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机制探索与

第一篇：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机制探索与

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改革逐步深入、法制日臻完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成份日趋复杂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继涌现。因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群众观念价值取向的变化，诸多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因城市建设、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环境污染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攀升、规模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已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和复杂性，加之相应法律法规的匮乏，使处置工作异常艰难和棘手，一旦处置不当，不仅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会使矛盾升级，导致事件恶化。因此，在新形势下，应构建起科学、完善的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机制，使其在未发生时能有效预防，刚萌生时能有效化解，发生后能快速有效、稳妥合法地处置，最大限度地降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成本和风险，最大限度地减小群体性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负面影响，从而从源头得到预防、从源头得到消除、从源头得到控制。

一、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主要诱因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积累、激化的反映，既有深层次原因，又有表层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只有客观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成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从全局的高度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寻求出正确预防和妥善处置的工作机制。

1、社会多元化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转型的升级，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人们的文化关怀、物质需要、精神诉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不断趋于多元化，直接影响着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社会各阶层、群体和组织进一步分化，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整，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在不断被唤醒和强化，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和冲突，且日趋激烈，从而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

2、利益矛盾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群体性事件大多数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且多数由直接、相关的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矛盾引发。受利益驱动，一些人动辄采取闹的方式，企图达到自己的目的。主要表现为：一是工程项目推进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随着城市化建设、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征地后劳动力就业等相关政策不平衡、不配套，部分村民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环境污染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生态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环保意识逐步增强，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新的诱因。三是企业改革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从八十年代开始，乡镇集体企业逐步转变成“经帽子”企业（也就是挂牌企业）进而转化为股份制企业和私营企业。由于部分企业在改革过程中的不完善性及部分企业退休、精简人员受利益等多种因素影响，当其工作安排、生活保障等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时，很容易引发群体上访甚至闹事事件。四是企业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企业经营亏损、破产、关闭，从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劳资纠纷等，特别是劳资纠纷，往往涉及人员较多，极易发生群体性事件。五是因非正常死亡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由交通事故、生产事故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不仅涉及死亡赔偿，在赔偿时往往不按法律程序，而是要求一刀了断、高额赔偿；而且死者家属、亲邻朋友往往情绪激动，造成人员集聚而引发群体性事件。此外，军转企人员等特殊群体，因待遇、保障等问题，相互串连、群体上访等。

3、诉求表达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呈现多样性。不同社会阶层除了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外，更多地表现为各自群体的一些具体利益。如果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难以在一定范围内兼顾和协调，又缺乏各自表达正当利益诉求的渠道，便可能导致矛盾积累和利益冲突加剧。目前，由于受国家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为渠道不畅，不同阶层表达自身利益的声音强弱不一，表达的机会不同，表达的有效性和充分性不一。因而，当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特别是社会最底阶层的利益受到侵犯、得不到保护，又难以通过正当有效途径表达、实现自己的意愿，难以行使自己应当行使的权利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诱因。

4、维权意识增强是引发群体性事件不可忽视的因素。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群众法制观念相对淡薄，当其利益受到侵害、威胁或出现磨擦、纠纷，一些群众在维护自己权益时，往往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给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群体性群体事件，这成为引发群体事件一个不忽视的因素。

二、新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新变化

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由各种新矛盾、新问题引发的群众体性事件，其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一是从无序性向组织性的转变。群体性事件通常都是因某个突发性事件而在短时间突然发生或是某个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突然爆发，往往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感。但是，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组织程度明显提高，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并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从近几年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情况看，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组织性越来越强。二是从利益性向无直接利益的转变。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涉及群体的切身利益，而且大多数有一定的理由，如企业改制待遇保障、环境污染、征地补偿安置、劳资纠纷等。但值得警示的是，近年来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一些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是认为事情处理不公正，抱着“伸张正义”、“打抱不平”的心态参与其中，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反映了当下社会分化中人们对某些阶层的不满、对强势一方的不满，“无直接利益冲突”折射出某种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三是从偶然性向效仿性的转变。

一些群体事件在开始之初，大多仅限于少数人及个别区域。随着事态的发展，影响力的扩大，引起周围区域或利益相关者心理共鸣，一旦一个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当因最初闹事的群体得到一定的利益补偿后，其他地方类似的群体便纷纷效仿，互相传染，使参与人数及区域不断增多和扩大，甚至出现互相串联，互相取经的现象，从而引起连锁反应。四是从合理性向无理性的转变。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往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一些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分析，应该说绝大多数集体上访甚至闹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通过聚众闹事的方法，确实促使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与落实，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部分群众“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往往启图通过群体性事件引起更大的关注，提出过高或无理的要求，从而造成群众长期缠访闹事。五是从单一性向复杂性的转变。群体性事件通常是由一个问题或一个利益群体引发，相对单一。但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增多，部分利益群体为达到各自的利益诉求，相互串连、相互支持，相约进行集体上访、闹事等。由于反映的问题错综复杂，不同的矛盾主体、合理的要求与不合法的行为、不同的原因动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较为复杂，处置难度明显增大。

三、研究探索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

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关键是要下大力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机制，加强制度建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县在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机制建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相继出台了“维稳工作八大机制”等一系列工作机制，使预防化解群体性事件成为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

