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读后感

第一篇：《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读后感

历史背后

——读《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有感

裘真经济学基地班

41501089 常言道：知人论事。要想论其事，必先谈其人。蒋廷黻是中国历史学地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志在外交。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作为学者，他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而是这本仅五万余字的《中国近代史》。[1]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而且充分反映了那一代受过西洋教育而深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反观中国近代史时的心态，以及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思考。

作为“书生从政”的代表，其言行、其历史观必不自觉得受其政治倾向的影响，然而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2]

正是因为历史观的偏差，导致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史料的选择、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这一点在前两章中尤为明显。因而本文将就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在蒋廷黻先生理论的基础上，试分析晚清初期的中国外交。

一、天朝上国的自大

受明朝和清前期所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以宗藩关系为主要形式的东亚国家关系模式影响，清朝的统治者将这种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模式外化为整个世界的国家关系格局。这种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导致清朝在一开始面对西方来使时就抱有轻视的心理。

例如，1793年，英国王室派马戛尔尼勋爵率使团来华，谋求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时，使团甫一靠岸，来迎接的清军便冲了上去，在船队上插上许多“英吉利贡使”的彩旗，礼品清单则一律写上“贡物”二字。热河行宫觐见时，乾隆帝更是一口回绝了英使的建交请求，发诏说：“„„你们表奏上说要派你国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这和天朝的体制不相符合，万万不行„„西洋国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国，如果大家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贵重的物品，应有尽有，所以不需要你国货物„„”

正如蒋廷黻先生在书中所言：对西方国家的轻视直接导致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忽视与洋人的交流，也就导致了中西方语言不通、风俗不了解，进而导致了双方在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常会因误会而导致误判——中方低估西方的实力，军队溃败后又心有戚戚，畏葸不前；西方高估中方实力，以为中国一心求战，获胜后便洋洋得意更显傲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盲目自大在一夜之间被打破了，之后形成的巨大落差致使清政府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畏夷。这种心态导致了那些办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害怕出错，害怕得罪洋人，害怕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了另一场战争。而那些负责管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则几乎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如琦善、耆英者，他们在经历了战败后缺失了对继续抵抗英军的信心，他们已经认识到以中国八旗子弟这些中古时代的军队去抵抗扛着近代化武器的英军是不现实的。恰是这些“自知之明”迫使他们签下了《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望厦条约》。蒋先生在书中说他们签下条约是识时务，然而我以为这并非是识时务，而是出于一种被放大的恐惧，或者说是出于晚清官场生态的驱使。晚清官员在面对夷务时无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面对英国人提出的要求，他们以为这些都不算丧权辱国，毕竟租借的是偏远之地，开通商口岸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协定关税更是便于管理、利于清朝；殊不知这些在近代外交中都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在清政府统治者沉浸在由天朝上国到军事弱国的巨大落差的恐惧中时，有没有人已经觉醒了呢？自然有！他就是林则徐。林则徐在历史上被划分至抵抗派（即蒋先生所谓“剿夷派”），但是在抵抗排中也分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顽固守旧派和思想开明审时度势的开放派。而林则徐就是这“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蒋先生在书中说林因为害怕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故不敢直谏要求学习西方。我以为这为大谬。固然，林则徐作为士大夫阶层，身上仍难免有士大夫一族在乎名声欲名垂青史的习气。但是，能写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之人，因禁烟而险遭除官之人，亲自组织编撰《华事夷言》、《四洲志》、《九国图志》之人岂是会因名利而放弃直谏的？

联系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近代史，开始做近代史研究，但是出的研究成果却是参差不齐。许多人开始给大奸大恶之人翻案，说他们可怜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或说他们也是迫于形势，甚至说他们才是审时度势者。而对于历史上早有定论的英雄人物却是不断挖掘资料歪曲历史试图翻出英雄的所有丑恶面，妄图以其缺点掩盖其英雄事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着实令人感到心惊胆战。历史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改变，但那也是建立在完备的史料之上的，并不是断章取义、凭空捏造。林则徐作为销烟先驱就应该得到赞扬，耆英、琦善作为谈定、签署卖国协议的人就应该被唾弃，而不是不断找理由为他们开脱，因为这既是历史的局限性，也是其本人的局限性，并无他由。

