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_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及如何改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医患关系贯穿于医疗的全过程,它是随着医疗事件的发生而形成的,这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我们不应该回避和掩盖这对矛盾的客观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
1.1 解决医疗纠纷适用的法律不健全
医疗卫生事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针对其特殊性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卫生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未能真正起效于解决现实中的医患纠纷。目前对卫生立法的更高要求是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但建立或健全的真空期,造成了有些纠纷在处理上的无法可依、无的放矢。
1.2 医学的复杂性
医学领域充满着未知和变数,针对复杂的患者个体,医务人员对疾病的认知和医疗技术的运用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即使在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国内外一致承认的疾病确诊率仅为70%,各种急症抢救的成功率也只在70%~80%。因此,任何医院和医生都不可能包治百病,疾病的治疗过程始终存在着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病人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1.3 少部分医务人员的职业素养欠佳
少数单位和少数医务人员中存在着不正之风及服务态度差、职业道德水平低等问题。虽然医疗事故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是小概率事件,难以杜绝,而对当事人来讲却是百分百。患方对医方的不满,加之始料未及的悲伤,也就难免使医患关系的紧张程度升级。
1.4 部分群众对医疗制度改革不适应
随着医保制度的建立,医疗费用由过去的公费全包变为个人承担一部分。有些患者对自己花钱看病还不适应,心理承受能力降低,往往将不满发泄到医疗服务中。
1.5 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是改革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原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市场经济初建的今天,明显存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在旧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医患关系进行分析时,我们不难发现:不适应时代的旧体制成分,在束缚改革进程的同时,也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隐患。
1.6 新闻媒体的不当渲染 某些新闻媒体在报道一些医疗事件时,未能考虑医疗问题的特殊性,对医疗事件的严重性存在不切实际的渲染,给群众就医留下了心理疑虑。改善医患关系的必要性
2.1 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是发展生产力的需要,而医患关系的紧张,必将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应该适当加快改善医患关系的步伐,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环境、条件上的便利,以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
2.2 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社会主义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和发展体现我们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卫生事业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只有积极、主动地改善医患关系,才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3 社会主义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 事物的变化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卫生事业发展的两个主体方面,卫生人员的责任是通过服务推进卫生事业发展,人民群众通过购买服务,支持卫生事业发展。只有两者协调,卫生事业才能发展。处理好医患双方的矛盾,对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改善医患关系的几点建议
3.1 加强医德教育,完善制约机制,寻找医患关系的平衡点 医德医风同医疗技术一样,其优劣将直接关系到患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医德是医务人员与病人、社会以及医务人员之间关系的总和。实践表明,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大部分是由医德医风引起的。因此,必须加强医德教育和完善制约机制,从而找寻医患关系的平衡点。一是 对医务人员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使医务人员牢固树立敬业奉献精神,充分认识医方与患者的对等关系,提高医务人员树立良好医德医风的自觉性。二是完善医德医风制约机制。根据单位实际,建立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体系。建立廉洁行医制度、社会监督制度、检查考评制度和医德奖罚制度等,通过制约措施和激励机制促进医务人员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
3.2 转变服务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协调医患关系 由于医学模式的转变,拓展了临床医师的工作范围,对医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进行观念转变和知识更新。医务人员除掌握医学专业知识外,还要掌握与医学有关的边缘学科知识。作为一名医务人员,不能仅限于下医嘱,开处方,要根据医学的发展,尽快由单纯的医学范围扩大到社会范围,由只注意生理变化到既要注意生理变化又要注意心理变化,只知道病人患的什么病是不够的,还应该知道患病的是什么人,什么情况下容易患病,要运用系统的观念来分析研究医学的有关问题,以适应各种患者医疗、预防和保健的需要。同时拓宽服务职能范围,开展承诺服务、便民服务、导医服务、咨询服务等,适应患者需求,密切医患关系。
3.3 规范卫生法律法规
由于医患服务的垄断性,在医患关系中,医方处于主导地位,医方与患方通常处于命令和服从的不对等地位。其中对传染病人的分类管理,更具强制性,这是医疗服务所需要的。这种关系,与民事法律法规的主客体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不宜以民事法律法规来规范医患关系。在提高医务人员素质,加强医疗管理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引入国外先进管理模式,把我国现行的卫生法律法规在处理医患纠纷中的适用度不断完善和提高,有助于把日益复杂的医患关系处理得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医患矛盾。3.4 尊重患者的知情权 知道自己的病情是患者起码的要求,病人如果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明白,就会对医疗方案不理解,并因此产生矛盾。人和机器不同,在医疗过程中,必须调动患者的积极性,让患者知情,在大多数情况下,更能赢得患者的配合,使治疗取得较好的效果,使医患关系得以融洽。当然,对患者的知情权的尊重,要根据病情的不同和病人本身文化和心理素质等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医生用药问题也是知情权的重要内容。如果是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药品,在使用前必须告诉病人,在征得同意后方可使用。用药时,应遵从廉价有效的原则,而不能动辄就用贵重的药品。
