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消费者权益打假维权进校园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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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3.15消费者权益打假维权进校园3.12

3.15消费者权益打假维权进校园

为了保障师生的健康生活,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由南京市质量监督局江宁主办,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3.15消费者维权日、打假维权进校园活动于3月12日中午在二食堂门口开展。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有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薛茂云,南京市质量监督局江宁分局局长王伟以及监督局的技术人员和专家。

活动开始,薛茂云副院长致辞。首先,薛院长对质量监督局人员和专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其次,薛院长认为当代大学生是消费的主体,但是到学生也是假冒伪劣产品最大的受害者。所以大学生更应该树立科学、健康的消费理念,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积极抵制假冒伪劣产品,做一个诚实理智的消费者。最后,薛院长宣布我院即将成立校园维权站,这一组织的成立开启了我校与质量监督部门合作的新篇章。薛院长希望通过这个活动,我校学生能够宣传法律知识并进一步学习,用知识指导消费,让维权之风飘满校园。接着,监督局江宁分局局长王伟进行了讲话。第一,他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汇报。第二,局长表示质监局要为广大大学生服务。最后,他对江苏经贸学院的支持。讲话结束后,薛茂云院长和王伟局长进行了校园维权站揭牌仪式。

为了践行活动宗旨,监督局现场进行了四项活动:珠宝鉴定、清洗眼镜、接受假冒伪劣产品举报、发放质量问卷。看着大家认真严肃的神情,我们相信我校大学生的消费维权观念会更强,能够做一个诚实理智的消费者。

工商管理学院新闻部

2013年3月12日

第二篇:从本起打假索赔案看消费者维权

从本起打假索赔案看消费者维权

内容提要:

知假—买假—索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来出现的新情况。作者通过对两个知假买假案件的剖析,从民法解释学的角度,肯定了这一行为的合法性和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案情:

1996年8月27日和9月3日,原告王海分两次在被告天津伊势有限公司购买了5部日本索尼公司生产的SPP—L338型无绳电话机,每部价格2920元,共计人民币14600元,后于1996年9月20日以该电话机非国家正式进口且无邮电部进网许可证,不能销售、使用等理由要求被告退货并赔偿人民币14600元,被告承认其销售的索尼无绳电话机没有办理邮电部进网许可证,同时提出该无绳电话机无质量问题,原告王海购买该种无绳电话机是以获得赔偿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个人消费,不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因此不同意退货及赔偿,原告遂诉至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5部索尼SPP—L338型无绳电话机,系国家明令禁止进口、销售、使用,不符合我国制式的不合格产品。被告的销售行为已构成欺诈,应承担赔偿责任。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8条第(5)项、第(12)项、第23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1996)和民初字第1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除返还原告所购无绳电话机款人民币14600元处,并增加一倍货款赔偿原告人民币14600元;

(二)原被告双方的其他诉讼请示求予以驳回。案件受理费1178元,其他费用200元,共计人民币1378元,由被告负担。

与此同时,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第三项 之规定,作出(1996)和民初字第1445号《民事制裁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所购、被告所售的5部索尼SPP—L380型无绳电话机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被告天津伊势有限公司不服,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作出(1997)一中民终字第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1993年颁布以来,在各级司法机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机关、团体的努力下,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鉴于当前社会上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消费者人身、财产权益频频受侵,有的人便以“打假”为己任,依照《消法》第49条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打击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但在审理打假索赔的案件中,全国各地法院的判决不太一致,有的支持消费者主张,有的则相反。甚至同一位消费者,购买同一种商品产生民事纠纷,只是不在同一法院审理,便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判决结果,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法律的可预见性受到了严重破坏。社会公众对知假──买假──索赔这一行为,不知司法机关保护与否,在社会实践中造成了混乱。究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对消费者的界定,二是对商家销售假货行为的认定。

