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研究的文献综述

第一篇：关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研究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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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研究的文献综述

摘要：

21世纪以来对《李白与杜甫》的研究，一方面承接20世纪末的研究而来，另一方面又在学界回顾总结百年郭沫若研究历程及其得失的基础上，试图有所深入与拓展。因此，在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从郭沫若写作出版《李白与杜甫）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的考察人手，同样认为“《李白与杜甫》不完全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可以说是一部政治著作，或一部历史著作”，胡文既不满前一阶段“挑刺”式的研究是一种“庸俗的批评”，又认为郭沫若过于紧跟政治形势以至影响其学术观点，是知识分子应该记取的教训。

关键词：郭沫若

文革

李白与杜甫

民族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自1971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来，已经经历了近40个年头。从近40年的研究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该书出版到1981年的前10年，学界经历了从好奇、惊讶到批评的变化，1979-1981年出现了对该书学术观点的批评高潮，一大批论文围绕其扬李抑杜倾向、阶级分析方法、李杜作品误读、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展开批评和争论，而以批评的声音为主导；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20年间，对该书的关注进入一个相对沉寂时期。21世纪这一时期 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该书的写作动机及其主旨的广泛探讨上，有政治迎合说、情感寄托说、人生总结说、人格解剖说、审美取向说等，众说纷纭。

一、批评期

1979年第4期）、张德鸿《对<李白与杜甫>中几个问题的管见)（《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匡扶《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疑义）（《文史哲》1980年第3期）诸文，则主要通过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杜诗的辨析，说明郭沫若“苛责杜甫”⑦如郭沫若分析杜甫《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二句说：“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哪一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嗍’刘世南认为这样脱离时代的过高要求，就是典型的“苛求古人”③。臼上述论文注意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郭沫若在解说李白诗的时候，又特别地拔高其思想意义，最典型的是他对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之三“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解释，说是李白“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更加扩大耕地面积” ⑧‘艄批评者认为是郭沫若穿凿附会，并非原义。伪因此，刘世南在其论文中指责郭沫若：“对李白曲意回护，对杜甫深文周纳”。这代表了当时批评者的相似观点。

关于《李白与杜甫》对李杜的评价，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从这两个唐代诗人的不同创作方法上进行了分析，肖文苑、张殿臣、李保均、陈昌渠、刘夜烽、张式铭、张步云的论文都涉及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多数论者都倾向认为，李杜二人，代表了不仅唐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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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最高水准，由于创作方法不一样，因此，没有必要，也不能对他们作硬性的比较评判，分出优劣，他们用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取得了古典诗歌的辉煌成就，他们的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发扬，郭沫若贬低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的积极意义，是不公正的。陈昌渠的文章虽然是与李保均争鸣的，但他们都认同李杜=人的不同创作方法，陈文则试图从历史上社会和读者更需要现实主义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解释何以杜甫历来受褒扬多的原因。张式铭通过对从古至今李杜评价历史的考察后认为，历来关于李杜优劣的争论，“实质是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如何评价的问题”，之所以多扬杜抑李之论，是因为评论者习惯于用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去衡量李白的浪漫主义艺术作品，他表示非常同意郭沫若1962年写的《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中的观点：“最好把李白和杜甫的结合起来，李白和甫的结合，换一句话说也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宾主义的结合。”18刘夜烽则分析了李杜二人在各自擅场的体裁领域里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说明他们在创作手法上各有千秋，不能随意抑扬。

二、沉寂期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一个研究动向，是在总结反思学界批评《李白与杜甫》的同时，开始变换角度对此书进行审视，提出了新的思考与见解。

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把寻味的重点放在了郭沫若晚年写作此书的动机上，明确提出此书“不是一本经得起推敲的著作，它缺少学术著作所要求的严谨与郑重”。“在‘人民性’的标准尺度和扬李抑杜的评价表层下面，隐然藏着作者不便明言的衷曲和异常微妙复杂的心绪”。通过重读，刘纳发现《李白与杜甫》研究李白、杜甫二人，重点不是他们的诗歌及其艺术成就，而是他们的“人生”，因此认为郭著是僧李杜在“总结人生”，其所思、所

