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贪官忏悔录里的权力镜像

第一篇：2014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贪官忏悔录里的权力镜像

中公教育—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2014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贪官忏悔录里的权力镜像

有媒体记者梳理了2013年部分因贪腐受审官员的法庭“最后陈述”及悔过书发现，几乎每名贪官都会对自己的人生和罪行做出总结，虽然最后陈述形式和内容各异，但核心内容大多是请求轻判。(1月12日《新京报》)检阅每一名落马贪官的悔过书，我们都会惊讶地发现，这些饱含热泪的肺腑言，都隐含着一个可怕的假设，即再给他们一个为官的机会。然而，生活终究不是童话，人民的权力也不是被戏耍的筹码，假设论从来都只适用于“事后诸葛”的幡然醒悟。而事实上，权力在运行中早已给了他们无数次的“假设”：假设第一次受贿后便惴惴不安，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顺理成章”;假设第一次权力寻租时，会想到自己会因此而锒铛入狱，或许当初就不会如此“肆无忌惮”。遗憾的是，当他们手握公权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公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将自己“斩于马下”。

后悔药从来都不存在。可透过这些忏悔，我们看到的是“边界模糊与管理失范”的公权镜像。比如对公权的限制与平衡、对人性弱点的规避与讨论，这些早已不是第一次提及。然而，虽有前车之鉴，却仍不断有步后尘者。这是贪官忏悔录里呈现出来的最为失望的镜像。

更为错乱的是，不管落马贪官的悔过书多么字字泣血、令人“声泪俱下”，他们给社会的警醒作用却总是在“肤浅”的表面。一些还未犯罪的官员可能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倒下而抑制欲望的滋长，一些已经犯罪却还没被发现者，似乎也不能从中读到警醒的教育价值。

在欲望跟前，一些人心中的恶或被激发。这个时候，就需要在人性之恶与国家制度之间，形成一个动态的监督体系，让制度以公共的名义将那些个人之恶扼杀在摇篮里。而要解决这个难题，严肃法律法规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的制度设计不能给贪腐留有死角，因为反腐的重点并不在于抓了多少贪官，而是我们的反腐体系能否从根本上防止他们贪腐。贪官忏悔录里，已经投射出了当前防腐系统漏洞百出的权力镜像。我们能做的，或许只能是让防腐制度更加细致缜密，让权力践行者更加小心翼翼，否则，倒下的贪官只能是个案的终点，却不能完全呼应民众对制度反腐的殷切期盼。(张 剑)

文章来源：陕西人事考试网（http://sa.offcn.com）

第二篇：2013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特赦贪官”

中 公 教 育·厦 门 分 校

2013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特赦贪官”近日，制度反腐专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提出“特赦论”，建议特赦贪官，以换取他们对政改的支持。一些有影响的法学教授、经济学家、媒体人士如何家弘、张维迎、邓聿文等，表态支持，观点大体一致：为减少反腐败的阻力，应以特赦来解决腐败存量的问题。一些专家甚至想以特赦来换取有原罪的贪官们对改革的支持。

我相信，“特赦论”出自专家，动机一定是好的，也一定有相关专业考量作支撑。但请恕我眼拙识浅，总觉得“特赦论”有点难以自圆其说。以特赦贪官来换取贪官对改革的支持，似乎有些抓小偷还得小偷支持的味道。小偷是要抓的，但须示好先行：只要不再伸手，已偷的不治罪。

据说“特赦论”有香港的成功作例证。廉政公署成立之初，香港警界非常腐败，许多警察被判入狱，引发部分香港警察上街游行，后又冲进廉政公署总部大打出手。为此，时任港督麦理浩发布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重罪及已展开调查的案件外，对1977年1月1日前所犯下的贪污罪行不予追究，由此减少了改革阻力，香港由贪腐严重的地区一跃成为亚洲廉政的模范生。我想，即便真有其事，35年过去，事件的体制、法治与民意背景已发生根本转变，不宜轻率地“拿来主义”。

我们正在不断地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除非修改法律，除非现行法律规定的情节，就不能视贪污为非罪，就不能特赦贪官，以取悦贪官的方式换取贪官“莫伸手”。我们始终宣称坚守主流价值观，要人民群众相信邪不敌正，相信执政党反对腐败的决心、勇气、智慧与力量。现在，为了所谓减少改革阻力，为了避免有人冲进我们的“廉政公署”，就把骨头软下来，就用妥协、讨好代替依法惩处，到底让群众相信什么呢?

