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于建嵘：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态势和特征
于建嵘：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态势和特征
2015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仍居高不下，对中国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社会与政治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基本态势
由于有关方面并没有公布全国群体性事件的数据，我们只能根据以往的研究和2015年社会发展的形势得出初步的判断，即，2015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上继续增长。在参与者的群体身份方面，工人(含农民工)、农民、业主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加群体，但以商户、出租车司机以及投资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增长迅猛。下面，我们将按照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缘由简单分析2015年的群体性事件的大致情况。
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仍居高不下，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虽然此类事件被主流媒体报道得较少，被曝光的此类群体性事件大多规模较小，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经明显下降。此类事件被媒体曝光的往往只是那些发生了命案或较为严重暴力的冲突。
例如，云南镇雄县以勒镇部分村民因为不满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而阻挠房屋量测工作，导致十余名工作人员受伤、7辆公务车被砸坏。近年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土地转让过程中存在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导致了不少悲剧的发生，并未得到有效根治。
例如，9月14日，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后东固村村民张纪民在捍卫土地的过程中因火灾身亡。11月，离北京只有数十公里之遥的河北燕郊发生了多起村民因征地拆迁纠纷被砍事件。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不法行为不仅容易侵犯相关居民的合法利益，而且容易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因欠薪、降薪、裁员、社保待遇等劳资关系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该年度有增无减。近几年来，世界范围内普遍经济低迷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导致低端制造业陷入困境，大量企业倒闭或搬迁。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全国范围内因欠薪等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近两年居高不下，在所有群体性事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2014年，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相当惊人，而2015年此类事件呈增长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15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比2014年更加严峻，经济增长速度将至25年来最低水平。根据广东有关方面的统计，广东省在2015年因欠薪问题引发的3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高达数百起，占全省3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70%以上。广州、东莞、中山等地连续发生多起千人以上工人罢工事件，抗议相关企业的裁员等举措和当地住房公积金新政策。
例如，2月，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裁员引发上千名工人抗议。3月，位于东莞的兴昂鞋厂和裕元鞋厂相继爆发了数千人参与的罢工。10月，深圳福昌电子公司倒闭，三千多名工人维权。其他省份也爆发了一些劳动关系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由环境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处于高发态势。其中，由于相关设施污染环境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各地不时爆发。
例如，8月，江西乐平市数千居民上街抗议工业园区长期污染当地环境。由于担忧相关项目建成之后可能造成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居高不下。深圳、广东河源、上海金山区宝山区、广东陆丰、南昌、广西北海、广东阳春、武汉等多地先后爆发了抗议兴建(扩建)垃圾焚烧场、火电厂、PX项目、变电站、核电站、码头、康复医院等邻避设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此类事件在当地往往造成较大的影响。例如，深圳数千居民抗议该市东部垃圾焚烧处理厂项目。陆丰市碣石镇上林村部分村民持械阻止修建核电站，最终19人被抓捕。
房屋业主由于不满物业公司服务、房屋质量和房屋受损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居高不下。仅根据笔者通过互联网、报纸和期刊所看到的信息，四川、湖北、甘肃、天津、内蒙古、河南、广东、浙江等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业主发起的群体性事件被曝光。其中，天津上百名受天津港爆炸事故影响的业主到政府机关门前聚集一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个体经营者(如出租车司机、专车司机、商户)由于利益受损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15年增长迅速。出租车司机发起的罢运等群体性事件在2015年度屡屡吸引全国人的注意。1月4日，沈阳市爆发数千辆出租车罢运事件。南京市部分出租车司机在1月8日开始停运，并阻挠、打砸其他继续运营的出租车。1月13日，出租车罢运在全国多个城市同时进行，包括长春、济南、成都、南昌在内的多个城市爆发出租车罢运事件，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出租车罢运事件。这场出租车罢运**此后不断上演，武汉、北京等地相继爆发了出租车司机抗议专车抢生意而罢运的群体性事件。此类事件在2016年可能仍将不断上演。
2016年以来，深圳、南昌、济南、成都等地先后发生出租车司机抗议专车的罢运事件，对当地的交通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部分地方的专车司机也不甘示弱。例如，武汉、广州的部分专车司机集体抗议有关部门的执法。商户利益受损而发起的群体性事件也不时出现。1月，山西太原上千商户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解决多家物流公司跑路产生的债务问题。上海、海口等地也发生了商户抗议有关部门的群体性事件。
投资者利益受损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量涌现，上升势头较猛。成百上千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投资者先后在昆明、上海、北京等地发起群体性的维权活动，并且到国家信访局、证监会等国家机关表达维权诉求。河南西峡县某房地产公司违规吸纳民众资金违规建房，且未按期交房，导致数十名投资者阻拦列车。此类事件的发生与大的经济环境存在密切关系。
由于捍卫某些权利(如教育权利、女性权利、同性恋者权利、社会保障权利)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在增长。例如，3月19日，中山大学的5名大学生聚集在广东省教育厅门前抗议高校教材将同性恋视为心理疾病，也要求有关部门回收对同性恋有污名化的教材。5月初，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失独者在国家卫计委门口聚集抗议计划生育和相关的政策，要求政府保障其相关的权利与利益。围绕着子女教育权利的抗争值得关注。
9月17日，北京市近千市民到北京市政府门前抗议985、211高校对北京生源减招以及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全国掐尖侵占北京高招名额等问题。主张女性权利、同性恋权利的新社会运动近些年在中国呈现发展态势，大多数时候以个人性的、言论性的形式呈现，较少出现集体性的街头抗议活动。但是，未来此类新社会运动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以街头抗议的方式呈现。
由极端宗教思想和分离主义思想引发的恐怖主义事件、暴力事件在新疆等地不时出现，给当地乃至全国的社会形势造成较大的压力。在过去的2015年，恐怖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加剧的趋势。除了中东以外，法国、美国、英国也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其中，多名恐怖分子共同制造的法国巴黎恐怖事件震惊世界。
由于表达对某些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愤怒而引发的泄愤事件也占一定的比例，值得我们关注。2015年12月底，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一未成年女孩在某商场偷巧克力遭到商家和母亲辱骂之后跳楼自杀继而引发数千居民围攻警方，打砸公共设施，并造成市长受伤。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折射出抽象愤怒和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在整个社会的蔓延，值得社会各界深思。
由于争夺某些特殊利益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值得我们关注。此类事件的一个典型是被部分媒体或网友称为“保路运动”的抗争事件。1月，河南新野、邓州两地居民要求郑万高速铁路襄阳到南阳段在自己家乡设站，并在多地发起集体活动。5月，四川省邻水县爆发了上万人上街头要求正在规划中的达渝城际铁路经过邻水，并且爆发与警察的暴力冲突。
此外，对村干部或政府工作人员不当行为不满、医患纠纷等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值得我们关注。
简而言之，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纠纷、业主维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群体性事件的相当大比重，个体经营者利益受损、投资者利益受损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长迅猛，而恐怖主义、主张某种权利的社会运动、泄愤型群体性事件虽然数量较少，却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二、基本特征
2015年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征。