忆、所悟，都在书中有脉络可寻。关于郭沫若厌恶杜甫的原因，刘纳也给出了与众不同的解释，“与其说郭沫若厌恶杜甫，不如说他更厌恶道貌岸然的‘圣人君子’形象，不惜以很多难以使人宾服的夸张之辞去做逻辑颇奇的辩争，同时，他又不得不绕开厌恶杜甫的更真实因由，而将论争置于‘人民性’的尺度之下。”[28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从郭沫若写作出版《李白与杜甫）的历史和政治背景的考察人手，同样认为“《李白与杜甫》不完全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可以说是一部政治著作，或一部历史著作”，胡文既不满前一阶段“挑刺”式的研究是一种“庸俗的批评”，又认为郭沫若过于紧跟政治形势以至影响其学术观点，是知识分子应该记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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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阶段新发展

21世纪以来对《李白与杜甫》的研究，一方面承接20世纪末的研究而来，另一方面又在学界回顾总结百年郭沫若研究历程及其得失的基础上，试图有所深入与拓展。因此，在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上，与第一阶段有所不同。与此同时，由于互联网使用日益普及，通过网络发表意见，越来越成为流行形式。近十年见于网络的关于郭沫若及其《李白与杜甫》的各种言论，不再局限于学者，各种社会身份的读者都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体现出盲说者身份多元化的特点，有人根据这种情况划分出学院派和草根派，或者主流言论和民间言论。作这样的区分未必合理，但它揭示了网络给学术行为和话语方式带来的巨大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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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杜甫》写作动机和书的主旨成为近些年来人们热议不衰的话题。稍作梳理，圭要有如下观点：政治迎合说、感情寄托说、人生总结说、人格解剖说、审美取向说。

此外，关于李杜评价问题，谢保成《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审视“李杜并称”和“扬杜抑李“两种文化思潮——兼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认为，从中国古代、近现代历史社会思潮和文化现象发展演变过程看，关于李杜的评价问题，不是“扬杜抑李”与“扬李抑杜”的对峙，而是“李杜并称”和“扬杜抑李”的消长，认为《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性情和理智交融的产物，因此，该书主观上有感情寄托，客观上又具有不容抹杀的学术价值。N程凯华《郭沫若论李白与杜甫》认为，郭沫若“文革”中作《李白与杜甫》所表现出扬李抑杜倾向，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思想逆转”，有其复杂的原因，并不能代表他对杜甫的一贯评价。“文革”结束以后，他又回到了肯定杜甫及其诗歌的正确立场。【4

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当人们联系“文革”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和郭沫若的身世遭际思考作者写作《李白与杜甫》的动机与主旨时，开始对此书的纯学术性质产生了疑问，随着种种疑问的蔓延，研究者觉得郭沫若对李杜的评价，可能不是简单的学术标准与尺度的当与不当的问题，中间也许包含着作者某些隐晦曲折的情怀和寓意，迄今的诸“说”未必就是郭沫若写作动机的正解，但毫无疑问，这样开阔和深入的思孝，有利于深化和拓展《李白与杜甫》的研究，有利于人们对该书真实动机和主旨的全面认识，有利于研究者对该书价值与不足的准确评价。显然，这一进程远未完成。首先，《李白与杜甫》是不是学术著作，学界尚无一致的结论；其次，如果它不适合用学术著作的尺度来进行评价，又用什么标准和尺度来评价此书的得失，研究尚未涉及这一层面的问题；第三，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然有利于人们开阔思路，但究竟接近真实的写作动机是什么，尚未提出得到学界信服的依据，中间既有对“文本”全面分析把握不够的问题，也有可资使用的“背景”材料不充分的问题；第四，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研究评价《李白与杜甫》，我们怎样看待该书本身的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需要深入思考那些隐藏在文本中间及背后的种种“所以然”，作为我们的借鉴与启迪，应该更有现实意义。

[1]匡扶，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疑义【J】．文史哲，1980(3)[2]刘世南．对《李白与牡甫》的几点意见【J】．文史哲．1979(5)．蒋选雪．<李白与杜甫）一书读后【J】．扬州大学学报．1980(2).[3]郭沫若．《李白与杜甫》【M】．郭沫若全集-历史嫡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张式铭．《关于李杜优劣论》【J】．湘潭大学学报，1981(3).[5]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J】，郭沫若学刊，1992(4).[6]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J】，杜甫研究学刊，19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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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萧涤非．关于《李白与牡甫》【J】．文史哲，1979(5)..4

第二篇：《李白与杜甫》读后感[范文模版]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一部作品，读完这本书，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李白和杜甫是我们都知道的诗人，郭沫若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作家，那么作家眼中的诗人们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收集的《李白与杜甫》读后感，欢迎阅读。《李白与杜甫》读后感一

