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第一篇：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4周年，124年前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场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一、国殇伤在政体，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19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建立新政，充实国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弃不合时宜之思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的口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87年3月，正当中国准备挪用海军购舰专款之际，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日元（相当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舰用费。谕令即出，全国影从，至当年9月，集资即达100余万日元。两相比较，高下立现，由此可见大清帝国首先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二、战败败在贪腐，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白银300万两以上，可添购多艘“定远”“镇远”这样的主力舰。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够强不成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军不强。更有甚者，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几年时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开战前三个月，李鸿章预感到这种危机，拟为北洋海军换装21门新式火炮，但因海军衙门与户部意见相左，而不得仅先为“定远”“镇远”两舰购买12门快炮。此时，日本诸多主力舰均已安装速射炮，这为黄海战败埋下隐患。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赔款白银2.3亿两。要知今日何必当初，若当年早将银两用于购买急需装备，何至开战仓皇至此？

四、强军必须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进入19世纪90年代，“巨舰重炮”之观念已经被“快船快炮”之观念所替代，海上作战的首要目标，由以往之击毁战船转为注重杀伤舰上有生力量。所以，当时新型舰船趋向于减少大口径主炮数量，而以众多中口径速射炮代之。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若论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五、强军重在军魂，无勇军队散沙一盘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中华民族不乏精忠报国之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有7名管带以身殉职。但在甲午战争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平壤之战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大战场，只有玄武门陷落，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却竖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6天里，清军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在黄海激战中，“济远”“广甲”“扬威”三舰均是主动逃离战场的。在旅顺附近战斗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当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时，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六、强军必强装备，数量质量缺一不可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共有军舰78艘，总排水量8.5万吨左右。日本海军则有军舰31艘，总排水量7.2万吨左右。中国在规模数量上占有上风。但军力的比较，不只是绝对值的比较，还应包括相对值的较量。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只能正向射击，其余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如此等等，北洋水兵纵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强军不可松懈，有备才能保证无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6.3万名常备兵和23万预备兵的陆军，以及舰艇总排水量7.2万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沈葆祯、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八、指挥情报后勤，通力合作方能得胜

海上作战，舰队远离陆上指挥中心，应有独立高效的指挥机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以“定远”舰为旗舰，提督丁汝昌位于此舰上。通常做法是在旗舰建立指挥中心，由提督坐镇指挥；另于主力舰“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以备万一。因为丁汝昌不谙海战，不能担当舰队实际指挥权，只得以旗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执行，同时北洋海军又未在“镇远”舰上建立副指挥中心。交战初期，当“定远”舰被敌炮击中，无法升旗发布号令后，北洋舰队各舰即陷入各自为战境地。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日本就已破解了中方电报密码。1个月后，清军雇用“高升”号等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兵。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舰队发起偷袭，造成清军损失惨重。黄海海战前，日军又从破译电报得知北洋海军将于9月15日运兵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海上作战远离陆地依托，又离不开陆地依托，应建立完善的后勤机构，其中最重要的是弹药供应及战损维护两项。而恰恰在这两项上，北洋水师严重不足。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受伤千余处，舵机锚机均被击毁；“镇远”舰锚机亦被损坏。两舰返回旅顺基地，虽有船坞，但无备用零部件之储存，无法恢复战斗力，最终贻误战机。

九、技术决定战术，剑不如人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受两艘主力铁甲舰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北洋海军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舰“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的长处本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目的。

十、敢战方能言和，依靠别人不如靠己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主和派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但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他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

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4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日本也不是124年前的日本，现在的世界更不是124年前的世界。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甲午战争的警钟却在长鸣。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这就是我们痛思甲午战争的意义所在。

第二篇：罗援少将点评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罗援少将点评甲午战争惨败十大教训

2014年03月10日

摘要：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十大教训是：

一、国殇伤在政体上，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二、战败败在贪腐上，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强最多是一个富国，永远成不了强国。

四、强军必须观念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五、强军重在塑造军魂，无勇之军将是散沙一盘。

六、强军必须强装备，装备强在于量够质优。

七、强军必须常备不懈，有备才能无患。

八、强军必须综合集成，任一短板将导致全局失败。

九、强军必须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剑不如人剑法要过人。

十、敢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很难得到。

“痛思”甲午的意义在于拒绝耻辱

——甲午战争惨败的十大教训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祭，120年前中日之间进行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向日本割让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赔偿军费白银2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以及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共11款。

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巨额战争赔款相当于全国3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原来的藩属国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台湾被日本割占，使数百万骨肉同胞离开祖国的怀抱，饱受欺凌50余年。

日本则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2.3亿两的赔款。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的财政收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兴高采烈地说：“在这笔赔款之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几亿日元，本国全部收入只有8千万日元，一想到现在会有3亿5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和私人都觉得无比的富裕！”战后，日本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其在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

总之，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对外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正因为如此，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也最具现实意义。

我认为，甲午战争惨败的教训主要有十条：

一、国殇伤在政体上，体制落后必然挨打。

十九世纪后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转变，资本输

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必然引起新一轮对殖民地更加激烈的争夺。于是，地大物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便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眼中的猎物。从鸦片战争开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愈演愈烈。而此时，中国大陆战祸连接，内忧外患频仍，导致国库空虚，财力窘困，清政府只得横征暴敛，竭泽而渔，影响所及，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以来，重用宦官，偏听偏信，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加上吏治腐败，使国运岌岌可危。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防力量，虽学习西方之经验，但只学其皮表，未触实质。而慈禧太后竟将建军之大量军费挪用，作为修建三海及颐和园之用款。

反观日本，自1866年明治维新以来，建立新政，充实国力，汲取西方文化之精髓，摒弃不合时宜之思维，提出“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的口号，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1887年3月14日，正当中国准备挪用包括海军购舰专款大修颐和园之际，日皇谕令从皇室内库中提取30万元(相当皇室经费十分之一)作为购建海军舰船之补助用费。谕令即出，全国影从，至是年9月，集资即达100余万元。两相比较，高下立现，由此可见大清帝国首先败在国体政体上，甲午之战，其实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甲午之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二、战败败在贪腐上，腐败不除，未战先败。

当时，清廷修缮三海工程，有人估计费用在300万两以上，几乎可添购清政府当时的主力舰定远、镇远舰各一艘。光绪七年至十七年10年间海军专项拨款应在4600万两，即便扣除相关因素也在3680万两左右。这十年间，北洋海军共购买军舰9艘，花费总额充其量为1100万两以内，存付两抵，有近2600万两白银被中饱私囊。在黄海海战之前6个月，北洋舰队申请紧急换装部分速射炮并补充弹药，以应紧急之需。而李鸿章竟然以慈禧太后祝寿需要用款，不敢转请为名，予以拒绝。当1894年11月7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清廷为慈禧太后大庆六十寿辰之日，正是我辽东半岛大连湾陷落敌手之时，而清廷统治者却在铺张扬厉，强颜欢笑，此腐朽政权焉能不败！

三、强国必须强军，军不强最多是一个富国，永远成不了强国。

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比日本差，从经济上看，甲午战前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与中国相当。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有数据表明，当时清政府的GDP相当于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不可谓不富。但清政府疏于国防建设，有国无防，有军不强，特别是海军建设，即便从西方国家购买了一些军舰，也基本是摆设，有的舰是有舰无炮，有的舰是有炮无弹，被外人讥讽为“存在舰队”。更有甚者，自光绪十五年至甲午中日战争六年间，竟然只舰未添。原来清政府的海军是世界第八，亚洲第一，此时已被日本赶超。开战前三个月，李鸿章预感到这种危机，拟为北洋海军换新式炮二十一尊，竟因海军衙门与户部同一支绌，难筹此款，而不得不先为镇远、定远两舰购买快炮12尊。而此时，日本几乎所有舰船都已安装速射炮，这就为甲午之战埋下了隐患。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承诺赔款白银两万万两，约为1842年及1860年对英法赔款之7倍，超过中国全年之收入。要知今日何必当初，若当年早将此数额之银两用于购买北洋舰队急需之速射炮及开花弹，何止开战仓皇至此？

