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研究

第一篇：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研究

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研究

［ 作者：佚名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2553更新时间：2006-8-22 ］

大东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郑允岐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活动中出现的一些超出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不和谐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和谐社会必须以有序、安全和稳定为基本前提。近年来，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正不断上升、规模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和复杂性，加之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匮乏，使处置工作异常艰难，很容易导致事件的恶化，它严重干扰了政府的办公秩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日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因此，如何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社会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就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形式以及如何正确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进行一下探讨，以期为今后处置这方面问题提供参考。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在国外，一些社会学者将“群体性事件”称之为“集群行为”或“集合行为”等，如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定义“集合行为”，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斯坦莱•米尔格拉姆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戴维•波普诺也指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而在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群体”是指本质上有共同点的个体组成的整体。“事件”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根据以上解释，“群体性事件”就可以理解为由同类个体组成的整体，因为共同的要求，对社会造成的不平常影响的事情。在我国，由于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建国初期称之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八十年代称之为“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九十年代称之为“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在21世纪初期称之为“群体性治安事件”。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我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是众说纷纭，说法不一，有的界定侧重明确群体性事件的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有的界定指出了群体性事件在行为手段上的特点及其社会作用和影响。综合上述论述，笔者以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尽管群体性事件的外在呈现出某些对抗性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也会由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群体性事件既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与处在既定社会规范制约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集群越轨行为。群体性事件的副作用和社会危害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客观上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可能是这样一个机制:“通过它，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在于它能够释放出长期积压的一些社会能量，能使部分心理失衡的群众得以心理的平衡，这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其次它向社会发出了警告或信号、表示部分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必须加以补偿，或者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问题需要纠正，或者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应该完善等等。所以，我们对群体性事件决不能只能看到它的负面效应，还应该看到它可以是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和报警器，有利于促使我们加强和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因此，只有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才能妥善审慎地处置好群体性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主要表现形式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与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及我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标准）的经济发展关键期和敏感期，群众维权意识增强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又有现实的具体成因。概括起来，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转型中群体利益的损失。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如企业转制中的下岗职工群体，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下岗失业工人也极有可能受到煽动而引发集会、游行、示威；城市拆迁补偿未及时到位，回迁日期遥遥无期，搬迁地点不理想，生活设施不配套等原因，导致拆迁户与拆迁公司的矛盾激化。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是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官僚腐败现象。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

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一部分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滥用权力，捣毁了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一部分人民群众对整个政府的不信任，从而以极端的表现形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失望，导致干群矛盾激化。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随着改革的深化，其配套措施有的没能及时出台，对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起不到缓冲作用。例如一些离退休职工因企业原因领取不到足够的退休金，一些工人下岗之后面临困境，而社会又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这就引发了社会矛盾，成为产生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原因。

四是一些群众对政府的新政策不理解。政府制定的新政策、新制度，有的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有的则是按照超前的思想设计的。一部分群众由于受传统观念限制，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当这些新政策、新制度损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时，这种矛盾便更为突出。

五是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负面影响和造势心理。认为闹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同时，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同一类群体事件中，对行为过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访在解决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也加重了群众的这种心理，产生连锁反应。

三、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

200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处理信访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中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现场处理和宣传教育等项工作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各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依据。但从我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来看，多数还是集中在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前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原因就是法律不适合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信访条例》等，此外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部门规章。而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中，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体系。例如，现实生活中，工人要求发放拖欠的工资，由开始个别工人零星去要，到后来成群结队去闹，以致影响了单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对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怎样界定？无论是分散催讨还是集体催讨，在我国的法律上都没有明文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是合法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这些工人若采取堵截铁路、冲击党政机关的方式来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则构成违法行为。某些执法机关在没有对群体性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之前，就盲目采取措施。群众没有违法，而执法机关却已经违反法律，这不仅不利于矛盾的解决或化解，而且往往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表明法律在规范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上已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和至高无上的地位。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尖税矛盾和突出问题的特殊表现，我们应从法律的视角、运用法律的途径和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矛盾。如果离开法律规定采取行动和措施，不仅往往使处置工作陷入被动，事后也将留下隐患，从而导致法律权威和政府信誉的降低。因此，我们在观察、分析、判断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坚持法治的视野、法治的立场、法治的原则、法治的方式和法治的程序，将处置群体性事件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