有人只看到严刑峻法并不能阻止“前腐后继”，却没能看到普遍投机心态之下，没有严厉有效的依法查处，腐败将更加难以收拾。坐飞机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数千万分之一的概率，诱使绝大多数人甚至不用考虑风险，就毫不迟疑地选择舒适、快捷地抵达幸福彼岸。特赦贪官，不仅实际上降低贪官“出事”的概率，那些贪有所得或巨额财产与眷属已转移国外的贪官们也未必领情，未必不会继续侥幸赌一把。他们领会的可能不是回头是岸的机会，不是社会的宽恕，而是法治的软弱，是害怕惹恼他们上街游行、打砸司法机关。不赞成“特赦论”，但维护专家们表达的权利，有什么想法，先说出来就好。关键是，制定反腐战略与具体政策的部门，一定要慎之又慎，不可陷入浮云遮望眼。

如果你在寻找的路上，不要迟疑与彷徨。这是一句歌词，也是我对国家反腐大局及其“顶层设计”最想说的。

第三篇：浙江省公务员面试热点-忏悔录里看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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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湖南省交通系统要案频发，被称为塌方式腐败。居于高风险的职位，面对找上门的各色人等，贪官落马前与之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成为他们的寻租工具。对于工程招投标中的“围标”等行为，他们更是毫无顾忌地直接给业主打招呼，并从中收受贿赂。

经湖南省纪委调查，湖南交通系统系列腐败案涉案人员27人，包括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冯伟林，湖南省交通厅原党组书记、副厅长陈明宪，以及原副厅长邹和平、李晓希等4名厅级干部和16名处级干部先后落马。2014年6月，冯伟林因受贿4000多万元，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7月，邹和平因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陈明宪被控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和索要他人财物折合共 5000余万元，已于2014年11月开庭审理。

从身居高位，一呼百应的厅官到独自面对办案人员，他们的心理落差和腐败劣迹从忏悔录里一览无遗。

功绩无法为“失足”买单，权力欲使人在陶醉中沉沦

冯伟林、邹和平、陈明宪3人的权力之大、资金支配之巨，不容小觑。从自信到自负，从自满到骄狂，内心的贪欲在失控权力的牵引下，越来越张狂，最后翻车落马。3名厅官都出身贫寒，也曾努力工作，甚至成为专家型干部。能够走上领导岗位，他们都付出了大量心血。然而，工作业绩也无法抵消他们犯下的罪过。

陈明宪：带走我的那一刻，我眼前一黑，真如晴天霹雳。我还幻想着明天要上矮寨大桥，3 月31日参加我亲任大桥指挥长的大桥通车典礼，接受鲜花、赞誉和媒体采访„„然而现实是，我已身陷囹圄。我曾日夜操劳，一心扑在事业上，为湖南交通“十五”计划任务圆满完成，为“十一五”发展作好铺垫、打好基础。但是，另外一种负面“阴霾”逐渐笼罩着我，关系成了工程招投标的灵丹妙药，处于权力漩涡中央的我，自然地成为主要目标。

我自1995年5月开始任路桥总经理，6年间，党政职务一肩挑，一呼百应威信高，这种权力欲使人陶醉，令人飘飘然。尽管这时候我还比较谨慎，还能以事业为重，但这种对权力的倚重和争取更大权力的欲望与日俱增。

冯伟林：我在高墙里、在忏悔中度日如年。高速公路管理局和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是政企合一，拥有几千个亿的资产，权力是很大的，涉及的利益也很多。我在上任之初，也曾雄心勃勃，慷慨激昂。但是我并没有从心底里去问问权从哪来、权为谁用、怎样用权。到了后来，滥用权力，为家人、亲人和朋友办事。

我家是一个半边户，出身比较苦。党把我培养成一个副厅级干部，我情系高速，倾注汗水。但是我最终走向了反面，现在我要为我的违纪违法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邹和平：我曾经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上进心的青年，但是随着职务提升、权力加大，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失足成千古恨。特别是近几年来，自己对权力看得极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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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自己快到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于是为他人打招呼、揽业务而收取贿赂，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朋友既是‘玫瑰’，也可能是‘罂粟’”