3.5 注重患者的心理疏导与心理治疗近年来,医患之间的恶性冲突时有发生,行为人的法律、道德意识淡漠固然是导致冲突的主要原因,但病人复杂的心理变化对医患矛盾走向极端不无关系。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病人在寻求康复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一些难以攻克的医疗难题,如某些疾病尚无有效治疗办法等,病人对此常常产生难以自控的情绪和行为。尤其是癌症患者、伤残严重的患者以及期望值过高的病人,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又无法摆脱疾病带来的痛苦时,就背上巨大的心理负担。当患者把心理压力以消极的方式表现和发泄时,医患关系的紧张、激化就不可避免的了。所以,作为医方,必须在治疗疾患的同时,注重对患者的心理疏导与心理治疗,以求得到患者的理解(下转封三)(上接1836页)与配合,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减少双方误会。
3.6 积极稳妥地推进医疗保障体制改革 到2002年6月,全国已有93%的地级以上统筹地区启动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覆盖人数约6000万人。但到2002年底,全国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还有6个没有启动;全国单独统筹的1500多个县级统筹地区中,还有200多个没有启动;已经启动的多数地区还存在覆盖面小的问题。此外,许多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还没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参加当地的基本医疗保险。在考虑城镇医疗保险体制完善与发展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广大农村地区,完善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稳定因素,才能把社会主义医患关系向和谐的方向推进。
3.7 新闻传媒的理性与成熟 新闻传媒对社会事件的“曝 光”与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净化了社会氛围。然而,新闻传媒因出于新闻的轰动效应,对医患关系或多或少有不符实际的报道,给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乃是天职。如果因为媒体的大肆渲染,不顾医学领域的特殊性,一味发掘所谓的医疗“内幕”,把简单的医疗事件作为新闻热点,无休止地披露,会使医务人员在急救病人时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而影响及时而准确的抢救。
医疗事件的处理结果直接影响到医疗工作,也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息息相关。在我国,不管是医方还是患方,都应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法律及道德规范,只要医患双方共同努力,我们坚信,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人民思想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前进,我国的医患关系必将朝着更为和谐的方向发展。
三、健全体系,完善机制,以创建“平安医院”为抓手,全面推进医疗机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医疗机构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公共场所。开展创建“平安医院”活动就是要为医院开展医疗服务提供安全、和谐的内、外部环境。
在创建“平安医院”活动中,卫生系统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严格规范医疗行为,维护正常医疗秩序。
认真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临床诊疗规范,自觉规范职业行为,不超范围开展医疗项目,不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不做违法违规医疗广告,努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技术水平,保障医疗安全。不雇用“医托”,严厉打击“号贩子”和“医闹”,有效制止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
(二)完善医院安全防范体系,保证医院内部管理有序。
认真落实《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加强内部治安,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提高医护人员的防火、防盗等安全意识和治安防范意识,严防盗抢、扒窃,有效保障患者和医院的财产安全。按照《医疗卫生机构灾害事故防范和应急处置指导意见》的要求,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医疗救治预案,完善医院重大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健全急诊抢救制度,提高医务人员应急处置能力,杜绝各类责任事故的发生。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毒麻药品、放射源以及各类危险化学品。增强医护人员及职工的法制观念,自觉抵制商业贿赂。
(三)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教育医护人员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思想,不断改善医疗服务态度,探索建立医患沟通平台和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妥善处理并积极化解医疗纠纷,提高群众对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秩序、环境等的综合满意率。加快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方便群众防病治病,逐步扩大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平安建设的覆盖面。
五、医疗事故及纠纷的防范
1、实施科学管理(系统化、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树立医疗安全第一的思想。
2、实施以“病人为中心”的管理(提高医务人员修养,注重病人的心理需求)。
3、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狠抓三个落实即技术岗位责任制的落实,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和各项技术操作常规的落实。如门诊急诊的岗位责任制、首诊负责制、三级医师查房制、术前病例讨论制度、护理工作中的“三查七对”及注射室、处置室、手术室的消毒隔离制度等。减少甚至杜绝工作不认真和违章操作等现象。尤急诊抢救时只能一人指挥,如有分歧个别交流,不要当着家属的面说三道四。