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从事后救济型维权转变为事前预防型维权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在自身的利益、权利尚未遭受切实的损害之时就采取多种方法表达自身的诉求。这种特征与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增长存在密切关系。这种特征在邻避事件中表现得最充分。预防型维权在一些罢工事件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3月爆发的裕元鞋厂工人罢工事件中，工人们担心工厂合并是裁员的前奏，要求立即发放住房公积金。有关部门应该正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增长。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缘由以经济利益冲突为主，但朝着日益复合化的方向发展。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导致许多传统产业和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专车、快车在许多大城市严重冲击了出租车司机的利益。网店冲击了许多实体店的生意。经济利益纠纷虽然仍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最主要缘由或原因，但经济利益受损、权利意识增长、政治心理的变迁等因素往往混合在一起发酵而酿成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动员与宣传日益依赖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自媒体)，线上线下的联动日益深入。除了在一些农村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使用或较少使用互联网进行动员和信息传播以外，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在酝酿过程中和爆发之后都依赖互联网。抗争的领袖和积极分子使用互联网进行动员和信息传播，大大地提升了动员速度、社会参与度和关注度。手机和微信、微博、QQ等互联网自媒体成为群体性事件动员的重要载体，成为抗争者的重要抗争资源，对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起到了相当程度的曝光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由于互联网本身的一点特点，通过互联网进行动员和传播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实消息的扩散。
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日益超出地理界限。这一特点在徐纯合之死引发的网络热议和外地网友前往庆安抗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徐纯合身亡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部分外地人前往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抗议“徐纯合被枪杀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群体性事件的这一特征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对其行政与政治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传播者的打击力度加大。在许多群体性事件中，组织者和积极宣传抗争信息的积极分子受到警方不同程度的处罚。
例如，被称为“劳工维权专家”“工运之星”的曾飞洋因涉嫌犯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部分卷入集体维权事件的律师也遭受打击。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消失的速度似乎比往年加快，这或许显示出有关部门在互联网言论管理方面日趋严格。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对抗争活动的组织者、同情者的打压可能会导致抗争活动日益去组织化、暴力化乃至极端化。
第二篇：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群体性事件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然而，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多将其视为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及，少有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认识阶段，大都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表现，有的甚至将起因、诉求、指向、表现各不相同的事件做简单〔1〕化的政治解读界定为“社会敌意事件”。这种研究的不足表明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起码的理性精神和基本的技术路线。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主要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类型学的分析，以求对群体性事件有更细致的考量和更正确的判断，克服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定性分割。
一、群体性事件及其类型学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它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最初出现在官方的一些文件之中，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还常常与“突发群体性事件”或“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等混用。2000年4月5日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把“群体性治安事件”定义为“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2〕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这应是官方公开文件中较为正式的表达。从公安部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群体性治安事件主要特征是“群体性”(聚众共同实施)、“违法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危害性”(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根据这些特征，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3〕权利和损害公私财产安全的社会事件”。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些定义“在中国的语境里一味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违法性特征，甚至认为这种事件同一般的‘群体利益的表达行为’有〔4〕本质的区别，在经验上和学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希望赋予这一概念更大的包容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称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5〕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 这一定义，淡化了所谓的“社会危害性”，却强调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以及事件的“非法性”(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为了克服这种不足，一些社会学家给出了更为中性的界定。其中邱泽奇所作的定义最有代表性。他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聚集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包括了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6〕的、有明确诉求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路线或公共场所等”。但这种定义所言的“为达成某种目的”之说，又与当前一些没有明确目的事件的现实不符。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这一定义，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事件参与人数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法规，5人以上应是一个最底标准。比如，信访条例第18条就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而在实现中，超过了5人就被视为是非正常上访，是信访事件。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的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其二，这些事件所进行的行为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规明文禁止的。其三，这些聚集起来的人群，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但有基本的行为取向。其四，这些事件对社会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社会管治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就可以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新的类型学研究。当前学界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研究多集中在对高校、农村、库区移民、职工、大型体育场、民族宗教等的群体性事件上，但是很少有研究对群体性事件作专门明确的分类。在已有的少数分类研究中，分类的标准也多是从“人民内部矛盾”与“违法犯罪”的单一传统维度来进行的。作综合分类的代表性的研究现仅见于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王战军从“矛盾属性”、“发生根源”、“参与主体”、“表现形式”、“处置方〔7〕略”等五个维度分别对群体性事件作了划分。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王来华、陈月生提出了从“参与主体”、“事件本身是否带政治性质”、“事件的规模大小”三个维度对群体性事件作〔8〕了分别划分。可见，已有的研究在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划分和特征概括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都并没有把这些维度的标准综合起来作整体研究。
本文依据目的、特征和行动指向，近十年以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关于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由于其特征比较明显，也不是转型社会特有的现象，本文将不作专门讨论，重点讨论维权事件、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这三类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二、维权行为、社会泄愤和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一)维权行为及其基本特征