该书上篇讲李白，下篇讲杜甫。郭沫若以其卓越的考据功底和敏锐的诗人感受，生动还原出一代“诗仙”“诗圣”的真实生活。书中诸多观点极富创见，随手援引资料更是妙趣横生。

初版于1971年10月的文史巨匠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曾让二十多年前的笔者佩服得简直是五体投地：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现存的2400多首诗作，在郭老那里就如常人脑中的乘法口诀一样烂熟于心，为了佐证自己的某一观点，他可以信手拈来，而且是旁征博引，动辄十几条乃至数十条，这让我惊诧于郭老深厚的考据功底和超人的记忆力！须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网络与搜索引擎尚未问世，而郭老却已近耄耋之年。此其一。其二，巨著熔文史于一炉，郭老以诗人的笔触，史家的慧眼，将李杜的身世婚姻、生活状况、政治活动、宗教信仰和文学创作以及二人的交游，兼及他们与贺知章、严武、岑参、苏涣等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以及唐玄宗李隆基、永王李瞞、节度使哥舒翰等要人的交往等等，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新见迭出，别开生面。一幅幅李唐王朝由鼎盛辉煌转至衰败凋零的历史画卷徐徐展现在了读者眼前，既波澜壮阔，又流光溢彩。

大文豪苏东坡曾有诗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李白与杜甫》这样的信息量丰沛、学术底蕴深厚而又“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的力作，真是让我等文史爱好者大快朵颐。读《李白与杜甫》，其快感犹如读小说《红楼梦》《三国演义》，随便翻开其中的一页，读者都可以“眼前直下三千字”，随着郭老滔滔大河般汪洋恣肆的探析与阐发，与作者共振：或者百感交集，或者唏嘘不已，或者茅塞顿开，或者慷慨激昂。

“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这是郭老的夫子自道。茅盾则说：“郭老《李白与杜甫》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窃以为，将两位大师的这两段话结合起来看待和评价《李白与杜甫》，庶几接近客观。

入选《中国图书商报》“60年最具影响力的600本书”首批书目的《李白与杜甫》已经于2010年5月再版。经典，不但是百读不厌的，而且必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的一部作品，读完这本书，我的心里有很多的感触。李白和杜甫是我们都知道的诗人，郭沫若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位作家，那么作家眼中的诗人们是什么样的呢？

中国每一朝代几乎都有一种代表性的文体，汉赋、魏晋小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唐朝诗歌最胜，李杜又是唐朝诗人中无法超越的双峰，为人赞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一个被称为诗仙一个被捧为诗圣，史上研究分析李白杜甫诗文的文章专著是数不胜数。

手中这本《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1971年就写成的作品，除了一些短诗词，此书可称为是他的封笔之作，而且此书是在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民英、郭世英相继自杀后著成的。人在痛苦时会作情感转移，或寄请于工作，或寄情山水，或寄情与文字，或寄情烟花柳巷，或寄情故纸堆，或寄情政治对于文人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寄请于文字古籍学术，当年鲁迅就曾抄古碑排解苦闷彷徨，沈从文解放后研究古代服饰放弃文学创作远离政治。

这本《李白与杜甫》却有别于郭沫若的那些听命文学、口号文学、政治论文，仿佛回复了他早期的部分张扬与反叛的个性，隐含着痛苦的倾诉与反思。

有一种痛苦叫丧子之痛，有一种解脱叫寄情古籍。我想这本书也许就是郭沫若寄情于李白杜甫的诗歌和古文献来转移丧子之痛的产物。这本书既是诗论又是史论还是诗人传记，再夹杂一些个人感情寓意在里面，所以此书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广受争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篇：杜甫与李白的友情

杜甫与李白的友情

杜甫是一个十分重视友情的人。且看他写李白诗吧：“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写出了他一生对李白才华的深相惜重。其言出由衷，读来实在感人。后人每好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来规范杜甫与李白的艺术风格，且每以为杜诗出自学力之沉积，而李白出自天才之纵放，这种说法只是太过于看重二者的相异加以区别，乃至后来有李杜优劣之议论。于是，李白只被塑造成“青春李白”，杜甫便成了“沉郁杜甫”。即便有稍微近情的一些说法，兼好二人的，也仅仅是指出李杜各自的特色优点，谓其不分轩轾而已。这样的两个诗人，在有些人眼中，似乎即使不至于相轻，也应该是相互排斥的，少有人提到他们在天宝三载和四载之间的一段交游。虽然两个天才诗人在他们各自偃蹇漂泊的生命中毕竟交错的那么一些日子，但一面之晤，相期相约，其深情笃挚，可以想见。“梦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倾”，这种属于豪杰的情感自古即为人称道，况且发生在李杜身上，千载之下，犹令人倾慕。