第一，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必须合法。也就是说主体必须是法定的主体。目前我国缺乏一部处置群体性事件主体资格的统一专门的规定。只是在有些法律法规中对相应表现方式的群体性事件，规定了处置的主体，如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六条规定：“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是集会、游行、示威举行地的市、县公安局、城市公安分局；游行、示威路线经过两个以上区、县的，主管机关为所经过区、县的公安机关的共同上一级公安机关。”在《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第四条规定：“群体性治安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由事件发生地的县市公安机关负责；重大群体性治安事件，事件发生地的地（市）公安机关负责；上级公安机关在必要时可以直接负责现场处置工作或派人到现场指导、协调工作。”此外，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有受理公民控告、建议和批评的职责。但是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资格却没有真正的被确认下来。正是由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没有法定化，从而造成在处置工作过程中各相关部门不愿承担责任，相互推诿，或因对群体性事件的性质认识不同，在处置工作中发生矛盾，不能形成合力。因此，建议制定专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规，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认下来，使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法定化。第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着合理要求与违法行为、多数人的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要严格依法进行，要针对不同的群体性事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正确分析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性质，严格掌握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开展处置工作。处置群体性事件只有依法进行了，才能把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纳入到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上。第三，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和步骤，要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方式，进行妥善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既有根源的复杂性，又有事态的模糊性，还有过程的多层性，因而一般处置难度较大。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相互配合，统一认识，上下一致，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在确定事件的性质，这是形成处置决心的关键环节。要根据事情的起因、界定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序，进行风险评估，要始终坚持平息事态、维护稳定为目标，坚持“有所

为、有所不为”，严格法律政策界限，严格遵循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不越权、不失职，将处置工作的各个环节纳入到法律政策轨道，确保处置工作既依法有据，又干净彻底，不留隐患。

四、检察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执法策略

当前，腐败现象在社会上的泛滥，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激起群众的怨恨，加深了社会的矛盾。职务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腐败的现象，不仅破坏党组织肌体的健康，而且也是影响社会文明、民主建设、破坏社会风气的毒瘤。同时，司法不公也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引发的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违法办案、超期羁押、权钱交易、徇私枉法等问题反映强烈。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使群众对国家法律的执行力产生怀疑，当这部分群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时，便引发了涉法上访，严重时发展为群体性事件。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检察机关在开展各项检察工作的同时，要始终坚持把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作为政法工作和维护稳定的重中之重来抓，认真研究其特点和规律，采取有效措施，落实好党的各项政策，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作出决策立足多数群众的切身利益，制定政策维护群众的基本权益，开展工作符合群众的实际需要，积极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要从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高度，高度重视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疏导理顺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变成克服官僚主义、改进作风的过程。要积极加强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配合，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依法惩治各种刑事犯罪，始终保持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高压态势，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参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排查调处，依法处置群体性事件，努力把影响稳定的不安定因素解决在基层，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不断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法的监督，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既要防止打击不力，又要注重保障人权，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坚持监督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监督普遍地树立司法公正的信心。突出重点，集中查处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以及其他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腐败犯罪案件，促进依法行政、廉洁从政。同时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坚持标本兼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从根本上减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正确处理上访和申诉群众的息诉工作是检察机关维护社会稳定，消除矛盾的重要工作，耐心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帮助群众消除法律的误解，使他们息诉服判，化解矛盾纠纷，避免集体访、越级访问题的出现，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提高检察机关处理复杂矛盾、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努力做到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都能沉着应对，依法及时妥善处理。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要正视问题，找准症结所在，克服无能为力的畏难情绪，消除埋怨思想，增强工作主动性，不推不躲不拖，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议，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促成群体性事件主客观双方对话，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对待下岗职工和城市拆迁、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将矛盾与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处置案例研究

