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写写帮推荐）
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
[内容速览]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四条通道：其一为“沙漠丝绸之路”，从洛阳、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然后通往欧洲，也称为“绿洲丝绸之路”；其二为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其三为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四为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其中，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地在内蒙古地区，这里是草原文化分布的集中地，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显示出浓郁的草原文化特征。
一、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性
丝绸之路从本意上看是指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要道，但随着商贸的交往，必然引起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因而又是一个上升到文化的问题，后者尤其重要，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通道，也是连接中国长城以南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要道。
草原通道的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要想沟通东西方交往是极其困难的。北亚遍布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难以适宜人类的生存，中亚又有崇山峻岭和广阔无垠的戈壁沙漠，筑成一道天然屏障，阻隔了东西方的通道。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这个地区恰好是草原地带，东起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达喀尔巴阡山脉。在这条狭长的草原地带，除了局部有丘陵外，地势比较平坦，生态环境比较一致。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正好位于欧亚草原地带上，其生态环境与欧亚草原的其他地区基本相同。这条天然的草原通道，向西可以连接中亚和东欧，向东南可以通往中国的中原地区。可见，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上都具有重要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东西和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丝绸之路显得更加重要和优越。中国北方草原是游牧民族生息的主要地区，在诸民族势力强大后，都先后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区，向西可抵达今新疆境内，使沙漠丝绸之路经常出现隔断的现象。如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沙漠丝绸之路，但张骞的出使每次都被匈奴所截获，影响了通道的畅通。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的使者通过沙漠丝绸之路出使西域诸国被截获的现象也非常多。如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陇被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及青海道被阻隔，唐朝的使者、僧侣、商人通往西域都必须取道回纥，走草原丝绸之路。游牧民族的经济是不稳定的，遇到天灾人祸，都会使游牧民族的经济溃退，因而必须依赖于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所以历史上才出现双方和亲、朝贡、战争等交替的局面。当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和睦相处时，双方的使者频繁来往，使中原地区的文化传入北方草原地区，而西方的商人也经过草原通道来到中国北方草原地区，加强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草原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突厥和回纥两个游牧民族有着密切关系。突厥人于公元6世纪中叶建立了突厥汗国政权，其疆域在最盛时，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使许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处于它的控制范围之内，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早已存在的联系。在突厥人统治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之前，丝绸之路的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边缘地带进行，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但通往罗马的道路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从事商业贸易需要经过波斯的中间环节，从而对突厥和罗马的直接利益造成损害。为了摆脱这种局面，突厥和罗马进行了多方努力，甚至导致突厥与波斯关系的破裂，同时促成了突厥与罗马之间直接贸易的开展，开辟了新的东西方之间交往的通道。这条通道在波斯以北，穿越咸海与里海之间的荒漠地区。具体路线有两条：一条由锡尔河出发，通过咸海北岸；另一条沿阿姆河，通过咸海南岸。两条通道在乌拉尔河口附近会合，通向伏尔加河，再沿顿河和黑海北岸到君士坦丁堡，或者穿越高加索，到达黑海的港口。这条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虽然不很便捷，但却在波斯阻隔正常通道以后又恢复了东西方的交往。
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唐朝军队连破突厥、铁勒汗国，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的率领下归附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六个都督府和七州，并给诸部首领玄金鱼符为符信。“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回纥汗国的牙帐位于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国哈喇和林西北），参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丰州（治所在今内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纥牙帐的交通要道。这样，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又得到了开发，并为辽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辽代和元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国际都市。辽上京、中京、元上都、集宁路等皆为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城市，西方国家和中国中原王朝的使者、商人等都集中于此，从事政治上的沟通和经济上的贸易。辽朝政府还在上京城内的同文馆设置驿馆，给诸国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条件。当时，西夏占据河西走廊，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都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而上京、中京就成为各国使者、商贾的集散地。元上都城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也是当时北方草原地区的商业中心。