与本案最相类似而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的是,王海1996年9月在天津市龙门大厦永安公司购买了两部索尼无绳电话机,共价值6346元。后他向该公司投诉,以其所购买的无绳电话机属于国家禁止销售、使用之商品为由,要求退货并加倍赔偿,因协商未果,王海起诉至天津市河北区法院,要求该公司加倍赔偿。而天津市河北区法院经审理于1998年元月7日作出一审判决:王海与龙门大厦永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龙门大厦永安公司退还王海无绳电话机款;驳回王海“加倍赔偿”的请求。其判决书中认定:“原告在三十几天的时间内购买现代化通讯设备如此之多,并非为个人生活消费需要”,“原告明知是禁销产品而购 买的行为也是有过错的”,该案“不宜适用《消法》第49的规定处理。”王海对此判决不服,提起上诉。②结果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首先,对于消费者,《消法》第二条的规定: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所本法保护。但何为“生活消费需要”?该法未作出更加详尽的阐释。审理王海诉龙门大厦永安公司案的法官认为:原告在三十几天内购买现代通讯工具如此之多,并非为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该法官是以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为标准作出了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属于限缩解释。依该法官的观点,如果某人购买同一种商品的数量多于一般人,那么该人就非消费者,因而不受《消法》的保护。诚然,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一次不可能购买多件贵重商品,但购买商品不一定非要自己消费,也可以赠送他人,况且商家不会过问顾客所购商品的目的。一个人在一个月内购买一部移动电话是消费者,购买两部就不是消费者,这种观点是不合逻辑的。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法律原则就是: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仅对社会公众而言,特别是民事领域;对于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而言,恰恰相反,法律未作出规定的就是禁止的),法律未作出明确规定的,应依照公序良俗、诚实信用等原则作为指导,以弥补法律规定之不足,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于商家而言,消费者购买的商品越多对其越有利,因其以赢利为目的,销售量越大利润越多。因而商家不会作出限制顾客购物数量的规定,一个人一次购买十部移动电话,商家是不会拒绝出售的。对于顾客和商家都不需要的限制条件,法官为什么要强行作出呢?笔者认为,在审理案件时,对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法官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自己只是一个裁判员,依据所认定的事实和应适用原法律,居中作出裁判。在此问题上法官应有所不为。

从另一方面来讲,商家把商品摆放在商店里供顾客选购,此时已隐含了一项原则:欲售的所有商品都是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合格产品(在此,合格产品应从广义来理解,起码应和商家承诺的内容相吻合)。如果以假冒伪劣商品冒充合格商品,掩盖商品的真实质量状况,便是欺诈顾客在先,法律首先使商家承担了诚实守信的义务。其实,这也是市场经济主体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商业品质。这里首先明确了消费者购物不受数量的限制,一律受《消法》的保护。

其次,知假买假者的行为是否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依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民事 法律行为的要件为:(1)行为人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行为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首先,很显然,买假者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其次,买假者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买假者购买商品的方式与一般的消费者不同,他们是有选择地购买,即根据他所具有的关于鉴别商品真伪的知识和经验,专门购买他认为是假冒的商品。对于假货的认定,完全是买假者的主观判断。在此购买过程中,买假者购买商品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如果他的判断失误,把真货当作假货购买,他是不能以判断失误而退货的,这也不符合退货的有关规定。所以,买假者购买商品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

第三,买假者的购买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在我国目前的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它直接侵害的是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间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使整个社会遭受极大的损害。正因为如此,国家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打击制假、售假的活动。买假者购买假货的深层目的并非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索赔。根据《消法》第49条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即加倍赔偿原则。

商家之所以进假、售假,是为了谋取非法利润,而买假者的买假行为并非扩大了假货的流通范围,在更大范围内损害广大公众的利益,而是通过非正常购物方式(但合法)间接缩小了假货流通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堵住了假货的流通渠道,制止了更大范围的人身和财产损害。通过索赔,使商家不仅赚不到非法利润,反而支付了巨额的赔偿金,使其明白:销售假货风险太大,得不偿失,迫使其不敢进假也不敢售假。从表面上看,买假者通过买假,获得了超过其损失的物质利益,因而有人认为买假者也是欺诈者(这种观点很普遍,从一般社会公众到法学专家、法官等),殊不知,这实在是对买假者的误解。由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时间不长,公众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比较淡薄,因而并非每一个消费者买到假货之后都会去找商家讨回公道的。这里面有多种原因:有的无足够的时间、精力;有的认为商品价值低,不值得麻烦;还有的不认为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虽然他们不投诉商家的原因各异,但对商家而言,只产生惟一的效果:可以更放心大胆地出售假货,损害更多消费者的利益,谋取更多的非法利润。一般消费者是在使用假货的过程中人身、财产受到损害后才去寻求救济的。