维权事件，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此类事件约〔9〕〔10〕占目前全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80%以上。其中又可以具体分为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11〕的“以理维权” 和市民的“理性维权”。总地来说，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维权事件主要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民维权中，土地问题约占65%以上，村民自治、税费等方面都占一定的比例。目前农村土地纠纷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广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争议的主要是非法或强制性征地，农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在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黑龙江等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侵犯，控告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及村级组织。工人维权的主要问题是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拖欠工资、社会保险、破产安置、劳动时间、殴打工人等方面。市民维权房屋拆迁是主要问题。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及市民，都把具体的利益诉求作为行动的目标，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其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指出，中国无论从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层出不穷的民众抗议活动，但是这些抗议有一个传统，就是都在遵守规则。抗议者非常关注国家放出来的信号。他们尽力按照国家的规则来进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们都很注意。在英美传统里，权利是指自然权利，是由上帝赋予的而不是国家赋予的。在中国盛行的以“权利”语言构建起来的道义经济式的抗议，往往要求撤换不受欢迎的低级官员(偶尔成功)。但这些抗议者极少质疑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威。就这个方面而言，当代的抗议者与封建时代的造反者有不少相似之处。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12〕是挑战。
其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具有明显的被动性。目前中国的维权行动，大都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或市民的合法利益受损而引发的，它是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而且，维权者一般都会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作为其行为框架和底线，都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调处，行为相对克制。但是，某些事件由于争议的经济利益巨大，侵权方不仅不会轻易让步，反而常常动用黑恶势力对付维权者;而地方政府和官员则往往站在强势的侵权者一方，以“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 为由，动用警力对维权者进行打击而引发恶性暴力事件，发生十分恶劣的社会后果。
(二)社会泄愤事件及其特征
“社会泄愤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在参加者、发生机制及行动逻辑等方面都不同于维权事件和有组织犯罪。它的主要特征有：
第一，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反应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的情况，但真正骚乱事件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比如2004年〔13〕的重庆万州事件。
第二，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像，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种所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是社会泄愤事件区别维权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最为主要特点。前〔14〕面所说的万州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安徽池州案件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近期〔15〕群体暴力袭警案频发。分析这些事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其一，群体暴力。这个群体成分十分复杂，有些与案件本身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些则没有任何直接利害关系，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其二，群体泄愤。如果说报复杀人是“泄私愤”的话，那么，近期发生的暴力袭警案则是“泄公愤”，当然，这里的“公愤”仅仅指这个群体的某些不满之“愤”，并不是常用的具有好恶价值判断的社会之“愤”。其三，目标明确。这些事件都是在明知攻击的对象是警察或警务机关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故意采取的以侵犯警察人身安全或警务机关工作秩序或财产安全的行为。由此表明，在当前的社会形势及社会心理下，警察执法的权威性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
第三，在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当中，信息的传播有新的特点。各种失实信息的通过短信和网络传播，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手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使用，而短信作为新媒体所具有互动性、广泛性、针对性、表现形式多样性和直达性，都对群体性事件产生影响。网络特别是具有博客性质的发布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各种事件“真假”信息的传播。
第四，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一般来说，民众进行维权活动都较为克制，但社会泄愤事件却大都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件就其目的而言，具有维权性质，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后面发生了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也就从维权变成〔16〕泄愤性骚乱了。比如2007年发生的四川大竹事件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时许，该县竹阳镇莱仕德酒店一名女员工不明原因死亡。在公安机关调查侦破期间，死者亲属与酒店方发生争执，矛盾激化。2007年1月15日下午，死者亲属及数百名群众到莱仕德酒店门前聚集，要求尽快查明死因。这个阶段基本上是维权。可到了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左右，近万名围观者中的少数人员冲入酒店打、砸、烧，这就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从维权变成了泄愤。
应该说，上面关于社会泄愤事件特点的分析，也就是判断此类事件性质的基本标准。其中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与诱发事件并“无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一种“泄愤性冲突”。
(三)社会骚乱及其基本特征
社会骚乱在形式上和上面提到的社会泄愤事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其性质上已经出现了变化。比如2008年9月底，在湘西因非法集资发生的事件，就具有骚乱性质。它不仅把政府的招牌〔17〕砸了，还把与案件根本无关的商店抢了。这与我们研究过的瓮安、瑞安、池州、万州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些事件中，砸和抢的都是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商店。在湘西事件中，被砸被抢的商店与事件本身没有关系，但还是被砸了和被抢了，致使这个城市的商店在国庆节期间不敢开门。这说明，它们不同于社会泄愤事件，也不同于维权事件。从维权走向泄愤是有可能的，从泄愤走向骚乱也是有可能的。怎么样界定泄愤和骚乱，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具有相关性。这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骚乱可能是有组织的，也有可能没有组织，但泄愤事件是无组织的，是集群行为。综上所述，作为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之间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相类似之处，也有本质上的区别(详见下表)。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的异同比较
三、利益冲突、社会心理和转化机制
当前，我国进入社会冲突的高发期。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剧烈变动和调整，各类社会矛盾围绕着经济、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而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从而使具有相同利益的社会成员针对其共同关心的问题极易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共鸣，而且由于彼此间联系的技术手段的改进，他们极易就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沟通和串联，从而形成某个具有社会影响的共同话题，从而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提供了心理基础。同时，伴随着体制转型和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控制和约束社会的能力下降，原来依赖统制主义的命令方式管治社会的手段不但不能起到化解矛盾的效果，反而对事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提高政府的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前提。从总体来看，目前地方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许多完全可以化解的矛盾，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严重后果。这主要表现在，当某个事件刚发生时，往往会成为不入政府“法眼”的“存在之无”，由此对事件漠然置之的态度往往错过最佳处理时机，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即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从而〔18〕“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应急能力的薄弱。要对社会事件做出科学合理的处置，首先就必须对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做出科学划分，从而采取不同方式予以化解。如果对不同事件采取同一方式，就可能粗暴地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事件单一化和绝对化，激化原有的矛盾和冲突。
