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及其研究方向（大全五篇）

第一篇：试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及其研究方向

试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及其研究方向

郭树勇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进入低潮，一方面与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过去的研究视野稍显狭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体系，至少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苏联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等四个子系统。与时俱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应该借鉴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资源。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的遗产与困惑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中国学界曾经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经验，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北京大学梁守德教授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北京大学李石生教授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研究，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对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复旦大学刘星汉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念的研究，人民大学冯特君教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姜琦、张月明等教授对苏联问题的研究，外交学院鲁毅教授和国际关系学院张季良教授关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上海交通大学俞正樑教授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现象的原因的研究，以及中央党校姜长斌等教授对苏东问题的研究，等等，成为后学研 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知识基础，也为外交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可以这么说，中国之所以避免步入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外政策模式，之所以成功地探 索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汪洋大海里始终能够战胜惊涛骇浪，除了战略文化、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和国际关系诸因素以外，国际共运与民族解 放研究成果对决策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苏联解体后，昔日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方面有突出优势的中国学界和苏东学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低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之所以进入低潮，一方面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转向，现实世界的根本性变化，对长期以来被奉为圭臬的斯大林释义下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挑战；另一方面表明，我们不可能完全按照过去的路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需要另辟蹊径，从现有的所有文明成果和学术资源中汲取新鲜养分。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形势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一是系统性不强，人们往往基本上是选择其语录，了解马克思主义对待国际事务的出发点，运用原著中有关论述来指导国际关系研究；二是虽然对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未对全面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具体的阐述；三是相关研究成果偏少，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表的论文篇数仅占国际关系理论论文量的5%弱。与此相反，近年来，国外特别是西方学者的研究颇有成效，出现了一批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问题的有影响的著作，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科克斯的《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他们受葛兰西、卢卡奇等人及法兰克福学派影响较深，独特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当代条件下的嬗变。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形成了若干观念，其中两个尤为突出：一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缺乏体系性，认为马克思没有专门地研究过国际政治，也无意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透视国际政治的思想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仅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或扩大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20世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没有给予足够的学术关注。如果第一个观念暂且成立的话，那么第二个观念似乎有失褊狭。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体系。它至少有以下四个子系统(见表1)，即：以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为主要视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为主要视野的苏联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霸权、批判精神和资本主义世界为主要视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以及以和平与发展、国家崛起与融入世界为主要视野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1)以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为主要视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主要代表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以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等哲学理念，来研究国内政治与社会矛盾，进而扩及国际政治。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主要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交换与社会革命的内在必然性与外在实现形式。其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概念是：“世界历史”、“世界性场所”、“世界交往”、“世界市场”、“世界革命”、“殖民制度”、“商业战争”、“民族压迫”、“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阶级斗争”等，他们的主要结论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缔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用现代国际关系学的术语述之，经典作家的主要国际关系思想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一是国家利益是各阶级对本阶级利益普遍化和共同体化的社会建构，形式上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二是国际社会是一个世界体系，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世界结成了一个经济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有机体，而殖民制度和商业战争则揭开了现代国际关系的第一幕；三是国际冲突、国际合作和国际格局等国际关系，根本上是“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四是“国际政治的秘密”是大国之间的霸权政治与侵略战争，要“根绝一切战争”和结束霸权政治的最根本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其目标是创造一个以和平作为国际原则的新社会；五是世界生产力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将逐步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最终导致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实现共产主义。

(2)以帝国主义战争、民族解放为主要视野的苏联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主要代表是列宁、斯大林等，他们主要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角度，探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必然性与外在可能性，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概念体系，如“阶级斗争”、“殖民制度”、“殖民战争”、“世界革命”、“民族解放”、“民族压迫”、“世界市场”等，同时对于“世界革命”概念的含义进行了重新界定，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新概念，如“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一国革命”、“和平共处”、“帝国主义和平”、“时代”、“战争正义性”；也有了一些新的判断，如“民主的和平”只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世界上存在两个平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力量包含总危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等，提出了世界革命的新思路。具体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时代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人类进入“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二是这个时代国际关系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强者公然掠夺弱者”，世界体系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三是帝国主义把世界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民族压迫国际化、全球化，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四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和不断重新划分殖民帝国；五是战争与和平都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帝国主义战争与“民主的和平”是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六是和平共处是处理过渡时期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等等。(注：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8～668页；梁守德、洪银娴：《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8页。)