4、《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条:患者有权复印或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所以要加强医疗文件管理如:书写不及时过于简单,重点不突出,病情讲不清,症状说不明。错字连篇,字迹潦草,用词不当,缺少上级医生指示,辅助检查不看不分析等。要做到(1)简明、扼要、全面地询问病史,减少遗漏、重复,避免病人不信任及厌烦情绪,使自己在病人中树立威信(2)病历字迹要清楚,内容全,有鉴别意义的阴性症状或体征也要记录(3)接诊时间、抢救时间要写清,按严格规定时间完成各项工作,并做到首诊、首问负责制(4)患者有生命危险、需要住院或留院观察的,要告知疾病的风险、住院的好处,介绍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法,治疗方法的利弊,向家属或患者交代后,仍拒绝住院或观察的,要由患者或家属签字(5)诊断要经得起推敲,要有回旋的余地,以避免误导其他医务人员(6)诊断或处理存在疑问、有异议时,应及时申请会诊(7)要向患者交代清楚需要注意的事项,特殊项目除在门诊病历写清(如骨折复位、固定后的注意事项、复查时间等)、交代清外,还要由医院留档备查(8)危重病人做CT、拍片、化验,要有医务人员跟随,以防不测(9)根据患者的经济条件,选择适当的检查、治疗方案,避免诊疗过度。但对于必需的检查及治疗项目必须写清、并交代清其必要性(10)合理应用抗生素及其他药物。告诉患者用药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做到处方药在医生指导下应用(11)不在患者面前评判兄弟科室工作,不对兄弟科室工作品头论足(12)尊重患者隐私权,特殊部位的检查要注意无关人员的回避问题。强化服务观念(急诊、体检、手术、查房、门诊五个环节为重点)
5、谨慎服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注意言行举止尤检查时,诊疗时,手术麻醉时,重症抢救时,及社会名流)仔细做好病情介绍,圆满答复提问,科学解释,交代预后要清楚,言语要动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术前谈话要认真,签字手续要认真。
6、强化非医疗服务的观念,如扶老年人。轮椅送病人
7、强化廉洁服务的观念,如拒收红包等。
8、加强职业道德教育严禁说大话说空话。打保票
9、了解患者的需求和心理反应转变服务模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0、关心病人家属(换位思考)有时家属期望值太高。
11、尊重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常听到“治不了,你怎么不早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你会治来找我干什么”。
12、加强医患沟通:如群众威信较高的老医生,就是误诊误治,病人及家属会认为“连他都治不了就该死”说明高超的医技和沟通技巧赢得患者信任的重要性。
13、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要因为是本院职工或家属,熟人不好意思做各种检查,该做的一定要做,不做记入病程录,请签字为证。
14、一旦发生医疗纠纷,保管有关原始材料,严禁涂改,伪造,销毁病历资料等,因输液输血注射服药等引起不良后果的要对现场实物暂时封存保留,以备检查,凡与其不相干的部门科室人员不要参与解释及处理,但要帮助其尽快离开公共场所,并尽快报告院长,当事人员不要与患者争执,不要影响正常诊疗秩序,引导患者至行政办公楼纠纷调解办公室(或者离营业用地远点的地方),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改善医患关系
何谓医患关系?如我们伦理学书上所说的,它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患者与医生在诊疗或缓解疾病过程中缩减里的相互关系,它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然而近几年来,医患之关系并不融洽,医疗纠纷的发生频率也不断上升。本学期学了伦理学的课程之后,我想从医学伦理学的角度反思一下医患关系。
首先站在医生的角度来说,每次说到医疗纠纷,我们的白衣战士和白衣天使都会很不平。的确,医务人员的工作重,压力大。但治病救人却往往得不到患者的理解和尊重。我想医务人员应该从自身的角度考虑一下原因。据报道,在不断增多的医疗纠纷中,只20%真正是由于医疗技术失误而导致的,而接近80%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护人员的医疗服务态度不到位或者言语生硬冰冷引起的。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疾病的原因,他们承受着比普通人要重的压力。医生的一个白眼和一句牢骚,在普通人看来,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但对一个患者来说,他就可能会误认为其中有暗含的意思。那么怎样才能够取得患者的信任,与患者进行沟通呢?这对于一个医务工作人员来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做好的,能做到这一点的医生才算得上是好医生。我认为医生这一职业与其说是一种技术性的职业,倒不如说是一种服务性的职业,因为它面向的对象是有血有肉,有心灵有感觉的人,它需要有一种发自心底为病人服务的意识,只用拥有了这种意识,才配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医生,才能无愧于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首先要树立一个良好的印象。良好的印象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开端,能够给病人带来安全和保障感。一个粗枝大叶,手忙脚乱的医生是得不到病人的好感的。人们一想到好医生,联想到的是细致,耐心,博学,负责这样的词语,这便是社会对医生这一角色的要求,因此作为一名医生,要努力使自己做到这些品质。其次要端正服务的态度,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是病人敏感的问题,也是医务人员心里道德水平的体现。不负责任,敷衍塞责,言语不良,拿病人出气将直接导致医患关系的恶化。其实这些情况常常是由于医生缺乏自制力而造成的。由于医务人员长期的工作压力大,强度高,得不到发泄,很容易产生不满的情绪。特别是当某一问题解释不清时,面对患者的责难,如果没有很好的自制能力,就很容易造成情绪的爆发。因此医务人员要有一套自己的减压措施。由于患者患病后常会出现焦虑,抑郁,孤独,被动依赖,主观感觉异常等反应。因此医务人员应该考虑到患者出现的这些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予以关怀和治疗。努力给患者一种安全,舒适的环境,并尽量满足患者的需求。
最后,要有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医生的情绪状态会对患者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积极的心态会给患者的心中撒上阳光,使患者也变得乐观,对健康充满信心,乐于同医生配合。而消极冷漠的精神状态则会给患者蒙上一层灰色的阴影,使患者悲观失望,产生极坏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从患者的角度来说,患者在医患关系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随着医学的发展,患者有越来越多的参与治疗的权利和义务。因此作为患者应该积极的配合治疗过程,尊重医护人员,并遵从医嘱。但目前由于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很多患者诊断时不相信医生,开药和做检查时又认为医院是在骗钱。有的患者从住院第一天起,就每天要求复印病历,以“保留证据”,更有甚者在医生做检查时用录像机在一旁拍摄。患者信任医生是治疗的第一步,这种对医生的不信任会给医生造成极大的压力,而对于医护人员来说,压力越大就越容易出错,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恶性循环,不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最终损害的是患者自身的利益。