值得关注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之间是可以相关转化的。当社会条件变化、尤其是政府处置措施不当、丧失公信力的时候，在法律框架之内活动的“维权事件”会迅速转变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泄愤事件也可以瞬间将祸水由政府部门引向无辜群众和社会，成为骚乱事件。这之间的转化机制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这对于我们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防止造成更大的破坏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间转化机制的理解，我们可以从群体心理的角度来研究。事实上，如果不研究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群体心理，就很难真正理解群体性〔19〕事件的发生及其类型转化的机制。
从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它大致遵循如下逻辑，冲突源——导致主体利益受损——主体挫折感产生(主体心理不满意感产生)——否定性言语产生(牢骚、怪话、气话)——否定性行〔20〕为产生(对其他个体、群体或政府的反抗)。在正常的维权活动中，行为者的诉求是寻求体制性的解决渠道，如双方对话和谈判、寻求司法和行政调解、上访等。如果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其问题，他们可能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破坏公共秩序，直至暴力对抗。在整个过程中，心理对行为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在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内，他们获得的不仅是关于自己问题的各种公正或不公正的待遇，而且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整个政治体系的认识。当行为上遭受挫折后，心理上的不满、怨恨、暴躁、抵触情绪就更容易导致行为具有攻击性，并在合适的场合寻找借口发泄出来。这种受心理影响的行为并不只是个体的，它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聚集起一定的能量，从而为泄愤冲突埋下种子。
从理论上讲，群体心理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它的发生过程有两个重要的机制：一是情绪感染;二是行为模仿。所谓情绪感染是事件的场景使原来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的情绪也激动起来，从而完成从个体向群体的转变。而行为模仿则是指集群行为中行动者互相仿效，使整个人群产生一致的行为。“因为人们在突然事件前不知所措，无计可施，只好模仿他人，看到别〔21〕人怎么做，自己也跟着响应。这样集群行为就产生了”。可见，情绪感染和行为模仿与上述分析的心理特征是一致的。它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群体心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突出的特点是相互影响，并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合理性”的社会情景。在这种社会情景中，个人行为受到群体情绪变化的影响，由最初的自制和理智逐步走向失控和狂热。在泄愤性冲突中，作为旁观者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与当事者发生感情共鸣，因而客观上起到了恶化事件发展的作用。社会“弱者”作为一种博弈和博取同情的“武器”，极自然地激起人们天生同情弱者的心理，围观者在行为选择上倾向于支持和帮助弱者。当人们在对政府的官方消息充耳不闻时，一些谣言和小道消息，尤其是弱者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消息在人群中普遍传开时，会对人群的聚集和行动起到催化作用，并促使群情激愤，情绪高昂。一些过路者或中学生受到感染，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某种趋同的特性。此时，群体的指向已不再是原来的事件本身，当事方也可能早已被群体所湮没，而变成了一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针对公安部门、政府机关以及其他不相关建筑的泄愤性行为。针对这种行为，政府如果措施得力，处理得当，可能会很快地平息群众情绪;但如果采取以暴制暴的对抗方式，不仅不能平息民怨，还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可能促使泄愤性冲突向社会骚乱方向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以及各种暴力情景引发的社会骚乱都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只是一种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统治的完整性，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管治的有效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这就要求执政者，在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同时，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要防范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以“维稳”为名，甚至以影响政府执政合法性为幌子，形成官官相护的利益共同体，甚至胁迫上级为其胡作非为背书。
注释：
〔1〕 2009年 3月 14—15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和京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犯罪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华大厦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法大学皮艺军教授提出了“社会敌意事件”这一概念，并认为瓮安事件、德江舞龙、学生聚会、杨佳这些事件都是“社会敌意事件”。
〔2〕《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公安部 2000年 4月 5日发布。人”，而在实现中，超过了5人就被视为是非正常上访，是信访事件。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的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其二，这些事件所进行的行为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规明文禁止的。其三，这些聚集起来的人群，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但有基本的行为取向。其四，这些事件对社会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社会管治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就可以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新的类型学研究。当前学界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研究多集中在对高校、农村、库区移民、职工、大型体育场、民族宗教等的群体性事件上，但是很少有研究对群体性事件作专门明确的分类。在已有的少数分类研究中，分类的标准也多是从“人民内部矛盾”与“违法犯罪”的单一传统维度来进行的。作综合分类的代表性的研究现仅见于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王战军从“矛盾属性”、“发生根源”、“参与主体”、“表现形式”、“处置方略”等五个维度分别对群体性事件作了划分。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王来华、陈月生提出了从“参与主体”、“事件本身是否带政治性质”、“事件的规模大小”三个维度对群体性事件作了分别划分。可见，已有的研究在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划分和特征概括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都并没有把这些维度的标准综合起来作整体研究。
〔3〕 林维业、刘汉民著：《公安机关应对群体性事件实务和策略》，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页。
〔4〕 王国勒：《社会网络视野下的集体行动》，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博士论文，第 5页。
〔5〕 转引自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学海》2009年 01期，第 69— 78页。
〔6〕 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 5期，第 54— 96页。
〔7〕 王战军：《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其多维分析》，《政法学刊》2006第 5期，第 9— 13页。
〔8〕王来华、陈月生：《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含义、特征和类型》，《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5期，第80—84页。
〔9〕 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 1期，第4— 9页。
〔10〕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 2期，第 49— 55页。
〔11〕 于建嵘著：《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42页。
〔12〕 于建嵘、裴宜理：《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南风窗》2008年第 20期，第30— 32页。
〔13〕 范伟国：《重庆万州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打人引发群体事件》，《北京青年报》2004年 10月 20日。
〔14〕 王吉陆：《安徽池州群体性事件调查：普通车祸变打砸抢烧》，《南方都市报》2005年 7月 1日。
〔15〕 比如：3月 23日海南东方市因一学生纠纷，数百人到感城镇政府和边防派出所进行打、砸、烧，导致4间官兵宿舍及部分档案资料被烧，1辆警车、1辆涉案扣押的小汽车及10部摩托车被砸烂烧毁。3月 28日晚，西宁市城西公安分局虎台派出所民警在处理一起报警事件中，遭到一伙人的殴打围攻，派出所遭到打砸。3月30日，乌鲁木齐3名便衣民警在押送犯人途中，遇代某违反交通法规横穿马路，鸣笛示意，代某却不避让。民警紧急采取制动措施，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口角，代某煽动周围“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民警，围观群众达 200余人，等等。
〔16〕 任硌、陈凯：《四川大竹事件反思:地方忙于换届错过处置良机》，载《 望新闻周刊》2007年 3月 1日。
〔17〕《吉首非法集资案再爆骚乱，民众围堵州政府》，http://，最后访问：2009年9月24日。
〔18〕 黄豁等：《“体制性迟钝”的风险》，《 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 4期，第6— 7页。
〔19〕 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期，第1— 5页。
〔20〕 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第 69— 78页。
〔21〕 沙莲香著：《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221— 222页。
第三篇：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
