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怀念陈寅恪先生》俞大维
怀念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
我与陈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我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付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我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我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陈氏父子祖孙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一、读书须先识字
现在我略谈寅恪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经过。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到了中、晚年,对他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一是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二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
二、在史中求史识
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此外,对於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三、严谨而不偏狭
我们对传统的典籍,大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我们先讲他对经的看法。他说:无论你的爱憎好恶如何,诗经、尚书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乃人人必读之书。关於尚书今古文之辨,他认为古文尚书,绝非一人可杜撰,大致是根据秦火之後,所传零星断简的典籍,采取有关尚书部份所编纂而成,所以我们要探索伪书的来源,研究其所用资料的可靠性,方能慎下结论;不可武断的说它是全部杜撰的。由此我们可以得见寅恪先生,虽是严谨的小学家,却不是偏狭的汉学家。
寅恪先生对於玄学,兴趣淡薄,上面已经说过。他甚恶抽象空洞的理论,本人从未听见他提及易经中的玄学。
再讲春秋,寅恪先生虽不如王荆公之讥讽春秋为“断烂朝报”,但他除认为左傅为优美的文学外,对公羊三科九旨之说很少兴趣。对榖梁除范序外,我也未尝听他提起过。关於尔雅,他归於说文一类。对孝经,他认为是一部好书,但篇幅太小,至多只抵得过礼记中的一篇而已。
他很注意三礼,对於周礼,他虽同意一般人的看法,认为不是周公所作,然亦不可能为一人所杜撰。而周礼中用了许多古字,要说刘歆伪撰碑文,到处埋藏,则甚为可笑。
他说,周礼是一部记载法令典章最完备的书,不论其真伪,则不可不研读。他尤其佩服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一书。
关於仪礼,寅恪先生认为“礼”与“法”为稳定社会的因素。礼法虽随时俗而变更,至於礼之根本,则终不可废。他常提起“礼教”思想在唐律疏议中的地位;他说这些是人人应该重视的。
寅恪先生对於礼记的看法:他说礼记是儒家杂凑之书,但包含儒家最精辟的理论。除了解释仪礼及杂论部分以外,其他所谓通论者,如:大学、中庸、礼运、经解、乐记、坊记等等,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也是最精釆的作品。我们不但须看书,且须要背诵。
次讲四书。大学与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不再重述。他说,论语的重要性在论“仁”,此书为儒门弟子所编纂,而非孔子亲撰有系统的一部哲学论文。故大哲学家黑格尔看了论语的拉丁文译本後,误认是一部很普通的书,尚不如 Cicero 的 De officiis。至於孟子一书,寅恪先生喜欢他的文章。但孟子提到典章制度的部份,及有关历史的议论,他认为多不可靠。孟子云:“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即其一例。
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四、特别注重志书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於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於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这里恕不一一叙述了。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史实,前已说过,因此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实斋。他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读过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寅恪先生的史识,超过前人,此所谓“後来居上”者是也。
五、喜欢庄子荀子
因寅恪先生不喜欢玄学,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为荀子是儒门的正统。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响。他偶然也提到子书中较“僻”的几章,例如:抱朴子的诘鲍篇,列子(可视为一部伪书)的汤问篇等等。至於其他中国一般学者所推崇的书,如论衡之类,他似乎并不很重视。
六、诗推崇白香山
其次讲到集部,集部浩如烟海,博览实难。但是凡集部之书,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别加以注意。关於文学和诗词。寅恪先生对文,最推崇欧阳文忠公、韩文公、王荆公、归震川、姚姬传、曾文正公诸大家。他推崇曾文而认为姚文为叙事条理有余,而气魄不够,本人当时亦有同感。袁子才早年评方苞文与王渔洋诗,有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之句。如曾文正撰罗忠节公神道碑铭有“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如此类雄奇瑰玮之句,实非所谓一般桐城派文章中可得常见也。
