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形势政策论文——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合集5篇）

第一篇：2010年形势政策论文——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确立为白宫外交政策的

三大支柱之一，对华政策呈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坚持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勾，人权问题成为当时困扰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1994年，克林顿签署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1995年，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触及中方底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的冲击出现严重倒退。

从1996年开始，白宫逐渐调整对华政策。时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北京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触底反弹。

1998年，连任之后的克林顿延续对华接触政策，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白宫一度把中国定位成地区安全的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再趋强硬。时年4月，他宣称将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并扩大对台军售。而当月发生在南海的撞机事件，更使中美关系再度降至冰点。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白宫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少不了中国的合作。2002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小布什明确宣布不支持台独。2005年，白宫把北京明确定位成利益相关者，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中美关系再度回暖。

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後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一批发展中大国加快崛起，推动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我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在准确把握机遇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不容忽视。不少国家对我国快速发展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我国将长期面临外部各种牵制，将不时受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干扰。

第二篇：形势与政策：当前大国关系新变化

当前大国关系新变化

浙江工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工作1501 郝子凡 1520030122 当今世界，大国关系是牵动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冷战后各国关系呈现出新发展，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进一步发展，大国之间的关系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然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仍存、局部冲突与动荡仍存，世界各国关系虽然看似风平浪静，然而却深藏着风风雨雨。国际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一切都建立在维护各国利益的基础之上。当前大国关系主要指的就是美俄关系、中美关系、欧美关系以及中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态势:美俄关系在历经曲折发展后重新走向较量，中美在相互适应中积极探索双方互利的合作关系，同时欧美盟友重新获得合作动力，而中俄关系也迎来较为缓和的时期。

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一些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迎来了较快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不断扩大贸易、发展生产，例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在借助内部改革和外部良好机遇的有利条件下，很快提高了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这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有着很大的冲击，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的地位有所下降。

从不久前的G7峰会来看，其走向与面临的问题无疑折射出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的变化。一是G7峰会影响力下降，凸显西方发达国家整体实力削弱与国际格局多极化加速。近年来，G7峰会的落寞与新兴大国快速崛起形成了深刻的比照。冷战结束初期，G7曾囊括了世界前三大经济体，这7个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曾一度超过50%。然而时过境迁，2014年主要新兴大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超过发达国家；其中，中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跃居全球第一和第三位。也是在2014年，由于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全面激化，G8峰会将俄罗斯排斥在外，重新变为G7集团。由此可以看出，未来俄罗斯与西方集团博弈仍将持续升温，成为影响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变量。三是面对此起彼伏的各种国际热点，本次G7峰会仍旧应对乏术、力不从心。反恐是本次G7峰会重点讨论的议题。中东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以及今年年初以来欧洲国家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再次引发了西方国家的高度担忧。本次次G7峰会专门将反恐议题放在首日，但并未能就打击伊斯兰等议题提出具体方案，仅再次重申联合应对恐怖威胁的决心。

虽然不能保证所有国家都处于良好的合作关系状态，但目前来看，大国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一定是朝着合作互利方向发展的。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来看，回顾50多年来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双方既有尖锐的对立，也有真诚的合作。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也曾经出现了多次起伏和危机，但是中美关系并未破裂，反而加深了。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对亚洲和世界局势都负有重大责任。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之间在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存在着广泛的合作基础，中美经济合作的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尤其是在奥巴马上台后，中美两国关系明显更加缓和，因为金融危机的阴霾笼罩，加之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美国背负着巨大的债务危机，不得不依靠中国的借贷以缓解燃眉之急。2015年9月份，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一次重大变化。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包括三个层次：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意在破解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这一难题，亦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新的重大外交理念，清晰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国家意志和基本国策，选择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发展国际关系的旗帜；与此同时，捍卫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的核心利益，是中国的不二选择。这两点构成了中国外交战略的两大支柱。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核扩散等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趋严峻。现实告诉我们，必须要开展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共度难关。顾总体看来，当前大国关系正从一种利益相悖或相同的简单敌友关系走向互利合作与利益竞争并存的关系演变，相互合作、合作共赢、互惠互利正成为日后大国关系的主要演变方向。美苏冷战后以欧美为主导的世界格局将会被逐步打破，取而代之的将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大都主张合作互利实现共赢，一方面带动了世界各大国关系的友好合作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过去的一超多强或者单极格局正在走向解体。