（一）要建立党委领导下各部门分工负责的领导机制。各级党政领导必须高度重视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摆上重要位置，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做到一把手亲自抓，条线领导共同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建立健全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领导机构，定期研究分析形势，解决有关方面的突出问题，指导、推动各级各部门的预防处置工作。各级各部门要建立相应的工作班子，按照“属地管辖”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承担具体任务，落实各项工作措施。要严格领导包案制度，按照“一个矛盾纠纷、一个责任领导、一个调处班子、一个处置方案、一个处置期限”的工作机制，加强调处，限时办结。要建立专门公共危机应急机制、机构及应急处突应急队伍，不断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二）要建立健全反应灵敏的社会预警机制。群体性事件尽管有突发性的特点，但其在发生前一般都有酝酿、串联、谋划的迹象。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信息主导、反应敏捷的预警机制，及时有效地化解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矛盾。一是健全矛盾排查调处机制。建立经常性滚动排查机制、重点时期超前排查机制，在重大时期、重大会议、重大活动期间，实行矛盾纠纷信息日报制，组织开展矛盾纠纷的集中排查化解，切实掌握矛盾纠纷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苗头抓起，把教育疏导工作做在事前，力求把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基层，防止激化；二是健全情报信息网络。要通过加强基层组织、设立信息员、培育治安骨干力量等多种办法，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横交错的情报信息网，及时、准确收集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情报信息；三是延伸和拓展信息采集渠道。扩大采集范围，丰富采集手段，增加信息储量，尤其要注意采集深层次、内幕性、预警性信息，并进行疏理核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高信息精确灵敏度；四是完善情报信息研判机制。通过联席会议等多种形式，对各类情报信息要定期进行分析研判、互通信息，整合情报资源，为领导决策与实战服务，对有激化倾向的要发出警情通报，提醒有关方面及早防范，提高预防措施的针对性。

（三）要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应急处置机制。一是建立高效的应急机构。成立由党政领导负责的群体性事件处置指挥机构，对整个群体性事件进行全面掌控，组织指挥整个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工作，进行宏观上的决策和指挥。二是制订各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预案。针对群体性事件突发性强、传播快、危害大等特点，科学判断、准确把握群体性事件的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参与群体等因素，制定出相应的可操作、有针对性的工作预案，明确管辖级别、人员调配、处置方式。三是讲究策略方法、严格依法办事。群体性事件的化解，宜散不宜聚、宜觖不宜结。要坚持以人为本，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尽最大的可能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一时不能解决的要说明情况讲清道理，加强教育疏导。对于群众要求基本合理，但采取的方法过激，甚至违法的群体性事件，掌握可缓不可急、可冷不可热、分化瓦解的处置化解技巧，对当事的群众尽量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使广大群众明辩是非，提高觉悟。同时，对领头人员、幕后策划人员和骨干分子要正告国家法律法规，晓以利害，特别严重的要规范程序，依法处置，及时予以打击处理。四是要认真做好新闻宣传工作。认真开展法制宣传，对不明真相、被误导而参与的群众，要组织有关部门澄清事实，讲明真相，防止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维权等旗号，炒作群体性事件，误导社会舆论。对因群众不明真相引发的群体事件，要通过教育宣传，积极引导群众以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解决矛盾。

（四）要建立健全高效运转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建立和完善包括利益表达、利益引导、利益疏导和利益保障在内的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领导下访制度。进一步深化“书记大接访”活动，将领导“深入基层、深入困难、深入矛盾”制度化，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及时掌握真实情况，设身处地解决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的问题。二是要保障信访渠道的畅通。科学合理地设置信访工作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工作人员，强化信访部门的职能。要认真落实群众来信来访登记、查办、督办、结案、复查反馈等制度，对群众反映的信访诉求，信访部门要及时报请相关领导研究处理，及时转交有关部门妥善解决。三是要拓宽利益诉求渠道。要建立健全人大、政协、人民团体、新闻媒体及法律援助等利益诉求渠道，让群众的利益诉求能有相当一部分通过正常渠道得以解决。

（五）要建立健全严格的倒查和责任追究机制。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大量积聚和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的麻木不仁、敷衍塞责的官僚主义作风。因此，必须切实加强、严格落实群体性事件倒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制定和执行维护稳定的党政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和单位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对因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迟报、漏报、隐瞒不报等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群体性事件，或因应对措施不当不力致使事态扩大，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格实行倒查和责任追究，按照法律和相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人员和领导者责任。>>>>群体性事件预防处置机制探索与责任编辑：飞雪 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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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如何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

如何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

正确认识和处置社会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检察机关积极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表现。应在检察实践中，不断创新工作方法，转变执法作风，强化工作职能，落实检务公开，树立大局意识，真正做到执法为民。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转换、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变革时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置社会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检察机关积极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表现。

一、创新工作方法，健全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一是切实加强情报信息工作，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广辟情报信息来源渠道，建立灵敏、高效的情报信息网络，认真落实情况报告、分析、反馈制度。密切关注社会动态，及时掌握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苗头，准确分析、掌握群体性事件的趋势、动向，积极主动地向人大和上级检察机关报告。二是坚持首办责任制，严格按照业务分工，对本院管辖的控告、申诉、举报等工作，明确责任，依法及时处理，将群众信访解决在首办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三是坚持检察长接访、各部门联合接访和领导包案制度，通过定标准、定专人、定方案、定

时限，及时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四是健全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延伸矛盾调处阵地，切实掌握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地区、行业、人群和问题，密切关注、准确评估重大政策调整、重点工程推进、企业改革改制等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掌握情报信息，配合有关部门综合施策，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初始阶段。

