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案例-刘江

第一篇：公共危机案例-刘江

日本、前苏联核泄漏事件

——从社会突发事件看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

1、通过阅读以上材料，你认为政府应如何做好危机管理？

政府危机管理是一项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系统工程。目前，政府危机管理还存在制度不健全、体系不全面等弊端，亟需政府弥补缺陷，更好地履行危机管理职能，增强抗风险能力，巩固执政基础。政府要获得人民的信任，就要始终不渝地为人民着想、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之所想，为灾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切实负责，做一个敢于和勇于负责任的政府。

首先，树立危机意识，把好监督预警关。古人云：“居安而思危”。这告诫我们处于安定的环境下，不要忘了还存在危险的可能。危机管理的真正意图，就是在危机爆发以前及时采取相关行动，切断危机导火索，将危机控制在政府可以掌控的范围内，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同时果断分析、处理、解除政府危机。这就需要政府树立危机防范意识，未雨绸缪，及时检测各种可能情况。在自然灾害来临前，做好预测监督工作、应急处置工作和社会宣传工作，提高公众对危机的警惕性，做好防范准备。

第二，完善危机应急策略体系。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必须立即启动危机应急策略，及时消除可能导致危机升级的各种因素，避免造成更大程度的危害和更广范围的社会破坏。但是，由于危机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危机管理也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体系。事前，根据各种征兆，建立危机应急管理方案；事中，根据危机发展状态，及时调整战略部署，更好地应对危机；同时大胆假设危机的发展方向和各种可能性，制定多套应急方略，以备不时之需。

第三，做好信息反馈和学习工作。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遇到各种危机。一个危机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危机就此消除。相反，它可能潜伏着更具摧毁性的危机。因此，我们必须从以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更好的状态迎接下一次挑战。以此次政府对玉树地震的应对为例，由于吸取了汶川地震的教训，在玉树地震中，政府及时组织各方力量展开救援，各级官兵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参与救援任务。在灾难面前，时间就是生命，鉴于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地质灾害频繁，政府一定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更充分的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2、对比分析，苏联与日本在处理核泄漏事故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反应速度看两起核事故的应急行动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反应速度明显比福岛核事故反应速度要快。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先后组建了政府委员会和政治局特设工作组，全面负责领导全国的救灾和消灾工作。事故发生后附近的普里皮亚镇消防队、切尔诺贝利镇消防队及基辅地区的消防分队到达现场，凌晨 5 点大火被扑灭。为控制临界、屏蔽辐射、隔离、过滤和灭火，苏联调动了大批军用飞机，向被毁反应堆抛投砂、硼、白云石/铅条和磷酸钠及聚合物液体等，共投了大约 5 000 多 t 的材料。为封闭被毁反应堆，共组织施工人员 10 000 多名。福岛核事故应急机构组建，一直以东京电力公司为主，他们在救援过程中隐藏实情，错过最佳应急救援时机。2011 年 3 月 12 日上午，即地震后的第二天，东京电力公司曾考虑从附近海岸取水，用于冷却 6 个反应堆中的一个，但迟迟未行动，直到当天晚上核电站发生爆炸，首相菅直人下令后才付诸实施。至于其他反应堆，东京电力公司直到 3 月 13 日才开始使用海水进行冷却。东京电力公司之所以迟迟不愿使用海水，是担心这样做会损害其对电站的长期投资效益，因为注入海水可能会使核反应堆永久无法运行。

从应对措施看两起核事故的应急行动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应对措施 1.隔绝放射性污染源

为防止反应堆底部建筑结构的破坏，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应急小组在反应堆厂房底下设置冷氮注入系统，泵入大量氮以降低堆芯温度，在厂房基础下部把水抽干，并在堆下建造一个混凝土隔板，以防止熔化的核燃料漏入地下水池。同时修建人工排热管道，在混凝土隔板上设置平板式交换器，以防止熔融的核燃破坏地板漏入地下。2.进行辐射监测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初期，水文气象部门、卫生部门、民防部门和军队均参与了辐射监测工作，事故 7天后提出第 1 张地区放射性污染分布图，事故 14天后提出剂量率总结图。卫生防疫站系统为居民进行了剂量率测定，还对水样、各种物表、奶和奶制品、肉和其他食品等进行了核污染分析监测。3.划定不同污染区域

事故后根据污染程度划分出隔离带、严格控制地带等，并根据监测的情况进行调整。

福岛核事故的应对措施

福岛核事故时，东京电力公司通过飞机和消防车向反应堆注水，效果很不理想；修复完全损坏的电路，恢复供电，由水泵注水，效果比前一种方法有效。这两种应急方式旨在通过降温控制住险情加剧的 4 座反应堆。英国《金融时报》批评说，东京电力公司在本次核危机中的拙劣表现，加速了这场灾难的不可控性。早在 2007 年，一些研究人员便提醒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存在遭遇海啸破坏的风险，但东京电力公司未予重视。

