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审计决定能否作为调整建筑工程款结算的依据
审计决定能否作为调整建筑工程款结算的依据？——法院判决采纳审计报告案
2009-11-01
审计决定能否作为调整建筑工程款结算的依据 ——两宗判决不同的拖欠建筑工程款纠纷案案例 ——法院判决采纳审计报告案
【案情简介】
原告：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下称龙岗分局）
被告：深圳市超卓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超卓公司）
被告：彭某某
1994年5月18日，原告龙岗分局与被告超卓公司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被告超卓公司为原告龙岗分局承建拘留所、看守所办公大楼、预审收审综合楼工程。开工日期为1994年7月1日，竣工日期为1995年4月30日，工程价款为10773500元。工程款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原告预付270万元工程款，1994年6月1日前付25%，自1994年6月开始每月按工程量及进度支付，工程款必须到公司账户。此外，还约定结算方式根据实际工程量，并提供图纸及有关资料，按有关部门结算为准等，但未约定施工企业的取费等级。合同签订后，被告超卓公司将该工程交给公司下属的第二工程处承建，被告彭某某是该工程处的承包人，亦是公司职工。工程于1994年开工，后由于原告方对工程内容作了较大变动，工程实际竣工时间为1995年12月。自1994年6月24日至1996年1月31日，原告共支付工程款1093万元给被告。被告超卓公司实际收到15万元，其余均由被告彭某某收取。1997年7月，龙岗区定额站作出工程结算书，工程结算总价为10189799.54元。原告对该结算未予承认。
1998年11月17日至1999年12月9日被告彭某某被龙岗分局采取拘留措施，后被取保候审。
在此期间，1998年9月至1999年5月龙岗区审计局审计对该工程项目作出了审计，审计结果工程造价为9245304.89元。被告彭某某据此向原告作出《关于龙岗区公安分局“三所”工程经审计超支工程款的还款计划承诺书》，承诺1999年6月15日前退还30万元，1999年6月25日前退还100万元。
1999年9月29日，被告彭某某向超卓公司出具了《关于超支区公安局“三所”工程款的报告》，报告计划在1999年9月27日前支付10万元给被告超卓公司归还原告，10月10日前归还30万元，10月底前归还50万元，其余在1999年12月底之前全部还清超卓公司代付给区公安局超支款额并承担在此期间的利息。
由于被告彭某某没有履行还款承诺，原告龙岗分局于1999年8月24日，以龙岗区审计局的审计造价9245304.89元为依据，向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超卓公司归还多收的工程款1684695元及其银行利息。
【争议焦点】
审计结果能否作为工程款的结算依据？
原告龙岗分局认为：本案的建设工程属国家财政预算的建设项目，审计机关的审计报告具有法律效力，被告对审计报告未提异议，并承诺退还多收的工程款。
被告超卓公司认为：该工程项目的承接、施工、工程款结算均由被告彭某某负责，原告将工程款直接交彭某某，无权要求其公司返还。
被告彭某某认为：（1）其在深圳市龙岗区审计局《基建工程决算审查表》上的签名，是在被原告采取拘留措施期间受胁迫的情况下所为，是违背真实意志的；（2）原告以强制性的行政手段解决经济纠纷，是违法的；（3）审计不符合法律程序，实体内容不公正；（4）要求法院委托深圳市建设工程定额造价管理站对所作工程进行重新评估。
【代理思路】
代理律师接受被告彭某某的委托，参加了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以下代理意见：
（一）关于彭某某与被告超卓公司的关系问题。
彭某某是超卓公司的职工，并担任第二工程处的负责人（见深圳市建设局施工队资格审查登记证），彭某某与超卓公司有承包关系，属超卓公司的内部管理关系，不能据此认定为挂靠关系。
（二）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
本案双方签订的施工合同意思表示真实，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应为有效合同。本案在审计部门未审计前，双方当事人已依合同履行各自的义务，例如，超卓公司按合同约定完成工程，经验收工程质量为优良并交付使用；双方依约提供资料给定额站结算，原告也已将工程款支付完毕。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
（三）龙岗区定额站的结算结论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28条约定，结算方式是根据图纸及实际工程量并提供有关结算资料经有关部门结算为准，乙方提交结算报告后20天内，甲方应批准结算报告，批准后10天内通知银行拨款。该合同条款十分明确。事实上，双方也按照这一条款履行。履行的具体时间是：乙方提交结算报告的时间为1995年5月30日；甲方批准结算报告的时间为1995年6月20日；甲方将拨款通知送达经办银行的时间为1995年6月30日。因此，本案中的工程结算方式是双方的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龙岗区定额站是国家的法定建筑工程结算单位，其出具的结算书应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
（四）原告不按龙岗区定额站出具的工程结算书结算，是原告违约。
结算书是在1997年7月15日送交原告方的，但原告方收到结算书后，既不提出异议，也不予结算，对被告方提出的问题及复核报告也不正面答复，一直予以拖延。这是原告违约的表现。
本案的“三所”工程，于1995年12月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被评为优良工程。1996年初，龙岗区定额站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供资料，历时18个月，直至1997年7月才作出工程结算书，总造价为1018万余元。在此期间，被告方多次因工程特殊原因向原告提出漏项结算的工程问题，并提出结算的协商方案，被告方也曾向龙岗区定额站提出漏项及结算异议（附复核报告），但都因为分局领导的人事变动未能解决。原告方于1997年7月15日收到该工程结算书，但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请求定额站复核，一直拖着不对有关结算项目予以复核处理。所有的资料都可显示我方提出的结算的协商方案是合理、合法的，原告方的行为明显属于违约。
（五）审计不符法定程序，实体内容不公正，对被告不具法律约束力。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审计机关对工程项目的审计应是工程项目的预算和决算，本案中审计机关并没有参与工程预算的审计，只对决算审计，不符法定程序。
2．审计局的10份《基建工程决算审查表》，是在彭某某被拘留期间，由审计人员先要被告彭某某签字，然后再送到原告方及审计局签字盖章的，不是彭某某的真实意思表示，审计单位也违反审计程序。
3.审计机关不是国家的裁判机关，无权对经济合同纠纷作出处理。因此，被告方请求法院另行委托工程造价评估机构对“三所”工程造价重新作出评估，并以这一结论作为判案依据。
4.审计结果未能反映工程的客观面目，未能对工程作出全面、客观、准确、公正的评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施工合同第1条1.4款明确表明合同价款为10733500元。施工合同的价款词语含义明确说明结算价款根据工程量进行调整结算，原则上不能变；而原告方的结算推翻了原有合同的有关条款，重新按新的图纸或中途变更的项目进行结算，严重违背合同原则进行结算。
（2）材料价格和材质确认压价。原定额站的结算中参照1994年2月信息价，揭阳红为210元／m2、星云黑为320元／m2，中国红为900元/m2，而审计部门却将这些材料参照近期即本年度的信息价，压价分别为188元/m2、270元／m2、450元/m2，将星云黑说成是济南青，将中国红说成四川红。审计报告毫无理由地修改定额站的定额，并不顾事实地变换材料的名称，以达压价的目的。这些石材就在“三所”的工程内，到底是星云黑还是济南青，是中国红还是四川红，可聘专家到现场进行取材鉴定。
（3）压低人工费套价。审计报告将人工费按深圳市定额站（1993）15号文件规定进行调差，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施工合同签订的开工期是1994年7月至1995年4月，但实际由于原告方反复修改图纸方案，造成延期开工延误工期达8个多月，主要施工期是在1995年期间。因此，应按照1995年度执行的（1994）15号文件进行人工调差。
（4）少计工程量。定额站原确认的电价补差，也是法定的依据，而审计局却将其删去；定额站将包边门套油漆计算了工程量，审计报告却扣掉。
（5）定额套价不符实际。被告超卓公司是二级企业，但审计报告却按三级企业套价；对原装饰部分工程，定额站是套用1995年装饰综合价，而审计却按土建定额套费，这明显不符事实。所有装饰都因原告方的全面性、行政性变更造成，并且是二次装饰。此项的变更都发生在1995年，有据可查，且并非局部性的变更，而是全面性的装饰改变。
（6）原告方所提供的被告方支取该项工程款项1093万元有误，被告方在该项工程支取款项为1073万元。被告方要求核对支取款项数额。
被告对审计报告的异议，详见附件说明。
“三所”工程是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由于区定额站与审计局的结算存在重大差异，审计单位严重偏袒原告，因此，在法院的主持下，将该工程交由深圳市定额站作重新评估结算，是公正做法。
【审理与判决】
一审情况
一审期间，法院于1999年11月29日委托深圳市建设工程定额造价管理站对该工程进行评估。该站出具了深建价函（2000）05号《工程造价审查意见书》、深建价函（2000）11号《复查意见》，最终的审查评估结论为：如果按二类企业取费，工程造价为10706712.27元；如果按三类企业取费，该工程造价为9611989.58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彭某某在承包被告超卓公司的施工队期间，承建原告“三所”工程，而被告超卓公司的企业资质等级为工民建施工二级，原、被告双方对企业取费等级未做特别约定，则该工程应以二类企业取费。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由本院委托深圳市建设工程定额造价管理站所作评估，工程造价应以二类企业取费，工程造价为10706712.27元，而原告共支付1093万元，被告应退还多收部分工程款223288元及其占有期间的利息。此外，被告彭某某承包被告超卓公司的第二工程处，其本人亦是被告超卓公司职工，属内部承包，该多收部分工程款应由被告超卓公司返还。但鉴于原告所支付的工程款中除15万元是被告超卓公司收取外，其余均由被告彭某某收取，因此被告彭某某应承担归还多收款项及其利息的民事责任。该利息自原告支付的最后一笔工程款的时间1996年1月31日的次日计算较妥。遂判决如下：