二、转变执法作风，完善诉求表达机制。一是建立涉检信访信息查询系统，方便群众反映问题、提出建议、查询结果，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二是变等访为约访。加强对群体访案件的定期分析，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逐一梳理分类，并根据归口原则，协调相关部门主动约见信访人，进行面对面对话，承诺时限，定期解决。三是变群访为个访。对部分涉及面广的共性问题，可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突出重点人员，有针对性地做好法律政策宣传和思想疏导工作，或积极与上访群众沟通，建议其推荐出相对固定的代表，集中表达诉求，形成比较规范的群众代表来访机制。

三、强化工作职能，完善举报线索处理机制。一是实行特殊线索优先初查制度。对一些特定的线索，如农村征地补偿款问题引发的集体举报线索;转制国有企业职工举报的线索等群众反映强烈，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案件及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部门应优先安排人力开展初查。二是强化举报初查信息反

馈。强化举报中心与侦查部门的沟通协调，必要时举报中心可以向本院侦查部门催办、督办，以便及时掌握案件信息并及时反馈给举报人。向署名举报人反馈信息要从“结论”反馈向动态反馈转变，即受理、立案、侦查终结、起诉或不诉或撤案、判决全程动态反馈。对于作不诉或撤案处理的，举报中心要协调侦查部门向署名举报人当面作详细的公开答复。三是强化控申部门的初查职能。控申部门对一些署名举报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小，秘密初查程度不高，涉案金额不大的线索，应发挥“窗口”协调、督办作用，派员参与配合反贪、反渎部门初查，加快线索的消化，及时落实对举报人的答复，减少引发群体访的隐患。

四、坚持执法为民，完善业务部门相关工作机制。一是建立信访风险评估机制。由案件承办人对案件引发群体访的可能性进行预测评估，确定风险等级，并根据评估情况制定工作预案，有针对性地化解矛盾，做好息诉罢访工作。二是建立群体访案件分析研判机制，通过对已发生群体访案件的研判，并将研判成果转化为战斗力。三是妥善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案件进行处理。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提出侦查取证的意见建议。对极少数插手群体性事件，策划、组织、指挥闹事的严重犯罪分子以及进行打砸抢等犯罪活动的首要分子或骨干分子，依法严厉打击，予以快捕快诉;对于一般参与者应以教育为主，采取警告、训诫等方式，不轻易批准逮捕;对虽有犯罪行为但其

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要注意慎重适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并可在起诉意见书中提出从宽处理的量刑意见。四是严厉打击群体性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犯罪。五是完善被害人权益保障机制。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前，应充分听取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意见。对经济确有困难或反映强烈的，引入民事调解或和解手段。对提起公诉的案件，应充分听取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意见，并明确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五、树立大局意识，建立综合协调机制。一是健全政法联席会议制度。由政法委牵头成立政法联席会议，对管辖权属的争议，应严格按照刑诉法对公、检、法的职能分工，明确落实责任;对多家均有管辖权的，通过协调立场，加强配合;对已经多个司法机关或部门先后依法作出处理，上访人仍无理缠诉的，通过联席会议统一立场，不再以法律程序进行处理，而是通过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法援律师等组织继续做好思想转化工作。二是实行层级受访制度。对属于下级检察院管辖的信访案件，先由下级院处理，对下级院处理不服的，应逐级受访;对不经下级院处理而越级上访的，应不予受访，以遏制越级上访、进京上访等现象。三是实行多级联合听证制度。对于长期在几级检察院之间反复集体访的案件，上级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下级院处理决定正确的，可派员到上访人所在地联合听证，共同做好上访人的疏导工作。四是建立集体访信息传输机制。

对于具备微机联网和微机管理条件的检察院，可整合资源，实行控申案件联网传输。对越级上访，下级检察院可从上级院系统网内进行查询，上级院也可从下级承办单位中及时了解处理情况，逐步实现“网上控访”。五是完善检察长办公会制度。一些涉及全局性、政策性的集体访案件，可提交检察长办公会集中处理;对属于某部门承办的重要信访案件，由相关主管检察长批办再分流;对需限期办理，经多次催办，承办部门仍未完成或明显不负责任的，由控申部门向检察长办公会通报。

六、落实检务公开，完善说理、公开审查、公开答复等制度。一是全面落实说理制度。为了预防和减少因被害人不理解检察机关所作处理决定而集体信访，应全面落实说理制度，增强处理决定的公信力和说服力，从源头上减少涉检集体访案件的产生。二是健全落实被害人申请抗诉、拟作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公开答复制度，公开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陈述的抗诉请求。在对被不起诉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时，可以邀请被害人、被不起诉人所在单位人员、侦查人员参加，职务犯罪案件可以邀请人民监督员参加。三是推行个案公开答询制度。对长期无理缠诉、社会影响较大的集体访案件，可以公开审查、公开答询，依靠社会力量和群众舆论力量，解决久诉不息问题。四是完善办案过程辨法析理制度。在办案中，注意详加阐述和论证得出某种处理意见的理由和依据。五是完善法律文书说理制度。

第三篇：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应急处置机制研究

———基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

汪大海，柳亦博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８７５）摘要：公共部门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应重视社会组织所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为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以及公共部门之间建立情感嵌入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使目前社会网络“单一中心”结构转变为更灵活机动、更富有组织弹性的“双中心”结构。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不仅能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博弈达到一种双赢的纳什均衡，同时还能大幅减少社会交易费用。