四、强军必须观念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

进入19世纪90年代，“巨舰重炮”之观念已经被“快船快炮”之观念所替代，海上作战的首要目标，由以往之击毁战船转为注重杀伤舰上有生力量。所以，当时新型舰船趋向于减少大口径主炮数量，而以众多中口径速射炮代之。在黄海海战中，日本舰队装备大型速射炮71门，小型速射炮154门；而北洋舰队仅有大型速射炮2门，小型速射炮130门。与敌相比，大型速射炮远逊于敌。在10分钟内发射弹药，中日之比是33:185，换言之，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日本舰队的发射量是北洋舰队的6倍。由此可见，虽然在战舰的总吨位上，北洋舰队并不比日军差，但由于作战理念落后，导致优劣转换，北洋舰队在战力上处于下风。

五、强军重在塑造军魂，无勇之军将是散沙一盘。

岳飞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中华民族不乏精忠报国之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十个管带七个以身殉职。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号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连同邓世昌在内200余人与舰同沉，忠烈殉国。1895年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提督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舰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舰弹药告罄，管带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这些舍生取义者，虽败犹荣。

但在甲午战争中亦有“怕死畏葸”之将领，临阵脱逃。平壤之战中，大同江南岸、玄武门外、城西南三大战场，只有玄武门陷落，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指挥叶志超，却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在黄海激战中，致远、经远二舰不幸被敌军击沉，济远、广甲、扬威三舰惊恐万状，仓皇逃窜，济远舰还可耻地挂起白旗，不但削弱了战斗力，还严重地扰乱了军心。在金旅之战中，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清军不战自溃，日军又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清军群龙无首，成鸟兽散。

六、强军必须强装备，装备强在于量够质优。

固然，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武器装备也是重要因素。对于海军战力之评估，通常以拥有舰船数量与总吨位作为依据，据有关资料表明，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海军(包括北洋、南洋及粤洋三大舰队)共有军舰78艘，总排水量85000吨左右。日本海军则有军舰31艘，总排水量72000吨左右。中国在规模数量上占有上风。但军力的比较，不只是绝对值的比较，还应包括相对值的较量。比如，在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实为10艘，平远舰与广丙舰未参战)，总吨位34420吨；日本参战兵力为12艘战舰，总吨位39684吨，数量上难分伯仲。而在建军质量上，则中国军队处于劣势。北洋舰队之主力舰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舰首炮塔之4门主炮，由于设计缺陷，只能正向直射；8门12英寸口径炮，仅有作战用开花弹3颗(一颗在定远舰，二颗在镇远舰)，其余皆为实心练习弹。其他各舰所配弹药也不多，据传每炮仅有15颗。海战中，后续补充弹药，或者与火炮口径不符，弃之无用；或者质量太差，弹身布满小孔，炮弹未出炮口即炸膛；或者弹身铜箍太厚，必须先锉小才能入膛；还有的炮弹底火引信受潮，击发时成哑弹„„如此等等，北洋水兵既有三头六臂，也回天无力。

七、强军必须常备不懈，有备才能无患。

1880年起，日本全力扩充军力，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截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两江总督沈葆祯，台湾巡抚刘铭传等看出“倭人不可轻视”，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邦”的阶段，“不以倭人为意”。李鸿章也认为“倭人为远患而非近忧”。在日本倾全国之力扩充军备，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紧要关头，清政府反而放松了国防建设，以财政紧张为由，削减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1891年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中国就是在这样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下，迎来了一场命运攸关的战争。

八、强军必须综合集成，任一短板将导致全局失败。

海上作战，舰队远离陆上指挥中心，应有独立高效的指挥机构。黄海海战，北洋舰队以定远舰为旗舰，提督丁汝昌、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均位于此舰上。而通常作法是在旗舰上建立指挥中心，由提督坐镇指挥；另于主力舰镇远舰上建立预备指挥中心，以备万一，接替指挥。但因为丁汝昌、汉纳根均不谙海战，不能担当舰队实际指挥权，只得以旗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执行，同时北洋舰队又未在镇远舰上建立预备指挥中心，指定代理指挥官。因此，交战初期，当定远舰被敌炮击中，无法升旗发布号令时，北洋舰队各舰即陷入各自为战境地，缺乏协同作战，不能集中兵力火力，乃使敌比睿、赤城、西京丸等被重创之船，侥幸脱逃。

情报战输人一头也是导致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1894年6月23日，一份由清政府驻日公使汪凤藻发给清政府总理衙门的密电被日军截获，由于日方事先已经知道这份电报的内容，日军电信课长佐藤爱磨很容易地破解了中方密码的编排规律，掌握了清政府的密钥。一个月后的7月21日，清军雇用高升号等三艘英国轮船，秘密向朝鲜牙山运送2500名淮军将士。虽然清军是一次绝密军事行动，又租用的是英国商船，本认为万无一失。但由于行动电报被日军破译，日本联合舰队偷袭了这支清军舰队，导致清军损失惨重，高升号上的八百名江淮子弟兵葬身大海。黄海海战中，日军在破译的电码中得知，北洋水师的军舰将于1894年9月15日运送兵员在大东沟登陆，于是，日本联合舰队在大东沟附近设伏，导致北洋水师惨败。

通信联络是构成舰船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发布指挥号令全部依赖旗舰以旗令达成。但没想到交战不久，旗舰定远舰前桅被敌炮击中折断，无法悬旗发令。镇远舰虽然未伤桅杆，但旗缆被炮火焚毁，亦无法代发号令，各舰失去统一指挥，遂导致敌舰当沉未沉，我军当胜未胜之结局，通信中断实为重要原因之一。

海上作战远离陆地依托，又离不开陆地依托，应建立完善的后勤机构，自舰船补给、维修以至武器弹药、机器机件、卫生医疗等，缺一不可。最为迫切之需求是弹药供应及战损维护两项。而恰恰在这两项上，北洋水师严重不足，黄海海战中，定远舰受伤千余处，舵机锚机均被击毁；镇远舰锚机亦被损坏。两舰返回旅顺基地，虽有船坞，但无备用零部件之储存，无法恢复战斗力，最终贻误战机。

九、强军必须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剑不如人剑法要过人。

技术决定战术，由于北洋舰队两艘主力铁甲舰受炮塔装置的限制及主炮位置的制约，只能采用单行雁形阵为接敌阵型，但对右翼两艘舰船超勇号和扬威号之战力未加慎重考虑与加强，以至在日军第一游击队4艘战舰全力冲击下，这两艘舰一伤一沉，阵形随之被打乱。在战术运用上，单行雁形阵运用之妙在于全力冲刺日军的鱼贯阵形，攻击日方由我阵形前方经过的每一艘舰船。但令人扼腕的是，在冲击时，北洋舰队反而将航速由8节降为6节，形成无力之冲击，最终难以达成预期之目的。

