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构建中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原因及处置对策

第一篇：和谐社会构建中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原因及处置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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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构建中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原因及处置对策

【摘 要】近年来，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规模也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己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深入探究群体性事件发生缘由，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其防控体系，对于抑制和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确保社会的平稳运行，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 群体性事件 预防对策。

和谐社会必须以有序、安全和稳定为基本前提。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人们的思想异常活跃，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处理不好，党政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农村干群之间、企业单位领导同职工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会一触即发，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近些年群体性事件频发，从前些年的四川“大足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到这两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丽江事件”及“保定事件”都不得不让我们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关注。

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称之为“群众性闹事”，20世纪80年代初至80年代后期称为“治安事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被称为“突发事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安机关称其为“紧急治安事群体性事件件”。近年来我国官方和许多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称之为“群体性事件”。戴维？波普诺在《社会学》

一书中认为“集合行为”是指在相对自发、不可预料、无组织的以及不稳定的情况下对某一共同的刺激产生反应的行为。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因各种社会矛盾引起的，人们为了满足某些利益而临时聚集在一起，共同偏离或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干扰社会秩序、侵害国家、集体或个人利益、违反社会规范。影响社会安定的过激行为，主要包括集体上访，游行示威，械斗哄抢，毁坏公私财物，罢工罢课，围攻殴打公务执行人员，破坏生产或干扰办公秩序等。本文将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其主要特点、发生的原因及提出相应的预防对策。

一、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

1.规模较大，行为激烈，危害日趋严重。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大众性比较明显，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主要分子进行组织、酝酿、计划、分工。一旦召集实施，其行为也变成了大众行为，大众意志，参与人数就不断增加，规模范围也不断扩大，难免引起更大的矛盾。

2.多种问题交织，处理难度加大。当前群体性事件中，往往是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要求相交织，多数人的过激行为与少数人的违法行为相交织，常常使得事件难以当机立断地解决，一旦应对不当，就极易激化矛盾，使事态扩大。

3.反映的内容有明显的权益性。群体性矛盾一旦产生，其内容无一不是涉及人生或财产权益。对于每一个普通公民来说，遇到或感到自己的人身权益或财产权益受损或将要受损，就会出现抗衡的心态，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4.参与人有矛盾的共同性。从每一个具体的群众性事件的发生过程来看，由于起因可能或已经造成群体权益的共同受损，故参与人所反映出来的心态也有共同性，通过种种方式抗衡或准备抗衡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一致的。

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1.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美国政治思想家亨廷顿说过：“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一些群众对政府的新政策不理解。政府制定的新政策、新制度，有的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有的则是按照超前的思路设计的。一部分群众由于受传统观念限制，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当这些新政策、新制度损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这种矛盾便更为突出。应该说政府的新政策是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来制定的，但是涉及其切身利益的群众一时难以理解。

3.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造势心理。认为闹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当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个别人错误地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引起政府机关的关注和领导的重视，能尽快解决问题，便聚集起来寻求解决的方法，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群体事件。同时，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同一类群体事件中，对行为过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访在解决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也加重了群众的这种心理，产生连锁反应。

4.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存在问题。社会弱势群体要通过一种激烈的、体制外的、具有非法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方式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的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利益诉求渠道，还主要是由社会强势群体来主导的。在目前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企业经营者和党政官员较多，工人代表、农民代表较少。弱势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手段，他们在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中处于弱

势地位。在社会弱势利益群体由于资源有限，合法渠道又不畅通，利益被损害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采用施压性集体行动来宣泄利益诉求。

三、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美国著名学者谢茨施耐德认为，政府是社会冲突化的产物，也应该是冲突的调节者。因此，积极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是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对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1.认真分析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做到防微杜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有一个量变的渐进过程，是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突然爆发。在矛盾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引起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警觉和重视，及早决策，予以防范，避免事态不断扩大激化。遇到具体的群体性事件，不仅要看到群体性事件的弊端，努力去消除和避免它，而且要主动追究造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和责任，主动寻找工作上的薄弱环节和不完善之处。

2.建立社会预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治理群体性事件要治本，即要从根本上、源头上消除事件发生的土壤和诱因，就必须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延伸信息触角，密切关注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及时掌握获取可能引发群体事件的倾向性、深层性信息。

3.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发挥法制宣传教育的作用。通过法制宣传，一是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二是提高广大群众依法保护合法权益的认识；三是教给广大群众依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尽量将事态消灭在萌芽状态。