关键词：复杂社会网络；突发群体性事件；情感嵌入；社会组织

我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都进入了阻力重重的深水区。这一时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也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磨合期。在利益群体相互角力的磨合过程中，难免出现分歧，而分歧的出现会导致矛盾逐渐积聚。一旦矛盾积聚到临界点时，通过“诱因事件”的触发，就很容易形成突发群体性事件。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稳定，已成为当前我国公共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仅仅依靠事先制定各种缜密的应急预案，无法契合复杂多变的后工业时代的需求。正如美国应急管理专家威廉·沃所言，现代应急处置表现出一种悖论：“一方面，应急相应需要精细的计划和组织；另一方面，应急响应又是自发的。应急决策者必须具有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临机决断能力，这是因为计划不管做得多么好，都很少能与现实情况完全契合，要把现实中相互冲突的需求整合起来，这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１］我们应当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前社会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演化机理，从根源处找到预防和处置的突破口。

一、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及演化机理

从事件爆发的原因层面划分突发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根据其参与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将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如各类社区维权群体、失地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上访等。厦门“ＰＸ”事件、重庆出租车“罢工”事件以及上海沪杭磁悬浮工程事件等均属于此类群体性事件。第二类为“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如民间有组织的反日游行、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集体发泄、“法轮功”煽动的群体性打砸抢事件等。陇南事件、孟连事件、西安反日游行事件等等均属于此类群体性事件。

这两类突发群体性事件实际非“突发”的群体性事件，其演化的基本过程可以用沙堆模型来解释。在此先引入沙堆模型：向一个圆盘逐粒地添加沙粒，起初沙粒紧靠在它们落下的位置上，但是很快它们就叠起来形成了具有平缓斜坡的沙堆。这个沙堆不时会出现某处变陡的现象，这时沙粒就滑下来，引起小小的沙堆崩塌现象。随着沙子增加，一些沙粒开始落到圆盘之外。当加入的沙粒数量与落在圆盘之外的沙粒数量在总体上达到平衡时，沙堆就停止增长，整个沙堆系统在这时达到了临界状态［２］。

我们可以运用沙堆模型来解读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积聚过程，将事件矛盾相应地划分为四个阶段：“矛盾亚临界状态（事态处于潜伏积累期）———矛盾临界状态（诱因事件出现）———矛盾超临界状态（突发群体性事件爆发，沙堆模型出现崩塌）———沙堆模型再次处于亚临界状态（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和上级政府的介入，矛盾得到化解或缓和）”。沙堆模型实验发现，沙堆从亚临界状态向临界状态演化的过程中，沙崩的规模也服从幂律分布，并且沙堆在临界状态下具有不确定性。我们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种不确定性是指，处于临界状态的群体是否采取激进的措施，是否拿起“弱者的武器”［３］表达不满，还要取决于诱因事件的性质及时机；第二种不确定性是指，利益诉求型突发群体性事件和泄愤型突发群体性事件是存在行为和逻辑的内在联系的，并在一定触发条件下会相互转化的。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在爆发后，如果得不到适当处置会使矛盾激化，并很可能发展成为更加激进地泄愤型群体事件；而泄愤型群体事件也可能由于公共部门、社会组织或其他利 益集团的及时介入而使人群愤怒的情绪得到缓冲，演变为维护自身权利的示威游行活动。

二、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重构

矛盾的积累可以用沙堆模型来解释，而矛盾的化解不能采取行政高压手段去运动式地“堵”，而是要依靠畅通民意进行常态式地“疏”。本文将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去深入剖析畅通民意的路径选择问题。首先，要对复杂社会网络理论进行概念上的梳理和厘定。

（一）复杂社会网络的定义及其相关概念的概述

所谓复杂社会网络，是对复杂社会系统的一种抽象描述，它突出强调系统结构的拓扑特征，具有一般社会网络的普遍特性。网络由节点和连接这些节点的边所组成。节点表示一个社会单位或者社会实体，也可以是个人，不一定是有“行动”能力或者有意志力的有机体；边表示网络中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４］。简而言之，复杂社会网络理论把构成复杂社会系统的单元抽象成节点，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抽象为边，所以我们可以将复杂的社会系统当作复杂的社会网络来研究［５］。

网络密度是社会网络中实际拥有的联结数与最多可能拥有的联结数之比，能够衡量社会网络中各节点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对于一个由节点和边相互联结而成的复杂社会网络，如果网络密度为０，则所有节点都是孤立的；如果网络密度为１，则每个节点都与自身之外的所有其他节点相连，此时形成的网络结构称为“完备图”。从复杂社会网络的角度来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其网络密度应是介于０与１之间，并以公共部门这个节点为中心的“明星图”。网络集中度是指一个网络中的联结集中于一个或者几个节点的密集程度，主要用来衡量特定节点所嵌入的联结数。一个节点的联结数越多，则这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就靠近社会网 络的“中心”。路径长度是指从一个节点开始，不经过重复的点和线达到终点所经过路程的长度。网络的特征路径长度（ＣＰＩ）是衡量网络中路径长度的参数，路径长度决定了信息和知识的传递速度和难易程度，因此它可以用来衡量网络的效率。单个节点的平均路径长度等于该节点到网络中其他节点路径长度的平均值，而整个网络的 ＣＰＩ等于网络中所有节点平均路径长度的中值［６］。

