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草原文化区域系统研究 阚耀平

第一篇：新疆草原文化区域系统研究 阚耀平

新疆草原文化区域 系统研究

阚耀平

新疆草原文化是西域文化的一部分，是古代西域地区游牧民族创造的一种游牧文化，属于中国古代两大文化类型之一［1］。本文的研究区域为现代新疆辖区内的西域草原，特别天山山脉及其以北的地区，即新疆草原文化区。这里的古代游牧民族在漫长的历

史岁月中从事的生产活动及本身的生活习惯等互相交织，形成了光辉灿烂的草原游牧 文化。

新疆草原文化的民族文化序列

从目前所知的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中得知，古代新疆草原文化区内，先后有大小几十个游牧民族如原始土著、塞种、大月氏、乌孙、呼揭、姑师、匈奴、高车、丁零、鲜卑、柔然、突厥、西辽、铁勒、回鹘、吐蕃、蒙古、哈萨克等民族活动于此，有些民族势力强大，活动时间长，范围广，形成新疆草原文化中民族文化的基本框架。

原始土著、塞种、乌孙、匈奴、突厥、蒙古及哈萨克族，这些民族的游牧生活或生产活动，留下了许多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新疆草原文化中的主体民族。另一些民族由于部落相对较小，活动范围狭窄，时间较短等诸因素，形成次一级的草原文化民族因子。如姑师、高车、丁零等民族。再一类的游牧民族恰似匆匆过客，在草原文化区仅留下短暂的一瞥，就似流星般消失。如迁徙中的大月氏族和唐代侵入北庭都护府的吐蕃族。除此之外，从西汉拓展西域以来，汉族及汉文化始终对新疆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原始土著文化

原始土著指生活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当地民族。这些民族无史料记载，通过考古发掘得知，这一时期的民族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居住在天山南北的低山丘陵地带、山间盆地、河谷两岸和罗布淖尔地区。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以采集和狩猎为主。从出土的铜镜、耳环、扣、珠、环等青铜器装饰物看，人们已具有原始的审美观念。

（二）塞种文化

塞种，波斯文献中称“萨迦”，主要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至战国时期。塞种的生活范围应该是以天山西部的伊犁河流域为核心，东延至乌鲁木齐一带，南至帕米尔高原，北达阿尔泰山脉之广阔的范围之内［2］。从阿拉沟墓葬出土的文物看，出土大量的金、银、铜、铁、陶、木、牛骨、羊骨等文物，说明墓主十分富有，而金、银、铜器皿均有不同动物的造型图案以及大量的羊、牛陪葬，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塞种的经济生活方式是以畜牧业为主。这与《汉书》记载的塞种“因畜随水草„„”的游牧经济生活相同。且

［3］塞种人已会制作和使用游牧所需的毡房。

（三）乌孙文化

乌孙于公元前160年从河西走廊迁往伊犁河流域。不久，成为西域诸国中最大的一个邦国。也是当时活动于北疆草原上的主体民族。并且与汉朝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乌孙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的情况为：“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汉细君公主远嫁给乌孙王为妻，她在《黄鹄歌》中描写乌孙的日常生活为“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以上资料说明乌孙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以游牧的畜牧业为主。同时，乌孙还出现了金属冶炼、陶器制造、毛纺织、骨角物加工等种类的手工业生产。

（四）匈奴文化

匈奴是汉代活跃于北方漠北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骁勇善战，常举兵南下，拢掠中原农耕民众。同时，匈奴右部活动于西域，西域诸国皆俯首称臣。其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主，《盐铁论》中描绘匈奴游牧生活的特点：“因水草为仓廪，随水草甘水而驱牧”。《汉书·匈奴传》言：“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习攻战以侵伐，其本性也”。公元前71年，乌孙与汉配合，一举攻破匈奴，俘获匈奴马、牛、羊、骆驼、驴等70余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匈奴在西域畜牧业的旺盛。

（五）突厥文化

突厥族主要活动在天山以北的地区，虽活动时间短，但对新疆草原文化的内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突厥语成为后来许多游牧民族语言的源泉。11世纪成书的《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两书，反映了其语言特点。现在全世界操突厥语系的国家和民族有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阿塞拜疆、伊朗、阿富汗的一部分和我国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等民族［4］。其次，突厥人的墓葬形式——石堆墓是草原上游牧民族具有代表性的墓葬之一，成为后来游牧民族流行的墓葬形式之一。

（六）蒙古文化

蒙古族13世纪初～18世纪，一直是新疆草原文化区中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由于他们统治的时间长，范围广，对新疆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蒙古族如今仍是草原文化区域内活跃的民族，如博尔塔拉、巴音郭楞、和布克赛尔等地均为蒙古族的聚集区。蒙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各方面对其他游牧民族都有影响，是新疆草原文化区影响最大的游牧民族。

（七）哈萨克文化

哈萨克族是如今新疆草原上仍然广泛分布的草原民族，占新疆山区90％左右的牧场。中国境内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布最多，国外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哈萨克族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畜牧业，是现在新疆草原上占主体的游牧民族之一。它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语言、住房、饮食、服饰、节庆与礼俗、文娱体育活动、家庭、丧葬、草原文学艺术等方面均具特色，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草原民族文化。