从透明度看两起核事故的应急行动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的影响由瑞典首先发现。瑞典一处核电站入口处发现辐射剂量升高，经过检查确认，升高原因并非来自该核电站本身，而是来自苏联方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于 1986 年 4 月26 日上午，但直到 4 月 28 日下午 9 时，苏联才发布了消息。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前，东京电力公司就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安全隐患多次隐瞒。2011 年 3 月 11 日地震海啸致核电站机组自动停机后，东京电力公司还试图隐瞒实情，甚至在3月 12 日核电站 1 号机组厂房爆炸后，内部通知也只以“出现白烟和巨响，正在调查中”来表述，更别说在第一时间将消息向日本当局汇报。辐射剂量迟迟不能公布，公布的数据频繁改变。日本福岛核事故的不透明遭到舆论界的批评。在发生越界影响核事故时，应及时通报公告，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做到信息互通和透明，避免引发各种揣测，引起社会恐慌。

3、通过阅读以上材料，你认为危机公关具有哪些特点？ 危机公关具有以下特点：

意外性：危机爆发时间是很难预料的，它的是规模具体态势和影响深度，是始料未及的。

聚焦性：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危机的信息传播比危机本身发展要快得多。破坏性：不论什么性质和规模的危机，都会不同程度地给企业造成破坏，造成混乱和恐慌，而且由于决策的时间以及信息有限，往往会导致决策失误，从而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紧迫性：危机一旦爆发,其破坏性是难以预料的，还有时间的紧凑，所以很多人都会措手不及。

4.两国核辐射给国际社会的教训有哪些

两起核事故发生时，尽管两国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及时的应对措施，但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准备的不充分，还是存在很多缺陷，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核事故引发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对生态的影响是长期的，除了会引发人体严重的生理反应外，还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这是由于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不同造成的，有些元素的半衰期达到上百年，这些放射性物质将在自然界长期存在，随着食物链迁移到人体内。因此无论是切尔诺贝利还是福岛核事故，它们的影响都是长期的，对它们的评价也将是长远的。我国的核电事业正在大力发展，我们要吸取教训，在防护核污染、应对核事故方面汲取经验，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核事故发生后，应该：

1）及时公布信息，告知群众做好防护措施，如关闭门窗、不要外出等，防止受到不必要的辐射。

2）根据放射性尘埃落尘情况，充分考虑人员疏散的时机和范围，准确地下达疏散命令。

3）普及应急救援知识，避免引起社会恐慌。核事故发生时，应采取切实有效的应急措施：首先要密闭门窗，不要让放射性物质进入室内；二是外出归来人员要尽快换衣服、淋浴等以消除沾染，避免遭受核辐射伤害；三是严格限制在室外的时间，尽量不要在室外停留。

4）重视心理效应。核事故易对人的心理造成严重伤害，这种伤害是长期的，给人们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因此要进行有效的心理治疗。

5）核事故的影响通常是国际性的，其他国家必须根据核事故发生国的请求，在预防措施或医疗救治等方面提供国际援助，加强国际合作。

第二篇：公共危机

当今社会公共危机频发,从非典开始，国家已开始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从而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但面对越来越多的危机事件，政府的应对显得力不从心，政府的公信力随之下降，社会动荡不安。

一、公共危机时公信力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

（一）公信力概念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因此，政府公信力程度实际上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的评价。

（二）公共危机概念

公共危机即公共性公关危机，是指在政府管理国家事务中，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自然灾害，社会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其包括自然地质灾害，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群体事件等。它具有突发性，政治性，不确定性，紧急行，扩散性的特点。

（三）公共危机时公信力在政府管理中的作用

1、政府公信力影响危机的处置效率

公共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涉及面广，持续性长，危害性大。由于政府自身在资源禀赋，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的各种先天性的局限性，无论是在危机发生后的灾害救助，恢复阶段，还是在前期的危机预警，监控阶段，都需要有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集中民智民力来控制和战胜危机。因此，当危机来临时，是否能够第一时间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否能够动员社会的一切力量，就成为政府的重大使命之一。同时面对危机，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还可以在心理上减轻，避免民众的恐慌，并激发起民众战胜危机的强大精神动力。

2、政府公信力影响危机的发展态势

危机的发展态势是不确定的，但是除去不可抗力因素，政府自身的公信力也会对其产生影响。首先，如果公众政府缺乏信任，就会对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产生怀疑。其次，如果政府缺乏公信力，公众对政府的政策措施还会产生抵触情绪。再次，一个缺乏公信力的政府，还会丧失国际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3、政府公信力影响危机中的信息沟通

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可以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迅速报道信息，消除谣言，稳定人心。但是，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公信力，那么，它的信息肯定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反而引起社会的混乱。近年来发生的群众聚集突发事件，一部分原因就是在公共危机过程中听不到政府公开的声音，极易使信息经过非行政渠道迅速传播，不利于稳定人民的心理预期，不利于化解各类矛盾和问题，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现阶段公共危机时政府公信力缺失现状

政府公信力弱化受很多因素的影响。美国公共行政管理学者乔治·弗雷德克森所指出的，工业化和科技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口膨胀，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动荡性和多元性环境，导致了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客观上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

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超越地方政府的上访问题越来越多，即便是到本级政府上访也多表现为群体上访。而一个比较极端的表现是由个案容易引发成达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这些群体事件发生，都是由偶然因素引起的，突发性极强，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绝大对数参与者与最初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地方政府公信力缺失，群众不相信当地政府，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在发泄过程中