患者不遵医嘱也是影响医患关系的一大障碍。有些患者通过杂志,电视等渠道了解了一些有关的医学知识,就将自己的病于其联系,他们对疾病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希望医生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来开药,另外有些患者对用药存在偏见,有的人只想用中药。其实这些患者的想法很多都是片面的,甚至是不科学的。医生毕竟对患者的疾病有过专业系统的学习,了解的医学知识要比患者多,如果能耐心细致地向患者解释情况,患者一般都是能够接受的。作为患者则有义务将自己的详细病情告知医生,这样医生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患者期望值过高是造成医患纠纷的又一原因。抢救病人的时候,医生们遵循的原则是“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要尽100%的努力”,但医学水平是有限的,治疗技术也有限,而病情的发展又难以预料,对任何疾病的诊疗都不能保证100%准确。患者如果期望过高,就容易产生纠纷。将“消费观”用于医疗中是不正确的,日常生活中,钱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衣服、食品等,却买不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因为疾病本身就具有不可预知性。作为患者应该放平自己的心态,相信医务人员是尽全力使自己康复,积极的配合治疗。
以上便是我对医患关系的一些思考,其实我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医患关系能够永远像“非典”时代的那样,但是那个时代的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生们用血和生命换来的。而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转变目前的医学模式和观念,使患者更加信任医生,医生更加放心的治疗和对病人负责。我相信医患关系这一块坚冰有一天可以从根本上打破。
第二篇:医患关系紧张原因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整个医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医师与病员的关系。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院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传统医患关系中,医生以为患者谋利益为己任,医务工作者享有较高的工作地位。他们为患者解除痛苦,捍卫生命,被施救的患者往往怀着感恩的心态对待治疗自己的一声。
近年来,医患关系却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有日渐激化趋势。说到“看病难、看病贵”,每个患者都有许多话要说,“回扣”、“红包”等不正之风也在群众中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据中国医师协会2004年《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将近3/4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达60%之多。每家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起以上,打伤医师5人;北京医师协会对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的统计表明:近3年共发生殴打医务人员事件502起,致伤、致残90人。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医护人员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转行的逐年增多。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
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但是和医疗事故并不成比例。这反映医疗方面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由深刻的社会根源,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因素
社会发展建设和国家基本保障建设包括环保、医疗、教育、养老鸡退休保障、社会救济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注重以GDP(国民生产总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却相对的忽略了以医疗卫生建设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基本保障建设。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一般在5%至7%。,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虽然增长比例惊人,但是却仅占47.16万亿GDP总额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甚至低于都难以列入发展中国家之列。从财政支出方面来讲,2010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4804.18亿元,比2009年增长20.3%,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3%。
我国成为的医疗卫生系统得到的财政支持远远不够,政府为促进和改善人民卫生条件所做的工作的还不是很够。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和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相对滞后,再加上新药品、新医疗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使得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国家还不具备非常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虽然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仍然会造成许多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而这样的事实和矛盾直接转化成了医患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医院就成为了冲突发生点。
二、媒体因素
随着传媒业市场化竞争的日益加剧,各个传媒为了维持自身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竞相推出大众感兴趣的热点新闻,已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发展相对之后,我国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而医疗问题由于涉及的受众最广,炒作医疗问题所产生的政治风险最小因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对
象。