新闻中心-中国网 china.com.cn/news时间： 2009-07-06责任编辑: 法律人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1.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规模上千人的占较大比重。如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拆迁事件、河北省定州市的征地事件引发的冲突曾震惊中央和全国。
2.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3.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4.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极端或违法行为发泄不满情绪，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发生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的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
5.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带有政治目的。
6.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合理要求与不合法行动、无理要求与非法行动相互交织，多数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混在一起。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也插手群体性事
件制造事端。如果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影响全局，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二、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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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接原因看，城市的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主要有：一是部分国企改制、转制未征求职工意见，不按规定程序操作，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侵害了职工民主权利和国家利益；二是部分企业经营过程中，厂务不公开、重大经营活动未经职代会通过，职工情绪对立；三是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退休金，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不落实；四是企业改制、兼并或破产后，职工下岗、职工安置、养老保险等问题未得到妥善处理；五是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不廉洁，垮了企业，肥了自己，穷了职工；六是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侵害职工合法权益；七是市政建设拆迁，补偿争议大；八是部分企业或施工单位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农村的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主要有：一是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有的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二是乱收费使农民负担过重；三是个别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一些乡村基层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四是集资款久拖不还，基金会等非金融机构吸纳的股金不能按期兑付；五是一些地方征地中存在政策不透明、补偿标准偏低或补偿费用没有如期兑付或没有全部兑付到户，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六是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地方的山林、土地权属不清，争执激烈；七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八是一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九是基层选举中出现贿选、罢选等。还有社会管理方面的原因，如地方出台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不慎重，不连贯，或执行政策有偏差；部分单位工作人员执法犯法，办事不公；部分行业管理工作不规范，频繁发生如重大矿难等安全事故，等等。
从深层次社会原因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还表现为财富占有、教育不平等等方面。对分配不公，对不正当致富，社会心理及社会舆论表现出强烈不满情绪。贫富差距过大损坏了社会公正原则，引起社会摩擦，导致矛盾增多。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忽视时，他们产生相对剥夺感，不满和对抗情绪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2.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无视职工的民主权利，擅自决定企业破产、出售、转让、兼并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职工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甚至贱卖国有资产，引起大量职工群体性事件。在一些非公企业中，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拥有者、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压低、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普遍重生产轻安全，损害职工安全健康权益；任意延长劳动时间，职工加班加点严重；职工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签订率低。因此，造成不少非公企业劳资关系紧张，引发大量职工集体上访、罢工事件。
3.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群众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一些地区和一些干部为了所谓的政绩，违背科学发展观，脱离实际，不顾
民意，硬性推行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项目”；一部分干部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公正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4.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由单一趋于多元。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人政治观念经济化、宗旨观念利己化、纪律观念自由化，对党和政府不信任。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善于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往往采取一些极端手段。还有一些人，缺乏社会主义荣辱观，只要权利不愿尽义务，采取闹事的方式来实现过分要求。
5.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也日益增长，而我们不少党政部门和干部却仍在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一套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进行社会控制与管理，比较习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动工作，有时甚至强迫命令、违法施政，导致矛盾激化。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出现的矛盾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拖延或压制，群众开始时采取的行动是上访、投诉，但在长期上访无果、投诉无决的情况下，最后采取了群体性事件。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正确处理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理论指导。各级党委、政府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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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析我市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及处置方略
浅析我市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及处置方略
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和复杂，由此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类群体性事件也越来越多，查处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治安稳定。正确处臵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各级公安机关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笔者就我市近年来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进行了一些思考，以供参考。
一、近年来我市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一)事件发生数量逐年上升。从近年来发生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苗头分析，数量基本上呈逐年上升之势，且以近两年增长更为明显。从表现形式看，以上访、请愿、罢工、聚众闹事的事件、苗头居多，而纠纷械斗除1999、2000、2002发生外，近几年已没有发生。(二)规模大、涉及人员多，破坏性强。由于多数引发群体事件的社会矛盾都涉及到部分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生活，具有较大煽动性，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参与人员及规模逐渐扩大。以上访、闹事、罢工为例，以前多以人数少的群体为主，现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治安问题面广人众，参加人数多达二、三十人甚至上百人。少数群体性事件甚至演变成“打、砸、抢、烧”等暴力性行为，具有一定破坏性，社会危害性极大。
(三)反复性大，持续时间长，对抗性强。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由于反映的问题未能及时得以解决，造成上访人员持续上访，有的持续相当长时间，个别群体性事件在处臵过程中甚至出现对峙局面。
(四)越级上访越来越多。一些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片面认为，只有闹得凶，政府才会重视，只有到级别越高的部门和官员上访，就越能及时解决反映的问题，因而时常出现越镇、县(市)两级政府甚至直接到省级单位上访。
(五)成份复杂，处置难度大。从近年来全市发生的人民内部矛盾 1