杜甫初赠李白诗于洛阳：“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这一年，杜甫年三十三，正是年富力强，壮志满怀的时候。李白四十岁，正自天宝元年为玄宗招致京师，是年不合，被赐金还山，其仕途进取、安济苍生的宏愿实际上已是断了，时势如此，已逼得他不得不退，故不久即受了道箓。正是在这一进一退的分际，两人相遇于洛阳城，仿佛曾有过夙因似的亲切。这短暂的相聚，知己却是一生。

凡世人之结交，除了因功名利禄等外在因素而着意接纳的以外，可托为知己，双方必定有共赏的性情才慧等特点作为基础。杜甫与李白，尽管一个时已名扬四海，一个刚刚形成自己的诗歌风格，但锥处囊中，锋锐自现，自有掩抑不住的才士风神气质在。这种天才的相互吸引无疑当列为首要因素。如果说杜甫和李白在洛阳的一见倾心，最初只是因为彼此倾慕才华的话，那么，二人后来一路的互相追随，同游梁宋，情如兄弟，几无龃龉，却必然还要寻求更为深层的原因。

李白虽然向来以游仙访道自我标榜，却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修道人，即使在他受了道箓之后；而杜甫虽然是一个真儒者，却绝不是世所塑造的那个一味沉郁，少了一份自然天真性灵之气的“儒腐”。一个真正的儒者、豪杰本应该是有两面的，忧国忧民同时也是潇洒恣肆。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好道的李白却有儒家思想的底子，身为儒者的杜甫为何不能是驰马逐猎、放情尚义的侠者？而这一性格，在杜甫与李白结伴同游的一段日子里，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纵观杜诗，自初与李白会面赠诗，至别后怀想之作，事关李白者凡十四五篇，且无不推崇颂扬，深情恳挚。从杜诗中可以看出，两位诗人如兄如弟，“醉眠秋共被，携手同日行”，甚是亲近。这种“怜君如兄弟”不止是单面的情好，更有双方的情亲。李白集中赠杜甫的诗篇不多，也许失散了，以致后人难以从其诗估量二者情意。但从杜诗中却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杜甫对于李白确是一知己。这种知己体现在对李白才情的赏爱上，也体现在对李白遇骞的痛惜上，更体现为两位伟大诗人心灵的共鸣。李杜一生中，就这么一段短短时间的交谊便显得偌般珍贵。经过悠悠岁月的浸渍，这一番友情于今日之怀想，越显得深情蕴藉，千种风流。

第四篇：杜甫与李白的故事

杜甫(712年～770年)，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李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中亚的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因此自称青莲居士。唐代两位顶级诗人，一位“诗圣”，一位“诗仙”，创造了中国古代最辉煌的诗歌文学。两位大诗人一生都曾游遍祖国的奇山秀水，从大自然中汲取了无尽的思想资源和创作激情。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至天宝四载(745年)，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两位同时代的诗人，按理说互相之间肯定有所评价或看法，况且李白和杜甫认识，而且还意气相投，关系非常好，这样互相之间就应该会更多地有一些评议，或褒或贬，权当切磋诗艺。但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诗中提及李白的地方很多，且大都是称赞李白之诗的高妙。但李白诗中几乎无一诗提及杜甫，更不要说对杜甫的诗做任何评价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于李白，杜甫先是称他为“李候金闺彦。”（《赠李白》），杜甫说“两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而正是因为有李白在，才使得他“脱身事幽讨”。后来他又说“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说“更寻佳树传，不忘角弓诗。”（《冬日有怀李白》）。他指出李诗的“清新俊逸”，赞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忆李白》）这应该看作是杜甫对李诗的总评，也是准确地对后人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总评，也可说是对李诗的最高评价了，后人为了说明李诗的高妙，往往都引用杜甫的这句评语。

诚然，杜甫对自己的诗才是自许颇高的，他曾自夸“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还曾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健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和“赋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赠》），把自己视为扬雄、曹植和司马相如式的诗人，可见他对自己的诗才很自负，但他却没有“傲倪凌蔑，目空一切”的态度。他对同代的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孟云卿、元结等都作过肯定的评论和评价。对李白的评价我们上面看到了，已经把李诗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了。他评价岑参说“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九日寄岑参》）它在湖城城南碰到孟云卿的时候，把他带到刘颢家中，三人饮酒吟诗，最后叹道“人生会合不可常，庭树鸡鸣泪如线。”（《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杜甫没有对谁“高目”过，“文人相轻”的陋习，在他身上没有污染。