4.拓宽并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一是完善信访制度。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责任，防止一些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推诿塞责、敷衍了事、久拖不决，侵害群众合法权益发生。二是充分发挥如工会等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的作用，使其能够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三是开辟网络利益表达渠道。四是依法对群体性事件加以疏导。应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作用，在对事态保持控制力的情况下，适当批准群众正当的游行示威申请，可以缓解社会压力和紧张程度，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平衡。

5.大力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解决群体性事件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经济。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围绕稳定和发展的主题，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参考文献：

[1]《理论导刊》2010年第5期。

[2]《时事报告》2009年第11期。

[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

[4]肖汉仕，应用社会心理学，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于建荣，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6]肖鹏英，危机管理，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7]丁补之，瓮安，“不安”的县城，南方周末，2008-07-10。

2008。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处置

用新理念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

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不能仅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而应该用全新的理念、手段、方式和机制来处置。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群体性事件是群体心理失衡下的过激集体行为，其产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部分群体失衡心理支配下而表现出的一种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心理失衡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七种类型:

一是权力异化引起的心理失衡。权力异化即权力的腐败和滥用。

二是官僚腐败引起的心理失衡。

三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引起的心理失衡。

四是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引起的心理失衡。

五是教育机会、卫生费用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引起的心理失衡。

六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引起的心理失衡。

七是社会管理方式与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引起的心理失衡。

正确处理当前的群体性事件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在预防和解决。相关部门在继承和运用传统方式的同时基础上，要进一步用创新的的机制、手段、理念和方式来处置群体性事件。

1.预防解决群体性事件应坚持七项处置原则。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在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指导上，应坚持“七项处置原则”。即党委、政府主导原则、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依法果断处置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其中：问责是重塑政府形象，让群众恢复信心的重要途径；慎用警力则是避免事态扩大的关键中的关键。

2.加强对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的心理引导。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加强特定人群的心理引导和干预，建立起国家、省、市三级社会矛盾预测、评估、化解机制，将“群体性事件”消弭于未萌期。

3.加强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后的心理干预。建立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确立群众利益问题解决机制，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参与群体的心理紧张。

4.加强对群体性事件整体过程的信息公开和权威发布。政府应该针对群体心理，选择信息发布的形式和方法，让被流言鼓动的群众及时听到信息公开和权威发布的声音，从而让更多人能够及时结束观望、做出判断，不轻易地让群体形成，或者促进群体的瓦解。

5.构建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一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二是转变政府工作作风，改善干群关系，三是建立健全社会安全机制，消除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四是进行深入持久的法制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法制意识。

6.构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构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关键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要把应急能力的建设更多地转化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强，一是坚持“软硬结合”，尽快控制事态。二是坚持“冷热结合”，注重教育先行。三是坚持“上下结合”，领导亲自上阵。四是坚持“宽严结合”，依法妥善处置。

第三篇：处置群体性事件

公安机关在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职能已从传统意义上的确保公共安全、粗细管理社会向如何服务民生、保障民生方面延伸。近年来，公安部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作为完善功能、改进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期盼、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全面提升工作标准和服务水平，把公安工作的成效更多、更直接地体现在促进社会和谐、惠及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新时期公安机关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本文作一粗浅概述。

一、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对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提出了新期盼

当前，随着我国立法体制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安工作职能由专政职能向服务职能的延伸，公安机关面临的执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已经处于更加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对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改进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切实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杜绝发生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对公安机关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公安机关承担着大量行政管理职能，这些职能都涉及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公安机关要把方便人民群众工作、生活作为公安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从户口登记、证照办理、场所管理、租赁房屋管理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进一步改进公安行政管理工作和服务职能，要不断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真正为人民群众提供方

便，让人民群众更多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三）对公安机关增强群众公共安全感提出了新要求

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是公安机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公安机关必须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创新防范和打击犯罪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特别是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坚决铲除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盗窃、抢劫、抢夺等多发性侵财案件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普通群众来讲是天大之事，公安机关要不等不靠，主动出击，竭尽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四）对公安信访工作提出了新期待

公安信访工作是我们了解掌握人民群众对公安执法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渠道。可以说，做好公安信访工作，解决信访问题，化解矛盾纠纷、满足人民群众合理诉求，是公安机关落实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直接体现，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抓手。因此，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坚持局长、派出所长接待上访群众制度，必要时要带案下访，切实畅通信访渠道，沟通公安机关与上访群众的感情，真正让上访群众有说理、有依靠的地