新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民族的大融合性

在新疆草原文化的历史舞台上，曾先后出现过几十个游牧民族，如今仍然活跃的游牧民族只有蒙古族和哈萨克族，这些游牧民族之间并非

单一的无联系性，而是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后来的游牧民族占据了前一个游牧民族的生存空间时，或多或少地融合了前一个游牧民族及其民族文化。这样发展的结果是今天的游牧民族多是历史上几个甚至十几个游牧民族大融合的结果。如现在哈萨克族的主要祖先是乌孙、康居、奄蔡等，后来多少融合了新疆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铁勒、契丹、蒙古等民族，形成了今天的哈萨克族［5］。所以，新疆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发展史可以称作是一部民族的大融合史。

（二）居住的不稳定性

新疆草原文化的创造者，草原游牧民族的居住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其居住条件简陋，便于移动。他们多数随水草而畜，一年四季均处于不同的地方，历史上越古老的游牧民族其游移性越大。他们居住的稳定性除受外来民族入侵的影响外，其他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受水草肥美变化的季节影响。从现代新疆地区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的居住情况看，多居毡房，且随季节的不同而移动。夏季，在海拔1500～2000米左右的高山地区，草木茂盛，牧民随牛、羊等畜群居于高山地带，称为夏牧场。8月下旬开始，随着天气转冷牧民随牛羊向山下移动，这时，基本上天天移动，牧民的居住条件更简陋，牧民仅居住在称为“活斯”的简易毡房，“活斯”用三根棍及毛毡搭造，空间极其窄小，仅能供2～3个人居住。冬天，多在山前低山区背风向阳的山坡或山前戈壁地带放牧，牧民也住进了冬窝子。来年开春，牧民再从冬窝子逐渐向夏牧场转移。结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迁移，这种由于游牧民族依赖自然条件的程度较强，决定其居住的不稳定性。

（三）文化遗存的多样性 新疆草原文化区内的游牧民族，由于本身的游牧特点，决定了其文化遗存与其他文化遗存类型的不同，具有独特的一面。游牧民族本身没有大规模的居住遗址，主要表现为岩画、石人、鹿石、墓葬等文化形式。

1.岩画。新疆的岩画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山脉，被史学界称为岩画的三大宝库，其从高山的夏牧场到山前的丘陵地带都有大范围的分布。笔者以为，这些岩画主要分布在山区，与山区的关系密切，应称为山区岩画艺术。而盖山林先生认为新疆的古代岩画与绿洲关系密切，应称为绿洲岩画［6］，恐为不妥。岩画的雕刻方式以敲凿法为主，颜料涂画法为辅。岩画的画面从单个造型的几个平方厘米到方圆几十平方米不等，岩画的内容丰富多彩，从羊、牛、马、骆驼等动物造型到狩猎图、人物造型图、生产工具图、车辆图及生育繁衍图等。其中狩猎图和动物造型图最多，各地均有分布，而生育繁衍图较少，以呼图壁康家石门子生殖岩画为代表，其图案有男女交媾图和众多的小人排列，反映了游牧民族祈求人口兴旺发达的强烈愿望。岩画是游牧民族最易创作的文化类型之一，其延续时间长，范围广，往往一组岩画中可见新岩画叠压在旧岩画之上的画面，新旧交错在一起，形成一部岩画的历史长廊。

2.石人。石人是新疆草原文化遗存的另一类表现形式，可分为墓地石人和随葬石人两大类。其主要分布在天山山脉与阿尔泰山脉的墓地周围。新疆现已发现的石人共186尊，其中墓地石人182尊，随葬石人4尊。时代为青铜器时代至11世纪，其中6～9世纪的石人最多［7］。石人的造型、面部轮廓、冠帽、服饰、执持器皿佩饰反映了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是研究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社会经济生活最有力的实物佐证之一。

与石人文化遗存相辅的还有鹿石，鹿石在新疆草原上发现不多，只在阿尔泰山的青河县，天山的吉木萨尔县和温泉县有所发现，较著名的为青河县的什巴尔库勒鹿石。鹿石一般立于墓前，面向东方，反映了墓主对太阳的崇拜，鹿石上的图案则为墓主所在的游牧民族的图腾。

3.墓葬。草原上的墓葬是反映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又一种形式。历史上，新疆草原文化区内的墓葬形式主要有三种，乌孙人的土堆墓、突厥人的石堆墓和蒙古人的石块墓［8］。一般从墓葬地表的封土形式，墓葬的葬式以及出土文物，都能为人们揭示缺乏资料记载的游牧民族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出土文物更能直接反映游牧民族的社会经济状况。如从阿拉沟墓葬出土的金、银、铜等饰物以及尼勒克铜矿遗址，使我们知道古代塞种人已进入了青铜文化时代。考古学上，一般用墓葬名称直接命名墓主所在时代的文化类型，如从阿勒泰克尔木齐(切木尔切克)古墓葬的发掘与出土文物得出切木尔切克文化的概念［9］。这种文化往往代表了同时代多个游牧民族所反映出的相同的文化内涵。从而被统一到同一个文化概念之下。

4.顽强的自立性。由于生活环境艰苦，与外界联系不多，造就了草原游牧民族顽强的自立性和独立的家庭经济单元。游牧民族一般的经济形态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般生活用品多为自己制作，少数的生活必需品靠与外界交换获得。他们从居住毡房的毛毡，自身穿戴的衣物到一般生活所必需的食品，如奶酒、酸奶、奶豆腐、奶疙瘩等均为自己制造，对外界的依赖性较小而个体的自立性强。常常一家一户在深山老林中而逍遥自在地生活着。

新疆草原文化形成的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在文化系统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文化系统形成和发展的场所及基本条件，新疆草原文化区的地形、气候等条件比较适宜于草原游牧生活。