世界格局的多极化正推动着国际体系关系的新变革。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正实现突破，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投票权重新分配；国际政治安全体系酝酿重要变化，随着国际关系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改革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呼声越来也大；国际规则竞争日益激烈，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追求权益的平衡；区域和跨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不同经济合作组织的出现，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不断加强。

当前大国关系的变化无非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逐步走向共同发展。经济全球化风险和机遇牵一发而动全身，经济全球化各国都无法避免，最终只能在博弈、调整与协调中实现共同发展。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及大国关系论文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也是绝对的，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的。

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格局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据全面优势，特别是美国一家独大，同时多强并列，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西”主导了“东西关系”，“北”主导了“南北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和突出作用。当时国际形势大有美国一极化的趋势，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这种美国一极化趋势的国际格局逐渐出现转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兴起

借助全球化的历史机遇，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积极推进内部改革，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冲击美国霸权地位，导致美国领导下的西方世界主导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G8会议向“G8+5”会议的演变。很多全球政治、经贸和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在G8体制中得到解决，而必须邀请这些新兴经济体参与决策，发达国家主导国际体系和国际议题、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出现尖锐化和长期化的趋势

美国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战时期美苏矛盾的延续。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价值观的冲突。现在出现的新趋势就是俄罗斯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有可能结合，某种程度上形成对抗美国的合力。如果这一结合出现，必然导致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劣。

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内部关系发生微妙变化，表现出逆向演变的趋势 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有两大支柱，即强大国力和联盟体系。美国联盟体系中欧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约一体化组织是最主要的机制。冷战结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对手苏联的解体，欧洲对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胁认知上与美国的差异越来越大。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被布什称为“老欧洲”的矛盾更加尖锐。另外，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展，欧盟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的主导力量，对美独立性增强。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体上看来，国际格局正经历“一超多强”向多极化转变的趋势，而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和调整，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变化，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大国互动频繁，相互依赖性凸显，合作面总体上升。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起伏跌宕，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交织，气候变化、粮食及能源资源安全、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对国际关系走向的影响增大。中国发展的内外关联度进一步增强，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剧变。在此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尤其受到广泛关注。从克林顿到小布什，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延续着先较量，后合作的传统，但奥巴马却改变了这一惯例，自上台之后就不断向北京释出善意，强调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时代出现了高开高走的良好态势。

1993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确立为白宫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对华政策呈现出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克林顿坚持与中国的人权状况挂勾，人权问题成为当时困扰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

1994年，克林顿签署美国对外关系授权法，公然声称要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1995年，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触及中方底线。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的冲击出现严重倒退。

从1996年开始，白宫逐渐调整对华政策。时年5月，克林顿宣布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进而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和北京达成协议，中美关系触底反弹。1998年，连任之后的克林顿延续对华接触政策，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9天的访问，中美关系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白宫一度把中国定位成地区安全的威胁和战略竞争对手，对华政策再趋强硬。时年4月，他宣称将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并扩大对台军售。而当月发生在南海的撞机事件，更使中美关系再度降至冰点。

9·11事件的发生改变了白宫的对华政策。小布什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少不了中国的合作。2002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小布什明确宣布不支持台独。2005年，白宫把北京明确定位成利益相关者，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积极角色，中美关系再度回暖。相比之下，奥巴马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参考背景，金融危机的阴霾和中国的迅速崛起，令白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中国。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这位立志变革的美国总统在气後变化，清洁能源，中美贸易，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地区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寻求与北京对话，并不断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从上海到北京，不论是与青年学生的互动，还是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奥巴马的首次中国之旅尽显平和与谨慎。除了在经贸和人权等问题上不愿多作让步之外，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展现出别样柔情，中美关系也呈现出更为密切的发展态势。展望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下述几个重要方面将会逐渐有较好的提升和发展：

