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应纳入破坏选举罪调整范围

第一篇：浅析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应纳入破坏选举罪调整范围

一、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组织法》的立法精神，所谓“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是指在选举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过程中，采取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而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

自1988 年6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正式施行以来，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平均完成了8到9轮大概300多万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在已经进行的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由于农村物质利益的增多，村委会权力的增大，各种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越来越多，且日趋严重。

笔者经过梳理，在过去的300多万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暴力破坏选举。具体是指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为。近年来，暴力破坏选举比较典型的案例有2005年3月28日河南省灵宝市某村委会换届选举时的伤人事件，以及2010年浙江省洞头县某村恐吓威胁村主任辞职事件。2.欺骗破坏选举。是指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采用伪造选票、虚报票数等方式产生不真实的选举结果，进而破坏选举的行为。典型案例有2001年11月辽宁省某村主任候选人伪造印章和500张选票事件。3.贿赂破坏选举。是指以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收买选民、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使之违反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工作中进行舞弊活动，进而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为。典型案例有2004年陕西关西村发生的50元一票贿选村官事件，以及2010年浙江省苍南县郑某等人利用中华烟贿选村支部委员事件。

目前，我国农村有58.9万个村委会。今年，河南、河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等11个省份的村委会都要进行换届选举，如果不加大打击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力度，形势非常严峻。

二、现阶段规制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法律规范

虽然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侵害了我国基层农民的村民自治权。但多年来规制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法律规范却一直不够完善，且打击力度太轻。

首先，我国《村委会组织法》第15条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同时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从该条法律规定来看，显然对打击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规定的过于简单、无力。一方面，从规定本身来看，有权处理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部门或者单位较多且不明确，这在实践当中就往往导致村民对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不知该向哪个部门举报或反映，也不能明确哪个机关有最终处理权。况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有关部门对于问题也容易相互推诿，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对于该规定中的“依法处理”也不明确。这个“依法”到底依什么法，该怎么处理，没有具体的依据。那么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和目前的刑事立法，这个法不可能是刑法，因为我国没有任何刑事法律对此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当然，这条规定对于打击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也不是一点约束力都没有，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一旦发现有采取破坏选举的行为当选的，当选无效。

其次，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规定，“对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虽然这条法律相对于村委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对于破坏村委会选举的可以给予罚款和行政拘留的处罚，但是对于采用暴力、威胁、贿赂等严重危害社会的手段破坏选举的行为明显处罚太轻，震慑力较小，所以也很难起到很大的作用，进而也很难达到阻止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目的。

上面两条法律规定，分别是从行政和治安管理处罚的角度对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进行规制的。实施多年以来，对规制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村委会权力的增大，牵涉物质利益的增多，再加上打击力度太轻、违法成本太低，所以其作用越来越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的需要，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缺少了刑法的介入，即刑法规制多年以来存在空白和漏洞。

三、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应纳入破坏选举罪调整范围针对破坏村委会选举的严峻形势，结合现行法律规范对规制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的不足，笔者认为，在我国法律规范中，作为最严厉的惩罚手段刑法必须介入。同时，从破坏选举罪的犯罪构成分析，将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纳入破坏选举罪的调整范围最为恰当，也最为经济。具体理由如下：

（一）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行为的特征

1.严重影响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

村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体现了村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目前，我国有9亿农民，58.9万个村委会。可以说村委会选举是我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但是在已经过去的300多万次村委会选举中，很多人为了当选村委会成员，不惜采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各种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来达到当选的目的。这不仅破坏了村委会选举制度，严重影响了我国广大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2.严重影响国家政权的稳定

村委会虽然不是国家机关，但是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要协助当地人民政府承担很多行政管理工作，承担着较多的政治任务。同时要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和利益，是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如果村委会成员不是由公道正派，依法办事，带头实干，热心为群众服务的人担任，而是通过采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方式取得，那么农民的意愿肯定得不到体现，国家的职能也无法发挥，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农村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稳定。

3.容易导致违法犯罪和重大信访事件

村干部虽小，却掌握着土地发包、惠农补助等与村民利益息息相关的权力，这也是很多人不惜采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违法手段，参与村委会竞选的一个原因。由此，在竞选过程中，往往会发生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另外，一些人一旦当上村干部则运用手中权力收受贿赂、贪污挪用等行为，严重损害村民的利益，导致村民上访、告状等重大信访事件。