近些年，湖南高速公路建设迅猛发展，投资量多达数千亿元。作为手握大权，一个招呼、一个条子就可使人一夜暴富的厅官们，自然成为各路人马竞相拉拢甚至腐蚀的对象。

邹和平：多年来，我利用职权，插手工程招投标，为一些施工队伍和个人在交通工程特别是高速公路建设上打招呼、揽业务，干扰和破坏了正常的招投标程序。我从中获取了大量钱财。

陈明宪：招呼招呼，可使人一夜致富;帮忙帮忙，把自己帮进牢房。2008年南方冰灾后，湖南掀起了一场一举甩掉湖南高速公路落后帽子，3年开工建设43条共近5000公里高速公路的新高潮。5000公里高速公路，投资3000多个亿。于是，各路老板纷纷涌进湖南，谁都想分一杯羹。

短兵相接，各显神通，关系成了灵丹妙药。谁有关系谁就能执牛耳，谁就会成为赢家。而处于关系网中心位置的我，就成了各路老板的座上宾。那些长期以来在高速公路市场上拉皮条当中介的对我更是趋之若鹜。

一般来讲，视工程难易程度、国内施工企业的水平和速度及业主对工期要求的高低，湖南高速公路标段的划分都是1～3亿元(一个标段)左右。同时，按照国内中介费用的潜规则，中介费一般为工程合同价格的3%-5%。假定这个标段合同价为2亿元，那么中介人可提成600万到1000万的中介费，只要搞定一个标段，那他就一夜致富了。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讲义气、讲感情、爱面子、肯帮忙。我在给别人打招呼时，根本没有想后果，答应了即办。不外乎三种形式：一是当面交办。如果正好业主(项目经理)在场就三头对六面交办，如果不在，打个电话叫过来，当面交办。二是批条子。从未顾及留下什么把柄，就在纸条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三是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业主，电话里头交办。过程很简单，一般都是短平快，分把钟就给办了，所以事后也忘记得快。

现在想想，朋友既是“玫瑰”，也可能是“罂粟”，交友不慎会让你吃尽苦头。就是在帮这些所谓的“朋友”打招呼帮忙的同时，我忘掉了党性，忘记了原则，忘记了党纪国法!

“在亲情上没有自制力，注定会打败仗”

在对冯伟林、邹和平审判的同时，冯伟林的妻子、弟弟、妹妹先后受审并获刑;邹和平的儿子也被判刑;而陈明宪的诸多亲属也一并被审查。面对“领导干部要管好配偶子女”的谆谆教诲，冯、邹、陈3人当作了耳边风，一些亲属成为“中介”，最后害了整个家庭。

冯伟林：我的主要违纪违法犯罪金额，是为弟弟妹妹打招呼，让他们谋取重大利益而获得的。父母早逝，我是长兄，本应严格要求他们，让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而且他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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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有一个好的职业。但是，我逐步放松了对他们的要求。重温曾国藩提出的治家八字诀，想想这些先贤前辈的教导，我真是无地自容。“君子不欺暗室，佛子不作非法”，而我在亲情上没有自制力，注定会打败仗。

做人要有底线，做事要有底线，交朋友、处理亲情也要有底线。“最铁的是规律，最硬的是法律，最严的是纪律，最需要的是他律，最重要的是自律”，而我没有很好地把握，一步一步，越过了“雷池”和“高压线”，换来的是牢狱之灾。

邹和平：对子女的关爱是每个父亲都会做的，这种关爱应是教育和鼓励子女努力地工作、走正道。但我利用自己的权势为儿子谋取不义之财去打招呼，铺平道路，包庇和支持他收受别人送的好处费，使他也陷入犯罪的泥潭，还以为这是在帮他。其实，这是一个父亲在害亲生儿子，在毁掉亲生儿子的美好前途和幸福生活。