群体性事件处置案例研究

——以贵州瓮安事件为例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2008年6月28日在贵州瓮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案情回顾：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三中初二（6）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死者家属对此不满。6月25日，第二次尸检再次认定李树芬溺水死亡，死者家属仍表示怀疑，之后关于该女学生死因的传言开始在小县城里广泛流传。有传言说，女学生是被“奸杀后投入河中”；还有传闻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另外两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一时群情汹涌，全城哗然。6月28日，部分群众和中小学生因对一名女中学生李树芬死因的鉴定结果从怀疑到对公安机关的不满，聚集到瓮安县公安局和县政府请愿，围观群众骤然聚集达两万多人。少数不法分子趁机鼓噪，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打砸抢烧，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事件造成瓮安县委大楼被烧毁，县政府、县公安局共151间办公室被烧，1档案资料和户籍资料全部烧毁，46台车辆被烧毁、9台车辆被砸坏，数十台办公电脑被抢走。县公安局办公楼里存放收缴的管制刀具的房间被砸开，刀具等危险品被抢走。在这期间，闹事人群肆无忌惮地在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办公楼里打砸抢烧，使这些政权机关一度失控，后来在省、州两级武警和公安民警的支援下，才控制了局势。到6月30日，县城才基本恢复正常秩序。

瓮安县“6·28”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瓮安事件过去几年了，但是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瓮安事件为何失控？当时相关部门是怎么处置的？处置方法是否得当？时至今日，这些问题还是值得讨论并借鉴的。总的来说，瓮安事件处置不当的方面主要是政府未能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和相关部门未能准确抓住决策时机。

（一）政府未能及时发布真实信息。

瓮安事件就是由于一个女学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的四处流传，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起来，最后酿成的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少数人能够煽动利用民众而造成群体性事件？据了解，在当时的瓮安，一些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党群、干群和警民关系紧张。当事件发生时，谣言四起，部分群众和学生不明真相，听信谣言，而相关部门没有及时辟谣和进行舆论引导，这时少数不法分子抓住机会大肆渲染，添油加醋，制造种种不利县公安局和县政府等部门的传言，义愤填膺的民众长期压抑的情绪开始爆发，产生共鸣并纷纷动员起来，最后导致严重的后果。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相关知情的政府部门为何没有及时发布事实经过，让百姓了解真相？

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这是基层政府的惯常做法。在瓮安事件中，正是政府没有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才给了那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导致了事态的步步恶化，政府在整个事件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这告诉我们，在重大群体性事件面前，及时发布真实信息，既是政府依法行政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防止事态恶化的技术性措施，信息越早公开，政府便越能掌握主动。

（二）相关部门未能抓住决策时机。

这些部门主要是瓮安县公安局、瓮安县政府和黔南州政府。正是他们的不负责任、优柔寡断和胆小怕事直接导致了事态的恶化，最终只得依靠贵州省政府领导的果断决策才最终平息事件。

（1）瓮安县公安局。正是公安机关先期处置不及时，措施不得力，才致使矛盾激化，事态逐步升级。

在6月28日下午15时30分人群聚集到县政府请愿之前，事件的矛盾双方非常明确，就是李树芬的家属和县公安局，争论的焦点也非常简单，就是对李树芬死亡原因的认定。可以说，对李树芬死亡原因的认定，只要合情合理，出示充分证据，对家属好言相劝，说服教育，必要时可以通过当地村委干部或当地有威望的人帮忙劝退，应能有效圆满地化解这次危机，这是危机消除的最简易时机也是最佳时机。但是事实上，当时的瓮安县公安机关对李树芬死亡尸检和立案问题上，不仅未能充分尊重死者家属意见，按照死者家属意见最大限度地予以

满足，而且对待死者的家属态度粗暴，甚至个别民警与死者的家属发生肢体冲突，家属在回家途中又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致伤，种种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伤害了死者家属的感情，也给谣言的快速传播提供了绝佳素材。那些受过公安机关打击的人或是对公安机关、县政府有着积怨的人群，还有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都纷纷活动起来，事件最终步步升级。瓮安县公安局最后还给李树芬家属发送了《尸体处理催办通知书》，限李家在28日14时前领回尸体，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这一作为引起了围观群众的愤怒，也进一步逼迫死者家属作出背水一战的举动。