１９４４年 Ｋａｒ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在《大变革》［７］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用于经济理论分析。Ｐｏｌａｎｙｉ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嵌入性”概念的提出，使原本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社会网络研究进入了经济学的范畴。与主流经济理论期望的交易模式不同，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个体往往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有友谊或血缘关系的个体作为交易对象，这说明其经济行为的决策不仅要权衡经济活动自身的收益，还会考虑所处的社会网络环境的改变以及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的移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格拉诺维特重新提出“嵌入性”问题。他认为：“经济行为只是社会行为的一种形式，经济行为从内容到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发生的那个环境及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定的经济制度是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８］格拉诺维特不仅把“嵌入性”放到所谓的制度架构中，而且更侧重于把经济活动放到人际关系的背景下予以考虑［９］。这正为本文在社会网络中引入“情感嵌入”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复杂社会网络中的情感嵌入

在传统的社会网络理论中，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是理性的、非人格化的，网络中的主体之间只有或强或弱的利益嵌入。尽管这种假设在理论研究中有助于简化研究过程，但是实际上客观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组织选择和个体行为决非严格遵循既定假设运行的。所以，重新构架复杂社会网络分析方式，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假设，社会网络是指由一系列社会关系联结在一起的节点的组合；节点可以是个人、社会组织、私人企业，也可以是公共部门。在此，我们重新建构传统的复杂社会网络，认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与其他存在利益嵌入关系的节点的互动和博弈过程中，影响其策略选择和行为模式的不仅仅是利益关系，还必须考虑彼此之间的情感因素，即复杂社会网络中的点与点之间（即主体之间）存在两种嵌入的路径：利益嵌入（图１中用实线表示）与情感嵌入（图１中用虚线表示）。节点之间可以仅存在利益嵌入或情感嵌入其中一种，但更多的情况是二者兼备。利益嵌入的实线边越长，则节点之间达成契约、实现交换的阻碍就越多，即交易费用（包括搜索成本、谈判成本、签约成本与监督成本等等）相应就越多；而情感嵌入的虚线边越长，则点之间情感的纽带越紧密，交易费用相应就越少。较强地情感嵌入有利于 知识、信息在主体之间的顺畅传递。点与点之间总体交易费用为利益联结交易费用减去情感联结交易费用的值，当结果小于或等于零时，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主体之间彼此绝对信任且处于信息完全状态，他们之间资源可以顺畅的流动，不存在交易费用，即他们之间的谈判会导致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当然，这种理论化的极值状态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图１ 地方社会网络图

复杂社会网络中情感嵌入这一概念的引出，合理地解释了此前Ｊａｃｋｓｏｎ和 Ｗｏｌｉｎｓｋｙ提出的社会网络结构图中所长期存在的悖论：处于社会网络中心地位的明星点由于其拥有的利益嵌入数量最多，耗费的成本最高，反而成为社会网络中净收益最小的参与者。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在考虑情感嵌入这一变量之后，虽然众多实线联结导致其交 易成本高昂，但同样众多的虚线联结又使其交易成本大幅减低，资源和利益向中心靠拢，而风险则向边缘流动。

（三）我国社会网络结构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的演化

为了简化模型，我们选取地方社会网络这一视阈进行分析。如图１中所示，Ｓｔａｒ点（明星点）即地方政府；Ａ、Ｂ、Ｃ、Ｅ、Ｈ 是与地方政府有直接利益嵌入和情感嵌入的强势利益群体；Ｄ、Ｆ是与公共部门无直接利益联结的地方利益群体，一般处于社会的中层；而Ｉ、Ｏ 是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群，他们是复杂社会网络中与政府距离最远的弱势群体，通常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者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没有情感联结的纽带，往往是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分配的决策中失语的一部分群体。底层与地方政府信息沟通机制的缺位，导致决策者们无法及时得到、甚至根本就无从获取Ｉ、Ｏ 群体的反馈。信息的不对称常常使Ｉ、Ｏ 群体感到被社会边缘化的孤独感以及对制度不公平的愤怒感，稍有不慎就会演变成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角。我们认为，弱势群体之所以采取激进的行为，不仅仅是发泄不满情绪，在深层意识需求里，其实是求得高层政策制定者的关注。这就说明，他们与公共部门之间缺乏情感嵌入的路径。而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尚不完善，诉讼程序相对繁琐，利益集团相互荫庇，均导致弱势群体通过体制内的方式寻求矛盾化解方案的交易成本过高，因此他们才会在与强势群体的博弈中采取较激进的方案以求境况的改善。

如何使弱势群体在维护其自身合法利益的博弈中不再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是目前政府急需解决的难题。从复杂社会网络的视阈思考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首先就要合理地调整目前这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明星”社会网络结构，重构网络密度和网络集中度。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当地的社会网络中的联结集中度普遍过高，这会导致其运行过于机械、刻板，而且过于强化的利益嵌入也使得地方政府与强势利益集团组成了利益联盟。这种模式无法适应后工业时代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的社会现状。这种单一中心结构只有演化为多中心结构，才能释放公共部门的活力和创造力。