古人说：“天下富贵有三，贵莫大于无罪，乐莫过于无忧，富莫过于知足。”无论是冯伟林、邹和平还是陈明宪，他们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有一番更大的作为，但终究自食恶果。就像陈明宪在其忏悔书中写的：“当你手中有了权力，权力又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制约、失去监督的时候，这时候的权力者，最容易利令智昏、胡作非为。”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可以造福社会，用不好则伤人、伤己、贻害社会。冯、邹、陈如此下场，固然有自身的根本原因，但亦要反思：反腐制度设计是否可以更加科学、有效?监督应当如何更有力度?唯有扎好制度的笼子，将权力紧关，才能真正减少如湖南交通系统这样的塌方式腐败，才能真正使官员不敢腐、不能腐甚至不想腐。权力变现两大路径：卖官帽、插手工程

在安徽萧县、泗县和太和县三地，县委书记贪腐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涉及当地干部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半月谈记者最近获取了三地落马县委书记的忏悔书，发现用人腐败和官商勾结成为权力滥用的两大风险点，一把手权力失范带来的官场逆淘汰和社会生态恶化成为塌方式腐败发生的加速器。

毋保良，萧县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因犯受贿罪(非法收受共计人民币1869.2万元)被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刘家坤，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太和县委书记、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伙同情妇赵晓莉收受他人贿赂2929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

晏金星，在泗县10年间受贿60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贿金额达520余万元，其中接受下属请托卖官近百次，所得300余万元。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

批发官帽子、权钱交易是落马县委书记主要贪腐表现。毋保良、晏金星案发后，萧县、泗县两地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多有涉案，萧县先后有80多名干部免职，泗县也查处干部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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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保良：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我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一些给我送钱的干部解决了提拔、重用和调动问题;还利用职务的影响，为一些建筑商承揽工程，给发包方打招呼，也为一些开发商的拆迁和楼房预售单独吃过“小灶”，还为一些给我送钱的企业在贷款和融资方面提供帮助。

到萧县担任常务副县长半年多之后，有时发现有的干部在节日期间没有给我送礼，思想上还会有想法，是不是这个干部对我有意见，我是不是在哪方面得罪他了，直到这个干部在节日过后补上礼金之后，我才算放下心来。

晏金星：手中有了权力，各种诱惑就纷至沓来。他们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有的拉关系，有的逢迎拍马，有的送钱送物。凡此种种，不外乎干部谋求职务升迁、得到工作支持;企业为了谋取更大利益。

刘家坤：我利用手中权力，以情妇为工具，收受太和晶宫集团董事长1300万元作为上海购房款。该公司在太和承建的民安路工程审计、房地产开发中碰到诸多方面的困难，如与地方铁路矛盾、缓交出让金、工程施工等，我就有求必应地帮其解决困难谋取利益。

思想底线如何步步失守

晏金星：看到商人出手大方，慢慢地思想发生了变化，认为作为县级干部，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贡献不比他们小，但待遇和他们没法比，于是思想防线出现了滑坡。后来，对他们宴请和钱物的馈赠便欣然接受、心安理得，丧失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原则底线。

毋保良：参加工作30年，受党培养教育多年，但在我的思想深处，认为金钱就是实力的体现，有了钱就可以拥有一切;同时也认为，自己工作大半辈子，趁自己有权有势，多捞点钱留退休以后享用。

2005年下半年，我在贪婪和恐惧心态的共同作用下，采取了一个自己认为是“万全之策”的办法，动员我弟弟开办酱菜厂，把自己收受的钱财投入到酱菜厂，以便漂白赃款，规避组织调查，自作聪明地认为总算找到了一个“保险箱”。

到了2008年初，面对收受的如此多的钱财，我的恐惧心理逐渐加重，贪婪、侥幸和恐惧三种心态在激烈斗争。在这种混合的心态支配下，我玩弄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花招。一是把酱菜厂搞股份制，以我朋友的名义占有500万元的股份，并安排我弟弟在以后组织调查时谎称其余股份都是他赚的钱。二是把有明确利益诉求的人送的钱，数额较大的钱和“口碑”不好的人送的钱，能退的退掉，以舍去一部分非法利益来达到保全另一部分非法利益的目的。