（2）瓮安县政府。当地的县政府领导在事件发展的前期阶段不敢面对群众，逃避退缩，怕担责任，未能掌握舆论的主动性，任其发展，终失良机，酿成大祸。

瓮安县公安局属于县政府的组成部门，瓮安县政府在发现瓮安县公安局解决事件不力，或者无力解决的时候，瓮安县政府没有尽早介入，未采取积极主动地态度，一直退避三舍，不敢决策，怕担负责任。直到最后请愿人群聚集、危机形成，瓮安县政府才被动介入处理危机，但还是遮遮掩掩的态度。从发生的多次群体性事件来看，人群聚集的原因有时很简单，他们有时只是希望领导出来讲话，回答他们的问题，重视这件事情，能够承诺调查处理给个说法也就心满意足了。从人群聚集到彻底失控，存有数个小时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一个有分量的领导挺身而出，在场最高职位的也就是一个副县长，这种对待民众的态度彻底激怒了聚集的人们，慢慢地民众开始失望，愤怒的情绪开始蔓延，孤注一掷的心态渐渐产生，加上那些不法分子的添油加醋，煽风点火，事态开始慢慢地演变转化，聚集的人群开始冲击县政府机关和公安局。

（3）黔南州政府。在事件逐步升级的紧要关头，州政府领导不能及时决策，等待观望、行动迟缓，失去了制止事件恶化的有利时机。

在6月28日19时左右，强制力量已经调度完毕且处于待命状态时，黔南州公安局负责人赶到现场后，在外围转了一圈，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在民众打砸抢烧政府机关愈演愈烈，各种人员鱼龙混杂，肆意破坏，无法无天之时，州政府领导完全可以动用强制力量，采取强制措施，重点打击带头违法犯罪之人，绝不应该手软。试想如果当时州政府领导能够当机立断，一旦出现打砸抢烧暴力行为就果断处置肇事者，就算不能迅速制止、平息事态，至少也能震慑违法犯罪人员，让他们有所顾忌，有所收敛，也就能一定程度上防止打砸抢烧行为的蔓延；在打击带头违法犯罪人员的同时，让无关人员迅速离开群体，并打消其它人加入群体的念头。只有两边做工作，才不至于造成不明真相的群众盲从，而被那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这一方面暴露出了政府部门危机管理意识和知识的缺乏，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某些政府领导为了利益权衡的考虑，害怕承担责任，宁愿不作为，也不愿枉作为。

综上所述，贵州瓮安事件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客观性和必然性，当时的瓮安县治安状况差，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干群关系紧张，加上政府未能与民有效地沟通，未能及时发布最新信息，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不法分子煽动利用，各级政府部门又未能准确把握处置的最佳决策时机，最终矛盾激化，打砸抢烧，一发不可收拾。瓮安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它暴露出了现实社会中官与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暗示了排解矛盾纠纷对于我们工作的重要性；也显示出我们的政府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处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缺乏；告诉我们群体性事件要及早发现介入，及时加以控制，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要准确定性，加强沟通，多做思想工作，将群体性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事件升级时应当机立断，不能贻误战机，要有的放矢，重点打击和宣传教育相结合，果断平息事态。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处置

用新理念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

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不能仅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而应该用全新的理念、手段、方式和机制来处置。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群体性事件是群体心理失衡下的过激集体行为，其产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部分群体失衡心理支配下而表现出的一种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心理失衡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七种类型:

一是权力异化引起的心理失衡。权力异化即权力的腐败和滥用。

二是官僚腐败引起的心理失衡。

三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引起的心理失衡。

四是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引起的心理失衡。

五是教育机会、卫生费用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引起的心理失衡。

六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引起的心理失衡。

七是社会管理方式与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引起的心理失衡。

正确处理当前的群体性事件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在预防和解决。相关部门在继承和运用传统方式的同时基础上，要进一步用创新的的机制、手段、理念和方式来处置群体性事件。

1.预防解决群体性事件应坚持七项处置原则。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在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指导上，应坚持“七项处置原则”。即党委、政府主导原则、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依法果断处置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其中：问责是重塑政府形象，让群众恢复信心的重要途径；慎用警力则是避免事态扩大的关键中的关键。

