、源远流长的强大基因库。

回顾近代历史我们知道，虽然中国屡遭强权侵略，但国家没有灭亡，民族没有灭亡。那是因为在根本上，强大的民族文化基因库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使中国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依然有先进分子以自身文化信念为支撑，在挫折和屈辱面前没有丧失自信，反而愈挫愈勇，奋发图强。我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解决问题，同时也在用自古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底气和元气，获得自强不息的精神源泉。特别是进入21 世纪后，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世界生产体系，也在全球范围内的文明冲突中逐步走向世界中心舞台。对比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我们发现了一条共同的规律，就是无论哪一个发达国家，都没有完全消灭传统文化、乡村文化。现代化不是为了消灭乡村，更不是与自然界对立对抗，而是促进城乡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多元共生、全社会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共建共享。这个思想资源，原本就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因此，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当我们对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达到这个认识程度以后，文化主流话语就发生了重大的转化：即从近代以来要建立一个和西方一模一样的“现代化”，到如今建立对自身文化敬畏和尊重的“文化自信”，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价值尤其是乡村文化价值必然回归。

三、从乡村自身着手推动文化复兴

乡村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文化融合？文化的各个层面是怎样的关系？建设怎样的乡村文化？ 这些问题根源于对乡村归属与定位的认知。乡村文化建设，首先是乡村本位，让广大农民受益。只有农民受益，才能继续维系乡村的稳定，使乡村得以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乡村文化是由农民创造的，又是为农民所用的文化。它的社会功能就是让全社会、特别是农民能分享更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成果，让每位农民都有足够的获得感，并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凝聚起来。只有农民成为乡村文化的主体，乡村文化才能发挥更广泛的作用，进而滋养全社会。这是乡村文化自信的根基。

（一）尊重乡村、农民的文化需求与文化创造

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看，乡村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源。如果仅仅以城市化的标准来衡量乡村，可能会得出乡村比城市落后的结论，但以文明观点而论，乡村则有另一套价值。因此，复兴乡村文化，最要紧的不是彻底否定，而是发现、维系和恢复原有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价值观与世界观，使之与现代价值相嫁接、相融合，生长出新的价值。所以，以乡村为本，以农民为本，是发展建设乡村文化的根本依托。

只有依托乡村自身、依靠农民自觉行动，才能挽回乡村的衰败，激发农民的自尊和自信，也才能塑造适应现代社会、具有内在动力的乡村文化。当然，乡村文化不能为乡村所独有，但是，乡村文化一定要为生活在乡村的人提供精神滋养，树立为乡村人所认同、所遵从的价值观。进入乡村的任何人，应该对乡村怀有敬畏和尊重之心，在尊重乡村与农民的前提下，在理解农民的前提下进行建设。对于乡村而言，恰恰还要更加尊重乡村的文化，守住乡村的根基，塑造乡村文化的尊严。

（二）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创新乡村治理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乡村治理的设计是三治统一：法治、德治和自治。如何在治理中打通主流文化、本土本地、传统文化之间的通道，让文化发挥沟通、交流和凝聚作用，是当前基层干部、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从乡村的实际出发，必须找到村民无法自己解决、只能依靠政府和村庄共同体才能解决的问题根源，在价值观上进行切实的引导，提出符合实际、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捍卫和滋养乡村的文化根基。通过激活乡村自有的文化内涵来动员人民，形成文化的向心力、感召力和无形的约束力。

我国古代经典《礼记? 王制》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1]，这个意思就是政府治理不要轻易改变本地的风俗和生产生活方式。因为乡村本身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在其生存规则中，国家法律是基本底线，日常的行为规范又是以世代相传的不成文的“老规矩”或非正式的“村规民约”为基本制约的。乡村的稳定与和谐，要把以这些非正式规则为基础的，把这些普通村民都乐意共享、与时代相适应的传统文化资源发掘出来，形成德治、法治与基层民主自治体系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现代治理体系。