杜甫虽然和众多的名诗人如李白、高适交往，建立了亲密而长久的友谊，但却看不见如李、高二公对杜诗有过评价，当然也就更无所谓赞誉之词了。但话说回来，李白也并不是没在诗中提及一点点杜甫，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就表达了他对杜甫君的思念，全诗如下：“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感情不为不重，但是全诗无一字提及诗。李白还有一诗是写杜甫的，那就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全诗是这样的：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全诗八句自始至终都是谈酒谈醉之事，关于诗也是一字没提。按理说，诗人当以切磋诗艺为极乐，但李白的诗要么不提及杜甫，要提及杜甫也决不跟他谈关于写诗的问题。这就很怪了。要说李白看到杜甫给自己的诗的评价这么高，他也应该有所表示的，不是说奉承，至少作为朋友，也应该关心对方的诗歌创作。但李白完全没有。难道是李诗部分遗失了，而写杜甫之诗正好在这些遗失之诗之内，这未免也太巧了。难道李白一直就视杜甫为“酒肉”朋友，喝酒只管喝酒，觉不牵涉其他一切烦心之事。

李白有一诗值得注意，即为《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顶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有人认为此乃李白嘲讽杜甫之诗，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但很多学者为李白辩解说，此诗实系赝品，正如任华的赠杜赠李诗一样。对于此诗，洪迈说：“所谓饭颗山之嘲，亦好事者为之耳。”仇兆鳌云：“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句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前几日，看到一篇关于晚唐五代苦吟派诗人的论文，作者认为其实从中唐开始，诗人就有苦吟的习惯。苦吟代表的是一种谨慎认真的作态度，同时，这也反映了当时一些诗人的审美文化心理和审美追求。苦吟派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因素的，那就是科举制的实行，文人从此变得道路难寻，而由此产生的愁苦基本上成为了当时整个社会情绪。这种情况从唐代开国以来开始，到中唐已基本成型，“苦吟”二字在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诗歌中有直接表达，甚至在陈子昂的《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成十韵》中也出现了“苦吟”二字。我觉得“总为从前作诗苦”一句并不是说李白笑话杜甫作不出诗来，而是说他经常为了推敲一些诗中的字句劳力费神，说他“太瘦生”那也是由于劳累过度导致的，而不是因做不成诗而愁苦成如此瘦状。我想，杜甫不会做不出诗，就是一时做不出诗，那也没什么关系，不见得就引来李白的一番嘲讽，我想，李白倒没有这么刻薄。

李白其实一直都挺大方。他倒不会舍不得自己的赞美之词，反过来还要四处俟机嘲弄别人。我们看到，李白曾几次赞过孟浩然，在《赠孟浩然》一诗中，李白对孟浩然推崇备至，“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还有《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游溧阳北湖亭望瓦屋山怀古赠同旅（一作赠孟浩然）》，可以说，他对孟浩然的欣赏有由衷的。李白的《赠刘都使》中说对方“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赞对方“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有在《赠宣州灵源寺仲濬公》中称对方“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此外，李白还写过很多画赞，可见李白并不吝啬他的赞美之词。但为什么李白唯独对杜诗无所表示，是誉是毁也无可查证，这个我一直不明白，限于才疏学浅，不敢妄下结论。

第五篇：谈陆游与杜甫、李白

陆游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创作素有“诗史”(《坚瓠补记》)、“小李白”(罗大经：《鹤林玉露》)之称。从这称呼可见，他既与杜甫、李白的诗歌有着师承关系，而且还可见陆游的创作特色，既有现实主义精神，又带浪漫主义色彩，并且二者结合的十分紧密。

陆游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丰产的一位诗人，他曾说自己是“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一直活到86岁高龄，至到84岁还是“无诗三日却堪忧”。在这近万首诗中，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涉及了南宋后期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突出反映了当时时代的社会面貌，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出时代的主要矛盾——阶级、民族矛盾。“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同前）这很接近杜甫的风格，因而获得一代“诗史”的称誉，“放翁学力也似杜甫”（《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在陆游近万首诗中，律诗、古诗占绝大多数，他的律诗写得精警、凝炼，“无意不搜而不落纤巧，无语不新而不事涂泽，实古来诗家所末见”(赵翼：《瓯北诗话》)；他的古诗写得纵横、奔放，“才气豪健，议论开辟，引用书卷，皆驱使出之，而非徒以数典为能事。意在笔先，力透纸背。有丽语而无险语，有艳词而无淫词”（同前）。他的七言古诗深受李白的影响，慷慨激昂，乐观自信，在构思和手法上带有李白式的豪放、挥洒色彩，因此，在当时就被称作“小李白”。“小李白”的来由还有一段佳话：宋孝宗赵 很喜欢文学，一日他和左枢密史周必大谈起当今文坛的一些名家，问谁能比得上唐代的李白?必大回答“惟有陆游”。从此大家都称陆游为“小李白”。当然这一称誉不光是皇帝恩赐的了，主要还是陆游诗歌本身具有李白特色所决定了的，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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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的现实主义与杜甫的师承关系。