元人虞集在《贺丞相墓铭》中描绘道：“（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虞集：《贺丞相墓铭》，载《道园学古录》卷十六）在元朝，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经常来中国访问，草原上的元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如发郎国（中世纪近东人对欧洲人的称呼）的使者于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在开平（上都前身）朝见忽必烈；元惠宗时期，发郎国人再次到达上都；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元惠宗派遣发郎国人安德烈及其他十五人出使欧洲，致书罗马教皇，教皇又派遣马黎诺里等人到元上都谒见元惠宗，并呈献罗马教皇的回信和礼物。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随父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并到元朝各地游览，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介绍了元上都的宫廷生活和礼仪、蒙古族的生活风习等。另外，印度、缅国（今缅甸）、尼波罗国（今尼泊尔）等国的使者、僧侣、工艺家、商人等都曾来到元上都，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集宁路古城所处的位置曾是元朝的一个榷场，是北方草原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连接北方草原地区与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纽带。这些古代的大都市是草原丝绸之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二、北方游牧民族的西迁现象与草原文化的交流
在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游牧文化，并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我国的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对开通和繁荣草原丝绸之路作出了很大贡献。当北方游牧民族遭遇内困和外来打击，其势力逐渐衰退之时，都要进行西迁。北方游牧民族的西迁现象并非偶然。当一个游牧民族的势力强大之时，都要占据整个北方草原地区，并且紧紧依靠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而生存，而原先占据草原地区的民族必然另寻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北方草原地区的东、南、北都不适宜游牧民族生活，只有沿草原丝绸之路的通道向西发展，如匈奴、回纥、契丹等便属于这种情况。匈奴于公元48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经历连年的严重天灾，又遭到南匈奴、乌桓和鲜卑的攻击，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大削弱。公元91年，汉朝派大将耿夔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居延海一带），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北匈奴单于率领一部分人众西迁至乌孙的游牧地区，后又迁到康居、阿兰聊（顿河以东至伏尔加河之间，南到高加索山脉之地）。北匈奴入阿兰聊以后，揭开了入侵欧洲的序幕，并开始扮演推动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要角色。公元840年，回鹘政权灭亡后，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迁徙，其中主要的一支迁至今葱岭以西。这一支回鹘人于公元10世纪在葱岭以西建立了喀喇汗王朝。公元1124年，辽朝被金朝覆灭之际，契丹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北趋，沿草原丝绸之路西迁至中亚地区，征服了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花剌子模等政权和乃蛮、葛逻禄、康里等游牧部落，威服今新疆和中亚地区，这就是历史上的西辽政权。西辽政权共统治了80余年，经过辽朝二百余载的文化熏陶，在保持了正统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时，包括儒家思想、汉语言文字、中原典章制度及生产方式在内的汉文化已经成为契丹文化的主要支柱。因此，西迁中亚地区后，并未被当地伊斯兰教文化同化，反而使契丹民族的文化和汉文化对当地造成很大的影响，让西方国家领略了东方文化的魅力。所以说，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沿着草原丝绸之路的西迁，不但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还对东西方经济贸易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促进了东西方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在考古方面，无论是发现的古代遗迹，还是出土的文物，有许多方面都能反映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内涵。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汇集地，有很多出土文物体现出文化的多元性。如金银器这种贵重金属制造的器物，往往被古代上层社会所拥有，最能表现文化的外化形态和内在形态，在草原丝绸之路的综合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北方草原地区于公元前2000年就发现了金器，经过初期的发展，到匈奴统治草原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契丹建立辽政权后是草原金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至元、明、清时，金银器逐渐大众化。北方草原金银器在发展的过程中，吸收了中原地区、南方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因素，充实了自己的文化内涵。中原地区和西方国家的文化在草原金银器中的表现最早可追溯到夏代晚期至春秋中期，而以战国时期匈奴的金银器体现最为明显，如流行于北高加索、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艺术中的怪兽纹，就在匈奴金银器中有很多表现。魏晋十六国以后，印度、罗马、波斯、粟特等文化因素大量渗透到北方草原金银器中。同时，中原地区流行的文字符号、牡丹纹、莲花纹、龙凤纹、规整的装饰手法、制作工艺等，在北方草原金银器中也有非常明显的反映。而北方草原金银器的装饰手法、器物造型、纹样类型等对中原地区的金银器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以考古学中的器物类型及相关民族文化为切入点，来研究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诸多问题，是草原文化研究的主要内涵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第二篇：草原文化起源
辉腾锡勒草原深处牧人家度假村
1草原文化起源：内蒙古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生活的足迹。呼和浩特市东北郊地区“大窑文化”和伊克昭盟乌审旗的“河套文化”就属于旧炻器时代的古人类足迹。最早出现的文字记载的游牧民族有凶奴，林胡，楼烦，东胡，鲜卑，乌桓，突厥。蒙古族兴起于公元十二世纪，它的历史摇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额尔古纳河以东。是古代东胡系统室韦各部 的一支，在唐代的汉文史籍上写作“蒙兀”。经过几个世纪的繁衍，发展。蒙古各部逐渐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1206年铁木真称汗，经过几十年战争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游牧贵族政权“大蒙古国”。2草原旅游前景：1：前景广阔
渐渐趋向成熟化
规模化。
2：发展潜力巨大
旅游取向更加适应现代人生活。3：后备资源丰富
4：接待游客数量逐年增多。
5：草原旅游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知名度越来越高。
3草原现状：1：草场退化 沙化严重。但现以得到合理治理。（每十五亩草地限养羊一只）
2：植被覆盖率减少。
3：草原野生动物数量减少。
4：政府治理力度增大。
5：牧民保护意识提高。