医生和患者本是应该站在同一战线医生和患者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疾病。在媒体过度炒作中,医生和患者被人为划成对立的两面。由于公众对医学知识的相对缺乏,对医疗工作高风险和局限性的不理解,加上部分媒体片面的把医患关系矛盾理解为商业流通中的消费行为关系,强调患方的弱势群体地位,放大部分医生的收红包拿回扣现象,媒体试图扮演锄强扶弱角色以唤起大众的共鸣,对医患冲突直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11年8月底,某患儿出生才两天因为肚子有点肿胀,被送到深圳儿童医院就诊。之后,医院作出诊断,孩子得的是先天性巨结肠,要求第二天就做造瘘手术。患儿父亲当时对医院的诊断结果和手术建议很怀疑,拒绝费用10万元的手术,而患儿在另一家医院凭借8毛钱的石蜡油缓解了病情;9月,家长向医院讨说法,发酵成“八毛门”;10月,患儿病情复发,在武汉的医院做手术,证明最初诊断无误;10月底,陈刚向深圳儿童医院公开道歉。
虽然,在这一事件的爆发过程中,患方的父亲处于一种不理性的状态,他不知晓医学,因而可能在认知上有错误,而对医方产生误解。但是我们的媒体方在报导这件事情的时候,又故意制造医方错误诊断并开出天价手术的舆论。诸多媒体方在新闻中链接众多医患紧张关系的新闻去吸引读者的注意,使得众多民众对于医者敌意更加,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三、患方因素
消费者维权意识高涨——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连续4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等地对近6000名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增强。在遇到权益受损时,有94%的消费者表示会主动采取各种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顾客是上帝”这句商业活动中的口号,被有些患者简单地套用过来,认为医疗活动中也应“患者是上帝”。健康意识加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对疾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治都更加重视,由此对疾病的治疗效果预期更高。实际上就医疗工作而言,仍有许多疾病目前是无法根治的,每一个患者身体和心理的个体差异,也必然影响每次治疗的效果。
患者对医疗过程参与意识加强——社会文化水平整体上升,资讯发达使患者更方便地了解到与疾病相关的讯息,患者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案、用药及预后。病人自主及参与意识的觉醒是不可逆转的文明进步潮流,知情同意也是患者的重要权利,是患者得到尊重的重要体现。按照知情同意原则,病人或家属必须知晓治疗真实充分的信息,特别是可能引发的风险,取得病人或家属的自主同意。
“就医感受”对医疗满意度的影响——以前的患者只要治好疾病或减轻痛楚就满意了,现在的患者更注重就医感受,希望能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心境下治疗并痊愈,这除了要满足技术性医疗服务需求之外,还对人文性医疗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医生要给予人文关怀,秉着同情心和同理心给予病人足够的精神支持,以满足病人的心理需求。一部分经济能力较好的患者还对就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满足病人的社会需求。以在医院生孩子为例,常规顺产数千元就够了,而大城市费用高达上万元的高级产科病房需要提前半年预约。
医疗服务的直接和间接客户——患者是医院的直接客户,但不是医院的惟一顾客;病人家属是医院的间接顾客,对医院的服务可能有比患者更深切的体会。不了解这一点,有时可能会埋下医疗纠纷的隐患。例如成都某大医院发生的一起病人死亡后,其妻子拿刀砍医生的事件,和医院忽略了病人家属的心理和情感不无关系;另外,相对患病的婴儿,他们的家长是医院的重要间接顾客,医院除了对患儿进行治疗外,还需对患儿的家长进行教育,告诉他们如何正确护理、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和家属,除了对临终病人做好关怀外,照顾病人家属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安抚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医患冲突。
四、医方因素
医护人员收入偏低——众所周知,医生是一个高劳动强度、高风险的职业,在去年非典疫情中,医护人员职业的危险性就充分凸显出来。但医生的收入与其工作的强度和风险并不相称。一个医科硕士毕业生,本科读了5年,加上硕士一共读7~8年,在上海这个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最初的3个月只有每月1000元不到的收入。而普通本科只读4年的大学生,在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联通公司工作,月收入近5000元。在我国各行业收入排名中,医生的收入在10名以后;而在美国,各行业收入排行榜上排名前8位都是医生(不同专业)。医生收入长期低迷,无法体现工作价值,这也是现在一部分医生收红包回扣的原因之一,同时也造成医生在大众心目中唯利是图的偏见。
医生工作量大——并不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够合理,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而社区医院、中小医院条件比较差;而且在大医院(三甲)看病和小医院的收费档次没有拉开,看同样的病种价格相差无几,患者都愿意直接到大医院去看病,导致医院级别越高,医生工作负荷越大。据艾力彼公司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三甲医院医生工作量平均是县医院的2~3倍。以广州某综合三甲医院门诊为例,一位医生一个上午要诊治30~40位病人,平均每位病人的诊治时间只有五、六分钟。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下,医生往往疲于应付,无暇回答患者方面提出的疑问和必要说明,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潜在矛盾。
第三篇: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吴依明 电话:***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政县政东平中心卫生院 邮编353602
近年来,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很多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甚至采取提防、戒备心理,其原因复杂,纵观分析后可在四个方面作出归纳:
一、社会环境因素
1、在改革开放建设过程中,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金钱观念突出。传统美德、社会伦理底线被践踏,社会公众缺乏对疾病客观、本质认识,错把就医当作一宗商品进行交易。
2、医疗商业化导致政府责任意识弱化,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责任不到位;医疗卫生事业资金投入比例相对不足,规范与监督医疗卫生服务的法规建设滞后;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落后。医生工资、医院发展及维持医院正常运转所需费用短缺,短缺部分需从医生日常诊疗过程中弥补,使医疗公益性带有浓厚商业特点,成为看病贵的一个原因。
3、社会舆论缺乏正确引导,个别媒体对医疗事件过程不全了解的情况下,偏重或过度报道一方言词,使社会舆论出现偏差,甚至成为某些别有意图的患者用来向院方施加压力的工具,加深了社会公众对医院的不信任、不理解和不满意。引起事态升级,加重医患关系紧张。
3、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医疗纠纷处理法律、法规不完善,催生了“医闹”,使纠纷复杂化、扩大化、商业化、非法化,引发暴力事件,严重扰乱正常诊疗秩序。
二、患者因素
1、病人把就医视作简单的商品交易,只要付费医院就理应提供令人满意的就医环境、服务措施、治疗技术,造成心态失常。