在损害发生之前,他们处于无知的状态,无论其要求能否得到满足,假货的危害已实际发生了。而买假者就不同,他们并非被动地作为假货的受害者,而是主动地作为潜在的受害者,是有所准备的。他们只要认定所购买的是假货就会去投诉,不会等到损害发生之后,其买假行为能产生双重的良好效果:首先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他们与售假者无任何妥协的余地;其次,通过其行为,间接维护其他消费者的权益。试想一下,一买假者买了10部冒牌移动电话,索赔成功,那么至少能避免另外9个消费者买到这种假货。商家遭受了巨大损失,可能就会打消卖假的念头,从而合法经营。这不仅不与公共利益相左,而且是真正的公益行为,利自己,利他人,利社会,这就是买假者买假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因此,买假者买假的行为是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第三,目前的社会总体环境需要买假者的涌现,其行为需要法律的支持和保护。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经济迅速发展了,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道德规范(如诚实信用)等还未完全形成,处于相对的无序状态。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管理上出现许多漏洞和真空地带。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各国中位居前列,可制假、售假的规模和范围也是首屈一指的。

前几年一些不法商贩卖到俄罗斯等国的假冒伪劣商品,被外国人斥为“中国垃圾”,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一些厂家的名牌产品被假货冲击得销不出去,为了生存,专门派出“打假队”(这本应是政府的职责,却要由市场经济主体来兼任),无奈杯水车薪,能维持一时却不能维持长久,效果不理想;某些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制假活动不仅不禁,反而加以保护,以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经济学中所称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假货直接侵害的是广大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维护者,如果受假货之害的消费者不主动奋起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只能眼看假货到处漫延了。工商企业规模巨大,组织严密,有雄厚的资产,掌握广泛的信息;相比之下,消费者却是分散的,组织性不强,属于弱势群体,需要公共舆论、社会团体(如保护消费者协会)的大力支持,法律的特别保护。

《消法》的宗旨和立法精神就是给予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处于弱者地位的广大消费者以特 殊的法律保护。知假买假者并不因为具有识别商品真假的能力而成为与经营者相匹敌的强者,同增应由《消法》给予特殊的保护。③买假者的涌现,不仅仅是社会产生了这种需要,而且也是公众运用法律维护其合法权益的最好体现。他们不仅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而且为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而斗争!

最后,无论从一般社会常识上,还是从学理上,对于消费者的认定,都要归结到法院的审判之中。在此之前,消费者可以与商家达成和解协议、向保护消费者协会投诉、要求有前行政管理机关查办,但起诉至法院,寻求司法保护,是最后的也是较有保障的救济手段。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法院对民事纠纷具有最终裁决权。对此类案件的审理,由于社会影响较大,所以要慎重作出判定。在这方面,天津市和平区法院的做法值得借鉴。

在王海索赔案审理之前,该院和天津市的一些法律专家、学者专门就“知假买假”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然后才作出了支持王海的判决;而天津市河北区法院却认为王海非消费者,作出不予支持的判决。在此过程中,纵然有法官自由裁量权方面的因素,但问题主要在于对《消法》第2条“消费者”的解释上。若按字面意义,从一般社会行为模式来理解,王海的行为与一般消费者不同,但仅仅如此理解是不够的,还应探讨其深层的联系与区别。由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体现在各个领域,而且这种弱者地位是针对消费者这个特殊群体而言的,否则行家里手在购买其熟知的商品时也不再是消费者。④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并非把法条简单地套在所认定的事实上就结束了,而应首先把案件事实认定清楚,不存在疑点之后,再联系所要适用的法律,权衡法律条文是否与案件事实相吻合,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加上法官本人的价值判断。在对“消费者”的规定方面,《消法》第2条的内容存在法律漏洞。所谓法律漏洞,是指“法律体系存在着违反方法计划的不圆满状态,换言之,是指某一法律问题,法律依其内在目的及规范计划,应有规定却未规定的现象”。⑤对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大体上有三种:其一,依习惯补充;其二,依法理补充;其三,依判例补充。⑥对“消费者”的认定,无疑应采取依法理和判例来补充,以达到法律规定的圆满状态。依照民法解释学的原理,应采用立法解释和社会学解释方法来进行解释。所谓“立法解释”,系指探求立法者或准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所作的价值判断及其所欲实现的立法目的,以推知立法者的意思。⑦对于后者,即“把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着重于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衡量,在法律条文可能的文义范围内阐释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运用这种方法,须以文义解释为基础,在文义解释有复数结果之可能时,方得进行社会学解释”。⑧在本文案例中,由于对“知假买假者”能否认定为消费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所以,引入社会学解释方法比较恰当。其实,这两种方法存在重合之处。立法者在立法时,必然对将要制定之法律所规范的社会状况进行深入地调查、了解,明确其所制定法律的主旨,《消法》的立法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即保护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以抗衡强大的工商业集团。在对社会效果预测和目的衡量方面,前文已详细论述,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公众在自觉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深入理解了法律的本质,逐步培养对法律的信仰,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非几日法制宣传所能比拟的。