（一）自然地理 环境

新疆的地貌特征为“三山夹两盆”，三山即昆仑山山脉、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山脉；两盆即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山区内从高山到山前丘陵地带分布着大面积的肥美草场，极宜于游牧而不利于农业生产。据统计，新疆有草原12亿亩，占全疆土地面积的l／3。其中天山山脉中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伊犁河谷草原、玉其塔什草原以及阿尔泰山中的哈纳斯草原等都是水草丰美的草原。盆地内沙漠、戈壁广布，形成了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在沙漠与山区交界地带的河流两岸，适宜于农业生产。而在其他山区、荒漠戈壁地带，由于气候、地形、地表肥力等多方面的原因，只适宜于游牧业的发展，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游牧文化。

（二）人文地理环境

1.区位条件。新疆草原文化区周围所相邻的地区都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和地区，西部的哈萨克大草原、东部的蒙古草原、北部的西伯利亚，都是适宜于游牧的国家和地区，其所在区的民族也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

2.交通条件。新疆草原文化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草原丝绸之路拓展了新疆草原文化区与外界的联系，也是各种游牧文化进出新疆草原文化区的重要通道。为新疆草原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指天山北道与阿尔泰山南道两条道路，前者自长安向北经漠北草原西进，经科布多盆地至阿尔泰山南麓，顺额尔齐斯河至斋桑泊，西入钦察草原，进入欧洲［10］。后者起敦煌，沿天山北道经伊犁，入中亚一带。

3.人为因素。人为因素是影响草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为因素往往通过战争直接作用于草原文化，一场战争，即一个新的游牧民族的侵入，直接促使在新疆草原文化区域内，一种游牧文化的衰落或消失，另一种游牧文化的兴起。战争是新旧游牧文化更替的催化剂，特别是新疆历史上的伊斯兰化运动，对游牧民族原信仰的各种宗教文化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了操突厥语系民族的全面伊斯兰化。

4.牧民定居工程。游牧于山区与戈壁地带的游牧民族，由于世代以游牧为主，人们在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游牧思想，以至于在子女教育上，彻底贯穿游牧思想。从而导致在抗击自然灾害面前软弱无力，有时一场大的自然灾害，可使大多数牧民趋于贫穷。现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推广的“2817工程”旨在使牧民放弃游牧生活，过上定居的农牧生活。这项工程在布尔里、富蕴等许多县市已得到实施，部分牧民已过上定居生活。另外，北疆其他地区，如哈密、塔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等，也纷纷筹集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实行牧民定居工程。为提高牧民的生活水平，创造一种新型的农牧草原文化奠定基础。

结 语

新疆草原文化系统是在新疆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山脉一带形成的一种游牧民族文化系统。在形成和发展中不断吸收的游牧民族文化，丰富和完善着自己的草原民族文化。它具有民族大融合性、居住的不稳定性、文化遗存的多样性和游牧民族本身顽强的自立性等特点，并且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时至今日，仍然对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1］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2］G.N.鲁金科著，潘孟陶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3］W.M.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1958年。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新疆民族辞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5］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

［6］盖山林：《我国北方草原岩画区域特征初论》，《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

［7］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8］阚耀平、杨兆萍：《青河县三道海子石堆墓的若干问题》，《干旱区地理》1998年第2期。

［9］陈戈：《新疆远古文化初论》，《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贾合甫：《丝绸之路在草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第二篇：新疆文化体制改革案例研究

新疆艺术剧院体制改革探索与实践

[内容摘要]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要全面推动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要不断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把握形势，立足新疆文化发展的现状，顺应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步伐，把坚持正确导向、维护文化安全与注重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积极主动地开展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新疆艺术剧院乘着国家、自治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风，积极进行体制改革的探索，逐步成为新疆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文化体制改革的领头羊。

关键词：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艺术剧院 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文化体制改革一直是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仅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需要，也是保障人民文化利益的需要。文化体制改革，是指人们在文化行业和文化领域按照某种价值观有计划地改变与原有技术环境相配备的旧的制度安排，建立与现有技术环境相配备的新的制度体系，通过建立新的行为规则确立起新的利益关系、新的激励方式和新的组合方式。

在整个文化体制改革中，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则被认为是重点，也是难点。2009年7月，中宣部、文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以转企改制为中心环节，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的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的指导思想，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举措，确立了改革的目标。2011年，中宣部、文化部又下发了《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的通知》。同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强调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重要意义，深入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深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全面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工作。

一、从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寻找新疆文化体制改革的契合点

（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之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过去30多年里，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从酝酿准备、稳步推进到快速发展的几个时期，宏观来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1992年），第二阶段（1992年—2002年），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第一阶段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第二阶段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第三阶段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任务和实施重点更加明确。

（二）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之路

在整个文化体制改革中，国有文艺演出院团改革被认为是重点，也是难点。国有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大致也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2003年6月，中央召开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全国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09年7月，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中宣部、文化部下发《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改革逐步向纵深拓展；2011年5月，中宣部、文化部下发《关于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

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在2012年上半年之前完成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任务，改革进入攻坚克难、全面推进新阶段。

最新统计显示，全国文化系统承担改革任务的2102家国有文艺院团中，已有2061家完成改革任务，完成率超过98%。在已完成改革任务的院团中，转企改制院团1249家，占比61%；撤销院团435家，占比21%；划转院团377家，占比18%。杂技、话剧、歌舞类院团基本实现全行业转企改制。这样的改革成绩为我国国有文艺院团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占全国陆地面积约六分之一，居住着47个民族，民族风情浓郁，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文化市场前景广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把握形势，立足新疆文化发展的现状，顺应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步伐，把坚持正确导向、维护文化安全与注重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积极主动地开展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意见》下发的次月，新疆就根据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探索性地提出了符合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思路，整合各方资源，成立了新疆艺术剧院。