1.被告彭某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多付工程款223288元及该款自1999年2月1日始到履行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2.被告超卓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审情况
一审判决后，原告龙岗分局不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龙岗公安局与超卓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将“三所”工程交由超卓公司承建。因“三所”工程是属于财政投资的国家建设项目，依法应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审计机关代表国家所作出的审计结论，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及权威性，非经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撤销或变更。本案中，龙岗区审计局对彭某某和超卓公司所承建的“三所”工程进行了审计，并将审计结果送达了彭某某和超卓公司，但彭某某和超卓公司并未对审计结果依法定程序提出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因而龙岗区审计局所作的审计意见具有法律效力。依据龙岗区审计局的审计意见，彭某某所承建的“三所”工程总造价为人民币9245304.89元，而龙岗公安局已付工程款人民币1093万元，多付人民币1684695.11元。龙岗公安局上诉请求彭某某和超卓公司返还多付工程款人民币1684695元及利息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因多付的工程款除15万元是超卓公司收取外，余款均由彭某某收取，因而，彭某某应返还龙岗公安局多收的工程款及利息，利息计算应从龙岗公安局支付的最后一笔工程款的次日起计，即1996年2月1日起计算。超卓公司为彭某某返还上诉工程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上诉人龙岗分局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三）项之规定，遂判决如下：
1.维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1999）龙法经初字第3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2.变更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1999）龙法经初字第31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为：彭某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龙岗公安局多付工程款人民币1684695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规定计付，从19％年2月1日起计至还款之日止）。
【律师提示】
这两个案子可算是我国法律在不断完善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工程结算与审计结果关系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许多人包括律师、法官、审计人员等对工程结算与审计结果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审计机关要对国家建设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必然就要对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如属于虚假和违法的合同，审计机关有权在职权范围内进行监督处理。对高估冒算、虚报冒领的金额必须坚决剔除并进行追究，实际上不是在否定合同，而是在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如果因为审计结论对一些工程项目的结算价款作了调整，就认为审计行为否定了合同、否定了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否定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护。审计决定对被审计单位及有关单位具有法律效力，不服审计决定的，应首先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另一种观点认为：审计是代表国家的行政监督行为，审计机关与被审计单位之间是一种审计行政法律关系，其审计监督行为只对被审计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施工单位不是法定的被审计单位，不属于审计行政法律关系的直接关系人，故审计机关的审计决定，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审计机关无权干预发包人与施工单位因施工合同而发生的民事关系。
承办律师对上述问题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惑，在代理过程中，也未能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说服持不同观点的人。不同的当事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引用不同的法律、法规，阐述各自的理解，似乎各有道理。而作出上述两案工程《审计决定（意见）》的审计机关，自始至终派人参加了本案的一审、二审旁听，足见审计机关对自己作出的审计决定的效力，也深存疑虑，十分关注法院对其《审计决定（意见）》效力的认定。
这类案件在近几年有上升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终于为我们在办案中指明了方向。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4月2日，以（2001民一他字第2号函答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定的工程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运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中指出：“审计是国家对建设单位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4月24日，以（2001）民一他字第19号答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常州星港幕墙装饰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案的复函》中指出：“你院关于常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证券公司）与常州星港幕墙装饰有限公司工程款纠纷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本案中的招投标活动及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且合同已履行完毕，依法应予保护。证券公司主张依审计部门作出的审计结论否定合同约定不能支持。”
第二篇：审计结论作为工程结算依据的风险分析
审计结论作为工程结算依据的风险分析
（发稿时间：2009-11-2 14:54:40阅读次数：281）
[摘要]审计机关有权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进行审计监督，但是审计结论对承包人并不当然具有法律约束力，工程结算仍然应当以合同约定为依据。此种风险是由于对审计监督权存在不同认识、混淆不同性质法律关系以及工程价款结算技术复杂造成的。应当通过审计机关对工程变更给予充分
理解，当事人合理确定工程造价和做好结算审核工作来加强风险控制。
[关键词]工程结算；竣工决算；审计结论；合同约定；损失预防
1问题的提出
2005年1月24日，被申请人A市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下称“甲公司”）与申请人B省公路桥梁工程总公司（下称“乙公司”）签订了一份公路路面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乙公司承建甲公司发包的国道212线某段高速公路路面工程项目；合同约定总价为87，445，809元，同时在合同附件中约定据实结算；工程保留金在缺陷责任期满并发给缺陷责任终止证书后以及通过国家竣工审计14天内，由监理工程师签发保留金支付证书，将剩余保留金支付给乙公司。2005年12月29日，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后交付给甲公司，双方办理了工程结算并确认工程实际价款为87，319，251元。2007年11月15日，A市审计局向甲公司出具了一份《审计决定书》，该审计决定调减工程款4，972，583.60元，并要求甲公司按照审计结论与乙公司办理结算。但是，乙公司拒绝按照《审计决定书》履行。双方协商未果后，2008年5月乙公司依照约定就支付尚欠工程保留金2，182，981元向A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08年11月，A市仲裁委员会经过审理后认为，通过国家机关的竣工决算审计并不是支付保留金的必备条件，因为此项约定仅仅是针对“保留金的退还”，而不是工程款的计算办法。在关于工程款计算办法的约定中，双方并没有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因此，甲公司将审计结论作为工程结算依据的理由不充分，甲公司负有义务将工程保留金支付给乙公司。本案（下称“甲公司与乙公司结算纠纷案”）主要涉及国家审计机关出具的审计结论能否作为工程的结算依据？当事人双方确认的结算款与审计结论确认的决算款不一致时，审计结论是否当然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其中存在哪些风险？引起这些风险的原因有哪些？应当如何控制这些风险？
2审计结论作为工程结算依据存在现实风险
我国《审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在甲公司与乙公司结算纠纷案中，甲公司投资建设的国道212线属于政府投资，自然应当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但是，以审计结论作为工程结算依据，对承包人和发包人却存在很大
风险。
（1）对承包人而言，发包人往往扩大适用审计结论的效力范围。工程结算是承包人与发包人办理的工程价款结算活动，而竣工决算则是发包人编制的工程项目从筹建到竣工投产或使用的全部实际支出费用的汇总与统计活动。工程结算与竣工决算的区别是明显的。其一，编制主体不同。前者由承包人编制并由发包