根据以上论证,笔者提出如下立法及司法建议:首先,国家公布一部法律的同时应附带公布立法理由书,这对法官理解该法律的立法精神有很大益处。“因我国(大陆)立法无附具立法理由书之制度,其它立法资料如审议记录不公开,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时由起草人所作的立法说明往往非常简单,这对立法精神的理解增加了难度。”⑨在这方面,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布理由书制度已经实行多年,效果很好,值得借鉴。其次,最高法院对“知假买假”案,应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司法解释。另外,对《消法》第2条作出更加明确的司法解释,规范法官的审判活动,限制其不当的自由裁量权,以利于全国范围内对此类案件审判的一致。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对同一法律事实作出两种不同的判决恐怕不是立法者的初衷,最低限度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第三,对欺诈消费者的行为,加倍赔偿不足以制止,应提高赔偿数额,以三至五倍为宜。此举的目的就是把公众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护自身权益的社会成本由违法者负担。很多消费者,为求得公正处理,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整日奔波,身心疲惫,这样是不公平的。提高赔偿数额,使违法者不能从违法活动中获得利益,若铤而走险,必得不偿失,加大其获取非法利益的风险,必然减少其从事违法活动的机会。要知道,对违法者的仁慈,就是对守法者、对社会公众的损害。一个国家健全的法律制度必须使违法者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得非法利益,如果相反的情况出现了,那么,法律的权威必然受到挑战,不利于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

《消法》自颁布以来,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超过了其它许多部法律,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正在得到加强。法律规则要获得生命力,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公众要不断地运用它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此意义上来说,《消法》是一部“活法”而不是“死法”。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⑩没有公众为法律奋斗,为权利而斗争,法律所欲达到的目的必难实现。肯定“知假买假”的合法性,就意味着《消法》第49条将以利益为驱动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广泛运用,将会导致假货在市场中绝迹。当然,这种情况只是最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我们不能奢求每个社会成员都成为“王海”式的人物,但从理论上加以明确是必要的,首先要做的就是从法律的角度对其作出正确的评价,兹事体大,不可不辨。王泽鉴先生认为,十九世纪是劳工运动的世纪,二十世纪是消费者运动的世纪,⑾如今虽然已是二十一世纪,但我国的消费者运动才刚刚开始。如果有一天,买假者们无假可买了,那么,这一天就是制假售假者的末日,消费者的节日!

注:

① “同样的案子为何判决不同”,《人民法院报》,1998年2月26日。

② “王海津门兴讼受挫”,《法制日报》1998年1月22日。

李友根:《消费者权利保护与法律解释》,载于《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秋。

同③注。

崔见远:《我国民法的漏洞及其补充》,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1995年第1期。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0页。

同上书第219页。

同上书第236—237页。

同上书第221页。

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载于《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王泽鉴:《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与消费者的保护》,载于《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3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法院·侯德强 崔纪元

第三篇:消费者维权小常识(范文)