陆游开始写诗曾在陶渊明和唐代诗人中摸索自己的创作道路，但好长时间没有找到。18岁认曾几为师后，开始步入江西诗派大门，学到“一祖三宗”的不少诗法，并在炼字造句、用典、讲究对仗等方面成效甚佳。后来他又逐步从形式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脱离现实的窠臼中摆脱出来，他把时代的要求和江西诗派一些创作方法统一起来，熔铸屈原以下，特别是杜甫之长，实现了吕本中所提出的、并没能解释清楚的“波澜之阔”问题(《曾几东莱先生诗集后序》)，可以说是对江西派的发展。像“五更落月移树影，十月清霜侵马蹄”(《马上》)、“县近欢欣初得荣，江回徒倚忽逢山”(《晚泊松滋渡口》)、“看镜不堪衰病后，系船最好夕阳村”(同前)、“常以曲栏贪看水，不安四壁怕遮山”(《巴东令廨白云亭》)等诗句，可以看出在锤炼、自在、苍老、生动上的功夫，颇有杜甫诗之神韵了。当年黄庭坚学杜甫《客从南溟来》、《朝行青泥上》、《壮游》、《北征》等没能做到，陆游却做到了。特别是入蜀(46岁)以后，尤其是在南郑所作的诗，变化很大，“诗家三昧忽见前”(《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他已摸索出自己的创作道路，即在完美形式基础上又熔铸积极的思想内容：丰富多彩的生活，积极的人生观，坚强的生命力，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收复沦陷区的雄心大志，胜利的预感等，都一起涌现出来。总的讲，这个时期的诗里充满了坚强的生命力和胜利的欢笑；诗风也变得沉雄、轩昂，每个字都像从字面上跳出来一样。

陆游的作品“寄意恢复，书肆流传”(《四朝闻见录》)，许多诗作都洋溢着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愿望和英雄无路、壮志未酬的悲愤，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是南宋爱国主义士大夫的典型，他的一生都是在民族忧患中度过的，他目睹统治者偏安江南，妥协投降的行为，深受投降派的打击迫害，他在动荡游离中饱尝了忧患。正是这一切构成了陆游诗歌的基本主题——要求恢复中原、统一祖国。可以说爱国主义是贯穿陆游诗歌创作的一条红线。“老自自悯归耕久，无地能捐七尺躯”(《闻蜀盗已平献城庙社喜而有述》)、“报国欲死无战场”(《陇头水》)、“报国无期涕每倾”(《不寐》)，这是写他的痛苦在于捐躯无天地，不能为国出力，只能高吟“为国忧民空激烈”的悲壮诗句。“我亦思报国，梦绕古战场”(《鹅湖夜坐书怀》)，就是在梦境中也念念不忘收复中原。“为国死封疆”、“为国戍玉关”、“死前恨不见中原”、“誓捐一死报天子”、“为君王取旧山河”等，耿耿不忘的仍是要报效国家，对敌作战，收复失地，至到临终报国信念仍不衰，“吾侪日益老，忠义传子孙”，对后代寄予希望，并嘱咐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

“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陆放翁集》)，英雄的诗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诗中始终洋溢着爱国热忱和坚定不移的信心，这与杜甫那忧国忧民的深沉怀抱是一脉相承的。陆游继承了屈原、杜甫的爱国主义诗歌传统，在诗中充分展现了现实主义精神，这与杜甫那敢于面对现实，讽谕时事，积极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在现实政治斗争中走现实主义道路是有师承关系的。正如杨万里所言，“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陆游确实“继承了屈原那反抗误国的权臣、至死不悔的伟大精神，继承了杜甫那种盼望朝廷克服地方割据势力并揭露当时种种弊端的严正立场”(游国恩、李易《陆游选注》前言)。

杜甫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安史之乱前后，不管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他都敢于面对现实，大胆揭露矛盾，讽谕时事，表明自己态度，指出解决途径。杜甫竭力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在他笔下的人民是勤劳、勇敢、善良的；他爱人民的淳朴和率直，并不断探索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开边战争和军阀混战破坏了生产，造成人民死亡。另一方面来自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这些与陆游那敢于揭露卖国集团只求妥协苟安、抨击投降派丑恶嘴脸并进行斗争的作品，与关注同情沦陷区人民的苦难，“忧国复忧民”的作品，也是息息相通的。