(3)以霸权、批判精神和资本主义世界为主要视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其代表人物是葛兰西、科克斯、吉尔、沃勒斯坦等人。这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受到卢卡奇、葛兰西等影响下的重视社会本体论、市民社会建设和社会批判精神同时又兼顾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思想方法，它显然是一种思想庞杂、不乏矛盾的思想体系，有时也称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二战之后的各种思潮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融合和碰撞的产物，它试图发掘和弥补马克思在非经济领域的思想潜能，光大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哲学取向，同时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应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统治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借鉴了许多新的学科，其术语也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例如：“国家”、“市民社会”、“世界体系”、“中心”、“边缘化”、“社会批判”、“依附”、“文化领导权”、“霸权”、“公共领域”、“生产国际化”、“历史结构”、“优势竞赛”、“文化重建”、“文化殖民”、“实践旨趣”、“意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等等。其内容较为广泛：第一，霸权是权力、观念与制度的统一体，不仅是物质力量，还是文化领导权，摧毁霸权不但表现为暴力冲突，还表现为文化领域的斗争；第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的核心与欠发达的边缘之间存在着剥削交换关系，并对应着不同的劳动控制形式；第三，社会、国家与秩序具有辩证关系，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新的社会力量反过来又塑造了国家结构，而这种国家结构若在不少国家范围内发生同样的变化和“溢出效应”，则会改变世界秩序；(注：[美]罗伯特•J.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载罗伯特•O.基欧汉编，郭树勇译，秦亚青校：《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232页。)第四，国际关系研究应该重视历史社会学方法，把当今的国际现象和国际实体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段、文明环境和国际国内因素互动背景之下考察，其中生产关系、社会力量与政府合法性等因素发挥了重大作用，(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168页。)等等。

(4)以和平与发展、国家崛起与融入世界为主要视野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半个世纪以来，三代领导集体所代表的国际关系思想，一方面继承了经典作家的思想，如“全球化”、“世界交往”、“和平共处”等，也创造了一些独特的概念如“一边倒”、“三个世界”、“武装共处”、“反帝统一战线”、“改革开放”、“国家利益”、“一国两制”、“韬光养晦战略”、“国际关系多极化”、“世界新秩序”、“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念”、“战略机遇期”等。另外，一些新的命题也令人耳目一新，如“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发展是硬道理”、“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国家利益至上”、“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人权高于主权是站不住脚的”等。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转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世界大战可能避免，维护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广大殖民地纷纷独立后，世界“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国际社会出现了两大阵营、两个中间地带以及三个世界，即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亚非拉经济落后国家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两个中间地带，“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除日本之外的亚洲、整个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注：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3页。)三是发展中大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要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真正做到不结盟，既要反对霸权主义，又要发展与西方大国的正常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对国际问题，按事件本身是非曲直作判断；四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提高世界交往力，坚持改革开放，逐渐融入国际社会，为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迈进打下基础。五是国家根本利益高于政治制度利益，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可以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形式。六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要理性地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其中包括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但坚决不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冲破意识形态障碍，扩大党际交往对象，尊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在政治制度变迁上的选择，在地区冲突问题上持相对超脱态度，反对超级大国对我制裁干涉同时又要发展友好关系，从而开创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新局面。(注：颜声毅等：《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概论》，北京：长征出版社，2002年版。)七是以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等。

上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四个子系统，是从思想体系来分类的，若将之抽象化和简单化，纳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分析，则可以视为三个形态的外化。这个三个形态即为经典形态、发展形态和当代形态(见表2)：

从图表可以看出，四子系统的分类是相对的，形态分类是对系统分类的补充。不同的系统之间有交叉性，如苏联子系统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托洛茨基虽然生活在苏俄时代，却坚持不断革命的理论，实际更像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又如毛泽东与邓小平虽都有其中国特色思想，但却对时代判定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毛泽东的思想只能是发展形态与当代形态之间的过渡形态。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部分，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但从形态分类上看，西马的葛兰西-沃勒斯坦-科克斯不能构成独立的发展阶段，只能勉强地归入发展形态。从这个意义上看，形态分类也是相对的。

三、借鉴西方国关理论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关思想研究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流派(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均为美国产物。严格地讲，除了美国学派之外，北欧学派、法国学派特别是英国学派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囿于篇幅，我们主要阐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兼顾英国学派的一些成果。美国理论所以成为国际学界的主流，除了美国本身是超级大国，“拳头大，声调高”，大力推广其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外，客观上美国学派的理论针对性强、研究方法创新、现实功能明显。表3可粗略说明这几个特点。

然而，具体到我们的研究与美国理论如何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个问题上，学界往往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是长时段的大问题。即两类制度如何斗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而西方学说主要解决具体小时段的问题，两个学说的层次和高度不一样，难以平等对话。第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立足点是世界主义的，而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是国家主义的，为了国家崛起要求马克思主义向西方理论借鉴，似乎有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之嫌。第三，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学说在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上是根本对立的，具体上谈相互借鉴有难度。