6：降低牧业生产，大力发展旅游业。草原概况：沧海桑田，历史变迁。使得历史上的天堂草原和现实的相比已经大相瑾庭。因为历史上的敕勒川就在我们脚下。现在以成为城市 农根地区。而阴山以北则仍然是传统的蒙古大草原。敕勒川已经成为历史。留给我们无限的回味，内蒙古草原是我国最大的草原。东起大兴安岭，西到居延海湖畔。草原面积达88万平方公里，占我国草原面积的三分之一。有效利用面积达三分之二，占全国草场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居全国五大牧区之首。（青海 西藏 新疆 甘肃 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的天然草场范围很广，从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一直到西部的阿拉善荒漠，是内蒙古草场资源的基本部分。由于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内蒙古的天然草原从东到西地形，气候，土壤等条件差异也很大。可划分为森林草原，草垫呼伦贝尔，草原，干旱草原，（典行草原），及荒漠草原，四个地带。草原主要有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四大草原。其中以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最为著名。是内蒙古最好，最具代表性的草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每当春季到来，便有先开花后长叶的植物冒雪迎春。到了夏季则绿草如荫没，百花争艳，牛羊成群，构成美丽的草原画卷。5阴山：阴山山脉位于黄河南岸，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是历史上著名的山脉之一，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古代大漠以南所有的山都被称为阴山。这符合道家八卦学说—“北属水，水属阴”所以叫做阴山。阴山东西连绵1000公里，南北延伸50—100公里。西部为狼山，色而腾山和乌拉山。中部为“大青山”东部为低山丘陵，可延伸只北京以北的燕山。阴山地势西高东低，南高北低，海拔在1500-2000之间，最高峰为2346米。阴山巍峨壮观，千峰陡峭，万壑争丽。形成于7000万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阴山不但是内流水域和外流水域的分界线，也是季风区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在当地也是城市，农村，牧区，农区的分界线。阴山中部的大青山东西700公里，解放前是有名的革命抗日根据地。为解放全中国做出突出贡献。功绩甚大。在近代，1938年9月，八路军挺进大青山，建立著名的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这里又称为“革命老区”
帝王之乡武川：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北糜，呼和浩特市北。清代史学家赵羿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周，齐，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建立北魏王朝的拓拔氏就以武川县世代为家。武川现在是全国有名的绿色蔬菜马铃薯基地，这里的土豆由于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生长时间长，所以营养丰富，绵甜爽口。这里的谚语就有“羊肉熬土豆，打上都不走。”北魏至隋唐是武川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北魏末年，以武川为核心形成了风光无比的军事集团，这就是纵横中国200年的关垄贵族集团，它起源于武川，建于汉中，共创造四个王朝。西魏，北周，隋，唐。这在历史上是奇迹。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新高峰。7马头琴：蒙古语称“毛林胡尔”是蒙古人民特有的民族乐器。约有1300多年的历史。据说古代马头琴一根琴弦有81根马尾组成。马头琴声音浑厚，古色古香，优美动听，辽阔粗犷，仿拂诉说着天地沧桑，草原的沧劲，人生的坎坷。（马头琴的传说略。）
辉腾锡勒草原介绍
1.辉腾锡勒，蒙语意为“寒冷的高原”。位于乌兰察布盟察右中旗中南部辉腾锡勒草原上，距集宁市80公里，距呼和浩特135公里。这里土地肥沃、降水充沛，每到五月至九月间，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旅游点现有蒙古包几十座，可供游客就餐，休息和娱乐。主要有骑马、射箭、摔跤等活动项目，还可举办歌舞和篝火晚会。位于阴山山脉东段，海拔1800多米，顶部平坦，面积180多平方公里。辉腾锡勒草原冬季寒冷，夏季凉爽，平均最高温度为18摄氏度。
50多平方公里的辉腾席勒草原，土地肥沃，降雨充沛，每到5月至9月间，整个草原水草丰盛，鲜花遍野，牛羊游动，牧歌撩亮，香风温馨，绘织成一幅美丽的草原春画。而被游人誉为“塞外江南”的黄花神葱沟，更有一番诗情画意，它集山水灵秀于一体，山势险峻，奇峰突兀，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水流潺潺，鹰翔长空。“双驼峰”、“卧龙峰”、“剑门山”、“佛手山”、“神龟岭”、“挂瀑崖”、“仙人洞”、“三叠泉”、“一镜天”、“木鱼台”和“神葱岩”，堪称塞外奇观。5000余亩的独贵林区，森林茂密，古柏参天，那林间富有弹性的绿色草坪中，白蘑菇、黄花、百合花点缀其间，这更为大自然增添了美 丽色彩。奇观森林和厅花异草组成了天然的大花园。
这里青山秀水，瑰丽多姿。每年5月至9月，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旅游景区主要分神葱沟和黄花滩两大去处，共有15大景观。美丽图沟有座天然洞府，山洞离地面垂直高度100多米，洞内可容纳近百人。怪石嶙峋的黑山，有大小岩洞99个，最大可容纳200-300人。这里的旅游景点还有黑山奇观，其上怪石嶙峋，有大小溶洞99个，唐代以后，很多隐士、和尚、道士隐遁于此。清康熙帝也曾到此游览。
有90多个天然湖泊，点缀在碧绿的草原上，既有牧区草原苍茫雄浑的格调，又有江南水乡明媚清秀的色彩。整个旅游区规模庞大，设施完善，蒙古包、木屋、四合院、欧式豪华别墅、日式板房等等可供游客住宿。这里开展的旅游活动项目有：骑马、乘驼、射箭、摔跤、登敖包山、品尝民族风味的奶食和奶茶、吃手把肉,喝马奶酒.辉腾锡勒草原深处牧人家旅游点，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中南部，距呼和浩特135公里。辉腾锡勒草原，蒙语意为“寒冷的高原”，海拔1800多米。从呼和浩特乘车需3.5小时，这里有大大小小九十九个天然湖泊，镶嵌在碧绿如茵的草原上，向西约25公里处有一黄花沟，漫山遍野的小黄花，高耸的峭壁悬崖和清泉小瀑布，即有草原苍茫雄浑的格调，又有江南水乡明媚清秀的色彩，甚为壮观。99个天然湖泊，点缀在碧绿的草原上，既有牧区草原苍茫雄浑的格调，又有江南水乡明媚清秀的色彩。这里青山秀水，瑰丽多姿。每年五月至九月，鲜花遍地，成为花的海洋。美丽图沟有座天然洞府，.....2.辉腾锡勒草原审处牧人家度假村：辛展 联系电话：***
第三篇：“一带一路”新视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带一路”新视野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
第十二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以“草原文化与草原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学术研讨，把人们的视野集聚到“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来，这是今年草原文化节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包含四条古通道：一为沙漠丝绸之路，二为北方草原地带的草原丝绸之路，三为东南沿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四为西南地区通往印度的丝绸之路。其中，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心地就在内蒙古地区，具有浓郁深厚的草原文化特征。作为古丝绸之路四条通道之一的草原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亚欧大陆的重要通道，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对东西方之间的商贸、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深入研究和科学揭示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功能和作用，这不仅关系到草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乃至学科建设，同时对内蒙古的经济社会建设也必将产生积极作用。