诗,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怕将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论再生缘”中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关于词,除几首宋人词外,清代词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定庵)、朱祖谋(古微)及王国维三先生。我们可以说,词不是他特别的嗜好。他所作的诗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吊王国维的一首长诗,流传海内,为一般雅人达土所爱好,也是我们这一代最好的诗篇之一。
七、学梵文研佛经
现在我们讲寅恪先生在国学范围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 Lanman 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 Lueders 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後,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Stael Von.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後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影响,至于印度的因明学及辩证学,他的兴趣就比较淡薄了。本人还记得在抗战胜利后他回清华,路过南京,曾在我家小住。我曾将 Stcherbatsky 所著书内关于法称 Dharmakirti 的因明学之部及 Tucci 由藏文所译龙树廻诤论(梵文本现已发现)念给他听,他都不特别感觉兴趣.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於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的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 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 F.W.K.Muelle、俄国的 W.Barthhold,及其他国学者。然他究因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知择善而从,故其见解,每为一般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八、精通各种文字
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兹以元史为例,略作说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旧有元史是仓促修成,不实不尽的地方很多,为後来学者所诟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学者,先後辈出,约而论之,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代,是元秘史与圣武亲征录的发现。圣武亲征录的佳本,见於说郛,只有漠文本。元秘史有汉文本与蒙文译音本。可是这一代的元史学者,功力虽勤,都不能直接读蒙古文。代表此时期的名家,为:钱大昕、何秋涛、李文田、张穆、魏源等。李文田曾把“纽察.脱察安”(即是“机密的历史”)误认是两位作者,即因不通蒙文的缘故。
第二代,利用欧洲译文,补正元代史实。洪钧所著元史译文证补,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陆润庠在序文中说:“证者,证史所误;补者,补史所缺。”立论精当,耳目一新。但是洪文卿氏仍不懂西域的文字,所用的材料,仍仅是间接的翻译,而非直接采自各家的原文。屠敬山的蒙兀儿史记与柯凤荪的新元史也都属於此时期的作品。王国维先生为我们这一代第一流学者,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於蒙古史著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故其关於元代著作,或是利用我国原有资料互校,或利用日人转译欧洲学者著述,未能用直接史料也。惟王氏启後承先,厥功甚伟。第三期学者之来临,未始不受王氏启示的影响。
第三代,在此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治西北及中亚文字,期可阅读关於蒙古史的直接资料;然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写成一部新的蒙古史。代表此时期者即为陈寅恪先生。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於“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朝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只仓促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在他看来不过是整个国史研究的一部分而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按:姚从吾先生与札奇斯钦先生共同译注蒙古秘史亦属此期。)蒙古史原始资料以 Rashid a-din 著述为最重要,惜今尚无中文译本,盼我国学者早日将其译出,以供我国治元史者参考。
九、缅怀一代大儒
寅恪夫人名唐筼,是甲午年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据俞大纲教授生前表示,孙女可能是侄孙女。)寅恪先生有三女,长女、次女在金陵中学念书时,住在我家,由她们的姑母抚养,毕业後考入清华大学。现陈夫人及三个女儿究在何处,无从探悉,即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在香港曾传过数次,前几次均为误传,此次亦尚未证实。真是“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时。”惟寅恪先生现已年逾八十,以久病之身,处今日之世,溘然长逝,自属可能。惟今後“汉世之事,谁与正之乎?”我在美时,即有写下寅恪先生谈话的志愿,并拟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加以注释。现时历四纪,我又已年逾七十,这点心愿亦恐不能实现矣!我与寅恪先生情属至亲,谊兼师友,缅怀此一代大儒,不禁涕泗滂沱!
寅恪先生,生於前清庚寅年六月,我生於丁酉年十二月,相差七岁有余。除在美德同学七年朝夕相处外,上边所述他一生的经过,自不免尚有遗漏,或有不实不尽之处。深盼他的友人与在清华研究院、香港大学、岭南大学的学生有所补正。唯追述他当年治学一般的观念,想大致不差也。
五十九年三月
第二篇:俞维2011年医德先进个人
孕产妇的贴心人
——河南科技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方医院俞维先进事迹