2.加强对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的心理引导。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加强特定人群的心理引导和干预，建立起国家、省、市三级社会矛盾预测、评估、化解机制，将“群体性事件”消弭于未萌期。

3.加强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后的心理干预。建立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确立群众利益问题解决机制，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参与群体的心理紧张。

4.加强对群体性事件整体过程的信息公开和权威发布。政府应该针对群体心理，选择信息发布的形式和方法，让被流言鼓动的群众及时听到信息公开和权威发布的声音，从而让更多人能够及时结束观望、做出判断，不轻易地让群体形成，或者促进群体的瓦解。

5.构建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一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二是转变政府工作作风，改善干群关系，三是建立健全社会安全机制，消除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四是进行深入持久的法制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法制意识。

6.构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构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关键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要把应急能力的建设更多地转化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强，一是坚持“软硬结合”，尽快控制事态。二是坚持“冷热结合”，注重教育先行。三是坚持“上下结合”，领导亲自上阵。四是坚持“宽严结合”，依法妥善处置。

第四篇：处置群体性事件

公安机关在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职能已从传统意义上的确保公共安全、粗细管理社会向如何服务民生、保障民生方面延伸。近年来，公安部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作为完善功能、改进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期盼、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全面提升工作标准和服务水平，把公安工作的成效更多、更直接地体现在促进社会和谐、惠及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新时期公安机关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本文作一粗浅概述。

一、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对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提出了新期盼

当前，随着我国立法体制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安工作职能由专政职能向服务职能的延伸，公安机关面临的执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已经处于更加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对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改进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切实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杜绝发生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对公安机关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公安机关承担着大量行政管理职能，这些职能都涉及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公安机关要把方便人民群众工作、生活作为公安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从户口登记、证照办理、场所管理、租赁房屋管理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进一步改进公安行政管理工作和服务职能，要不断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真正为人民群众提供方

便，让人民群众更多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三）对公安机关增强群众公共安全感提出了新要求

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是公安机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公安机关必须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创新防范和打击犯罪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特别是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坚决铲除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盗窃、抢劫、抢夺等多发性侵财案件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普通群众来讲是天大之事，公安机关要不等不靠，主动出击，竭尽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四）对公安信访工作提出了新期待

公安信访工作是我们了解掌握人民群众对公安执法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渠道。可以说，做好公安信访工作，解决信访问题，化解矛盾纠纷、满足人民群众合理诉求，是公安机关落实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直接体现，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抓手。因此，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坚持局长、派出所长接待上访群众制度，必要时要带案下访，切实畅通信访渠道，沟通公安机关与上访群众的感情，真正让上访群众有说理、有依靠的地

方。

（五）对公安队伍建设提出了新期望

公安队伍整体素质如何，人民群众对民警的信任度、满意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位置，直接影响警民关系是否和谐。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不仅希望公安队伍是刑事犯罪的克星，是他们的“保护神”，还希望是他们生活当中的温馨港湾。“有困难找警察”是我们自己打出的旗帜，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为此，公安机关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从严治警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坚决杜绝“冷、硬、横、推”的问题，坚决防止发生与民争利、吃拿卡要和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坚决防止发生刑讯逼供、滥用武器警械、滥用强制措施的问题。加强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统一规范，完善制度抓好队伍素质教育，树立良好警纪警风，努力建设一支人民群众最亲、犯罪分子最怕的公安队伍。$$分页$$

二、公安机关如何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

社会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发展最基本的环境。公安机关要把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作为公安机关的最高要求，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认真做好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化解，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工作职责，抓好防范工作，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

（一）树立执法为民思想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基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公安机关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的重要前提。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公安机关只有把思想观念定位在坚持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的基点上，才能以新的视角审视新的情况，以新的思想指导新的实践，以新的作为创造新的成绩。一是要强化宗旨教育。引导和培养民警进一步增强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意识，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始终成为支配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思想动力。二是要强化群众路线教育。教育广大民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进一步增强公安工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听取民声、尊重民意、吸纳民智，让人民群众的期待与公安工作决策“不谋而合”，让党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三是要强化人权意识。要树立依法履行职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

