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群体传播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
群体传播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
谈到群体性传播与群体事件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明白什么是群体事件，什么是群体传播。我们首先可以从定义上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比对和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群体传播主要是指群体内部或外部的信息传播活动。群体传播在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意识和结构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成为群体活动的框架，对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以保障群体的共同性。因此，群体传播是群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基本的生命线。从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群体传播依附于群体事件，群体传播的内容需要有群体性事件，才能传播开来。群体传播的广泛性等特性也是跟随群体性事件自身的本质和大小的变化而变化。下面，我将从群体事件中的群体传播流程，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传播的方式和特点，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传播带来的影响等方面来阐述我的观点。
一、群体事件中群体传播流程。
在群体事件整个过程中，群体传播主要存在三个发展阶段1，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集中于突发性质案件本身的议论，不能口口相传，此为群体伊始唤醒议论纷纷的阶段；
2、社会大众出现对事件之外相关的种种联想，开始集聚现场，出现了演讲等舆论动员的信息传播方式，情绪较为激烈，此为群体事件形成的流言四起的阶段；
3、社会大众重点由对事件本身真相的追究转移，集中到权利体系和当局，情绪激化，冲动、暴力行为发生。此为妖言惑众阶段。在议论纷纷的意识唤醒阶段时期，群体传播主要呈现以口口相传为只要方式，具有较强可信度，但由于主要是随机传播，信息往往容易失真。在流言四起的意识形成阶段，信息集中，核心信息出现，核心信息集中于案件细节的惊人，骇人之处的描写和深层次原因的剖析，并转向社会原因。同时信息领袖，群体中心形成，这表明事件已经由自发阶段向组织阶段升级。在这一阶段信息传播方式多样化，文字信息成为主要载体。在谣言惑众的群体行为阶段，群体的情绪多少焦虑，不安，愤懑等，甚至出现原始本能宣泄尤其是暴力的冲动主宰群体的现象。在这一阶段，谣言信息成为主流。这种谣言信息目标明确，攻击性强，信息传播频率加快，口头语言成为主要方式，在此期间的流言传播会变得越来越迅猛，内容越来越离奇。
二、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传播的典型代表案例及思考。
在我国先阶段。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多有一定的或然性，组织化群体领袖还没有生成，因此当群体性事件发生之时，政府等部门对行为的控制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形成组织不力而过度宣传的局面，当暴力事件发生时，谣言传播的主导者变成各路人群，大家情绪激昂，但盲从度更高，相互感染，只有暴力行动才能发泄愤怒。
瓮安事件完全符合上文推演的信息传播流程。2008年6月22日凌晨2时27分，瓮安三中初三女生李树芬溺水身亡，法医初步鉴定后，其家属被告知死因为自杀式溺水身亡，三位当事人被释放。第二天，死者之父李秀华提出质疑，当日上午，死者父亲等人到瓮安县雍阳镇派出所询问案情，被告知已交到瓮安县公安局刑侦队负责。刑侦队告诉他们，李树芬系自己投水死亡，与当时在场另外三名青年无关，要求家属自行埋葬尸体。死者父亲等人不服，提出要进行法医鉴定。当晚，瓮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科的法医到现场作鉴定[1]。由于怀疑李树芬并非自杀，她的家属用冰棺将尸体冷冻后停放在出事现场，同时从附近的居民点
接来电线，还用竹竿和编织布搭起棚子遮盖冰棺。当时有六七十人围观。法医在做完常规检查后认定李树芬系溺水死亡。由于当时家属没有质疑是奸杀，法医并没有检查死者外阴。死者家属在签字后认为鉴定只是“拿着手电随便照了照”，过于随便，因此到黔南州公安局申请第二次复检。同时有传言说女生可能是被两名当地青年强奸后掐死并抛尸河中[2]。
25日，黔南州公安局派来的法医进行了第二次尸检，按照死者家属委托书中的要求做了解剖并对死者死前有否中毒和性行为进行了检验取样。26日检验结果公布，称排除了服毒和强奸的可能性。但死者家属认为法医“取走了部分器官”，并且没有公布结果。这时往停尸处围观的人增多，有传言说元凶是瓮安县委书记的侄女，另外两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当地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又有传言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死者的“叔叔、爷爷、奶奶因上告被打住院抢救，妈妈被打得说话含糊，已失去理智，婶婶被剪去头发关押到派出所”
[1][3]。另外，死者的二叔瓮安县玉华乡中学教师李秀忠在离开公安局途经当地保险公司门前时，遭多名不明身份的人士打伤而入住医院（此前曾有李秀忠为公安局唆使的黑社会打至重伤，并于28日死于医院的传闻，但死亡一说已被李秀忠本人证伪）。[4]女孩的同学前去问询，也被殴打。民众纷纷前去围观，有人辱骂警察，结果有三人被打，入住医院，引起民愤。15时，两名学生引导。数万群众尾随，游行至县政府及公安局大楼前请愿，4小时请愿无果，群众烧砸大楼，六二八事件正式发生。由此可见，群体传播对于群体性事件有深重的影响力和促进作用。
三、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传播的方式和特点。
1、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传播者与受众往往合为一体。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一般都具有两点共性，非理性和情绪性。人们往往同情弱势群体，仇富仇腐，因此，他们传播的信息也具有此特点；2群体性事件中的信息是一种特殊信息。传播者带来的信息有可能是亲身经历，也有可能是道听途说，传播和接收的内容只是正常信息的碎片，如果这种特点被犯罪分子操控的话，在危机状态散布谣言，从而使这种情绪刺激加剧成为某种传染，从而使这种情绪性信息迅速成为整个群体的主导意识，加剧破坏性。
3、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信息传播过程简单且带有强制性。容易导致一错再错，错上加错；4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行为具有匿名性，这种状态下使参与者失去社会责任感与自控能力，在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支配下，作出种种宣泄原始本能冲动的行为。
四．群体性事件中群体传播的信息管理。
在近年来的一些重大群体性事件看似突然爆发，但实际上都经过了民意到民怨再到民怒的过程，并非不可逆转和无法控制的。作为社会主流信息的提供者，当前政府信息传播应遵循传播规律，并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提高信源的可信性，取信于民。应加强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建设，提高他们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和公信力；其次。提高信息开放度，加强舆论引导。，消除噪声干扰-------谣言止于真相。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途径是真正实行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准确发布最新动态消息，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实现公众的民主权利，引导舆论。第三，保持政府主流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在群体性事件中，由于来自正式渠道信息不足，导致谣言不绝于耳。因此，要及时公布信息，最大限度消除群众的不安情绪和紧张心理，使得大规模破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没有了可能。