人审查与批准，而后者则是由发包人负责编制。其二，结（决）算范围不同。前者的范围是合同约定的工程项目，而后者的范围则包括整个建设项目。其三，成本内容不同。前者是合同范围内的直接成本部分，而后者不但包括直接成本并且包括计入建设成本的其他费用。在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中，竣工决算不仅由发包人负责编制，而且还要经过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和验收委员会确认。实践中，审计机关常常强行要求发包人按照审计结论确定的决算款与承包人进行结算。但是，我国《审计法》第十六～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被审计的对象及事项，这些对象及事项中并不包括承包人。因此，承包人与审计机关没有行政法意义上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并不能对承包人产生直接影响。然而，承包人不是被审计对象，并不意味着承包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事实上，审计机关在安排国家建设项目审计时，必要时可以依照法定审计程序对勘查、设计、施工、监理、采购、供货等单位与国家建设项目有关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尽管此等情形下，仍然只有发包人才是被审计的对象，但是，审计机关和发包人却往往扩大适用审计结论的效力范围，利用发包人的优势地位，将审计结论
确定的竣工决算款直接作为工程结算的依据。
（2）对发包人而言，审计结论可能对承包人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对于承包人并非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审计过程中审计机关发现工程造价审减等问题确系违反合同约定，或者发包人与承包人结算的工程价款并不真实，那么发包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与承包人协商解决，审计机关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工程决算价款与审计部门审计的工程决算价款不一致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电话答复意见》就明确指示：“审计是国家对发包人的一种行政监督，不影响发包人与承建单位的合同效力。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案件应以当事人的约定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只有在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才能将审计结论作为判决的依据”。可见，审计结论只能作为判决或者裁决工程结算价款纠纷的证据之一，在效力上并不高于当事人之间明确约定的价款事项的效力。除非合同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或者在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况下，审计结论才能作为扣减承包商工程结算款的直接理由。在甲公司与乙公司结算纠纷案中，正是由于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以审计结论作为工程结算依据，也不存在合同约定不明和合同约定无效的情形。相反，合同明确约定“据实结算”而且工程竣工后双方已经办理了工程结算，A市仲裁委员会才据此裁决甲公司仍然负有按照合同约定结算工
程款的义务。
3审计结论作为工程结算依据存在风险的成因分析
正因为国家审计活动对于发包人严格控制工程造价、提高经济效益、加强廉政建设确实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审计机关侧重强调审计结论的监督效力，往往扩大适用审计结论的效力范围。而承包人则常常以自己不是被审计对象，审计结论对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为由进行抗辩。那么，此种矛盾与冲突所引致风险的原因
有哪些呢？
（1）对国家审计监督权认识不一致。行政管理所具有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很难制定一部详尽的行政法律对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具体问题进行统一规范。因此，行政法律大都是总则性质的原则性规定，实施细则则由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国务院部门的行政规章和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来具体规定。审计法
律关系作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也不例外。这样，对于《审计法》的实施细则，不同的立法者可能存在不同认识。例如，2001年8月1日施行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办法》第十五条就规定，工程合同各方结算工程价款必须以审计机关作出的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论为依据。显然，这项规定是对《审计法》、《审计机关国家建设项目审计准则》的误读。一方面，工程结算价款与决算审计价款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种规定额外增加了承包商的义务。另一方面，在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关系中，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地位是平等的，都要平等地按照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双方结算工程款的依据只能是合同约定。
（2）不同性质的两种法律关系混淆。发包人与审计机关形成的审计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发包人与承包人形成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二者在法律性质上存在本质不同。不仅如此，它们也由不同性质的法律来调整，前者由公法调整，后者由私法调整。作为公法，行政法调整以命令和服从为特征的国家行政管理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具有不平等性，强调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将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发生的唯一依据。作为私法，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确认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地位是民法区别于行政法的基本特征，强调民事主体之间的自由意志，将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平等协商形成的共同意志行为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重要依据。经当事人共同确认的工程结算办法或者确认的结算款额，是双方平等协商形成的共同意志，而审计机关通过审计确认决算价款则属于行政行为，是审计机关对发包人行使监督权的结果。在甲公司与乙公司结算纠纷案中，A市审计局和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按照审计结论办理结算，就是错误地将行政权力运用
到民事领域，造成行政行为对民事行为的不当干涉。
（3）工程价款结算技术复杂。一般而言，在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中，工程竣工资料繁多，结算工作量巨大，工程造价计算极具专业性。对于其中的某些问题，当事人双方可能持不同的意见，因此从开工到竣工都需要通过大量工作进行沟通与协调，才能对工程造价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尽管如此，由于建设工程的复杂性、系统性以及体系的庞大性，双方最后确认的工程结算价可能仍然不是绝对客观准确的数据，所谓的最终一致意见往往是相互妥协的结果。换言之，合同当事人确认的结算价与任何第三方独立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种差异不被理解或者不被恰当理解就极易导致冲突与纠纷。
4审计结论作为工程结算依据的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主要有风险避免和损失控制两种方法。根据建筑业的行业特点，采用风险避免这种拒绝风险或者放弃承担风险的风险控制措施，显然是不适当的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风险避免的结果只能是拒绝签订合同，因此应当在损失控制方法中选择优化的方案。为了有效控制审计结论给工程结算带来的风险，损失控制
方法中的损失预防是首选措施。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合理确定工程造价，防止工程结算款与审计结论差异过大。为了尽可能准确地结算工程价款，可以采用建设部发布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2003年2月17日）中规定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计价模式，即“确定量、市场价、竞争费”“。确定量”是指在全国范围统一的“项目编码”和“项目名称”下，采用“统一的计量单位和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而“市场价”和“竞争费”则是指彻底地放开价格，将工程量消耗定额中的工、料、机等价格和利润、管理费全面放开，由市场决定价格。投标人则根据自身专业技术特长、材料采购
渠道以及管理水平等因素制定出符合企业自身利益的报价。如果市场上形成有序竞争、确定规范的竞争价格，并由报价不低于成本价的合理低价者中标，将会促进有序、有据地确定工程价款，防止工程结算款与审计结论差异过大所引致的风
险。
（2）审计机关对设计变更或者工程量增加应当给予充分理解。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和不同情况，常常会出现设计变更和工程量增减，工程结算价款以及审计决算价款都应当根据实际工程量和最后采用的设计来计算。《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确认在“从约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下，双方互相妥协和讨价还价是确定工程造价的基本方法。审计机关不仅应当合法地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监督权，而且应当合理地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能越权或者不当干涉民事行为。一般而言，对超出合同订立时的内容，只要是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合同双方和监理人员通常都会相互理解、互相妥协并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在审计工程决算款时，审计机关应当充分考虑到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变数，根据实际工程量进行审计监督，如果仅以“套用定额子目”偏高为由来否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确认的工程结算价款则是不恰当的，往往也是不能以理服人的。