（三）保护传统文化基因，传承民族文化

乡村由独特的自然环境、作物植被、生产方式、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生活样相、村落格局、民居建筑、语言器具等构成了乡村的传统文化资源。灿烂的农耕文明支撑了古代中国的繁盛，至今也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如联合国国际粮农组织公布的31 项“全球重要农业遗产”名录中，中国有11 项，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被传承和使用着。自2014 年起，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文化部和财政部一共公布了四批4157 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各地也相应公布了多批次地方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这是中国对人类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最新贡献。除此之外，我国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散落在乡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化载体，也是保护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抓手。

保护乡村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屹立当今世界民族之林的必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都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根基。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它体现一个文化大国深远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及致力坚守与传承中华文明传统的意志。世界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恰恰是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复兴的契机。而民族文化的根脉就在广大的乡村。在长远来看，乡村文化是保证中国文化具有独立的文化价值并重获世界尊重认同的必需条件；传承保护传统文化，必须传承保护乡村文化。

四、从城乡优质元素互动促进文化复兴

从历史发展趋势看，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确实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但是，现代文明社会自有现代文明的弊病。据中国人民大学温铁军教授的研究，即便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以后，也曾经遭遇经济发展的“八次危机”，这些危机都是通过向乡村释放产能、向乡村转移人口、帮助乡村发展来化解的。[2] 可以说，中国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现代化的压力，也是推进现代化的动力。乡村一次又一次向城市输送土地、粮食、人才和劳动力。没有乡村的支持，就没有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在当前社会格局中，向农村投入物力、财力，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更有超越经济价值之上的意义。不但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乡村，而是乡村的多重价值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当然，这个引擎不是自然而然地显现的，也依靠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来激活乡村文化元素，与城市形成互动。

（一）给乡村温度，促进城乡文化互动融合

当前的乡村文化建设，是一种城乡互动视域下的文化，既区别于城市，也区别于传统乡村。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的大趋势仍然是农村人口转移市民化，但在实践中，我们越来越体会到，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乡有差别，而不是有差距。不是城乡对立，而是融合发展、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城乡文化交融，应该是互相促进、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因此，促进城乡进一步互动，实现城乡优质文化良性互动、相互融合、共建双赢才是正途。

在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块情感的出发地和归属地。这就是“乡愁”和“乡情”。但是，搞建设不是写抒情诗，城市或乡村都不是乌托邦、桃花源，不能过分浪漫化。到今天为止，乡村仍然需要城市文化激发活力，需要先进的经验和方法，以及大量活泼泼的人才。建设乡村新文化，必须动员社会参与。在顶层设计上，在政策制定上，要让更多农民工、大学生、复员退伍军人、退休人员在“乡愁”、“乡情”的感召下，满怀报效乡梓的志向，携带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返乡、下乡创业发展或下乡居住。他们是新乡贤，是乡村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到来，将激活乡村的新活力，把乡村文化带入新的发展阶段。

（二）保护自然生态，筑牢生态文明的最后屏障 国家生态文明发展方略，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整体命运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对于中国的乡村尤其如此，因为中国乡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型模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有许多重要经验和规律需要挖掘，需要在现代文明话语中进一步科学化、系统化。可惜的是，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对现代化技术的盲目崇拜，使这一套传统几乎被丢光。今天要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态传统，眼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依靠原有的乡村生态优势，借助生态文明战略的东风，直接将它们带入生态文明的阶段。这个优势也被西方学者关注到。如美国生态学家小柯布所提醒的：“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这个机会是中国独有的领导世界的机会。”[3] 这个提醒可谓语重心长。

总书记所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观念是核心观念，具体落实在生态建设实践中，就是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生产的生态化。这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新课题。乡村生态建设不仅可以从中国传统农业文化资源汲取智慧，也将为解决世界性生态难题提供良方。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思路的转换，也是一次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再次确认。“生态宜居”的前景就是在加快城市化步伐加快的同时，保持乡村的自然生态，让乡村所蕴涵的生态文明价值逐步显示出来。不仅是用乡村旅游的方式吸引都市人观光休闲，而且也将吸引城市人群参与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城乡的深度融合。

总之，乡村文化建设的方向，在于把农村建设成新型农村。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些农村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总体上看，乡村不会全部消失，乡村的文化价值也不会消失。我们必须认识和了解乡村文化之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意义。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把我们的根留住，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我们今天怎么做，明天乡村就是什么样。所以，乡村的未来，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自己手上。