通过手机短信，网络传播信息，利用群众盲从的群体心理散步谣言，蛊惑更多民众参与，甚至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进行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

《小康》联合唐楷对“政府信任程度”调查显示，逾70%的受访者表示不信任地方政府，认为很多地方政府存在着“隐瞒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的情况。与此同时，政府官员以80.3%的绝大多数被网民选为信用最差的群体，这大大影响了政府形象。另有资料显示，200年至2010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作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与2007年得79.3%相比，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以上种种数据，事例充分说明了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尤其是在处理公共危机事件中缺失的严重性，而政府公信力缺失在地方政府中表现尤为明显。

三、现阶段公共危机时政府公信力缺失原因分析

（一）政府职责履行不力

一方面政府在危机的过程中处置不力，或者指挥不当，或者不依法行政，滥用权力。在湖南嘉禾事件中，当地政府公开打出这样的标语“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是典型的政府滥用公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在危机当中不作为，还会引发更加严重的事件，比如瓮安事件，因为政府信息不公开，当地政府在最初出的时间的不作为，再加上长期积怨的矛盾的爆发，使得上万人烧县委县政府，损失惨重。

（二）公共领导者的危机管理素质不高

从目前各级领导干部处置和应对公共危机的现状看，在领导者的危机管理意识，能力及作风方面，仍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1、危机意识淡薄

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的领导者满足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公共危机意识相当淡薄，缺乏快速感知与反应能力，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惊慌失措，手忙脚乱，甚至造成局面失控。

2、危机处置不当

我国一些地方或部门的领导者缺乏综合型，复合型，高技能的危机决策能力，在复杂形势面前束手无策；处置危机事件的方法单一，不注重危机的预警和预防，更忽视善后和总结，总是被动式地处理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3、失职，渎职，以权谋私

较之危机意识淡薄，危机处置不当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领导干部的失职，渎职，以权谋私。

（一）危机管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

1、应急预案形式化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危机管理预案仅仅是锁在抽屉里准备应付领导检查的文体，不具备操作性，致使危机到来时预案根本不能发挥作用，仍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的现行行政机构。

2、应急预案不健全

从2008年南方雪灾可以看到，我国五个关于自然灾害救助的国家应急专项预案和国务院各部门及地方的107个预案中，没有国家级的雪灾专项预案。引发大规模电网瘫痪的冻雨还尚未列入气象预警的范围之列。

3、缺乏对复合型公共危机的应对措施

现行的地方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大都是按照“一个灾种，一个法规，一个部门，一支队伍”的要求设置的，所以面对复合型危机的出现，往往会显现出单一作战，分散行动，配合不力，保障不够的弊端。

4、预案和法律两层皮

在危机管理中，现行的应急预案制度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协调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两层皮”的问题。比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与《突发事件应对法》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的含义就存在着不一致的部分。

5、公共信息披露机制不畅

存在政府机关，公众与媒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甚至存在政府部门故意封锁危机管理相关信息的情况。公共危机传递不畅，一方面很容易在社会上引起**，滋生谣言，另一方面也会极大地影响危机决策的科学性，进一步加深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

6、公共危机的评估机制乏力

一方面，各级政府领导干部业绩考核仍侧重于常规性工作指标，虽有重大事故责任追究制，但缺少综合指标体系考评，致使危机管理的奖惩乏力，影响了领导干部提高危机管理能力的自觉性。另一方面，在危机善后处理过程中，疏忽对危机处置过程的总结和评估，致使同类危机事件不断重复发生，领导干部的危机管理能力仍不能得到有效提高。

四、政府公信力在危机事件中的重塑

所有的危机都意味着转机，对于一个成熟的政府来说，把危机当作机会，是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尤其是政府运作机制已倍显陋弊，需要痛下决心予以革新。政府在控制危机的过程中，将危机装变为动力，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积极塑造和创新政府公信力。

（一）转变政府行为方式，建设服务政府

政府要真正树立“为人民服务”，树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身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坚持公正执法，信息沟通，并承担着相应责任，努力建设政府部门服务质量和效率。

1、建设诚信法制政府

要加强度舆论的引导和对媒体的管理，要坚持信息公开原则，建立完善信息公开机制。不要让“空头政策”影响政府形象，要加强兑现对民承诺。要坚持依法行政，不要让人治代替法制，要围绕建设法制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立法，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行政法律责任机制。

2、建立勤政廉洁政府

（1）不要让腐败腐蚀了政府

要加强反腐工作力度。要将反腐工作作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大事来抓，大力加强勤政廉政建设，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惩治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并从制度上抑制腐败。不给腐败发生的环境。要加强行政审计监察，敢于揭露问题，处理问题，树立廉洁政府形象。

（2）不要让不正之风泛滥，要加强政风建设

要推行公共服务承诺制，建立政府信用评价机制，实施连续性的政府信用民意调查，将诚信记录作为公务员考核、任免的依据。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要把诚信建设纳入单位的廉政建设范围之内。

3、建立社会参与机制，推行信息公开和透明政府理念

建立财政资源动员机制和物资储备机制等，另外重视引导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配合，都是政府公信力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重塑与创新的表现。