俞维,洛阳东方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共党员。她热爱自己的事业,对工作精益求精,严谨求实,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对患者认真负责、全心全意。今年她带领全科圆满的完成医院下达的各项工作目标,是医院的支柱科室。全年她自己完成手术近500例,没有出现任何医疗差错事故。以优质的服务为患者带去健康和希望。是患者信赖的一名好医生。
热爱祖国 投身卫生事业
俞维同志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医疗卫生事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和道德情操,毕业后就在洛阳东方医院妇产科工作,已经将近三十年。在工作中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工作精益求精,她刻苦学习,钻研业务,以精湛的医术为病人解除痛苦,很快熟练掌握专业技能,成为我院妇产科一名骨干。早在1985年,她就在全市卫生系统的技术比武中,获得第一名。
在后来的工作中,成为我院知名医生,不少病人点名请她诊治,她都认真负责,积极施治,迎接了一个由一个的小生命,挽救了一个又一个的孕妇,保证了患者的健康,赢得了患者的信任。
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
作为科室负责人和学科带头人,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她严格管理、创新业务,狠抓基础医疗质量,处处紧抓核心制度落实,不但自己有 1 精湛的专业技术水平,对科室医护人员的“三基”训练和考核严格要求,保障了科室的医疗护质量。今年在全科开展了“腹腔镜下子宫切除术、子宫肌瘤剔除术”,大妇科还开展了“保留子宫动脉上行支的子宫切除术”“阴道后壁桥式修补术”等新的手术,今年开展的子宫捆绑式缝合手成功的抢救了3例因子宫收缩乏力、前置胎盘导致的大出血病人,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并保住了患者的子宫(这种病人在以往只能尽早切除子宫才能挽救生命)。同时产科还成功的抢救了2例产后大出血DIC的生命垂危病人,1例产后严重心衰的病人,抢救成功率100%。这些都与她的亲自参与、指挥分不开。妇产科这些工作的开展给病人解除痛苦、带去健康和生的希望,迎接了一个个新生命的诞生。
她始终以病人为中心,全身心的为病人服务,为了病人的健康,她克服孩子小,爱人经常出差不在家等问题,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星期天还是节假日,只要是病人需要,总是随叫随到,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今年八月的一个夜晚,天下着倾盆大雨,产科一孕妇难产,需要紧急做剖宫产手术,可俞维的爱人因公出差不在家,她只好背着不敢一个人在家的女儿自费打的到医院,为患者做手术,当为该产妇做完手术,母子平安回到病房时,已是夜深人静,病人和家属看到俞维又背着女儿冒雨回家时,感动的赶上她执意要送红包感谢,被她挽言谢绝了。
还有一天夜里,科里有急诊需手术,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惊醒了十多岁的女儿,当时孩子发着高烧,不愿离开妈妈,她一边心急,一边心疼孩子,救护车在门外等着,病人急需尽快手术,她心急如焚,她还是迅速给孩子讲清道理,及时赶到了医院。看着孩子含着眼泪送妈妈出门的场景,心里 也不是滋味。
作为一名医生,俞维无愧于她的病人,而作为一名母亲,对女儿却着深深的愧疚。
廉洁行医 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她始终恪守着自己的诺言,遵守职业道德,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无愧于白衣天使的光辉形象。妇产科在医院是责任风险很大的科室,特别是产科涉及两条生命,作为妇产科医生,她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所以对每一位病人及孕妇,她都尽职尽责。除了给她们治病外,她还与病人进行有效沟通,做她们的贴心朋友,树立她们战胜病魔的信心,她因此赢得了病人的高度信任,许多病人及孕妇都来找她看病、手术,无论病人的职位高低,无论病人是生人还是熟人,她都同等相待,尽量满足病人的要求,许多病人为了表示感激之情,送了红包、礼品等,都被她一一谢绝,今年她拒收红包10000多元,收到锦旗、感谢信20多面、封。她说:“救死扶伤是我的责任,治病救人是我的义务,做一名白求恩式的好医生是我此生最大的愿望。”
俞维同志同志常说∶光有高超的技术不全面,还要有满腔热情的优质服务,才能赢得病人。妇产科以“一切围着病人转,优质服务求发展”的宗旨,大力开展人性化服务,拒绝冷淡,面带笑容,尊重病人,关爱病人,方便病人,充满人文关怀,用心行医。她常说:医生没有能力不让病人患病,但能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治疗每一个病人,她对每个病人尽心尽责,做出最大的努力,和病人家属能有效沟通,相互理解,达到共识,是减少纠纷发生的根本。所以来妇产科住过院的病人,都说妇产科向家一样温暖,每次侧评满意率达到98%以上。
为了提升服务档次,满足孕产妇的多方需求,俞维带领我院妇产科人员率先在洛阳市创办了孕妇学校,这么多年来她坚持业余时间给孕妇授课,从没有间断过。今年就给孕妇业余时间授课近30节。通过授课,增加了孕产妇的孕产期保健知识,提高了生活质量,深受孕产妇及家属的欢迎。同时在产科开展产后访视,在妇科开展出院后电话随访及术后免费复查的服务项目。收到了患者的一致好评。
在平时工作中,她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工作积极努力,踏实肯干,关心同事,处处起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她勇于承担责任、团结同志、虚心接受群众批评,她有着无私奉献的精神,有着以诚待人、公平公正、不徇私情的气概,为科室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她热心于传帮带,关心年轻医生的成长,甘当肩膀和人梯,曾带教过很多名年轻医生和实习生,也使科室人才队伍形成梯队。
根据她的表现,我们推荐她为洛阳市医德先进个人候选人。
第三篇: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
陈寅恪先生的教学生涯及启示
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者,作为一名即将成为语文教师的师范生,陈寅恪教授执着于钻研学术和传道育人事业的一生带给了我无尽的感动和启示。
一、学海沉浮
陈寅恪出身于世家,祖父官拜巡抚,父亲也是诗文名家。他从小受诗文熏陶,熟读经书典籍。而后,他又积极前往海外,漂泊留学十六余载。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这些,都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在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重要发大都源于此。
