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与蒙古族道具舞的形式与特点

第一篇：草原文化与蒙古族道具舞的形式与特点

草原文化与蒙古族道具舞的形式与特点

[摘 要]蒙古族道具舞属于草原舞蹈文化系列。自古以来，内蒙古一直是诸多游牧民族生息繁衍、纵马驰骋的天地。自春秋战国时代来，匈奴、东胡、女真、鲜卑、突厥、党项、契丹、蒙古等民族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劳作游牧，打下了“草原文化”的基础。蒙古族是草原文化的继承者，他们的民间舞蹈中，保存着草原文化的诸多因素。

[关键词]

草原，蒙古，形式，特点

正文：

蒙古族舞蹈的种类大概分为以下几种，安代舞、顶碗舞、筷子舞、盅碗舞、浩得格沁舞、娜若卡吉德玛。其中筷子舞、盅碗舞和顶碗舞是属于蒙古族道具舞。下面来说说草原文化与这几个蒙古族道具舞的形式与特点。

1、草原文化与筷子舞的形式与特点。

筷子舞发源于鄂尔多斯草原，因舞者手执筷子相互敲击而得名，现风行于各地。

筷子舞是鄂尔多斯人民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舞蹈形式之一。其形式为：表演者两手各握一把筷子，手持筷子的细头，击打筷子的粗头。动作有双手胸前交叉击打筷子，也可击打双肩；双手腹前交叉击打筷子；双手胸前击打筷子，接一手打肩一手交叉打腿；一手打肩一手转圈打击地面蹲转；双手胸前打筷子接一手顺着打腿，再双手胸前打筷子接一手交叉打肩等。脚下舞步有平步行进与后退，亦有点地步行进后退，或各种转和跳跃动作随舞者即兴而做。慢舞稳 重深沉，快舞则飘洒矫健。情绪高昂时筷子绕身飞舞，可在各种动作上击打身体的各部位，场面轻松热烈。筷子舞凝结着蒙古族人民热爱生活的情意和美化生活的智慧，也是蒙古族人民的精神生活组成部分。

筷子舞最鲜明的风格特点就是节奏明快，舞步轻捷，造型端庄稳重，,生活气息和草原文化气息都十分浓郁，在一挥手、一扬鞭、一跳跃之间洋溢着蒙古人的纯朴、热情、勇敢和粗犷，表现了他们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豪放英武的气质，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筷子舞是在婚礼、喜庆节日上，在弦乐及人声的伴唱中，由男性艺人单独表演的舞蹈形式。舞者须右手满把握筷，用腕部的力量上提下压，首先击手、击腿、击肩，然后击脚击地，随着腕部翻绕的变化，有时肩部活泼地耸动，有时腿部灵活地跳跃，有时拧身左前倾，面向左下方，有时拧身右前倾，面向右下方。造型端庄稳重，各种动作基本上保持着半蹲的舞蹈姿态，表现了他们自由、新颖、变化多样的舞蹈风格特点，在热烈欢快和优美抒情间错交插，展显出一幅广阔而动人的草原生活画卷。

2、草原文化与盅碗舞的形式与特点。

盅碗舞亦称打盅子，流行于鄂尔多斯草原，最初由男子表演，后转化为女子舞蹈。传说起源于古代打仗时获胜利的人们在庆典宴会，拍掌击节，击酒盅助兴。表演者一手持两个酒盅叠在一起，大拇指肚托下边的盅底，中指按住上一个盅的里边，食指和无名指的内侧夹住上一个盅的外侧缘，两个酒盅击打时，用上边的盅嗑打下边的盅，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随着盅碗银铃般的响声，舞者慢慢站起，两臂伸展，屈收，在胸前环绕，前进后退或绕圈行走。

盅碗舞的特点是肩部动作多。生活在大草原的蒙古族白天骑马、套马、剪羊毛、挤奶、摔跤等动作都要动肩，所以形成盅碗舞的动作多以上半身为主。技艺精湛者，亦能双手各托燃灯，边快步奔走边作流星般盘绕动，此时灯焰飘忽摇曳，舞姿轻盈流畅，富有独特魅力。盅碗舞体现了蒙古妇女勤劳、朴实、纯洁、活泼的性格和喜悦心情。现发展成为集体舞，深受群众的喜爱。盅碗舞的表现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力强,它是草原生活的艺术写照；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的瑰宝。

盅碗舞在跳的同时，有一歌者领唱，众人伴唱，边敲击盅子、盘子、筷子为舞者助兴，充分体现了草原文化之豪迈洒脱，大气不拘谨。

3、草原文化与顶碗舞的形式与特点。

顶碗舞是鄂尔多斯蒙古族从元代承传下来的传统民间舞蹈。形式新颖，动作优美，气质高雅，风格独特，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在整个蒙古族民间舞蹈发展史上占居重要的位置。能歌善舞的鄂尔多斯蒙古人在婚宴和喜庆佳节的聚会上1人或2人头顶茶杯或碗状小油灯或碗，碗里盛满清水或奶酒；双手各拿两个酒盅或一束竹筷在歌声和乐声中翩翩起舞。顶灯、顶碗舞的动作没有固定的套数、掌握好基本动作和击盅、打筷子的规律之后，舞者现场即兴发挥，情绪越激昂，动作、舞姿的变化越丰富多彩，充分展现出舞者的技艺、智慧和民间舞蹈丰富、灵活、多变的特性。

这类舞蹈奇就奇在技与艺的交融性上，对舞蹈演员的要求极高，往往需要长时间的训练。演员们不但要练就过硬的舞艺，更要具备高超的顶技，而正是这两者完美和谐的结合与展示，带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4、结语

伊克昭盟地处内蒙古农业区的河套平原，其民间舞蹈自然会受到农耕文化的影响。筷子舞、盅碗舞、顶碗舞使用的道具筷子、盅碗、碗，都是农区常用的生活用具。这说明筷子舞、盅碗舞与顶碗舞和农耕文化有关，然而舞蹈的技巧与表演风格，却不失草原文化的特色，是别具一格的蒙古族民间舞蹈类型。蒙古族继承了北方草原古代民族的文化并使之得以发展，在元代草原文化中曾闪烁过耀眼的光华，舞蹈方面有过卓越的成就。然而明清以来种种原因，草原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许多古代舞蹈也失传，只见诸于文献资料记载。游牧民族“居无常所”的生活习惯，虽然是造成一些舞蹈失传的原因，但又有利于保存舞蹈中一些古老形式。若以文献记载为线索，从牧民们简单的表演找到一些古代舞蹈的遗存，对现实生活的艺术创作十分有益。

人的形体运动是因情而发、因情而生、因情而动，所以，舞蹈形态就是情感的动态外化。蒙古族道具舞蹈的呼吸特点是快吸慢呼，即空拍和弱拍上快吸气、重拍上慢吐气。如“趟步”加“柔臂”的动作里呼吸就是随着手臂下压而下沉，随着上步而快吸，以呼吸带动踏步、拖步的起伏，表现出蒙古族道具舞蹈粗犷剽悍、豪迈矫健、稳重端庄的舞蹈形态特点。

