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紧张,我们该如何应对？

第一篇：医患关系紧张,我们该如何应对？

医患关系紧张，我们该如何应对？

14级影像2班 王健蓉 6900414076 关键词：医患关系紧张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谅解 解决

作为新一代即将步入社会的医学生，紧张的医患关系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要担忧的重要问题。

医患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最主要的一种关系，它是在医疗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医患关系具有规范性、动态性和综合性的特征。规范性表现在医生必须符合角色希望，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也要积极同医疗人员协作，寻求有效帮助以恢复健康。动态性表现在以患者获得病人角色，寻求医疗帮助为起点，因患者疾病痊愈或其他原因脱离病人角色而中止的动态过程。综合性表现在医疗交往的效果取决于医疗技术、医德境界、服务艺术的共同作用上。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及受对外开放中渗透进来的不健康思想和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受目前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再加上医患双方道德水平和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医患之间尚有紧张因素，而且这些因素随社会道德、医学科学的发展以及医院管理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

社会因素成为了影响医患关系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医疗保健供需矛盾对医患关系产生的影响。随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命及健康也越来越重视，而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医疗保健供需出现了明显的矛盾。比如说某些医院医疗设备仍较落后，规模小、病床少、医护人员不够、整体素质不高等等，因而出现了挂号时间长、候诊时间长、交费取药时间长的“三长”现象及看病难、住院难、看好医生难的“三难”现象。这些问题往往容易引起患者的不满情绪。同时医护人员由于长期超负荷劳动，工作、生活条件差，有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心情也不舒畅。所以这种供需矛盾的存在极易导致医患关系紧张。其次，是市场经济对医患关系产生的影响。医务劳动是一种复杂、艰苦而又具有风险的劳动，但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未解决，目前医务人员仍属底薪阶层，因此影响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热情和服务态度。在未解决此问题时，一些医务人员随波逐流，单纯追求金钱名利，以开大处方、乱收费、收受红包、使用昂贵药品等手段谋求多盈利、多赚钱。这些情况势必影响医患关系。再有，就是旧意识、旧观念对医患关系产生的影响。不少医者和患者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热衷于找熟人、拉关系、走后门、相互利用等。这样一来有些患者就可以提前看病、提前做某些检查、提前住院、提前做某些手术等，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引起其他患者的不满；而医者也对那些有利可图或有地位的患者特殊照顾，而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普通患者。但是，当有权有势的患者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医患关系开始紧张，比如说著名书画艺术家王宝洺砍伤喉科医生事件；而无权无势的患者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医患关系也开始紧张，比如说引发媒体热议的“131”急诊大厅花圈事件。还有，我们医务人员本身也会影响医患关系。有的医生缺乏最基本的医德修养，对患者态度冷淡，责任心不强，不关心、不谅解患者的痛苦，甚至对急诊病人也采取不紧不慢的做法，接诊抢救不及时，耽误了抢救时机或对此类病人推诿拒收，造成病人在院外死亡，从而引起社会公愤和不满，使医患矛盾激化，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比如说“祖孙煤气中毒身亡，北京120救助不力赔偿40万”的实例。

患者这方面的因素也影响了医患关系。在医疗活动过程中，有些病人只顾自己健康利益，不能客观看待自己的要求，然后与院方发生争执。如患者要求对疾病治疗有效的某种设备，但当地无法解决；要求马上住院，但床位已满无法安排；对某种疾病服用国产药与进口药效果一样，医生开国产药帮患者省钱，患者仍盲目追求进口药，不信任医生。此外还体现在挑选年长医生、无端怀疑医生处置的正确性而不遵医嘱等不信任医生的行为上。还有患者因为道德素养差，不遵守医院的相关规章制度，就诊时不挂号不排队，破坏正常的医疗秩序；或是对医务人员百般挑剔、横加指责，要求十分严苛。同时医疗效果的争议也常引起医患间矛盾。大部分患者医学知识贫乏，对疗效有过高期望，引起不必要的疗效争议；有些患者治疗后出现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患者无法谅解，埋怨医生甚至纠缠不休大吵大闹；对危重疾病或疑难杂症，尽管医生尽了最大努力积极抢救治疗，但仍未挽救病人生命，患者家属不谅解甚至发起医闹。这些无一不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