十、敢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很难得到。

甲午战争始终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中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奕昕等都是主和派，李鸿章也坚决主张“羁糜为上，力保和局”。他们一直致力于争取英俄德法美等国家的调停，以达到求和目的。李鸿章想利用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遏制日本，解除中日军事对峙。但他显然对外国干预成功的可能性期望太高了，过分依赖外交斡旋而放松了军事努力。李鸿章首先请求英国调停，他考虑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日本侵华“英人必不答应”。但没有想到英国和日本已经在背后进行了交易。李鸿章转而请求俄国干涉。但这时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尚未修通，在远东争夺的筹码还不够，并不想和日本闹翻，只是进行了一番口舌之争了事。清政府还请求德、法两国调停，那更是徒劳无益，白白浪费时间。英俄德法调停落空后，李鸿章竟异想天开地寄希望于美国调停。美国则回复说：“美国抱严正的中立态度，只能用友谊的方式影响日本。”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什么中立的态度，而完全是偏袒日本。美国在支持日本侵华的路上远比其他国家走得远，给日本提供军事贷款，派遣军事顾问，运送军用物资，包庇日本间谍，甚至允许日本军舰挂美国国旗蒙蔽中国海军。

1894年6月，大战在即，日本积极调兵遣将，李鸿章不是在运筹帷幄，积极备战，而是设想利用外力，挟制日本，迫日本从韩撤兵，恢复和平。

清政府的主战派心急如焚，光绪皇帝下谕旨说：“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应预筹战守之计。”朝中众臣责备李鸿章，“观望迁延，寸筹莫展，一味因循玩误，险要之地，拱手让于外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并没有听进这些忠言，反而一味妥协示好，消极避战，结果不仅没有摆脱战争的厄运，而且使中华民族背负了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

事实证明要想求得和平，只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以夷制夷必将被夷所制。我们必须加强军备，且有英明的决断，抓住战机该出手时就出手。战争不相信眼泪，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如果没有胜算，谈判桌上肯定什么也得不到。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

反思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就是要痛定思痛，通过审视历史，解读现在，放眼未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现在的日本也不是120年前的日本，现在的世界更不是120年前的世界。甲午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尽，但甲午战争的警钟却在亘古长鸣，牢记国耻，勿忘国殇，富国强军，锐意进取，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杜绝甲午耻辱再现，这就是我们痛思甲午战争的意义所在。（作者：罗援）（新浪军事）

第三篇：甲午战争的教训

甲午战争的教训

假使没有甲午这一战，中国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假使甲午战争的战胜者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国际，尤其是远东的历史，将沿循何种途径演进？这又是很耐人寻味的问题。

然而，假使毕竟是假使，历史上的铁案，是没有办法推翻的。

甲午之战不幸的结果，对于我中国当时及后世，都有异常重大的影响。甚至我们今天的抗战，又何尝不是远远地造因于甲午战争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犹处于半殖民的地位；而这种不幸地位的形成，积因于近百年来的丧权与辱国；而近百年丧权与辱国，主要是由于满清政府的昏庸与腐败。然而甲午这一战，却不能不算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重要关键。因为由甲午战争，引起了三国干涉还辽；由三国干涉还辽，引起了列强纷纷侵占我国各海口；由列强纷纷侵占我国各海口，激起了庚子之乱；由庚子之乱，演成了帝俄之侵占我们东北；由帝俄之侵占我们东北，掀起了日俄战争；由日俄战争，加强了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于是，日本便向着吞灭整个中国的目标，步步加紧地迈进——什么“二十一条”，什么专为制造中国内乱的“西园借款”，进而有“济南惨案”，进而有“皇姑屯炸车”，然后便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一直到标志着全面侵华开始的“七七”事变。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可以说，都是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后果。

甲午的战败，使我们蒙受异常严重的损失，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损失之外，我们是否还有收获呢？我以为假如说有收获的话，那只是：支付血的代价，换取血的教训。

优柔寡断是失败的主因

东学党之乱，是日本人所操纵的；韩廷向中国请兵，是日本人所教唆的。可以说，甲午战争完全是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所制造的。关于这一点，世界的历史家，早有定评。尤其是陆奥宗光(甲午时日本的外务大臣)所著的《蹇蹇录》上，处处所暴露的阴谋诡计，均足以为铁证。

可是，在满清政府，尤其是首当其冲的李鸿章，始终陷于犹豫的窘境：一方面出兵，一方面又不敢多出兵；一方面作战，一方面求和。在矛盾情绪的支配下，真不胜其忸怩作态！把国家重任，摆在无远见、无决心者流的肩上，真比“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还要危险。何以见得李鸿章无远见、无决心呢？让我们从李鸿章的电报中指出证据：

“日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疑必战，殊非伐谋上计！”——电清廷。“汪袁皆请添拨重兵；鸿思日兵分驻汉仁，已占先着;我多兵逼处，易生事，远扎则兵多少等耳„„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今但备而未发，续看事势再定。”——电清廷。“日兵来牙窥探，可置不理，彼断不能无故开战；切勿自我先挑衅。”——电叶志超。“顷俄使来告:已奉俄皇电，喻驻日俄使，转致日廷，勒令照华议，同时撤兵，再妥议善后云。似日不能不遵。速电叶，请仍静待，勿妄动为要。”——电袁世凯。“日虽添军，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现俄国出为调处，或渐就范。传语在外各船及威海水陆各将，勤操严防。”——电丁汝昌。“韩未认非华属，应留，密劝坚持；俄廷迭喻该使调处，必有收场。日允不先与华开衅，岂能拘送使臣？要坚贞，勿怯退。”——电袁世凯。“袁道二十九日电：日兵万人，分守汉城四路各要害，及我陆来路，均置炮埋雷„„观其举动，不但无撤兵息事意，似将有大兵续至。日蓄谋已久，志甚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电清廷。“总署现与日议商，我军宜暂静守勿动。日仇华，时思挑衅，切戒兵弁，勿与计较。”——电叶志超。“叶提督佳电，倭日益猖獗，韩急望救援，各国调处，卒无成议。此时速派水陆大军由北来，超率所部，由此前进，择要扼扎，托名护商；若至决裂，免致进兵无路，此上策也。否则请派商轮三四只来牙，将我军撤回；盖我军为剿匪来，匪既受抚，随即撤回，亦系正办。撤后行文各国公使并日廷，申前次同撤之约。如彼不依，秋初再图大举，是为中策。若守此不动，徒见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鸿按钧署现正与日商，未使遽添大军，致生疑阻。上策似须缓办，其中策与袁道同见。前钧电有或撤或移之说，鸿初虑示弱„„可否照办？”——电译署。“„„设和局裂，中日交战，俄当何如？喀谓届时俄未便袖手。是鹬蚌争，渔人利，尤宜预防„„”——电清廷。“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先不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电叶志超。

从上摘各电中，充分看出来李鸿章的昏聩、矛盾和犹豫。试想，敌人不断地向朝鲜增兵，并在中国可能进兵的要道上，实行其所谓“置炮埋雷”，而且袁世凯、汪藻凤等，都曾一再电陈日本有作战的决心；可是，李鸿章始终不明白日本真意的所在，始终在做着“和”的迷梦，这不是昏聩是什么？再说，他始终坚信“谁先开战，即谁理诎”及“我先不开仗，谅彼不动手”。事实呢？敌人终于未待我“开仗”而先“动手”了。所谓“理诎”，所谓“万国公例”，只等于“痴人说梦”。这又不是昏聩的证据吗！再试想，既不增兵，又不撤兵，因为知道“日蓄谋已久，志甚奢”，所以主张“倘英俄以力勒令，或可听”。但待俄使表示“届时俄未便袖手”，他又说什么“鹬蚌争，渔人利，尤宜预防”了。这不是矛盾是什么？更试想，叶志超所陈的“上策”和“中策”，可以说是积极的进攻或消极的退守。但李鸿章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既不进攻也不退守；增兵呢，又怕“适启其狡逞之谋，因疑必战”；退兵呢，又恐“示弱”。这不是犹豫是什么？