令人惊讶的是,陈寅恪学识渊博,国外留学十六年却是半个学位也未拿。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也只留下几本笔记。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至今仍是美谈。
1926年8月,陈寅恪告别长达16年的海外游学生涯,抵达清华园,时年37岁的陈寅恪已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 “四大导师”。但仅一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王国维自尽后,梁启超也随后病逝,赵元任准备出国讲学,清华国学研究院唯剩陈寅恪苦苦支撑。1929年7月,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仅存4年,徒留后人惋惜追忆。
“四大导师”纷纷离散,盛极一时的国学研究院也随之解散,此后,陈寅恪转而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他讲课时不仅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来旁听,就是清华本校教授朱自清、吴宓与刘文典等也常来旁听,“教授的教授”自此流传。吴宓在其文集中写道:“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先生伤心过度而致眼疾,治丧完毕,先生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坚决不受,辗转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 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战后,陈寅恪复到清华大学教书,直到1948年底离开。其间,他也曾去英国医治眼疾,却是无功而返。此后,眼疾伴他终生,生命后期几乎双眼失明。正在学术高峰期的陈寅恪只能带着目难明视的痛苦钻研学术、传道育人。
翌年,陈寅恪来到广州,彼时,解放战争仍在继续,广州尚未解放。国民党赴台湾前曾有“抢运学人”计划,对身在广州的陈寅恪自是念念不忘。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寅恪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
1952年,陈寅恪一家搬入中大东南区1号楼。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说,“中大有个传统,这栋楼是给学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学术崇高的象征。”同年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取消,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中大迎来了史学大师陈寅恪。
1957年,全国性“反右”斗争开始,陈寅恪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幸免。大字报对其口诛笔伐,有学生发难,称他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更有人称其“误人子弟”,这深深刺痛陈寅恪的心,他愤而致书中大校长,提出“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从此告别讲台生涯。
后来,“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学。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难以幸免: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东南区1号楼被大字报覆 盖。后先生全家被赶出东南区1号,惨居一平房之中。
1969年10月7日,一生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历程。妻子平静地料理完他的后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就像她对人说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两人离世相隔仅45天。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的骨灰落葬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墓茔左侧长条石上刻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的字样,右侧扁形石上刻着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陈寅恪一生奉行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1929年陈寅恪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墓志铭,在70多年后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二、轶事及启示
陈寅恪遇事坚定顽强,处事严谨认真。当年眼睛看不见,陈寅恪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且坚决。一个瞎子被评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备了三个助手,这些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先生备课的细致也令人动容,陈先生又转到岭南大学教书,他的女儿在回忆录中这样说:“父亲备课、上课发给学生的讲义主要是讲授时援引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都是从常见史书中所摘取,至于如何考证史料真伪,如何层层剖析讲解这些材料,而不断章取义、歪曲武 断,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论点,则全装在自己脑中,未见他写过讲稿。” 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讲道:“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当年岭南大学历史系仅有三位学生,而选读陈寅恪课的学生仅有一人。尽管如此,每逢上课以前,陈老师必叫助手读一遍讲义给他听,上课时还要穿着整齐。他的课,就算只有一个学生听课也会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流传说陈寅恪有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这样做不但体现了他对文化的尊重也正是对传道授业的尊重。