那么，面对这紧张的医患关系，我们有什么解决对策呢？

第一，建立平等、双向的医患关系。医患双方都属于因社会分工的不同而在不同位置上行使各自的权利和履行各自的社会义务，并无贵贱之分，医患间互相尊重对方，表现出一种公正、平等和真诚的关系。作为医者，对于病人应该一视同仁尽心尽责；作为患者，也该给予医务人员充分的谅解、信任和支持。

第二，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的原则。片面强调社会效益，使医院越办越穷，难以生存和发展，人民健康无法保障，最终还是损坏了社会效益；反之，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将导致医德医风水平下降，最终损害了自身声誉，也必然失去经济效益。只有这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缓解当今的医患关系。

第三，医患之间应该加强团结，密切配合。作为医者，应该谅解病人的心情、需求和愿望，设身处地去考虑问题、对待患者；而患者也应该谅解医务人员的劳动及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心情和愿望。

第四，医者要文明行医，克服利用有限的医药资源拉关系、谋私利的非道德行为，做到全身心为患者服务，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患者也应该对医者保持友爱关系，真诚对待医者，关心、体贴医护人员。

只要医患双方同患难、共进退，紧张的医患关系一定能日益缓和，社会必会越来越和谐!

第二篇：医患关系紧张原因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段话精辟地阐明了整个医学最本质的东西是医师与病员的关系。现代医学的高度发展更加扩充了这一概念，“医”已由单纯医学团体扩展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医院全体职工；“患”也由单纯求医者扩展为与相关的每一种社会关系。

传统医患关系中，医生以为患者谋利益为己任，医务工作者享有较高的工作地位。他们为患者解除痛苦，捍卫生命，被施救的患者往往怀着感恩的心态对待治疗自己的一声。

近年来，医患关系却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有日渐激化趋势。说到“看病难、看病贵”，每个患者都有许多话要说，“回扣”、“红包”等不正之风也在群众中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据中国医师协会2004年《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将近3/4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达60%之多。每家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起以上，打伤医师5人；北京医师协会对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的统计表明：近3年共发生殴打医务人员事件502起，致伤、致残90人。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医护人员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转行的逐年增多。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

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但是和医疗事故并不成比例。这反映医疗方面的技术问题并不是主要原因，而是由深刻的社会根源，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因素

社会发展建设和国家基本保障建设包括环保、医疗、教育、养老鸡退休保障、社会救济等等。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注重以GDP（国民生产总值）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却相对的忽略了以医疗卫生建设为代表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基本保障建设。

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一般在5%至7%。，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2011年，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比上年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虽然增长比例惊人，但是却仅占47.16万亿GDP总额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甚至低于都难以列入发展中国家之列。从财政支出方面来讲，2010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4804.18亿元，比2009年增长20.3%，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3%。

我国成为的医疗卫生系统得到的财政支持远远不够，政府为促进和改善人民卫生条件所做的工作的还不是很够。

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和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相对滞后，再加上新药品、新医疗技术和新设备的引进，使得医疗费用大幅度上涨，国家还不具备非常完善的医疗卫生保障制度。虽然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已经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是仍然会造成许多患者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而这样的事实和矛盾直接转化成了医患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医院就成为了冲突发生点。

二、媒体因素

随着传媒业市场化竞争的日益加剧，各个传媒为了维持自身的听众、观众和读者，竞相推出大众感兴趣的热点新闻，已达到扩大市场占有率的目的。由于经济高速发展而社会发展相对之后，我国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而医疗问题由于涉及的受众最广，炒作医疗问题所产生的政治风险最小因而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对

象。

医生和患者本是应该站在同一战线医生和患者原本是站在同一阵线，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疾病。在媒体过度炒作中，医生和患者被人为划成对立的两面。由于公众对医学知识的相对缺乏，对医疗工作高风险和局限性的不理解，加上部分媒体片面的把医患关系矛盾理解为商业流通中的消费行为关系，强调患方的弱势群体地位，放大部分医生的收红包拿回扣现象，媒体试图扮演锄强扶弱角色以唤起大众的共鸣，对医患冲突直接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11年8月底，某患儿出生才两天因为肚子有点肿胀，被送到深圳儿童医院就诊。之后，医院作出诊断，孩子得的是先天性巨结肠，要求第二天就做造瘘手术。患儿父亲当时对医院的诊断结果和手术建议很怀疑，拒绝费用10万元的手术，而患儿在另一家医院凭借8毛钱的石蜡油缓解了病情；9月，家长向医院讨说法，发酵成“八毛门”；10月，患儿病情复发，在武汉的医院做手术，证明最初诊断无误；10月底，陈刚向深圳儿童医院公开道歉。