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其核心就是要进一步深化沿线区域合作共赢、推动沿线地区共同繁荣发展。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位于“一带一路”的北端，是连接中国内地和俄罗斯、蒙古及欧洲腹地的重要节点。内蒙古地处我国正北方，在“一带一路”战略以及中俄蒙经济带建设中，占据特殊重要地位。作为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省区、向北开放的桥头堡和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节点省份，在加快建设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时代背景下，内蒙古的地位和作用也被赋予更多的含义和任务。通过构建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好地发挥内蒙古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必将对内蒙古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内蒙古应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全面规划、构建便于贸易往来的畅通的交通通道，积极争取国家政策的扶持，推进连接丝绸之路的铁路、公路、航空、管道、通讯和口岸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找准自己的切入点，快速融入其中，实现自身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是抓住机遇，实现内蒙古基础性产品的市场供给范围从国内市场为主逐渐转向国际市场，在国际视野下打造和提升“基地建设”。二是发挥优势，促进内蒙古国内市场国际化，倾力于现代商业贸易平台建设，将自治区建成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结合的产品与服务贸易场所，从根本上改变内蒙古与市场中心之间的距离。三是打造坚实的产业基础，构筑完善的贸易服务体系，汇集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生产出面向国际市场的基础原材料，打造更灵活、更有吸引力和辐射能力的对外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服务体系。四是以旅游业为载体，努力打造民族文化品牌、休闲度假品牌和生态旅游品牌，开发新、奇、特旅游产品，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档次，助推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五是巩固战略地位，构筑内蒙古对外开放新格局，全区各个领域齐力面向俄蒙及其以西直至欧洲的广阔空间、面向国内区外找市场、吸纳资源、争取发展支撑。六是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凝聚文化合力，把草原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情感纽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格局、大背景，携手发展以草原文化为基础和特色的文化交流、文化实体和产业联盟，为内蒙古与周边省区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为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深化区域合作凝聚起强大的文化合力。
第四篇：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
摘 要：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关键词：草原文化；城市建设；定位；特色
草原文化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的族群、民众共同创造的文化3）
［1］（P。草原都市——呼和浩特有着悠久的建设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元的文化交融。正确认识草原文化与呼和浩特城市建设的关系，对于推动二者步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呼和浩特建城史——草原文化与城市建设的互动演变史
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变迁、功能地位、社会结构、人口构成、文化产品、精神风貌，还有市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人格类型、价值准则及其人际间的交流等都可归入城市文化的内涵之中。从理论层面看，城市文化是一个价值概念，是城市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而从实践层面看，城市文化就是城市的精神、特色、市民素质、大众文化、历史文化遗产、建筑文化等编织而成的城市图景。城市文化可划分为互动共生、有机联系的三个层次：一是表层的物质文化；二是中层的制度文化；三是深层的精神文化。国家以文化比强弱，城市以文化论输赢。城市文化“唱主角”是21世纪城市化的必然趋势。呼和浩特市要想在城市文化竞争中抢得一定先机，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是根，文化是魂”。进行城市文化建设，首先应追寻其“根”——历史根脉，然后再结合现实条件，明确其“魂”——文化定位。
呼和浩特市位于蒙古高原阴山山脉南麓。约在百万年前，这里形成了半干旱草原。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有原始人类活动。现今已考古发掘出近百处史前人类文化遗迹，其中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是大窑文化遗址（位于现今新城区保合少乡大窑村），它的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场面之宏观是世界罕见的。它对研究呼和浩特地区原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考古价值。
呼和浩特地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是从战国时代开始。战国晚期，匈奴日渐强盛。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开疆拓土，沿大青山南麓筑长城，在黄河北岸屯兵垦殖，并在这一时期兴建了云中郡的郡治——云中城（故址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托克托县的古城公社）。呼和浩特也因此以“云中”之称始见于史册。云中城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上的第一个封建城市，是呼和浩特市建城史的开端。秦朝建立后，实行郡县制治理天下，将原来赵国的云中郡定为全国的三十六郡之一，仍称云中郡。西汉武帝时期是呼和浩特历史上建城最多的一个时期，至今存有遗址的西汉古城仍有三十余座，这些古城的建筑风格相仿，大部分有内外两城，建有官署、庙宇、民居、作坊、粮仓、街道等。东汉末期之后，该地区行政建制出现空缺。公元2－3世纪，原居住于黑龙江、嫩江流域大兴安岭附近的鲜卑族拓跋部西迁到该地区游牧，并建立鲜卑人的第一个都城——盛乐城（位于现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乡土城子村）。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依附北魏政权的敕勒族在此地长期游牧，呼和浩特地区便有了“敕勒川”之称。隋唐时期，突厥族逐渐强大。公元六世纪中叶，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东突厥归顺唐朝，经白道川，驻牧于本地区。唐朝在呼和浩特以西地区的黄河北岸修筑了三座军事城堡——东、中、西“受降城”。其中，东受降城位于今托克托县城关镇西北，俗称“大荒城”。唐朝的受降城独具特色，高大雄伟，没有瓮城和其它守备设施，这缘于当时“兵贵进取、不求退守”的指导思想。五代十国时期，呼和浩特地区被称为“哈罗川”，为契丹族所占据。公元10世纪初，契丹人建立辽国，在此设丰州（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市东南郊太平庄乡白塔村附近）、东胜州和云内州。丰州城建筑布局仿照了唐代中原地区城市的“城坊”制度，城内由四大坊区组成，官衙府第、店肆民宅、各色作坊、以及僧道寺观等都排列有序地分布在各坊之内。城市四面设城门，并筑有瓮城。公元12世纪初，女真灭辽建金，丰州成为当时的军事重镇。从云中城时期到丰州城时期，由于这一地域处于游牧文化板块和农业文化板块过渡交界带，战乱频繁，军事防御和进攻便成为城市文化的主题，进而造就了整齐划一的城墙和便于集权控制、等级划分的街坊。而先后入主城市或影响城市的不同游牧民族的文化则是城市文化的副主题，其遗存现今仍有保留。例如，位于现今赛罕区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是我国现存最精美的辽塔之一。元朝建立后，丰州的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再加上“草原丝绸之路”带来的人口流动和贸易通商，丰州封闭的街坊逐渐被开放的街巷取代。元人刘秉忠诗曰：“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写的就是当时的热闹景象。