2012年春节前，我感觉组织上在调查我的腐败问题，心里十分害怕、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积极退赃，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还指使妻子转移财物，和个别送钱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调查，还多处找关系试图阻止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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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坤：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党员领导干部的职业操守，在我身上变成 “权为钱所用、利为己所谋、情为乐所系”。我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准则，与一名女商人婚外恋，并且非婚生育一名男孩。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成长，我和情妇整日忧虑重重，一有风吹草动就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害怕组织查处，媒体曝光。为了孩子上学不受人背后指指点点，我们在上海为其买房用于生活学习。看到所住小区豪车出入，个个名牌、珠光宝气集一身，很是羡慕。加之我的年龄、职务任期将要结束权力生活，便利用权力乱伸手，收受了一笔笔贿赂。

权力集中不受监督是最大的腐败

刘家坤：在县内外都知道，太和县的工作没有刘书记的支持是干不成的，刘家坤的软肋是他的情妇。于是，我的情妇就成为想利用我手中权力办事之人的敲门砖。我受贿的方式，情妇是工具载体，是操手、仓库，我受贿的所有钱物、几乎全部是通过情妇实现的。权钱交易事实证明，不受约束监督的权力是最大的腐败。

晏金星：我拥有重大问题、重大项目、重要人事安排、大额资金拨付调度的决策权。由于一把手权力缺乏监督，加上个人私欲膨胀，久而久之，问题积累越来越多，到被举报查处后悔已晚。

毋保良：县委书记在一个县里，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到处都是说好话的，几乎没有人给我提意见，更没有人给我指出我身上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使我成为始终处在没有人监督的“真空”之下的一个“自由人”。

一个人带坏一个县

刘家坤：我是太和县委书记，又曾担任过阜阳市国土局长，由于我在开发商面前行为失范，上行下效，太和县的一些权力部门贪腐官员跟着我学，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买私卖土地、私改规划，私调建筑容积率、乱建小产权房、违章建筑随处可见。太和的发展环境受到了破坏，失去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很多外商想投资都不敢来，广大群众、干部看在眼里、气在心头。以我为首，分管县长、国土局长、规划局长等一批十几人从科级至副厅级的干部贪腐被查处。

毋保良：不少人用公款向我行贿得到提拔后，就要收回“成本”，甚至产生“利润”。还有一些问题干部在给我送钱后，获得了我的保护，带病在岗。许多正派的干部不想给我送钱，也无钱可送，看到一些送钱的干部都一一得到提拔重用了，感到仕途没希望，在工作上得过且过。

我作为县委书记，对干部的使用拥有实际决定权，收受人家的钱物，必然会对其提拔重用给予照顾，这给干部群众思想上带来混乱。“事事钱开路”的观念在萧县已经成为一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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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风气，许多干部处理和解决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规定和法律要求，而是想到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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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5河南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落马贪官“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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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河南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落马贪官“忏悔录”

2015河南公务员考试报名时间预计在2015年8月中旬，面试时间预计在11月份。如何更好地复习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申论及面试，是考生们在备考2015河南公务员考试的重中之重。河南公务员考试网为你精选河南公务员考试与面试相关的辅导资料供广大考生练习。

“回首我的人生，以奋斗为开始，以辉煌为展现，以自我毁灭为结局。”在中纪委官网上线不久的栏目“忏悔录”中，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贪官的忏悔，为看待贪腐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视角，也为当下的反腐败进程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与提醒。(人民日报 3月20日)

忏悔录对落马贪官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凡谈及廉政建设，“前人”的忏悔录对他们来说总是耳熟能详的紧箍咒。但在政治生命终结时，亲身书写忏悔录，以警“后人”，便成了这些落马贪官们的最终“使命”。

近年，贪官的忏悔用语逐渐多元。“对不起党”的哭诉，与抱怨交友不慎和对法制教育不够重视的悔恨逐渐交织在一起。除了感叹交友不慎外，“有愧于党”是落马高管们忏悔录中的另一个主基调。

落马高管的忏悔录往往展现了这样一个规律：经过一连串的自我功绩表述、深刻的自我批评之后，总是以对他人的告诫作为终结。在许多地方，落马高管的忏悔录被视为最佳反腐教材，地方主政官员希望更多的领导干部能从“忏悔”中受益。

在一个又一个落马官员的前车之鉴中，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该主动“照镜子”，不能让“情人”、“二奶”成为官员队伍的“潜规则”，为自身戴上紧箍咒。彻底摒弃官本位思想，慎用手中的权力，绝不能为了个人私欲淫欲，滥用权力张狂暴戾。为官者只有真正树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思想，才不会做出后悔的事。