虽然，在这一事件的爆发过程中，患方的父亲处于一种不理性的状态，他不知晓医学，因而可能在认知上有错误，而对医方产生误解。但是我们的媒体方在报导这件事情的时候，又故意制造医方错误诊断并开出天价手术的舆论。诸多媒体方在新闻中链接众多医患紧张关系的新闻去吸引读者的注意，使得众多民众对于医者敌意更加，医患关系更加紧张。

三、患方因素

消费者维权意识高涨——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连续4年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等地对近6000名居民的调查表明，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正在增强。在遇到权益受损时，有94%的消费者表示会主动采取各种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顾客是上帝”这句商业活动中的口号，被有些患者简单地套用过来，认为医疗活动中也应“患者是上帝”。健康意识加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况，对疾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治都更加重视，由此对疾病的治疗效果预期更高。实际上就医疗工作而言，仍有许多疾病目前是无法根治的，每一个患者身体和心理的个体差异，也必然影响每次治疗的效果。

患者对医疗过程参与意识加强——社会文化水平整体上升，资讯发达使患者更方便地了解到与疾病相关的讯息，患者要求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治疗方案、用药及预后。病人自主及参与意识的觉醒是不可逆转的文明进步潮流，知情同意也是患者的重要权利，是患者得到尊重的重要体现。按照知情同意原则，病人或家属必须知晓治疗真实充分的信息，特别是可能引发的风险，取得病人或家属的自主同意。

“就医感受”对医疗满意度的影响——以前的患者只要治好疾病或减轻痛楚就满意了，现在的患者更注重就医感受，希望能在轻松愉快的环境和心境下治疗并痊愈，这除了要满足技术性医疗服务需求之外，还对人文性医疗服务提出新的要求，医生要给予人文关怀，秉着同情心和同理心给予病人足够的精神支持，以满足病人的心理需求。一部分经济能力较好的患者还对就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以满足病人的社会需求。以在医院生孩子为例，常规顺产数千元就够了，而大城市费用高达上万元的高级产科病房需要提前半年预约。

医疗服务的直接和间接客户——患者是医院的直接客户，但不是医院的惟一顾客；病人家属是医院的间接顾客，对医院的服务可能有比患者更深切的体会。不了解这一点，有时可能会埋下医疗纠纷的隐患。例如成都某大医院发生的一起病人死亡后，其妻子拿刀砍医生的事件，和医院忽略了病人家属的心理和情感不无关系；另外，相对患病的婴儿，他们的家长是医院的重要间接顾客，医院除了对患儿进行治疗外，还需对患儿的家长进行教育，告诉他们如何正确护理、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对于癌症晚期病人和家属，除了对临终病人做好关怀外，照顾病人家属的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安抚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医患冲突。

四、医方因素

医护人员收入偏低——众所周知，医生是一个高劳动强度、高风险的职业，在去年非典疫情中，医护人员职业的危险性就充分凸显出来。但医生的收入与其工作的强度和风险并不相称。一个医科硕士毕业生，本科读了5年，加上硕士一共读7～8年，在上海这个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工作，最初的3个月只有每月1000元不到的收入。而普通本科只读4年的大学生，在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联通公司工作，月收入近5000元。在我国各行业收入排名中，医生的收入在10名以后；而在美国，各行业收入排行榜上排名前8位都是医生（不同专业）。医生收入长期低迷，无法体现工作价值，这也是现在一部分医生收红包回扣的原因之一，同时也造成医生在大众心目中唯利是图的偏见。