和群体性事件分析，其成份主要集中在上访(占群体性事件65%)、游行示威、围堵政府机关、堵塞交通、静坐、绝食等方式上，纠纷械斗苗头从2002年至今已基本消弥。由于不少群体性事件中反映的问题，涉及国家有关法规、政策和政府行为，政策性强、牵涉面广，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而上访者的要求合理与无理，行为合法与非法相互交织，给处臵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具有一定艰巨性。
二、我市今后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
(一)近年来我市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引发和形成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成因错综复杂，从我市近年发生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苗头分析，影响我市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工厂企业生产不景气，企业经营亏损或面临困境，关、停、并、转，导致部分劳力富余，拖欠职工工资或退休人员的工资福利问题未能妥善解决；二是农村少数基层干部存在官僚主义或贪污腐败现象而导致；三是部份群众对土地被征用的补偿、交通肇事的查处，惩治违法犯罪适用法律等问题不如愿不理想，故意煽动闹事、制造事端；四是农村少数地方封建宗教势力插手或地方保护主义作崇而导致；五是老城区旧房改造，拆迁户因赔偿问题而造成；另外，群众主观上愚昧，法制观念淡薄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这些苗头和事件的发生，都在一定程度上危害我市的政治安定和治安稳定，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损失。
(二)我市今后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态势。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利益格局的完善调整，已经存在或即将影响、诱发我市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不安定因素将会随之增多。群众性上访、请愿、罢工、闹事问题在今后一个时期表现出越来越突出的发展趋势：一是企业深化改革、机制转换过程中，由于用工制度与分配制度的深化，滑坡企业与被兼并企业的干群矛盾、雇员与雇主的劳资纠纷等矛盾将大量增加，上岗职工及被转岗、分流出去的职工因收入减少、工资被拖欠，面临第二次下岗、待岗等情况，有可能引起较大的**。这将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影响和诱发我市人民内部矛盾和
群体性事件的头等不安定因素。二是一些地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可能引发的不安定因素。当前，在我市的一些地方，确有少数基层干部存在办事脱离群众，以权谋私。有的收取承包工程、承包土地回扣；有的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外出旅游；有的利用征地款购买私车，甚至集体挪用征地款做房地产生意，谋取私利，中饱私囊的现象，激发群众不满，上访反映此类情况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将时有发生。三是城市建设中涉及的动迁矛盾，农村发展中涉及的征地吸劳和拆迁补偿问题，在今后仍是一个比较尖锐的矛盾。四是由于执法不当引发的不安定因素。在我市一些地方，由于执法队伍人员素质差异，导致少数执法人员态度生硬粗暴，执法不当或不依法办事，引起群众不满，将是群众闹事的又一重要原因。五是因封建精神思想残余，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建设未能同步发展，许多公民的政治思想和法制、道德教育没有得到加强，造成一些群众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薄，往往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只讲局部的、个人的利益。不讲全局、集体的利益，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膨胀，加之少数别有用心人的策划、挑动、煽动，制造事端，给社会增加不安定因素。群众愚昧，被少数封建宗教势力所利用，争风水、坟地和以宗族姓氏纠纷为主的群体性事件仍将继续影响我市社会治安。六是新的政策及改革措施有可能引发新的不安定因素。随着改革的深入，将会出台新的政策和改革措施，部分群众的生活水平将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抑或受到波及。特别是其中的粮食、住房、医疗、企业、金融和机构等项改革，将使一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公开化，这将是影响我市不安定因素的新焦点、新热点。同时，一些强化城市管理的政策、措施将对部分人的经济利益产生一定影响，并将转化为不安定因素表现出来。
三、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处置方略
正确处臵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防止事态扩大，维护社会稳定，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大事。而明确处臵工作的方法、策略、原则，是保障处臵工作成功有效的重要前提，维护稳定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处臵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众性治安事件，公安机关责无旁贷，应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为指针，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以确保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稳定为目标，坚持“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总体原则和“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的基本要求，以及“综合治理、预防为主、妥善处臵、长期工作”的方针，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尽最大努力防止事态扩大，积极妥善地处臵，力争把问题解决在内部、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一)坚持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原则。公安机关在处臵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必须始终依靠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的原则，这是公安机关处臵一切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首要条件。只有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才能达到部门间相互配合，统一认识，步调一致，形成整体作战格局。公安机关要始终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及时反馈信息，对发现的事件、苗头，以及对现场情况的分析和准备采取的对策，及时主动向党委、政府报告，提出处臵措施方法与建议，供党委、政府参考，并协助领导下定决心，对党委、政府采取的重大决策，要坚决、认真执行。事件解决后要迅速向党委政府报告，并根据党委政府的要求，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
(二)坚持“四早”原则。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是一种严重妨碍和破坏大局稳定的消极社会因素，要妥善处臵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作为公安机关来说，要增强忧患意识，加强情报信息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建立灵敏有效的情报信息网，及时掌握各种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的苗头。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做到“四早”，即早发现、早汇报、早处臵，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重点整治、狠抓防范，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力争使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不发生、不扩大或少发生，早化解。
(三)充分相信、依靠群众，坚持说服疏导教育的原则。对已发生的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公安机关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充分相信、团结、争取、依靠群众，本着“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的原则，掌握时机，适时介入。通过深入细致做思想工作，宣传法律政策，讲明道理，晓以利害，对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在不违背政策的前提下，应采取认真的态度，切实加以解决。对不能立即解决的问题，也要向群众解释清楚，讲明解决方法，消除群众的对抗情绪，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把群众引导到遵守国家法律政策，正确对待现实，理解支持党和政府的工作上来。
(四)各警种、各部门密切配合，发挥整体功能。公安机关处臵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往往涉及到治安、内保、国保、交警、武警、防暴、消防、通讯、后勤保障等警种和部门。为此，在处臵工作中，各警种、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全局观念，服从统一指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整体作战，形成合力，共同维护现场治安秩序，这是公安机关处臵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环节。对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工作，公安机关应十分注意依靠政法委、信访办、劳动局及各主要相关系统的党政部门，及时汇报，沟通上访群众反映的情况及上访者的动态，依靠他们一起做工作。对滞留上访现场的人员则依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由职能部门、单位出面接待并负责将这些人带离现场。
(五)冷静稳妥、依法办事、慎用警力的原则。公安机关在处臵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中，要正确处理好直接出面与积极协助、疏导与打击的关系，主要依靠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单位处理。公安机关一般说不要过早介入，以免激化事端，扩大矛盾。应着重维护现场治安秩序，掌握情报信息，收集证据，注意发现煽动闹事的首要骨干分子，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教育疏导工作。对于群体性上访涉及的具体问题，公安机关要本着不参与、不表态，冷静稳妥，依法行政，维护上访现场治安秩序的原则。执勤民警要严守职责和工作纪律，切忌超越职责范围，防止把民警臵于群众的对立面。在处臵人民内部矛盾和
群体性事件时，确需动用警力警械的，必须事先向上级请示，未经批准，不得动用。