二、由一强到列强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短短二三十年间，正是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阶段。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当其生产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国内和殖民地的市场已经满足不了英国，于是他开始尽力开拓海外市场。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东方市场。

这段时间内，东方主要大国——中国、印度、日本纷纷被打开了国门。且不论中国，印度在经历了莫卧儿帝国式微、马拉塔人取而代之却最终覆灭后，印度王公大多承认了英国的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宗主国地位。日本在经历了黑船事件后被迫打开了国门，而萨英战争则迫使日本重新审视西方文化改而开始了明治维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东方国家都有一种被英国侵略丧失民族自信心的经历。

而这一时段的英国正处于鼎盛期，海外的殖民扩张空前鼎盛，在面对中国如此辽阔的地域而又有如此封建保守的政府时，英国人的想法便是占领市场，掠夺原料。因而蒋廷黻吸先生所谓资本主义若是目的纯洁便不为帝国主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对于英国而言市场和原材料是最重要的，如果协议不成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战争。而这个协议如果是对于一个平等的工业国那么就会是一个平等的协议，如果是对一个农业国那么这必会是一个具有一定贸易歧视的协议，当时的中国如果按蒋先生所言选择接受，那么结果必会是成为又一个印度而不会是今天站起来的新中国。

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向西欧各国和美国传播，西欧各国和美国的生产力急剧上升，故其对海外市场、资源的渴望也与日俱增。彼时，不甘于英国一家独占亚洲的西欧各国和美国纷纷加入到了瓜分亚洲的行列中。法国占领了东南亚，步步蚕食中国的藩属国，还与中国签订了《黄埔条约》；美国通过黑船事件迫使日本打开国门，还与中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俄国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张领土，同时与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和《瑷珲条约》；德意志统一稍晚，但其也在南太平洋占领了一众岛屿，同时增派传教士入中国。

然而这一时期的清政府却毫无危机意识，尚未意识到欧洲列强已由一强变为多强，仍是一昧求和以求自保。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琦善得势，进而以琦善为首的抚夷派再次抬头。在与英国签订了条约后，面对美、法来使，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给美、法通商权利，那时美国、法国必将感谢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和不做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嫉妒，早已声名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定约。[3] 这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对于如何外交、外邦是何心理完全不了解；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的法制体系完全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仍然处于中古水平。

三、大厦将倾的内部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具有一种由盛转衰的必然规律。开国者，大多平民出身，既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愿意不拘一格地提拔出身低微之人，以才定官职，较少出现冗官现象；又相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懂得民心可用，时时体察民情，杜绝官僚主义作风，节制己欲。然而“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日日想着大兴土木满足私欲。国库空虚，便卖官鬻爵，上行下效，最终开国者所想杜绝的东西便被其子孙一一拾回。

以外交为例，《清史稿》载：“雍正五年，定恰克图市约，置办理俄事大臣，不为恒职。咸丰元年，改归理藩院。十年，文宗北狩，特置专官办理抚局。其冬，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奕䜣领之„„又有外国人兼代领事者„„康熙初，俄国通使，未垂为制。同治六年，始遣使办理交涉„„光绪元年，定出使制„„”[4] 可见，清朝与外国的交流是早就有的，然而却一直未能成制。直至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签下条约了，方才匆匆设立类似于外交部的总理衙门。而总理衙门的内部机构划分也具有强烈的殖民色彩，“三年，改为英、法、俄、美四股。后改俄、德、英、法、日本五股。”整个总理衙门仿佛只是为了与列强交涉而设，人家打来了便设一股专事与之交涉，而毫无半点积极向外探索，与其他国家建立邦交之意。

在此期间，清朝与外国唯一的交流就是传教士。而对于清政府而言，传教士的功用不过是画画、修花园，而从不会想到如明朝一样修改历法，修订农书，观察天文。这种封闭自守使得整个清朝一直陷于固步自封之中。

可以说整个清政府是缺乏前进动力的，而唯有让那些改革进步人士，让那些给予侵略的西方列强，推他一记，他才会缓缓往前移动一步。毕竟清朝背负了太多的“祖宗之法”，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一心只念着“祖宗之法不可废”。然而就算是改革进步人士也是有私心的，就如康有为重名利权欲，张謇靠着翁同龢力挺才当上了状元郎。在清末的大环境下，若要一人全无私心的为民服务自是不会有的，毕竟当时的社会氛围无法使得当时的人有那样的觉悟，而当时官场的环境也容不得一心为人民服务而毫无贪念的官员的存在。