医生工作量大——并不是所有医院的医生都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够合理，相当多地集中在大城市条件比较好的大医院，而社区医院、中小医院条件比较差；而且在大医院（三甲）看病和小医院的收费档次没有拉开，看同样的病种价格相差无几，患者都愿意直接到大医院去看病，导致医院级别越高，医生工作负荷越大。据艾力彼公司不完全统计资料显示，三甲医院医生工作量平均是县医院的2～3倍。以广州某综合三甲医院门诊为例，一位医生一个上午要诊治30～40位病人，平均每位病人的诊治时间只有五、六分钟。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下，医生往往疲于应付，无暇回答患者方面提出的疑问和必要说明，这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潜在矛盾。

第三篇：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紧张原因分析

吴依明 电话：***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政县政东平中心卫生院 邮编353602

近年来，医患关系空前紧张，很多患者对医生不信任，甚至采取提防、戒备心理，其原因复杂，纵观分析后可在四个方面作出归纳：

一、社会环境因素

1、在改革开放建设过程中，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金钱观念突出。传统美德、社会伦理底线被践踏，社会公众缺乏对疾病客观、本质认识，错把就医当作一宗商品进行交易。

2、医疗商业化导致政府责任意识弱化，政府在农村医疗保障中责任不到位；医疗卫生事业资金投入比例相对不足，规范与监督医疗卫生服务的法规建设滞后；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医疗保障制度建设落后。医生工资、医院发展及维持医院正常运转所需费用短缺，短缺部分需从医生日常诊疗过程中弥补，使医疗公益性带有浓厚商业特点，成为看病贵的一个原因。

3、社会舆论缺乏正确引导，个别媒体对医疗事件过程不全了解的情况下，偏重或过度报道一方言词，使社会舆论出现偏差，甚至成为某些别有意图的患者用来向院方施加压力的工具，加深了社会公众对医院的不信任、不理解和不满意。引起事态升级，加重医患关系紧张。

3、医疗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医疗纠纷处理法律、法规不完善，催生了“医闹”，使纠纷复杂化、扩大化、商业化、非法化，引发暴力事件，严重扰乱正常诊疗秩序。

二、患者因素

1、病人把就医视作简单的商品交易，只要付费医院就理应提供令人满意的就医环境、服务措施、治疗技术，造成心态失常。

2、病人和家属对治疗期望值过高，忽视医学是一种高风险行业。疾病发展虽有一定规律可寻，但其发展过程复杂多变。病人及家属面对病情恶化或死亡时，无法理解，甚者情绪激动、暴躁，与医务人员发生过激行为甚至引发暴力事件。

3、某些病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规范，以恶意敲诈医方获取不正当利益；有的患者及者家属对医护人员小题大做、无理取闹；有的无视法律，对医护人员大打出手甚至残害医务人员等。

三、医源性因素

1、一些医院存在管理缺陷，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问题突出，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卫生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等执行不力，行为不太规范，成为医疗纠纷的隐患；

2、人口数量与医生配比失衡，中国医疗资源占世界20%，但医师人数却不到2%，且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现全国平均每万名居民只拥有2-3名全科医生，基层卫生机构矛盾更加突出。医生长期从事高风险的繁重工作，承受着精神上和躯体上双重巨大压力，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医生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受挫，部分医生跨越道德底线，收受红包回扣，出现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白衣战士形象在患者的心目中逐渐退化，甚至丑化，医患关系空前紧张，缺乏相互信任。

3、医生出于自我保护，患者则对医生缺乏信任，二者促使医生对每个疾病实施全面检查和排查，宁可过度使用医疗资源、增加医疗费用，也不留有后患。如此恶性循规，医患之间就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

四、非医疗因素

随着社会法治进程不断深入，人们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住院患者在医院内发生意外伤害后，依据国家的法律，医院负有监管责任，一旦出现问题，院方很难“全身而退”，由此引起的紧张关系因引起足够重视。

2012-02-15

第四篇：浅析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及解决之道

浅析我国医患关系紧张及解决之道

一起恶性的医患冲突事件，让许多人无法享受周末的轻松。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持刀行凶，致一死三伤。遇害的实习医生刚刚接到香港一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

舆论一片唏嘘。骂行凶者丧心病狂者有之，叹医生没有沟通技巧、不谙患者心理者有之，怨医生已成低收入高风险职业者有之，盼医生有尊严地活着者有之，忧未来病无所医者亦有之„„甚至竟有叫好声，让行医者更添痛楚，身心受伤。