后来因视力原因,陈寅恪就在家中上课,家中阳台就是课堂。陈寅恪坐在椅子上,用基本不带方言的普通话带领学生在历史中穿梭遨游。1955年进入中大历史系的刘凯隆这样写道:“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那便当做临时课室使用,靠窗那边安排十来张桌椅,课椅当面放一张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陈先生便在这里为后学展开了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
陈寅恪先生两次任教于清华园,他所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正是在那时提出的。“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而他也是在 用行动证明着他所坚守的这一切:1953年科学院决定任命他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而他却在《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在为好友王国维写的碑铭上,陈寅恪也早就提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是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他最终没有北上就任。
先生虽为一介书生,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强气节尽显无疑。读到此处,我突然想到这样一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赤子在面对文革的批斗时,茫然无辜地问出一句“什么是反动?”时心里该是如何地无奈和悲愤。
纵观陈寅恪先生的一生,“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 的学生蔡鸿生如是说。晚年的陈寅恪双目早已失明,他晚年的作品都是靠自己一生的学术积淀来完成的,需要查找的资料都是陈先生事先在脑海中想到,然后叫助手去图书馆查阅书籍,回来再逐字逐句读给他听。他就这样耳听口述,完成了他长篇著作《柳如是传》,书中那个坚贞顽强而历经坎坷的奇女子,俨然正当窘境的陈寅恪先生自己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正如蔡鸿生说的,陈先生拥有一个伟大的灵魂,这个伟大灵魂,让他在海外十余载不务虚名,专心学术;这个伟大的灵魂陪伴他在眼疾的折磨中始终不忘学术研究和传道育人;这个伟大的灵魂,让他在分崩离析的国乱中始终坚守着“不弃父母之邦”;这个伟大的灵魂,让他弃高官而不就,只为这“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我们每个教师都应该有这样一个灵魂,这个灵魂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立场,一个起码的原则,一个前进的方向。如今教师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诱惑,作为传道授业者,教师自身的修养,不容忽视。“教授之教授”的传奇也许不复存在,我们能做的,便是时时不忘充实自我,认真对待每一堂课、每一个学生。为人师者,理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努力不在课堂上留下遗憾。
第四篇:怀念晏明先生
师.叔
------怀念著名编辑家晏明先生
易龙云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秋日,一封寄自北京出版社晏明先生治丧小组的信函,像铅锭一样压在了我的心头:“著名诗人、北京作家协会诗歌散文创作委员会主任、原《十月》杂志社编审晏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6年9月15日20:35分逝世-„„”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震懵了,泪水夺眶而出。尔后一段相当长的日子里,我都陷入极度的悲恸不能自拔。
认识晏明先生已有半个世纪了。1960年初冬,我的文学老师、著名诗人王晨牧先生将我的几首诗寄给他四十年代的诗友晏明先生。半个月后,晏明先生在给他的复信中给我附了一封信,大意是肯定我的习作构思清新,语言朴实,儿童诗有儿童语言、儿童味。信中也恳切地指出不足之处,并将原诗作了些修改寄回。读过信后,我很激动,翌日,给晏明先生写了一封感谢信。自此,我与晏明先生便有了书信往来。对于我寄去的诗,他都热情指导,一般的,提出修改意见;较好的,给予圈圈点点,甚至动笔修改。
有一首叫《怒涛》的诗,他在字里行间改得密密麻麻,首尾空白处还加了批语。
遗憾的是,那几年间,他给我的二十多封信、改稿和照片,还有他转赠的臧克家赠他的书写毛泽东诗词《沁园春》墨宝都被“史无前例”的“造反勇士”抄走,再也找不到踪迹。
1973年初春,我刚脱离逆境,便伏案写信询问晏明先生五年来的光景。盼呀,盼呀,盼到的却是一封退回的信,“查无此人”四个字像一把锋利的刀刺得我心头好痛:“诗人呀,此刻可是住在‘牛棚’,还是放逐在僻远僻远的乡村?”多少回,我捧着那封退回来的信,“再往哪里投递我思念的深情?”我等待着,巴望着,天天看报纸,在那些平反昭雪的消息里,在那些文艺副刊的目录里,寻找着我那有着深情厚谊的老师的名字-----终于盼到了。1979年1月3日,春节后的初三日,瑞雪纷飞,我们全家从小孩外婆家拜年回来。人还没坐定,我便去传达室翻阅新来的报纸。猛然,眼前一亮,我看到了一个名字,一个寻找了许久的闪光的名字。《光明日报》升起了一片光明:“东风”副刊一首赞美中美建交的歌曲的词作者,不正是我日夜盼着的老师吗?我情不自禁地念出四句诗:“当‘东风’拂面吹起,我面前又出现您刚强的身影;《玫瑰花,友谊的花》啊,你的生命之春依然如此旺盛!”
当天夜里,我兴奋地写了一封信,连同那封退回的信,寄给光明日报社请转晏明同志。回信了,晏明先生很快回信了。原来
这位在十年浩劫中饱受磨难的老编辑,也一直在思念着他的学生啊。他在2月15日的回信中写道:“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念你。不知怎样就失去联系,我想你可能也遭到‘四人帮’的迫害,只好在漫长的时日里,等待着你的消息。”“我们全家对你一直是怀念的,常常谈起你。‘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节日里,我更想念你。一个年轻同志,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杳无音信?去年十一月间,我为中央乐团写作清唱剧《刑场上的婚礼》,曾与曲作者去广州采访,十二月回来,两次经过衡阳,两次经过湘江。我怎能不想起你?火车飞驰,我的思绪也飞驰,假如我是歌手,真要轻轻唱起:湘江水啊,请带去我的怀念,把我心中的思绪带给我年轻的朋友----当时心中的确有这种感情,这种思绪。时间匆忙,紧张,不能下火车去看看晨牧,去打听一下你的消息,真是憾事!”