(六)确保重点，保护合法，惩治非法的原则。公安机关正确预防和处臵人民内部矛盾和各类群体性事件要从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的角度出发，确保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保持社会的稳定，保证社会经济建设各部门、各部位、各环节及公私财产的安全。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或事件发生初期，公安机关必须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分清重点和一般保卫对象，做到主次分明、轻重有别，及时预防，伺机待命，在事件发展过程中，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重点及要害部位的绝对安全。对于群体性上访事件，从本质上看，除极少数集体上访事件中有别有用心的人插手之外，绝大多数由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上访者主要是试图通过高层次的上访，引起领导部门关注，加快有关问题的解决。因此，在处臵工作中应教育引导民警严格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把群众上访一律视为“非法活动”，正确区分正常性群体上访问题和敌对势力、敌对分子蓄意制造反政府倾向上访事件。对于合法的正常性群体上访，公安机关要依法加以保护。对那些为敌对势力、敌对分子所利用，具有反政府和破坏性的上访事件，公安机关要通过发动群众，揭露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阴谋，公开暴露违法犯罪分子的不法行为，使违法犯罪分子陷于孤立、被动境地，保护合法，惩治非法。
（作者：洪湖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杨德智）
第五篇：浅析当前信访举报形式及如何妥善应对群体性事件
浅析当前信访举报形式及如何妥善应对群体性事件
一、当前信访举报工作面临的形势
好的形势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过去的一年，全国信访工作总的形势也是比较好的。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增多，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集中显现，信访举报工作和应对群体性事件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1、信访总量保持高位运行，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问题严重。近两年，全国信访总量仍然保持在历史高位。下面具体讲讲我们常德市的信访形势，其实常德市的信访形势也是全国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市的信访形势正呈现以下趋势：一是总量攀升的趋势。自2004年全市信访量出现高峰以来，近几年一直在高位运行，每年市县两级信访总量都在6万件人(次)左右，且有进一步攀升的趋势。二是人员上行的趋势。越级上访逐年增多，矛盾积压、信访上行的问题十分突出，市和市以上的压力明显加大。三是行为无序的趋势。信访过程中的越级性、群体性、对抗性、极端性、突变性特征越来越明显。有的缠访、闹访，侮辱、殴打接访工作人员；有的扯横幅、穿冤衣，甚至堵门堵路，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制造社会影响（有的行为极端，以服毒、自焚、跳楼等自残、自杀行为相威胁。常德市与全省、全国一样，形势也不容乐观，有3个令人担忧的变化。第一，存量在减少，增量在扩大，变量在增加；第二，到区县上访在减少，到市里上访在扩大，赴省进京在增加（现在我们信访室一年受理的信访举报比下面9个区县（市）受理的信访总量还要多，有时群众举报一个村支书都要到市纪委上访）；这就说明群众对上级纪委充分信任，而对基层纪委信任度参下降。第三，正常上访在减少，非正常上访在扩大，非法上访在增加。去年，我市发生了近10起极端恶性涉访事件。其中市委门口就发生了一起上访者手拿汽油要自焚的事件，因为门口经警和信访干部及时制止，才未酿成严重后果，市委为此奖励了当班经警一万元钱。今年以来，群体性越级上访的势头有增无减，特别是几起赴省进京越级集访，人数多、规模大，影响恶劣。（今年1月13日、2月5号，就发生了原安乡粮食系统下岗职工上百人两次集访、冲击县委、政府的上访事件，相关人员在公安的强制带离下，事态才得到有效控制）；今年市委门口也发生了好几起上访者服农药的事件。
2、是信访问题涉及面广，解决难度大。从近年来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看，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主要集中在劳动社会保障、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占、企业改制、涉法涉诉、军队退役人员、环境保护、干部作风等八个方面，约占信访总量的一半。这八个方面问题，都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中多数又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带来的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密不可分。下面再说一下我市的市情：我市信访工作具有一些独特的市情，军队退役人员多、移民多、下岗职工多、征地拆迁人员多、外出务工人员多，信访工作任务重，压力大。第一，我市是兵源大市。全市共有各类军队退役人员30余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0。自2000年以来，受全国军队退役人员串联上访的影响，我市各类退役人员群体参与了上访，而且许多全省的牵头人物都出自我市。第二，我市是移民大市。全市共有各类移民60万人，占总人口的1／10。移民问题始终是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社会问题，信访维稳任务很大。第三，我市是劳务输出大市。常年有100多万农民外出务工，50多万亩责任田流转经营。中央各项惠农政策出台后，过去流转出去的土地都纷纷要求收回，引发了大量田土纠纷。第四，我市是城市拆迁规模较大的市。前些年旧城改造力度大，整个旧城区80%已经拆建，涉及拆迁3万户、近10万人，占城区人口的1/6。近些年旧城改造和新城拓城产生了大量的征地、拆迁纠纷。第五，我市是国企改革启动最早的市。1999年启动市、县两级国企改革，共有20万人置换身份，部分下岗职工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有的需要通过推进发展和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的则需要多个部门、多个层级相互配合、协调解决。因此，处理这些信访问题难度加大。
三是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未来10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挑战。中国未来面临的五大问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发点。
第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出现了背离；
第二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会引发不安和动荡，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腐败，腐败永远是人们对政府意见最大的地方，现在的腐败已经从腐败事件转化为一种腐败文化，这是很危险的，未来10年，国家反腐成效的好坏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第四是就业问题；
第五是社会信任感的丧失，这种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的软价值，信任感缺失，足以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仅2008年一年，就发生了十多起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的事件。比如，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湘西吉首事件，重庆、甘肃永登、海南三亚、福建莆田、广东汕头出租车罢运事件等等。09年3月份，又发生了海南东方感城事件。这些事件给当地的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巨大冲击，有的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有的付出了血的代价。瓮安事件造成瓮安县委办公楼全部烧毁，县政府、县公安局共151间办公室被烧，档案资料和户籍资料全部烧毁，46辆交通工具被烧毁、9辆被砸坏，数十台办公电脑被抢走。陇南事件共砸烧办公用房110间，车辆22台，市委10个单位的办公设施及文件资料被砸坏烧毁，直接经济损失达800多万元。孟连事件发生了严重的警民冲突，共有41名民警受伤，2名胶农死亡。这些事件在给当地社会稳定带来影响的同时，也对我们妥善应对群体性事件提出了严峻挑战。
我国正处于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在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国内外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因素明显增多，这对我们做好信访举报和应对群体性事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第一，经济体制、利益格局的新变化给协调利益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由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和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增多，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水库移民、企业改制、矿产开发等过程中自身利益受到影响的群体频繁串联、上访，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基层选举、涉法涉诉等问题也引发不少社会矛盾，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瓮安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一个女学生的死亡，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该省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一次群众座谈会上表示，6.28事件有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的问题应引起反思。”人们常说，几条泥鳅翻不起大浪。同样道理，几个黑恶分子，也难以挑起那么多的人去对抗政府。正是因为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紧张，群众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不满意，有时候一点小火星，就能激起人们心底的怨气和怒气，造成影响恶劣的社会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也是这样，随着国际橡胶价格的大幅飙升，孟连胶农要求企业提高橡胶收购价，但当地党委、政府却站在企业老板一边，没有满足胶农诉求，从而激起民怨，造成严重的警民对峙。网上一项党风廉政民意调查显示，群众认为“人民群众生活困难、反映的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前一阶段发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这些情况说明，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将开始破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可能增多。如何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第二，民主政治、思想观念的新变化给化解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课题。当前，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但一些群众的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在一些上访事件中，一些群众的不良心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告状有理心态。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受了侵害，是受害方，理在他这边，于是理直气壮，总觉得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往往不顾后果，而采取过激行为，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甚至触犯法律法规。