（二）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应纳入破坏选举罪调整范围

1.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与破坏选举罪在客观表现上基本相同

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在选举村委会成员时，采取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票数等不正当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破坏选举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采取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票数等不正当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通过比较，两者在客观表现上基本一致，唯一的也是最关键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对村委会选举的破坏，而另一个是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的破坏。这个区别也是一直以来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无法纳入刑法调整的最大原因，因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立法者之所以这样规定，可能是当时考虑到村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体现的是村民自己当家作主，刑法不好太多干涉；也可能是当时村委会选举与利益较大、级别较高的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相比，选举环境较好，不需要刑法介入；亦或是其它原因。事物是发展的，随着农村物质利益不断增多，村委会委员职权也在慢慢变大，很多情况下他也像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一样，代表国家履行公职，参与管理。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七项行政管理工作时被认为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再比如，《宪法》第111条第2款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由此，村民委员会不仅仅是一种自治组织，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进行社会治理的基层延伸。所以，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与破坏选举罪的行为都表现为对国家公职人员选举活动的破坏，客观表现基本相同。

2.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与破坏选举罪侵犯的客体相同

破坏选举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选举权利和国家的选举制度。选举权利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制度，都是宪法赋予的。很多人认为，村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不是政治组织，因而村委会的选举权利不等同于宪法意义上的选举权，不属于基本的政治权利。笔者认为这些人只看到了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人员选举与村委会人员选举在选举形式和选举级别上的不同，但却忽略了我国的国体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本质，因为不管是什么级别和形式的选举，其本质都是人民参与选举，都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的方式，所以从这个本质来看，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与破坏选举罪侵犯的客体相同，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选举制度。

3.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与破坏选举罪的主体和主观表现也基本相同

破坏选举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既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在主观方面通常表现为故意。一般是出于破坏选举或妨害选民、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利的目的。而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在主体和主观方面与破坏选举罪一致。

（三）将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纳入破坏选举罪的具体设想

考虑到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与破坏选举罪在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相似性以及对社会的危害性，笔者建议直接在《刑法》第256条破坏选举罪中增加“破坏村委会选举”的有关内容，条文可修改为“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村民委员会等法律规定的选举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第二篇：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行为适用法律思考四

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行为适用法律思考四

今年是农村“两委”换届选举之年，为深入贯彻落实省院《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促进我省农村党的建设“强核心工程”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强对农村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监督，我院以乡镇检察室为平台成立了维护“两委”选举工作组，全程介入辖区内的“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调查和处置了9起破坏农村“两委”选举事件，维护换届选举依法进行。在工作中，我们发现目前法律对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够，造成对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打击不力的局面。

一、《刑法》没有把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纳入调整范围，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即使情节严重也不构成破坏选举罪。根据《刑法》第256条的规定，破坏选举罪，是指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行为。从破坏选举罪的罪状表述中不难看出，该罪所破坏的选举活动，必须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选举活动，包括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进行的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过程中的选民登记、提出候选人、投票选举、补选、罢免等各项选举活动。破坏选举的对象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该条款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是群众性自治组织，不是国家机关，村民委员会委员不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之列，村委会选举不是一种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行为。因此，《刑法》第256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并没有调整到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范围，即使当前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情节严重，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也不能以破坏选举罪对此类行为进行定罪处罚。

二、目前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的法律后果。《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5条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

会和人民政府或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

《海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23条第二款规定：“依法确定的候选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变更。但是，候选人在参选过程中实施或者指使他人实施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行为的，取消其候选人资格。”《海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第38条第二项同时规定，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由乡级以上人民政府确认并宣布无效。

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看出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不管情节是否严重都没有上升到刑事责任的角度。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后果仅是“取消其候选人资格”和“当选无效”，并没有规定要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五）项规定“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仅有该条款对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秩序的行为作出治安处罚规定，而对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村委会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律或法规对该种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

综上所述，目前对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的处置有三种后果：一是取消其候选人资格，二是对选举结果宣布无效，三是以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相应的处罚。这三种处罚手段对于严重扰乱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相应责任人来说，处罚的太轻了，不足以造成较强的威慑力，这样一来，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就钻了法律的漏洞，造成一些人肆无忌惮的破坏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很多村民为了争当村官而不择手段，大摆宴席，发红包，甚至对另外的候选人许以高价，买断此人的退出权，而法律对此却无可奈何。处罚的缺位，对以上行为无法以犯罪论处，己成为村委会选举工作中的难点和盲点，不利于打击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贿选及破坏活动，保障村委会选举的健康发展，维护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固。同样，检察机关在全程介入监督“两委”选举的过程中对拉票贿选及破坏选举的行为的处置也存在适用法律上的难题。