医患纠纷走向屠刀与手术刀的较量，所折射的一种社会情绪的冷漠，比血案更可怕！“医者父母心”，中国传统曾最受人尊敬、并与人伦至尊父母相提并论的职业，屡屡因冲突事件受伤，令人深思。

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铤而走险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医患冲突何以在今天令人震惊？这次哈尔滨被杀的医生，和凶手并无直接接触，受伤的医生在替谁挨刀？

在很多程度上，医患矛盾也是一个多方面的，有政府指导的失误，有媒体导向的偏颇，有社会诚信度的下降，有贫富差距的一种增大。当然，医生也有自律的不够，人文精神的缺失，法律不够健全等等，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因素。虽说此次血案与其他医患血案相比有很多特殊之处，但其折射出来的仍然是医患之间长期缺乏互信的困局。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缘何表现出势如水火的对立，乃至酿成一再发生的患者杀医惨剧。医生群体被严重污名化和妖魔化

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都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治病救人。他们“白加黑”地工作，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心理压力，以及被一些无良同行倒出的、泼向这个职业的污泥浊水，甚至还得挨上虽然个别、却令人痛心的无妄之刀，承受直接伤害。

中国医患关系非常紧张，医生不得不提防着随时被病人告上法庭，不得不书写着世界上最厚的医疗档案、签署着最多的知情同意。这种被患者提防、不信任的程度，在其他国家是不可以想象的。于是，我们看到，从“缝肛门”到“八毛门”，从“医生防暴”到“患者录音”，折射出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感在加深。医生害怕患者，患者也害怕医生。双方互相戒备、互相防范，可谓“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医德败坏却不断被放大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对医疗卫生行业经费补偿不足，使医务人员的技术性、劳务性价值得不到很好的体现，待遇 与投入不成比例。加之目前医疗市场的不规范竞争，个别医务人员受拜金主义影响，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出现了收受“红包”、药品回扣等违纪违规行为，加重了患者的负担。患者对于医生开出的各种处方用药检查，都总不免作出戒备、以疑惑之心看待。许多医疗纠纷表面上看是患者对就诊医生不满，但实际上已超出对具体医疗人员的意见，他们是对医疗行业、相关政策和制度甚至整个社会体制不满意。

媒体助推舆论强化了医患敌意 舆论在反思医患关系时是不停摇摆的。当发生一起患者被伤害的事件后，舆论会高举道德大棒，把医生当成敌人，一边倒地站到患者那一边，严词谴责医德的堕落和医风的败坏。而过段时间发生一起医生被伤害、被羞辱的事件后，舆论又会站到同情医生的那一边，谴责患者的蛮横、偏执和极端。

这样的舆论摇摆中，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都会选择报复对方，对对方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医患关系在摇摆中自然不断恶化，这一次的伤害事件，可能就埋藏着下一次对对方的报复和伤害。

敌意加剧 暴力登场

从哈医大杀医事件来看，医患矛盾不仅来源经济矛盾，各方的舆论都指向医生和医院无良。总之，错误的舆论、医疗和医院的体制落后、法律法规不完善，极少数医生缺乏人文素质道德无良，都导致了患者对医院的敌对情绪和对医生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和医患之间的对立，经媒体报道，更容易在社会上形成“破窗效应”：窗户上有一个破口，就会有更多的石头投向它。

而国内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另一方面，患者在一次次不信任情绪累积后，看病遭遇挫折或者不公正待遇时，往往诉诸的只有暴力。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信，就堵死了和平解决问题的通道。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双方都有自己信任的第三方来担任自己的代言人和合法利益维护者。可惜我们现在的政府自己不是，也没有找到这样的第三方。这就涉及医生群体自律与他律的问题，包括医生真正济世救人、心怀父母心，主动排除各种金钱利益的干扰；也同样包括监管部门对这种黑暗现象决不姑息，遇一例严厉查处一例，坚决把害群之马清除出医疗队伍。目前看来，一些医院与监管部门对于一些“没有道德底线”的医务人员仍然睁只眼闭只眼，放任、纵容甚至同流，大有大贪，小有小贪。