对这些观点，我们逐次分析。第一个观点。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从宏观出发的，而美国理论多是中观或微观理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种现象与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之间的视野差别有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大多起源于大陆国家，反实证主义倾向明显，思辨性较强，往往是从原则和立场出发，对经验特别是具体情况下的经验规定得不甚详细；而美国理论多半受实证主义影响较大，即使是原本辩证性很强的建构主义理论，也逐渐接受了结构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这种差别在很多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都存在，却没有影响交叉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从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受到柏拉图、李嘉图等人的影响，恩格斯的国家起源思想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启发，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借鉴了霍布森的《帝国主义》，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与法国人类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江泽民的“新安全观”与1982年帕尔梅委员会的合作安全概念也有某种重合。近2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霸权、世界秩序、世界体系等问题上的开创性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借鉴西方理论中的有用成果。

第二个观点。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就其本源而言是世界主义的，它关注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高度发达和危机的程度下，如何进行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它并不排斥对一些民族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从经典形态向发展形态、当代形态的转换过程，就是不断正视和接纳民族主义的过程。我们认为，至少有四个因素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经典形态向当代形态转换，它们分别是时代主题因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角因素、全球化进程因素以及民族主义因素。前三个因素是重要的：时代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形态转换的一把钥匙，一战前后、二战前后以及冷战结束前后的时代变迁，意味着国际关系实践体系的变迁，时代主题变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必须发展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苏俄(联)以及中国先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角，各个政治实体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不同地位以及本民族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导致了理论形态建构方向和特色的不同；全球化向世界的展开程度和范围，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生成，150年来全球化从欧洲向世界范围转换，从经济领域向非经济领域转换，并且逐渐为国际关系行为体所接受。与上述三个因素相比，民族主义似乎更为重要。

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相对立且远较后者更为强大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潮，是任何社会学说都不能低估的力量，是现代世界的规定性。在现代性尚未完全丧失其合理性和现实性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学说都试图假其名而行之，或者至少不能完全排斥它，否则就不能成为一种实践性政治学说。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却又接纳民族主义的过程。最初，马克思并不否定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好政治形式，但是随着全球化与世界交往的扩大，国家被国家间相互依赖所代替。19世纪下半叶，工业化的普及、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拓展、新康德主义对黑格尔主义的取代、工人运动的国际化，均表明了19世纪初盛行于欧洲大陆的民族主义出现了弱化，而正是这种弱化是形成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经典形态的基本因素。但是这种趋势没有一直发展下去，“工人没有祖国”论断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在20世纪初期遇到了严重挫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显示了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各国工人都站在本国的战壕里殊死保卫自己的祖国。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再度兴起，是导致发展形态的主要缘由。列宁抓住了这个机遇和挑战，果断而天才地提出了“一国革命论”，把建设共产主义的视角从世界范围转移到一国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族主义的又一次演示，它加速了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也把列宁与威尔逊共同倡议的民族解放运动推向新的高度，雨后春笋般的民族国家带动了叠又一波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浪潮，苏联、东欧、越南、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虽然坚持了国际主义原则，但这种原则往往是“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苏论战与珍宝岛冲突、中越边境冲突等再一次彰显了民族主义对于国际主义的巨大影响力。

第三个观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学说确实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并不能说两者之间没有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都是开始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社会进步向前的观点，与美国学派中的理想主义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列宁与威尔逊总统共同倡议“民族自决”原则。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与现实主义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两者都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的，只不过后者认为是人性之恶造成了国际冲突，而前者则强调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冲突是国际冲突的基本来源。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相似点在于，两者都认为世界是某种力量的建构，而这种力量不独是物质力量，用马克思的话说，“现实不仅仅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律令，而且是由意识影响的”，“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列宁也说，“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而且创造客观世界”。关于美国主要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我们可以用表4来简单图示。

从表中不难看出，美国主要流派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许多的联系，就本体论而言，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特别是建构主义更近一些，三者都认为，国际关系学面对的对象世界，根本上讲不全是物质的，而是社会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论点更加支持了这种看法，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研究马克思主义借鉴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成果是可行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目前大行其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研究，都是一种成功的尝试，加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独特贡献，似乎从其政治经济学到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符合逻辑的发展。从认识论上看，四大流派都全部或部分地坚持可知论，承认世界是客观的，有一定的规律性；不同之处在于，建构主义(实际上也包括怀特、布尔代表的英国学派及其他传统现实主义者)坚持不能完全用实证主义的态度对待主体建构的世界。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主义与建构主义更接近一些，都坚持社会学方法论。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完全可以借鉴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概念和新制度主义的权力与制度关系的角度，也需要从建构主义那里汲取理论资源。