第五篇：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内涵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为我国的乡村建设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和问题，其中振兴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题中应有之义。振兴乡村文化，将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文化支撑，重建社会信任，满足广大乡村人民群众心理需求。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就曾描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指明一种地缘和血缘上的范围；“土”则表示这一社会形态赖以维持和延续的生存方式。这种植根于土地，以地缘、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自然村屯，与城市文明有着“和而不同”的伦理规则。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一度出现了荒置、“空心”等问题，甚至在一些中心城市、大城市周边的县、乡也出现了从物质生活到精神面貌都反差极大的状况。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农”工作与乡村建设的高度重视和统筹部署。乡村振兴旨在通过乡村的建设发展激发乡村的内在潜能，塑造村庄的现代化风貌，并使农民重返乡土秩序的和谐。同时，也将现代文明的因子引入乡村，对传统乡村的各种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并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农村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面发展的有机整体。

乡村文化是维持乡村秩序的重要基础。传统文化的碎片化、地域过疏化、地方空洞化等已成为影响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一些农民对乡村日积月累的乡情已逐渐淡薄，乡村文化的公共性出现了衰微的迹象。我国是一个几千年农耕文化植根深厚的农业大国，如无法有效解决当下农民故乡意识淡化、“向城而居”的问题，政府即使有再多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难以真正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但也应该看到，有些农村文化生活的“主体”成员虽然常年背井离乡，但这反而唤起了他们的“乡愁”，激发了他们参与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各种乡村仪式活动的热情。为此，乡村文化的建构，应当以政府为主导，以广大农民为主体，以重建文明健康的农民公共文化生活为核心，最终形成农村文化“管理以县为主、协调服务以乡为主、建设以村为主”的新格局。

实现乡村振兴，从客观上说，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工程；而从主观上讲，则是一个重建社会信任的工程。激活乡村的自治传统，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关键。当前，乡村道德失范的根源在于市场经济的物化、功利意识等侵蚀拆解了传统道德，小农意识的文化心理阻碍了现代道德的生成，导致乡村社会道德的断层。因此，要通过教育与疏导、文化自觉、村民自治等方面来重塑乡村道德。一是各级党政组织应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文化振兴发展规划；二是需对各类文化组织进行整合，实现城乡联动、上下呼应、文农结合；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培养一批懂农业、爱乡村、爱农民的文化骨干；四是要培养农民积极主动的公共参与意识，引导他们文明理性的参与行为，重塑乡村社会关系，共同致力于乡村的善治之道。

无论基于何种考虑，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是设法留住年轻人。须知当下不是农村人想往城市跑，而是由于乡村的衰落，人们才跑去城市。故而，在城乡开放互通的氛围下给农村青年以本土发展创业的更多机会，正是破解这一突出问题的治本之策。而在应对地域过疏化问题时，虽然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曾提出将农村打造成一块对年轻人有吸引力的“磁铁”，以吸引农村青年返乡就业，但此举很难在短时间内奏效。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老年人都将作为我国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在乡村共同体内，老年人长期充当着乡村家族长者和村落管理权威的角色。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科技迅猛进步、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下，村落昔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突出表现便是乡村老年人权威的衰落。“老有所养”是党的十九大所传递出的亲切而温暖的声音，为人们描绘出了幸福的蓝图。“敬老、爱老、乐老”是人民幸福的直接体现，而文化养老则是关注和满足老年人精神、情感和心理等多样化需求的主要方式，是实现敬爱老人和乐龄文化的重要途径，是农村老年人安心养老、清心养老、快活养老的理想目标之所在。

党的十九大为解决城乡结合这一命题找到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把金钥匙，吹响了建设美丽乡村的时代号角。正如总书记强调的，“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美丽乡村的关键是要让人们过上一种延续着历史与传统、记得住乡愁、看得见希望、握得住幸福的现代生活。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乡村建设中，我们应当充分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创新机制，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辟建休闲小镇和特色产业基地，进一步推动乡村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使乡村成为绿色发展、特色发展的美丽乡村。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