三、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适用法律思考

今年3月份，我院在琼山辖区各乡镇对农村干部群众对“两委”选举工作进行了问

卷调查，了解农民群众对“两委”选举的民主政治意识以及当前农村在选举中存在的问题。据调查问卷统计：有否存在宗族势力、暴力、威胁、欺骗等不正当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碍选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持肯定答案的占16%，个别乡镇高达44%；有否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结果以及其它舞弊情况的，持肯定答案的占15%，个别乡镇高达31%；有否使用金钱或实物拉选票等违法行为的，持肯定答案的占18.8%,个别乡镇高达36%。以上数字表明，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用钱交易、请客吃饭、赠送礼品等不正当拉票贿选的现象在各个乡镇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在发达农村地区和城市近郊地区以及一些有重大项目启动或土地开发的村委会尤为突出，特别是一些由于长期的土地权属纠纷而造成宗族势力对抗的村委会，当选了村委会主任的一方，在履职过程中有机会对一些公共建设及上级公益性拨款进行倾斜性的处理，为本村或本宗族服务。所以在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这种对抗性的矛盾就表现出来。大村或宗族势力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为了达到当选的目的，网络式的奔走游说拉选票，甚至在选举中故意滋生事端，以贿选、恐吓或威胁等方式操纵选举的现象常有发生，有的地方甚至还有黑恶势力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和谐稳定。因此，对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必须坚决依法予以打击，才能达到“村党支部领导核心强、党员双带能力强、乡镇党委龙头作用强”的强核心目标。而要打击此种违法犯罪，首先要破解的是适用法律的瓶颈问题。

笔者认为，村委会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权单位，是巩固党的领导的基础。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侵犯的是广大农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宪法赋予公民参加国家管理的基本政治权利，它直接体现了人民群众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破坏选举的行为，侵犯了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2009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将查处村民委员会选举中的贿选等违法违纪行为首次单列一个部分特别强调，足见现阶段贿选问题的严峻性以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贿选问题的重视。因此，为了有效地保护村民的民主权利，保证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巩固党在农村的政权稳定，有必要把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上升到刑法的调整范围并构建严密的法律体系。对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造成恶劣影

响，使选举工作归于无效的行为，追究其法律责任，通过刑罚手段增加破坏村委会选举的犯罪成本，从而消除贿选者普遍存在的投机心理和侥幸心理，净化农村换届选举的风气，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具体来说从下面几个方面来调整：

一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第256条后增加第二款：“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二是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增加破坏选举法律责任条款，明确规定：“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村民自由行使选举权或被选举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

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增加对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的治安处罚条款而不仅是对破坏选举秩序的行为进行处罚。如此才能形成我国完整、严密的保护人民民主权利之法网。

第三篇：查处破坏选举案件维护代表选举公信力

查处破坏选举案件维护代表选举公信力

28日，湖南省衡阳市破坏选举案的调查处理情况公布。根据公布的案情，绝大部分衡阳市原市人大代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多名候选人为了当选省人大代表，竟然以金钱开道，数额巨大；另有多名工作人员参与具体运作。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石，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形式。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问题，绝不容许任何形式的破坏。从公布的案情看，衡阳破坏选举案是一起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是一次特殊形式的权钱交易。该案涉及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令人触目惊心。人大代表的选举关系着国家政权建设，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实现。涉案人员明目张胆“用金钱换选票”，冲击着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红线，是对党纪国法的挑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主持选举的机构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发现有破坏选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必要时移送有关机关予以处理。《选举法》明确了各有关机关的职权职责，有利于及时查处和纠正选举违法行为，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利，维护选举的公平公正，增强人民对于选举的信任。

破坏选举的行为，腐蚀民主根基，不破除不行。治理其中的乱象，必须系统作为，刮骨疗毒：一方面，应强化选民参与意识，深化对保障选举公正性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加大监督和查处力度，坚决查处选举中的破坏选举等行为，维护选举的权威性和法律的严肃性。

第四篇：湖南严肃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件观后感

《湖南严肃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件》报道观后感

12月28日，我局组织我们观看了湖南省严肃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件的新闻报道。