2、病人和家属对治疗期望值过高,忽视医学是一种高风险行业。疾病发展虽有一定规律可寻,但其发展过程复杂多变。病人及家属面对病情恶化或死亡时,无法理解,甚者情绪激动、暴躁,与医务人员发生过激行为甚至引发暴力事件。
3、某些病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规范,以恶意敲诈医方获取不正当利益;有的患者及者家属对医护人员小题大做、无理取闹;有的无视法律,对医护人员大打出手甚至残害医务人员等。
三、医源性因素
1、一些医院存在管理缺陷,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问题突出,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等执行不力,行为不太规范,成为医疗纠纷的隐患;
2、人口数量与医生配比失衡,中国医疗资源占世界20%,但医师人数却不到2%,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现全国平均每万名居民只拥有2-3名全科医生,基层卫生机构矛盾更加突出。医生长期从事高风险的繁重工作,承受着精神上和躯体上双重巨大压力,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医生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受挫,部分医生跨越道德底线,收受红包回扣,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白衣战士形象在患者的心目中逐渐退化,甚至丑化,医患关系空前紧张,缺乏相互信任。
3、医生出于自我保护,患者则对医生缺乏信任,二者促使医生对每个疾病实施全面检查和排查,宁可过度使用医疗资源、增加医疗费用,也不留有后患。如此恶性循规,医患之间就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
四、非医疗因素
随着社会法治进程不断深入,人们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住院患者在医院内发生意外伤害后,依据国家的法律,医院负有监管责任,一旦出现问题,院方很难“全身而退”,由此引起的紧张关系因引起足够重视。
2012-02-15
第四篇:浅谈改善医患关系
浅谈改善医患关系
浅谈改善医患关系
近年来,医疗纠纷呈上升趋势。医患关系紧张,不仅影响到患者及家属的心理,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也严重干扰了医疗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加重了医疗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降低了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在社会上的声誉和形象。我就医患关系紧张之原因以及改善或消弭谈几点肤浅认识。
一、医患关系增多的原因
新闻网上曾经有这样一段话:现今整个医疗体制改革的手段和目标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逼迫医院和医生经济利益至上,职业操守退为其次;而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也促使患者将不满直接宣泄到医院和医生身上。和谐的医患关系,首先建立在患者对医生无条件信赖的基础上,现在这种信赖已逐渐瓦解,患者对医生充满了警惕和狐疑,你在救我的时候是不是也在宰我。医患关系越来越像商家与消费者的关系,如同消费者总是臆测“无商不奸”,患者也在臆测“无医不黑”。分析起来:
一是医院业务量增加的同时,其管理水平却没有相应跟上; 部分医生在接诊时往往过多地考虑自己的经济利益,医德医风状况不尽如人意;医疗技术不过硬,导致漏诊,误诊,延误患者的及时治疗;部分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差、责任心不强,没有认真履行告知义务。
二是深刻的社会和体制原因,如医疗费用的大幅上涨与百姓收入之间的矛盾; 病人对医院和医生的期望值过高,有的甚至把医生当作“神仙”,只能“妙手回春”不能有半点差错。到医院只能“起死回生”,不能发生意外,否则就是医院和医生的责任,不可饶恕;患者及其家属医疗知识欠缺,对医疗水平的认识与医护人员相比有很大差距,医护人员在医学上能接受患者可能发生的病情突变和各种并发症及不良预后,而患者及其家属则难以接受和理解所发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再加上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又缺乏有效沟通,一旦出现患者病情突变、死亡、残疾的事情,患者及家属习惯地归咎于医院。许多不理智的家属还往往采取过激的行为逼迫医院以求得问题的解决,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三是部分媒体报道的负面影响被放大。有些舆论监督报道的‘分寸’把握的很好,有些却失之偏颇,主要表现为:夸大事实,丑化、“妖魔化”医务人员;关键细节失实;断章取义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以点概面。少数某个“吃回扣、收红包”议题不断被强化,最终导致所有的医生都带上了“吃回扣、收红包”的标签,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医药费本来就不便宜,医生再拿点回扣、收点红包,这治疗费用就更贵了,更加加重了患者的负担,所以有些人明知有病可是医治不起,对心理造成了一定影响,仇视医生。
二、改善或消弭之策
综上所析,发生医疗纠纷增多的原因很多。改革现有医疗体制,让医疗服务真正惠及百姓,是解决医患紧张关系的治本之策,同时,提高全社会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水平的过程会很漫长,无法一蹴而就。我们医护人员只有自觉的从自我做起,查补自身漏缺,在现有条件下从主客观实际出发,努力改善或消弭身边的医患关系。
一是重视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如三级查房制度、会诊制度、告知制度、三查七对制度等;一切以病人为中心,急病人所急,认真细心接诊每一个病人,仔细观察分析每一个病人,积极有效处理每一个病人;加强医护人员对病人的高度责任心 医护人员的工作来不得半点的疏忽和马虎。
二是重视高投诉人群、高危人群和高危疾病。重视高投诉人群如教师、研究人员、医护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司法人员、记者等;高危人群即容易引发纠纷的人群如个别患者或患者家属酒后易制造事端,引发纠纷、严重忧郁症或精神病患者、黑道不法分子,劳教人员,吸毒者、患者家属中有从事医护工作者、车祸事故纠纷者、下岗工人、家庭经济拮据者、本院职工的熟人、暴发户等;高危疾病如不典型急性心肌梗死、室性心律失常、不典型蛛网膜下腔出血、进展性脑梗死,脑出血、肺动脉栓塞、硬脑膜外血肿、严重复合伤、猝死、高危妊娠等。
三是重视患者和其家属的知情权。严格把好手术(术前、术中、术后)关,术前严格把好手术适应证和做好知情告知、术中发现意外情况及时与家属沟通、术后注意严密观察病情。沟通要讲究语言艺术和效果,说话态度要诚恳,既要尊重患者及其家属,又要阐明我们的观点,求得患者及其家属的理解和配合;对病重和病危要及早告之家属;对输血、手术、所有有创检查均应告知签字。对自动出院、拒绝治疗等均应履行签字手续,以备不测;术前把病情、治疗方法、医疗风险、手术方式等如实告知患者和其家属,并知情同意签字。
四是重视病人隐私权保护。有关患者隐私方面病史应予保密;对患者隐私部位的检查和诊疗操作应注意隐私保护,尤其是女性患者;男医生对女性患者隐私部位的检查,应遵守医疗规范。
五是重视医疗纠纷自我防范意识。从科主任到主治医师和住院医师,从护士长到护士,人人高度树立医疗纠纷防范意识,努力把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强化沟通意识,医护人员要以负责的精神,用热心、诚恳、宽容、和谐的语言,把深奥的医学专业知识和术语通过深入浅出让人易懂的科学方法,圆满答复病人及家属提出的问题并做到有应必答;加强“谨慎”服务观念。医护人员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对待每一个病员,诊疗谨慎,最大限度减少误诊、漏诊;抢救重危病人要积极、及时、有效、抢救现场应紧张有序、组织严密,所有操作要规范、娴熟,所有抢救设备和器械都应处于完好备战状态,对重危病人要及时告病危,以便病人家属有足够思想准备;病员出现异常情况,医护人员必须随叫随到,不能拖延,避免出现医疗问题。不对同行、同事诊疗方案妄加评论指责,以免挑起不必要的医疗纠纷;使用自费高档药物或高档检查前应征得病人和家属的同意,避免因经济负担引发医疗纠纷;出具医学证明必须谨慎,医疗文件必须规范,病历等医疗文件不只是医疗活动的记载,在发生医患纠纷时,有时是唯