但是，当一个社会已经容不下一个不贪之官员存在的时候，岂不是大厦将倾之际？

四、结语

正如蒋先生在书中所言，对一国而言外交虽然要紧，然而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因素。究其本源，清朝在外交上的失败还是在内政上的不足，这些不足体现在方方面面，小到火柴的制造，大到机械、船舶的制造。而这些内政上的不足若论改进，除非变革社会制度，否则在一个封建君主制的国家妄议进行工业革命是绝无可能的。

1911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迈出了中国社会制度近代化的第一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标志着中国完成了社会制度的现代化。

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下，中国经济迸发出巨大活力，而中国外交也向着跟负责任的大国外交前进。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沈渭滨

[2]在此书被湖南岳麓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陈旭麓先生所写的《重印前言》 [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P19~20 [4]《清史稿》卷一百十九志九十四职官六外务部（三四四七—三四五〇）

第二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大家风范--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

读完这本书,虽然多有不懂之处,仍绝得受益不少.史家之笔,毕竟与文学家有别.为文学许笔端常带感情,而治史学则需要冷静的头脑和明辩的理性.这样才可以力求避免感情用事的偏颇.而史家之行文据理性但并非无感情.如蒋先生此书就是把枯燥的历史写的言简意赅又不乏动人的文笔.这本书不象一般介绍历史的“宣传册”,那样容易让人心生排斥感.作者确实把汗牛充栋的史料吃透后简明扼要的诉诸笔端,使出学者也能从中读出趣味,激发情感.这种治史的境界应是我们后学者楷模.时常亲近这样的大师之作,必然会有览名胜入宝山的感受与收获.读了这本,心中欢喜,只读了这一本,却已是大学岁月的尾声了.想象过去的日子,想想许多该读而未读的书,不禁感慨万千,悔恨不已.然逝者已永不可追,来日尚有许多事要做,自然不可坐而期待,左思右想,只有踏踏实实地抓住真切的现在,安静浮躁纷乱的心情,认真的从好书中吸取营养,是为当务之急.人生之大事,乐事,也该是一生不懈追求的事.感受大师风范,眼界为之一宽,心中审美的高度也拔高了许多.未读之前,仿佛井底之蛙,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有多大,再三品读之后,不由的惊叹佩服,学林中原来有这般醒人耳目的精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透过文字,领略大师的风采,感受学海浩瀚,分辨作品的高下.渐渐地审美的眼光也不断提高.此刻,心中浮现了王国维先生关于境界的论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无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我将在这条路上奋斗,求索不息

第三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铭 记 历 史

——读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有感

上周我阅读了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原著于1938年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我所阅读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发行的版本。三天的时间我读完了这本书，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新的认识与体会，并深深折服于作者治学严谨的态度以及深刻而不失风趣的文笔。他对中国近代史所做的透彻的分析不同于一般的史书读物，读完后让我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以下是我结合作者的叙述，根据自己的读书笔记整理出的各章主要内容以及自己的心得体会：

第一章为剿夷与抚夷，专讲外患。处在“中古”状态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连被西方列强打败而不知民族危机，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这期间，清政府内分为剿夷派与抚夷派，剿夷派虚骄自大，抚夷派服输不图振作。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咸末同初时，恭亲王奕与文祥认识到时代的不同才想到改革。

本章中让我有深刻体会的是以下几点：

一．近代的邦交是一把双刃剑，是当时的大困难，也是大机会。如果当时能进行高度的改革，而不是否认日益强盛的西方国家，这样也许可以继续维持历代我们在东方的光荣地位。

二．在鸦片战争以后没有人立即维新。我想中国人守旧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士大夫阶级又缺乏大无畏精神与独立性，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是不可动摇的。这就使我们民族白白浪费了20年的光阴，在更多年的以后让民族受到压迫与歧视。

三．这期间我们签订了很多的不平等条约，而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根源我认为是当时民族的无知，我们的法制达不到近代文明的水平，放弃了一些很重要的主权却以为无关紧要。