从前面对蒙古族筷子、盅碗、顶碗舞的来源及发生到形成一系列的分析中可以得知从整体大的方面总结来说，蒙古族舞蹈用头、躯干、下肢构成梯形倾斜状态是蒙古族的舞蹈形态，它记录一个民族最本真的舞蹈“族性”，以形体舞动标识本族与他族的族际区别，并且强化了本民族的群体凝聚力，传承、链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散播着本民族的文化内容。其表现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力强,它是草原生活的艺术写照；是草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的瑰宝。

参考文献

[1] 舞蹈欣赏/金秋编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1(2005重印)[2] 舞蹈艺术浅谈/孙景琛著.-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11

第二篇：蒙古族舞蹈在草原文化中的地位与发展

蒙古族舞蹈在草原文化中的地位与发展

萨仁图雅

09级教育1班

40940113

以草原文化为背景、以游牧生活为依托的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艺术与蒙古族舞蹈艺术，是一个值得系统研究的、为草原文化增色生辉的课题。

从我国舞蹈历史的发展进程上看，它主要由三大源泉汇聚而成：一是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中原农耕型舞蹈文化；二是以北方草原、森林、戈壁为代表的游牧型舞蹈文化；三是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渔猎型舞蹈文化。从艺术起源的角度分析，这三大舞蹈文化体系，特别是农耕民族舞蹈与游牧民族舞蹈之间，历来就不存在什么孰先孰后的统属关系问题，而是由分别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古代人民，各自按照自己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历史发展轨迹独立创造而成的。其后，才在长期交流融汇、互动发展的过程中，构成了中华民族舞蹈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文化历史发展格局。我们站在草原文化的角度，分别对这种既保持着水乳交融的必然联系，又各自沿着不同历史文化轨迹自成体系发展的舞蹈艺术，进行分门别类地探讨和阐释，将对促进中华民族舞蹈文化的共同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自古以来，蒙古高原便是一个自成世界的、独成体系的游牧文化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浩瀚的蒙古高原，曾经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摇篮和驰骋的舞台。他们不仅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创造了文明，传承了文化，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作出过辉煌贡献，同时也创造出了具有纵深的历史性、鲜明的民族性和独特的地域性的独具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特质的舞蹈艺术。以蒙古民族为代表的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艺术，作为表达游牧民族文化精神和思想感情的艺术载体，草原文化生态链中的重要一环，既是对传统游牧舞蹈文化类型的传承，也是对当今时代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草原文化的形象诠释。

考古发现与当代舞蹈实践和国内外研究成果均已证实，生活在蒙古高原，以狩猎、游牧或以“牧且猎”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氏族、部落和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希望通过跳舞来给自己的生命健康、生殖繁衍和实际生活带来希望和乐趣的群体。归根结底，在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里，人文情怀中，马背上的潇洒浪漫，生活中的豪放不羁、聚宴时的热情好客，宗教祭祀中的虔诚祈祷，畜牧业劳动中的与动物为伴，以及庆典礼仪、节令习俗中的礼仪规范、行为举止、服饰装扮......都是他们可以借舞抒怀，或写意或写实的最直接、最本能的艺术体现。这就如同美国著名音乐舞蹈史家库尔特〃萨克斯在《世界舞蹈史》中所说：“受动物舞蹈影响的民族有多种形式的舞蹈动作，而且跳起舞来非常热情。”惟其如此，才有了以蒙古民族为代表的各游牧民族皆能歌善舞，且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美誉。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从草原文化的角度，整合各种舞蹈文化信息，努力发掘、研究游牧民族舞蹈的文化资源，探究其历史的成因与艺术的特质，尤其是对蒙古族舞蹈的艺术存在、艺术生成、艺术本质、艺术发展、艺术演变、艺术价值、艺术属性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并从凝聚其间的各种生活要素和艺术元素中，探索发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了解它的根在哪里，美在何处，传扬、展示蒙古族舞蹈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风采，当是我们努力探究的向度。

近现代以来，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已经对这种由我国众多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由蒙古民族所秉承的既具有游牧舞蹈文化特质又具有时代新质的艺术模式和美学范式，各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作了大量研究，业已取得一系列科研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即至今未见有学者对其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探索向度、草原艺术的研究深度，将蒙古族舞蹈艺术这种集北方游牧民族舞蹈之大成的特质、因素、属性、概念等等，予以一以贯之的、触类旁通的进行整合性的研究与阐释。有鉴于此，笔者耗时三年，即将面世的名为《中国蒙古族舞蹈艺术论》一书，似可从舞蹈理论的层面填补此项研究之不足。

在这样一个正值舞蹈本体化、本土化等文化复归情结方兴未艾之际，我们有责任在这复杂交织的多元文化时代，对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与蒙古族舞蹈之间，于承传递嬗中所发生的，有如遗传基因般的文化秉承现象，用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满怀民族的情感，用民族的话语权予以重新认识、重新分析并作出尽其所能地阐释，使其在变单项舞蹈学科研究为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在学术层面上建立起适合国际间平等对话的语境体系，用中华民族的话语权，结合大量的舞蹈实证，解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蒙古族的舞蹈文化，竭力促使它在全球化、多元化、多样化的舞蹈格局中，增添一份理所应当的文化份额。再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在这话语纷争的时代，任何一个民族的舞蹈艺术，只有将蕴含其间的文化精神、艺术的本质与特征、艺术的品格和元素等等，用自己的话语权和研究成果走向社会，被社会所接受，它的影响力才会扩大，才有可能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在国际舞苑上占有一席之地。

总而言之，民族舞蹈艺术的历史原本就是民族文化的历史，保护民族舞蹈文化遗产，弘扬民族舞蹈文化，就是保护和弘扬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由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由蒙古民族承续下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的舞蹈文化，足以给我们留下许多想像的空间和深入探讨的话题。以现代的视角和理念审视解读我国北方游牧民族舞蹈和蒙古族舞蹈的起源与发展、传承与演进、拓展与延伸，将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超乎艺术之外的遐想和启迪。草原文化：是指自古以来，在大草原上过着游牧、狩猎、渔猎以及林业经济生活的民族，由他们所共同创造的文化整体。其博大与深邃，足可和农耕文化相媲美，只不过未得到充分地发掘与研究。中国是以农为本的国家，过去以封建正统思想为主导，重农轻牧，古文献中，有关农耕文化的内容记述比较详尽，对游牧民族和草原文化的记载较少，还常带有贬低之意，这就给草原文化的研究增添了许多困难。

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迭中，以农耕民族掌握政权的时候居多。当农耕民族建立政权后，从不敢轻视游牧民族，为防范游牧民族的侵扰与掠夺，建造了长城防御之后，仍极重视边关贸易，互通有无。即便在汉唐盛世，仍采取和亲政策，以增强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友好往来，像汉代与匈奴、唐代写突厥都曾如此。从而保持了一定时期内的和平与安定的生活，使两类文化得到不断地融合发展。