一、美中两国战略经济对话将继续保持下去，而且会更有绩效，更有实质性的提升，而不存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可能被奥巴马政府中止的可能性问题。

二、美中战略(政治)对话，也将会在更高、更新的层面上向前发展，对话的层级将会仿效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提升到国务卿级别。

三、美中战略军事对话，也将提上日程。可以预料在加强和提高美中军事交流程度和层级的基础上，势将逐渐过渡到美中国防部副部长级定期对话，并顺势最终实现美中战略军事对话的部长级层次。

四、奥巴马政府会如奥巴马本人所说的乐见一个强大和平的中国的崛起。虽然奥巴马也曾说过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是竞争者，但是奥巴马本人及其政府的对华认知和对华政策，势将因上述三大关系的改善及改进，必将会演变成：中国既不是盟国，也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为此，奥巴马政府将会希望、要求、请求中国同美国一道承担更多的世界大国责任，发挥更大的全球大国作用。

五、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美中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奥巴马政府将会在布什政府的台湾政策基础上，回归克林顿政府的“三不政策”（一、不支持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二、不支持台湾独立，三、不支持台湾加入需要会员国身份的国际组织)。而且也自然会把对台关系纳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框架内，逐渐减少对台武器供应，并尽力促进两岸和平

解决分歧，乐见两岸和平发展。这一点既是由中国的对美政策、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国民党马英九执政排除台独后，两岸已经进入良好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实力地位的显著上升。进入21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约1万亿美元。21世纪的头8年，中国在世界经济的排位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名次，2008年跃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第二，中国的军事、科技、软实力也持续上升。军事上，20多年来中国海军、陆军、空军等的实力比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动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令全世界华人骄傲，令整个世界刮目相看。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认可，成为不少国家试图仿效的样板。国际上出现一定程度的汉语热，也说明中国的地位上升了。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发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世界各地“中国热”持续升温。正确认识我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要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胡锦涛同志在第11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既要正视我国全球性影响日益扩大的现实，同时又要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定位，要坚持承担与我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

新形势下，我国外交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总体稳定。一批发展中大国加快崛起，推动世界力量对比进一步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我国在当前的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建设性作用。在准确把握机遇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挑战。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不容忽视。不少国家对我国快速发展尚未做好心理准备，我国将长期面临外部各种牵制，将不时受到“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干扰。

第四篇：形势政策论文——当前国际形势新变化我之见

当前国际形势新变化我之见

摘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时期。本文将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金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更加强烈等方面来谈谈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新变化对我国发展的影响。关键字：变化，全球经济，大国崛起，国际地位 正文：

对于当前大国关系和国际形势，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的和平和发展面临着诸多难题和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强调“任何事物的发展和运动都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国际形势的发展是绝对的，是出于不断变动之中的。

（一）全球经济企稳回升但仍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

2008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全球，全球经济大受其累。联合国在《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初步报告中估计，世界生产总值在2009年下降了2.2%左右。报告称，如果目前的刺激性经济政策得以持续，世界经济将在2010年缓慢复苏，实现2.4%的低速增长。

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全球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探底企稳迹象，但同时，刺激政策的负面作用正在显现。如美日等国财政赤字创下历史新高，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流入市场带来了通胀隐忧，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趋暖但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虚拟经济领域，新的监管机制和交易规则尚未建立，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仍在继续泛滥，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在实体经济领域，不确定因素仍很多；在国际贸易领域，受流动性增多、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国际上大宗商品以及黄金等贵金属的价格快速上涨，发达国家消费疲软，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对国际贸易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将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问题都警示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很不稳固，不排除出现新动荡的可能。