方。

（五）对公安队伍建设提出了新期望

公安队伍整体素质如何，人民群众对民警的信任度、满意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位置，直接影响警民关系是否和谐。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不仅希望公安队伍是刑事犯罪的克星，是他们的“保护神”，还希望是他们生活当中的温馨港湾。“有困难找警察”是我们自己打出的旗帜，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为此，公安机关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从严治警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坚决杜绝“冷、硬、横、推”的问题，坚决防止发生与民争利、吃拿卡要和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坚决防止发生刑讯逼供、滥用武器警械、滥用强制措施的问题。加强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统一规范，完善制度抓好队伍素质教育，树立良好警纪警风，努力建设一支人民群众最亲、犯罪分子最怕的公安队伍。$$分页$$

二、公安机关如何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

社会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发展最基本的环境。公安机关要把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作为公安机关的最高要求，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认真做好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化解，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工作职责，抓好防范工作，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

（一）树立执法为民思想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基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公安机关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的重要前提。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公安机关只有把思想观念定位在坚持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的基点上，才能以新的视角审视新的情况，以新的思想指导新的实践，以新的作为创造新的成绩。一是要强化宗旨教育。引导和培养民警进一步增强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意识，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始终成为支配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思想动力。二是要强化群众路线教育。教育广大民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进一步增强公安工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听取民声、尊重民意、吸纳民智，让人民群众的期待与公安工作决策“不谋而合”，让党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三是要强化人权意识。要树立依法履行职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

验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二）提高民警的综合素质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重要前提。公安民警要真正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就必须在提高执法素质、执法能力、执法水平、执法服务上下功夫，以过硬的素质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一是要在提高执法能力上下功夫。公安民警的执法能力，主要体现在能否准确把握矛盾的性质，准确把握案件的本质，准确把握法律的精髓。这就要求广大民警必须具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公安业务知识和过硬的基本功。公安机关要以执法质量的提升为主线，以深化

“大练兵”活动为载体，以公安“三考”工作为切入点，切实加强对基层执法一线民警的教育培训力度，进一步完善集中培训、跟班作业、专家讲座、法制例会等执法教育培训工作机制，着力提升基层一线民警的执法能力和水平。二是要在作风养成方面下功夫。广大公安民警要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做群众的贴心人，做到时时、处处、事事都能够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三是要在深化“大练兵”活动上下功夫。要本着“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以“三懂五会”为重点，采取集中培训与自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通过“日学、周练、月考”的练兵机制，有效推进“大练兵”活动向纵深发展，确保民警的政治素

质、身体素质、业务能力、执法水平、服务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三）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具体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只有将不断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作为基础性工作、把营造良好治安环境作为工作重心来抓，才能真正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一是要牢固树立维护稳定是公安机关服务发展大局首要任务的观念、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观念、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公安工作切入点的观念，进一步研究不稳定信息掌握、群体性事件预警处置以及解决涉法涉诉公安信访问题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完善措施，提高水平，努力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会更加和谐。二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检验和衡量社会治安工作的根本标准，进一步创新打防工作机制，增强针对性、主动性、实效性。加大对暴力犯罪、黑恶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打击力

度，实施有效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四）做好服务群众工作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根本途径。在树立执法为民思想、提高民警综合素质、营造良好治安环境的同时，公安机关要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就必须在服务群众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一是要大力培养民警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正执法、热情服务的职业风范，使民警在工作上忠于职守，爱岗履责，不仅要“破大案”，还要

狠抓“小事”、“简单事”和“平凡事”，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在语言上要文明礼貌，态度诚恳，多一些人情味，少一些官腔；在行动上要有礼有节，平等待人，多一份热心，少一点冷漠，以真心换真情，以文明换理解，以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治安、出入境、道路交通、消防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积极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政策和措施，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减少中间环节，拓宽服务领域；加强行政审批服务建设，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做到能让群众一趟办完的，决不让群众跑第二趟，使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公安机关执法为民带来的实惠。三是要进一步深化警务公开，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消除警民隔阂，融洽警民关系，积极组织民警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做群众的贴心人，使民警时时、处处、事事都能够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帮群众之所需，认真兑现作出的各项承诺，切实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四是要认真履行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公安机关要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全面贯彻落实好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的规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能，增强公安机关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做到有警必接、有案必立、有危必救、违法必纠、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勤政廉洁，切实履行公安工作的根本宗旨，为经济建设

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篇：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处置对策探析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