公开政务，公开政情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公开与透明中才有利于社会的参与和社会的监督。强调政府公共服务中的公开和透明，就是要打破传统体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以鼓励和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并且发挥重要作用。

4、培育市场观念和有限的政府理念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而引起的资源配置，利益格局，社会组织，思想观念的全面改革，我国政府也必须顺应市场经济的趋势而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树立其市场和有限政府理念。

（二）大力加强公共领导者的危机管理素质建设

作为危机管理领导力中的主导因素，各级公共部门的领导者应大力提高自己的危机意识，责任意识和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1、公共领导者应增强危机意识

增强危机意识，要求各级公共领导者要本着对党和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清醒认识领导环境的复杂性，做到居安思危，见微知著，防患与未然。

2、公共领导者应大力提高危机管理能力

公共领导者的应急管理能力体现在公共危机事前、事中、事后四个过程。每个过程都需要相应的能力。

（三）完善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完善的危机管理体制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组织保证。从2003年非典以来，我国在“一案三制”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逐步走上了科学，规范，合法，有效应对危机的道路，但就实际应用来看，仍须不断完善。

1、完善应急预案

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是突发事件应对的原则性方案。目前，全国已基本形成了一个“横向到位，纵向到底”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

2、完善预案管理体制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但应急管理体制仍不够健全，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健全联动体制。二是增强综合协调功能。三是建立资源库信息库。

3、完善应急管理机制

我国应急机制应做到：使危机处置的程序，步骤更加细化，更具可操作性和可行性；使得各部门的责任更加明确、具体，而又能互相协作联动，使用科学先进的工具和方法进行危机的监测和处置。

4、完善应急管理法制

应出台《紧急状态法》，弥补《突发事件应对法》，缺乏对特别严重的“公共紧急状”进行立法的不足。修改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进一步增强其操作性。完善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应的配套制度和细则。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危机虽然不可避免，但危机却是可以管理的，有效的危机预防可以减少危机的发生，积极地危机应对则可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结语：总之，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一个国家要想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带来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避免危机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我们就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建立有效地预警机制，确保政府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加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

第三篇：公共危机处理的案例分析（本站推荐）

公共危机处理的案例分析——全国各地PX事件中各地政府应对策略分析

案例背景：

近年来，以引进大型二甲苯化工项目（后简称为“PX”项目）而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屡次在国内发生。如厦门“PX”事件，6月1日群众集体和平“散步”，抗议“PX”项目在厦门落户；2011年8月14日大连市民自发组织到位于人民广场的市政府进行示威集会，随后展开游行。2012年10月22日，宁波镇海湾塘等村数百名村民，以该市一化工企业(PX项目)距离村庄太近为由，到区政府集体上访，并围堵了城区一交通路口，造成群体性事件。现在我就以PX系类事件对其中政府公共危机应对策略进行若干简单分析。

案例分析：

1、各方广泛参与呼唤制度平台依然欠缺

各方PX事件中，政府在信息讨论上主要采取被动策略，很少主动与群众交流。大连PX事件以及宁波镇海事件，都出现了暴力行为的报道。信息不公开透明，导致后续的事件中暴力冲突的隐患日剧突出。这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是极为不利的。2.经济发展和地方民意的博弈日渐突出

PX事件的发生地，都是在中国经济相对而言非常发达的地区。这就说明公众们利益诉求已经从吃饭问题更多地走向了公平公正、知情权、参与权等各种新层次上的问题。这个时候政府仍然只遵循“经济发展第一位”的思路，必然导致与民意的冲突，使得本来可以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好机会演变成公共危机事件。3.政府对各种新型媒体和传播方式应对不足

在PX项目事件中，新型媒体从时间和空间上极大地缩短了人们同公共危机事件的距离。各种新媒体上传播的消息，可以及时有效地将政府的应对策略传播给群众，从而有助于政策的高效性。但是它也对政府处理不同意见的速度与正确性提出了挑战。当前若干次PX事件的发生，也从一定程度上给政府提供许多宝贵的经验，特别是应对新媒体上。相信这一点在未来的各种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中，都会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第四篇：公共危机处理的案例分析

公共危机处理的案例分析

——厦门市人民政府应对二甲苯化工项目（PX）危机案例分析

2011级MPA班

袁 泉

一、案例背景

一个投资高达108亿、年产80万吨、可能给一座城市带来800亿元年GDP的“手续完备、程序合法”的工业项目，在科学家、政协委员和广大民意的推动下，最终“暂缓建设”。沸沸扬扬的厦门二甲苯化工项目（下称“PX项目”）事件于2007年5月30日有了实质性进展：5月30日上午，厦门市文化宫八楼，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丁国炎正式宣布了缓建“海沧PX项目”（PX，又称对二甲苯，化工原料，属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的决定，并称市政府已委托新的权威环评机构在原先的基础上扩大环评范围，进行整个化工区区域性的规划环评。