二、新疆艺术剧院的成立

2009年8月30日，根据《意见》，新疆自治区党委、政府从新疆的实际出发，将新疆歌舞团、新疆歌剧院、新疆话剧团、新疆民乐团、新疆管弦乐团、新疆人民剧场等长期以来为自治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民族团结等做出突出贡献的六家单位整合为新的新疆艺术剧院，全力打造新疆文化艺术表演团体的航空母舰。

新疆艺术剧院目前属于自治区文化厅管理的差额拨款事业单位（副厅级），由维吾尔族、汉、哈萨克、回等13个民族组成多民族职工队伍，编制总额500人。主要职责是创作、演出新疆少数民族音乐歌舞剧（节）目、汉语话剧、少数民族题材话剧、新歌剧（节）目，开发、推广舞台艺术产品、继承和发展各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促进自治区文化艺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新疆艺术剧院集办公、排练、录音、演出于一体，占地172亩，绿化面积150亩，建筑面积34000平方米，有合成演出剧场、多功能学术交流厅、高空杂技排练厅、舞蹈（声乐、器乐）排练厅、声（器）乐演员练身房、琴房、作品观摩赏析教室、舞台舞美库房以及制作间等设施。

剧院内设“六部”，下设“一场五团”。“六部”是综合部、艺术创作研究部、演出推广营销部、舞台美术部、影视制作部、物业管理部。“一场五团”是新疆艺术剧院人民剧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新疆艺术剧院歌剧团、新疆艺术剧院话剧团、新疆艺术剧院管弦乐团（新疆爱乐乐团）、新疆艺术剧院民族乐团（新疆民乐团）。

新疆艺术剧院的成立对于深化新疆国有文艺演出院团的改制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它改变了以往单一剧团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按照整合资源、调整布局、优化结构、提高效益的要求大力推进演艺资源的重组，提高演艺事业的整体发展质量和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个艺术表演团体优势资源，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演艺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演艺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虽然新疆艺术剧院依然是事业单位，没有完成改企，但是按照新疆的实际情况，它的成立本身就已经是一次飞跃，这一结构调整的举措不仅让新疆演出院团的资源得到整合发展，更是为以后的深化改革和转企做了良好的铺垫。

三、新疆艺术剧院体制改革探索与实践的成就

近年来，新疆舞台艺术的创作和生产驶上了快车道。新疆艺术剧院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贴近新疆政治需要、社会需要、经济需要，紧紧围绕新疆大局，依靠政府强力推动，依托市场，不断推出优秀剧目，不仅提升了新疆舞台艺术创作的整体水平，丰富了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在高质量完成政治性演出、公益性演出的同时在市场运作上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扩大了自身影响力。

（一）演出市场进一步拓展，演出收益有所改观

在立足现有资源、想法设法开拓市场的同时，新疆艺术剧院院抓住文化部对口援疆会议的契机，积极与文化部演出司、保利、中演集团和有关省市对接，相互依托走市场。2010至2012年，剧院歌舞团组团赴内蒙古、北京、深圳、广州、湖北、浙江、安徽、山东、河南等地进行60多场演出；歌剧团筹备维语小品晚会，赴南北疆8地州、22县市进行了40多场演出；民族乐团组织了赴南疆地区巡演，完成了赴阿勒泰、伊犁等地的20多场演出；人民剧场平均每年放映场次23907场，观众人次602510人，票房年收入突破1300万元；管弦乐团举办了多场主题音乐会，如“爱之乐”室内音乐会，“柏林之声”

交响音乐会，“五大节日”音乐会（元旦、端午、中秋、国庆、新年），上座率高达95%，票房收入十分可观。艺术剧院按照“一团一品”的原则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在兼顾公益性的同时不断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增加经济效益。

（二）内部运行机制改革迈出关键步伐

剧院整合后人、财、物都便于管理，利于调配。在财务管理上采取歌舞团、管弦乐团、民族乐团院集中管理分立帐户，话剧团和人民剧场自主管理定期查帐的办法，这样统分结合，既便于统一管理，集中利用全院资金拓展市场，发展业务，又给各单位留有了自主运用资金的余地，使财务管理制度得以很好的落实。在人才管理上，剧院成立了艺术创作研究部、舞台美术部和演出推广部等业务部门，使艺术创作和编导人才、舞台美术设计制作人才、演出市场营销人才相对集中，便于互相学习、密切配合，发挥了资源整合的力量，提高了创作演出的质量，增强了市场营销的力量。在后勤管理上，既有统一管理，又有自主管理，从而保障了重点剧目的排练演出，提高了小型剧目协调保障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三）改变招聘机制，业务能力至上

2013年，艺术剧院部分团体在招聘上打破了等编制，等职位空缺的惯例，开始实行部分聘任制，如艺术剧院管弦乐团，不再论资排辈，不管年龄，学历和背景，只要演奏人员的业务能力和表演能力强，管弦乐团都是给其机会留在乐团学习和工作。只要业务能力突出就有机会坐在更前面演奏，坐席的顺序不再是不可变的，技艺落后就要“让

位”、“退后”，大大减少了乐队成员的惰性，调动了整个乐团的积极性。

此外，新疆艺术剧院剧院已经建成的培训部和招待所已经外包出去，将现有的资源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增加了盈利渠道。