一、最重要的依据,医生一定要克服重视医疗、轻视医疗文件书写、保存的意识,通过提高医疗文件书写质量来促进医疗活动的规范化;一旦病人及家属对医疗和服务有意见,科主任和护士长要立即到场及早解决;对患者及其家属的误解,要以理服人,耐心地做好解释工作,赢得他们的理解和信任,化解矛盾。
总之,医患之间,和则两利,伤则两败。医患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关怀,医务因患者而生存,医学因疾病而发展,患者生病也要医务救治才能摆脱病魔,恢复健康;在与媒体打交道时,医院对于纠纷应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媒体在报道时应该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来报道和评论,只有这样,才能在患者与医院之间实现好良性的沟通,构建起和谐的医患关系。)
第五篇:浅析当代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作为应用的规范的伦理学,道德理论与原则体系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而作为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最基本理论的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各类相关著作与论文提及最多的概念。但在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方面,存在不少误区。
1.义利之争: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对立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兴起的一个基本背景就医学道德难题的涌现。可以说该学科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动力是现代医疗生活面临着大量的医德的难题,需要有这么一门学科,这么一群人着力研究,寻找合理的道路,正如首次提出生命伦理学的Potter所说,“生命伦理学是为人类更好的生存开处方”。
现代医疗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伦理学进退维谷,使得分析或判断的结论往往莫衷一是。所以现代医学伦理的焦点演变为解决医德难题。美国上一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爱琳案件”可以看作一个起点[1] 爱琳案件:美国迈阿密布曾发生一起不寻常的诉讼案。一个女孩刚出生就被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是让她自然地死去还是使她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她的父母和医院方面请求法官公断。晕个名叫爱琳的女婴一离娘胎,医生便发现她的背部有个红色肿瘤,如果不动手术,脊髓液流到脑中就将造成致命感染或畸形发育。即便实施了手术,让孩子自生自灭。可是医院方面不同意,说手术有成功的可能,爱琳可能长大成人。医生们同时也承认孩子将终生瘫痪,但他们坚持要为孩子动术。
该案例道德冲突的焦点是义务论的生命神圣与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由此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道德难题,大多数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相关。
其实义利之争始终是伦理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史均有描述,只不过传统的伦理学在理论的冲突中,更多地将天平倾向与道义论。
现代医学面对的最大的伦理学挑战是道义与功利的冲突。几乎所有的生命伦理学难题均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有关联。例如人体实验、安乐死、优生学、残废新生儿处置。
其实,面对许多涉及义利之争的道德难题,伦理学只有永远面对,而无法根本化解。
传统的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的往往是“舍利取义”的选择,那么,是否现代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必然是“舍义取利”?
2.功利与价值: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特点
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应用,显然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区别与传统的医 务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没有该理论的存在,无法构建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框架。问题是功利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能否替代义务论、人道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作者考察了一些著作、教材、论文,发现在这两个基本理论的关系上存在不少缺陷,具体说,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应用存在大量的误解。
根据作者多年的体会,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的最大误区,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不恰当的使用。在此,简单举几个实例:
笔者曾经出了一个简单的医学伦理学问题:一项医学研究,可以拯救200万儿童的生命,但不可避免地要伤害20名儿童的健康乃至生命,这项研究是否可行?在没有学习过医学伦理学的学生中测试,回答有些困难。但是对于一些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工作者,回答竟然也令人吃惊:可以讨论或可以做。
该问题实质上是医学研究中伦理学“义利之争”的极端化与尖锐化,但回答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必须绝对压倒功利主义或有人主张的集体主义。
在对待生命的态度方面,是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冲突最尖锐的领域。国内的一些论著在讨论该问题是问题较多。
作者出过一道考题:现代医学伦理学对待人的生命最基本的态度应该是A、生命价值论 B、生命神圣论 C、生命质量论 D、生命质量与价值论。绝大多数学生回答的是“D”或“A”。作为人道主义的“生命神圣论”有局限性,但并不意味可以用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论”替代其地位。人类古往今来对待生命的最基本态度应该是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生命价值论只能是对生命神圣论的补充与完善。
国内的一些论述在两种观点中制造了太多的模糊结论。例如“人的生命之所以有神圣,就在于它是有价值的,即有价值的生命是神圣的,毫无价值的生命,即使延长1小时,也并不神圣。”[2]在这里,“生命价值”成了“生命神圣”的前提条件,如此伦理观如何人道?试推理,任何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均有不同,那么人的生命权利是否也有所不同?