消费者维权小常识

2011年10月1日,开发区消费者李女士,趁着节日商场搞活动商品打折的时候,在开发区一家商场购买了一台新式某品牌的小厨宝热水器,准备安装在刚刚装修好的新楼房内。2011年10月15日中午,商场安排专业安装人员到消费者新装修好的楼房内,按照事先留好的指定位置将小厨宝安装好,安装所需要使用的一切配件,均由该品牌厂家所配备的原配件。2011年10月16日,李女士楼下邻居电话通知她,称因李女士家积水造成楼下邻居家顶棚、墙面都被水淹了,李女士接电话后立即回家查看情况,发现新购买的小厨宝内胆在安装前就已经破裂,水从小厨宝的内胆流出积了一地水,将新装修的家和新定制的家具全部给淹了。李女士将被淹情况电话通知厂家领导,该厨宝生产厂家的领导也到现场查看了李女士家里被淹的实际情况,让李女士等回信,但事隔多日厂家一直不给明确的答复,给李女士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开发区消费者协会接到李女士的投诉后,对此事进行了实地调查,通知经销商和厂家的负责人到消协说明情况。经销商的安装人员和厂家的负责人也承认事实。消协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做经销商和生产厂家负责人的说服教育工作,小厨宝是安装前内胆就已经破碎了,应该是厂家的责任,经销商和厂家负责人终于同意赔偿李女士和其楼下邻居经济损失合计73000元,并将小厨宝货款400元如数退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第二十三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按照国家规定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或者约定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本案中,由于李女士的小厨宝是在安装前内胆就破碎了,从而造成消费者和消费者的邻居积水被淹,不但造成消费者新装修的房子被淹,而且还让李女士的邻居的房屋的顶棚、墙面也遭受了损害,经销商和厂家应对此负完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损害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以修理、重做、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方式承担民事责任。消费者与经营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履行。”据此,该经销商或厂家应当支付李女士因小厨宝漏水而给她和邻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并退还小厨宝货款。

大学生维权的手段有哪些?

一种是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简称“消协”)投诉,由协会负责向相关企业进行沟通和调解,并最终促成事件的解决

向法院提交民事诉讼,法院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条文进行处理。

最普遍的是与商家协商

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 首先去找商家理论或者协商赔偿 或者更换退货各种手段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消协

优点:消协受理维权案件以后 积极与商家联系 并为大学生想解决办法

缺点:“消协”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并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

法院:

优点:所裁定的结果是最公正的 并且执行力度最高

缺点:手续繁琐 所消耗的精力大

协商:

优点:大学生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商家解释 并交涉协商事宜

缺点:完全取决于商家的诚信度 如果商家拒绝任何赔偿 没有办法

1962年3月15日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首次提出了著名的消费者的“四项权利”,即:有权获得安全保障;有权获得正确资料;有权自由决定选择;有权提出消费意见。315标志肯尼迪提出的这四项权利,以后逐渐为世界各国消费者组织所公认,并作为最基本的工作目标。1983年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确定每年的3月15日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同时,选择这样一天作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也是为了扩大宣传,促进各国消费者组织的合作和交往,在国际范围内引起重视,推动保护消费者的活动。从1983年以来,每年3月15日,全球各地的消费者组织都举行大规模的活动,宣传消费者的权利,显示消费者的强大力量。其中包括发布新闻公报、向公众介绍消费者组织的活动;告诉人们消费者组织将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做哪些工作;通过报纸、刊物、电台和电视节目进行宣传,在学校发放宣传材料或消费者刊物。组织消费者权利的演说,努力提高消费者的保护意识。有的国家的消费者组织在这一天向公众征集“消费权益歌”,有的组织演讲比赛、保护消费者知识竞赛或进行“一年最严重的损害消费者利益事件”的评定活动;奖励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作出贡献的人;举办各种展览;举办消费教育讲座;有些国家的消费者组织还开展对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检查;举行集会、演出、现场宣传咨询投诉和义务服务等活动。我国自1987年开始,每年的3月15日,全国各地消费者组织都联合各有关部门共同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运用各种形式宣传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其成果,促进全社会都关心、支持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宣传活动已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意义深远的社会性活动。

第四篇:浅谈我国消费者维权情况

浅谈我国消费者维权情况

摘要 消费者权益是关系到社会每一个人的权益,消费者的保护不可忽视,否则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会受阻。随着国家宪政的完善、经济的发展、市场的繁荣,对不法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惩罚比之前更法制化、制度化。可是,我国消费者的维权情况不是那么乐观。这表现在消费者受到消费侵权后维权行动意识薄弱;消费者无法识别侵权行为;消费者维权证据缺乏;消费者不熟悉维权法律;消费维权成本高等等。改善消费者维权现状的对策有必须完善消费者维权法规,供给消费者维权依据;必须疏通消费者维权渠道,提高消费者维权效率;必须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消费者自保能力。本文提出和探讨导致当前来自消费者维权方面的问题,旨在呼唤社会尽快解决消费者维权问题,以期从消费者维权这一方面下功夫促进中国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设。关键词消费者维权 侵权 法律