（3）发包人和承包人应当认真做好工程价款结算审核工作。与审计不同，工程价款结算审核是发包人与承包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共同审查、核对工程财务收支，或者发包人与承包人共同指定审价机构进行工程财务收支审查、核对并结算最终的工程结算价款，以确保工程价款计算正确的活动。作为一种民事行为，工程价款结算审核主要以工程量是否正确、单价套用是否合理、费用计取是否准确为重点。对工程量的审核，重点是熟悉工程量的计算规则，分清计算范围、限制范围以及仔细核对计算尺寸与图示尺寸是否相符，防止出现计算错误。对套用单价的审核，应当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不能随意提高和降低。对费用计取的审核，应注意取费文件的时效性、执行的取费表与工程性质是否相符、费率计算是否正
确、价差调整的材料是否符合文件规定。
5结语
由于国家审计机关所作出的审计结论只能作为一种证据而存在，在证明力上并不当然高于其他证据，因此，工程价款结算仍然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约定为准。在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审计过程中，审计机关应当正确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做到客观公正。只有正确维护发包人和承包人的正当合法权
益，才能真正维护国家利益不受侵害。
第三篇：最高人民法院：工程款结算依据指导案例9则
最高人民法院：工程款结算依据指导案例9则
1.固定价施工合同提前解除，工程款计算应综合考虑
——约定固定价款施工合同提前解除情形，在确定工程款时，应综合考虑案件实际履行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过错等因素。
2.承包合同无效时，承包人工程款不能比有效时更多
——建设工程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处理的，不应获得比合同有效时更多利益。
3.同一工程两份合同，应以备案中标合同为结算依据
——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而非以存档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款依据。
4.适用“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前提须合同约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20条“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已作约定。
5.以行政审计作为工程款的结算依据，应有明确约定
——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工程款结算依据的约定应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方式认定。6.工程款已结算并履行的，例行审计不影响结算效力
——在双方已通过结算协议确认工程款并已基本履行完毕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所做审计报告，不影响结算协议效力。
7.工程款约定及法定结算方式，应优于司法鉴定适用
——对工程款如何确定，在当事人已有明确约定，同时法律亦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再对工程款做鉴定没有法律依据。
8.约定固定单价，未完工的，可按完结率计算工程款
——约定固定单价结算方式，在未完工状态，可按完结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权重比例乘以固定单价方式确定工程款。
9.备案合同与补充合同约定不同，工程款应如何结算
——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施工合同与备案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以备案合同作为工程款的结算根据。
10.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签字签章瑕疵，不一定导致无效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签字签章虽有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证据证明力结论，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其内容。【规则详解】
1.固定价施工合同提前解除，工程款计算应综合考虑 ——约定固定价款施工合同提前解除情形，在确定工程款时，应综合考虑案件实际履行情况及双方当事人过错等因素。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固定价款｜提前解除
案情简介：2011年9月，建筑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土建、安装工程固定单价1860元/平方米，且“单价一次性包死”，合同总价款为6800万余元。2012年6月，开发公司在土建完成、主体验收后，以建筑公司拖延工程进度、不按图施工等理由通知解除合同。有关工程款计算依据，成为争议焦点之一。
法院认为：①建筑公司作为承包人，其实现合同目的、获取利益前提是完成全部工程，故本案双方约定按建筑面积固定总价的“一次性包死”计价方式，贯彻了工程地下部分、结构施工和安装装修三阶段综合平衡的报价原则。同时，我国当前建筑市场行业普遍存在地下部分和结构施工薄利或亏本现实，系因钢筋、水泥、混凝土等主要建筑材料价格相对较高且大多包死，施工风险和难度较高，承包人需配以技术、安全措施费用才能保质保量完成等所致；而安装、装修施工是在结构工程已完工后进行，风险和成本相对较低，故安装、装修工程大多可获相对较高利润。本案中，建筑公司将土建、安装工程全部承揽，其一次性包死的承包单价系针对整个工程作出，如其单独承包土建工程，报价一般要高于整体报价中所包含的土建报价。作为发包方的开发公司单方违约解除合同，如仍以约定计价单价计算已完工程价款，对建筑公司明显不公。另外，合同解除时，建筑公司施工面积已达到双方审定图纸设计的结构工程面积，但整个工程安装、装修工程尚未施工，建筑公司无法完成与施工面积相对应的全部工程量。此时，如仍以合同约定的总价款确定本案工程价款，则又对开发公司明显不公，亦印证双方当事人约定的工程价款计价方法已无法适用。②对于约定了固定价款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未能如约履行，致合同解除的，在确定争议合同工程价款时，既不能简单地依政府部门发布的定额计算工程价款，亦不宜直接以合同约定的总价与全部工程总价比值作为下浮比例，再以该比例乘以已完工程预算价格方式计算工程款，而应综合考虑案件实际履行情况，并特别注重双方当事人过错和司法判决价值取向等因素来确定。其中，以合同约定总价与全部工程预算总价比值作为下浮比例，再以该比例乘以已完工程预算价格进行计价的方式，虽以此试图还原合同约定价，但却忽略了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及司法判决价值取向。本案中，至开发公司解除合同时，建筑公司承包的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开发公司解除合同行为破坏了双方交易背景，此时如再还原合同约定的土建工程价款，既脱离实际情况，违背交易习惯，又会产生对守约一方明显不公的后果。③根据本案情况，应根据实际完成工程量，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定额取费核定工程价款为依据，计算已完工程价款为4200万余元，扣除已支付部分，判决开发公司支付建筑公司余下工程款及违约金，建筑公司交付开发公司已施工部分全部施工资料和全部工程图纸。实务要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固定价款而提前解除情形，在确定工程款时，既不能简单地依据政府部门发布的定额计算工程价款，亦不宜直接以合同约定的总价与全部工程总价比值作为下浮比例，再以该比例乘以已完工程预算价格方式计算工程价款，而应综合考虑案件实际履行情况，并特别注重双方当事人过错和司法判决价值取向等因素来确定。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69号“某建筑公司与某开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青海方升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青海隆豪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审判长韩延斌，审判员吴晓芳，代理审判员王林清），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512/230:11）。2.承包合同无效时，承包人工程款不能比有效时更多
——建设工程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处理的，不应获得比合同有效时更多利益。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合同无效
案情简介：2003年，莫某以挂靠建筑公司名义与开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5年，莫某以其与开发公司口头约定为由，诉请开发公司据实结算并支付工程款余款及利息。
法院认为：①莫某以建筑公司名义与开发公司所签施工合同，违反了《建筑法》第26条第2款规定，应确认无效。②在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与开发公司发生法律关系的是建筑公司，而非莫某，故莫某与建筑公司对合同无效应承担全部责任。即便开发公司对此知情，应承担一定过错责任，亦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依《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本案中双方仅对工程款计算数额存在争议，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故过错责任认定并不影响涉案工程款数额计算。③鉴于建筑工程特殊性，虽合同无效，但莫某与建筑公司的劳动和建筑材料已物化在涉案工程中，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无效合同参照有效合同处理，应当参照合同约定来计算涉案工程款。莫某与建筑公司主张应据实结算工程款，其主张缺乏依据。莫某与建筑公司不应获得比合同有效时更多的利益，故判决涉案工程款依合同约定结算。