作为患者，会为自己的不信任找到很多理由，比如担心医院乱收费，担心粗心的医生会下错诊断，担心缺德的医生会坑自己。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些个案不能成为理由。先入为主地把眼前替自己看病的医生，想象成会坑害病人的恶魔，本身是愚昧无知。

只能丢掉这种无知的偏见，在良善的沟通中选择信任。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

事实上，没有相应的权利保障，医生与患者注定都是体制下的弱者。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而“教育”和“医疗”就是被拖累的两个大户。今年，我们终于有望实现一个承诺近20年的目标——教育投入占GDP的4%。然而，政府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也是一个长期低迷、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的指标。2011年，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

投入偏低，造成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城乡与东西部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医药不分家带来的“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药市场监管不力带来的医托作祟、假药横行„„这一切恰与国民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形成反差。百姓在温饱之后，健康长寿的欲望激增，求医问药时却殚精竭虑。人命关天，一些非理性患者便将怨气宣泄到了一线临床医生头上。

除了政府对于医疗系统加大投入以改变现状之外，医疗费用的合理性、医疗行为的安全性、医疗流程、医疗事故的鉴定、赔偿都应该有规范的法律体制来保障，而这些同样是政府责任。如果任由医患关系紧张，必然导致弱者继续相残，最终结果便是“丛林规则”——谁拥有暴力，谁“赢”。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携手迎击共同的敌人——疾病。处于对立的两极，只会两败俱伤。因此，请将手术刀对准制度之弊，请像提升教育投入一样，为提升医疗投入而呼吁努力。

这，才是让医生再不挨刀的治本之策。

无论李梦南的杀医案是因为对医生的误解，还是医患矛盾为基础引发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为杀人案叫好，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要恪守底线，尊重人的共同价值。如果我们的社会赞扬施暴者，无视受害者，那么这个社会就真的是病入膏肓了。另一方面社会的管理者也应该反思，我们的社会也要恪守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看的起病，每个老百姓活的都有尊严的底线，这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生存的基本要求。

台湾慈济人写的一本书上说了这样一段话，面对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丑恶现象的时候，以暴制暴是一种方法，但不是我们采取的，我们要扩大善，当真正把善扩大到足够地步的时候，恶不就剩不了多大的空间了吗？我们要去强调那个杀人的凶手不是一个医患纠纷，而是一个刑事案件，但他也是受害者，据媒体报道，他3岁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现在还在服刑，母亲没有去带他，他跟爷爷一起相依为命，爷爷得了癌症，而他可能也是一个受伤者，是这个社会病了，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过去我们没有把爱给他。

改善医患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希望患者对医生少一些苛责，多一些理解，有病治病，别闹。我们也希望医生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理解。医者父母心，别敷衍，理解万岁。

第五篇：浅析当代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

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研究的薄弱环节。作为应用的规范的伦理学，道德理论与原则体系的研究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而作为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最基本理论的人道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各类相关著作与论文提及最多的概念。但在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方面，存在不少误区。

1．义利之争：生命伦理思想的基本对立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兴起的一个基本背景就医学道德难题的涌现。可以说该学科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动力是现代医疗生活面临着大量的医德的难题，需要有这么一门学科，这么一群人着力研究，寻找合理的道路，正如首次提出生命伦理学的Potter所说，“生命伦理学是为人类更好的生存开处方”。

现代医疗生活的复杂性使得伦理学进退维谷，使得分析或判断的结论往往莫衷一是。所以现代医学伦理的焦点演变为解决医德难题。美国上一个世纪70年代发生的“爱琳案件”可以看作一个起点[1] 爱琳案件：美国迈阿密布曾发生一起不寻常的诉讼案。一个女孩刚出生就被发现患有严重疾病，是让她自然地死去还是使她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她的父母和医院方面请求法官公断。晕个名叫爱琳的女婴一离娘胎，医生便发现她的背部有个红色肿瘤，如果不动手术，脊髓液流到脑中就将造成致命感染或畸形发育。即便实施了手术，让孩子自生自灭。可是医院方面不同意，说手术有成功的可能，爱琳可能长大成人。医生们同时也承认孩子将终生瘫痪，但他们坚持要为孩子动术。

该案例道德冲突的焦点是义务论的生命神圣与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由此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医学伦理学的道德难题，大多数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相关。