引言 消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好的消费环境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的和谐发展。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大量的消费侵权问题随之而增加,由于消费者的自我维权意识淡薄,更给消费侵权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唤醒消费者维权意识,提高消费者维权能力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途径。

一、当前我国消费者维权情况

近年来,有关于消费者维权的案件纠纷不断增多,而没有公开的维权纠纷、那些消费者没有发现的侵权事件又不知道有多少,虽然我国的相关法律在不断完善,但还是阻止不了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情况也不容乐观。

二、消费者维权现状的原因

1.消费者受到消费侵权后维权行动意识薄弱

消费者的维权行为应建立在维权意识之上,没有维权意识就没有维权行为。所以维权意识的强弱决定着维权效果。权利作为一种文化和制度现象,是与法和国家一同出现于人类社会的,其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1]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名族之一,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也因为这种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使中国人对权力的观念的逻辑规定和论证及其淡薄。“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很优秀的思想和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也可能被误用。”[2]中国人追求和睦相处,但是遇到权利受到侵犯时还是如此对待的话,那真的是不可取的。一件件小的消费者侵权累加在一起所引起的损失是巨大的,没有对自己受到的侵害引起深思和觉醒,也导致经营者对消费者小的利益不放在心上,逐渐导致去侵害更大的权益,甚至引起恶性循环。

2.消费者无法识别侵权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消费者无法鉴定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所以尽管消费者有维权意识,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益是否受到侵害,所以还是会妨碍维权效果,同时也妨碍维权意识的提高。

3.消费者维权证据缺乏

消费在购物时很少会主动去索要消费凭证或者质量保证凭证,所以在遇到侵权索赔时无法拿出相应的证据。这是一种不良的消费习惯,也是消费者法律意识淡薄的一种体现。

4.消费者不熟悉维权法律

中国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及经营者的义务,是消费者的维权及经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法律规定。但是,很多人不熟悉法律及相关规定,更不用说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面对国家的普法宣传更是不屑一顾,对3.15活动的举行,认为和自己没关系,也不熟悉消费者投诉电话,这种情况在知识层面教导的人群中不多,但在农村地区或者老年人消费者中尤其严重。

5.消费维权成本高

有些侵权案件需要进行鉴定,而往往这些鉴定费要高出消费者消费所买的消费物品价格,案件的审判时间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选择其他解决方法,这也是经营者摸到了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更加助长了消费侵权的气焰。

三、改善消费者维权现状的对策

1.完善消费者维权法规,供给消费者维权依据

首先,要明确消费者的概念。无论是个人消费,还是集团消费,无论是间接为生活消费目的的消费者,还是最终为生活消费目的的消费者,都应该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督促经营者合法、正当经营,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消费者权利是人们在进行生活消费过程中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是生存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能内容。因此,法律确认消费者的权利,是有效保障人的生存权的重要内容,是使消费者的基本人权从应然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的重要手段。[3]其次,要进一步明确精神赔偿的法律责任。消费者获得精神赔偿,不能以身体受到伤残或死亡为前提。否则,只会助长经营者的违法行为。况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消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各种精神消费品也越来越多,精神消费的保护已刻不容缓。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精神消费权利,侵害消费者精神权利的形式,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范围、责任形式、赔偿数额或计算方法等。第三,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额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旨在使消费者获得超过其实际损失的赔偿,惩罚和制止经营者的商业欺诈行为。但在法律实践中,消费者花费的诉讼成本往往超过了预期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因此消费者胜诉仅仅是名义上胜诉,经济上往往不划算。由于立法上采用惩罚性赔偿并未考虑消费者的诉讼成本,因而使惩罚性赔偿制度实施受到影响,这说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采用的增加1倍的惩罚额度远远不够。因而要提高惩罚性损害赔偿的额度,对大金额惩罚性赔偿可以适用23倍,对小金 额惩罚性赔偿可以假一赔十。