实务要点：鉴于建设工程特殊性，合同虽无效，但施工人劳动和建筑材料已物化在建筑工程中，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2条规定，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有效合同处理的，应参照合同约定来计算涉案工程价款，承包人不应获得比合同有效时更多的利益。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提字第235号“莫某与某开发公司等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见《莫志华、深圳市东深工程有限公司与东莞市长富广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审判长张进先，代理审判员宋春雨、王毓莹），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3:441）。3.同一工程两份合同，应以备案中标合同为结算依据
——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而非以存档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款依据。
标签：施工合同｜阴阳合同｜工程款｜结算依据｜备案中标合同｜存档合同 案情简介：2003年，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5年，主体工程完工，因工程款问题形成纠纷。一审庭审中，开发公司另行提交档案馆存档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相较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双方提交的合同文本，多了有关工程款“优惠8个点”的条款，经鉴定系开发公司工作人员书写。法院认为：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该条是指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的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依据，而不是指以存档合同文本为依据结算工程价款。②开发公司提交档案馆存档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所载争议条款系开发公司工作人员何某书写，无证据证明该条款系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故应以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双方提交的同样内容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文本作为本案结算工程款依据。
实务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关于“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规定，是指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签订两份不同版本合同，发生争议时应以备案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根据，而不是指以存档合同文本作为结算工程价款依据。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一终字第74号“某建筑公司与某开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西安市临潼区建筑工程公司与陕西恒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审判长张进先，审判员吴晓芳，代理审判员宋春雨），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08:365）。4.适用“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前提须合同约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20条“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适用前提是当事人已作约定。
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竣工结算文件｜视为认可｜法律适用
案情简介：2003年，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4年，开发公司收到建筑公司递交的工程决算书后，未在合同约定时间内提出异议。2005年，建筑公司主张拖欠的工程款1200万余元。开庭前，开发公司未在指定举证期限内提交相反证据，亦未申请鉴定。庭审中，法院同意开发公司提交的鉴定申请，但开发公司以不同意法院确定的鉴定范围为由拒交鉴定费，导致鉴定工作未能进行。
法院认为：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适用本条司法解释前提条件是，当事人之间约定了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则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本案当事人只是选择适用了建设部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格式文本，并未对发生上述情况下是否以承包人报送的竣工结算文件作为工程款结算依据一事作出特别约定，故不能以该格式合同文本中通用条款规定为据，简单地推定出发包人认可以承包人报送的竣工结算文件为确定工程款数额依据。②本案不适用前述司法解释规定，以承包人单方提交的竣工结算文件作为确认工程款数额依据，并不意味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通用条款内容对双方当事人无约束力，违反这一规定，仍应承担违约责任。之所以维持一审判决以建筑公司向开发公司报送的竣工结算文件作为确认工程款数额基础的结论，系因在一审诉讼中，建筑公司将该竣工结算文件作为确定工程款数额的证据提交后，开发公司未在一审法院指定举证期限内提出相反证据，亦未在此期限内申请鉴定。在一审法院同意就与工程款有关问题进行鉴定后，开发公司以不同意一审法院确定的鉴定范围为由，未交纳鉴定费，致使鉴定工作未能进行，开发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在此情况下，法院只能以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为确认工程款依据。
实务要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0条关于“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情形规定了适用前提条件即当事人之间有约定。在当事人未约定的情况下，不能简单推定发包人认可以承包人报送的竣工结算文件为确定工程款数额的依据。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一终字第52号“某开发公司与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江西圳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江西省国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审判长韩玫，审判员张进先、吴晓芳），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07:309）。5.以行政审计作为工程款的结算依据，应有明确约定
——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工程款结算依据的约定应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方式认定。
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合同解释｜建设工程｜行政审计 案情简介：2003年，建筑公司承包工程，所签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须经业主、区审计局审计。工程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约定暂定价8000万元，“最终结算价按业主审计为准”。2006年，经区审计局审计的分包工程结算款为1.1亿余元，建筑公司据此已支付9800万余元。2008年，市审计局对该工程进行竣工决算审计，结论是分包结算金额应为9400万余元，建筑公司据此要求工程公司返还多支付的320万余元工程款，工程公司反诉要求继续支付工程余款427万余元及利息。