我们知道，战争是一个国家的严重问题。在未战之前，应当审慎；在已战之后，应当坚决。只有审慎，才不致贸然从事；只有坚决，才可以争取最大的效果。至于战与和的决定，必须首先明了对方的真实态度。若对方执意挑衅，或对方必期达到其侵略或“征服”的鹄的，而我犹作“和平”之幻想，不下“死里求生”的决心，那正如陆奥宗光所说的“自杀其国家”。甲午战争时，李鸿章不明白日本的真正企图，徒思虚张声势，以为可以使敌人俯首帖耳于恐吓之下，这真是不可原谅的愚蠢。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待平壤的陆战，不待黄海的海战，我中国早已自处于必败的地位了！

不能集中力量，安得不败

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中有这样一段：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实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合肥，代指李鸿章，李系安徽合肥人——本书作者)，虽败亦豪哉！

李鸿章不愿战，却又不得不战，这似乎是矛盾，然而矛盾中却含着真理。因为，不愿战，是其主观愿望；不得不战，是其客观条件。尤其是，李鸿章是满清的奴臣，他不能不执行清室的意旨，所以，“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并不足证明李鸿章是积极的主战者。

日本是否“与一人战”，“合肥”是否足以“自豪”，那是另外的问题。不过，“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这却是事实。并且，根据这种事实，足以证明当时中国并未动员其所能动员的力量。仅以一隅之力，应付国际战争，这未免是以国家命运为儿戏；也可以说是“自杀其国家”的又一例证。

在满清专制时代，为保持其一姓的统治，而实施愚民政策。所以，在当时若奢谈全民总动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也不能据此以厚责古人。但是，当时的日本是比较更民主些，当时的中国是比较更不民主些；所以当时的日本，举国已经有蓬勃的气象，当时的中国，却没有同仇敌忾的精神。这也未尝不是决定当时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的中国，不但不能动员民众，不但不能集中力量，而且还闹什么变相自杀的摩擦。所谓摩擦的最显著者，首先就是“宫中府中，俨分的帝后两派”；其次就是“枢臣中翁同和、李鸿藻等，反对李鸿章甚烈。同和为户部尚书，对制器筹饷，多事牵掣”。正因为“帝后两堂暗斗于内，翁李两党倾轧于外”，所以，虽在国家至严重的关头，还不能同舟共济，还在彼此对立，互相矛盾;以致对外的力量，不但减弱，甚至对消。这是最可痛心的，也是最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执政者之愚蠢的！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个真正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应该严分公私，详审利害，熟度缓急；并应当有海洋般的胸襟，不存私心，不拘成见，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以抵抗外敌的侵凌为首要任务。这样才可以挽救当时的国难，才可以在历史上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可惜，当时的“帝后”和“翁李”，都不过是庸俗者流，不能精诚团结，不能一致对外，给我们后人遗留下无穷的慨叹，也给我们后人遗留下严重的忧患。然而，已覆的前车，正是给后车以无语的告诫。

不求政治进步，难期军事胜利

在战争未爆发以前，在战争正在进行之际，当时中国的政治，并未因“时局阽危”而有所改进。这样，不但我们军事上还要稍逊于敌人，即使在军事上占绝对的优势，因政治腐败而不足以辅助军事，其结果亦必败无疑。现在我们简单检讨一下当时的政治。我们知道，当甲午战争那年，正值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所以，本来准备扩充海军的经费，早已移作颐和园的建筑费了。这种不顾国家的百年大计，而专顾一己的穷奢极侈的逆行，无论如何是不可原谅的。至于所谓“皇室”的腐化情形，这里引翁同和的日记作证：

“廿六日(光绪寿辰，此时已闻丰岛海战之败——笔者)辰初升殿，不敢不先入。卯初至吏部公所，遂至殿前，升三成阶，敬观御座左右高下之宜，仍下。届时上升殿读表，行庆贺礼毕，辰正听戏入座；群臣听戏者皆趋而东，余与徐、李、张相国皆未往。是时宴桌始陈设，余与徐、孙、松诸君先演礼一次，余次在东边第一列第四。上至立迎，入座三叩，进茶一叩，赐茶一叩，赐果一叩，赐食一叩。乌辰毕，蒙古乐入殿，时两边赐酒者起立，序进东出之纳陛下，旋鱼贯登。东边人少，余在徐用仪之次，至余而毕，西边尚未毕也。上地屏，上亲赐酒。酒以玉碗盛，受赐拱举，起立，退至地屏旁一叩，饮讫，侍卫接杯，又一叩，从东出之纳陛退，仍入座，四刻毕„„未初多入座，听戏时盘赏早下，甫入即三叩谢，直至戌初一刻戏毕散„„”

“初二日 雨势不止。冒雨至西苑门，是日值日，且军机处会商也„„辰正军机处来请，遂入，看电报廿余件，要者只两三件耳，奏片一件。(北洋请购快船请款，议海军拨一百万、户部一百万，令购四艘，海军乃生息之款，一时未能遽拨者也)。„„”

“十五日 „„卯初三刻上御太和殿阅册宝，卯正上至慈宁门，臣等随入，在长信门外敬俟。皇太后升慈宁宫宝座，上从金殿升东阶，西向立。门开，上面中门北向跪，群臣皆跪，宣读册宝，上拱献置黄案，内监请册宝案入宫。上跪起，躬捧表文入中门，至慈圣御前恭献。退出中门，三跪九叩首，群臣随同行礼毕退„„辰正入座听戏，酉正一刻散„„特旨宣朝鲜使臣判中枢李承纯、户曹参闵永哲听戏„„”

“廿一日 „„昨日内奏事处口传:‘奉旨，所有应进皇太后六旬万寿贡物之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等，均着于本月二十五日呈进，其蒙古王公等于二十六日呈进，俱入福华门。钦此。’于是群议纷纷，即枢臣亦欲进矣„„”

“廿五日 „„偕两邸、四枢及李公花衣至瀛秀门外五间房，云是照料贡物。今日进贡之内阁、六部及将军督抚咸集，先赏饭，旋赏物件，诸臣皆入仪鸾殿，皇太后升座，诸臣三次叩头出。(一谢赏收贡物，一谢饭，一谢赏。)”

“十月初二日 „„是日辰初皇太后乘金辇出蕉园门、三座门、北长街，入西华门，由协和门至锡庆门降辇。(蕉园、锡庆皆有彩殿，北长街皆有点景)入皇极门、宁寿门，先至阅是楼，后还乐寿堂。上于蕉园门跪送，步行前引，至北长街后跪，先由神武门至锡庆门，辇至跪迎，凡辇前从官皆执如意一柄，余等亦然„„济济焉盛典哉„„”

“初三日 „„其于今日请设巡防、请借磅款两层皆不置一词，想未蒙允准也，但云今日所言皆系庆典。时事如此，令人嗟诧„„”

“十三日 „„言者请下诏罪己，上深韪之。臣进曰：此即盛德，然秉笔甚难。假如土木、宦官等事，可胪列乎，抑讳弗著乎？讳则不诚，著则不可，宜留中省览，躬自刻责而已„„”

“廿九日 „„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仪鸾殿，先问旅顺事，次及宫闱事。谓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着缮旨降为贵人„„臣再三请缓办，圣意不谓然„„”