1368年，元朝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推翻，蒙古贵族退回到北方草原。自此，明朝与对其构成威胁的蒙古政权开始了连绵的战争。明朝嘉靖年间，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蒙古右翼土默特部万户首领阿拉坦汗(又称“俺答汗”)率部驻牧于阴山南麓丰洲滩（今呼和浩特地区），于是这里也叫“土默川”。阿拉坦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各部后，在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和人民对和平的渴求的双重推动下，积极谋求与明朝和平通贡与互市。1571年（明隆庆五年），蒙明双方结束了对立，开设了东起宣府、西迄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场所。在此之前，现今山西、陕西一带的农民就开始陆续迁入土默特地区垦地种植，并建立村舍(蒙古语称做“板升”)。阿拉坦汗也收留并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土默特地区汉族农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出现了大片的定居村落。从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开始，阿拉坦汗手下的工匠历时四年，在今呼和浩特旧城位置上建起了一座“游牧都市”，蒙古语称之为“库库和屯”（后译作“呼和浩特”），明朝廷赐其名为“归化城”。这一时期，阿拉坦汗重建了蒙藏关系，引藏传佛教（喇嘛教）入蒙，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黄教）在蒙古族中的影响日益扩大。1579年，阿拉坦汗主持建造了“库库和屯”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弘慈寺（即大召）。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呼和浩特地区兴建了大量的召庙。对此，民间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据《呼和浩特市十五大寺院札记》记载，由札萨克喇嘛掌权的大召、席力图召、小召、朋斯克召、拉布齐召、班革达召和乃莫齐召为“七大召”；由首席喇嘛掌权的东喇嘛洞、西喇嘛洞、乌素图召、美岱召、太平召、慈寿寺、广福寺和巧尔齐召为“八小召”。来自17世纪的游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些召庙的华美，称呼和浩特为“召城”。1581年阿拉坦汗去世后，其妃子三娘子继续保持当地安定、团结、发展的形势。
到十六世纪末，土默特地区的汉人约有十万左右，农业、手工业、商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635年，漠南蒙古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清朝建立后，实施了盟旗制度，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1693年，聚居在归化城的回回商贩和回族官兵在今旧城北门外修建了清真寺，这里从此形成了回民聚居和活动的中心并沿袭至今。1697年，康熙帝将恪靖公主嫁给敦多布多尔济。随公主来到归化的满族家仆、包衣大约有千人左右，在北郊兴建了公主府，府兴营和小府村等村庄也随之而建。
由于建城、通商、垦荒等原因，山西一带的大批汉族工匠、商人、农民来到塞外，“走西口”成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汉人逃难、谋生的途径。尤其是1727年，清朝和俄国缔结了《恰克图条约》，清朝许可内地商人做蒙古贸易。因此，在北亚草原上，沿着队商的路途出现了众多的“买卖城”，归化城内的“买卖城”就是其中的代表。“买卖城”是在归化城“佛教都市”的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见缝插针形成的。因此，它不是把山西的都市街区原原本本地搬来，而是以叠加的方式形成新的层面。在此建造的茶馆、酒店、车马大店，以及供驼商卸货、住宿和转卖商品的客店等设施都是合院式（三合院为多），不讲究中轴对称。“买卖城”的空间结构和归化城的空间结构有以下几点继承关系：其一，“买卖城”是以蒙古族的召庙寺院为各个核心展开的，商业街都是以召庙寺院为起点，向南、向东、向西延伸。通过考证，发现了这些商业街本是蒙古人转召巡礼的路径。其二，“买卖城”里召庙寺院的门前都有一个三角形的广场，这里是举行蒙古宗教仪式、召开夏季摔跤大会等的节日空间场所。所以，这也是对游牧都市的广场空间的继承。其三，游牧都市时的商业空间不是店铺，多是露天市场。这一点在“买卖城”中也得到了体现。“买卖城”的街道都很狭窄，但拥挤的街道的出头之处却会突然出现莫名其妙的大空地。通过考证得知，这些空地本是驼桥、羊桥、牛桥、骡马市、柴火市、皮市、皮硝市等露天市场。这样，“游牧”和“定居”这两种文化形态在呼和浩特的都市空间中都留下了各自的痕迹，构成重层的空间结构。
1735年（雍正十三年）到1739年（乾隆四年），清王朝为镇守边疆，进一步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在归化城东北五里处修建了一座供八旗军驻扎的城池，命名为“绥远城”。当时人们称绥远城为“新城”，而把归化城称为“旧城”。绥远城修建后，满、蒙等族的八旗调拨绥远驻防，其家属也随军居住于此。清代归化城人口稠密，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店铺、商号和娱乐场所，蒙、满、汉、回、藏等各族人口和平集居，市区不断扩展和繁荣。现今旧城的大南街、大北街和大西街都是当时热闹的商业街。因交通发达和商业繁盛，大盛魁等旅蒙商号在这里设立总号。到清代末期，绥远、归化这两座姊妹城形成了东西犄角相依的格局，1913年两城并为归绥县。1921年，平绥铁路开通，火车站附近形成独立的居民区，与“绥远城”、“归化城”共同形成“品”字形城市形态，这一格局也最终奠定了后来呼和浩特市的发展框架。1928年（民国十七年）建绥远省，设归绥市。新中国成立后，独立的三片地区逐渐连接在一起，于1954年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并恢复为原有的蒙古语名字——呼和浩特。
纵观呼和浩特市建城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文化根脉及地理意义上，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草原文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版”的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塑造草原城市决策个体的意识形态从而影响城市建设形态；或者渗入草原城市定位的法理基础从而影响城市建设效果。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背景下，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定位要突出发挥草原文化的作用；而草原文化建设要突出发挥草原城市的作用。
二、呼和浩特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动态系统。政治、经济、历史、环境、地理、科技、资源等诸多因素都同时发生作用。基于对这些因素的考虑，呼和浩特市城市文化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元融合性。呼和浩特市2400多年的建城史，实质上是一个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碰撞、交融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部分文化的日渐式微或消失，以及另一部分文化的保留、传承、演进与积淀。近代以来，多民族、多地域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缘、亲缘的广泛交织，多样性文化的积聚融合，以及时代变革对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洗礼，使呼和浩特市成为一个文化的大熔炉。今天，呼和浩特市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能抹去的文化“烙印”和不能忘却的文化“记忆”，并创造条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自我调节、与时俱进，使其从内涵到形式不断增强现代性，成为传统与现代有机统一、各类文化交织演进、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创新的活态文化。此外，各种社会力量也积极吸纳、弘扬草原文化精髓。例如，许多现代企业将草原文化中敬畏、崇尚、爱护自然的生态观、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以及由英雄崇拜升华的向往成功和追求卓越，融入到企业文化和经营管理中，既注重绿色环保，又注重效率与效益。呼和浩特市经济形态上的城市品牌——“中国乳都”，也得益于草原文化与循环经济、环保经济的接轨。