验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二）提高民警的综合素质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重要前提。公安民警要真正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就必须在提高执法素质、执法能力、执法水平、执法服务上下功夫，以过硬的素质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一是要在提高执法能力上下功夫。公安民警的执法能力，主要体现在能否准确把握矛盾的性质，准确把握案件的本质，准确把握法律的精髓。这就要求广大民警必须具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公安业务知识和过硬的基本功。公安机关要以执法质量的提升为主线，以深化

“大练兵”活动为载体，以公安“三考”工作为切入点，切实加强对基层执法一线民警的教育培训力度，进一步完善集中培训、跟班作业、专家讲座、法制例会等执法教育培训工作机制，着力提升基层一线民警的执法能力和水平。二是要在作风养成方面下功夫。广大公安民警要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做群众的贴心人，做到时时、处处、事事都能够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三是要在深化“大练兵”活动上下功夫。要本着“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以“三懂五会”为重点，采取集中培训与自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通过“日学、周练、月考”的练兵机制，有效推进“大练兵”活动向纵深发展，确保民警的政治素

质、身体素质、业务能力、执法水平、服务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三）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具体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只有将不断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作为基础性工作、把营造良好治安环境作为工作重心来抓，才能真正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一是要牢固树立维护稳定是公安机关服务发展大局首要任务的观念、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观念、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公安工作切入点的观念，进一步研究不稳定信息掌握、群体性事件预警处置以及解决涉法涉诉公安信访问题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完善措施，提高水平，努力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会更加和谐。二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检验和衡量社会治安工作的根本标准，进一步创新打防工作机制，增强针对性、主动性、实效性。加大对暴力犯罪、黑恶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打击力

度，实施有效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四）做好服务群众工作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根本途径。在树立执法为民思想、提高民警综合素质、营造良好治安环境的同时，公安机关要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就必须在服务群众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一是要大力培养民警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正执法、热情服务的职业风范，使民警在工作上忠于职守，爱岗履责，不仅要“破大案”，还要

狠抓“小事”、“简单事”和“平凡事”，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在语言上要文明礼貌，态度诚恳，多一些人情味，少一些官腔；在行动上要有礼有节，平等待人，多一份热心，少一点冷漠，以真心换真情，以文明换理解，以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治安、出入境、道路交通、消防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积极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政策和措施，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减少中间环节，拓宽服务领域；加强行政审批服务建设，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做到能让群众一趟办完的，决不让群众跑第二趟，使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公安机关执法为民带来的实惠。三是要进一步深化警务公开，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消除警民隔阂，融洽警民关系，积极组织民警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做群众的贴心人，使民警时时、处处、事事都能够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帮群众之所需，认真兑现作出的各项承诺，切实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四是要认真履行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公安机关要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全面贯彻落实好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的规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能，增强公安机关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做到有警必接、有案必立、有危必救、违法必纠、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勤政廉洁，切实履行公安工作的根本宗旨，为经济建设

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五篇：群体性事件及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政治学对策

摘要：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经济和社会改革时期各种矛盾问题的综合反映，对我国的社会治安环境产生了严峻的挑战。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代表性地揭示了众多群体性事件表现出来的特点和引发原因，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凸显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减少和杜绝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现实选择。本文以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切入点，在对政治参与内涵及价值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当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从公平正义、制度建构以及公民文化培育等方面提出应对我国公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政治参与 政治权利 对策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超常规的、突发性的、需要立即做出处置决策的社会事件。此类事件会使与其相关的政府组织社会控制力受到削弱，甚至可能使政府组织处于信仰危机困境。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置，将构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并发挥基石功效；反之则严重削弱共产党执政地位，丑化共产党执政形象。正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所指出的：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导、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由此可见，如何在社会矛盾凸现期成功地预防和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已经不容置疑地摆在全党和全体人民面前。