诸如此类的丑戏，实在不胜其摘引。正当戎马倥偬的时际，也可以说，正当亡国惨祸迫在眉睫的时际，一群特种的戏子，天天在那里装腔作势，或是钩心斗角。而这群奇特的动物，又正是肩荷国家重任者。甲午之败，正所谓“势所必至，理所当然”了！

此外，独揽大权的李鸿章，不能打破门户之见而遴选全国的人才，以致一般说他的门下为“藏污纳垢”之所。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曾有奏章说：“臣闻丁汝昌本一庸才，法越之役，避敌畏惧，至于流涕。畀以提督重任，实属轻于择人。又海军驾驶，尽用闵人，党习既深，选才亦隘„„”又如礼部侍郎志锐也曾有奏章说：“东渡各营最谬妄者，直隶提督叶志超、海军提督丁汝昌。派赴朝鲜，在日人之先；而铁舰不扼仁川，陆军不入汉城„„外间舆论，致有‘败叶残丁’之诮；不孚众望，可想而知„„”更如翰林院二十五个翰林联名折参李鸿章，也曾指出：“李鸿章广蓄私人，以欺罔朝廷。某某则为耳目，某某则为心腹，丁汝昌、卫汝贵为爪牙，龚照玙、刘含芳为羽翼„„坐使数千里藩封，断送于三五小人之手„„”总之，政治不进步，政治不开明，确为当时的实际情形，亦确为当时致败的一大原因，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

胜败决于最后五分钟

自开战至媾和，经过九个月的时间。日本虽然处于优势地位，可是它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假如那时我们便晓得“持久战”的道理，假如那时我们就能够“以空间换取时间”，而换取时间以后，又不浪费，真能使各方面都有进步；那么，日本早就得到它所应得的教训了。不必说什么“持久战”，那时若不是朝廷没有牺牲的决心，若不是李鸿章始终酝酿和平，而是敢于把战争延长下去，坚持下去；我们一定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第一次欧战，便是很好的证明。假如第一次欧战在第一二年以内媾和，无疑的，胜利者一定是威廉二世了；甚至比利时和法国的领土，恐怕将有一部分割让给德国的。就是在1918年的夏季媾和，德国至少还要向英、法提出要求。可是，英、法坚忍的战略，终使德国因物资缺乏而溃败。所以，有些国际的军事家，认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都是侥幸成功的——日本的力量已经使到强弩之末的时候，战争便结束了。可见，最后五分钟是必须坚持的；任何牺牲、任何艰苦，都应咬紧牙关来忍受的。功败垂成的惨局，都是意志薄弱的人们所造成的！他们由于畏难苟安的心理、或其他不纯洁的意念，便铸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这种教训，是值得人们牢牢记取的。

几句结语

要说的话还很多，但这篇文字似乎过于冗长了，不得不赶快收束。

“往事不忘，来事之师。”在我们全面抗战的今天，来温习甲午战争的教训，唯一的愿望，只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而已。

第四篇：甲午战争新解读--电报密码被破解,导致清军惨败

甲午战争新解读--电报密码被破解，导致清军惨败

122年前爆发的甲午战争，每个中国人都刻骨铭心。清军的惨败，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一直不为人知。直到战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遗著在内部悄然发行，才揭开了这一惊天秘密——早在战前，日本已经破译了中方的高级电报密码。

日军利用这套电报密码，对清军战前的军事部署、战中的兵力调遣、战后的谈判底线都了如指掌。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清政府的所有决策都在日本的掌握之中，岂有不败之理？那么，日本情报部门是如何破解中方的电报密码的呢？且听讲述这段秘史。

众所周知，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为了迅速占领中国，日本军部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早在甲午海战爆发的十几年前，日本军部就向中国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这一行为极其反常。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奉行“脱亚入欧”的国策，极力向欧美学习。怎么会选派学生来中国学习？

毫无疑问，这些留学生就是日本间谍。名为学生，实则刺探情报。这些人搜集的情报信息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山川、风俗人情等各个方面。长期驻留中国，不少日本人成了“中国通”。这些间谍为搜集情报，也是费尽心机，甚至剃发改装而渗入军队。这其中就有一个名叫吴大五郎的人。此人很不简单，伊藤博文的遗著中就提到此人的名字。

说起来很诡异，这个吴大五郎姓吴，居然是个日籍华裔。中日混血的吴大五郎对汉语、日语自然很是熟悉。这正是日本急需的“特种人才”。他即被派遣到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担任见习翻译，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1886年8月，北洋舰队访问日本长崎。期间，清军水兵与当地警察发生流血冲突。骚乱发生后，北洋舰队向清政府发电报汇报事件情况。吴大五郎截获了中方情报，并参照中国字典等资料，开始了对电报密码的破译。这本很小的中国字典，在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明电码使用。清政府虽然无能，但对密码保密还是很重视的。吴大五郎并没有完全破译出密码，但对清军制造密码的方法有一定研究，为破译做了大量铺垫准备。

那么，日军是什么时候破译出清军的电报密码的呢？时间是甲午战争爆发前的一个月。1894年6月2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给清廷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了一份用汉语书写的政府文书。这封公函的内容是日本要和清政府断交。兹事体大，汪凤藻即向总理衙门发长电报报告该文书。实际上这是日本人故意设计的圈套。这份文书就是诱饵。

这份电报的内容，日本人完全知晓。这等于电报的明文已经暴露。次日，日方电信课就顺利截获了汪凤藻向总理衙门报告该文书的电报。这等于电报的密文被掌握。两相对照，很容易揭开密码构成规律。电信课长佐藤爱麿凭以往的破译经验，结合吴大五郎等人的参考资料，仔细对照研究汪凤藻密电的内容构造，最终成功破译了清国公使馆的电信密码！

回顾整个过程，不得不说日本人十分的狡诈。这是一种典型的钓鱼式破解密码手段。密码被破解后，清军的行动处处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战后《马关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半个世纪的屈辱和苦难。

一套密码的破解，导致一场战争的惨败；一场战争的惨败，加剧了一国命运的衰落。

122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不是西方列强在海岸上架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的国家。

然而，维护国家安全又有了新的战场——网络安全。

全社会都必须警醒起来，利用先进技术保护好网络安全，为建设网络强国贡献力量。

第五篇：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简介

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

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

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

纪念甲午战争的征文

我们回忆过去不求改变历史，只愿历史不再重演。今年是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国人对于120年前的这场耻辱失败一直有着各种争论。昨日甲午惨败为何不可避免，今天又是甲午，为何危险仍然存在？

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

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

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

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

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力，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同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

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

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这样一批官僚，这样一支军队，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战胜外敌侵略吗？清朝统治集团在甲午战争中妥协、退让、求和、投降的一系列做法，都可从其买办立场找到答案。甲午战后短短17年，清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这是历史的必然，一个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

战争的海纪念中日甲午战争演讲稿

1895年2月10日凌晨，黄海海面波涛汹涌，白浪滔天，深处威海保卫战中的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遭日本海军鱼雷艇袭击、围攻，为避免军舰落入敌手，海军提督丁汝昌、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命令用水雷将搁浅的“定远”炸毁。当晚，遵循自己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刘步蟾自杀身亡，不久，中国战败，丁汝昌以身殉国。一时间，名将凋零、龙旗飘落，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遭受到又一次历史的重创„„