建构主义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理论。建构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学方法，尽管释义学、符号学方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历史很长，但真正促使国际政治社会学(IPS)成为一门学科，从本体论的角度对待国际政治，则是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兴起。不能把建构主义的兴起简单地等同于IPS的兴起，后者的意义更为广泛。IPS与IPE一样，从大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不过前者侧重于从社会性和国际政治文化，后者注重从利益、成本角度来进行研究。马克思既是政治经济学大师，又是“政治社会学之父”。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显示出了他独特的社会实践本体论思想。我们从建构主义和IPS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世界交往”思想，并进而把握马克思的IPS思想。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世界交往”的概念，从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的高度对世界前景做出科学的判断。世界交往不是纯粹的物质概念，包含精神交往的成分，类似于世界性生产关系，但这种生产关系中有文化认同的内容。马克思把世界交往看成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本动力，“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时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页。)在马克思IPS思想中，世界交往概念是“世界生产力”、“经济全球化”、“战争”、“世界革命”等概念的基础，同时，世界交往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页。)可见，由建构主义研究进入IPS研究，由IPS进入马克思的IPS思想，从而深化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

第二篇：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研究

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研究 刘明定

[提 要] 我党一贯把总结经验作为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来运用、继承和发展。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 在经验总结的目的、条件和方法等方面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 这种经验总结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继承和发展了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经验总结思想。研究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 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经验总结 思想

坚持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 坚持立足本国又放眼世界, 汲取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是我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我党一贯把总结经验作为重要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来运用、继承和发展。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经验总结思想, 研究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 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境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的发展历程

邓小平一贯重视总结历史经验, 他认为党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都是宝贵财富, 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最可靠的。他曾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 也有反面的,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1 ]“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 就能达到统一全党思想, 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2 ] “我们不靠上帝, 而靠自己的努力, 靠不断总结经验, 坚定地前进。”[3 ]

邓小平对中国革命与建设基本经验的总结, 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改革开放以来, 他对历史经验有三次比较集中的总结。

第一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向何处去? 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禁锢, 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 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避免了思想上的混乱和政治上的不稳定,正确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 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文件体现了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代表性的经验总结思想主要有: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论述、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等, 都是在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后作出的理论概括。对此, 邓小平曾指出,建国以来30 年的经验教训,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 是一笔难得的财富, 其中蕴含着极其宝贵的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后来, 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谈到: “‘文化大革命’, 十年浩劫, 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 这以前, 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4 ] 因此, 只有认真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 才能避免“文化大革命”这类**以新的形式出现。

第二次是在党的十三大召开的前后。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强调要注意把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经验相结合。邓小平认为在中国这么大的落后国家里搞社会主义“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5 ] , 这就需要不断地探索和总结。代表性的经验总结思想有: 十二大开幕词邓小平提出的“走自己的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是总结建国以来党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

第三次是1992 年的南方谈话。1989 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 中国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邓小平对如何认识和解决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系统的总结, 这期间代表性的经验总结的思想主要有: 1992年发表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在十三大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 提出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6]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观点[7] ,把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总体而言, 这几个阶段的总结, 其总的方向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就具体内容而言, 前一阶段的总结, 带有拨乱反正性, 主要是总结“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所提供的经验教训, 解决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后一阶段则主要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经验, 解决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

二、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 主要体现在《邓小平文选》三卷之中, 通过一系列的报告、谈话等来体现。

(一)总结经验的标准和目的总结历史经验的标准和目的是什么?

首先是“总结历史, 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 而是为了开辟未来。”[8 ] 邓小平认为: “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 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 才有好处。”[9 ]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又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其次是汲取教训, 避免错误。邓小平认为: “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 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

[10 ]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 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 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 ‘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1]

(二)总结经验的条件

总结经验需要一定的条件, 这个条件主要就是丰富的实践, 包括理论实践、生产实践等等, 否则经验就成了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具体来讲:

其一要靠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 也是一种方法论, 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毫无疑问仍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邓小平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他强调: “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 ⋯⋯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时代和任务不同了, 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 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 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12]“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教条, 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 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 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13]

其二要靠日积月累。理论———实践———理论, 循环往复, 一次比一次的认识更丰富, 更生动, 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 一次比一次更接近对必然王国的认识,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邓小平认为, 在经验总结上也有一个日积月累, 不断丰富的过程, 认识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就是根据四川、安徽两省的丰富经验在全国予以推广的。建国初期到八大,我们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 在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但最终却“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 ⋯⋯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14]十二大邓小平提出“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八大的时候比较, 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 经验丰富得多了, 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15]随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 邓小平还指出: “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 还会遇到新问题, 然后提出新办法。”[16] 1992年他又指出: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 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

[17]