二、案例描述

1、PX项目的立项审批

1990年1月，经国家批复，厦门海沧开发区确定了化工产业区。台商王永庆欲在此投资一电厂，后来几番论证，因为担心酸雨造成环境破坏，尤其怕影响以鼓浪屿为代表的旅游产业，最终投资未能如愿，电厂后来迁到漳州。海沧化工开发区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待开发状态，仅有翔鹭化纤等少部分化工企业进驻，化工业未充分形成气候。

2000年前后，海沧成为厦门地产的新热点，地方政府加速了海沧地块的地产开发，着力要将其打造成厦门的“浦东”，政府背景的海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未来海岸”楼盘，直接起了带动作用。

2001年，翔鹭化纤向厦门市提出在海沧建设80万吨PX项目，该项目自200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立项后，历经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的预审、国家环保总局于2005年7月审查通过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而项目环评期间，厦门市并未进行全市公开听证，环评也没有公众参与。国家发改委将其纳入“十一五”PX产业规划7个大型PX项目之中，并于2006年7月核准通过项目申请报告。2006年11月17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08年建成投产。

2、政协提案引发的PX项目争议

海沧PX项目刚刚动工，就遭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等人的反对。今年“两会”期间，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厦门海沧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对PX项目的选址与安全隐患表示了质疑，这使PX项目进入了公众视野。这份全国政协头号议案指出，海沧PX项目离居民区仅1.5公里，距离厦门市中心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鼓浪屿均只有7公里。作为危险化工原料的PX在距离主城区之近的海沧，如此大规模生产，将会直接影响到厦门的生态环境，必须紧急叫停项目并迁址。政协委员的提案经媒体曝光后，厦门市民开始思考这个涉嫌污染的重大化工项目，究竟为何选址在距离厦门主城区并不遥远的海沧开发区？为何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却一直隐而不发？

早在2004年10月，厦门市环保局下属杂志就曾刊文，指出当时民众反映日盛的海沧区空气质量下降源于“海沧区石化工业区与处于其东面的海沧新城在规划上存在突出矛盾，今后PX项目以及大石化项目上马后这种矛盾会更加突出”，并建议政府高度重视。

虽然厦门市政府一直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非常不错，曾荣获“联合国最佳人居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海沧PX项目经过了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多次论证评估，有关方面对项目合法性作了权威解读，但这无法打消市民对PX项目建成后的污染问题的担忧。海沧区近年来环境恶化的既有事实足以说明一切：（1）2005年9月，海沧区一家制药厂发生爆炸，索性未造成重大损失；（2）“翔鹭化纤”公司附近时常弥漫着刺鼻的气味，公司虽然宣称此味道对人体无害，且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但民众疑虑依然存在；（3）2007年3月，一则“2006厦门空气质量由原福建省九地市排名第一，降为倒数第三”的新闻，很多人本能地将矛头指向海沧化工区高耸的烟囱。（4）2007年4月，福建省重点办常务副主任龚友群带队对厦门在建省重点项目检查，指出PX项目还存在问题，区域规划环评还未完成，需有关部门进一步协调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并未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PX项目建设仍在稳步推进之中。

3、PX项目危机升级

2007年5月底，一条关于PX项目危害的短信迅速在厦门市民手机上传播，造成厦门市民对PX项目的种种安全和环保危害的揣测。此前，在厦门著名的网络社区小鱼社区、厦门大学公开BBS上，关于PX项目的帖子，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点击率。厦门网民的邮件、MSN、QQ等也收到了与反PX相关的信息。6月1日，厦门万余市民举行了“保卫厦门、还我蓝天”的游行，以此表达自己抵制PX项目的意愿。

随着短信引发的“PX恐慌”情绪加剧，厦门市政府开始应对这场公共危机。5月28日，《厦门晚报》刊登了一篇该市环保局负责人就“海沧PX项目”答记者问的万字长文，还以《海沧PX项目已按国家法定程序批准在建》为题，被舆论普遍视为政府强势推进的信号。项目投资方翔鹭集团亦在其网站显要位置刊登该公司总经理答记者问，内容也多为澄清坊间传闻，平息争论。作为重要内容被提及的是，该项目已经经过了国家规定的各类审批，一切手续齐备。此举虽被认为迟到，但在关键时刻却起到了安抚民心的作用。

5月29日下午，厦门市主要领导赴福州向福建省领导汇报PX项目进展以及近期在民众中的反应。5月30日上午，厦门市常务副市长丁国炎正式宣布了缓建“海沧PX项目”的决定。6月1日，厦门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开向广大市民群众征求意见和建议。6月3日，厦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称截至中午12点整，共收到意见和建议1557条。当日晚，政府散发的传单开始进入厦门千家万户，而坊间谈论反对PX项目的声音逐渐变得平和。

三、案例分析

1、政府评估决策机制缺位，民意广泛参与呼唤制度平台 政府在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群众利益关系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的规划和决策过程中，提供政治参与的权利与机会，健全重大事项决策的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公示听证制度，不仅有利于获取社会公众和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而且可以推进行政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厦门PX项目在事前环保评估期间，市政府并没有对该项目在全市公开听证，咨询、论证也不充分。尽管市环保局和项目业主都坚称在环评报告书编写期间，开展了大量的现场调查和公众参与工作，但环评报告却始终未向社会公布。信息资源的不对称，造成在缺少民主制度约束和公众参与机制的情况下，出台的政策引发种种猜测和质疑，最终导致一场**，使政府处于尴尬境地。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应是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基本追求目标。尊重民意，是制定公共政策的社会基础。只有广纳民言，决策才能科学化，才能尽可能地降低建设成本，使政府决策得到共识。厦门市政府在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决定缓建PX项目，也反映出政府的积极态度。当然，在重新进行规划环评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民意的诉求，使公众切实参与到政府的决策中来，避免该危机的再次发生。