中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中，鲜卑建立过北魏、契丹建立了辽朝、女真建了金等政权，而蒙古族和满洲族，则建立了震撼世界的元朝和有近300年历史的清朝，都创造了不同时代特征的草原文化，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如果说农耕文化是以土地为根本，在沿江河流域的平原上创造了著称于世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话，那么，草原文化则是在辽阔无垠蓝天下的绿野上，不断孕育出耀眼的文明之光，闪烁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舞蹈文化是不受语言文字局限的，在探索草原文化型民间舞蹈中，定会发现许多过去文字记载中所没有的重要收获。……178

2、贝〃比依勒：舞蹈一词在蒙古族方言中有不同的称谓：新疆蒙古族称自娱性民间舞蹈为“贝.比依勒”，称表演性舞蹈为“勃吉克”，而在内蒙古地区“孛吉克”则是舞蹈的通称。“孛吉克”一词最早出于元明时期，之前称“迭布色”，有“顿足、踏足、足蹈之意”。尚无统一的规范，保持着游牧歌舞随意性与灵活性的特征。“贝.比依勒”是在民间乐器托布秀尔伴奏中进行，托布秀尔音色浑厚、优美，演奏曲调活泼、旋律即兴、节奏性强，适于舞蹈者表演和即兴发挥。蒙古族舞蹈家称此为“托布秀尔乐舞”。另一方面，托布秀尔所演奏的乐曲以沙吾尔登命名较多，表演时多以沙吾尔登一曲作为开始，又称这种舞蹈为“沙吾尔登舞”，并以它作为“新疆蒙古族最有代表性的舞蹈”。……183

3、安代：是载歌载舞的民间舞蹈，流传于内蒙科尔沁草原哲里木盟，以库伦地区最为盛行。安代是由萨满“唱安代”“唱白鹰”(查干额利叶)跳神治病发展而来的舞蹈形式。过去以唱为主，后逐渐发展为今天自娱性的群众舞蹈。古代科尔沁草原上的牧民们遇到病痛或天旱不雨时盛行请萨满跳神，这是安代流传不断的群众基础。过去“唱安代”治病的活动，要择吉日在一定场地上按程序进行。开始前几个人把病人扶进场内，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长凳上。旁边有两个男青年随时搀扶。病人(女)要把头发向前披散开，遮住脸面，双手合掌拈一灶香。众人围成大圆圈(少则数十，多则数百人)，面向里圈，这时歌手到场中心唱传统的安代歌词，如“唱白鹰”开始。众人随着她唱和，挥帕、顿足，沿圈起舞，接着歌手们又用歌声劝慰病人…… ……185

4、筷子舞：属表演性道具舞蹈，流传于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是婚礼、喜庆节日欢宴时，在弦乐及人声伴唱下，由男性艺人单独表演的舞蹈形式。舞者右手握一把筷子敲击手掌、肩部、腰部、腿部等处。击打时肩部环绕耸动，腕部翻绕灵活，敲打的声音清脆，节奏鲜明，情绪热烈欢快。舞者时而转身打地，时而蹲跳打脚，各种动作基本上保持半蹲的舞蹈姿态。筷子舞的伴奏乐器有三弦、四胡、笛子、扬琴等，伴唱的歌曲多用伊克昭盟地区流传的民歌，以4/4拍、2/4节拍居多，表演往往是由慢转快，或原地、或行进，最后在快速表演的高潮中结束。现在已经有了女子集体或男女集体的编排。……186

5、盅碗舞：同属表演性道具舞蹈，亦称“打盅子”，是喜庆节日里单人表演的舞蹈形式。过去由男艺人表演。表演者双手各持盅子一对，用食指、无名指夹住上面盅子的边缘，中指扣于盅内，大拇指托住下面的盅子。两盅之间有空隙，可以碰击作响。表演开始时，艺人坐于地毯上缓缓起舞，盅子随着音乐节拍发出规律的响声，或轻抖双腕，使盅子碰击，发出细碎清脆银铃般美妙的声音。然后舞者慢慢站起，两臂伸展、屈收，在胸前环绕，进退或绕圈行走。盅子美妙的声音随表演者舞动而缭绕不绝。伴奏乐器有三弦、扬琴、四胡、笛子等。乐曲多采用伊克昭盟地区民歌，如《金盅》(敖门代莱》等。1950年代以后，盅碗舞多由女子表演，动作舒展流畅，柔美端庄，高潮时多作“板腰”“旋转”等技巧，技艺高超者还头顶燃灯或燃烛起舞，光影随摇曳，引人人胜。经专业舞蹈工作者加工，技巧与造型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典雅优美的女子独舞节目。……187

6、乌兰牧骑：1957年在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诞生了“乌兰牧骑”，这支草原文艺轻骑兵队伍，掀开了草原舞蹈文化新的一页。乌兰牧骑人员少、组织精干、节目多样的特点，非常适合草原文化生活的需要。乌兰牧骑可以把歌舞送到偏僻地区、村落，在那里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同时又可以了解牧民们的需要，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汲取创作的养料，及时编排新的节目，不断提高演出的艺术水平，丰富牧民们的文化生活。在乌兰牧骑建立以来的数个春秋里，他们始终活跃在边远牧区、农村，给文化生活贫乏的地区送去歌舞，作出了卓越的功绩。这正体现了草原牧民们坚韧不拔、勇于为草原繁荣献身的精神，即使是现代文化生活日益普及的今天，乌兰牧骑这种精神仍然是值得赞颂和学习的。

第三篇：与蒙古族传统文化

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姓名：罗超

经济与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10-1班

1065123107

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及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又是蒙古族民族的性格的集中体现。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着日益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内容

意义

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 “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崇信重义精神” 和“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开拓进取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如东胡系统的鲜卑人，总结历史经验，认为 以战争手段获取经济补偿，损失太大，得不偿失。史载：拓跋鲜卑“迁于定襄之盛乐。……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乌桓首领—引者注)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1]。统治者不再将权利空间局限于草原，开始将入主定居民族地区，与定居民族上层联合，直接控制和占有农耕社会物资作为政权建设的目标。

（二）英雄乐观精神

英雄主义也是草原文化一以贯之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浓缩，是草原民族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之一。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汉文史学家称蒙古人“俗以贪生为耻，以捐生为把都(华言好汉也)”[2]，“最敬者笃实不欺，最喜者胆力出众”，在战斗中舍命营救他人者“惟欲称雄虏中，为名高，不为厚利也”[3]。“英雄”在蒙古民族中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在古代汉文典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突厥人“重兵死，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4]。是说匈奴人、突厥人对于战死者十分敬重。乌桓人也有同样的习俗，史称“俗贵兵死”[5]。但文献中没有对“重兵死”、“贵兵死”习俗的内在原因做出解释。实际上，草原人敬仰是的在危难之际视死如归者——英雄。在古代草原民族中，英雄被视为个体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体，是公共道德的化身。所以英雄在草原社会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受到人们的普遍拥戴。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 2 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自由开放精神