其实义利之争始终是伦理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古今中外的伦理思想史均有描述，只不过传统的伦理学在理论的冲突中，更多地将天平倾向与道义论。

现代医学面对的最大的伦理学挑战是道义与功利的冲突。几乎所有的生命伦理学难题均与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有关联。例如人体实验、安乐死、优生学、残废新生儿处置。

其实，面对许多涉及义利之争的道德难题，伦理学只有永远面对，而无法根本化解。

传统的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学的往往是“舍利取义”的选择，那么，是否现代伦理学或医学伦理必然是“舍义取利”？

2．功利与价值：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特点

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应用，显然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区别与传统的医 务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没有该理论的存在，无法构建现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框架。问题是功利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能否替代义务论、人道主义以及相关的原则？作者考察了一些著作、教材、论文，发现在这两个基本理论的关系上存在不少缺陷，具体说，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应用存在大量的误解。

根据作者多年的体会，中国医学伦理学理论的最大误区，就是功利主义与价值论的不恰当的使用。在此，简单举几个实例：

笔者曾经出了一个简单的医学伦理学问题：一项医学研究，可以拯救200万儿童的生命，但不可避免地要伤害20名儿童的健康乃至生命，这项研究是否可行？在没有学习过医学伦理学的学生中测试，回答有些困难。但是对于一些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工作者，回答竟然也令人吃惊：可以讨论或可以做。

该问题实质上是医学研究中伦理学“义利之争”的极端化与尖锐化，但回答应该是十分明确的。人道主义的原则必须绝对压倒功利主义或有人主张的集体主义。

在对待生命的态度方面，是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与价值论冲突最尖锐的领域。国内的一些论著在讨论该问题是问题较多。

作者出过一道考题：现代医学伦理学对待人的生命最基本的态度应该是A、生命价值论 B、生命神圣论 C、生命质量论 D、生命质量与价值论。绝大多数学生回答的是“D”或“A”。作为人道主义的“生命神圣论”有局限性，但并不意味可以用功利主义的“生命价值论”替代其地位。人类古往今来对待生命的最基本态度应该是对生命神圣性的尊重。生命价值论只能是对生命神圣论的补充与完善。

国内的一些论述在两种观点中制造了太多的模糊结论。例如“人的生命之所以有神圣，就在于它是有价值的，即有价值的生命是神圣的，毫无价值的生命，即使延长1小时，也并不神圣。”[2]在这里，“生命价值”成了“生命神圣”的前提条件，如此伦理观如何人道？试推理，任何时候人的生命价值均有不同，那么人的生命权利是否也有所不同？

对于安乐死的伦理学证明，也表现出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安乐死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还是功利主义，是一个生命伦理学的大是大非问题。从解除病人的痛苦，尊重病人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出发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从生命的质量，生命的价值，以及避免医疗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等，是功利主义主义的立场。前者是安乐死的正确立场，而后者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负价值，在消耗医疗资源的病人均应该安乐死。这时的安乐死道德吗？只有从人道主义出发，符合病人权利的安乐死才是道德的，其他根据均不是安乐死的出发点。

3．医乃仁术：并没有过时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基础

“医学人道主义自本世纪6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却遇到了严重的挑战，其内容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使得我们难以摆脱医学伦理学困境，因此，人道主义的伦理学显然不适应新的情况了。”[3]

医乃仁术是中国古代医学家对医学的定性，对于现代医学同样如此。医学是人道的事业，人道主义的精神始终是医学灵魂。

医学人道主义一直就是医学界坚持的最基本的道德思想。除去古代包含在各种医家道德思想里隐含的人道思想，就近代医学道德文献中处处均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字眼。

世界医学会1949年采纳的《日内瓦协议法》中指出：“我庄严地宣誓把我的一生献给人道主义的事业......决不利用我的医学知识违背人道法则。”

1975第29届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东京宣言》中指出：“实行人道主义而行医，一视同仁地保护和恢复躯体和精神的健康，去除病人的痛苦是医师特有权利，即使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也对人的生命给予最大的尊重，并决不应用医学知识作相反于人道法律的事。”

1977年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通过的《夏威夷宣言》就是针对“由于可能用精神病学知识、技术做出违反人道原则的事情”，提出了精神科医生应遵循的10条道德标准。