历史的车轮向前转动120圈，当我置身定远舰景区——这个按照“定远舰”等比例复制的钢铁围城之中，内心的思绪依然如120年之前的黄海一样，久久无法平息。

随着解说员逐处逐字的介绍，目光穿梭在一层又一层展厅、文物、图片、文字之间，愈前行愈发现军舰内光线的昏暗与空气中难以抑制的压抑气氛。威海，这个联合国评定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恰如奥斯维辛，因与众不同的历史印记，而注定以另一种方式被铭记。驱车来到威海港公园，远远的白鸥翔集的天幕下，是鸣笛的客轮与苍渺的大海，视线向近处收回，一座白色的纪念碑魏然耸立，不高，但却处处透露出肃穆的神气，这是收回英租威海卫纪念碑。一场大战，一块石碑，构成了威海历史最深刻的记忆。

思绪回到定远舰，随着人流来到忠烈祠，“千古流芳”的匾额之下，赫然镌刻着英雄邓世昌那最后的旌表——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耳边，小贩不停地劝说着我该买一个模型纪念品，然而回荡的却是“苟丧舰，必自裁”悲壮誓言。是的，“有公足壮海军威”，诸公为国为民，已然洒血海疆，诸公捐躯国难，故有今日盛世欢歌。然而，在定远舰，在遥遥相望的刘公岛，在碧海蓝天——这片曾沃满先烈血泪的土地上，“有公”真的“足壮海军威”吗？

我不敢断言，我只知道，甲午年那场海战，大清败得一塌糊涂。

大清的完败，不是败在一人一舰的存亡，不是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是败在一个条约、一个李鸿章、一个西太后；大清的完败，败在天朝上国的大梦，败在奇技淫巧的不屑，败在四万万人无能为力！

很多史家，喜欢比较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后变化，因为这场战争，中国败于日本，败于列强，而日本胜了大清，得了“列强”的美名。中国之败，原因太多，研究者也太多了。史家们已将这失败的各种原因总结到了很好、很高妙的境地。诸如，武备弛怠、经费短缺、制度落后、人事不当、战略失误等等等等。然而，研究者们，研究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与定远舰遥遥相对的，是刘公岛，这个令北洋海军神殇之地。刘公岛一战，甲午一役，中国一败，除了为历史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素材、为愤青者流提供谈资之外，究竟给我们、或者说我们自己找到了，多少遗产呢？

去年十月，我曾踏上刘公岛，参观甲午战争纪念馆。当时，写过一篇名为《盛世哀歌》的文章，其时很多同学问我，题目是否有误，言“盛世”是“欢歌”，如何会是哀歌。我想，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盛世之前，若为盛世，则不能称之盛世，必是乱世，由乱而治，才有盛世可言；盛世之后，未必盛世，居安不思危，盛世之后仍是乱世，盛世欢歌，瞬间就成了挽歌。由刘公岛而至定远舰，大清而至今日，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

五千年的大国思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大国遗产，期间虽也有外人争过家产，起过萧蔷，然而终究是家大业大的。只是，这遗产，是否真的被我们好好继承了呢？中国，如果仅仅以一个历史悠久或经济发展的大国出现，那么虽期望于被人所尊重，然而最终被尊重的也不过是祖先或者金钱，或者说是“富二代”或者“暴发户”，到底难以有真正的好朋友。

中国，有了经济的一定发展，有了国力的一些恢复，我们真的就是盛世中国了吗？真的可以放声高歌了吗？真的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吗？不，绝不是这样的！

当我们打开世界地图，沿韩国、日本、台湾、菲律宾直到印度洋画一条线，你就会发现，防卫着美国的所谓太平洋岛弧链究竟防着谁；当大使馆无端被炸、飞机在自己的领空被攻击、渔政船在中国的领海被撞击，你会明白，所谓的大国尊严究竟有多少；当我们一面过着情人节、愚人节一面对“韩国的端午祭”嗤之以鼻时，我想不到，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到底在哪里；当所谓的国产大片们重复着“复仇+爱情+神幻”的恶俗模式而日剧、韩剧、美剧却真正把持着时尚潮流方向时，我们的民族精神，你在哪里？当中国遭受着雪灾、地震的巨大创痛举办奥运会时，宵小们却自导自演着“台独”、“藏独”、“疆独”的闹剧时，我们的中国，真的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吗？

不是的，中国不太平；而且也有许多人、许多势力不希望中国太平，太平的中国，对他们没有多少好处。有人说中国的“80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可是作为社会新兴力量的“80后”、作为当代校园主体的“90后”，传承“五四”精神的当代青年，能对盛世光华下的危难中国漠不关心吗？先贤们告诫了我们太多太多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听到这些话语，我们还能无动于衷，高唱盛世欢歌吗？

我想，显然不能了。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渴望和平，那就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我不是偏激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然而我明白，如果祖国的明天属于我们，那么，我当不仅仅有权享受她的荣耀，更当为了保卫她而不惜生命！如果在盛世的欢歌里放松了警惕，总有一天，这欢歌将成为一首哀歌，甚而挽歌。

也许当今世界无大战，可是无论经济、文化、政治、信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早已经演进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时至今日，当代大学生，是否该到了觉醒的时候呢？吾国即吾家，无国即无家。想想南京雨花台，三十万曾经鲜活的生命；想想驻日大使馆，右翼狂人的叫嚣；想想年复一年的所谓《中国军力报告》、《中国人权报告》；想想G20峰会上，强迫人民币升值的“世界警察们”„„我们，还能无所事事，谈笑风生吗？

伸出我们的手，中国未来的命运，正被我们掌握，作何选择？选择掌握在我们手中。可是，历史的兴衰荣辱，却将被岁月书写铭刻，永远流传。而我们，将是历史的主角，正面的，抑或，反面的。

离开定远舰，秋风渐起，残阳斜照。回头望去，刘公岛在苍茫的暮色中渐渐远去。中国海军的祭奠之地啊，甲午英魂长眠的所在，请你，保佑我多舛的母亲，愿华夏生民富庶，中华金瓯永固！

纪念中日甲午战争演讲稿

能战方能止戈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看重六十一轮回的甲子之年。1894~2014，就是两个甲子之年！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惨痛的伤痕。然而，岁月的皱纹常常默默无情地淹没历史的刀痕。

“甲午战争”，对今天不少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字眼。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它总是以自己的逻辑给未来以深邃的启迪。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人，能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生发几多感慨，获得几多启悟、几多忧思、几多警示„„

民族痛与中国梦——

甲午战争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影响有多大

1894年7月25日，日军以偷袭大清帝国运兵舰队为发端，不宣而战，挑起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侵华战争。从丰岛海战到鸭绿江溃败，从大连陷落到旅顺屠城，从大东沟决战到威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再到《马关条约》的签订，最后以割让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赔偿2.3亿两白银而告终。这笔巨大的赔款，相当于清朝年收入的3倍，日本年财政收入的4.5倍！

民之痛，国之殇。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的一场战争。

甲午战争，成为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水岭。战争的结局置换了日本和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本靠强索中国的巨额赔偿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进而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为其后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可谓一个庞大帝国崩溃的临界点。正如恩格斯1894年11月深刻指出的：“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了古老的帝国以致命的打击。”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进程，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遭此奇耻大辱，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梁启超对此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甲午战争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也进一步唤醒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回首甲午，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两个国家的历史走向，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亚洲政治格局和世界发展的进程，直到今天仍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

170多年灾难深重的近代遭遇，为我们提供了沉重的历史警示。习主席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反映了几代中国人百年夙愿和共同心声，展现出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们要看到，两个甲子之后的世界复杂多变，我国周边仍不安宁，东海、南海依旧风云诡谲、波叠浪涌，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窃取的钓鱼岛成为中日之间屡起争端的外交问题。今天怎样防止甲午战争的悲剧重演？中国梦、强军梦的愿景能不能实现？面对这一沉甸甸的考问，我们理应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与民族的答卷！