群体传播在群体性事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群体传播的方向引导了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因此，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要迅速采取合适收到，控制群体传播，有效引导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最终圆满解决。
第二篇：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
■事发经过■
11月3日凌晨5：30，我市主城区部分出租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少量出租车的顶灯和顶盖被敲打，出租车驾驶员由于担心自身和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运做法，给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带来不便，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妥善有效处置。3日下午开始，市区内出租车陆续恢复营运；到11月4日晚12：00，主城区出租车基本恢复正常营运，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截至昨日上午8：00，主城区的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营运。
■停运原因■
崔坚表示，引发这次出租车停运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今年以来，全市32家出租车公司擅自决定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每日增收管理费（也就是“份儿钱”）50元至70元，由此全年将增加驾驶员负担2万元以上，从而减少了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其次，出租车驾驶员认为出租车起步价等较低；
第三，是出租车加气难，等时过长；
第四，“黑车”非法营运，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
■处置措施■
停运事情发生后，市委书记***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各种原因，提出了处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处置意见。
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王鸿举市长正在国外考察）、副市长刘学普、凌月明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市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责成市交通、市经委、市公安、市物价等相关部门形成快速处置方案，与运营企业及出租车协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置措施，从五个方面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置：一是全力做好停运期间的运输保障。及时加强对停运期间主城区客流情况的监控，重点加大出行高峰期公交车发车密度，在一些客流量较大的主干线路，投入部分机动运力保障市民顺利出行；二是立即纠正各出租车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费的错误做法，将管理费标准降至原有水平。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也表示坚决拥护市政府提出的这一解决措施，承诺对出租汽车免除当天管理费、承担车辆毁损维修费用等多项举措，积极做好驾驶员的引导和鼓励工作；
三是经与国家天然气有关部门协调，从11月4日起，重庆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的供气量，以缓解“加气难”问题；
四是加大打击“黑车”的力度，继续保持打击“黑车”的高压态势，规范出租车经营环境和营运秩序，切实保障合法经营者利益；
五是加强监管，在主城区统一设置了25个交通执法点，对阻挠正常营运的不法分子予以打击，抓获了部分击打出租车顶灯和顶盖的不法分子，及时进行教育训诫。/
5四个配套举措防止类似事情发生
崔坚说，尽管事情已经平息，但为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市政府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确保出租车公司已经作出的承诺兑现到位，减轻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
二是大力推进加气站的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
三是对现行的出租车营运体制进行调研，推进运营体制改革。
四是此事的发生，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南京周久耕事件：“说起周久耕事件，我们觉得这和一些网友关注周久耕的所做所为、对他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是分不开的，所以还要感谢我们的网友。”徐安表示。他认为：网民对一些腐败的官员、对一些社会不公平的事情进行监督，也表明群众法制意识、监督意识日益提高，“这是个好事”。
但徐安同时强调：“作为我们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查处案件比较依据事实，必须要有证据，不能够仅凭网上的一些议论、一些传闻，就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就信以为真，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他介绍，“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网友的监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纪委启动了党内监督的程序，调查发现了他的违纪问题，又移交给检察院。检察机关经调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证据，最后确认他受贿、贪污一百多万。“依据这个事实、证据，我们才对他进行判刑。起诉书上写的那些事实，并不都是网友们议论的，网友并不了解这些。”
“所以，网络舆论监督还需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比如说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都建立了网上举报的网站，也希望网友们有线索和有需要投诉的问题，通过网络进行专门反映。”徐安表示。[
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阻挡，或作为“反腐利器”一味推崇，都有失偏颇。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如果纪检监察机关仅为树立“严查快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洪水猛兽”和“反腐利器”
2008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监督年”，由网络监督引发的反腐倡廉热点事件不断曝光，网络对党员干部的舆论监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发挥了其他监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同样也曾因“周久耕事件”引起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监督工具像网络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可以为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司法部门提供大量而直接的监督线索，也可以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动职能部门积极作为，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