及处置对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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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处置对策探析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利益诉求性、泄愤性、复杂性、策划组织性、广泛性、危害性等特点，然后从群众、政府及社会三个方面解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最后从事前、事发、事后三个阶段提出了进行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的相关措施。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利益诉求；社会失衡；贫富差距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虽然还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是，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现有资料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有村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改革、军队复转干部、民族宗教、土地草场纠纷、环境污染、涉法涉诉、劳动和社会保障、腐败和社会不公、邪教和分裂祖国等。

一、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致使我国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1.突发性

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是因自身权利受到偶然事件侵犯的一种反应性行为，突发性极强。

2.利益诉求性

尽管群体性事件政治性因素增多，民族宗教问题有所增加，但追求特定领域的利益仍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主导因素，其经济性大于政治性。

3.泄愤性

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而且伴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

4.复杂性

群体性事件合理性与无理性共存、正当理由与不当理由共存、合法情节与过激行为共存。

5.策划组织性

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的转变，参与主体逐渐多元化，其组织性不断增强。

6.广泛性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员通常由当事人或家属；经济利益共同体；政治利益共同体；情绪共同体等组成。同时，新闻舆论以及网络的传播又使其得到社会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进而促使更多群体参与其中。

7.危害性

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极大，不仅体现在人员伤亡、组织消失、财产损失、环境破坏等方面，而且体现在对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造成的破坏性冲击。

二、原因:

对群体性事件的观察和分析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因为这些事件客观和真实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许多重要信息。在此，我们从三个方面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1.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群众

1.1人们对于事件的鉴别力不足

各种文化类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渗透以及海量的信息大爆炸，使得公众无法甄别事件真伪。同时，大量网络信息的流传使得人们陷入认知冲突之中，并不自觉的充当了网络信息流传中的一环。

1.2人们维权意识增强但法律素质较低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社会公众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却不能正确而合理将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义务有机的结合与统一。在处理事件的过程中，过分强调法律法规中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并认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即便是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法律相悖，法律在面对群体越轨行为时的广泛制裁也是难以实现的。于是，现实中的这种思想认识偏差极易导致其行为的越轨。

2.群体性事件参与客体——政府

2.1官僚主义作风尤存，腐败现象严重

公共事务管理人员是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能够公平、合理地处理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和冲突。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和人员的角色定位出现了偏差，公共权力行使方式欠妥。他们追求GDP至上，对人民群众的呼声与疾苦存在着麻木不仁甚至不闻不问的现象，他们不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而且时常滥用职权，或以权谋私，或侵民扰民，或违法乱纪，使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由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长此以往，民众与之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和排斥感，并将这种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

2.2基层组织控制能力弱，不善于化解矛盾

随着我国逐步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人们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由利益所导致的各类纠纷愈来愈多，通过既有落后的制度安排已经无法予以解决，相应地各类基层组织仍然沿用以往解决思路已经不足于应对现实中复杂的社会事件，其结果就是难以解决群众利益的纠纷，从而使群众对基层组织失去信心。此外，政府在面对利益分配问题时如果出现明显偏差或失误，就极易造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在事发之后，有关部门和人员反应迟钝或行政不作为，未能够及时对社会公布事件的真相，对有悖于事件事实真相的谣言听之任之，相关利益受损群体的诉求得不到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和正确的引导，以至矛盾升级与恶化。观察发现，那些颇具影响力的事件，几乎无不是由群众的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部门对群众的合理诉求没有合理解决、不恰当使用警力激化盾等所造成的3.群体性事件环境——社会

3.1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公平失衡

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所受到的冲击与付出的代价最为明显，而其获得的实惠却最少。因此，面对社会存在的贫富悬殊，其心理在受到巨大冲击的和震撼的同时，极易产生对立化和非理性化的心理失衡。于是，这些人群包括社会舆论对现实中的官员腐败、贫富不均、司法不公、治安恶化、信仰不自由、政府和官员的诚信缺失等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当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一定量的积累之后，一旦遇到偶发的某一利益冲突的具体事件时，会使人们的这种不满情绪转化为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不满甚至仇恨。

3.2民情民意表达渠道不畅

社会弱势群体在与强势群体发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时，利益诉求渠道不畅，他们往往处于失语失声、束手无策的境地，在体制内的利益诉求难以表达之时，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弱势群体联合起来，不得不寻求用体制外的方式进行利益的抗争，其中包括选择串联、聚集起来酿成群体性事件。他们为表明主张、宣泄情绪、扩大影响、实现目标而不断将事态扩大化，形成群体性的纠纷，借助舆论等力量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出面解决问题。

三、处置对策:

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从事前、事发、事后三个方面着手。

1.事前调控

事前调控是指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对群体性事件的调解与控制。

1.1建立灵敏、迅速、准确、畅通的信息收集渠道

在一定的意义上，社会不满是一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它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与相同社会处境者产生共鸣。因此，收集舆情空间信息显得至关重要。

1.2完善利益均衡机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政府应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依靠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两种手段，进行双重调节，实现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这样既能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利益，又能使国民收入分配相对公平，使利益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各群体的利益处于相对均衡状态，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

1.3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的维权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当前我国数量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游离于主流体制之外，其利益表达能力低下，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组织和渠道能提高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缓和甚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4做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政府官员应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权用于民，情系于民，利为民谋，为人民群众把好事办好

2.事发控制

事发控制指在事发过程中合理解决群体性事件的一系列行为。

2.1快速介入，控制事态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遭受社会挫折和经历社会心理失衡的过程中，本身就已经孕育了一定的冒险心理，当聚集为群体后，责任广泛分布于全体参与者当中，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必对行为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因此采取的行为往往比个体独处时更激进、更

冒险。因此，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要严防事态的扩大。

2.2讲策略，分类处置

正确处理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社会纠纷、社会骚乱和 有组织犯罪等不同类别的群体性事件。得当的处置群体性事件能释放出长期积聚的社会能量，使那些心理失衡的公众得以实现心理上的平衡，从而缓解社会紧张，起到一种社会安全阀的作用。

3.事后处理

事后处理是消除事件不良影响、防止反复稳定社会的重要环节，确立稳妥的群体性事件善后机制。

3.1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稳定公众情绪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产生某种态度和行为总是由一定心理动机驱使的。因此，我们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密切注意群体性事件在平息后可能出现的新心理状况。

3.2查找原因，总结教训

群体性事件是政府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风向标和警报器，能表明社会上存在着某种利益的分化和失衡，表明有部分群众存在着利益诉求和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表明政府的调节机制出了故障，甚至暴露出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基层组织社会控制能力的不适应等，从而提醒政府根据这些信号，采取积极措施，促进矛盾的化解，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致谢

在此论文完成之际，我要深深地感谢在此论文写作过程中帮助过我的人。

首先，感谢潘启东老师的指导，正是他在课堂上的谆谆教导，才使得我接触并了解了组织行为学。

其次，感谢对此论题做出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我才能查阅大量资料，不断完善论文内容。

最后，感谢那些给我提供建议与资料的同学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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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原因及应对对策

08本科法学三班：谭希希

学号：200808140303 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虞崇胜教授在本文中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并从事前、事中、事后三步提出了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机制。

2008年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陕西府谷事件、河北定州事件、广东惠州事件„„，以及重庆、甘肃永登、海南三亚、广东汕头等地的多起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一次次群体性事件正在以激烈的方式考验着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

一、深入探寻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

如此集中的群体性事件在一年内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人民群众合理诉求的表达渠道和反馈渠道不畅，长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得不到地方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党群矛盾、干群矛盾、政民矛盾、警民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激烈的冲突和对抗。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法泉最近撰文指出，一些重大恶性事故和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问题。应该说，李法泉书记的这一警示抓住了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症结所在。毫无疑问，当下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日益显示出优越性，但多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那些直接与政府冲突的“涉政公共事件”）则暴露出现行

体制和机制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体制性腐败就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的的深层原因：

其一，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与政府权力取向有很大关系。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过分地依赖甚至献媚于所谓“利税大户”，而这些“利税大户”则通过贿赂官员获取非法利益，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严重侵害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在备受关注的“涉政公共事件”背后，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一些地方发展中存在“权金化”倾向，一些地方政府只顾少数“富人”的利益和要求，不顾多数群众的普遍呼声，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侵害了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透过孟连事件，我们看到了官员和企业之间存在一个伤害群众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当地干部对群众要求的漠视和粗暴的工作态度。一系列现象将矛盾的深层原因指向了“权金化”：一些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小圈子”，缺乏对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

其二，群体性事件之所以爆发，与领导干部作风有很大关系。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缺乏强有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一些干部长期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呼声，对群众的呼声麻木不仁，对群众的疾苦不闻不问，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瓮安事件是一个典型的因体制腐败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因为它是由一个偶然性较大的小事件引发，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疏导，引发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多年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怨从这一小切口喷出。仔细

分析瓮安事件的发生过程就会发现，在瓮安事件的背后是当地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的普遍化，是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管理失控、公共服务缺失，更是党群、干群、政民、警民关系的紧张。