二是法不责众心态。人多势众，认为人多可以壮胆，天塌下来众人顶，板子也打不到具体的人头上，因此，一些上访者往往依仗
人多，有悖无恐，甚至组织集体上访，制造事端。
三是老弱病残最有效心态。弱者最容易引起社会同情，可以扩大影响。而且不用担心司法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因此，一些上访者往往让老弱病残者充当排头兵，而自己则躲在身后出谋划策，幕后指挥。
四是政府怕告状心态。一些部门在处理集体上访事件中，不是按照事件性质，严格依法、依政策办理。对一些无理取闹者随意许愿表态，从而使个别群众误认为政府怕告状，领导怕上访，于是无论事大事小都要上访。
五是越闹大越好心态。一些上访者片面认为，小打小闹，没有影响，“事不烂，冒钱赚”，只有将事情闹大，才能引起领导关心，社会关注，事闹得越大，自己的问题越容易解决。因此，上访中往往采取过激手段，违法行为，甚至引发重大事件。在我这几年的接访过程中，我感觉上访者尤其是一些老上访户普遍具有以下四种心态：一是认为不上访不解决问题，信访不信法(最近网上一起上访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身为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的冯缤为帮助妻子维权，穿着法袍多次上访，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最新的消息是该法官已被免职)。
二是认为不找领导上访不解决问题，信领导不信干部；
三是认为不到上面上访不解决问题，信上不信下；
四是认为不搞非正常上访不解决问题，信非法手段不信合法手段。
遗憾地是：这四种心态，又成为我们目前的客观现实。很多问题，找法院解决不了，信访解决得了；找下面解决不了，找上面施压解决得了；找一般干部解决不了，找领导、找大领导解决得了；正常上访解决不了，非正常上访解决得了，以此成了恶性循环。
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①政府丧失了威信和公信力，认为只要闹，政府就会让步；②社会丧失了公平、公正，一个非法上访的人，不仅不付出成本，而且还得到补偿；③法治出现倒退；④一些干部对此失去信心，不敢管、不愿管，听之任之；⑤财政为此付出巨大成本，耗费了巨大的行政资源和公共财力。
甘肃陇南事件原本只是一起因征地拆迁引起的集体访，通过信访工作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但最终却从30人的集体上访演化成为数千人的打砸抢烧恶性群体性事件，走到违法犯罪的邪路上去了。这样的事例说明，如何准确把握在民主政治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人民群众思想观念和社会心态的发展变化，更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引导，防止少数社会成员的不满情绪、失衡心理成为不和谐不稳定问题的诱因，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新课题。
第三，社会管理的新变化给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的重大变化，经济成分、就业方式的趋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2008年9月下旬至年底，国内多个省份先后发生了中小学教师上访事件，这场以“经济利益”为主题诉求的上访**，主要发生在县及县以下的农村地区，被业内视为农村教师群体被压抑的诉求的集中展现：既有待遇应得未得引发的不满，也有群体利益长期未得到重视的积怨；有生活窘境催生的利益诉求, 也有行业内贫富差距发酵的失衡心态(这一年网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个插曲，有一名自称是湖南邵阳的教师在网上发帖，强烈要求取消教师节，获得众多网友的跟帖。他在帖子中说，“当了14年的教师，工资还不够买90斤猪肉”，令他不禁感慨“我们连臭老九都不如”。加之教师队伍里少数害群之马抹黑了教师的形象造成社会对教师的不尊重，让他觉得死守着教师节没有意思，因此，他强烈要求取消教师节)。现实的情况也是条件，(越艰苦的地方，教师工作压力越重、收入越低。当前城市教师待遇远远优于城镇，城镇中小学教师的待遇收入又远高于农村偏远地区。这种行业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更加剧了农村教师流失和教师的心理失衡。)这起上访事件在中央宣布开始实施教师绩效工资政策后，得以平息。
信访发展到今天，又出现了新的门类，现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吃”信访。所谓“吃”信访，即个别人把信访作为“致富捷径”，老百姓称此是“吃”信访，当然吃信访的是极少数人，但其“吃”法可谓五花八门，荒诞不经。河南省单身农民江某赴京上访，其理由是：他没有妻子，政府不给他介绍个老婆就是不关心他，所以来上访，还说什么“国家不给他说个老婆，就是不要他了，“国都不要民了，民还要国干什么”，还有一村民王某已连续3年赴京上访，他赴京上访的理由是“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现在毛主席已去世多年，为啥还没落实？我来北京就是问问这个”，按照属地息访的原则，江某和王某所在的乡镇领导多次耐心做工作，每当从北京接他们回村时，他们就提出解决他们的“误工费、车费”等要求，无奈息访小组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开始时解决几千元，但事隔不久，两人又再次赴京上访，上述过程再次重复，不同的是索要的补偿费一次比一次多。信访条约规定：“对无理上访者，轻则拘留，重则劳教。但对60岁以上丧失劳动能力者一般不采取该措施”，信访者正是钻了这一法律空子。吃信访的人利用国家机关全力以赴保稳定的这种心理，故意选择在重要节假日或重要会议期间上访，以引起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达到满足个人的无理要求目的。地方政府为了使当事人不上访，向“吃信访”者妥协，让步。使“吃信访”认为只要上访就能得到好处，甚至是原有问题解决后，又提出新的更多、更高甚至是无法满足的要求。
上述事例说明：如何准确把握社会脉搏，改进和加强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既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又激发礼会创造活力，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
二、做好信访举报工作和妥善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几点思考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着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近年来，群众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的问题比较复杂，既有关于党员干部作风和腐败的问题，也有许多涉法涉诉等关系其切身利益的问题。加大了我们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处理群众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重稳控人员、轻解决问题的倾向，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处理不及时不彻底，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侵害上访人人身权利的行为。（今年7.21湖北省委门口，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某领导（厅级干部）的妻子陈玉莲被6名便衣警察误当作信访对象被暴打，被许多网友戏称为非常6打1，《国语·周语上》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管打人者出于什么原因，是否出于误会，其动机只有一个，就是阻止群众上访。然而，如果依靠这样一种手段去对待上访群众，那么，只会引来更多的上访）。一味对上访行为限制、拦截，不仅无助于化解矛盾，反而有可能导致更大更激烈的矛盾。我们只有带着感情办信访，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才能真正化解矛盾、平息事态。
二是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社会要公平，政府及相关部门首要的一条就是依法按政策办事。解决信访问题、应对群体性事件，尤其要强调依法按政策办事。纪检监察机关是维护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部门，群众遇到不公正待遇，首先想到的就是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今年3月28日以来，鼎城区原外贸局退休干部何某（72岁）先后多次向县市纪委和省纪委领导写信反映其退休后的工资待遇未按政策落实的问题，市纪委信访室经过调查了解，认为其不符合享受公务员津补贴的政策并给他做了答复。可何某的丈夫曾某（82岁，脑袋很清楚，耳朵几乎听不见）却多次上访市纪委，理由是同一单位的退休干部杨某等三人发放了津补贴。曾某认为受到了不公平待遇并一致上访不断。信访室经过调查，了解到当时区里相关领导因为杨某等三人上访和其他原因而作为特列违规让他们享受了公务员津补贴。信访室于是又找相关签字区领导做调查，要求区里按政策取消为这三人超范围发放的公务员津补贴，并对相关领导进行诫勉谈话，彻底平息了这起持续不断的上访。我记得当时是邹主任和我一起上门答复的，考虑到老人家耳朵听不见，我们还特地准备了书面回复，老人家看了书面答复后，感到非常满意，他对我们直言，他是外贸局其他未享受津补贴几十名职工选出来的代表，为这事大家窝了一肚子气，这下公平了，他可以对他们有个交待了。还一个劲的要我们吃西瓜，回来时两老还不由分说硬要送我们下楼。这个上访案例说明: 上访正在经历一个由求温饱到求公平的变化。既要防止不依法办事损害群众合法权益，又要防止为了息事宁人而突破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无原则地迁就、满足某些人的无理要求，从而造成一种人为的不公正。矛盾越是突出，问题越是严重，越要维护公平正义，越要坚持依法按政策办事。
三是坚持正面引导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耐心细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集中力量化解多年积累的“钉子案”和“骨头案”。上访的的群众提出的要求不一，有的是有实际困难和合理要求的，有的是要求过高的，有极个别的是无理取闹的，还有的是没有什么实际问题要解决，纯属思想认识问题的。如果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只是简单地给出一个处理结果。就很难收到良好效果，一些已经作出处理的问题还可能出现反复。自2008年12月以来，桃源县漆河镇村民唐某举报该村支书贪污、村民盗窃等多个问题，县纪委和相关部门调查后，唐某对调查结果不服，继而又举报参与调查该案的镇纪委、镇政府、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县纪委等承办单位，唐某一直举报到市、省、中央纪委，同时又向信访局、公安厅、人大等部门举报，唐某随身带着的举报材料就有一尺多厚，好多还是特快专递，当时拿给我们看时，我是感到很震憾的。唐还多次扬言要采取过激措施，从2008年至2010年3月，市纪委登记在案的来信举报就有15次之多，此外，来访和电话举报不计其数，三天两头一个电话，举报内容都是大同小异，有时一个举报电话就讲个把小时，针对这起典型的越级访、重复访、多头访和举报人呈现出明显的偏执特点，我们除多次耐心细致的给其做思想工作外，还专门到县里牵头调查此事，对唐某举报的问题一项一项调查，并且上门将调查结果逐一回复本人。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唐某家庭极度困难外，还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为其解决实际困难，唐某对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表示理解和感谢，至今未再上访。妥善处理信访问题，不仅是正确处理的过程，还是密切联系群众、疏导群众情绪、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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