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万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万面。例如在语言上，有学者统计“中期蒙古语中借用的中期突厥语以及畏兀儿语(中期畏兀儿语)的词汇总量，不下一千个”[6]。语言的融汇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结果，因为每一个词汇的传递和接纳，都与该词汇所表达的生产技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各语族共用词汇在蒙古语中的大量积淀，说明与之相关的多民族文化要素也自然融汇于蒙古族文化之中，这很好体现了蒙古人的开放心态，对与其他文化不排斥。还有成吉思汗所提出的“一切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忽必烈创造能够“译写一切文字”的拼音文字(八思巴文)的构想、合赞汗组织编写世界历史的行为，都是采用的开放包容原则，这不是自由开放的很好体现么？一位学者认为：“忽必烈平大理国中表现出的军事、政治、经济和人文智慧，看似属于他个人，然其建树的顽强生命力直接与现代社会相连接，能够超越民族，能够超越国界，能够超越信仰，能够超越时间，实属对人类智慧宝库的一种非凡 3 贡献”[7]。毫无疑问，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推行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吸收其他民族经验、其他文化精华而实施的，这也是开放自由另一方面的表现。

（四）崇信重义精神

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虽有风雪，也不失约；虽遇大雨，也不误期。”（8）成吉思汗的这句话时刻教育着其子孙后代：为人要诚信。诚信精神构成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

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如东汉时期的“……乌丸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污卢维，乃相慕以迁善，款塞内附。……始有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领”；[（9）]柔然“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10）]，等等，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行国体制”[（11）]。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显然与游牧生 产生活是相适应的。这也是蒙古人务实实用的集中体现。

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国内国际新形势下，竞争日益激烈，我们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开拓进取为主要内容的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源泉。蒙古族自由乐观的民族性格，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追求，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培养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营造和谐普惠的小康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以自由开放的心态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不曲解、不贬低任一民族，让我们学会尊重少数民族的权利和风俗习惯，正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心理素质的特殊性，进而关心、关注和支持民族工作，积极投身于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参考文献：

（1）《魏书》卷一，帝纪第一。序纪。

（2）[明]萧大亨：《北虏风俗》。见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第253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

（3）[明]岷峨山人：《译语》。见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第237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4）《北史》卷九十九，列传第八十七，突厥铁勒传。（5）《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乌桓鲜卑传。（6）匈奴 卡拉著，陈弘法译：《畏兀儿—蒙古文学交流》，《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1期，第20—21页（7）杜玉亭：《忽必烈平大理国与人类智慧》。载《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第21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8）《成吉思汗箴言》箴言三十九

（9）《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10）《魏书》卷一〇三，列传第九十一。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传。

（11）肖爱民：《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第3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四篇：蒙古族饮茶文化与礼仪思考论文

煮茶的过程中还可以加各种佐料。不同地区蒙人奶茶制作的方法有差异，各地爱喝的茶的味道也不同，所加入的佐料也就不同。一般来说，加小米、奶皮子、黄油渣、稀奶油、黄油或绵羊尾油等调料。要想把茶煮好，关键是将稀奶油、黄油渣、奶皮子、熟奶豆腐等调料搅拌好，才能煮出别有风味的奶茶。有的人在奶茶中加盐，有的人喜欢甜而加糖，要根据各人的口味添加。至于鲜奶可分牛奶、羊奶、马奶和驼奶，一般以牛奶为上品，羊奶次之，也有的地区用马奶和驼奶。蒙古族制作奶茶是用熬的方法，而熬煮之法又是中国古代的饮茶艺术。早在唐朝，《茶经》序言的作者皮日休就描写过煮饮茶的方法。元人杨维祯《煮茶梦记》记载“:铁龙道人卧石床，命小芸童汲白莲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为饮供。”[3]可见这种方式是有一定文化继承的。

奶茶的功效

奶茶中放的炒米是脆炒米，是用糜子米炒制而成：先将干净的糜子米倒入铁锅内，加适当的水煮，并不断搅翻锅内的米，米泡胀后，使米皮层中的水性维生素渗透到米粒中去，增加米中的维生素含量。把泡胀的米捞出凉晒，然后把干净的细沙子倒入铁锅内，将沙子炒红，把泡胀的米倒入，进行快速炒，使米开花，即可出锅，色黄不焦，米粒质坚而脆。这种炒米泡在奶茶中，吃起来酥脆香甜。也有糜子米不用水泡，也不用沙子炒，而直接将糜子米放入锅内炒。这样的炒米较硬，被称为硬炒米。然后用碾子碾糜子米，去其皮，将糠簸出，即可食用。这种炒米不发霉变质，便于保存和携带。用炒米泡奶茶喝了解饥饿。在不同季节所喝的奶茶也不完全相同，如夏季鲜奶多，奶茶是用鲜奶煮。但在冬季鲜奶就极少，主要用奶制品代替，特别是黄油茶在寒冷的冬天，受寒冻僵时，饮黄油茶能很快得到恢复。蒙族人除饮奶茶外，还饮嘎仁萨面茶。这是用绵羊脊骨汤煮茶，饮后可以提高视力和听觉。饮杏仁宝日汤煮茶，可以通宣理肺。饮酸枣茶能健身补血，治疗失眠。蒙人还有喜欢将野生植物的果实、叶子、花用于煮茶，煮出的茶，风味各异。一些入茶的植物已经被证明有一定的药用价值[5]。东部蒙人对兴安岭南麓地区生长的各种茶树，制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茶。如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阿巴哈纳尔旗、乌珠穆沁旗以及察哈尔、克什克腾旗等地区的蒙人，饮一种阿巴嘎茶。阿巴嘎学名为地榆，属蔷薇科，是草本植物，生于草甸草原的林缘附近，叶为椭圆形，秋后采集叶、茎、根放在阴凉处，可以和青砖茶煮，味道香，加入鲜奶及其他佐料，即是阿巴嘎茶。