“当干部就不能怕吃亏”，正确地回答了共产党人主张的怎样当官、当什么样的官的重大问题;陆洪来的忏悔书，也以血泪印证了经受不住物欲考验的最终后果。所以无论你从政的目的是什么，只要失去了坚守清贫的勇气和甘于吃亏的信念，就必然会落入利欲熏心的不归之路。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清醒的认识到身上担负的历史使命，全面增强对拒腐防变的认识，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不断增强政治学习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强思想改造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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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汇总

2014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汇总

2014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奇葩”博物馆

【背景链接】

7月7日，微博红人、作家马伯庸发表了一篇题为《少年Ma的奇幻历史漂流之旅》的博文，文中所描述的他在河北衡水市冀宝斋博物馆的“神奇之旅”让网友大跌眼镜，而随博文贴出的展品照片更是让网友齐呼“三观尽毁”，此博物馆被称为“奇葩”博物馆。实际上，在国内这样的“奇葩博物馆”还有很多，“奇葩”博物馆的大量存在也说明了我国民营博物馆普遍存在的乱象。

[热点分析]

民间收藏充其量只是局限于个人自娱自乐性质的“玩票”，衡水这个博物馆明显不同，一方面打着民间收藏的旗号，另一方面又取得了国家3A级景区、衡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河北省级科普基地等名衔，表明公权部门对这一充斥山寨藏品的所谓博物馆的公开认定，也表明这个山寨博物馆由此取得了一定意义的“官方身份”。可以肯定的是，当山寨博物馆误导他人的同时，那些赋予山寨博物馆以“官方身份”的部门，其实也扮演了一定程度的“帮凶”角色。

一方面，民营博物馆存在监管乱象。由于政府对设立民营博物馆的审批门槛高，有多达九成的民营博物馆无法登记，无人监管。而依照《博物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展品应以原件为主，使用复制品、仿制品和辅助展品应予明示。因此，民营博物馆的“赝品”应该在博物馆创立之初就由文物行政部门验明正身，出现了“假货展览”的现象应属于行政部门的监管不力。而且，目前我国很多民营博物馆是收取门票以及参观费用的，若是欣赏者饱览的是一件件赝品，甚至是虚构出来的文物，此时的博物馆经营者就已涉嫌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另一方面，GDP思维是奇葩博物馆大量存在的背后推手。自开馆以来，该馆已“成为衡水湖畔一道亮丽的风景，带动了全市旅游产业的上档升级”。这明显属于政绩穿帮的“神品”储藏，向人们展示的不是知识、教育和文化，而是一种伪文化大忽悠。可以说这个“奇葩”博物馆储藏的是政绩的赝品、戕害历史，传播伪知识的危险品。正是当地官员的政绩饥渴，才有了这种穿越历史的“笑话博物馆”的应运而生。除此之外，拆真古董是为了GDP，造假古董也是为了GDP，借假古董搞旅游开发还是GDP，官员毁真造假是只为了形象政绩观。在这个意义上，“毁掉观者的三观和大脑”的与其说是冀宝斋里的“藏品”，毋宁说是一些地方对于文物的态度已经十分扭曲!

[启示]

博物馆作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财富的展示、收藏、研究的地方，起着传播知识、提高公众文化素质的功用。由于博物馆在教育方面表现出巨大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国外许多人都把它视为自己的“终身学校”、“生动的百科全书”。但倘若我们发现这“学校”跟“史上”的“克莱登”差不多，这“百科全书”类同前一段此起彼伏的盗版《新华字典》，则这所谓精神食粮就还不是霉变的问题，而是从根子上就不能与“好”字为伍，公众的文化素质非但得不到任何提高，反而会被误导、被戕害。

[措施]

一方面，加强对民营博物馆的监管。例如依据民办博物馆规范化建设评估得分表认真自评,填写自评分和编制自评报告,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审核填写省局评分,中国博物馆协会将组织专家依据各地报送的民办博物馆评估材料进行复合平分,并视情况组织专家小组进行现场调查和深入分析,编制民办博物馆规范化建设评估报告并报送国家文物局。同时对文物鉴定者和鉴定机构要的身份要进行明确认证，对于违反规定要进行相应处罚，以此来规范民营博物馆的乱象。