2.疏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提高消费者维权效率其一是强化行政机关职能。为了强化行政机关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监督职能,有必要对目前条块分割的工商、卫生、质量和技术监督、商检等重叠权限进行归一整合,设立一个专门的独立行使消费者权益保护权力的机构。一方面让它为消费者提供市场指导的法律咨询,规范市场生产、经营、运输和贮存者的行为,享有制订地区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的权限。另一方面,赋予该机构调查取证、查封、扣押、罚款等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权,并对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直接享有立案侦察权和移送检察机关刑事起诉的权限。还可将我国现在的消费者协会确定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民间组织。消费者协会除享有可以进行受理投诉、指导消费活动等职权外,还可以采取向新闻媒体曝光、代表消费者向法院起诉、监督法院审判程序等解决纠纷的手段。

3.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增强消费者自保能力

首先,消费者要加强学习,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一是学习消费知识,它包括市场知 识和商品知识。对于市场上的商品,应该确定购买的时间和地点;购买某种商品时,要了解商品的品牌、质量和性能;了解商品的价格知识,如质量方面的认证等知识。“在经济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由于跨国生产、跨国销售和跨国消费现象日益普遍,使得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产品产销方式进一步多层次化、国际化,使得消费者的经验与常识在正确判断商品、服务的价值及正确的使用、接受服务方面所引起的作用越来越小,消费者对商品更加一无所知。”[4]二是学习法律知识。近年来,国家发布了大量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消费者要学习和熟悉这些法律法规,以便在自身权益受损害时,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其次,国家、社会要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结语 消费是大众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衣食住行都涉及到消费。随着市场体系的不断发展,消费者在不断面对各种各样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消费关系,同时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也凸显出来。2008年的三鹿奶粉时间曝光后,再次为经营者和消费者敲响警钟,一些不法经营者藐视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为一己私利做出违法犯罪的行为。三鹿奶粉受害婴儿的父母面对侵害行为却显示出苍白无力和不知所措,也反映出现在消费者的维权意识薄弱。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看,消费者权益是公民权益在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保护消费者权益就是保护人的基本权益,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5]所以,我们要加强对市场经营的管理,重视对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提高,这也是中国法治建设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81页

[2]叶大凤.论我国实现消费主权的障碍和对策【J】.消费经济.1999,(3):30~

32[3]彭真明,黄进才.经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6),247

[4]赵军、任亮,“市场经济体制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新探”,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

[5]丁佳佳.论3·15文化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引领作用【D】,天津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第五篇:消费者维权

消费者维权

7岁的佳佳,是一个本来应是天真开朗,享受美好的童年时光,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应该得到和其他小孩一样的生活。但是从她出生的那刻起,死亡之手就悄悄的,令人窒息的向她挥手,死神邪恶的向她微笑着,发出奸邪的笑声。

佳佳的母亲在怀着佳佳的时候,在一所当地自称较好的医院里住院,在医院做了一次输血。后来佳佳的母亲总是莫名的发病,其丈夫王为军带着妻子四处就医,后在北京市医院被确诊为携带艾滋病患者!后来佳佳的母亲因患艾滋病离开了佳佳和丈夫王为军。一个原本在村庄令人幸福的家庭,被医院的一次输血而完全破裂!三个人的幸福家庭,失去妈妈的佳佳,失去爱人的王为军,父女俩相依为命。自从佳佳的母亲因艾滋病去世的消息在村子里悄悄地传开了。本来就够父女俩个人悲痛万分的情况下,人们对他们的议论更是把他们压的喘不上气来。王为军身为父亲,心情十分沉重。他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用手几番拭擦着眼角的泪珠后说:“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日子没法活了!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通过他说出这些话来看,这个男人真的是令人心酸,他有苦难言啊。佳佳经常被其他孩子们欺负,在学校也经常遭受不平等的对待。王为军面对每次佳佳哭着回来告诉他被谁欺负的时候,王为军心如刀绞般难受。他百般的忍受周围的人对他们的凌辱!终于,王为军终于忍住不这种生活,他想要有人为他解决这件令他难以忍受的生活状态。于是他找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律师。经过讲述,收集资料,得出结论这件事情的责任在于当初给佳佳妈妈输血的医院!