为了使单一中心结构演化为多中心结构，本文认为，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合作。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基层政府、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组织所要嵌入的社会结构。我们在图１的社会网络中引入社会组织Ｇ，则如图２所示，社会组织 Ｇ使得社会网络演化为公共部门（Ｓｔａｒ）与 Ｇ 组成的双中心结构，同时，也使原先松散耦合的网络联结更加集中、紧密。图２ 社会组织嵌入后的地方社会网络图

三、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网络中对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及处置的作用

社会组织的参与可以使群体外部行为内部化，而且，社会组织积极地情感嵌入能够促进公众诉求的合理表达，并由这种情感嵌入所衍生的非正式制度来引导和规范公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同时，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组织理性可以导入分散的社会公众认知体系，通过长期的情感嵌入来弥补公众个体理性的不足，通过正确地引导，提高公众对政治主体、规范和程序的认同感。

（一）畅通信息交流的渠道

社会组织的参与，能够搭建基层民众与公共部门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使弱势群体也能以理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使利益相关方在避免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能充分阐述、交换各自的观点。这样才能准确定位矛盾的症结所在，并最终通过理性博弈达成妥协。多数矛盾的积累，并非利益上冲突的不可调和，而是沟通机制的缺位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往往使利益受损的群体感到被欺骗。如果在整个群体性事件中缺乏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和整合，代之以基层政府直接向民众回应自己的意见，往往容易导致情绪激动的民众对信息的误读。公众利益诉求最终以何种方式表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政府的回应。若地方政府回应的时滞过长，或者回应的结果不能被民众所接受，民众只能依靠非理性表达行为的方式进行情绪化的信息传递，这样的表达方式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亨廷顿认为：“社会挫折感与政治不安定之间关系产生的原因，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关系的产生，乃是由于缺少下面两个中介变量：社会和经济流动的机会，以及具有适应性的政治制度。”［１０］而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可以利用其组织成员与基层群众具备同样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优势，对分散的民众利益诉求进行有效整合，滤除分散的利益诉求中所内含的非理性成分，消弭弱势利益在情绪激动时的极端行为，从而在代表民众向公共部门表达利益诉求时有效畅通被堵塞的表达渠道，避免基层政府面对散沙般的民众诉求时出现无法有效回应的窘境。

（二）分担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

社会组织积极有效地参与到基层多利益群体博弈的社会网络中，为社会公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诉求提供多元化的承接主体。后工业时代社会治理的特色，在于它首先是一种公共治理，要求基层社会不能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公共部门必须与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积极合作，形成制度化的多元共治模式。这种合作，要求基层政府主动“放权”给社会组织，主动让渡一部分职能，找到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中政府职能与社会组织力量的平衡点。只有厘清社会组织能够在其中分担的职能，才能拓展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合法性空间。政府主动向民间组织分权，主动向民间组织开放公共空间，这种制度上的大胆创新，显然比经济利益上的些许让渡，是前进了一大步。这才是引导公众利益诉求理性化表达的根本方向［１１］。社会组织的有效嵌入，可以分担基层政府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的部分职能，通过社会组织与民众进行沟通，并依法、理性、及时地处理社会公众反映的利益问题，形成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

（三）防止事态扩大和矛盾升级

社会组织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机制中扮演“润滑剂”和“粘合剂”的角色，在突发群体性事件爆发后，社会组织的存在同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将成为冲突爆发后缓冲矛盾的第一道“防火墙”。社会组织非官方性的特征使得它更具亲和力，其“公益性”和“非盈利”的特点使其超然于直接的利益纠葛之外，能更顺利地了解到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具体诉求，并快速畅通博弈群体在社会网络中信息传递的路径。社会组织这种间接的信息传递更加温和、理性，比陷于博弈之中的利益群体的直接面对面表达，更容易为双方所接受，进而有利于双方沟通平台的建立和对话协商的展开。社会组织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可以保证基层政府在回应公众利益诉求时不至于被误解，在沟通和对话协商过程中，社会组织还可以就双方最为尖锐的矛盾展开调停，避免沟通和对话协商陷入僵局。社会组织在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的这种缓冲作用，有利于促成双方妥协让步，从而避免事态的恶化和矛盾的升级，并为行政机构和有关部门争取了宝贵的反应时间。通过与公共部门的积极协调合作，社会组织能针对现场具体情况，进行参与人员的快速疏导和安抚工作，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或矛盾升级。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弱势群体的代表与基层政府部门要建立稳定的情感嵌入路径，必须加强沟通和交流，定期安排各个利益群体的领导者和代表参加座谈会。这样不但可以更直接地倾听民意民声，还可以使与会人员能快速地由陌生人社会过渡为熟人社会，这样道德约束机制就会与法律约束、权力约束一起发挥作用。

（四）利益群体博弈的双赢

从全社会网络整体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在于节省社会交易费用。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

假设弱势群体选择体制内解决方案（如诉讼、行政复议、座谈等）的成本为Ｑ，其获得的收益为Ｖ。弱势群体选择体制外解决方案（如上访、群体性事件等）的成本为 Ｑ’，其获 得的收益为 Ｖ’。当 Ｖ’－Ｑ’＞Ｖ－Ｑ且 Ｖ’＞ Ｑ’时，就有爆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但具体爆发与否，还要取决于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情感嵌入的强弱，以及在矛盾到达临 界状态时诱因事件的性质。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在博弈中的支付矩阵如图３所示。