一，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是指某一社会群体（含临时性群体），因某种潜在社会矛盾或现实社会问题尚未得到解决而自感自身利益受到剥夺，借助某种自然性或社会性契机，采取非常规甚至极端方式对抗党政机关及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的负面社会事件。具体表现为：越级群访、集体上访、非法游行、冲击政府、堵塞交通、罢工、罢课、罢市、聚众械斗，并部分伴有打、砸、抢、烧或伤害政府工作人员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当前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表层含义表现为利益诉求，而深层含义则表现为社会阶层或群体间的利益关系调整和利益分配的博弈。对于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政治概念。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中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即“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对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而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出发点。其次，群体性事件是一个法律概念。从法律角度看，不论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如何，只要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侵害，即属违法或犯罪行为。因此，《工作意见》在限定公安机关的职责时特别指出：“根据党委、政府的决定，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控制局势，平息事态，恢复正常秩序；对群体性事件中违法犯罪人员以及插手群体性事件的敌对分子，依法打击处理”。显然，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又必须通过法律的手段，在法治的框架下解决。

二，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可以概括出当前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1.多发性、多元性。虽然各级党委、政府普遍重视预防群体性事件，但群体性事件前仍呈现出逐年增多的态势。发生领域多元、发生次数频繁、发生地域广泛，作者在防城镇挂职期间，参与处理的群体性事件中，范围涉及土地权属纠纷、土地补偿款纠纷、因采矿造成污染产生的纠纷、医患纠纷、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等方面。

2.从众性。从众心理严重，认为法不责众，“一哄而起”常见，情绪偏激并且短时间内群体动员力较强。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有挑头人物，有几个核心组织者进行煽动，大部份群众是跟随者，其往往存在以下心理：认为法不责众，随大流得到利益后可参与分配，如追究责任也追不到一般参与者头上；如不参与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有的地方挑头者为产生人多势众的效果，增加谈判筹码，甚至许诺不论是否争取到利益，凡是参与者都可以得到一定的误工补偿。

3.组织性。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情况看，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这应归结于其组织性越来越强；有的事件背后出现有单位干部或是社会闲散人员参与其中出谋划策的现象。

4.复杂性。人员复杂、情况复杂、理由复杂、处理复杂、控制复杂。

5.传播性。谣言四起，迅速传播。流言成为短时间内进行群体动员的主要手段和个别不负责任的媒体的主要消息来源。

6.破坏性。造成损失(经济损失、政治损失、社会损失、物质损失等)，破坏社会组织秩序，降低政府公共信誉。

7.非政治性。尽管有些群体性事件表现激烈，但当事人的请求大多是与自身物质、经济利益有关，并不是政治事件或刑事事件，往往只是利益表达和博弈的形式之一，是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的无奈之举，他们并不具有反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目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不及时处理，被敌对势力煽动、利用，也极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

8.难处理性。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大多由于矛盾没有得到化解而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处理解决难度较大。

三，政治参与的概念

那么什么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呢？我们先来解释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政治参与是现代化研究、特别是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研究领域，是传统政治学在行为主义革命影响下新发展的产物。关于政治参与，中西方学者已作过深入的研究，从各个视角下过多种定义。公民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美国著名学者孔奇则认为:“政治参与可以解释为全国或地方、个人或集体支持或反对国家结构、权威和有关公益分配决策的行动。”另外，亨廷顿和纳尔逊在《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一书中给出的定义为: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该定义中并未区分参与活动的合法性与非法性，而是涵盖了无论根据政治系统的既定准则是否合法的所有活动。

从政治参与是否受到合理规制或规范角度看，可分为有序政治参与和无序政治参与。“有序”是同“无序”相对的范畴，所谓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是指一般公民和团体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理性地有节制地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决策的过程。相反，无序的政治参与或者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是突破现有制度和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或是合理但不合法的边缘型政治参与行为，群体性事件就是典型的无序政治参与行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体现。政治参与的有序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政治参与的合法性。这里的合法性具体表现为对现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的遵循，以及政治参与途径方式的合法利用。二是政治参与的理性化。理性化的政治参与是与激情型的政治参与相对应的。理性化的政治参与表现为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对法律、制度的遵循，对参与目标的合理确定，以及对参与方式的正确选择。三是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政治参与的程序化是对政治参与程序的遵从，归根到底是对政治制度的认同。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并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明确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要防止和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大力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四，当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特点