四、新疆艺术剧院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新疆艺术剧院自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和内地已经成功转企的国有文艺演出院团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剧院各部门的潜力和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比如演出市场经营部目前还是剧院相对弱小的部门，而它的职责意义却是重大的，如何壮大该部门，调动积极性，挖掘潜力，充分发挥该部门的联络协调、宣传策划、市场营销、加强对国外输出经营性演出产品的作用是剧院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同时，“一场六团”之间的联系和配合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如何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更好地体现出来也是关键问题。

虽然新疆艺术剧院已经是新疆文艺演出院团的领头羊，但是相比内地发达城市而言，人才总量相对不足，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集行政管理、专业技术、市场营销等知识和能力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极其匮乏。同时，剧院文化培训和进修机会也相对较少，很多高端文化艺术人才不愿意留下来，选择了工作环境相对更好的其他城市,文化艺术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新疆艺术剧院虽然有了很多的成功经验，但是想要创作更多的文艺精品，还是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如何拓展融资渠道成为摆在剧院

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此外，尚未开发的闲置土地如何尽快合理使用，争取为剧院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创作资金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几点对策

新疆艺术剧院作为新疆文化体制改革的领头羊，应当坚定改革的信念，继续创新和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加大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开发旅游演艺市场、创作更多优秀的经营性文化产品等。同时也要提高文化服务意识，更好的与市场接轨，提高文化竞争力，参与国内国际的竞争。

大力推行聘任制、年薪制，对贡献突出、能力优秀的人员给予不同级别的“优秀表现奖励”和“长期服务奖励”，不断增强艺术剧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过改革创新，让艺术剧院的文艺创作生产能力不断提升，舞台艺术产品品种和数量不断丰富，演出场次和质量不断提高，从而使新疆优秀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进一步弘扬，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新疆艺术剧院要继续创新和完善管理方法，寻找一个更适合自身实际运作的管理体制机制。作为差额事业单位，为了更好的完成事业任务和产业任务，可以尝试采取“留住核心、其他外包”的理念。可以将创作、编排、表演等核心业务保留，将宣传、包装、广告、物业的等外包，这样既能解决编制少的问题又可以减轻内部人员的工作压力，专心创作大众喜闻乐见又有市场收益的精品节目。

新疆艺术剧院作为国有文艺院团，肩负着文化事业发展和文化产

业探索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配合自治区政府做好公益性演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文化市场，积极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进行商业性演出，努力生产和经营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提供良好的文化服务。剧院要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同时不断提高经济效益。

加快推进新疆艺术剧院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提高艺术剧院文化生产力，必须以加强艺术剧院人才队伍建设为前提和基础。众所周知，人是生产力中最核心最本质的要素，推进文化产业升级、推进文化事业发展，没有人才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离开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新疆艺术剧院体制改革将成为无本之木，实现新疆文化繁荣发展也会成为空谈。新疆艺术剧院要建立健全文化人才培训机制，制定实施各类人才培训计划。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施高端紧缺文化人才培养计划，搭建文化人才终身学习的平台。同时，完善人才培养开发、评价发现、选拔任用、流动配置、激励保障机制，深化职称评审改革，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施展才华创造有利制度环境。

积极开发旅游演艺市场。首先可以以旅游地山水实景为依托打造实景演艺产品。新疆地貌资源丰富，既有高山绿水又有沙漠戈壁，天山天池、喀纳斯、伊犁草原等等都能成为演艺产品所依托的实景。新疆艺术剧院除了开发室内演艺精品外，还可以效仿广西桂林实景山水歌舞剧《印象·刘三姐》和北京紫禁城太庙实景歌剧《图兰朵》，与旅游、园林等相关单位合作，开发实景演艺产品。其次，新疆艺术剧院可以与旅游局或实力较雄厚的旅游集团等合作，让游客来新疆游山

玩水的同时，也能走进新疆艺术剧院人民剧场看场剧院自己创作的话剧《大巴扎》，或者看场音乐杂技《你好，阿凡提》，不仅可以给剧院带来经济效益，也能起到很好的社会效益。再次是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复合型旅游演艺项目。新疆艺术剧院可以与其他单位合作成立项目小组，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复合型演艺项目。

新疆艺术剧院在推动新疆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上成绩显著，但是在推动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上还处在探索阶段，经营性文化产品的比重还十分小。然而，优秀的文化产品不仅需要群众评价、专家评价，更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优秀文化产品可以激活剧院各类文化资源和人才，增强剧院的文化创新能力，极大丰富文化供给，满足人民的多样性文化需求。

另外，增强文化产品营销策划意识、吸纳民间资金、加大对外输出文化产品也是新疆艺术剧院要深入解决的重要方面。

作为新疆演艺院团改革的先行者，新疆艺术剧院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的勇气值得我们肯定，其探索与实践的经验也值得我们交流和分享。相信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新疆的文化体制改革必然会有新的突破与进展，新疆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必然能迎来新的春天，新疆艺术剧院必然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叶朗.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 李康化.文化市场营销学，太原：书海出版社，2006 [3] 2010年乌鲁木齐年鉴[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 [4] 陈庚.国外经验与深化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基本策略,学习与实践,2011(10)[5] 傅才武 陈庚.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一个宏观分析框架，福建论坛，2009（2）