蒙古族人熬制茶和饮茶的茶具

蒙人熬制茶和饮茶的茶具也是很考究的，以下就六个方面做简单介绍：①装奶桶：装鲜奶的有木桶，主要是柏木、松木或柳木制品，后来的桶多是金属制品。②搅茶桶：将熬制的奶茶佐料放在桶内搅拌，搅拌出油为止，然后把搅拌好的佐料倒入烧开的茶水搅拌。③蒙古刀：削砖茶或切砖茶的蒙古刀，刀身是以优质钢打制的，刀刃锋利，把砖茶切开研碎。④茶壶：盛茶的茶壶各地区使用的不完全相同，一般的茶壶嘴小，底大，铜质，也有铝质的。有的呈圆形，有的呈椭圆形，也有的呈六边形或四边形，容积比普通茶壶稍大。铝壶和铜壶的壶嘴和壶盖都非常讲究，刻的花纹。有的银壶，清代制的凤嘴龙纹银壶十分精致，并配以各种卷草、莲花瓣和各种几何纹样，形成了极为精巧的富有装饰性的民间工艺品。⑤高筒茶壶：蒙语为温都鲁，意即高的，壶形为圆锥形，壶口呈半圆形，约二尺左右高，带把。一般用桦木制作，上面有四道或五道金属制作的箍，箍上刻有各色花纹，也有用紫铜和黄铜制作的，紫黄相间，色泽夺目。温都鲁是盛奶茶、奶酒的必要器皿。⑥茶碗：蒙古族所用的茶碗是木制的，称“翠花碗”。“蒙人胸次所拎之木碗以桦木制成，贵者以札批野(桦木根有翠色花纹)制之。曰翠花碗。制时，须以核桃油擦摩使润。镶以银。碗中镶银三钱许，佳者值银廿余两。桦木者值数两。”[6]这种木碗是用桦树根旋挖成型，再用装饰薄银片包镶而成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最大的木碗铺是瑞恒永，价格最低的是树身制作的木碗。木碗便于蒙牧民随身携带，藏于怀内，使用时拿出来。蒙古族王公贵族使用的木碗，是用银片包镶而成，包镶的图案多种多样，八宝图案最多，非常讲究，是美丽的装饰品，充满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虽然器具不如中原饮茶所用的复杂，但简单实用又极富民族特色。

蒙古族人的饮茶礼仪

奶茶是蒙古族重要的待客食品，“至必善遇之，不问知与不知，供以烟茶……”[1]“来客用是飨之，是谓非常之优待……”。[2]但是敬茶者与客人都要遵循一些礼仪。蒙人敬茶，各地也不相同，有的敬茶是用银边木碗，碗内盛八分茶水，以双手献给客人，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客人应欠身双手去接，若一只手递茶，或把茶碗放在桌上碰出声音，即为失礼。客人不接茶也为失礼。如果主人不以茶招待客人，是对客人的不敬。主人真心真意以茶待客，客人一味不喝，是对主人的不敬。要煮新鲜的茶待客，用旧茶水待客，是对客人的不尊敬。茶壶装茶前要把壶用热水暖一下，然后装茶。如果来的客人多，把茶碗盛满后，把壶内的茶添满水，放在桌上，以便客人添茶。有的地方以满茶待客，不能坐着敬茶，必须站起来献茶。客人喝茶，有时主人还端上奶皮子、奶豆腐，让客人食用。蒙人中还有以茶会友风气。有的地方在喜庆日，儿媳给婆婆递茶，要下跪，举右手伸开手掌，向头部右侧摆动3次，表示叩拜请安，婆婆接茶，并说祝词。女儿给父母敬茶，双膝下跪叩3个头，然后给父母递茶，父母接茶给女儿祝福。有的地方蒙人在举行婚礼或新娘离家前，择一吉日举行茶会。这天新郎家要送礼品献给女方，同时女方亲友亦需要送礼品给新娘。虽然举行的是一次简单的宴会，饮奶茶，吃奶食品。白色的奶食象征着丰富和吉祥。蒙古族牧区有的地方娶亲，喜车到达蒙古包，男方家出4名妇女，向车上人问安，敬酒敬茶，女方的两位嫂子接过后，将酒向东南西北敬神，用茶水洒向车轮，表示洗尘，然后进屋。新娘嫁到男方的第三天清晨，要煮茶，做饭，开始承担家务劳动。茶叶在蒙古族往往作为礼品，有的以茶叶为定亲礼。又如春节期间拜年，往往赠送一小包砖茶，其意是带珍品回家。虽然这与汉人的茶道礼仪相比相对简单，但其独特的民族性特征是不容忽视的。总之，蒙古族的饮茶文化具有其独特性，也有一些与中原茶文化的相似性，具有特色鲜明的文化内涵。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蒙古族的生活饮食习惯和文化传统。

第五篇：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摘 要：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关键词：草原文化；城市建设；定位；特色

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族群、民众共同创造的文化3）

［1］（P。草原都市——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建设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文化交融。正确认识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建设的关系，对于推动二者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呼和浩特建城史——草原文化与城市建设的互动演变史

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变迁、功能地位、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文化产品、精神风貌，还有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人格类型、价值准则及其人际间的交流等都可归入城市文化的内涵之中。从理论层面看，城市文化是一个价值概念，是城市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而从实践层面看，城市文化就是城市的精神、特色、市民素质、大众文化、历史文化遗产、建筑文化等编织而成的城市图景。城市文化可划分为互动共生、有机联系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的物质文化；二是中层的制度文化；三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国家以文化比强弱，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城市文化“唱主角”是21世纪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呼和浩特市要想在城市文化竞争中抢得一定先机，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是根，文化是魂”。进行城市文化建设，首先应追寻其“根”——历史根脉，然后再结合现实条件，明确其“魂”——文化定位。

呼和浩特市位于蒙古高原阴山山脉南麓。约在百万年前，这里形成了半干旱草原。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现今已考古发掘出近百处史前人类文化遗迹，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窑文化遗址（位于现今新城区保合少乡大窑村），它的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场面之宏观是世界罕见的。它对研究呼和浩特地区原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

呼和浩特地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战国时代开始。战国晚期，匈奴日渐强盛。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开疆拓土，沿大青山南麓筑长城，在黄河北岸屯兵垦殖，并在这一时期兴建了云中郡的郡治——云中城（故址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县的古城公社）。呼和浩特也因此以“云中”之称始见于史册。云中城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第一个封建城市，是呼和浩特市建城史的开端。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治理天下，将原来赵国的云中郡定为全国的三十六郡之一，仍称云中郡。西汉武帝时期是呼和浩特历史上建城最多的一个时期，至今存有遗址的西汉古城仍有三十余座，这些古城的建筑风格相仿，大部分有内外两城，建有官署、庙宇、民居、作坊、粮仓、街道等。东汉末期之后，该地区行政建制出现空缺。公元2－3世纪，原居住于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的鲜卑族拓跋部西迁到该地区游牧，并建立鲜卑人的第一个都城——盛乐城（位于现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土城子村）。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依附北魏政权的敕勒族在此地长期游牧，呼和浩特地区便有了“敕勒川”之称。隋唐时期，突厥族逐渐强大。公元六世纪中叶，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东突厥归顺唐朝，经白道川，驻牧于本地区。唐朝在呼和浩特以西地区的黄河北岸修筑了三座军事城堡——东、中、西“受降城”。其中，东受降城位于今托克托县城关镇西北，俗称“大荒城”。唐朝的受降城独具特色，高大雄伟，没有瓮城和其它守备设施，这缘于当时“兵贵进取、不求退守”的指导思想。五代十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被称为“哈罗川”，为契丹族所占据。公元10世纪初，契丹人建立辽国，在此设丰州（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郊太平庄乡白塔村附近）、东胜州和云内州。丰州城建筑布局仿照了唐代中原地区城市的“城坊”制度，城内由四大坊区组成，官衙府第、店肆民宅、各色作坊、以及僧道寺观等都排列有序地分布在各坊之内。城市四面设城门，并筑有瓮城。公元12世纪初，女真灭辽建金，丰州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从云中城时期到丰州城时期，由于这一地域处于游牧文化板块和农业文化板块过渡交界带，战乱频繁，军事防御和进攻便成为城市文化的主题，进而造就了整齐划一的城墙和便于集权控制、等级划分的街坊。而先后入主城市或影响城市的不同游牧民族的文化则是城市文化的副主题，其遗存现今仍有保留。例如，位于现今赛罕区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是我国现存最精美的辽塔之一。元朝建立后，丰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再加上“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人口流动和贸易通商，丰州封闭的街坊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取代。元人刘秉忠诗曰：“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写的就是当时的热闹景象。