其三要靠一定的方式。主要包括调研、考察、实验等方式进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没有正确的发言权。邓小平认为, 很多经验都是群众发明创造的, 要积累经验必须到群众中去, 到全国各地去, 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他在1975 年左右关于整顿的前期考察,1983 年赴苏州等地考察, 1984 年到深圳、珠海、厦门、上海等地考察, 1986 年天津考察, 1991 年上海考察, 1992 年南方考察等, 通过这些调查研究, 了解和掌握全国各地人民群众丰富的实践经验, 对此进行了总结, 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最具代表性的考察就是1992 年的南方谈话, 这次考察对我们党开好十四大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还提倡在实践锻炼中积累经验。他指出: “干部要有深入群众, 熟悉专业, 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18]青年干部“现在经验不够, 过两年经验就够了。”[19] “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 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20 ] 邓小平还提倡通过实验来积累经验。1985年他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指出:“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 路子走得是否对, 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 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21]1986 年他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是强调:“从另一个意义来说, 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实验。”[22]我们的改革开放一段时间以来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之路, 鲜明的体现了邓小平靠实验来积累经验的思想。

(三)总结经验的方法

做事情要讲究方法, 进行经验总结也需要讲究方法。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方法主要有:

其一要及时。也就是对经验要总结及时, 对问题要纠正及时。他曾指出: “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 有错误就赶快改, 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23]“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 对的就坚持, 不对的赶快改, 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24]

其二要实事求是。典型的实例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他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 也指出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他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 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 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 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 这样做, 不行嘛!”[25]“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能说是路线错误, 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 是什么就是什么。”

[26]“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 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 才有好处。”[27]

其三要全面。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是总是讲究全面性,既立足历史和现实, 又立足国内和国外, 又看正面和方面。正面与反面, 历史与现实, 国内与国外经验都兼顾。邓小平认为: “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 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经验, 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28]他曾指出: “我们粉碎‘四人帮’, 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 „„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29]“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 也有反面的,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30]他还指出:“我们走的路还会有曲折, 错误也是难免的, 但我们力求及时总结经验, 不要犯大的错误, 更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 不敢大胆前进。”[31]“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 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是能够办得到的。”[32]充分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思想。在如何对待国内和国际经验的问题上,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 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33]“经验这个东西很贵, 今后还要花钱买经验, 要力争化很少的钱买更多的经验。”[34]“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 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 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受苏联的经验教训, 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35]“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 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 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

[36]“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 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 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37]正是因为在对待经验的问题上, 坚持全面性,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的特点

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 蕴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思想, 具有鲜明的特点:

其一, 把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 具有深厚的现实性。邓小平一生“三下三上”,[38 ]两次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 但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 他总是把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认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 作为我们衡量做的对或不对的标准。”[39]1980年他在与外宾谈话时说: “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 „„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40]

其二, 把总结经验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 具有鲜明的开拓性。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要把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41]“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 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搞清楚这个问题。”

[42]体现了坚持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 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开拓性。

其三, 把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相结合, 具有浓厚的人民性。邓小平指出:“一个党和它的党员, 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 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 领导群众前进。”[43]“改革是大家的主意, 人民的要求。”[44]“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 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 都是基础创造出来的, 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5]体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对群众负责、向群众学习的无产阶级群众观。

其四, 把总结历史经验与面向未来相结合, 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性。邓小平指出: “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46 ] , “总结历史, 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 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 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47 ] 正是坚持这一原则,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维护了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 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又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四、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的时代启示

总结经验, 从哲学角度看, 就是立足于当前实际对以往的实践进行认识和再认识, 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 总结经验一直是我们党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要环节, 及时总结经验, 成功运用经验, 汲取教训, 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经验。马恩“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毛泽东通过对革命及其历史经验的总结,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 邓小平“靠不断总结经验”, 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解决了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可见, 有了马列经典作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才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坚持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 坚持立足本国又放眼世界, 坚持立足历史又放眼未来, 吸收和发展了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经验总结思想, 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促进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在我们党长期以来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确立的。以史为鉴, 可以明白得失, 回顾历史, 从邓小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验总结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其一, 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我们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经验, 也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经验。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 只有坚持这条思想路线, 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 进而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推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其二, 必须深刻把握我国的国情。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依据。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同样, 也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第三,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找到正确的道路不容易, 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更不容易。我们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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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相关研究方向

（十一）伽玛氨基丁酸相关疾患共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

采用遗传影像学、神经生物学、神经药理学、受体分子结构生物学及药物设计、高通量测序技术、生物信息学及系统生物学的多学科交叉方式，从遗传学及表观遗传学变异与微进化、伽玛氨基丁酸神经递质的传统中枢表达及外周组织器官的“异位”表达、伽玛氨基丁酸介导的抑制性神经环路调控及其与其他神经递质系统的相互关系、生物学系统模块调控网络等多级水平，研究伽玛氨基丁酸系统在重大神经精神疾患及其他常见复杂疾病发生中的共性机理。从而为相关复杂疾病及其共病问题的有效诊治，提供理论指导。