面对医学道德难题的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仍然应该将人道主义作为最主要的理论或指导思想。医乃仁术对于现代医学并没有过时。

作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现代医学伦理学》一书中，坚持将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最基本原则，而在原则指导下的大部分医学道德原则，均来源于人道主义的理论思想：例如尊重生命、有利无伤、自主原则、公正原则、保密原则、病人权利等等。与功利主义相关的原则有生命价值原则、公益原则等等[4]。国内其他的许多教材延续了这一规范理论构思。

考察以下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缺少的不是功利主义和价值论，而是人道主义与医学人道主义。

4．消除两极：医学中“人道功利主义”的谬误

人道功利主义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医学伦理学界提出的一个道德理论的新概念，认为：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是生命神圣论与生命质量论的有机结合和高度统一。用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观点，用道义与功利相统一的观点去看待人的生命的问题，去解决人的生命的问题这是人道功利主义原则核心要求，也是人道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属点。人道功利主义原则的理论点是“德”“得”相通，“义”“利”统一；理论机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理论取向是义利兼顾，以义为先；基本信条是人道必须顾及功利，功利必须以人道为前提。人道以功利为内容，功利以人道为目的。在各种生命利益冲突时，坚持个体生命利益服从群体生命利益，暂时的生命利益服从长远的生命利益。[5]

人道功利主义主要误区在于奇迹般地化解两个完全对立的道德理论。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一个对立的理论，均可以如此化解的话，这个世界既简单又美妙。但是对立的化解，可能是极端的出现。

两极存在的重要价值在于维持一种必要平衡。而且每一种道德理论均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例如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是一种思想的对立。通常我们鼓励积极的理想主义，但是悲观主义对于人类的思想也有积极的价值。就以生命伦理学建立的基本背景为例。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人类生存的困惑，均是生命诞生的重要背景。但是，真正的生命伦理学确立的思想背景与悲观主义有直接关系。可以说，生命伦理学建立的重要背景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与其对立悲观主义。如果我们没有对人类生存的忧患，没有对科学技术发展深刻担心，又和谈“为人类生存开处方”？罗马俱乐部是一个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学术组织，曾因发表《增长的极限》为人类敲响警钟。西方的生命伦理学恰恰是在以悲观主义为思想基调的对人类生存的忧患与困惑中诞生的。

人道主义与功利主义对立不可避免。在现代社会这种对立更为尖锐。这就要求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坚持人道主义思想，坚持医学人文精神；此外，还必须用伦理学的智慧，在对立中寻找“合理的平衡”。

5．合理的平衡：生命伦理学的理论出路

就医学传统来看，医学人道主义显然是医学实践中行为选择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据。这是由于医学亘古不变的本质所决定的。此外，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道德思想也不例外。例如对前述“爱琳案件”的看法，赞成或反对的意见一定很多，但没有绝对可以说服他人的伦理学根据。统一的、一致的道德规范体系在现代社会成为了一幢空中楼阁。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伦理学不在需要统一的理论体系，只是说这种统一性下面必须具有一定的包容能力。[5] 道德理论的多元化是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境遇。单一的理论与多极理论是区别传统与现代伦理学的重要标志。多极必然导致冲突，因此生命伦理学面对困惑并不奇怪。

医学人道主义的确在多元化道德理论的挑战，但绝不是放弃人道主义的基本点。道德理论在应用中有的策略问题，道德原则也可能在应用发生变形。但基本点不会改变。例如国际生命伦理学的权威，恩格尔哈特在其《生命伦理学原理》中主张的“允许原则”。[6]该原则在规范伦理背景应该是“人权”或“病人的权利”。涉及到人的权利理论更靠近人道主义，而不是功利主义。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主题为：生命、人性、权利。[7]无论怎样去够建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一个基本点无法根本改变，那就是只能是人道主义的生命伦理学，而不是其他。医乃仁术是医学的精神，也是生命伦理学永恒的精神。我们可以用更多的道德理论来“合理地平衡”我们的选择，但绝对不是替代。多元理论并不意味着混乱的理论体系。在国内的许多医学伦理学著作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的混乱。

现代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应该建立的是以人道主义为基本点的多元理论平衡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