1368年，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推翻，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草原。自此，明朝与对其构成威胁的蒙古政权开始了连绵的战争。明朝嘉靖年间，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万户首领阿拉坦汗(又称“俺答汗”)率部驻牧于阴山南麓丰洲滩（今呼和浩特地区），于是这里也叫“土默川”。阿拉坦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后，在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和人民对和平的渴求的双重推动下，积极谋求与明朝和平通贡与互市。1571年（明隆庆五年），蒙明双方结束了对立，开设了东起宣府、西迄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场所。在此之前，现今山西、陕西一带的农民就开始陆续迁入土默特地区垦地种植，并建立村舍(蒙古语称做“板升”)。阿拉坦汗也收留并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土默特地区汉族农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出现了大片的定居村落。从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开始，阿拉坦汗手下的工匠历时四年，在今呼和浩特旧城位置上建起了一座“游牧都市”，蒙古语称之为“库库和屯”（后译作“呼和浩特”），明朝廷赐其名为“归化城”。这一时期，阿拉坦汗重建了蒙藏关系，引藏传佛教（喇嘛教）入蒙，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在蒙古族中的影响日益扩大。1579年，阿拉坦汗主持建造了“库库和屯”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弘慈寺（即大召）。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呼和浩特地区兴建了大量的召庙。对此，民间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据《呼和浩特市十五大寺院札记》记载，由札萨克喇嘛掌权的大召、席力图召、小召、朋斯克召、拉布齐召、班革达召和乃莫齐召为“七大召”；由首席喇嘛掌权的东喇嘛洞、西喇嘛洞、乌素图召、美岱召、太平召、慈寿寺、广福寺和巧尔齐召为“八小召”。来自17世纪的游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些召庙的华美，称呼和浩特为“召城”。1581年阿拉坦汗去世后，其妃子三娘子继续保持当地安定、团结、发展的形势。

到十六世纪末，土默特地区的汉人约有十万左右，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635年，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清朝建立后，实施了盟旗制度，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1693年，聚居在归化城的回回商贩和回族官兵在今旧城北门外修建了清真寺，这里从此形成了回民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并沿袭至今。1697年，康熙帝将恪靖公主嫁给敦多布多尔济。随公主来到归化的满族家仆、包衣大约有千人左右，在北郊兴建了公主府，府兴营和小府村等村庄也随之而建。

由于建城、通商、垦荒等原因，山西一带的大批汉族工匠、商人、农民来到塞外，“走西口”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汉人逃难、谋生的途径。尤其是1727年，清朝和俄国缔结了《恰克图条约》，清朝许可内地商人做蒙古贸易。因此，在北亚草原上，沿着队商的路途出现了众多的“买卖城”，归化城内的“买卖城”就是其中的代表。“买卖城”是在归化城“佛教都市”的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见缝插针形成的。因此，它不是把山西的都市街区原原本本地搬来，而是以叠加的方式形成新的层面。在此建造的茶馆、酒店、车马大店，以及供驼商卸货、住宿和转卖商品的客店等设施都是合院式（三合院为多），不讲究中轴对称。“买卖城”的空间结构和归化城的空间结构有以下几点继承关系：其一，“买卖城”是以蒙古族的召庙寺院为各个核心展开的，商业街都是以召庙寺院为起点，向南、向东、向西延伸。通过考证，发现了这些商业街本是蒙古人转召巡礼的路径。其二，“买卖城”里召庙寺院的门前都有一个三角形的广场，这里是举行蒙古宗教仪式、召开夏季摔跤大会等的节日空间场所。所以，这也是对游牧都市的广场空间的继承。其三，游牧都市时的商业空间不是店铺，多是露天市场。这一点在“买卖城”中也得到了体现。“买卖城”的街道都很狭窄，但拥挤的街道的出头之处却会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大空地。通过考证得知，这些空地本是驼桥、羊桥、牛桥、骡马市、柴火市、皮市、皮硝市等露天市场。这样，“游牧”和“定居”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呼和浩特的都市空间中都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构成重层的空间结构。

1735年（雍正十三年）到1739年（乾隆四年），清王朝为镇守边疆，进一步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修建了一座供八旗军驻扎的城池，命名为“绥远城”。当时人们称绥远城为“新城”，而把归化城称为“旧城”。绥远城修建后，满、蒙等族的八旗调拨绥远驻防，其家属也随军居住于此。清代归化城人口稠密，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店铺、商号和娱乐场所，蒙、满、汉、回、藏等各族人口和平集居，市区不断扩展和繁荣。现今旧城的大南街、大北街和大西街都是当时热闹的商业街。因交通发达和商业繁盛，大盛魁等旅蒙商号在这里设立总号。到清代末期，绥远、归化这两座姊妹城形成了东西犄角相依的格局，1913年两城并为归绥县。1921年，平绥铁路开通，火车站附近形成独立的居民区，与“绥远城”、“归化城”共同形成“品”字形城市形态，这一格局也最终奠定了后来呼和浩特市的发展框架。1928年（民国十七年）建绥远省，设归绥市。新中国成立后，独立的三片地区逐渐连接在一起，于1954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并恢复为原有的蒙古语名字——呼和浩特。

纵观呼和浩特市建城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二、呼和浩特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动态系统。政治、经济、历史、环境、地理、科技、资源等诸多因素都同时发生作用。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呼和浩特市城市文化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融合性。呼和浩特市2400多年的建城史，实质上是一个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碰撞、交融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部分文化的日渐式微或消失，以及另一部分文化的保留、传承、演进与积淀。近代以来，多民族、多地域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缘、亲缘的广泛交织，多样性文化的积聚融合，以及时代变革对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使呼和浩特市成为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今天，呼和浩特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抹去的文化“烙印”和不能忘却的文化“记忆”，并创造条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自我调节、与时俱进，使其从内涵到形式不断增强现代性，成为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各类文化交织演进、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创新的活态文化。此外，各种社会力量也积极吸纳、弘扬草原文化精髓。例如，许多现代企业将草原文化中敬畏、崇尚、爱护自然的生态观、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以及由英雄崇拜升华的向往成功和追求卓越，融入到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中，既注重绿色环保，又注重效率与效益。呼和浩特市经济形态上的城市品牌——“中国乳都”，也得益于草原文化与循环经济、环保经济的接轨。