至于热爱生活，描写日常生活的作品，陆游与杜甫则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首先是选材广泛，“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赵翼《瓯北诗话》)。其次是善于发现那些微小的，不被人注意的美好事物，并给予满腔热情流于笔端，如春雨、细麦、春耕、双燕、娇莺、秋花、梅花、老妪、老农、农民生活、农村风光等，无不入诗；一经点化，则诗意盎然，活灵活现。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细节入微而见长的，如《五百字》中的“酒肉臭”、“冻死骨”的“臭”字、“冻”字，都表现了他观察的细致、描写的深刻。陆游的观察力也是很深刻的，如“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岁暮感怀》)、“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绸，一举孰能脱！”(《书怀》)这颇似杜甫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他们对贫富悬殊及造成原因所见略同。另外杜甫对妻子、儿女有着深沉的感情，陆游对妻子、儿女，特别是对前妻唐琬感情非常真挚，“伤心桥下看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沈园》)，揪人心肺。

笔者认为热爱生活与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试想一个不爱生活的人，是很难想象他会爱国、爱民的；相反，只有热爱生活的人、具有饱满生活热情的人，才会对国、对民、对妻室儿女有执着感情。杜甫、陆游都是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不仅希望自己有个幸福的家，而且也希望“天下寒士俱欢颜”。正因为他们热爱美好的东西，所以才憎恶丑恶的东西，才敢于对黑暗现实、对残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对妥协投降派、乃至皇帝老子进行揭露和批评。

我们知道陆游是古代写七律最多的诗人，而杜甫对七律的贡献也是卓有成效的。陆游的七律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写闲适生活，类似杜甫成都草堂时的一部分诗作，另一类写 郁闷忧愤心情的，类似杜甫夔州以后的作品。一般地讲，他们都侧重写实，尤其后一类反映时事，抨击朝政，抒写忧国忧民的感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就陆游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手法而言，很有杜诗风格。杜甫的七律创出了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而陆游的七律则以豪纵气势，悲壮的色彩，浓郁的抒情，高度的概括见长。

杜甫所面对的现实是腐朽黑暗的，统治压榨是残酷的，人民生活是苦难深重的，正是由于他对人民痛苦产生共鸣，才写出了《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三首》，乃至“三吏”、“三别”。陆游所面对的是始终以苟且偷安为基本国策的统治者，在爱国与卖国、抗战与投降的斗争中，陆游屡遭打击，杀敌报国之志一直不得实现。到南郑前线好容易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可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调职、贬退，他由镇江到南昌，再由南昌到夔州，一官万里，职位不变(仍是通判)，可是路却越走越远。他虽多次被冷落，自谓“身如林下僧”，但其态度一直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爱国热情一直没消退。一官万里虽可悲，但他感到这是一个为国建功立业的好机会。陆游74岁曾作《三山杜门作歌》五首，调子与杜甫的《同谷七歌》很相近，杜甫写出了他在穷困中的气概，陆诗在这基础上更表现出他不和权贵同流合污的品质。这些诗显得更成熟些。

陆游诗虽学杜甫，但他的思想感情却是意气风发，雄伟阔大的。两人虽都侧重写实，但陆游写实却多写主观感受(这点类似李白那带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诗歌形象)，而不作具体描绘，既不作杜甫那样的叙述，也不作白居易那样的夹叙夹议，而是形成自己概括性强、抒情性强的特点。他的诗很少具体的铺叙和细致的刻画，而多是把现实内容高度浓缩在一首诗或一、二句诗中，以抒发个人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感受。如《书愤》就是把向往、愤慨的现实内容高度浓缩在一首诗当中，他向往“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那样的战斗生活。他愤慨“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见斑”的壮志难酬。《关山月》则是通过关山以内的尽兴浅斟低唱，无休止的轻歌漫舞；关山本身戍楼内生者苍苍白发，戍楼外白骨累累；关山以外沦陷区人民惨遭屠杀、蹂躏，由远及近，高度概括出爱国与卖国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又如他从山阴起程到夔州上任的160天路程中他记下了泊瓜州、观秋浦、游东坡、望石门、入瞿塘、谒白帝庙等所见所闻所想，而把当时的忧愤心情高度浓缩在一、二句诗中，他经苏州枫桥时写道：“风月未须经感慨，巴山此去留千重”(《宿枫桥》)，经黄州时写道：“万里冕愁添白发，一帆寒日过黄州”(《黄州》)，从公安向上，经沙头时写道：“游子行愈远，沙头逢暮秋”(《沙头》)，离开江陵时写道：“本意为君说破，消磨梦里光阴”(《六言》)等，这些诗句让我们看到，陆游此时的心情很不好，多牢骚、怅恨，像蒙上一层阴影。这是由于到夔州后他总找不到精神上的寄托，对自己的遭遇常解不开而引起的忧愤，足见其概括性之强。杜甫诗歌亦有高度概括的特点，但其概括往往是选取带有典型意义的事物，如《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兵车行》则是通过人物对话来进行概括的。陆游的概括有时会巧妙用典，这也是不同杜甫之处。