在图３的支付矩阵中，Ａ、Ｂ、Ｃ、０分别代表由高到低的四种收益，其中 Ａ 为整个博弈事件中的全部收益。如果强势集团选择“策略２”而弱势集团也选择“策略２”，则博弈的纳什均衡为（０，Ａ），强势集团会攫取全部的利益，而弱势集团完全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情况常见于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双方疏于沟通，彼此没有建立较强的情感嵌入的情景中，他们互相缺乏信任，也不考虑对方的处境是否会因自己的选择而变差，均倾向于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预期最稳定的优势策略。为了规避了（Ａ，０）分配方案的出现，弱势群体会选择“策略１”，这样无论强势群体如何行动，其预期收益为 Ａ或Ｃ；强势群体则会选择“策略２”，其预期收益为 Ｃ或 Ａ。此时策略选择为（１，２），博弈会达到（Ｃ，Ｃ）的纳什均衡。

图３ 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博弈支付矩阵

如果弱势群体的领导者与强势群体的领导者之间经常通过社会组织的协调、沟通而熟识对方，彼此有较强的情感嵌入，则他们在领导各自群体的行动时会为对方的处境考虑，从而使博弈结果达到双方收益最大化（Ｂ，Ｂ）这一双赢均衡。这种双赢的情况，是出于两个群体对彼此的利他主义倾向决策，而这种倾向的出现正是由于相互之间频繁而友好地情感互动和信息沟通。这种强化伦理道德权威和博弈双方利他倾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置模式，可以说是一种“为政以德”的模式，是一种行政成本较低但行政效率很高的治理模式。所以情感嵌入的强化，不仅为缓和社会矛盾提供了可能，更为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合作提供了双赢的路径，其节省的总社会交易费用为∑（Ｂ － Ｃ）。

综上所述，从复杂社会网络理论角度，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能够畅通信息的表达和反馈途径，整合和协调弱势群体相对分散的利益诉求及主张，缓冲并消解群体性事件爆发后所产生的危害，并且在利益群体的博弈中会大幅度减少社会总体交易费用。而社会组织一旦在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中占据主要地位，沟通过程就会形成良性的路径依赖，民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将更加理性化，爆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也将大幅下降。

第四篇：群体性事件处置

用新理念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

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不能仅用传统的方式去解决，而应该用全新的理念、手段、方式和机制来处置。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群体性事件是群体心理失衡下的过激集体行为，其产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部分群体失衡心理支配下而表现出的一种对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心理失衡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七种类型:

一是权力异化引起的心理失衡。权力异化即权力的腐败和滥用。

二是官僚腐败引起的心理失衡。

三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引起的心理失衡。

四是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引起的心理失衡。

五是教育机会、卫生费用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引起的心理失衡。

六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引起的心理失衡。

七是社会管理方式与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引起的心理失衡。

正确处理当前的群体性事件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在预防和解决。相关部门在继承和运用传统方式的同时基础上，要进一步用创新的的机制、手段、理念和方式来处置群体性事件。

1.预防解决群体性事件应坚持七项处置原则。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在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指导上，应坚持“七项处置原则”。即党委、政府主导原则、现场第一原则、就事论事原则、依法果断处置原则、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真相原则、反思自责制原则以及慎用警力原则。其中：问责是重塑政府形象，让群众恢复信心的重要途径；慎用警力则是避免事态扩大的关键中的关键。

2.加强对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的心理引导。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加强特定人群的心理引导和干预，建立起国家、省、市三级社会矛盾预测、评估、化解机制，将“群体性事件”消弭于未萌期。

3.加强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后的心理干预。建立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确立群众利益问题解决机制，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化解参与群体的心理紧张。

4.加强对群体性事件整体过程的信息公开和权威发布。政府应该针对群体心理，选择信息发布的形式和方法，让被流言鼓动的群众及时听到信息公开和权威发布的声音，从而让更多人能够及时结束观望、做出判断，不轻易地让群体形成，或者促进群体的瓦解。

5.构建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一是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二是转变政府工作作风，改善干群关系，三是建立健全社会安全机制，消除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四是进行深入持久的法制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法制意识。

6.构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构建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关键是建立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有效的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制的轨道内解决利益冲突；要把应急能力的建设更多地转化为日常管理能力的加强，一是坚持“软硬结合”，尽快控制事态。二是坚持“冷热结合”，注重教育先行。三是坚持“上下结合”，领导亲自上阵。四是坚持“宽严结合”，依法妥善处置。

第五篇：处置群体性事件

公安机关在新的历史时期，其主要职能已从传统意义上的确保公共安全、粗细管理社会向如何服务民生、保障民生方面延伸。近年来，公安部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作为完善功能、改进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期盼、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放在首位，全面提升工作标准和服务水平，把公安工作的成效更多、更直接地体现在促进社会和谐、惠及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上。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新时期公安机关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本文作一粗浅概述。

一、新时期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对公安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提出了新期盼

当前，随着我国立法体制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安工作职能由专政职能向服务职能的延伸，公安机关面临的执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已经处于更加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这对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进一步改进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切实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杜绝发生伤害群众感情、漠视群众疾苦、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对公安机关管理与服务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公安机关承担着大量行政管理职能，这些职能都涉及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公安机关要把方便人民群众工作、生活作为公安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从户口登记、证照办理、场所管理、租赁房屋管理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进一步改进公安行政管理工作和服务职能，要不断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真正为人民群众提供方

便，让人民群众更多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三）对公安机关增强群众公共安全感提出了新要求