（二）以蒙古族文化为主要特色。蒙古族是呼和浩特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文化以其较强的吸纳性和开放性，大量吸收汉、突厥、畏兀儿、藏、女真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波斯、阿拉伯等种族的文化。也正因此，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创新最多、影响最大、谱系最完整、文化基因保留最全的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虽然游牧生产方式早已终结，但蒙古族文化却正在以呼和浩特市主要文化特色的“身份”弘扬光大、再续传奇。

（三）以“和”文化为主要内涵。呼和浩特市的“和”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昭君文化。昭君文化象征着民族和睦、顾全大局、交流合作、传播文明，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祖国统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区域交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昭君墓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文化节的举办，起到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拉动经贸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作用。党政机关、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和支持媒体在这一平台得以有效整合。一批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城市景观、艺术作品、企业品牌应运而生。昭君文化丰富的“和”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首府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二是呼和浩特市市民有着随和、合作、好客、热情的集体性格，以和为贵的价值标准，注重诚信、和气生财的道德风尚，“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民族和睦的精神风貌，和衷共济的思想意识；三是蒙古包及其造型元素在呼和浩特市餐饮业、旅游业、工艺品业等行业广泛应用，这缘于蒙古包文化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团圆平等、礼宾好客等文化内蕴及风情体验；四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的融合。而且，呼和浩特市的名称本身就有一个“和”字。

（四）高度的集聚性和强大的辐射性。作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系统地集聚了高层次的文化机构设施、文化人才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而且以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乳都、中国卫生城市、中国北方地区沿边开放中心城市等“品牌”，发挥其巨大的辐射力。

三、呼和浩特市整体与部分的文化定位

城市文化建设应该在城市文化定位的指导下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是指立足于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按照惟一性、排他性、差异性原则，对城市整体和局部的文化发展模式、方向及布局进行宏观规划的过程。城市文化定位首先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其次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文化；其三要昭示未来。如果城市文化定位准确，符合其资源状况和发展需求，就能成为绝大多数决策者、管理者、规划设计者以及普通市民的共同价值，进而对其行为、形象、素质产生导向和优化作用。2000年，经过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所召集的专家的多次深入论证，最终形成了市委〔2000〕22号文件，确定了“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呼和浩特市整体文化定位。但是，呼和浩特市所辖“四区”（玉泉区、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的文化定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也是下文所要进行的尝试。

（一）玉泉区文化定位——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

玉泉区的前身是阿拉坦汗所建的“归化城”。在层峦叠嶂大青山的辉映下，当时的“归化城”显露出一派苍郁的生机，于是，蒙古族居民为其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库库和屯”，意思是“青色的城”，简称“青城”。玉泉区曾是呼和浩特召庙古迹最为集中的地方。但现在完整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大召和席力图召。大召是呼和浩特历史上的第一座喇嘛教召庙，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和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召的珍藏品极为丰富，堪称大召“三绝”的银佛、龙雕、壁画和佛殿内的各种彩塑、金铜造像、晾佛节展出的巨幅唐卡、108部《甘珠尔》经卷、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位于大召南侧门前的“御泉”（后演变为“玉泉”），源于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御马刨泉”的传说，清代文人曾题“九边第一泉”词并刻匾悬挂在大召寺山门之上。除大召外，玉泉区的五塔寺和昭君墓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塔寺始建于清雍正五年，原名慈灯寺。目前大部分殿宇被毁，仅剩背后的“金刚座舍利宝塔”。因该塔由五座小塔构成，故俗称五塔寺。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的昭君墓，始建于西汉时期，是由人工积土夯筑而成，因被覆芳草，碧绿如茵，故有“青冢”之称。2006年，五塔寺遗址复原重建工程和昭君墓三期改扩建工程被市政府列入城市基本建设重点项目。此外，玉泉区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老街、晋商文化遗存和大量传统民居。

作为文化遗产富集区，玉泉区文化定位应是“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其文化建设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进行整体性文化保护。玉泉区的历史地段、传统街区是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空间环境，也是核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之一。因此，应实行“跳出旧城，发展新区”的城建策略，废除“旧城改造”的错误方针和口号，按照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传统风貌的完整性、维护传统民俗的延续性的原则，对玉泉区实施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二是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发卓越的资源禀赋，改变旅游部门、文化部门、建设部门、文物部门、林业部门和环保部门对旅游景区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全面提升旅游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设计开发具有草原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三是把建设“生态玉泉”作为城区规划发展的目标，积极实施空气洁净、饮水放心、环境安全、生态恢复四大环保工程，并高标准招商，吸纳技术含量高、环保标准高的企业落户，打造生态工业区。

（二）新城区文化定位——保护传统文化、打造蒙元文化、发展商业文化、建设生态文化

新城区早为清代“绥远城”。区内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窑文化遗址、和硕恪靖公主府、绥远城墙和将军衙署。和硕恪靖公主府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公主府，正由国家投资修缮。绥远城墙是负载呼和浩特早期城市架构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但现已残破不全。自治区已初步投资600万元，在保持与原构造规制不变、与原规格尺寸模数不变、与原材料质地品种不变、与原传统工艺做法不变的原则下，对绥远城东、城北两段698米的残墙进行保护性维修。将军衙署始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建成于乾隆四年(1739年)，是当时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将军衙署的产权归属于一些单位而不是国家，从而造成“重利用、轻保护、被商业店铺四面夹击”的后果。2007年5月17日，新成立的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收回了西跨院。目前，博物院正积极与有关单位协商，以尽快将东跨院的产权收回。

新城区近几年注重提炼蒙元文化精髓，然后将其渗透、熔铸、升华、移植、物化、体现到高品位的城市景观中。例如，投资3亿多元重点打造成吉思汗大街，建设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景观承建单位组织了包括经济、历史、文化、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交通、生态、灯光等方面的专家团队，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项目考察和专题研讨，结合城市发展需求，确立了成吉思汗大街明晰而富有激情的发展前景：一条特色鲜明突出、民族风情浓郁的蒙元文化国际走廊；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品位品质俱佳的商业旅游度假目的地；一系列普通市民精彩生活的场所。新城区集中了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部分党政机关、火车站以及中山路商业街，商业网点密集、消费氛围活跃、生活服务设施便利、交通通讯畅通，宜于发展商业文化。

新城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北部，总土地面积105万亩，其中林业用地64万亩，占总面积的60％，林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99年开始，新城区先后承担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等一系列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任务