注释：

① 双管编制：交响乐队以木管乐器作为判定编制的标志。如果常用的每一种木管乐器都用上两件，即构成“双管”编制的乐队；如果用上三件，即构成“三管”编制的乐队；如果用上四件，即构成“四管”编制的乐队。为了使各组乐器之间数量的比例合理，随着木管乐器的增减，弦乐器及其它乐器的数量也要随之变化，以保持声部音响的平衡。双管编制具体为：两把长笛、两把双簧管、两把单簧管、两把大管、四把圆号、两把小号、三把长号、一把大号、第一小提琴14把、第二小提琴12把、中提琴10把、大提琴8把、倍大提琴6把。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Xinjiang Art Theater System Reform Abstract: deepen cultural restructuring, promot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ocialist culture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al undertakings, must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operating.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party committee and government to grasp the situation,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Xinjiang cultural development, adapt to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to give correct guidance to the maintenance of cultural safety with a focus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combine, actively carry out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exploration practice.Xinjiang Art Theater riding on the national, the region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spring, actively System Reform in gradually become the leader of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of state-owned art performance troupes in Xinjiang.Key words: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reform of the cultural system Art theatr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第三篇：浅谈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浅谈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摘 要】从整体上把握草原文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应当说还处在起步阶段。正因为如此，草原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很多问题，还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有的甚至还未引起注意。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就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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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草原；文化；研究

一、关于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

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状况。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

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

二、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

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也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问题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再复杂，即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也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

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

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

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

三、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问题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义。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

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为各个地域文化作出新的样式。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

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作者简介：高玉祥（1968―），男，蒙古族，现在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镇政府文化站工作。

第四篇：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略论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整体上把握草原文化，对其进行综合研究，应当说还处在起步阶段。正因为如此，草原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很多问题，还未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有的甚至还未引起注意。鉴于这种情况，本文试就草原文化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于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

草原文化的定位，是开展草原文化研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揭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才能深刻认识和把握开展草原文化研究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关于中华文化的起源问题，学术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深化的过程。起初，学术界大多坚持“一元说”，即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渐次向四周特别是向南北扩散，这就是影响深远的黄河文化说。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大量新的考古发现，人们逐步认识到黄河文化并不是中华文化的唯一源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还有一些地方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由此，中华文化多元一体说开始兴起并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多元一体说中，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是最被看重的两大源头，而其他文化很难与这两大文化相提并论。这就是目前中华文化起源问题研究领域的大致状况。而今，我们研究草原文化，要提出和确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除我们已知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中华文化还有一个重要源头，即草原文化。事实上，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正逐步表明，在草原文化发祥地的我国北方，不但分布有丰富的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如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扎赉诺尔文化等，而且拥有很多可以认证中华文明起源的文化遗存，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这些文化遗存，以其丰富的内涵向人们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国北方草原也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第一个敏锐捕捉到这一信息并作出系统解读的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苏秉琦当时虽然没有使用草原文化这一概念，但他对西辽河流域文化的阐述，同我们今天所指的草原文化是完全一致的。苏秉琦指出，在史前时代，北方地区氏族社会的发展，在当时居于领先地位。距今8000年的赤峰兴隆洼文化，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则标志着这里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为标志，产生了我国最早的原始国家；约1000年后，在距今4000年前，我国中原、关中、山东、西南、江南等地区也相继进入古国时代，中华大地出现“满天星斗”式的万国林立局面。苏秉琦还不无感慨地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是在辽西考古新发现之前，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史比人家少了1000年。”（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而“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牛森主编《中国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继苏秉琦之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还相继确认，孕育“红山文化”的北方地区，还是中华“玉文化”、“龙文化”、“礼仪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仅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表现在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说明。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讲，中华文化大致上是由三大地域文化组成的，即黄河流域文化、长江流域文化和草原地区文化。其中，草原文化区域分布最广，历史上包括整个蒙古高原。从文化类型上讲，中华文化由三大类型文化组成，即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农耕文化、南部的游耕文化，或者说北部的游牧文化、中部的粟作文化、南部的稻作文化。其中，北部的游牧文化独具特色，也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而中、南部的两大类型文化，说到底都是农耕文化。因此，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组成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如果中华文化之中只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或者只有农耕文化和游耕文化，而没有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那将是很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中华文化建构历史。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长盛不衰，其历史脉络从未中断，这在各文明古国中是绝无仅有的。造就这种独特而伟大的文化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因为，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就会出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状况，而只有“一体”没有“多元”，就会缺失生机与活力。辩证法则和历史逻辑就这样统一于中华文化生命机体之中，使之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多元一体”的内在建构中，草原文化以游牧民族特有的豪迈刚健的气质和品格，不断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兴旺增添生机与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新的变革与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化发展史，差不多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交互作用、融会贯通、共同进步的历史。对此，草原文化研究学者乌恩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主导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从秦朝统一到鸦片战争的2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历史的每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都伴随着草原民族的身影。草原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割据王朝和统一王朝有20余个，统一时间累计逾1000余年（乌云巴图、葛根高娃著《蒙古族传统文化》，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

草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问题，除上述各点之外，还体现在它对现代文明的建构作用之中。一方面，它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源，奠定了现代文明厚重的根基；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多彩多姿的民族形式，推动现代文明的多样化发展（参见赵芳志主编《草原文化——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上海远东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版）。关于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问题

草原文化的内涵和特质问题，是目前学术界普遍关注和积极讨论的热门话题，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领域短期内很难形成共识的焦点。比如，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生命文化、生态文化，也有论者说草原文化是英雄文化、和谐文化等等；而对其特质的概括，更是多种多样，比如开放性、包容性、进取性、务实性、征服性、开拓性等等。这些不同的认识和提法，都有其各自的道理。问题是，草原文化作为统一的认知对象，即使再复杂，即使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也应当具有基本的、稳定的、同一的内在属性和特质，目前的研究任务，就是要在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尽可能客观准确地揭示出这种内涵和特质。