1．由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提高，公民政治参与开始从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传统的利益结构被打破，出现了多种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和利益群体。在思想转变和利益动因的驱使下，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激发出来，一旦发现国家的政治决策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人们就会积极关注并设法影响这些政治决策的制定和执行，以期政府能制定出符合自身或所在群体利益的政策，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随之高涨，公民政治参与开始从动员型参与向自主型参与转变。2．公民政治参与制度不健全，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有上升趋势 以政治参与和既定的政治法律规范的关系为依据，可以将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公民在既定法律规范内展开的政治参与活动就是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超越了既定的政治法律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就是非法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从合法性的层面来看，当下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可以分成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参与制度的建设使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基本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的保证。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些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具体制度不够规范、不够健全，程序上不够严密、完整以及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结果导致公民以制度外的方式从事参与，即“非制度化参与”，我国公民非制度化参与日益增多。

3.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开始寻找其他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注重参政渠道的建设，但真正被公民采用并且确实行之有效的参政渠道并不多，参政渠道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相互脱离，二者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公民的参政渠道仍很狭窄，存在利益表达不畅通的情况，特别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在找不到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且自身的参与能力又较低的情况下，极易发生无序的政治参与行为，甚至发生群体性事件。总体来说目前我国政治参与的渠道还相对单一，有待提升和开发。公民参与意识的高涨与我国政治参与制度的不健全、参与渠道的不畅通形成的矛盾在没有被政府部门觉察和缓解的条件下，极易发生冲突，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

4.网络政治参与发展迅速，但公民消极参与的心态呈上升趋势 网络政治时代借助于信息技术对政治参与主客体双方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进行了新的界定和分配，为公民政治参与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虽然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兴未艾，但也不可否认，目前公民政治参与的消极心态有上升的趋势。使得原来的参与渠道丧失，新的参与渠道尚未建立起来，从而带来新的参与危机。五，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途径 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的参与是改革开放成败的关键，而“确认人民群众的参与是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中进行途径创新，来确保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一）发展社会经济，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

公民由于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提高，有积极参政的愿望，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政治参与地位低下、经济基础不强、非组织化的个体分散无力，在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很难具备影响政府决策的信心，其参政需求得不到僵硬的政府机构及时有效的回应，参政的失败感最可滋生消极的政治参与心态，当然亦有可能激发极端的非理性政治参与。因此，要大力发展经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前提条件。

（二）完善政治制度，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制度保障

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进行，必须建立和健全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参与；同时还要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完善制度是实现有序参与的保障，也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必由之路。加强制度建设，需要做到: 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基本参与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人民政治参与最基本的制度安排。这些政治参与制度需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第二，拓宽参与渠道，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空间。一是要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参加政党或社会团体是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以组织为中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比个人行为更容易达到目的。二是要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舆论媒体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及时便利的信息支持，同时，也使公民的政治要求得以表达。三是要发挥基层民主的作用。实行城乡基层民主与基层群众自治成为最典型、最直接的民主形式。四是要发挥网络参与的作用。网络技术可以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

（三）培育新型政治文化，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社会基础

培育文化，提高公民的教育水平，加强公民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公民的利益意识、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是培育我国公民的政治文化，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的关键。政治文化对于实现公民高度的政治认同和有效的政治参与，保持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政治文明建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培育适合现代化的新型的公众参与型政治文化，不断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文化条件。具体来说，一是要培养公民意识，增强公共责任。通过不断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的培养，进一步增强公众的公共责任感，也就是要求公民在遇到有关国家政治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必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

（四）健全社会组织，为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有力支持

政治参与应当是组织化的。“没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将堕落为群众运动”，是对民主的直接破坏。参加政党或社会团体是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以组织为中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比个人行为更容易达到目的。我国公民可以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参与政治、表达意愿，这些团体分别代表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又同时与政府合作，是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首先，必须处理好党、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对建设服务型政府、推动公共管理社会化进程、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加强社会团体的自身建设，提高社会团体自身的服务意识和参政的能力。要在政府和社会组织两者间建立真正平等、有效的互动关系，不仅要缓解两者之间的各种矛盾，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科学规范的管理体制，更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明确两者权、责、利关系，增强社会组织对政府管理的有效参与，政府与社会组织双方在互信的基础上齐心协力，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