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如何应对“仇贪仇腐”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在网络曝光后，由于情节恶劣或当事人身份特殊等原因，网民群情激愤、反响强烈，在很短的时间内掀起舆论讨伐的高潮，从而引发网络监督热点事件。在涉及热点的跟帖、评论中，除了大量的举报线索和意见建议外，也夹杂着一些偏激的言论、极端的观点甚至是恶意的诽谤。如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占了上风，迅速蔓延，原本正常的舆论监督就有可能演变成非正常的群体舆论暴力。
对网络监督热点事件，既不能“避、拖、捂、护”，迟迟不予正面回应；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听风就是雨，先入为主，草率表态，随意定性，放弃冷静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严格执行程序，依法办事。妥善应对网络监督热点也不例外。如果一味迎合“仇贪仇腐”的激愤情绪，快意恩仇，枉法行事，不但违背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甚至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周久耕事件”发生后，面对网民激愤的情绪和质疑，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严格按照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规定程序初核，并采取免职的组织措施，进而立案调查、“双开”，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严格依纪依法办事，使周久耕案件的查处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网民的一致认可。一些专家认为，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以“不隐瞒”应对“山寨”信息
处置网络监督热点事件，争取时间极为重要。网络舆情出现异常苗头后，纪检监察机关要与组织、宣传、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被曝光后，引来大量的跟帖和热议，网民期待了解真相，尤其是利用“人肉搜索”，将一些“山寨”信息发到网上，往往使问题愈发扑朔迷离，更加激起其他网民对真相的渴求，很容易引起炒作。这种情况下，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组织力量核查，及时查明真相。只有不隐不瞒、实事求是地还原真相，让网民得到真实、透明的信息反馈，才能止住不实传言，获得理解和认同，避免节外生枝和事态恶化。
网络披露的问题往往错综复杂，并参杂着较多的感性成分，对当事人所涉问题的定性处理尺度很难把握，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纪检监察机关把政策性、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违纪性质，综合考虑违纪情节、违纪后果和认错态度，作出恰当处理。对“周久耕事件”的处理，如果当时纪检监察机关仅仅为了树立所谓“严查快处”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的表象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本人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提升网络举报平台公信力
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这么高的比例，除了网络监督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现有网络举报在内的各种举报，还存在渠道不畅、效率不高和处理不规范等情况，各职能部门要提升网络举报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使法定网络举报平台的特殊优势得到切实发挥。
南京市纪委监察局2002年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网络举报，并不断拓宽和完善网络举报的渠道和方法，先后在南京纪检监察外网设置了“信访举报信箱”、“纪委书记信箱”和“监察局长信箱”三个网络举报平台。“周久耕事件”中，在网络对其贵烟名表进行热炒的同时，很多群众也通过网络举报信箱提供了大量具体线索，为我们快速查清周的违纪违法事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网络监督”的制度化保障
由于网络监督目前缺乏法律规制，网民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网络监督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其大众化和匿名性的特点，在监督权力行使主体、揭露腐败现象的同时，容易造成不良信息的迅速传播，甚至侵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因此，网络监督走向成熟理性，还有一个过程。
越是正义的行为，越要秉承节制理性的方式，遵循制度路径去履行监督权利和职责。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明确网络监督的基本原则，网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保证等等。通过制度规范网络监督，保证网络监督在法制化轨道上健康发展。（本报记者马昌博、鞠靖摘编整理）深圳林嘉祥事件：
处理：交通运输部党组2008年11月3日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经初步调查，针对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待问题查清后，按照有关规定再进行严肃处理。教训
根据交通运输部、深圳市联合调查组和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兼纪检组长、副局长林嘉祥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酒后在公共场合言辞不当，行为不检，社会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2008年11月5日，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给予林嘉祥撤销原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并发出《关于林嘉祥有关问题的通报》，要求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部党组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林嘉祥酒后言行失控的事件充分说明，当前交通运输系统个别领导干部作风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但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党的宗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要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认真查找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狠下工夫，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扎实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部党组指出，必须进一步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林嘉祥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还存在着漏洞和薄弱环 节。各级党组织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贯穿于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在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规范领导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上下工夫。既要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觉性，又要通过制度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性。要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等党内监督制度；针对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干部监督等制度。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组织、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监督。