（二）以蒙古族文化为主要特色。蒙古族是呼和浩特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蒙古族文化以其较强的吸纳性和开放性，大量吸收汉、突厥、畏兀儿、藏、女真等民族的文化以及波斯、阿拉伯等种族的文化。也正因此，蒙古族文化是草原文化中创新最多、影响最大、谱系最完整、文化基因保留最全的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虽然游牧生产方式早已终结，但蒙古族文化却正在以呼和浩特市主要文化特色的“身份”弘扬光大、再续传奇。
（三）以“和”文化为主要内涵。呼和浩特市的“和”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昭君文化。昭君文化象征着民族和睦、顾全大局、交流合作、传播文明，对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祖国统一、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区域交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昭君墓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昭君文化节的举办，起到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拉动经贸投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作用。党政机关、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和支持媒体在这一平台得以有效整合。一批以昭君文化为主题的城市景观、艺术作品、企业品牌应运而生。昭君文化丰富的“和”文化内涵，成为构建和谐首府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二是呼和浩特市市民有着随和、合作、好客、热情的集体性格，以和为贵的价值标准，注重诚信、和气生财的道德风尚，“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民族和睦的精神风貌，和衷共济的思想意识；三是蒙古包及其造型元素在呼和浩特市餐饮业、旅游业、工艺品业等行业广泛应用，这缘于蒙古包文化所包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团圆平等、礼宾好客等文化内蕴及风情体验；四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是多种地域文化类型、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多种民族文化类型、多种时代文化类型的融合。而且，呼和浩特市的名称本身就有一个“和”字。
（四）高度的集聚性和强大的辐射性。作为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系统地集聚了高层次的文化机构设施、文化人才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而且以自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中心的地位，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乳都、中国卫生城市、中国北方地区沿边开放中心城市等“品牌”，发挥其巨大的辐射力。
三、呼和浩特市整体与部分的文化定位
城市文化建设应该在城市文化定位的指导下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是指立足于城市的历史与现实，按照惟一性、排他性、差异性原则，对城市整体和局部的文化发展模式、方向及布局进行宏观规划的过程。城市文化定位首先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其次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文化；其三要昭示未来。如果城市文化定位准确，符合其资源状况和发展需求，就能成为绝大多数决策者、管理者、规划设计者以及普通市民的共同价值，进而对其行为、形象、素质产生导向和优化作用。2000年，经过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所召集的专家的多次深入论证，最终形成了市委〔2000〕22号文件，确定了“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呼和浩特市整体文化定位。但是，呼和浩特市所辖“四区”（玉泉区、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的文化定位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也是下文所要进行的尝试。
（一）玉泉区文化定位——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
玉泉区的前身是阿拉坦汗所建的“归化城”。在层峦叠嶂大青山的辉映下，当时的“归化城”显露出一派苍郁的生机，于是，蒙古族居民为其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库库和屯”，意思是“青色的城”，简称“青城”。玉泉区曾是呼和浩特召庙古迹最为集中的地方。但现在完整遗留下来的主要是大召和席力图召。大召是呼和浩特历史上的第一座喇嘛教召庙，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的活动中心和中国北方最有名气的佛刹之一，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召的珍藏品极为丰富，堪称大召“三绝”的银佛、龙雕、壁画和佛殿内的各种彩塑、金铜造像、晾佛节展出的巨幅唐卡、108部《甘珠尔》经卷、宗教活动使用的各种法器、面具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位于大召南侧门前的“御泉”（后演变为“玉泉”），源于康熙西征噶尔丹时“御马刨泉”的传说，清代文人曾题“九边第一泉”词并刻匾悬挂在大召寺山门之上。除大召外，玉泉区的五塔寺和昭君墓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塔寺始建于清雍正五年，原名慈灯寺。目前大部分殿宇被毁，仅剩背后的“金刚座舍利宝塔”。因该塔由五座小塔构成，故俗称五塔寺。被誉为“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的昭君墓，始建于西汉时期，是由人工积土夯筑而成，因被覆芳草，碧绿如茵，故有“青冢”之称。2006年，五塔寺遗址复原重建工程和昭君墓三期改扩建工程被市政府列入城市基本建设重点项目。此外，玉泉区还有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老街、晋商文化遗存和大量传统民居。
作为文化遗产富集区，玉泉区文化定位应是“弘扬召城古都之文化，彰显魅力青城之风采”。其文化建设的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进行整体性文化保护。玉泉区的历史地段、传统街区是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空间环境，也是核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之一。因此，应实行“跳出旧城，发展新区”的城建策略，废除“旧城改造”的错误方针和口号，按照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传统风貌的完整性、维护传统民俗的延续性的原则，对玉泉区实施整体保护和有机更新；二是挖掘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发卓越的资源禀赋，改变旅游部门、文化部门、建设部门、文物部门、林业部门和环保部门对旅游景区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现象，全面提升旅游业的管理和服务水平，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设计开发具有草原文化内涵和藏传佛教特色的旅游商品，实现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三是把建设“生态玉泉”作为城区规划发展的目标，积极实施空气洁净、饮水放心、环境安全、生态恢复四大环保工程，并高标准招商，吸纳技术含量高、环保标准高的企业落户，打造生态工业区。