（二）新兴大国崛起势头强劲，各大国调整对外政策，互动频繁

国际金融危机使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消长变化。美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拖累，软硬实力明显受挫。美国自 “9·11”事件以来，用于反恐战争的帐目费用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此外，美国国债、财政赤字、失业率屡创新高，对中国、日本等主要债权国的依赖日益加深。欧盟、日本也困难重重。虽然新兴大国收到一定冲击，但总体上仍能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印度经济增长率在2008-2009回落至6%，中国经济2009年增长8.7%。据中国海关1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出口总额超过1.2万亿美元，已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同时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各大国加紧调整各自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抢抓战略制高点。

打着“变革”旗帜上台的奥巴马，外交政策调整幅度出人意料。一是重视运用“巧实力”修复美国形象。他宣布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并从伊拉克撤军，宣称要开启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新起点，倡导建设“无核武器世界”。二是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外交。奥巴马激活并提升G20对话机制，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权上让步，以换取新兴大国出手相助。三是推行全面兼顾的地缘战略。美国以欧亚大陆为核心，把反恐重心转向南亚，出台从伊拉克撤军计划以及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新战略，“重启”美俄关系，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更加重视中美关系。四是推进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1

在中东和平问题上，奥巴马任命特使，往返推动重启中东和平进程；在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软硬兼施；在朝核问题上，美国在推动国际制裁的同时也显示一定积极姿态，派出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博斯沃思访朝，促朝重返六方会谈。此外，奥巴马出台了以接触缓和为主调的对苏丹新战略。但必须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不得已而为之，主要目标仍然是防范和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维护其一超独霸的地位。

其他大国也都怀着强烈的紧迫感，加紧调整对外战略。俄罗斯着力经营和扩大在独联体的影响，深化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重启与美国的关系，积极缓和与欧盟的关系。欧盟推动完成《里斯本条约》批约进程，一体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问题上谋求主导权和道义制高权。日本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倡导“友好外交”，倡建“东亚共同体”，从过分依赖美国向注重自主均衡外交发展。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积极参与各种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在国际体系变革进程中力图发挥更大影响力。

（三）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升，中国因素广受关注。

2009年12月，美国一个名为全球语言研究所的媒体跟踪集团发布报告称，该所对过去10年世界上的媒体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崛起是过去10年的“世界头号新闻”。确实，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不可否定的现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力量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出现衰，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采取了果断有效的措施，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冲击，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全年“保八”成功。中国进出口和外汇储备继续上升，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并有望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二是中国声音明显响亮。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发文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超主权货币储备。中国毫不客气地批评发达国家在大气减排上的虚伪和不道德行为。胡锦涛主席在去年9月份出席联合国核裁军峰会、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20国集团金融峰会等四大峰会时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上述四个领域的改革主张和立场。

三是中国话语权明显提高。2009年是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话语权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年，西方发达国家被迫同意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份额，同意以G20取代G8，为中国等发达中国家提供了与发达国家合作共治的平台。

四是中国模式吸引力明显增强。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美欧发展模式“麻烦缠身”的背景下，中国模式显现强大生命力，全球瞩目。西方国家对之心态复杂，以往是怀疑、诋毁，现在开始重视，但忧心忡忡，有些人甚至开始“捧杀”中国。许多发展中国家则纷纷到中国来“取经”，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

与此同时，国际上过高估计中国的发展水平，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声音也在升高。对此，我们自己要头脑清醒，决不能承担力所不能及的责任。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2］谭祟台等《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4］杨万钟主编《经济地理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第五篇：形势与政策论文 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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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与国际形势

当前，国际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正在继续，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和趋势进一步显现。国际环境对我国利大于弊、积极因素多于消极因素的总体状况没有改变，但某些挑战和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值得关注。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当前，大国关系继续以合作为主调并保持相对稳定。美欧、美俄之间因伊拉克战争出现的矛盾有所缓和，虽然双方之间深层次的矛盾和分歧并未消除；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面临新的考验，但双方的合作领域与共同利益仍在扩大，双边关系中的相互依存性进一步加强；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继续加深；中日政治关系虽因日政界对二战态度、双方领土争端等问题而受到较大干扰，但双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仍然高潮迭起，足见中日友好与合作基础深厚，日趋成熟，双边关系发展大势已不为局部问题所左右；中印政治与经济关系均保持积极态势，对促进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反映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不可逆转。