法院认为：①根据《审计法》规定及其立法宗旨，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决算进行审计监督，目的在于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防止建设项目中出现违规行为。建筑公司与工程公司之间关于工程款的结算，属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故诉争工程款结算，与法律规定的国家审计的主体、范围、效力等，属不同性质法律关系，即无论案涉工程是否须经审计，均不能以该审计结论，成为确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结算当然依据。②分包合同约定结算价按业主审计为准，系因该合同属分包合同，其工程量与工程款的最终确定，需依赖合同外第三人即业主最终确认。故对该约定应理解为工程最终结算价须经专业审查，确定结算工程款真实合理性，该结果须经业主认可，而不应解释为须在业主接受国家审计机关审计后，依审计结果进行结算。审计机关审计系对工程建设单位一种行政监督行为，审计人与被审计人间法律关系与本案当事人间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不同。故在民事合同中，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民事法律关系依据约定，应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方式，认为合同签订时，当事人已同意接受国家机关审计行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介入。故建筑公司所持以审计结论作为结算依据主张，不予支持，判决建筑公司继续支付工程公司工程款427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实务要点：国家审计机关对工程建设单位进行审计是一种行政监督行为，与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间关于工程款结算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不同。民事合同中，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民事法律关系依据的约定，应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方式，认为合同签订时，当事人已同意接受国家机关的审计行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介入。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205号“某建筑公司与某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见《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审判长辛正郁，代理审判员司伟、沈丹丹），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4/210:35）。6.工程款已结算并履行的，例行审计不影响结算效力
——在双方已通过结算协议确认工程款并已基本履行完毕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所做审计报告，不影响结算协议效力。
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结算协议｜例行审计｜合同变更
案情简介：2003年，建筑公司承包工程，所签施工合同约定工程款须经业主、区审计局审计。工程公司作为分包商，与建筑公司所签分包合同约定合同价暂定8000万元，“最终结算价按业主审计为准”。2006年，经区审计局审计的分包工程结算款为1.1亿余元，建筑公司据此已支付9800万余元。2008年，市审计局对该工程进行竣工决算审计，结论是分包结算金额应为9400万余元，建筑公司据此要求工程公司返还多支付的320万余元工程款，工程公司反诉要求继续支付工程余款427万余元及利息。
法院认为：①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对接受行政审计作为确定工程款结算依据的约定应具体明确，而不能通过解释推定方式认定。结合结算协议签订和实际履行情况，虽双方当事人对区审计局所作审核报告是否即分包合同中约定的业主审计存在争议，但该审计报告已获案涉工程业主和双方当事人认可，建筑公司与工程公司又在审核报告基础上签订了结算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故即使该审核报告与双方签订分包合同时约定的业主审计存在差异，但依《合同法》第77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结算协议并实际履行行为，亦可视为对原结算方式变更，该变更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②在双方当事人已通过结算协议确认工程结算款并已基本履行完毕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所作审计报告，不影响双方结算协议效力。现建筑公司提出不按结算协议约定履行，但未举出相应证据证明该协议存在效力瑕疵，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判决建筑公司继续支付工程公司工程款427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实务要点：在双方当事人已通过结算协议确认了工程结算价款并已基本履行完毕情况下，国家审计机关所作审计报告，不影响双方结算协议效力。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205号“某建筑公司与某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见《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铁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审判长辛正郁，代理审判员司伟、沈丹丹），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4/210:35）。7.工程款约定及法定结算方式，应优于司法鉴定适用 ——对工程款如何确定，在当事人已有明确约定，同时法律亦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再对工程款做鉴定没有法律依据。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竣工决算报告
案情简介：2005年，装饰公司与置业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工程总造价“暂定1500万元”。各部分装饰工程竣工后，装饰公司均向置业公司业主代表兼“临时质量检查督导小组”组长马某递交了竣工资料及竣工结算书。马某签字的结算单显示增加、变更设计后的工程款为3000万余元。置业公司在收到竣工决算书后，并未在约定的28天异议期内提出异议，而是将工程直接投入使用。其中，最后一层投入使用的时间为2006年12月29日。2007年，装饰公司诉请置业公司支付余下工程款160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考虑到双方工程款数额相差极为悬殊，遂根据置业公司申请安排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工程款应为1700万余元。
法院认为：①本案事实足以表明马某虽非建设施工合同约定的驻工地代表，但其一直代表置业公司履行工程派驻工地代表应履行的职责。对于马某代表置业公司对装饰公司发出的报审竣工决算书的函、工程决算报告等，置业公司均未提出过异议。②案涉工程竣工后，未经验收，置业公司即提前使用，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4条“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期”规定，应认定案涉工程属竣工合格工程，且竣工日期应为置业公司开始使用之日。该建筑装修后，最后一层投入使用的时间为2006年12月29日，应为整个工程的竣工日期。③各部分工程竣工后，装饰公司均向置业公司递交了竣工资料。置业公司在收到竣工决算书后，在合同约定的异议期内未提出任何异议。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20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承包人请求按照竣工结算文件结算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故装饰公司主张不认可鉴定结果，并认为其违背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请求以竣工决算报告为依据认定工程价款的理由成立，应予支持。判决置业公司向装饰公司支付余下工程款1600万余元及相应利息。
实务要点：对于工程价款的确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法律亦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直接按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处理，对工程价款进行鉴定没有法律依据。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278号“某装饰公司与某置业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见《以工程竣工决算报告确定工程价款的问题——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与周口欣欣置业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吴景丽，最高院民二庭），载《商事审判指导·商事审判案例分析》（201402/38:151）。
8.约定固定单价，未完工的，可按完结率计算工程款
——约定固定单价结算方式，在未完工状态，可按完结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权重比例乘以固定单价方式确定工程款。
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固定单价｜未完工｜补充协议 案情简介：2007年，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了可调价结算方式。2010年，为解决因工程多次停工给建筑公司造成的损失，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按每平方米均价的结算方式。2013年，施工无法继续进行，双方同意解除合同。对于已完工80%工程的款项如何结算，成为双方主要争议焦点。法院认为：①施工合同与补充协议均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应依约履行。因补充协议签订在后，且对施工合同约定进行了变更，双方应按补充协议约定的固定单价方式进行结算。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依据。”该规定针对的是当事人在中标合同之外另行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架空中标合同、规避中标行为和行政部门监管的情形，而补充协议是在双方履行施工合同过程中，为解决因工程多次停工给建筑公司造成的损失而签订，只是变更了结算方式，施工合同其他条款仍有效。故补充协议属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经协商一致的合同变更。③补充协议约定的固定单价，指的是每平方米均价，针对的是已完工程。但本案系未完工程，对建筑公司已施工的工程款，尚无法按每平方米单价确定。故先以固定单价乘以双方约定的面积计算出约定的工程总价款，再通过造价鉴定计算出建筑公司完成的部分占整个工程比例，再用计算出的比例乘以约定的工程总价款确定建筑公司应得的工程价款。此种计算方法，能兼顾合同约定与工程实际完成情况，故依此确定建筑公司已施工工程款为1.3亿余元。实务要点：协议约定已完工程固定单价结算方式，在工程未完结情况下，可按完结工程在全部工程中所占权重比例乘以固定单价方式确定。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309号“某开发公司与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约定了平方米均价的未完工程如何进行结算——唐山凤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赤峰建设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于蒙，最高院民一庭；审判长韩延斌，代理审判员王林清、于蒙），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最高人民法院案件解析》（201603/67:209）。9.备案合同与补充合同约定不同，工程款应如何结算