啊,多么深沉的思念!我太感动了,我被他的深情厚谊,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感动了。按说,晏明先生和我只是编辑和作者的交往,然而在我心中,他不光是一位值得尊敬和信任的著名诗人、资深编辑,更像一位可敬可爱的亲人。因此,这以后,我一直把他看成自己最亲近的“叔叔”。
我不知干了一辈子诗歌编辑的晏明叔,到底关怀和培养过多少作者,只是从陈祖芬女士的报告文学《当我们赞美玫瑰的时候》(载《文汇月刊》1981年6月)里得知:“他的作者们浩浩荡荡地汇入了社会的主动脉。”也许我是他的作者群中唯一无多大成就者。每每忆起他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便感到深深的愧疚。至
今我仍珍藏着晏明叔1979年以后的来信60多封,计140余页。尽管信纸已经发黄,但是他浓浓的情意却常忆常新。
晏明叔的信像一团团火,点燃了我的创作热情。当我经历“文革”劫难,发誓不再拿笔杆、不再读诗写诗的时候,他来信说:“当前形势越来越好,正是我们努力做贡献的时候。希望你继续努力,重新拿起笔来,大写特写。”“做好工作,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搞好业余创作,也很重要。文学创作决不是过去有人说的‘搞自留地’。”“望你树雄心,立壮志,不干出成绩,不罢休!我将在北京欢迎你来参加模范教师会议或儿童文学作家会议,并设家宴为你祝酒!这决不是客气话,或者‘梦呓’,决不是!我盼望这个日子早日到来,相信它会到来。”当我为创作的突破犯难的时候,他来信委婉地给我指导:“你在艺术的追求上已大有起色,比起前几年的诗大不相同,看得出是下了功夫的。但构思还可以巧一些,语言形象还可清新些,表现手法还可含蓄些。” “你的生活不够丰富,如何经常到农村、工厂等处参观访问,很重要。”他几次告诫我:“多读优秀作品仍然是头等大事。”“你光读中国诗人的诗还不行,要读读泰戈尔、惠特曼、雪莱、拜伦------必须多方面吸收营养,多读多写。这是充实和提高自己的关键。”
1980年3月,中央关于少奇同志的平反决定激发了我的诗情。我在文化革命中反钉在木箱底板上的一张‘少奇同志像’正贴在我家正墙上。为此,我写了一首《题少奇同志像》的诗,初稿写成,即寄给晏明叔。3月24日,他来信说:“今日上班收到
你的来信和诗,很高兴。立即读了你的新作,你能冒险留存少奇同志相片,真不简单!可敬可贺!诗,请编辑部有关同志研究,争取能发表,决定后再告。”4月5日又来信:“新作《题少奇同志像》,编辑部负责同志读过了,并与有关同志交换了意见。大家认为题材很好,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少奇同志的深厚感情和无限热爱;但不足之处是,诗人的感情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诗的形象性也弱些。在收到你这首诗的前一二日,我们收到程光锐同志的诗《黄河滔滔——献给敬爱的少奇同志》全诗一百余行,写得比较好。你的诗是与程诗同时研究的,大家认为,有程的诗就可以了。你的诗只好割爱。希望得到你的原谅,千万不要因未入选而影响情绪。”透过这首诗的处理过程,足见晏明叔对作者来稿抱着多么严肃认真的态度。
晏明叔不仅关心我的创作,对我的工作、生活也无微不至地关怀。1992年夏至1993年春,我作为回雁诗社副社长兼秘书长,负责组织一次以歌颂雁城为主题的“‘回雁杯’全国诗歌大奖赛”时,请了二十四位海内外著名诗人、诗评家义务为大赛进行终审评议。我们的终审稿寄出后,晏明叔很快把评议结果用挂号寄回,意见写得详细、中肯,令组委会工作人员十分感动。那些年间我曾两次住院,病愈出院后,他来信劝我:“要注意休息、服药,不要过累。年岁越来越大,比不了二三十岁。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对吗?”我的每一点小小的成绩,他都十分关注。如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诗歌,作品在全国、省、市获奖,加入省作家协会,入党等,他都会尽快来信向我表示祝贺。
直到九十年代初,我猛然想起他已年逾古稀,且因患胃炎动过大手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他老需要休养,需要休息,需要写作呀,我怎能写太多太长的信去侵占他的宝贵时间呢?于是有意拉开写信的间距。不料晏明叔反倒责问起我来:“久不来信,深以为念。”“二十天了,未接到回信。是不是给你的信或你给我的信又遗失了?或者有其他原因?望火速回信。”看到老人的来信,我不禁热泪盈眶。