这家医院是一所民办医院,而且后来得知这家自称先进的医院,其实是设备卫生都不符合要求的私家医院而已,并不是什么正规医院。医院采集来的血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许可。当初佳佳的妈妈根本没有输血的必要,但王为军和妻子糊里糊涂的就被输血了,也没有跟他们说明理由。王为军妻子得了艾滋病就是这次输血早成的!由于这家医院采血的人员没有认真的履行职责,对于采集到的血液未经检测就给患者使用!这是多么不负责任的表现,多么的令人憎恨!对自己岗位中的事情竟疏忽大意,不曾把患者的生命看在眼里!假如工作人员谨慎负责,认真严格,那么这场悲剧不会发生!可是时间不会倒流,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什么假如。

王为军向市里的人民法院起诉了这家医院,但是在一审判决中因为证据不足,败诉了。这显然对于王为军是不公平的!王为军,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没有什么法律知识,其法律知识淡薄。在这里值得我们发扬的就是刘律师事务所的宗旨!刘律师说他们为受害人提供服务,不仅是对专业的法律知识予以帮助,对于向王为军这样的弱势者来说会带去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他们,抚慰他们的伤痕,在生活上会给他们一些力所能及的物质上的帮助。在这个社会会遇到种种事情,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在加上法律意识缺乏的原因,势单力薄,难以与其对立的“仇人”平等的抗衡!所以我国的法律规定,有关组织和单位应该支持起诉,对弱势者在精神上的支持。这样的规定只能停留在理论上,实际中确不见什么好的效果。这种规则有严重的弊端,对于弱势者只是支持起诉,而没有实际的帮助和协助起诉或代为起诉,这些弱势者往往是以败诉退场,因为无论从社会关系,经济实力,信息范围都不能与侵权单位,机关相比拟。所以要从根本上保护公民的利益,应该以有关保护他们的组织和单位代为起诉,为他们的“子女”讨个公道。2011年新改的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这是一个大的进步,能够更高的保护弱势者,大众者的利益。

话说回来,王为军负举证责任是不公平的,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对于医疗事故的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由侵权的医疗机构负其医疗事故不是由医疗机构的原因引起的证明责任。对于王为军与民办医院的事故纠纷,应当由民办医院负证明责任。证明其输血的“血质”是新鲜,正常的,没有艾滋病的证明。法官在审理此案的时候,应当把证明责任交给医院,而不应该

让王为军证明其医院为此事故发生的证明责任。王为军他在其妻子的意思下,把医院开据的所有医疗费用单保存起来,证明其妻是在这所民办医院接受过输血。他受理的证据足可以来证实,其妻生前确实是在这所民办医院住院接受治疗,并有输血的记录。法官应当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证明责任的规定,确定由医疗机构负证明责任。如果医院能够证明其给王为军妻子不是由于输血传染了艾滋病的事实,可以不负侵权责任,否则败诉,应当对王为军的一切相关损害予以赔偿!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制定的证明责任倒置,是科学的,是为更好的保护弱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敢于同大的对手依法主张自己合法权益得到恢复和赔偿的有力武器。对于这样的案件消费者维权难的问题不在是困难,而且有利于法律知识的传播,提高人们法律意识,从而使社会上的各种组织或群体或经营者对自己的事情小心谨慎,不敢在向之前那样理直气壮的,蛮横不讲理的,霸道的变相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让他们在自己的行业中,提高诚信度,避免遭到不必要的麻烦,遭受起诉而使自身的名誉度降低带来的收入风险。这样社会的风貌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变,诚信的风气渐渐蔓延。消费者无论购物,消费,还是接受这种或那种服务也会安心,放心,不会怕自己的权益受到伤害而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烦恼。人们的生活质量会逐步的上升,法律意识也随之上升,人人懂得知法,守法。但对于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还是很必要的,因为有了这种证明责任倒置后,公民个人不负证明责任而不去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不会去重视用法律维权的意识。在生活中还会遭受这样或那样的侵害,从而向法院起诉,浪费司法资源。

我认为消费者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要培养预防侵害的本领,增强法律知识,在生活中可以避免不可预计的后果。这不仅节省国家司法资源,而且有利于制止社会不利现象的发生和蔓延。

政法学院

姓名:许永男

学号:2011320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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