在看到民族浪费了20年光阴后，我感到痛心，近代中国人迂腐的思想阻碍了民族的进步，让国家在以后备受压迫。

第二章为洪秀全与曾国藩，专讲内忧。清王朝受到了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曾国藩领导湘军为了清王朝的统治而战。洪秀全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却忽视了社会革命，最终以太平天国的失败告终。曾国藩在维持清政府为政治中心的前提下，一方面革新，接受部分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守旧，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

我认为太平军在初期顺利的原因不是本身的优点，而是因为是一股新兴的势力，而洪秀全并不是想建设一个新国家，他想建立一个新朝代，他的失败，证明了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 物，他最注重精神教育，认为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改革。其次他利用宗族观念来加强军队的团结力，最重要的是他注重为人，不忽略做事，对所做的事情尽心尽力。他的事业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虽然他进行革新守旧，对我国近代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他不明白清朝是不能救中国的，而他所操练的湘军私有军队的精神更是传给了以后的北洋军阀，阻碍了国家未来的统一，这些都是曾国藩守旧的弊端。

第三章为自强极其失败，专讲洋务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失败。奕与文祥从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认识到中国应该接受西方文化的军事部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认为应“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成立北洋海军，以国防为目的开设学堂、造船厂、招商局等设施。但是由于洋务运动并不彻底，最后还是失败了，而后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

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们全面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为了近代化的军器，要培养技术人才去驾驶，为了近代化的交通，要有电报局与造船厂的设立，而新式国防需要更多的费用，所以创办招商局。而他们却忘了近代化的国防最需要的是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所以洋务运动进行的并不彻底。不仅领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改革，时代与人民更是不允许他们彻底改革，民众的迷信是民族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极大阻碍。书中还讲到了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而这种投资混合政治作用的就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注重商业的推销，而国际贸易的自由减小，就会引进市场竞争。最后资本主义国家要竞争原料，绝大部分要行使帝国主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的实质。

在由于朝鲜的内乱而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中，因为在战略战术上都低于日本，我国最后只能以签订《马关条约》告终，为以后的瓜分狂潮埋下了伏笔。

第四章为瓜分及民族之复兴，讲了瓜分狂潮、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和北伐战争。其实主要讲了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三个救国方案。

以下是我整理的读书笔记：

康有为等人在变法运动中抓住孔子作为思想傀儡，因为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其次他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就是抓住了政治中心，他调整了行政机构，废除了考试中的八股文，但是由于满清皇室顽固派势力庞大，康有为还是失败了。而义和团运动是反对民族近代化的，与洋务运动及变法运动是背道而驰的，失败是其必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则应时而生。

孙中山对近代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受过科学的教育，他的革命方案是精密可行的。他提出革命应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而这是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打倒了清朝，扫除了民族复兴的障碍，为国家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湘军演变的北洋军阀是民族宗族观念的体现，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就是让我们国家走上正规的方法，但是当时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军和革命党支持他，很少的人可以真正了解他的思想。民国十三年时，他曾改组国民党，联俄容共，创办黄埔军校，培养未来革命军的骨干。

这本书前两章叙述了我国近代内忧外患的大背景，后两章讲述了四个救国方案，脉络清楚，让我对中国近代史有了重新的了解。这本书如同讲故事，让我快速读完并受益匪浅，在现代社会，我们在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忘记曾经的历史，应该铭记历史教给我们的一切。

毛雅菲 英语0904班 学号：2009111635

2010年5月7日

第四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这本书被称为“诺大著作堆垒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玑，让人叹绝”。的确，这本五万字的小册子，在其他历史学家的巨著面前显的渺小，可是书中足够在近代史的浩瀚书海中独领风骚。

本书薄薄一小册，却贯穿了中国19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到20世纪抗日战争前的近百年的历史。此字字珠玑，却不疏漏任何史实，对历史的评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像现在许多历史学的教科书，千篇一律，被主流意识所驱使着，没有自己的观点。

《中国近代史》是蒋廷黻一生研究近代史的思想精粹，他将本书看做是其近代史研究的序言。本书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在受到西方思想的冲击之后，蒋廷黻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全盘西化”！这点与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思潮相同。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激进的人，这点在书中文字也可以看出。