忧患与担当—— 天下虽安 忘战必危 1886年12月，英国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为北洋水师打造的新型巡洋舰“靖远号”下水，按惯例新舰下水需演奏国歌，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国歌，英国人信手拈来了一首古老的民谣——“妈妈好糊涂”，不幸竟一语成谶！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大清帝国正处于史称“同光中兴”的“太平盛世”。“洋务运动”造成的繁荣表象，使清廷当局沉浸在感觉良好的“糊涂”状态。

其实，“盛世”、“中兴”的背后，潜伏着种种杀机。战争的胜败，实际上是在战前决定的。

19世纪中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中央集权的近代天皇制国家，并毫不掩饰要发动一场“征讨清国”“扬威海外”的侵华战争。一场注定要爆发的大战已经危在旦夕，而沉醉在“海宇升平”荣光中的清廷大员却熟视无睹，“不以倭人为意”。《盛世危言》、《上大清皇帝书》之类的呐喊，远不如洋务佣金、卖官鬻爵、万寿庆典那样实惠诱人。直至日军攻陷大连、旅顺，北京城仍鼓乐连天，弦歌悠扬„„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一中国的千年古训，与古罗马谚语“要想得到和平，那就准备战争吧”说的是同一道理。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从“文景之治”到“七国之乱”，从“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到“安史之乱”，直至这次从“同光中兴”到大清衰亡，古今中外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太平盛世，并非意味着永享太平；战争的潜力，不等于战争的能力；和平的愿望，更不等于和平的现实。有无强烈的忧患意识，往往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戈。承平日久，一个民族最难维系的是忧患意识，一支军队最难做到的是居安思危。败战、亡国，常常并非因为对手有多强大，而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麻痹、懈怠，自己打败了自己。在前进的道路上，挑战和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我陶醉，因为这种麻木可以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堕入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唯有发扬居安思危、忧患在先的精神，时刻做好应对战争的准备，方能“弭战患于未萌”“保和平之长久”。

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导致军事上糊里糊涂吃败仗；思想上的忧患，源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使命担当。没有责任感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没有使命感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尽管今天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但铸剑为犁的时代远没有到来。我们热爱和平，向往和平，但准备战争、进行战争、赢得战争，始终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历史没有后悔药，胜利没有替代品。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需要强化使命和担当意识。“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当代中国军人必须彻底摒弃和平麻痹思想，在心里刻上“定远”的铁锚，以民族和国家大业为重，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念，千万不可用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

只有我们拥有了任何人都不敢觊觎的意志和力量，战争才会真正远离我们。

器物与观念——思想观念落后也要挨打

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但就甲午战争而言，仅作此分析还嫌不够。从经济上看，中国的GDP是日本的9倍；从军力比较，中国舰队总体上略占优势，“定远”“镇远”堪称当时世界领先、远东一流的铁甲利器。应当说，思想观念的落后、军事理念的陈旧，才是导致“天朝上国”一败涂地的一个“致命伤”。美国军事历史学家马克斯·布特考察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海战，发现中俄两国的新型战舰都比日本多，但都将其与旧式战舰混编在了一起，使得新型战舰根本无法发挥威力，结果都败于貌似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

清军虽然装备了现代化海军装备，但未能形成足以与列强抗衡的新质战斗力，充其量不过是拿着一些洋武器的旧式军队。

甲午海战，从反面演绎了“器”与“道”的古老哲学命题。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任何武器的效用都要通过人去实现。今天，军队的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战斗力生成模式深刻嬗变，新型作战力量不断涌现，这对人的思想观念更新、军事理念和战略战术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当技术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作风与战斗力——锻造永不卷刃的“精神刀锋”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战争既是武器和战术的对抗，也是作风和精神的较量。

曾有文章考证，一度相传的清军舰炮晾晒衣物，并无事实根据。但多种资料表明，北洋水师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受没落王朝腐朽颓废之风浸淫，确实军风败坏，弊端丛生。士兵“腰间皆斜插烟枪一支”，“平居烟酒淫赌，沉溺往返”，甚至管带也侧身其间，大敌当前而“逐声妓未归”。演习训练则虚应故事，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徒求演放整齐，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

弄虚作假可以欺骗自己，欺骗许多人，却无法欺骗敌人。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日舰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舰队9倍以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实有土沙、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尽管北洋海军中邓世昌、林永生等官兵浴血奋战，实践了“与军舰共存亡”的诺言，但总体上这支新式军队，与文恬武嬉的八旗绿营腐败军风相差无几，无法经受实战的检验。

“作风就是战斗力”，徐向前元帅的这句名言，其实是古往今来的一条铁律。战争实践反复证明，优良作风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在斧钺捉对、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对军队来说，优良作风就是锐不可当的气势，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气概。一支精神萎靡、作风涣散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不可能打胜仗的。

战争最终检验、证明一支军队。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我军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80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作风优良是重要法宝和根本保证。无论时代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强军必须强作风，兴军必须兴作风。人民军队在强军兴军征程中，把作风建设作为“生命工程”来对待，作为“胜利之源”来维护，锻造克敌制胜的“精神刀锋”，弘扬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战斗精神和战斗作风，这是历史的昭示，更是时代的呼唤！

变革与现代化——在突破体制机制痼疾和利益固化藩篱中前行

甲午战争提供了一块再好不过的切片，让我们探寻历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玄机。

龙跃在渊，革故鼎新。“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工业化、现代化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和军事变革。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为了“自强”，先后创建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厂，建立军事学堂，编设防军和练军，发展新式海军，编练新式陆军，这场变革“仿效西法”虽取得一时成就，但“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自强”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洋务运动”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当年李鸿章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话：“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变革思想主导下，“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的近代武器装备，但由于固守腐朽没落的“朝制”，试图通过小修小补解决问题，使得社会和军队组织体制机制的改进甚微，即使是新建的海军，官制也完全按旧军制，而且具有浓厚的私属性和严重的派系，甚至海军建设本身最后也成了利益分赃。晚清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皆以自己固有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了变革图强之大义，实际上都成了埋葬北洋舰队乃至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甲午战败之后激起的一场新的“戊戌变法”运动，也在旧政治利益享有者的极力反对、抵制、绞杀下，前后仅百余日便告破产。当时清政府雇佣的一个英国雇员——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比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哈欠伸腰，我们以为它醒了，但过了一阵，却看它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哈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正如百川东去，历史总是在变革中迸发前行的力量。而变革与现代化如影随形，相互激荡。

绵延35年的“洋务运动”，已经化为历史的烟云。国运沧桑，甲子轮回。今天，历经35载的改革开放，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上。

回眸历史可以发现，任何改革创新，都不可避免地冲击既定规则，触及既得利益。而体制机制的障碍，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往往会成为变革中难以解开的死结。在近代社会、军事变革中，中国错失了一次次良机，酿成了一次次历史悲剧。

“唯其艰难，才更显勇毅；唯其独行，才弥足珍贵”。今天的改革，无论是利益格局的调整，还是体制机制的转型，都是硬骨头，都要涉险滩。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调整，人们利益越来越多样化，任何一项改革都很难满足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利益固化的藩篱不打破，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全面深化改革就“深”不下、“化”不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如逆水行舟，再硬的骨头也得啃，再深的险滩也得蹚。只有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神，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超常的胆识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才能开辟一片新的天地，写下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历史新篇章。

逝者已往矣，来者犹可追！

甲午的殇思

---纪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周年

岁月夹杂着历史的血腥，一路飘摇不定，恍然间时间竟跨度了一百二十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惨痛的伤痕，可岁月的皱纹就这样无情的淹没了历史的刀痕。透过黄海海面弥漫的历史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中国人，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中，领悟几多感慨？