1995年6月,晏明叔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大陆文艺家访问团”访问台湾。在参观“世界珍贵名石展览厅”时,主人邀请文艺家们为名石命名。晏明叔给一块特别起眼的半人高的日本红玛瑙命名“云虹”。“云虹”是我的笔名呀!晏明叔在那块红玛瑙石边照了一张相。他来信说:“底片近期如能找到,当加印后寄来,留作纪念。如一时找不到,只好等从澳洲回来再找,反正,一定要找到寄你。这张照片很珍贵,你看了会高兴。”晏明叔的一片深情怎是用语言能形容得出来的呢。
我跟晏叔有过三次见面。第一次是1980年4月,晏明叔赴南宁参加“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返京途中,在衡阳下车看望晨牧先生和我。而我不巧正在岳阳参加湖南省教育通讯工作会议。4月27日中午,我接省作家协会办公室长途电话,告知晏明先生入住湖南宾馆,叫我速来长见面。我到长沙已是夜里10点了,我给晏明叔挂电话:“明天去看您。今晚不来打扰您的休
息了。”“我正等着你呢!”电话那头传来晏明叔的声音,“能早一分钟见到你,我就高兴。”我冒雨匆匆赶往宾馆,远远地看见宾馆门前的公路边,有一个在雨中伫立着的人影。那人影亲切而又试探地唤着:“龙云吗?”我疾步奔过去。在那黑黑的夜幕里,在密密的雨帘中,我只看清了那一头白发,那像云一样的白发。在长沙的三天里,他一再鼓励我继续写诗,并就如何突破的问题谈了许多。他说:“只要你刻苦三五年,一定会有成就的。”他还让我陪他去见省文联、省作协、省出版局的几位负责人,其中有老作家康濯同志。在交谈中,他都要谈及诗人王晨牧的情况。晨牧先生曾在胡风先生主编的刊物发表文章,并看望过老诗人彭燕郊先生,仅此两件微不足道的事,就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受到牵连。晏明叔建议省相关领导出面,敦促衡阳尽快为晨牧先生落实政策。晏明叔对老友的关心,实在令人感动。
第二次见面是同年7月,我应中国少年报邀请,去北京参加全国儿童文学座谈会。我们又见面了,晏明叔留我在他家住了五天。每天游览名胜古迹,回家吃过晚餐,稍作休息,他便叫我到书房谈诗,谈诗歌创作和评论,他让我欣赏他的《相思海的传说》配乐诗朗诵录音,听他对他的《村野三章》手稿分析。他嘱咐我下定决心:多读,多写。临走那天,他和他的儿子郭欣一直把我送上火车,火车开动时,他还在车窗外叮咛再三------最后一次是在1997年8月。我带领“衡阳市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学优化实验”课题组成员去大连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书法
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途经北京。我们去了晏明叔家,向他详细汇报了这个课题关于改革写字教材、教法和学法的实践,以及得到包括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瞿葆奎教授等著名专家学者支持的盛况。晏明叔很高兴,当即表示支持。不久,他便寄来一篇文章《中小学生要写好规范汉字》,后发表于《湖南教育》(1998年第20期)。他来信说:“祝龙云的事业与发明创造取得更大成功,驰名中外华人世界。关于这项发明创造,你是主要开拓者,任何情况,不能退却,应继续勇往直前,当仁不让。切记!切记!你为人太善良,太耿直。这是美德,但不能放弃应该属于你的成功的事业。”在他以及近六十位资深顾问的指导下,这项成果被专家赞誉为“功在千秋,惠及子孙的大好事”,获得全国书法教育成果一等奖,省基础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省教育厅破例给这项成果作出“准予扩大试验”的批示。
又是一个阴沉、寂寥的秋日啊。展读晏明叔的遗信,瞻仰他的遗照,不觉他已离去五个春秋,我仿佛正在聆听他的教诲,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亲切,慈祥。
晏明叔还活着,活在他的读者心中,活在他栽培的作者心中,活在我的心中,永远,永远------
2011.10.28.作者:易龙云,衡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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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笑谈大先生 读后感
笑品大先生
《笑谈大先生》读后感
这大先生即是鲁迅,其实鲁迅对任何一个人特别是我们都是印象深刻的。因为从进入初中以来,语文课本就有几篇鲁迅的文章,使我们现在一看见鲁迅的文章就避而远之。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学生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或许就是过多的鲁迅文章对我们影响。但这本书彻底颠覆我原来对鲁迅古板严肃的想法。