但他的激进是进步的、理性的。

他对近代史有自己的看法与主张。要将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浓缩于五万字，可见他在面对这段历史的了然于胸，一个个历史片段、一个个历史人物精心安排，字字珠玑。可谓是一字千金啊。但蒋的这本书因与主流意识形态所不相一致，多年来一直为主流学者所忽视。难怪它会使我耳目一新，因为我们一直被主流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着。

这就不免使人感到困惑，到底还有多少历史事实是被主流意识所控制，阻碍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蒙蔽在主流的阳光之下？

但好书如同金子，不会永远被埋没。如今，它呈现在我们眼前，是此书的愿望和读者的幸运。

读来整体觉得此书通俗易懂，完全感受不到大师与读者的距离。我们已对中国近代史有所了解，在读完此书之后感到震惊。一些历史事件、人物在脑海里颠覆了！

蒋廷黻对近代历史上种种人物进行了评价。其中对林则徐、琦善、丁汝昌和刘步蟾进行了颠覆性的评价。我们眼中林则徐和琦善：一个是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一个是收受洋人贿赂的奸臣。而蒋廷黻却认为林则徐：“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因为他当时觉悟到中国较之与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开提倡”。这评价很多人都大跌眼镜吧！但回头看看林则徐的作为，他将开眼看世界的成果交给好友魏源，魏源以此编成《海国图志》。林则徐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落后之处，却不敢自己公开提倡！所以蒋廷黻说他是中国旧社会的最好产品！如林则徐这类人都将自己的名声看得比国家更重，何况是别人呢！

反观琦善：“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固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这样的震撼反差，是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带来的。

在震撼之外，更多的思考。

他在这本《中国近代史》的总论里，把中国能否走出“中古”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作为全书的理论主题，显然渊源于此。他写道：“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这句话是本书的主线，四个问号更是他对近代中国的期盼，这振聋发聩的反问，问醒了多少沉睡的中国人！

这两点是看我之后最大的体会，也是看完多本历史著作后有别于其他的感受。在此以后，看历史书需要多想一点，更进一步。在众多的异口同声的观点中要有自己的理解。面对主流意识所树立的楷模也需持怀疑的态度。这是学习该有的态度。

再看历史学家该做的！是堆砌史料，陈述千篇一律的观点，还是深入研究，敢于挑战正统呢？主流意识仿佛是太阳、引领者，跟在其身后的作家们，该看看事实了，为主流树楷模，为主流写“正史”，赞扬英雄，唾弃小人？英雄永远是英雄，小人永远是小人吗！史料不断翔实，历史课本该改的有多少！

相信会有更多的蒋廷黻出现，还历史的天空一片湛蓝！

第五篇：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大家风范--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读后

读完这本书,虽然多有不懂之处,仍绝得受益不少.史家之笔,毕竟与文学家有别.为文学许笔端常带感情,而治史学则需要冷静的头脑和明辩的理性.这样才可以力求避免感情用事的偏颇.而史家之行文据理性但并非无感情.如蒋先生此书就是把枯燥的历史写的言简意赅又不乏动人的文笔.这本书不象一般介绍历史的“宣传册”,那样容易让人心生排斥感.作者确实把汗牛充栋的史料吃透后简明扼要的诉诸笔端,使出学者也能从中读出趣味,激发情感.这种治史的境界应是我们后学者楷模.时常亲近这样的大师之作,必然会有览名胜入宝山的感受与收获.读了这本,心中欢喜,只读了这一本,却已是大学岁月的尾声了.想象过去的日子,想想许多该读而未读的书,不禁感慨万千,悔恨不已.然逝者已永不可追,来日尚有许多事要做,自然不可坐而期待,左思右想,只有踏踏实实地抓住真切的现在,安静浮躁纷乱的心情,认真的从好书中吸取营养,是为当务之急.人生之大事,乐事,也该是一生不懈追求的事.感受大师风范,眼界为之一宽,心中审美的高度也拔高了许多.未读之前,仿佛井底之蛙,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有多大,再三品读之后,不由的惊叹佩服,学林中原来有这般醒人耳目的精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透过文字,领略大师的风采,感受学海浩瀚,分辨作品的高下.渐

渐地审美的眼光也不断提高.此刻,心中浮现了王国维先生关于境界的论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无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我将在这条路上奋斗,求索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