2、新媒体的出现，构建政府与公众的双向沟通平台

在ＰＸ项目事件中，手机短信成了公众发表意见的新途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制ＰＸ的作用。同时，政府也不失时机地用短信的形式作出了回应，构建了一个双向沟通平台。

普通民众通过短信表达和汇聚民意，公共管理者有意识地利用它疏导和化解民众情绪，将短信等新媒体工具纳入民意表达的制度性平台，将大大拓宽民众的参政渠道，并使政府决策更符合民意。民众和公共管理者在此基础上的快速反应，将大大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定，需要获得公共媒体的代言性表达，因此需要一种比较多元的、通过媒体发表各种不同声音的平台，对社会政策提出建议或给予批评，以利于政策的完善。

3、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利益平衡

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是地方政府决策面临的一个复杂而现实的问题，市场经济带来利益分化，利益的冲突增加了政府决策的难度。

如果放弃ＰＸ项目，对厦门的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不仅失去了发展石化重镇的绝佳机会，而且丧失了每年可能带来的800亿元的GDP贡献，以及相伴而生的就业机会等。

政府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政绩诉求和普通民众维系一个优美生存环境的愿望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如何取得平衡，考验着政府的决策能力。

透过厦门PX项目事件，我们看得出厦门市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厦门是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拥有“联合国人居奖”、“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十佳人居城市”和“全国人居环境奖”等殊荣。这样一个充满诱惑的工业项目，在其他城市，也许引不起如此反应，尤其是因环保问题。厦门市民浓厚的环保意识，使得他们热爱自己的家园。一条短信、一条黄丝带，万余厦门市民游行叫停PX充分体现出对这个城市的热爱，的确难能可贵。

第五篇：公共危机管理瓮安案例分析

关于瓮安县群体事件分析

摘要：2008 年贵州瓮安县“6·28”事件是一起群体性事件，是当地民众与其政府管理部门互信度不高，民众对政府的各种不满情绪长期积聚的爆发。该案例从事件聚集、围观、参与人数、事件的剧烈、破坏程度来看，可以称得上是我国较典型的群体性危机事件。瓮安县的此次危机事件的后果严重，影响广泛并且社会关注度高。本文对此次事件发生的背景，过程，政府部门处理程序及其处理工作中的成功之处和不足之处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并对政府部门提出相关建议以改善、提高我国公共部门管理公共危机事件的工作、能力。

关键词：“6·28”事件

群体性事件

公共危机管理

一、瓮安县“6·28”事件发生的背景

（一）经济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

瓮安县坐落于中国最贫穷省份之一的贵州省腹地，是一个农业大县，全县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3.25%，第一产业比重占GDP的38.6%。瓮安县水利资源丰富，正在建设的有国家重点工程构皮滩电站，同时瓮安也是矿产资源的富集县，全县煤炭总储量10.64亿吨，磷矿总储量6.5亿吨，铁矿藏量1500万吨，锌矿藏量60万吨以上。农业县、水电站、矿产，在中国可以分别将它们理解为贫穷、移民、暴富阶层，因此瓮安是一个贫穷的县城，瓮安县群众长期以来对县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太低，生活艰难十分不满。

(二)政府与民众矛盾突出 瓮安县政府和瓮安县人民之间有深刻的矛盾。该县治安长期不好，安全指数极低，群众的幸福感也低，少数公安人员涉黑严重。因此，县公安局和政府有关部门在群众中丧失了公信力和权威性，在“6·28”事件发生之前，2007年9、10月，瓮安县城连续发生了四起爆炸案，至今未破案，此事让当地居民人心惶惶，一些居民直言根本不信任警察。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三)少女之死

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学生李树芬于2008年6月22日凌晨溺水死亡。当日7时40分许，经雍阳镇责任区刑警队现场勘查、尸检、DNA鉴定，认定李树芬系跳河自杀。死者家属不能接受，认为有被奸杀嫌疑。6月25日，黔南州派法医复检，结论仍为溺水死亡。死者家属要求公安部门责令当时在场人员王某、刘某、陈某等人赔偿50万元。6月26日，经县工作组多次做工作，死者家属表示同意县工作组的协调意见，答应在6月28日签订协议了结此事。

二、瓮安县“6·28”事件演变过程

（一）危机前阶段

6月21日晚，李树芬在刘某做俯卧撑的时候“被水淹了”。十几名消防队员打捞半个多小时未果，撤走。

22日，家属请求将王某等三人带回派出所询问。派出所未做笔录就将人放走。家属怀疑死者系他杀，请求刑侦。公安局鉴定死者系溺水死亡，未予立案。

23日，家属对结果怀疑，向黔南州公安局申述、提出再次尸检要求。公安局认定死者溺水死亡系自杀，并向死者家属送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和《尸体处理通知书》