（十四）脑科学研究

开展以下研究：1.光控大脑技术研发和应用，包括微米尺度的光电极修饰、加工；神经环路标记；光调控的电生理等；2.脑疾病动物模型的建立，包括精神分裂症，癫痫，自闭症，脑中风等；3.应用光控大脑技术研究精神分裂症、自闭症等神经环路层面的发生机制和治理机制；4.结合神经信息处理技术，研发临床脑疾病神经调控的技术和器件，用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和干预。

（九）基因筛查技术

开展基因筛查技术用于优生优育、骨创伤康复治疗、抗衰老医学等研究。

（十）老年病及老年保健产品

开展老年痴呆早期诊断技术及药物开发等研究。

第四篇：思想政治教育的论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比较方向

“政治教育”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敏感词汇，因此国内外都鲜有专门提出以“政治教育”为研究目的的著作。但事实上，对于政治教育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其实早以涉及，只是没有明确提出，很多国家关于政治教育的研究始于政治社会化问题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国家研究政治社会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界50、60年代。1958年，美国学者戴维•伊斯顿和罗伯特•海斯首次发表了有关政治社会化的研究论文--《政治水浒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59年，海曼在《政治社会化：政治行为之心理研究》中首次系统阐述了政治社会化理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美、英、意等国陆续出版了一大批相关著作，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教育的研究开始走向国际化。

关于政治教育，从来都是避而不谈，十分隐晦，美国在1982—1987六年的时间里，政治行为方面的研究文章经统计只有寥寥几篇：在所统计的125期主要政治期刊中，过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只有14篇可以称作是论述政治教育问题的。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的原因。其一，政治科学研究的重心与兴趣转移。其二，政治学研究的实证方法，侧重技术手段，忽视价值评价，因而导致研究结果的出入和失真。例如，早期对政治教育的研究认为，公民青少年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并不强烈，也不定型，它对成年期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就没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其三，这个阶段的研究在公民权利与义务关系方面失衡。在对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片中了公民的个人权利，忽略了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对公民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的研究也不够深入。

近年来，在国外发表和传播的关于政治教育的论著主要有：《社会化过程》（Bugenthal and Goodnow, 2000）、《美国应募入伍人员的军事态度》（Bachman, 2000）、《中学生的社区服务：公民疾患的医治？》（Niemi, 2000）、《服务学习与政治社会化》（Owen, 2000）、《性别角色社会化对福利政策形成的潜在影响》（Taylor, 2000）、《父母与同级群体的环境滴儿童道德推理发展的影响》（Walker, 2000）、《大众行动的个体根源：性别、平等与政治参与》（Burns, 2001）、《趋向于民享与民有的科学：运用发展科学促进公民社会》、（Learner, 2001）、《在政治差异分界线上促进沟通：大众传媒的作用》（Mutz, 2001）、《28个国家的公民与教育：14岁期间的公民支持与参与》（Torney—Purta, 2001）等。该领域的学术论文，在美国出版的《政治学文摘》、《社会学文摘》、《心理学文摘》等期刊上均有反映。至于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十分活跃，比如德国。

德国关于政治教育研究的历史是相对来说较早的了，并且长期受到美、英、法等国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重视。“联邦德国是少有的政治家、学者和其他专家都普遍关注政治教育的国家。”德国的政治教育发展是十分成熟的，研究学者众多，研究成果也很丰富。从19实际末期至今，涌现出了一大批蜚声国内外的政治教育学者，代表人物有德国公民教育的先驱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 1854—1932），文化教育学派的杰出代表李特（Theodor Litt, 1880—1962）和普斯朗格（Eduard Spranger, 1882—1963）； 当代政治教育家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 Giesecke, 1932--）等，他们的研究集中在政治教育基本原理、政治社会化理论、政治教学法、政治教育史等诸多方面。因为语言因素，这些德国政治教育家的很多文献著作没有被翻译成中文，这也就成为制约我国学者研究德国政治教育的一大障碍。