笔者认为，草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崇尚自然。草原文化是以游牧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文化形态，而游牧生产是最具生态特征的生产方式。以这种生产方式为生计的人们，不仅将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而且将自然当作敬奉的对象，以一种敬畏和爱慕的心情崇尚自然、护卫自然。草原文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当作一种重要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一以贯之，使之能够在知、行统一上得到升华，成为草原民族最宝贵的文化结晶。这一点，在草原民族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法律制度、少儿教育领域（儿歌中有大量保护生态的内容）中都有广泛的体现。例如，草原民族信奉的萨满教，就是以“万物有灵”、崇尚自然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宗教。在这种宗教看来，凡是天地间形成的自然物，哪怕是一草一木，都有神灵，或是神灵的化身，人们都应当顶礼膜拜。如果随意破坏，将是对神灵的不敬。如果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在这种宗教思想体系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生态伦理观和思想萌芽。而这种宗教生态观，实际上就是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反过来，这种宗教生态观，也是催生草原生态文化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不难看出，抱着敬畏的心情，崇尚自然，爱护自然，是草原生态文化区别于其他生态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其富有生命力的优势所在。当然，我们如此界定，不是说具有宗教色彩的自然观比唯物主义自然观更进步，而是说这种自然观在保护生态方面，客观上具有内在的“强制”优势。

二是践行自由。向往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对于许多民族来说，由于受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束缚以及民族性格差异的影响，自由仅仅是人们向往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已；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性格的形成过程中，自由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对于他们来说，自由早已不再是纯粹的精神王国的至上原则，而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践行的对象。人们经常会问，草原民族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豪放的性格和开放的文化心态？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坚韧的品格和勇敢的气质？其实，这同他们践行自由的原则是分不开的，是草原文化践行自由的特质在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上的反映。在草原民族那里，自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不必理论，不必言说，完全熔铸在民族性格之中。这是草原文化同其他文化相比最富个性的地方之一。

三是英雄崇拜。民族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懂得崇尚英雄的民族，才是英雄的民族。崇敬英雄，倡导英雄精神，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草原民族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草原民族中，人们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籍描写草原民族“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草原民族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在蒙古民族中，人们至今喜欢用“英雄”（巴特尔）这一词汇作为自己的名字。蒙古族还是拥有英雄史诗最多的民族之一，这些英雄史诗，如《江格尔》等通篇闪耀着英雄主义精神。草原民族对英雄的崇拜，有多方面的内涵，如对“力”的崇拜、对“勇”的崇拜、对“王”的崇拜。草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象征英雄的文化。这种崇敬英雄的文化传统，像一种无形的力量，为草原民族孕育出一代又一代英雄人物，为草原民族锻造出不畏艰险、不畏强暴的伟大民族性格。

关于草原文化的建构问题

草原文化是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国北方草原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范围内的文化。从古至今，不同民族、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都是以草原这一地理环境为共同的载体，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形成统一的草原文化。这里，草原既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蕴涵着特有的普遍象征意义。作为民族文化，草原文化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部落联盟、民族族群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诸如匈奴文化形态、鲜卑文化形态、契丹文化形态等，但由于这些民族相互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族际承继关系，因而草原文化从本质讲是一脉相承的，是同质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和发展。

草原文化是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态为基础产生的，而在草原自然生态环境中，从古至今相继产生采集、狩猎、农耕、游牧、工业等多种文化形态。这些文化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为草原文化注入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开始就成为以多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多种文化集合，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统一。其中，建立在游牧生产方式上的游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导文化，是草原文化区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主要标志之一。

草原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统一。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古老传统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纳现代文明因素、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为各个地域文化作出新的样式。我们已清楚地看到，在草原文化各个领域，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物质文化形态到精神文化形态，从思维方式到认知体系，从生活习惯到制度规范，传统和现代的东西无不在碰撞、冲突、相互吸纳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统一，使草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统一的整体。

以上三点，我曾写文章专门论及。文章发表后，有人对游牧文化与多种文化相统一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游牧文化同农耕文化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两种文化形态，怎么能包容在草原文化中呢？再者，把草原文化视作游牧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统一，如何把握草原文化的特质？事实上，当我们从草原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存状态看，这种看似矛盾的统一，恰恰是历史的真实状况。第一，从草原文化分布区域来看，历来是多种生产方式共生共存地区，其中在有些地区，例如红山文化分布区，农耕文化还早于游牧文化产生。第二，从草原文化的民族主体来看，他们虽然一向被认为是游牧民族，但大多都同时从事过农业生产，在有些民族中，农耕生产曾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第三，从草原文化发展现状来看，草原文化已经成为建立在多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文化形态，这也是当今地域文化所共有的特征。如果我们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明，既不符合草原文化的实际状况，也很难解释当今草原文化建设面临的实际问题。我认为，任何一种文化，不可能建立在纯粹的单一的生产方式之上，在其赖以建立的主导生产方式之外，还应有其他生产方式作为补充。绝对的、纯粹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编辑太岁肉灵芝养殖整理http://taisui8.wanye68.com/ 严禁转载

第五篇：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与文化互动研究

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与文化互动研究

摘要：双语教育背景下的文化互动融入到各民族间的语言交流，交往，交融，风俗习惯，娱乐等方面，并实现民族交融和民族融合。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互动在文化交流，继承，吸收，引进，碰撞，创新等方面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如批判性的继承，文化自信，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增信释疑，加强合作等。只有这样少数民族文化才得以发展，才能实现主流文化语少数民族文化的协调发展，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