对于安乐死的伦理学证明,也表现出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安乐死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是一个生命伦理学的大是大非问题。从解除病人的痛苦,尊重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出发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从生命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以及避免医疗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等,是功利主义主义的立场。前者是安乐死的正确立场,而后者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负价值,在消耗医疗资源的病人均应该安乐死。这时的安乐死道德吗?只有从人道主义出发,符合病人权利的安乐死才是道德的,其他根据均不是安乐死的出发点。
3.医乃仁术:并没有过时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
“医学人道主义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内容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使得我们难以摆脱医学伦理学困境,因此,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显然不适应新的情况了。”[3]
医乃仁术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医学的定性,对于现代医学同样如此。医学是人道的事业,人道主义的精神始终是医学灵魂。
医学人道主义一直就是医学界坚持的最基本的道德思想。除去古代包含在各种医家道德思想里隐含的人道思想,就近代医学道德文献中处处均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字眼。
世界医学会1949年采纳的《日内瓦协议法》中指出:“我庄严地宣誓把我的一生献给人道主义的事业......决不利用我的医学知识违背人道法则。”
1975第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宣言》中指出:“实行人道主义而行医,一视同仁地保护和恢复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去除病人的痛苦是医师特有权利,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尊重,并决不应用医学知识作相反于人道法律的事。”
1977年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通过的《夏威夷宣言》就是针对“由于可能用精神病学知识、技术做出违反人道原则的事情”,提出了精神科医生应遵循的10条道德标准。
面对医学道德难题的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仍然应该将人道主义作为最主要的理论或指导思想。医乃仁术对于现代医学并没有过时。
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现代医学伦理学》一书中,坚持将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最基本原则,而在原则指导下的大部分医学道德原则,均来源于人道主义的理论思想:例如尊重生命、有利无伤、自主原则、公正原则、保密原则、病人权利等等。与功利主义相关的原则有生命价值原则、公益原则等等[4]。国内其他的许多教材延续了这一规范理论构思。
考察以下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缺少的不是功利主义和价值论,而是人道主义与医学人道主义。
4.消除两极:医学中“人道功利主义”的谬误
人道功利主义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医学伦理学界提出的一个道德理论的新概念,认为: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是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用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观点,用道义与功利相统一的观点去看待人的生命的问题,去解决人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核心要求,也是人道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人道功利主义原则的理论点是“德”“得”相通,“义”“利”统一;理论机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理论取向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基本信条是人道必须顾及功利,功利必须以人道为前提。人道以功利为内容,功利以人道为目的。在各种生命利益冲突时,坚持个体生命利益服从群体生命利益,暂时的生命利益服从长远的生命利益。[5]
人道功利主义主要误区在于奇迹般地化解两个完全对立的道德理论。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对立的理论,均可以如此化解的话,这个世界既简单又美妙。但是对立的化解,可能是极端的出现。
两极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持一种必要平衡。而且每一种道德理论均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例如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是一种思想的对立。通常我们鼓励积极的理想主义,但是悲观主义对于人类的思想也有积极的价值。就以生命伦理学建立的基本背景为例。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人类生存的困惑,均是生命诞生的重要背景。但是,真正的生命伦理学确立的思想背景与悲观主义有直接关系。可以说,生命伦理学建立的重要背景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与其对立悲观主义。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类生存的忧患,没有对科学技术发展深刻担心,又和谈“为人类生存开处方”?罗马俱乐部是一个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学术组织,曾因发表《增长的极限》为人类敲响警钟。西方的生命伦理学恰恰是在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对人类生存的忧患与困惑中诞生的。
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对立不可避免。在现代社会这种对立更为尖锐。这就要求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坚持医学人文精神;此外,还必须用伦理学的智慧,在对立中寻找“合理的平衡”。
5.合理的平衡: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出路
就医学传统来看,医学人道主义显然是医学实践中行为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这是由于医学亘古不变的本质所决定的。此外,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道德思想也不例外。例如对前述“爱琳案件”的看法,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一定很多,但没有绝对可以说服他人的伦理学根据。统一的、一致的道德规范体系在现代社会成为了一幢空中楼阁。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伦理学不在需要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是说这种统一性下面必须具有一定的包容能力。[5] 道德理论的多元化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境遇。单一的理论与多极理论是区别传统与现代伦理学的重要标志。多极必然导致冲突,因此生命伦理学面对困惑并不奇怪。
医学人道主义的确在多元化道德理论的挑战,但绝不是放弃人道主义的基本点。道德理论在应用中有的策略问题,道德原则也可能在应用发生变形。但基本点不会改变。例如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权威,恩格尔哈特在其《生命伦理学原理》中主张的“允许原则”。[6]该原则在规范伦理背景应该是“人权”或“病人的权利”。涉及到人的权利理论更靠近人道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主题为:生命、人性、权利。[7]无论怎样去够建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一个基本点无法根本改变,那就是只能是人道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而不是其他。医乃仁术是医学的精神,也是生命伦理学永恒的精神。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道德理论来“合理地平衡”我们的选择,但绝对不是替代。多元理论并不意味着混乱的理论体系。在国内的许多医学伦理学著作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混乱。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应该建立的是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点的多元理论平衡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