（二）新城区文化定位——保护传统文化、打造蒙元文化、发展商业文化、建设生态文化
新城区早为清代“绥远城”。区内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大窑文化遗址、和硕恪靖公主府、绥远城墙和将军衙署。和硕恪靖公主府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公主府，正由国家投资修缮。绥远城墙是负载呼和浩特早期城市架构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但现已残破不全。自治区已初步投资600万元，在保持与原构造规制不变、与原规格尺寸模数不变、与原材料质地品种不变、与原传统工艺做法不变的原则下，对绥远城东、城北两段698米的残墙进行保护性维修。将军衙署始建于乾隆二年(1737年)，建成于乾隆四年(1739年)，是当时绥远城的主体建筑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将军衙署的产权归属于一些单位而不是国家，从而造成“重利用、轻保护、被商业店铺四面夹击”的后果。2007年5月17日，新成立的内蒙古将军衙署博物院收回了西跨院。目前，博物院正积极与有关单位协商，以尽快将东跨院的产权收回。
新城区近几年注重提炼蒙元文化精髓，然后将其渗透、熔铸、升华、移植、物化、体现到高品位的城市景观中。例如，投资3亿多元重点打造成吉思汗大街，建设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景观承建单位组织了包括经济、历史、文化、城市设计、城市规划、交通、生态、灯光等方面的专家团队，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项目考察和专题研讨，结合城市发展需求，确立了成吉思汗大街明晰而富有激情的发展前景：一条特色鲜明突出、民族风情浓郁的蒙元文化国际走廊；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品位品质俱佳的商业旅游度假目的地；一系列普通市民精彩生活的场所。新城区集中了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部分党政机关、火车站以及中山路商业街，商业网点密集、消费氛围活跃、生活服务设施便利、交通通讯畅通，宜于发展商业文化。
新城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北部，总土地面积105万亩，其中林业用地64万亩，占总面积的60％，林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1999年开始，新城区先后承担了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等一系列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建设任务
［2］，不仅改善了生产生活环境，也为沿山人民带来发家致富的希望。随着生态效益的初步显现，区内的大窑文化遗址、丈房片水库、神水梁、老爷庙、红山口岩画等景点也开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一些旅游设施也已建成或正在兴建，生态旅游业在这里显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赛罕区文化定位——发挥教育科研优势、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提升城区文化品位、营造社区和谐文化
赛罕区地处呼和浩特市东南部，位于城市发展的主方向，是呼和浩特市最年轻的城区，现已逐渐发展成为首府的科教中心区、行政中心区和经济核心区。依托富集的高校、科研单位和高技术机构，赛罕区可按照“专家论证、政府扶持、科学决策、市场运作、滚动开发”的模式，发展高技术含量和创意创新型文化产业集群。作为“共生效应”的产物，文化产业集群包括各类关联企业、互补产品的供应商、专业基础提供者（例如提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技术支持的其他机构）等。这种集合了产业价值链在内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规模经济，在激发创意创新、积累知识、共享资源、提高效率、节约资金、减少用地、降低成本等方面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然后，依托产业集群的扩散效应、关联效应、极化效应和外溢效应，形成一个呈网状结构的文化产业园区，其内部实行特有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享受优惠的文化经济政策。
近年来，针对居民整体素质和文化品位较高的特点，赛罕区把社区文化作为社区建设的切入点来抓。形成了以楼院文化、广场文化、节庆文化、家庭文化为框架的社区文化格局。学府社区开设了内蒙图书馆分馆，地北社区的活动中心成为自治区老年人书法协会的活动基地，师大社区的老年蒙古服饰表演队参加了全国比赛，广场、公园到处活跃着社区文化队伍。2005年，赛罕区采取政府组织、群众参与、市场运作的手段，在全区十几个社区内举办了赛罕区首届社区文化节，营造了和谐、欢乐的社区文化氛围
［3］。
（四）回民区文化定位——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发展景区旅游和生态旅游 回民区最具代表性的古建筑是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清真大寺，寺内有典型的阿拉伯式穹顶和精湛的雕刻，有圣殿、讲堂、穆斯林浴室、望月楼等建筑，有历代石碑和阿拉伯文的《古兰经》。为凸显浓郁的伊斯兰风情，政府着力进行了伊斯兰特色街的打造，并彻底改变了过去景区周边脏、乱、差的环境。现在这里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标志性景观区。
回民区、新城区所辖的部分大青山山区有良好的森林资源和丰富的农牧业资源，现已开发建成哈德门国家森林公园（国家2A级旅游景区）、乌素图森林公园（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苁蓉山庄、太伟高尔夫度假村、奥淳生态园、哈德门高山牧场、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等景点。在此基础上，这两个区可进一步开发采摘园、休闲农场、度假农庄、市民农园等，发展以放牧、喂养、骑马、狩猎、水果采摘、森林考察、避暑疗养、特色餐饮、民俗表演、园艺劳作等为活动项目的生态旅游业。
四、体现草原文化底蕴，彰显草原文化特色
进入“十一五”以后，呼和浩特市以“民族文化大市”战略为指导，按照“以草原文化为底蕴，以民族文化、昭君文化为特色，以先进文化为方向”的文化定位，大力推进城市文化建设。
在城市基本建设方面，已经完成和即将完成的工程有：内蒙古会展中心、博物馆、大剧院、体育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工程；蒙元文化特色景观区、成吉思汗大街、伊斯兰特色街等特色景观区（街）打造工程；用草原文化符号如哈纳墙、云图、盘肠、穹顶等装饰大街两侧建筑物的街区特色美化工程；市容市貌综合整治、城市绿化等优化环境工程；观音庙、大召、阿吉纳、五塔寺、大盛魁、乃莫齐召、席力图召、大东街、将军衙署、清真南寺、塞上老街、绥远城遗址、乌素图召、白塔等文化景点（区）的保护和开发工程；昭君博物院、和硕恪靖公主府博物馆、五塔寺博物馆、中国乳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盛乐古遗址博物馆、中国马文化博物馆、中国旅蒙商博物馆、匈奴文化博物馆、和林格尔剪纸博物馆、走西口民俗博物馆等特色博物馆（院）的建设工程
［4］
；公主府北公园、成吉思汗公园、扎达盖公园、舒雅拉公园、北郊公园、仕奇公园、野生动物园的兴建工程；南湖湿地公园、游乐园、新华公园、蒙古风情园的续建工程；完善城市水系、综合治理环城河等水体景观建设工程；赛罕区雕塑公园等公共艺术景观的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生态恢复工程。这些工程既体现了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建设对草原文化底蕴、鲜明地域特色、浓郁民族风情的强烈追求，又体现了“开发与保护统一”、“建设性保护与保护性建设并进”的先进理念，使呼和浩特市现代景观的规模与品位提高，草原文化的特色与魅力彰显。