——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施工合同与备案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以备案合同作为工程款的结算根据。
标签：合同效力｜黑白合同｜建设工程｜工程款｜结算依据
案情简介：2009年，建筑公司经招投标成为物流公司建设工程中标单位，备案合同约定价款为6500万余元，逾期付款按日万分之三支付违约金。随后双方另签补充合同约定合同价款暂定为5000万元（以决算为准），并另行约定了逾期双倍利率及分期支付工程款的条款。2011年，双方所签工程结算报告确认工程造价为5800万余元。2012年，就拖欠的2500万余元工程款，建筑公司诉请物流公司支付。
法院认为：案涉工程款与违约金计算应依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当事人就诉争工程，前后签订了经备案的施工合同与补充合同。补充合同未经备案，且在工程价款上进行了重大变更，而工程价款属于合同实质性内容，该补充合同违反了《招标投标法》第46条的强制性规定，依法应认定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故欠付的工程款与违约金计算应以经过备案的施工合同为依据，物流公司主张依另行签订的施工合同计算，因该合同无效，故不予支持。判决物流公司支付拖欠的2500万余元工程款，并按备案合同约定标准支付450万余元违约金。
实务要点：当事人对于工程价款的重大变更，属于合同的实质性内容，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某建筑公司与某物流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见《当事人就同一建设工程另行订立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经过备案的中标合同实质性内容不一致的，应当以备案的中标合同作为结算工程价款的根据——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天津老板娘水产食品物流有限公司、浙江老板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王毓莹，最高院民一庭），载《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案件解析》（201401/57:157）。10.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签字签章瑕疵，不一定导致无效
——工程造价成果文件签字签章虽有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证据证明力结论，不能因此全面否定其内容。标签：工程款｜结算依据｜工程造价鉴定｜签字签章瑕疵
案情简介：2011年，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未依法招投标情况下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2013年，因项目施工发生纠纷，在县政府组织协调下，双方签订《纠纷处理协议》，约定开发公司与建筑公司项目部共同委托审计单位对工程造价进行审计，审计单位依据建筑公司提交的施工资料进行结算编制，审计结果作为工程结算的法定依据。2014年1月，双方共同委托评估公司对工程量和造价进行审计。同年11月，开发公司致函评估公司，要求取消委托审核，解除委托合同关系。2015年，因开发公司未依《纠纷处理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建筑公司依评估公司所作结算报告追索工程款及违约金。诉讼中，开发公司针对评估报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委托评估合同已通知解除；评估依据非其提交、未经其确认；结算编制与审核均由评估公司完成，违反《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结算报告上无编制人、复核人签字。
法院认为：①案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虽因违反有关招投标强制性法律规定被认定无效，但双方就施工纠纷协商达成的《纠纷处理协议》有效。选定评估公司作为工程造价结算审核机构，符合《纠纷处理协议》约定。在与评估公司的委托合同关系中，开发公司系与建筑公司项目部共同作为委托方，故解除该委托合同关系，应由委托方共同作出解除意思表示，且该委托合同系根据《纠纷处理协议》约定，经双方按照协议约定程序，共同选定受托机构后签订的，系双方对《纠纷处理协议》实际履行行为。开发公司主张解除该委托合同，系对《纠纷处理协议》约定的违反。②根据会议纪要内容，评估公司主要依据建筑公司提交的施工资料进行结算编制，系经各方共同协商决定的结果，开发公司现以评估依据非其提交、未经其确认为由，主张结算报告违反约定程序，法院不予采信。③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制定的《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不属强制性法律规范，是否违反该规程，不能作为认定案涉结算报告可否作为结算依据的法律依据。且根据该规程第1.0.5条规定，“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和专业人员不得接受同一项目工程结算编制与结算审查的委托”，系为确保工程结算编制与结算审查的相对独立性。本案不存在评估公司进行案涉工程结算编制同时或嗣后又进行该工程结算审查情形，评估公司系受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就案涉工程结算价款出具结算报告，以作为双方结算依据，不属上述编审规程所禁止情形。④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第22条规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出具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工程造价成果文件应当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盖有企业名称、资质等级及证书编号的执业印章，并由执行咨询业务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加盖执业印章。案涉结算报告在签章上确实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作为证据证明力的结论。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7条、第28条规定，对于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或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只有在鉴定结论存在严重缺陷或者鉴定程序严重违法、鉴定人员或机构不具备相关资格等情况，致使鉴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情形，对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方应准许。仅因上述签字盖章瑕疵，不足以推翻结算报告结论，不能因此全面否定该报告的内容。本案一审、二审期间，开发公司既未申请就双方争议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亦未就结算报告申请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补充质证等予以修正。开发公司于二审中提出的专家证人意见及相关证据，不足以推翻结算报告，故对开发公司基于上述上诉理由，提出结算报告不应作为认定案涉工程结算价款依据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实务要点：工程造价成果文件未按《建设项目工程结算编审规程》进行签章，确实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能因此直接得出否定其作为证据证明力的结论。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终106号“某开发公司与某建筑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见《普定县鑫臻酒店有限公司与普定县鑫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审判长韩玫，代理审判员司伟、沈丹丹），载《中国裁判文书网》（20160726）。
第四篇：物价部门车损评估价格能否作为理赔依据
物价部门车损评估价格能否作为理赔依据
2010年10月18日6时10分左右，陈某驾驶的小型轿车沿盐徐高速公路由西向东行驶至97KM+700M处时，撞到由王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陈某所驾小型轿车侧翻、受损。该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陈某在驾车行驶过程中因疲劳驾驶、疏忽大意，在此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同时，交警部门委托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小型轿车进行鉴定，评估报告载明：该车损坏严重，无修复价值，该车重置价格为10.25万元（含税），实际价值5.6万元，残值为5000元。
另查明，保险合同第二十六条约定了车损计算方式。该事故车辆在某保险公司（下称“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期间自2010年1月8日0时起至2011年1月7日24时止。
陈某以评估报告为依据向保险公司索赔车辆损失5.1万元，保险公司认为车损数额应该按合同约定进行确定，双方协商未果，陈某于是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5.1万元。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车损计算方式，且保险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该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双方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确定赔偿数额。经计算，车辆损失为4.05万元。