关键词：双语教育;文化互动;跨文化交际

双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同时培养出双语双文化人才，那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双语双文化人才是什么样的呢？双语双文化人是指通晓两种语言、适应两种文化，既熟悉本民族语言及文化并对其充满感情，又熟悉另一民族语言及文化并对其持尊重、了解与包容态度.并能够与之和谐相处的人[1]。

民汉兼通的双语人士在接触过程中随着彼此信息的不断暴露，增加彼此的了解、消融或包容了差异的存在，当文化互动的群体间的接触是平等的、自愿的，或者有促进这种接触且阻止歧视的社会规章制度和法律的时候，各民族之间文化上的差异就会缩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文化互动的过程也就是超越文化差异的过程。双语教育背景下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双语教育对各民族之间的语言交流，交往，交融方面的文化互动的作用

文化之间的接触，交往和交融反映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之中。交往中既有保持各自优秀文化的心理，又有着“跨越”文化边界的大量实践，于是新疆地区自然地就形成了跨文化交际的现象，跨文化交际指的是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所进行的交流。那么跨文化交际就要求互动双方具有一定的交流工具，国家通用语―汉语就是他们交流时的有力的语言工具。由于在进行语言交流时所处的场景的不同，各民族之间文化互动的内容和结果也有所不同。

拿双语大赛来说，无论是学校组织的双语大赛还是干部之间的双语大赛，其主题和内容丰富多样，参赛者也来自全疆各地，一般最有意思的，最吸引观众的还是以文化，风俗习惯，礼仪礼节为主题的双语竞赛节目，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精神文化也变的多彩多样，双语竞赛的举行环节也与时俱进的不断增加新鲜内容，各少数民族在进行演讲的同时在传递着本民族的优良文化精髓，此外通过各种互动环节，进行文化交流。互动环节他们不仅注重传统民族服装的体现，也很注重彼此之间行为文化上差异的体现，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语言交流，增进对彼此的文化上的了解，通过交流，增加对彼此文化的认同，吸收彼此的优秀文化，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内容，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双语教育对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风俗，礼仪习俗方面的文化互动的作用

各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它不仅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也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一般在房屋建筑、风俗习惯、婚丧嫁娶、劳动生产等方面表现出来，而且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语言相通，则能强化民族间的接纳心理，淡化并超越民族差异，实现文化互动。

工作单位里或邻居家中举行婚礼，葬礼等这样的大事，一般涉及到很多的问题。要是一位汉族朋友要举行婚礼，举行婚宴的地点要么在清真饭馆，要么在“汉餐饭馆”举行，但要是他们在汉餐饭馆里举行的话，考虑到那些少数民族朋友，婚礼过后会在清真餐馆招待他们，同样，要是少数民族朋友举行婚礼的话，汉族同事也会按他们的风俗习惯去参加婚礼。对于葬礼，各民族对彼此之间慰问的方式都不一样，而且还随着地区的不同而不同，一般由于各民族宗教习惯不同的原因，大多数情况下不参加少数民族的葬礼，或参加除了下葬仪式以外的其它活动，但葬礼过后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去世的人的家属的慰问。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的婚丧嫁娶活动中，在这种跨文化交际的空间中这类交往活动呈现出跨文化交际的特征，随着差异的缩小实现文化互动，那么各民族之间以此内容的文化互动的结果就是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感情，更加和睦相处，与此同时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消除了民族间的隔阂，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双语教育背景下各民族之间的娱乐活动，影视文化方面的文化互动

广场舞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舞蹈，是专属于人民群众的舞蹈，因为民族的不同，地域的不同，群体的不同，广场舞的舞蹈形式也不同。新疆广场舞虽然已有十几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发展局限在汉族之间，尤其是老年人最多，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双语教育的普及，广场舞的爱好者日益增多，而且都来自各个民族，不同年龄层次，这种现象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创造了条件。在这样的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学习彼此的民族舞蹈的同时进行文化交流，也就是不断地吸收新的文化因子，穿越文化边界实现文化互动。

双语教育的普及促进了少数民族影视文化的发展，随着双语双文化人才的日益增多，各民族间影视领域中的合作也愈发频繁，而且收视率也很高，得到大家的青睐。最近最受欢迎的电影有“冰山上的来客”、“爱在旅途”、“钱在路上跑”、“阿娜尔罕”等等。此外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新疆头条”挑选出的几位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学生一起拍的“乐逗满屋”这部电影也是双语教育普及的结果。也正是因为这种合作关系的出现为民族间的文化互动创造了条件，无论在拍摄过程中还是在这些电影里都可以看到各民族之间文化互动的现象，因此少数民族影视文化的发展以及彼此间的文化互动离不开双语教育的发展。

“民汉合校”或大学里的娱乐活动很普遍，因为这里有来自全疆各地的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的特色娱乐活动，如维吾尔族的麦西来普，蒙古族的赛马，摔跤，哈萨克族的叼羊，姑娘追，汉族的气功等，一般学校利用放假期间组织学生进行各类娱乐活动，在这过程中，学生通过观看或亲身体验去了解各民族的特色娱乐活动，进而实现文化互动。

结语

双语教育是我国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要战略举措，它在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方面的作用最大，最明显。双语教育背景下的文化互动融入到各民族间的语言交流，交往，交融，风俗习惯，娱乐等方面，并实现民族交融和民族融合。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互动在文化交流，继承，吸收，引进，碰撞，创新等方面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进行，如批判性的继承，文化自信，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增信释疑，加强合作等。只有这样少数民族文化才得以发展，才能实现主流文化语少数民族文化的协调发展，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作者单位：1.新疆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新疆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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