其他欧美国家也有大批研究政治教育的专家学者及其著作：克劳森和凯里主

编的《变迁中的政治权力结构、社会化和政治教育》（1988年，法兰克福），斯扎博的《匈牙利的政治社会化》(1989年，法兰克福)，迈耶伯格和德克尔主编的《东西方的欧洲观念》(1992年，奥尔登堡)，康利和托瑞斯主编的《政治教育：北美透视》(1993年，汉堡)，克斯佩利、克瑞和斯图姆费主编的《国家与公民：后共产主义东欧的政治社会化研究》(1993年，布达佩斯)，法纳主编的《反思政治、社会化与教育：面向21世纪的国际展望》(1993年，奥尔登堡)，克劳森主编的《政治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方向》(1994年，汉堡)，法纳主编的《民族主义、种族关系与认同：跨国比较透视》(1994年，新布瑞斯威克)，霍利主编的《制度变迁中的政治意识与公民教育》(1994年，华沙)，克斯佩里、杰曼、凯瑞和斯图姆费主编的《从国民到公民》(1994年，布达佩斯)，法纳、德克尔、迈耶伯格和杰曼主编的《东西方的民主、社会化和冲突中的忠诚：跨国比较透视》(1996年，纽约)，加里克的《当代世界的青年与社会变迁》(1998年，沃斯扎瓦)。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国外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大概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后，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兴起逐步发展起来。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王瑞荪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2001）、王玄武等编著的《比较德育学》（2000）为代表运用通关比较、专题比较、综合比较的方法对国外的政治教育的某些要素例如目标、方法、内容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另外还有一陈立思的《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1999）、苏崇德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1995）、苏振芳主编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2009）为代表，从国别研究的角度，对国外政治教育的总体情况做了介绍和专题研究。还有以高峰所著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研究》（2005）、蓝维等著的《公民教育：理论、历史与实践探索》（2007）、唐克军的《比较公民教育》（2008）为代表，从公民教育的角度对国外政治教育进行研究。这些著作，对国外政治教育所进行的介绍与研究及其有价值。

在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德国政治教育研究是起步比较早的，研究程度也颇高，当前成果集中体现在当代德国著名政治教育学者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史及学校政治教育课程改革等领域。如学者张淑媚关于赫尔曼•基泽克（Hermann Giesecke）“批判政治教育思想”的研究，詹栋梁的《斯普朗格文化教育思想及其影响》（1981）等。

经过笔者搜集整理，关于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文章大多散见于《思想教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外国教育资料》、《高等教育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中学政治课教学》、《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研究》、《高教文摘》、《大学生》等期刊上。这些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实地考察后的介绍。如郑永延的《美国学校的政治观及价值观教育》；二是对相关资料的直接介绍。如美国《公民学》的文章，对该书重点内容的归纳和特点概括。三是对相关资料的综述与分析。如《价值观与未来—美国集中主要价值观教育方法简析》等。

第五篇：论文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示意

学前教育与初等教育衔接问题

义务教育方面如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研究

教师教育方面如小学教师专业成长研究

教育管理方面如小学班主任管理的艺术研究

家庭教育方面如家校教育观念差异的比较研究

德育,劳动技术教育等方面如感恩教育的探索与研究

美育方面如小学美育与小学德育之关系研究

教学理论与教学改革方面 如合作学习研究、自主学习研究、探究学习研究等。

课程理论与课程改革方面如小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现代教育技术方面如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研究

教育心理学方面(如参与意识,意志品质,学习兴趣的培养;学习方法的指导;学习困难问题等)

心理健康方面（小学生心理健康、小学教师心理健康、学习心理健康、小学生异常心理的辅导、厌学心理的研究、注意力训练等）结合学科教学的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语文学习心理研究、数学学习心理研究）

双语教育与心理的研究

各学科教学各方面(如教材,教法,评价等)的研究

二、选题示例:

《浅析小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

《小学语文/数学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的探讨》

《信息技术在小学语文/数学教学中应用》

《试论培养小学低年级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途径》

浅析书法对培养教师素质的积极作用

浅析新疆民族学生对汉字书写的认知误区

结合自身学习心得论如何更有效的提高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汉字书写技能

浅析中国书法实用性与审美性的关系

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语言。

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小学数学开放性教学模式的研究。

小学数学教学中转化后进生的策略。

计算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怎样恰当地应用多媒体手段.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怎样把握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小学数学表现性评价的实施与运用

小学数学表现性评价的信度述要（或研究）

小学数学表现性评价的效度的多维审视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评价的诉求

小学数学鼓励学生“做数学”（hands on math）的探索

小学数学对学生思维创新思维的培养

小学数学学习态度过程性评价与尝试

小学数学教师数学观的调查

小学数学模式的讨论与探索

评小学数学课堂与自主设计模式与学生的自主学习

新疆农村小学数学教学质量的现状与调查

实习数学教师知识对数学教学的影响研究

小学数学新课改热点问题探讨

新课改背景下的“有价值的数学”的解读

生活经验视角下的小学数学教学

小学数学“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新课改理念下的小学数学教学评价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怎样把握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