［2］，不仅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也为沿山人民带来发家致富的希望。随着生态效益的初步显现，区内的大窑文化遗址、丈房片水库、神水梁、老爷庙、红山口岩画等景点也开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一些旅游设施也已建成或正在兴建，生态旅游业在这里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赛罕区文化定位——发挥教育科研优势、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提升城区文化品位、营造社区和谐文化

赛罕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位于城市发展的主方向，是呼和浩特市最年轻的城区，现已逐渐发展成为首府的科教中心区、行政中心区和经济核心区。依托富集的高校、科研单位和高技术机构，赛罕区可按照“专家论证、政府扶持、科学决策、市场运作、滚动开发”的模式，发展高技术含量和创意创新型文化产业集群。作为“共生效应”的产物，文化产业集群包括各类关联企业、互补产品的供应商、专业基础提供者（例如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等。这种集合了产业价值链在内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在激发创意创新、积累知识、共享资源、提高效率、节约资金、减少用地、降低成本等方面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然后，依托产业集群的扩散效应、关联效应、极化效应和外溢效应，形成一个呈网状结构的文化产业园区，其内部实行特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享受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

近年来，针对居民整体素质和文化品位较高的特点，赛罕区把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切入点来抓。形成了以楼院文化、广场文化、节庆文化、家庭文化为框架的社区文化格局。学府社区开设了内蒙图书馆分馆，地北社区的活动中心成为自治区老年人书法协会的活动基地，师大社区的老年蒙古服饰表演队参加了全国比赛，广场、公园到处活跃着社区文化队伍。2005年，赛罕区采取政府组织、群众参与、市场运作的手段，在全区十几个社区内举办了赛罕区首届社区文化节，营造了和谐、欢乐的社区文化氛围

［3］。

（四）回民区文化定位——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发展景区旅游和生态旅游 回民区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是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清真大寺，寺内有典型的阿拉伯式穹顶和精湛的雕刻，有圣殿、讲堂、穆斯林浴室、望月楼等建筑，有历代石碑和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为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政府着力进行了伊斯兰特色街的打造，并彻底改变了过去景区周边脏、乱、差的环境。现在这里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标志性景观区。

回民区、新城区所辖的部分大青山山区有良好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农牧业资源，现已开发建成哈德门国家森林公园（国家2A级旅游景区）、乌素图森林公园（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苁蓉山庄、太伟高尔夫度假村、奥淳生态园、哈德门高山牧场、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等景点。在此基础上，这两个区可进一步开发采摘园、休闲农场、度假农庄、市民农园等，发展以放牧、喂养、骑马、狩猎、水果采摘、森林考察、避暑疗养、特色餐饮、民俗表演、园艺劳作等为活动项目的生态旅游业。

四、体现草原文化底蕴，彰显草原文化特色

进入“十一五”以后，呼和浩特市以“民族文化大市”战略为指导，按照“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文化定位，大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

在城市基本建设方面，已经完成和即将完成的工程有：内蒙古会展中心、博物馆、大剧院、体育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成吉思汗大街、伊斯兰特色街等特色景观区（街）打造工程；用草原文化符号如哈纳墙、云图、盘肠、穹顶等装饰大街两侧建筑物的街区特色美化工程；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城市绿化等优化环境工程；观音庙、大召、阿吉纳、五塔寺、大盛魁、乃莫齐召、席力图召、大东街、将军衙署、清真南寺、塞上老街、绥远城遗址、乌素图召、白塔等文化景点（区）的保护和开发工程；昭君博物院、和硕恪靖公主府博物馆、五塔寺博物馆、中国乳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盛乐古遗址博物馆、中国马文化博物馆、中国旅蒙商博物馆、匈奴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剪纸博物馆、走西口民俗博物馆等特色博物馆（院）的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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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府北公园、成吉思汗公园、扎达盖公园、舒雅拉公园、北郊公园、仕奇公园、野生动物园的兴建工程；南湖湿地公园、游乐园、新华公园、蒙古风情园的续建工程；完善城市水系、综合治理环城河等水体景观建设工程；赛罕区雕塑公园等公共艺术景观的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恢复工程。这些工程既体现了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建设对草原文化底蕴、鲜明地域特色、浓郁民族风情的强烈追求，又体现了“开发与保护统一”、“建设性保护与保护性建设并进”的先进理念，使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的规模与品位提高，草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彰显。

在文化产业方面，呼和浩特市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旅游、文艺演出、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博会展、音像图书等产业为重点门类和主导产业，以广告、文化信息服务、文化艺术培训、文化工艺品生产销售为新兴行业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及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社会化、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与我国东部发达城市相比较，呼和浩特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认识不足、准备滞后、运作分散、企业和产品竞争力偏低、产业链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新兴产业比重小、创意创新能力差、文化产业人才严重匮乏、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较慢、政策供给和政策配套不足、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欠佳等问题和制约因素。对此，呼和浩特市应以丰厚的草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为主要途径，以科技创新为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手段，以政府扶持引导、体制机制创新为基本保证，以打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界限、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为根本战略举措，重点发展有比较优势的项目、企业和行业；应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出台扶持性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资产管理和经营政策、工商管理和价格政策、人员分流和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人才政策，优化文化体制和政策环境；应大力培养、引进、激活文化人才尤其是文化产业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环境；应确立学术界、教育界与公民应尽的草原文化传承、认知与保护义务，提高整个社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集体认知程度，优化观念环境；应进一步提升文化节庆活动的品位、规模和效益，加强与外界的文化贸易往来与合作，发展文化经纪、代理、仲裁等文化中介组织，实施草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在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呼和浩特市正在实行整治性的“减法和加法”保护。“减法”是指整治古迹周边环境，拆除影响、遮挡古建筑景观魅力的低档现代建筑设施，拆除已无保留价值的危旧房，迁出不适宜的使用功能，禁止建设与文物古迹保护无关的工程项目；“加法”是指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建设格调、品味、特色、体量与古建筑风貌协调一致的博物馆、广场、绿地等公益性工程以及人性化服务设施，恢复老字号，重建传统文化空间，按照“整旧如旧”和可逆性原则坚持古建筑的日常修缮，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以外建设中高档住宅区，改善人居环境，解决以往旧城区“矮房子、窄巷子”、基础设施简陋以及市政管网不完善等问题。

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下，草原文化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建设的根脉、灵魂、精髓和品牌，是彰显城市特色和魅力的雄厚资本，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基础，是可以借助创意创新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物化、渗透到城市方方面面的取之不尽的无形财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和巨大财富。放眼未来，草原文化必将是呼和浩特市综合实力函数中一个逐渐增大的自变量。

［参考文献］

［1］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A］.胡匡敬.论草原文化（第二辑）［C］.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2］内蒙古林业局.新城区：实施生态建设构筑绿色屏障［J］.内蒙古林业，2006，（12）：17-19.［3］李润安.赛罕区：奋力打造自治区社区建设第一区［J］.旗县报道，2007，（1）：15-17.［4］杨洁.喜迎自治区60华诞看首府如何大变化［N］.内蒙古日报，2006-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