总之，陆游的爱国之心与杜甫的忧国忧民之怀是相通的，虽然他们的表现手法各有千秋，作品的时代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忧国复忧民”还是一致的，身世遭遇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杜甫受知明皇、肃宗，陆游又何尝不是受之高宗、孝宗呢?从泰州入川，由成都、阆中等地，终于来到夔州，现在的陆游也是一样，从镇江而南昌，再由南昌而夔州，还不走的同一条道路吗?”(朱东润：《陆游传》)正因为同命相连，陆游才对“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正观、开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 且死，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至使他“未尝不流涕也”(陆游：《东屯高斋记》)。陆游的遭遇、生活思想情感虽愈来愈接近杜甫，但正因为他是陆游而不是杜甫，所以他的豪迈气魄，雄伟阔大的意境是不同于杜甫的。这一方面因为陆游首先是战士，其次才是诗人，他是以战士的身份写诗的。另一方面他的雄伟阔大也是从浪漫主义产生出来的。陆游的诗歌既有现实主义风格，又带浪漫主义色彩。

（二）陆游的浪漫主义与李白的师承关系。

从陆游早年诗歌创作来看，他有时学杜甫，也有时学李白。“小李白”就指实了他的另一面。陆游的七言古诗受李白影响非常深刻，陆游那些抒发理想抱负，欲为国献身而不得实现的作品，与李白那表现理想与现实矛盾，反权贵、轻王侯，傲岸不屈，狂放不羁，追求个人自由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陆诗中带有李白式的豪放、挥洒的色彩，才不愧为“小李白”。可以说像《醉歌》、《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出征，尽复汉唐故地》等一些作品和李白的一些作品一样，也具有雄壮阔大的气势、瑰丽的想象、奇特的夸张，但由于时代不同了，创作背景变了，因此陆游诗不象李白诗那样超迈雄奇，许多意象都是超越现实的，也没有像《梦游天姥吟留别》那么多历史穿插、神话、梦境、幻境，以及大自然景物中惊心动魄的画面。不过陆游也有借梦境、幻想来表现对理想的追求、寄托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异梦》、《醉歌》等，这类诗颇有气吞山河、神游天外之慨。有时还用夸张、联想来表达民族自豪感和乐观主义精神，尤其在歌颂抗金诗篇中，高唱抗战理想和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如《夜读兵书》、《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等，这类诗尤显得壮丽、豪爽。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往往借助狂放豪肆的行为来抒发自己难以抑制的悲愤，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这类作品带有浓厚的苍凉沉郁的色彩。以上为陆游浪漫主义的特色。

我们看陆游和李白一样都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但由于时代不同了，理想的内容也不相同。李白诗中流露出的往往是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情绪，是追求个性解放、蔑视权贵的精神，而陆游的理想是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是献身抗金斗争。因此，陆游诗中更多的是写出师北伐，夺取胜利的内容，侧重于书写理想、豪情，在奇特的夸张和丰富的幻想中(但没有李白那样想象奇特，夸张大胆)，激荡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坚定乐观的战斗精神，所以说陆游的浪漫主义带有更多时代的新特点。而李白所处的时代，表面上繁荣昌盛，其背后却潜伏着危机，李白的“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是为使帝国在统一、安宁、昌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种理想必然要与黑暗的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因此他时而歌唱理想，充满乐观激奋；时而悲叹怀才不遇而颓唐消沉。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正是李白所处的时代的反映。

陆游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所以不同于杜甫的现实主义、李白的浪漫主义，这是时代不同所造成的，时代发展了、前进了，当然文学创作也要发展、前进的，但由于民族文学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因此，陆游的“独创性”正是在继承杜甫、李白的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通过比较，我们也窥见了唐诗以情盛、重风韵与宋诗以义盛、重风骨的区别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