民族之痛

谁也不曾想到，正当颐和园鼓乐齐鸣之时，日本的魔爪悄悄伸向了混沌的中国。甲午战争，成为两国历史命运的分水岭。战争的结束置换了中国和日本在亚洲的地位，日本靠强索中国的巨额赔款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而脱亚入欧，跻身列强，走向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之路，为其后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埋下了伏笔。

甲午战争彻底打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让一个庞大的帝国走在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这让中国人看到，洋务运动也不过是表面浮华，仅仅是延缓了大清帝国的寿命，奈何也救不了古老的中国。此时的中国就像是暴风雨中的破船，在历史的狂浪中飘摇不定。

忧患与担当

1886年12月，英国埃尔斯威克造船厂为北洋水师新型巡洋舰“致远号”下水，按照惯例新舰下水需演奏国歌，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国歌。英国人信手拈来了一首古老的民谣—妈妈好糊涂，不料却一语成谶。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只忧”，从古至今的历史证明，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更何况那时的中国天下从未安定。政治上的昏庸必然导致军事上的溃败，思想上的忧患是源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没有责任感何谈未来，这也是为何大难关头方柏谦却扔出一面白旗，调转了船头。

然而爱国将领邓世昌驾驭着“致远号”奋勇抗争，他说：“大敌当前，你不打他，他就打你，逃跑时没有出路的。宁可战而死，不愿逃而生。”当弹药用尽的那一刻，所有的壮士脸上写满了悲壮，他们决定用“致远”撞沉“吉野”。甲板上的壮士面向祖国的方向跪着，向自己无限热爱的祖国做最后的告别。为了国家尊严，他们决心与敌人同归于尽。舰上二百多名船员，没有一个人显示出恐惧的神色。他们用自己英勇的行为，谱写了中华民族誓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壮歌。

在汹涌的波涛中化为了祖国的忠魂，这首诗写得好“重如泰山轻鸿羽，流芳遗臭俱千古。将军视死甘如饴，懔懔大节青史垂。”

器物与观念 “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深深记住了这句话。于是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就此展开，学习西方各种先进的技术，全国上下从里到外无一不受到洋务运动的影响。然而甲午战争就检验了中国的学习成果，很显然结果是不合格的。于是有人思考，我们明明这么努力，为何终究还是败了？

实际上，从客观角度上看，再此次战争中，中国不论是从经济力量，还是军事战斗力上都远远超过了日本，看似清楚的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殊不知，思想观念的落后才是大清帝国落败的“要害部位”。一个对海洋陌生的国家，有了世界上先进的战舰，却没有海洋意识和海战的理论，依然固守“弓马平天下”的传统观念，这如何取胜？归根到底还是清政府的昏庸，看不到问题所在，注定迎来败。

在技术革新的大时代中，器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一个更新、更勇敢的头脑。

过去与未来

百川东去，春去秋来，历史在不断的前行。中华民族一路坎坷走过了这风风雨雨的一百二十周年。或许我们对那段历史无从追溯最真实的面貌，却在屈辱中一路摸爬滚打，重新站在了世界的高峰。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自那一百二十年前的战役，中国人终于有了觉悟，面朝着黄海的波涛，找回了遗忘的气魄。中国在狂风大浪中，终究还是找到了明天的方向。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未来还在继续，带着对过去的忏悔与反思，中国，永不会停歇。

甲午战争反思

不论何时，战争都与政治拖离不了联系。

从战争背景来看，在战争前，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益强盛，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

为此，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甲午中日战争就是日本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环节。当时的中国虽在19世纪七十年代虽有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向西方看齐，并于1888年建立了北洋水师。但清政府并未变革国家制度，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与日本的集权政治相差悬殊。

与此同时，国际上列强默许或纵容的态度，成为日本实施侵略计划添砖加瓦。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踏板；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国。俄国虽然对中国东北和朝鲜怀有极大的野心，但尚未准备就绪，因此对日本采取不干涉政策。

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双方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中国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与此同时，甲午中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后勤保障较方便，有许多有利条件。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

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

在此之后清政府屡战屡败，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

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一历史教训，谨记国耻，保持危机意识；同时面对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积极面对挑战，有效抓住发展机遇，深化改革，促进体制进步，才能带来国家的持续的繁荣昌盛。

高二十四班 樊梦泽

长夏草木深 甲午120周年小感

长夏草木深，武士留梦痕。——松尾芭蕉（日）千年前有盛唐败于蛮夷之铁骑，百年前满清上国于倭寇坚船利炮之中苟延残喘。愈发膨胀的帝国，需要来自外界的棍棒。

德意志有古语道：上帝欲使其灭，必先使其膨。大清的皇亲国戚在北京初夏的蝉鸣中遛鸟逗鸡，盘算着再该怎么压榨压榨手底下的佃户，再该听听谁家戏子的唱腔好，看看谁的身段好。紫禁城中，慈禧正捻着护甲上嵌着的金丝倚在榻上听心腹的长腔：日本乃蕞尔小邦，我大清乃是天朝上国，台湾巡抚不过虚妄之言，太后不必以此为意，如今天下泰安，太后何不设宴以庆之？以彰大清之国威，显皇室之福泽。紫禁城四方的天，此时，平静得惊人。

而此时的日本，天皇与首相及内阁，正在秘而不宣地商讨对华战略。东京的阳光，散落在柔软的榻榻米上，于武士刀上，反射嗜血的冷芒。

之后就是打破一切粉饰的平静，使侵略的野心从海岸线蔓延而来的，我们所熟知的甲午战争。

我钟情于致远舰的无畏，在邓世昌下达撞沉吉野号这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军令时，我想起崖山之战，我知道崖山之后，中华从未消散，即使满清非汉室。

我亦钟情于北洋水师，即使败局已定，在威海卫那绝望的海湾，即使日本人的枪炮不曾怜悯，也无畏于血染江山，无畏于覆灭的凄惨。

我更不忘李鸿章的赤诚，如果我中一枪，可以是我国人免于一亿两白银，那么为何不再让我中两枪呢？李鸿章从未背叛大清，他始终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摇摇欲坠的大清王室。

李鸿章与他的北洋水师，北洋水师和他的致远舰，用血泪挽救风雨飘摇的中国。

日本，则是我所敬佩的。日本人的精神中有清幽的菊花亦有冰冷的刀锋。风雅的他们可以在菊丛中写下月辉般清冷的俳句，冷酷的他们也可以面无表情地斩下敌人的头颅，或是剖开自己的腹腔。日本的崛起，与这种双面的民族性格绝对不可分割。他们恭谨谦虚，骄傲却不自满。他们不曾怀疑自己能否与欧美比肩，不以学习模仿先进为一种耻辱，学习令他们强大，令他们振奋，也令他们野心昭昭。

日本为中国带里不可磨灭的伤痛，被深深烙在中国人心底。而同样也是日本，击碎大清自以为是的美梦，推动政体的变革，思想的解放。日本人使我们流血，也是我们清醒。这是我们的幸，亦是我们的不幸。

如今是甲午战争的100周年，百年前的他们令我们清醒，如今的他们令我们向前。日本先与我国的发达，与我国的矛盾，使我们无法懈怠，无法忘记，苦难的历史与流血的先人，日本的强大是抽打我们前进的鞭子，刺激我们对他的愤怒，永远使我们铭记落后的耻辱。

长夏草木深，武士留梦痕。只要铭记，只需奋进。历史记得一切耻辱与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