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会议。在差额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现初步查明，共有56名当选的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行为，涉案金额人民币1.1亿余元，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大会工作人员收受钱物。根据我国选举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湖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对以贿赂手段当选的56名省人大代表依法确认当选无效并予以公告；对5名未送钱拉票但工作严重失职的省人大代表，依法公告终止其代表资格。衡阳市有关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决定，接受512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及3名未收受钱物但工作严重失职的市人大代表辞职。另有6名收受钱物的衡阳市人大代表此前因调离本行政区域已经终止代表资格。省委通报了这起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并强调，衡阳破坏选举案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必须依法依纪严肃查处。湖南省有关方面已对涉案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立案调查，对涉嫌犯罪的人员移送司法机关审查。在案件进一步调查中，如发现有其他人员涉嫌犯罪的，也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观看了该报道，案情是让人震惊地，衡阳破坏选举案涉案人员多、涉案金额大，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案中相关领导干部严重失职，监督不到位，没有及时有效制止违纪违法行为；一些党员、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无视党纪国法，参与送钱拉票和收受钱物，致使换届选举纪律形同虚设，违纪违法行为蔓延，这是一起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只有彻底查清并依法依纪严肃处理，才能赢得党心、民心，维护党的威信，维护人民群众对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信任。

省委及相关部门严肃查处该案，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坚持从严治党，严肃党纪国法，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目前，涉案的省、市人大代表的代表资格被依法处理；涉案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已进入党纪政纪调查处理阶段；对涉嫌犯罪的，还将依法给予严惩。案件的查处是及时和大快人心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我们必须牢记，党纪国法是高压线、警戒线，任何人都不能触犯。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必须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带头遵守党纪国法，维护党纪国法的权威和尊严，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威和尊严，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严格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筑牢反腐倡廉的思想防线、法纪红线、行为底线，实实在在做到为群众办实事，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第五篇：枉法调解也应纳入民事枉法裁判罪调整范围

人民法院的调解指当事人双方在审判人员主持下，通过平等协商的方法达成协议，并由人民法院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以解决民事权益争议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关于审判人员枉法调解能否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理论界和司法界均存在较大争议，一部分人持否定观点，主要理由是：（1）法院的裁判不能包括调解书。法院调解不同于民事审判程序，调解书不同于判决书和裁定书。调解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当事人调解之后在收到民事调解书之前仍然可以反悔。（2）“枉法裁判”应指审判活动中做出的裁定和判决，刑法条文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其是否包括民事调解活动。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以抗诉的形式进行法律监督，亦没有明确规定调解是否属于检察机关抗诉范围。民诉法中规定的“裁判”与民事枉法裁判罪中的“裁判”范畴应是一致的，不能包括民事调解。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不宜作扩大解释。（3）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新立案标准没有将枉法调解纳入民事枉法裁判罪，在司法实践难以操作。（4）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的比例较大，如将枉法调解认定为民事枉法裁判罪,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当事人以审判人员欺诈、强迫、胁迫调解为由,要求法院撤销生效调解书并对案件进行再审,必然加重人民法院本已不堪重负的民事审判工作量，更会阻碍调解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的适用，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枉法裁判应涵盖枉法调解。

首先调解与裁判均为民事审判活动。法院民事调解与裁判均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具体形式，法院调解与判决、裁定一样，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是人民法院的一种诉讼活动，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均需要进行法律监督。

其次枉法民事调解与裁判具有相同之处：一是均具有社会危害性。枉法调解的本质与枉法裁判的本质相同，都是审判人员滥用职权的司法行为，都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它不仅违反了法院调解所必须坚持的分清是非、自愿合法的基本原则，更由于其违法地处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导致正当权益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同时又扰乱了正常的民事审判秩序。从实体权利受到侵犯和扰乱正常民事审判秩序的角度看，枉法调解的社会危害性也与枉法裁判相同。既侵犯了公民合法权益，又扰乱了正常的审判程序，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二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的调解书和判决书、裁定书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法院调解生效后，其结果非经审判监督程序不得变更。

再次将枉法调解纳入枉法裁判罪调整范围，有利于堵塞法律漏洞，促进公正执法。因为枉法调解未纳入枉法裁判罪调整范围，使许多枉法调解案件无法纳入刑事法律调整，形成了法律空白和漏洞，也给一些徇私枉法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严重损害了法律尊严，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因此对于徇私舞弊，弄虚作假，隐瞒或者伪造案件有关证据或者采取胁迫手段强迫当事人调解，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枉法裁判行为中的“裁判”不仅指裁定和判决，还应包括调解。当然，为了减轻法院工作量，充分发挥调解在审判民事案件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对于审判人员在调解过程中有轻微欺诈、强迫的案件,不宜以枉法裁判论处，只有枉法调解情节严重的情形，才宜纳入枉法裁判罪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