书中收录了八篇陈丹青的演讲稿,从不同角度分析鲁迅,我也不知道原来鲁迅的一生并没有想象中的无趣,不但不无聊而且令我对鲁迅产生了更多的好奇。第一篇稿子讲述了作者欣赏鲁迅的两大原因一是好看,二是好玩。其实鲁迅的照片我们是见多不怪了,第一眼我个人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好看的人,但至少很耐看,后来见了更多文人的照片发现其实那个时代鲁迅还真的是如陈丹青所说很好看。文中描述鲁迅的脸是一张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调皮。这个分析就像是对蒙娜丽莎微笑的分析,我不知道一张各种角度各种照片看起来表情都是严肃不变的鲁迅的表情,竟然能有这么多不同的思想品质。好玩对我的吸引力会比较大一些,因为在印象中老先生出现在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沉重或是对我们吸引力不大的,毕竟那是上个时代的事情,讲到现在来说已经落后了,而且作为课文来让我仔细学习品析还是会反感的。在陈丹青老师的描述下,鲁迅的人物形象变得多变有趣起来。老先生有什么好玩?在生活中他会与朋友开开玩笑,讲讲趣事,其实总是自嘲也可见他是在开自己玩笑。鲁迅和论敌其实在生活中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见了敌人分外眼红,却是关系很亲昵。古今中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人没有几个,而鲁迅就是少数人中的一个。所以以后在阅读他文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带着抱怨的思想去研读分析了,更多的会是去寻找他或许想表达的幽默。讲到死亡,其实对鲁迅来说并不是十分深刻,虽然他被通缉,被许多人憎恨但始终没有遭遇什么不测,最后也去上海安定,或者说躲去了上海。但是鲁迅对自己的死亡不是很深刻,在他的遗嘱中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然后他对自己的葬礼也是“拉倒”“埋了”几个字来概括,虽然最后他的葬礼并不如他所愿的从简。老先生十分擅长哀悼的文章,他的语气之中没有过多的沉痛,更多的是克制,质朴,平淡。其实鲁迅身边的人很多都是死于非命,因为那个时代人们总是要肩负许多的责任,或许没有老先生的文章来哀悼这些人我们或许都不会去在意这些人的事迹。但是鲁迅自己的死亡或许对他们那个年代来说是相对较好的,他是病死的。或许,这是幸运的。
鲁迅籍贯浙江绍兴,其实我还可以攀个亲戚什么的,呵呵。老先生去上海是为了躲藏逃避,因为上海有租界。但是在他病十分严重的时候,许多人劝他去国外养病,他都拒绝了。老先生是情感上的民族主义、生存上的现实主义。而且通过书我还知道了一个趣事,《且介亭杂文》名字的由来是老先生将“租界”两字各取一半,变为“且介”,或许这也是老先生的好玩之一吧。当时上海的文化也是吸引鲁迅的原因之一,上海是当时中国第一座具有世界意识与现代规模的大都市,而鲁迅的文化立场是一位世界主义者、现代主义者,整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史可以说是上海文艺史,其实鲁迅选择上海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鲁迅弃医从文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鲁迅和艺术,或者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是美术有很大的渊源这或许是一些人还不知道的事实把。稿子里说到鲁迅对木刻十分欣赏,但他自
己却不是十分擅长,他自己掏腰包会请老师来教热爱木刻的学生学习,并且帮这些学生发表或是自己买来画册与他们分享。书中列了鲁迅某两年的购关于美术的书的清单,这个购书数量之大到难以想象,而且这只是关于美术方面的,老先生对于美术的研究并没有占据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我看到了闲静、入迷、自得其乐、沉溺于美术世界的鲁迅。他有收藏癖,他会请别人帮忙从国外带画,自己也经常买来收藏所以身边有不计其数的画。虽然我没有看见过鲁迅对其他画的赏析,但从陈丹青老师的描述中看出鲁迅的才能,作者称老先生不是专业却比专业的点评更让作者感到精致细腻。
鲁迅是谁?这个讽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点不是鲁迅,而是我们,我们对鲁迅的过分研究,导致洗脑,从而我们改变了。
西湖区 杭州市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高一 韩思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