24日，家属对公安机关结论不服，拒绝领回尸体处理。维稳办组织双方调解，失败。

26日，黔南州公安局再次进行尸检，仍维持溺水死亡结论。家属则坚持奸杀嫌疑。调节依旧失败。

27日，家属反悔调解方案，不同意安葬。公安局再次下达《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时17时前把尸体抬走处理。谣言四起、真假混杂、舆论哗然。多人以各种方式反映危险，相关负责人搁置不问。

（二）危机阶段

28日，死者家属和当地群众到县政府请愿。人越聚越多，个人利益受损害者、社会闲杂人员加入。整个过程始终没有领导出现，打砸抢烧开始，并冲破民警在公安局一楼大厅组成的人墙，打砸办公设备、烧毁车辆，并围攻前来处置的公安民警和消防人员，抢夺消防龙头，剪断消防水带，消防人员被迫撤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作出8点批示。而市县领导仍处于等待上级命令中。

29日凌晨1时30分，贵州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抵达现场。武警部队陆续进入现场。2万多群众陆续散去，事态暂时平息。

29日6时起，6000多人聚集，少数心怀不满的人煽动。

29日晚7点，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执行命令，开始强行清场，人群逐渐散去。

（三）危机后阶段

30日，石宗源看望、听取汇报、座谈、与媒体沟通。媒体增加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报道。

2日，进行第三次尸检。对事件处理进行情况通报。启动干部问责，相关责任人被免职。司法机构依照法律惩治犯罪分子。

三、瓮安县政府部门危机管理工作的开展

（一）政府部门危机前阶段管理工作

公安局调查，判定案情，进行调解6月21-22号公安局警察对李树芬溺死之案消极检查。鉴定死者系溺水死亡，未予立案。

6月23-24号公安局认定死者溺水死亡系自杀，并向死者家属送达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和《尸体处理通知书》

6月24-26号公安局对李树芬家属及王姓和刘姓家属进行调解，要求李树芬家属将李树芬尸体领回处理。黔南州公安局再次进行尸检，仍维持溺水死亡结论。

6月27号公安局再对被害人家属与其相关人进行调解。再次下达《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时17时前把尸体抬走处理。

（二）政府部门危机阶段管理工作

1．派出警力，进行维稳，向上报告情况 6月28号公共机关派出大量警员，消防员，警车进行维稳工作。黔南州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立即将重要信息编发《黔南公安情况反映》向上报告。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作出8点批示。

2.高层领导出面与群众沟通 6月29号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长崔亚东接到石宗源的批示后，带领省公安厅有关人员火速奔赴瓮安。６月29日凌晨１时30分，崔亚东一行抵达“瓮安事件”现场，遵照省委书记的指示精神，靠前指挥，处置正在进行中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从外地调集的武警部队进入现场。公安、武警向围观群众喊话，劝告群众“不要围观，尽快离开现场”，随即拉好警戒线。

3.武警开始强行清场

崔亚东和当天赶到瓮安的武警总部副参谋长薛国强、省武警总队队长周爱民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措施。６月29日19时，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执行命令，开始强行清场，人群逐渐散去。.高层领导现场指挥6月30日一大早，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宗源专程奔赴瓮安，现场指挥“6·28”事件处置工作。

（三）政府部门危机后阶段管理工作

1.领导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信息 30日，石宗源看望、听取汇报、座谈、与媒体沟通。07月01日 瓮安6.28事件首次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称50余名嫌疑人被抓媒体增加对案件事实本身的报道。

2.组织专家再次进行尸检，发布结果

7月02日 贵州专家组对李树芳进行第三次尸检07月09日 李树芬第三次尸检结果公布，结论为溺水死亡。

3.处罚相关渎职官员，设立信访机构

7月04日 瓮安县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被撤职05日 瓮安新任县委书记和代理县长走马上任，06日 瓮安县公安局设立信访日。

4.组织调查，逮捕暴力事件带头人员

公安部对组织、策划、指挥和参与“6·28”事件的主谋熊教勋向全国发出了A级通缉令，要求尽快将其抓获归案。

5.开展政府政府整顿工作

实施干部问责制度，解决合理诉求与积案，作出一系关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制度安排。

四、瓮安事件危机管理工作的成功与不足

（一）危机管理的成功之处

1.慎用专政措施

在整个危机事件的处理,不法分子用石头、砖头、酒瓶、爆竹等袭击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消防兵，广大民警和武警、消防官兵保持了极大的克制，没有动用火力，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以及各级公安、武警和地方党政干部的一同努力下。在二十九号下午，最终依法、克制、妥善处置了这起群体突发事件，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有力地维护了瓮安县的社会稳定，恢复社会秩序，尽可能地减少损害。

2.舆论监督的初步参与

6月29日凌晨，数千群众继续到县政府，公安局门前围观，甚至用石头等五物品攻击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此后，瓮安县委有关负责人在与黔南州有关部门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尽管还未充分调查清楚情况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但随后当地媒体开始大规模地刊登和播放《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使翁安县以至全国人民引发广泛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监督了政府的行为。