■评析
在机动车损失保险纠纷案件中，被保险人通常以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所出具的“价格评估报告”为依据，主张车辆损失数额。在该类案件中，交警部门委托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车损所作的评估价格能否作为车损定损依据成为争议焦点之一。笔者认为，不同情形下应具体分析：
一、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车损计算方式”且保险公司对该条款予以明确告知的情形下，交警部门委托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车损所作的评估价格不能作为车损定损依据。
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保险条款是确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最重要的依据，双方当事人应当按保险条款约定全面、适当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上述案例中，双方所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十六条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如何计算损失额作了约定，保险公司也明确提示投保人阅读该条款。因此，关于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计算损失额的约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条款，双方当事人应恪守、履行，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双方也应当依据该条款约定计算车损额。
当然，如果被保险人不认可依据合同约定所确定的车损额，则可提出评估申请，要求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其车辆损失重新作出评估。
二、在合同中并未对“车损计算方式”作出约定的情形下，除非保险公司对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评估，法院应对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车损所作的评估价格予以采信。此外有些案件中，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既出具了评估报告，保险公司也依法对车辆损失进行了损失认定，这种情形下，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能否作为认定车损依据争议较大。司法实务中，法院通常以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认定车辆损失。笔者认为，在保险公司对车辆损失不申请重新评估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以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认定车损。
■延伸思考
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以交警部门委托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车损所作的评估报告为依据向保险公司理赔，但保险公司对此并不认可，主张以保险公司的鉴定和评估结果为理赔依据，从而引发纠纷。司法实践中，该类保险纠纷案件大量存在。显而易见,无论是交警部门的强制定损，还是保险公司的单方评估都不是科学的做法。在车损险领域,应依法尽快建立一个独立、科学的第三方公估机构,独立进行车辆损失认定，在公平和公正的立场上维护各方利益，从而有效减少该类纠纷。中国保险报
第五篇：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认定收货事实的依据
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认定收货事实的依据？
【学科分类】票据法
【摘要】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交接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买方将卖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经进行认证或抵扣，能否认定卖方履行了供货义务？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案例：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签订甲公司为供方、乙公司为需方的买卖合同一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向被告交付增值税发票两张。后甲公司起诉要求乙公司给付合同价款。乙公司辩称，甲公司未履行送货义务。甲公司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送货义务，但手续不完备；申请法院调查乙公司是否将增值税发票用于认证或抵扣。
法院依法到税务机关进行了调查，乙公司已将甲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发票用于认证。
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乙公司将两张增值税发票通过税务部门认证可以证明其已经收到了甲公司的货物。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工业生产企业购进货物，必须在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货物尚未到达企业或尚未验收入库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予以抵扣。鉴于国家税收的严肃性和税务部门的权威性，本案被告将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经通过认证，就可以推定其收取了货物。故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的关键在于，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交接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买方将卖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经进行认证或抵扣，能否认定卖方履行了供货义务？
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开具增值税发票只是一种单方行为，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对方收取货物的事实。只要对方接受了增值税发票并已用于抵扣，就可推定其实际接受了发票开列的货物并尚欠发票载明的价款，这种基于诚信原则的思维定式虽为社会所广泛认同，但毕竟尚未形成审理民商案件可以遵循的证据规则，因此目前不能作为裁判依据。
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增值税发票本身只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必然性。同时，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犯罪行为，或者存在代开、转让、出借、涂改增值税发票等违规操作，有时还有票物不符等差错发生，这些情况的存在都否认了“有增值税发票就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第二种观点，也是笔者所持之观点，即：鉴于国家税收的严肃性和税务部门的权威性，只要购买方将对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申报抵扣或通过认证而否认收到货物，在被告方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其已经实际收取了发票载明的货物。
第二种观点已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也就成为当事人申请法院向税务部门调查取证的原因和各地法院许多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1995）15号］规定，工业生产企业购进货物（包括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必须在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货物尚未到达企业或尚未验收入库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17号］规定，一般纳税人必须自增值税发票开具之日起90日内到税务部门认证，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认证通过的增值税发票，应在认证通过的当月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核算当期进项税额并申报抵扣，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
一般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所采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根据该证明标准，并不要求证据具有绝对的、排他的证明效力，第一种观点中所列举的现象对于正常的经济交往而言，都是非常态的，发生的几率并不高，根据高度盖然性，是可以忽略的。
因此，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交接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买方将卖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经进行认证或抵扣却否认收到供货，在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举证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卖方履行了供货义务是符合我国证据规则的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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