在文化产业方面，呼和浩特市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旅游、文艺演出、文化娱乐、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博会展、音像图书等产业为重点门类和主导产业，以广告、文化信息服务、文化艺术培训、文化工艺品生产销售为新兴行业的文化产业体系，以及以国有文化企业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参与，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社会化、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与我国东部发达城市相比较，呼和浩特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认识不足、准备滞后、运作分散、企业和产品竞争力偏低、产业链短、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新兴产业比重小、创意创新能力差、文化产业人才严重匮乏、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步伐较慢、政策供给和政策配套不足、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欠佳等问题和制约因素。对此，呼和浩特市应以丰厚的草原文化资源为依托，以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为主要途径，以科技创新为提升竞争力的核心手段，以政府扶持引导、体制机制创新为基本保证，以打破地区、部门、行业、所有制界限、提高集约化经营水平和产业集中度为根本战略举措，重点发展有比较优势的项目、企业和行业；应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出台扶持性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资产管理和经营政策、工商管理和价格政策、人员分流和收入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人才政策，优化文化体制和政策环境；应大力培养、引进、激活文化人才尤其是文化产业人才，优化人力资源环境；应确立学术界、教育界与公民应尽的草原文化传承、认知与保护义务，提高整个社会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集体认知程度，优化观念环境；应进一步提升文化节庆活动的品位、规模和效益，加强与外界的文化贸易往来与合作，发展文化经纪、代理、仲裁等文化中介组织，实施草原文化“走出去”战略。
在草原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呼和浩特市正在实行整治性的“减法和加法”保护。“减法”是指整治古迹周边环境，拆除影响、遮挡古建筑景观魅力的低档现代建筑设施，拆除已无保留价值的危旧房，迁出不适宜的使用功能，禁止建设与文物古迹保护无关的工程项目；“加法”是指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建设格调、品味、特色、体量与古建筑风貌协调一致的博物馆、广场、绿地等公益性工程以及人性化服务设施，恢复老字号，重建传统文化空间，按照“整旧如旧”和可逆性原则坚持古建筑的日常修缮，在古建筑周边控制地带以外建设中高档住宅区，改善人居环境，解决以往旧城区“矮房子、窄巷子”、基础设施简陋以及市政管网不完善等问题。
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时代背景下，草原文化是呼和浩特城市文化建设的根脉、灵魂、精髓和品牌，是彰显城市特色和魅力的雄厚资本，是提升城市竞争力、塑造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基础，是可以借助创意创新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物化、渗透到城市方方面面的取之不尽的无形财产，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源头活水和巨大财富。放眼未来，草原文化必将是呼和浩特市综合实力函数中一个逐渐增大的自变量。
［参考文献］
［1］吴团英.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A］.胡匡敬.论草原文化（第二辑）［C］.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2］内蒙古林业局.新城区：实施生态建设构筑绿色屏障［J］.内蒙古林业，2006，（12）：17-19.［3］李润安.赛罕区：奋力打造自治区社区建设第一区［J］.旗县报道，2007，（1）：15-17.［4］杨洁.喜迎自治区60华诞看首府如何大变化［N］.内蒙古日报，2006-04-28.
第五篇：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区别与相似
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变迁直接相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经过漫长的演化和冲撞，积淀成为今天的文化系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传承和发展的。它们有其自身内在特质和规律，通过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表现出来，显示着地域文化的博大和雄浑。本文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例，具体比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性。
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着特定的文化系统
(一)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文化系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自然环境，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且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游牧民族。这里的居民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蒙古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在承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本民族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与这一地区相邻的是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黄河流域。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这里则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程序，农业民族正是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汉民族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以最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方式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这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资料多，不仅有数量多的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更有兽皮”等各种畜产品。游牧民族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仅是商品，“而且还获得了货币的职能”［2］。鉴于游牧经济结构所限，发展不平衡，出于生计和本民族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经济往来，促使他们和其他民族进行物质交换。而雄据中原的汉族，无论在人口数量方面，还是在社会生产力方面，都要比游牧社会发达，农耕文化所产生的高度物质文明，对游牧民族自然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于是代表游牧民族的畜产品——马、牛、羊、驼等与代表农业民族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粮食、布匹、茶叶等第一次实现了以物易物或通过“茶马互市”，或依靠“草原丝绸之路”实现之，因此说，游牧经济天然地带有商品经济的性质。当然，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显然农业经济则不具备这样的特征，它是以封建庄园或一家一户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这种经济的写照。可见，自然经济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氏族、封建庄园、家长制的农民家庭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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