3.危机过后彻底整顿瓮安政府

在危机事件过后，对瓮安县政府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被撤职予以撤职处分，同时瓮安模式除了采取依法惩戒不法分子、打击黑恶势力等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善后处置措施外，实施干部问责制度，解决合理诉求与积案，作出一系关于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根据事件过程中当事主体扮演的不同角色和应该承当的义务或责任，采取了全方位的整顿；和以往相比，采取了多主体的治理方式，大大拓展了治理空间，因而成为类似事件善后处置的宝贵经验。

（一）危机管理的不足之处

1.危机管理的组织机构，预警不完善

在这次危机事件中,瓮安县政府在危机发生后未能由专门的危机管理部门即刻拿出应对预案，导致事态发展不断恶化。如果翁安政府提早制定、启动针对社会群体危机的应急管理预案，可能就不会出现管理混乱不堪的局面，更不会出现暴动事件。在6·28事件发生之前，瓮安县就已经处于不稳定阶段，各种公共事件频发，民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只有59%，到2008年6月为止群众的上访量已达到3348起，这些都是重要的警示信号。6月28号，公安局、县委、县政大楼被点燃后，找不到相关负责的组织，相关的领导仍未站出采取果断的措施，而是从县政府到州领导，层层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却没有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事发当时，瓮安县政府相关部门能针对“上访”问题采取相应地补救措施，制定相应应急预案，此次上访或许不会演变成群众**的地步。

2.危机管理参与的缺乏

从一名初中生的落水事件演变成群体事件来看，正是因为当地政府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对公共危机的感知能力和应付能力，在危机隐伏期为采取措施从源头上加以阻断，往往就导致瓮安群体事件的破坏性影响不断蔓延，最后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因为当地政府缺乏危机意识，未建立完备的应急体系，导致政府主体进行公共危机管理时缺乏统一指导，从而影响了危机的可控性。因此，是否具备危机意识，及危机意识的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公共危机管理的质量。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就不可能有具体的危机防范行为。

3.危机管理信息不公开

在瓮安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对外信息公开不及时，人们不知道政府的应急措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众还有媒体获取的信息不对称。暴动发生很长一段时间内，暴动近况等重要信息没有被有效的传达，甚至在群众街头抗议的警报信息发出很长一段时间，危及形势扩大等紧要信息也没有通过有效的传播渠道及时、准确地传递给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导致公众未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计划，使得相关相应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这场暴动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延误了最佳救援时机。从瓮安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所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危机信息是公众最希望获得的，也是政府最应该向公众传播，让公众知晓及时正确的信息，才能稳定公众的情绪，避免危机的扩大化，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和更大的损害。

五、公共部门危机管理工作的改进建议

（一）健全公共危机过程管理中的组织结构

在瓮安群体危机事件的处理中，可以发现在瓮安县政府缺少了一个专门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部门或机构，这导致了危机事件发生很长时间都无相关的部门时采取及时地行动，只能等待上级的层层批示，这就错过了有效控制局面的大好时机。因此，在各个层面建立综合性危机管理核心协调机构，强化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统一指挥、综合协调，这是我国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一种趋势。因此，我国要全面建设公共危机管理制度的职能，最终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危机管理部门，并努力向全过程和全社会的全面危机管理模式发展。

（二）健全公公共危机过程管理中的预警机制

危机预警工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首要工作，是防范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基础，也是公共危机事件爆发前控制事态的技术保障。有效的信息预警机制可以通过全面的信息收集，对信息做出有效的预测，然后及时做好危机预警，争取用较少的代价解决，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政府在危机前期就应该注重各种社会信息的收集工作和分析工作，以掌握社会的各种动态发展，及存在的各种问题。可以从下面开展下面几个方面：⑴全面的危机信息收集 ⑵及时地危机预警甄别 ⑶有效的危机信息加工 ⑷有效的警报子系统。

（三）增强公共危机过程管理中的参与意识

危机管理意识说到底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尊重。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政府与其他社会机构首先应该告诉老百姓各种危机发生的潜在性；其次，要通过多种教育手段向公众普及应对危机的知识与技能，提高国名的危机应对能力。使危机一旦发生时民众能保持从容冷静；并经常进行一些应对危机的训练和演习，强化公众的危机观念。

（四）加强公共危机过程管理的公开力度

信息化能力是现代化政府进行管理和决策时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是对政府现代性、规范性、科学性等方面进行靠擦得一个重要指标。整个的政府信息传播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只有构建灵活、有效的公开机制，才能使政府既能从外界不断了解到多边的公共危机信息，及时在政府之间沟通、消化信息尽快做出决策，并通过有关部门、大众媒体和机构传递给公众，并将公众的意见高效反馈给政府，使政府根据反馈意见适时出台和调整有关政策有关措施。我们可以从建立准确地信息报告制度和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制度这两方面从制度上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

参考文献

[1] 李勇.慎用警力是对民警最大的爱护[N].法制日报2008.9 [2] 马照.政府公共危机过程管理研究--基于“瓮安事件”处理过程的分析[D].2009.6 [3] 阎志江.贵州回应“瓮安事件”不实传闻[N].法制日报2008.3

[3] 周忠伟.瓮安事件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启示[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