其三，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造成重大危害，与处理过程中的民主协商程序不规范、不及时、不灵活有关。

重庆市委书记***指出“观察众多群体性事件，都存在老百姓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民间沟通不到位、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有的地方处理问题的时候动不动就出现‘不法分子’、‘敌我矛盾’等阶级斗争词汇，对自己工作态度、工作方式的反思不够。”“重庆采取的方式告诉其他地方官员，应该学会协商和对话的方式，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谅解，这是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也体现着新时期‘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虽然是针对重庆市而言，但他所提到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大体相同。

其四，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和造成危害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有关。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明显暴露出我国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不健全。近年来，我国干部问责虽然更加普遍化和经常化，而且每一起重大事故都促进着问责制的启动。但是，目前各级政府的干部问责制并非健全和完善的，存在着许多缺失和漏洞。首先，是各级各种干部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致使许多事件责任主体

不明确；其次，是干部问责侧重于事后问责，致使问责成为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其实，问责制重要的不是事后问责，而应是事前有效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只有明确了干部的岗位责任，同时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加大问责力度，才能使干部认识到问责制的重要性。否则，群众就会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矛盾的升级和激化。

二、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既然群体性事件与现行政府体制和管理机制有关，特别是那些“涉政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于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而引起或激发的。那么，要消除或缓解群体性事件就必须从体制和机制创新下手，加强制度建设与体制创新，注重消除体制性腐败，努力从源头上建立和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要将制度建设贯穿于群体制性解决的各个环节之中，用制度建设推动工作，靠制度创新解决问题。要遵循制度建设的客观规律，着力健全完善能够制约权力运行、实体和程序相结合的制度，增强制度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同时，抓住制度执行这一关键环节，督促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执行制度，严肃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具体来说，要着重建立和健全消解群体性事件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机制：

其一，事前的预警和协商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突发的，但是并非没有症兆的。说到底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建立和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要事前化解一些容易产生

矛盾的问题，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比如2009年由于大批农民工回乡，必然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矛盾，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的社会稳定工作，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关键的是要妥善地解决好农村的征地、环境污染、移民搬迁以及集体资产的处置这样一些比较敏感的和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平时就要依照法律和政策处理好这些问题，避免这些矛盾的激化。

再就是要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既然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是群众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所致，那么，清除体制性障碍、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就成为防范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要通过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理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增强体制的应对能力，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保证信访渠道畅通，使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表达和反映，从而在源头上建立起群体性事件的防范机制。

其二，事中的应对与化解机制

由于社会是变动不居的，新的矛盾层出不穷，因此群体性事件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既如此，如何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

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首先必须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掌握准确的信息。因此，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有关信息必须公开，以便及时沟通各方，化解矛盾和冲突。目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问题就是沟通渠道不够，官民对话渠道不够畅通。过去我们总希望把民意引导到正规的渠道来找政府，但是政府这么多层级，民众往往无所适从，而政府部门间往往互相推诿扯皮，导致事件愈演愈烈。因此，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及时了解和掌握准确、真实的信息是关键性的工作。

要及时应对和化解群体性事件，必须及时化解群众的对立情绪。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因。而化解群众对立情绪的根本方法是民主。纵观2008年以来发生的影响大的群体性事件，多数都与群众诉求渠道不畅，特定群体代言人缺位，利益调节机制缺失，群众的要求得不到及时回应，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所致。因此，要建立和健全政府与民众的协商对话机制，及时化解群众的对立情绪。

其三，事后的问责和修正机制

群体性事件平息后，要迅速地总结教训，该追究责任的要追究责任，该严惩的要坚决严惩，决不能不了了之；同时也要及时制定出整改方案，分析事件的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

要针对干部岗位的党纪和法律责任标准和规范不明确，导致群体性事件责任主体不明确的情况，尽快制定规范化的群体性事件干部责任制，明确群体性事件的责任主体，做到每一个群体性事件都能清楚地找到责任主体；同时，也不能将问责制搞成一种事后追究责任的惩罚制度，而要事前就建立一套规范的责任制，用制度来规范干部的行政行为。

要针对群体性事件中反映出来的政府体制和管理机制中的问题，及时地进行整改，改革和修正政府体制和机制中的弊端，增强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就目前情况来说，要针对群从利益诉求遭遇体

制性迟钝的问题，着重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而要增强体制性应对能力，必须从理念、制度、体制和机制多方面入手，其中疏通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消除体制性梗阻，完善群众利益协商调整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频发困局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