然而，当前国际形势亦有相当严峻的一面。地区性的战争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局部性的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和平与发展面临的问题愈加紧迫。局部性的战乱、动荡与紧张已从三个方面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地区性冲突、战乱的增多和加剧，必然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对大国关系构成负面冲击，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霸权主义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美霸权主义在伊拉克虽遭受挫折，但元气未伤，美谋求单极世界霸权的势头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期；单极与多极之间的国际秩序之争，仍是国际斗争的主线。

目前，由于在伊拉克遭受一定挫折，美霸权战略的策略和手法有所调整。美在伊战后治理问题上面临的困境超出布什政府当初的想象。伊战后，美在伊拉克迅速稳定局势、以美式民主改造伊拉克社会以及将投放在伊拉克的大批美军战略力量抽出他用等计划不仅一一落空，而且不得不面对伊战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压力。美在伊拉克等问题上的姿态变化虽暴露美难以单枪匹马独步世界，但与越南战争不同，在伊拉克受到的挫折并未使美伤筋动骨，没有动摇美推行强权政治所依赖的实力基础，亦难以使布什政府对其霸权战略进行全面反思，从根本上吸取教训。

三、国际恐怖主义反弹强烈，国际反恐斗争形势严峻；美国反恐战略对国际反恐斗争之局限和弊端进一步显现；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反映出国际反恐阵线的内部分化倾向。

今年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若干新动向。首先，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袭击规模扩大。西班牙、俄罗斯等地先后遭受严重恐怖主义袭击，举世震惊。

其次，美国反恐战略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局限和弊端暴露无遗。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不仅未使恐怖主义受到震慑，或使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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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变得更加安全，反倒使伊拉克成为又一个恐怖主义的滋生中心，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反恐战争”使世界出现“越打越恐，越恐越打”的怪圈。

四、世界经济可望继续保持繁荣，但高油价、对战略性资源的恶性竞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世界经济的不利影响趋于上升。

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攀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日益突出。尽管世界经济经过结构性改革，对石油危机的吸收能力比20多年前的大为提高，但国际原油价格的过快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构成的抑制作用和通胀压力仍不容忽视。由于新兴工业国家当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与日俱增，高油价的冲击如转变为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将是沉重打击。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的需求上升是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直接拉动因素，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近来对石油、原材料的需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强是当前世界经济中的又一不健康因素。近来世界反倾销浪潮高涨。中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并继续在人民币币值问题上承受压力。贸易保护主义在西班牙还酿成针对中国的焚鞋事件和排华运动。日益增多的国际经济摩擦折射出世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些深层政治和社会问题。

五、国际形势变化趋势对我国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看，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仍是机遇大于挑战，有利于我国继续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特征、世界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革命新浪潮给我国发展提供的巨大动力和机遇，是长期性、可持续的。只要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些机遇就会继续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其次，当前国际矛盾的特点、世界战略格局的调整方向、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化趋势、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仅没有弱化而且正在强化国家主权在国际关系中的基石地位和重要意义。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矛盾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必须坚持和倡导在相互尊重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寻求存异基础上的求同，多元基础上的共识，共赢基础上的合作。

再次，台湾问题对中国保持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构成的不利影响呈增大趋势，已成为中国在本世纪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隐患。涉台外交在维护中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对“台独”分裂势力在两岸关系中制造种种突发性事件的任务与日俱增。美军积极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虽然是为其全球战略服务的，但客观上使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环境更加复杂。面对挑战，中国必须不断发展自己，提高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军事变革，使我军建设更加适应未来战争的要求。

最后，世界经济保持繁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加大了对世界各种资源的需求，同时也促使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加快，有关国家之间为争夺资源和市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磨擦增多。这使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和开放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压力，也对中国继续参与国际竞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需要在自身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合作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开拓进取，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积极应对这些问题，处理好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与促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