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是公安机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公安机关必须结合工作实际，不断创新防范和打击犯罪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特别是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坚决铲除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盗窃、抢劫、抢夺等多发性侵财案件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普通群众来讲是天大之事，公安机关要不等不靠，主动出击，竭尽全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四）对公安信访工作提出了新期待

公安信访工作是我们了解掌握人民群众对公安执法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渠道。可以说，做好公安信访工作，解决信访问题，化解矛盾纠纷、满足人民群众合理诉求，是公安机关落实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的直接体现，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的重要抓手。因此，公安机关要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坚持局长、派出所长接待上访群众制度，必要时要带案下访，切实畅通信访渠道，沟通公安机关与上访群众的感情，真正让上访群众有说理、有依靠的地

方。

（五）对公安队伍建设提出了新期望

公安队伍整体素质如何，人民群众对民警的信任度、满意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位置，直接影响警民关系是否和谐。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不仅希望公安队伍是刑事犯罪的克星，是他们的“保护神”，还希望是他们生活当中的温馨港湾。“有困难找警察”是我们自己打出的旗帜，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为此，公安机关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从严治警各项措施的贯彻落实，坚决杜绝“冷、硬、横、推”的问题，坚决防止发生与民争利、吃拿卡要和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坚决防止发生刑讯逼供、滥用武器警械、滥用强制措施的问题。加强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统一规范，完善制度抓好队伍素质教育，树立良好警纪警风，努力建设一支人民群众最亲、犯罪分子最怕的公安队伍。$$分页$$

二、公安机关如何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

社会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发展最基本的环境。公安机关要把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满意作为公安机关的最高要求，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认真做好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化解，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工作职责，抓好防范工作，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增强群众的安全感，努力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

（一）树立执法为民思想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基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公安机关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的重要前提。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公安机关只有把思想观念定位在坚持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的基点上，才能以新的视角审视新的情况，以新的思想指导新的实践，以新的作为创造新的成绩。一是要强化宗旨教育。引导和培养民警进一步增强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思想意识，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始终成为支配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思想动力。二是要强化群众路线教育。教育广大民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进一步增强公安工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听取民声、尊重民意、吸纳民智，让人民群众的期待与公安工作决策“不谋而合”，让党的方针政策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三是要强化人权意识。要树立依法履行职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衡量和检

验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二）提高民警的综合素质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重要前提。公安民警要真正回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满足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就必须在提高执法素质、执法能力、执法水平、执法服务上下功夫，以过硬的素质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一是要在提高执法能力上下功夫。公安民警的执法能力，主要体现在能否准确把握矛盾的性质，准确把握案件的本质，准确把握法律的精髓。这就要求广大民警必须具有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公安业务知识和过硬的基本功。公安机关要以执法质量的提升为主线，以深化

“大练兵”活动为载体，以公安“三考”工作为切入点，切实加强对基层执法一线民警的教育培训力度，进一步完善集中培训、跟班作业、专家讲座、法制例会等执法教育培训工作机制，着力提升基层一线民警的执法能力和水平。二是要在作风养成方面下功夫。广大公安民警要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做群众的贴心人，做到时时、处处、事事都能够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帮人民所需。三是要在深化“大练兵”活动上下功夫。要本着“干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以“三懂五会”为重点，采取集中培训与自学相结合的培训方式，通过“日学、周练、月考”的练兵机制，有效推进“大练兵”活动向纵深发展，确保民警的政治素

质、身体素质、业务能力、执法水平、服务质量得到全面提升。

（三）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具体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力军，只有将不断化解新形势下社会矛盾作为基础性工作、把营造良好治安环境作为工作重心来抓，才能真正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一是要牢固树立维护稳定是公安机关服务发展大局首要任务的观念、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的观念、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公安工作切入点的观念，进一步研究不稳定信息掌握、群体性事件预警处置以及解决涉法涉诉公安信访问题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完善措施，提高水平，努力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会更加和谐。二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检验和衡量社会治安工作的根本标准，进一步创新打防工作机制，增强针对性、主动性、实效性。加大对暴力犯罪、黑恶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打击力

度，实施有效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四）做好服务群众工作是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要求的根本途径。在树立执法为民思想、提高民警综合素质、营造良好治安环境的同时，公安机关要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新要求，就必须在服务群众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一是要大力培养民警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正执法、热情服务的职业风范，使民警在工作上忠于职守，爱岗履责，不仅要“破大案”，还要

狠抓“小事”、“简单事”和“平凡事”，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在语言上要文明礼貌，态度诚恳，多一些人情味，少一些官腔；在行动上要有礼有节，平等待人，多一份热心，少一点冷漠，以真心换真情，以文明换理解，以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治安、出入境、道路交通、消防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积极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政策和措施，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减少中间环节，拓宽服务领域；加强行政审批服务建设，全面推行“一站式”服务，做到能让群众一趟办完的，决不让群众跑第二趟，使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公安机关执法为民带来的实惠。三是要进一步深化警务公开，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消除警民隔阂，融洽警民关系，积极组织民警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的真实想法，做群众的贴心人，使民警时时、处处、事事都能够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帮群众之所需，认真兑现作出的各项承诺，切实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四是要认真履行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公安机关要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全面贯彻落实好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的规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工作效能，增强公安机关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做到有警必接、有案必立、有危必救、违法必纠、严格执法、热情服务、勤政廉洁，切实履行公安工作的根本宗旨，为经济建设

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