小学数学教材建设的思考

小学数学学材的开发与运用

小学数学课程资源的开发

计算器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人文化小学数学教学的建构

小学数学教学智慧的生成途径

数学情感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数学阅读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数学日记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作用

新课改背景下的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研究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研究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的动态性研究

网络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的整合多媒体技术与小学数学教学的整合小学数学教学中转化后进生的策略

小学生数学学科品格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学思维品质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学个性化品质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学文化素养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学信息素养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学创新意识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学应用意识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学交流能力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学猜测能力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学审美能力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感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数学符号感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空间观念的培养策略

小学生统计观念的培养策略

小学数学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数学语言

小学数学课堂引导小学生主动参与的策略

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导学策略

小学数学课堂问题情境创设策略

小学数学概念教学的实施策略

小学数学复习功能的拓展策略

小学数学作业设计的优化策略

小学数学操作教学的优化策略

小学数学体验学习的引导策略

小学数学合作学习的组织策略

小学数学研究性学习的渗透策略

小学数学开放性教学的实施策略

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思想方法的策略

小学语文教师专业化及其发展

语文教师教学风格对小学生个性形成的影响

小学语文名师成长研究

小学生视野中优秀教师的调查研究

小学语文教师教学能力调查研究

小学教师教学语言现状调查与分析

小学语文教师素质研究

小学教育专业文科学生科学素养的调查研究

小学语文教师培养目标的比较研究

小学语文教师科研意识和行为研究

语文学科性质研究

语文学科人文精神研究

中国古代母语教育研究

中国古代启蒙教育研究

传统语文教学与现代语文教学比较研究

中外小学母语课程设置的比较及启示

国外小学母语教学的基本特点及启示

新课标理念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变革

语文教学大纲的发展变化研究

小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研究

小学拼音教学及其研究

小学识字教学及其研究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及其研究

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文本解读与教学

小学生语感能力的培养与发展

新课改背景下的阅读教学误区研究

阅读对儿童个性的影响研究

小学语文教学呼唤对话教育

小学语文情境教学探究

语文教学语感教学研究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流派研究

小学生习作教学研究

小学语文教师习作指导研究

小学习作评改策略研究

小学作文教学流派研究

小学口语交际教学研究

口语交际教学模式的构建

语文教学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研究

小学语文教学目标体系的建构

语文课程标准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体现

小学语文校本课程开发研究

小学语文第二课堂研究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评价

小学生课余生活调查研究

研究性学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现状的分析及其研究

信息时代小学语文教学的策略

小学语文课探究活动的现状和策略

小学语文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小学生语文家庭作业布置研究

小学生课外阅读策略探究

档案袋在小学语文学习评价中的应用

小学生语文学习中收集和处理信息能力培养

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课程的整合体态语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提问的策略研究

校外活动对学生语文学习相关因素研究

少儿经典诵读教育研究

网络对小学生语文学习的相关影响研究

电视节目对小学生语文学习的影响研究

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运用新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汉字起源发展演变与小学识字写字教学研究

识字教学中的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等研究

词语教学中词义演变研究

训诂学与小学语文教学

古代诗歌与小学语文教学

童话与小学语文教学

外国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

名家名篇在小学语文课中的教学

民间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

古代文学名著在小学语文课中的教学

儿歌的创作及其教学

小说及其小学语文教学

诗歌及其小学语文教学

散文及其小学语文教学

民间文学与小学语文教学

神话与小学语文教学

英语听说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拓展

英语语音基础在字母、单词和句子教学中的体现

如何处理好小学英语教学中听说与语法的关系

小学英语听力学习—听力习惯养成的最佳时期

大学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优势与劣势

英汉语言差异对中/小学英语学习的影响

中/小学英语学习策略的调查分析

中/小学生英语课堂交际策略的调查分析

民、汉双语班英语课堂教学模式的调查分析

少数民族中/小学英语学习现状的调查

情感因素与小学英语教学

促进小学生积极主动学习英语的教学策略

新疆小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现状调查

小学英语词汇教学探索

小学英语课堂教学评价研究

优化新疆小学英语教师队伍结构的思考

小学英语合作教学研究

新疆中小学英语教学衔接问题的研究

小学英语活动课教学模式研究

朗读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全身反应法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乌鲁木齐少数民族中小学英语教学现状调查

乌鲁木齐小学英语教师教学技能现状调查

注：

1.研究方向示意所示方向并非本专业所有研究方向，同学选题若不在此范围中，只要和小学教育相关便可。

2.选题示例中的选题主要起示范性作用。同学在选题时可以有自选题目。此外有些题目不同方向的同学皆可选择：例如“网络对小学生语文学习的相关影响研究”一题，亦可作“网络对小学生英语学习的相关影响研究”，“网络对小学生数学学习的相关影响研究”。依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