另一方面，改变错误政绩观，避免形象工程。总书记曾说过：“对待政绩，要坚持实践观点，把求真务实作为实现政绩的基本途径;要坚持群众观点，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追求政绩的根本目的。”对此，有关监察部门要实行严格监察、监管制度，确保博物馆工程项目规划、立项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中央规定的投向，严防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同时博物馆自身也要时刻注意检查，保持文化形象。对于要展出的藏品进行严格检查和认定，对于明显有悖于大众常识的藏品标签或解说要进行更改。同时规范博物馆本身的“藏品乱”、“发展乱”、“收藏途径乱”等常见问题。

2014国家公务员面试热点:电梯命案不断

【热点事件】

2013年7月14日，湖北襄阳一写字楼内13人电梯挤18人。工作人员协调无效。由于严重超载，电梯直接从1楼下坠到负一楼，此次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却让我们每一个人再次关注电梯安全问题。

仅以2013年5月14日-5月16日为例：

5月14日，湖北宜昌西陵区CBD沃尔玛超市中正在运行的一个手扶电梯发生“致命断裂”事故，导致一位老婆婆与电梯一起坠落，当场身亡。

5月14日，西安红庙坡幸福家园小区，55岁的杜女士在电梯门打开后迈入门内，此时电梯的轿厢并未到达。杜女士顺着电梯井从15层跌落，当场死亡。

5月15日，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松园北13号长虹大厦1号电梯发生事故，电梯下行至3楼，深圳某医院实习生王某走出电梯时，电梯门关闭，王某被挤压身亡。

5月16日，一名61岁老人坠入云南玉溪市中医院住院部大楼电梯里。被救出来时，已经失去生命特征。

【原因分析】

1.从心理学上讲，“18人挤电梯无人退出”属于“旁观者效应”。由于人数较多，群体中个体的责任感就相对变得很弱。每个人都在期望别人承担责任、主动退出，结果反而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彼此不够谦让和礼貌，导致事故的产生。

2.一些开发商为了节约成本，没有考虑楼盘的人口容纳量与电梯数量及运行速度之间的关系，尽量减少电梯数量，或是改用价格更为低廉的小电梯、慢电梯，造成“小马拉大车”现象，当出现上下班高峰期，这种供不应求的现状就更为突出。此外，电梯运营后，后续的定期检查和维修更为重要，而往往后续的检查工作某些电梯运营商流于形式，往往存在侥幸心理，没出事不负责，一旦出事，才重视。

3.政府有关部门以及物业部门对于公共建筑的监管力度不够，目前政府对于电梯的各项规定中，大多偏向于电梯运行安全的等方面，而对于电梯的数量或者运行速度等方面则无明确的硬性规定，这就成为一些开发商钻制度空子的通行证。

【解决对策】

“中国式挤电梯”往往发生在写字楼。由于各公司上下班时间撞车，造成“空中塞车”的小高峰。因此，一方面我们倡导在遇到电梯超员时，要能够彰显出自己的谦谦君子，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一味地指责乘客自身素质不高，试想如果要多等上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等下一班电梯，从而面临着由于迟到所带来的扣奖金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宁愿挤一下，也不愿意去做妥协，因此，除了倡导大家乘梯要礼让之外，最根本的还需要我们的政府，对于写字楼等人员较密集的公共建筑，应明确规定电梯数量和承载效率，满足使用需求;同时，物业部门应协调业主公司，错开上下班时间，实施有效分流，避免集中出行。

其实很多电梯的安全事故是可以人为去避免或者大大减少他的损失的，我们要对电梯有敬畏之心，乘梯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随时观察电梯的变化。乘梯之前，门开了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电梯也跟着上来了，要扫一眼里面是空空的井道还是轿厢，万一有的时候发生故障门开了，轿厢却没上来，一脚踏进去就真的是万丈

深渊了。而出电梯的时候，也要注意电梯有没有卡在两层之间，万一没平层，不要着急走出去。走出轿厢的时候要快进快出，不要逗留，更不要用手脚去遮挡电梯门，从而确保生命的安全。

最后，电梯的安全问题仅仅是公共安全事件的一个很小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公交车安全问题、地铁安全问题等，只有科学的设计、全面的预防以及及时的维护才能减少公共安全事故的产生，从而给广大百姓提供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