部党组认为，必须全面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林嘉祥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态度粗暴，工作方式简单，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上存在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大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把关注民生、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党风政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心系百姓冷暖，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和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对执法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有效解决粗暴执法、执法犯法等问题。要进一步畅通群众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渠道，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进一步加强对舆情的跟踪分析研究，健全重大舆情应急处置机制。
部党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做改进作风的表率。林嘉祥事件表明，领导作风的实质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不论党龄多长、职务多高，决不能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决不能因为个人的言行举止而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切实增强公仆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带头深入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解放思想、带头剖析检查、带头整改落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做改进思想作风的表率；坚持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做端正学风的表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改进工作作风的表率；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改进领导作风的表率；坚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做改进生活作风的表率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
随着各项政策、法制宣传力度的加大，群众的政策意识、法制意识也相应增强，特别是自我保护意识相对增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也引起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目前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么，领导干部究竟如何才能正确有效处理地群体性事件？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群众，客观分析矛盾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前提。要认真分析和面对四个问题。
第一，在社会变革的环节中，如何认识群众，如何面对群众，如何善待群众。总的来讲应该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实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社会变革过程中对维护稳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出现了“企业民营化、管理社会化、工作自主化、人群流动化”等新特点，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问题日趋增多。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压力最大、最感头痛的问题。因此，要做好社会变革时期的稳定工作，我们就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第三，是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今年元月至6月，保靖全县共发生群体事件8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二是参与人数越来越多；三是矛盾性质越来越严重，已出现三个转化，即由自发性向有组织有目的成规模转化；有序性向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转化；逐级上访向越级群访转化。
第四，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点。在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中一般都有幕后操纵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基层组织因职能弱化而显得无能为力，基层组织一无资金，二无权力，对于有些群众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无法表态拍板，而群众又不达到目的不听劝说和解释，坚持要群体上访，这样自然给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了许多难点。
二、找准症结是做好群众性工作的基础。
当前制约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解决群众性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不断地调整各方面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所难免带来一系列矛盾。二是加快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抓住最后一根绳的人们在思想上、心理上、情绪上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被动和失衡，难免带来一系列新矛盾。三是群众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因干部作风不实，方法不当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致使矛盾升级。
三、把握原则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关键。
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担负的工作与党的历史使命联系起
来，正确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认真把握工作原则，真心实意为民排忧解难，实现好人民的切身利益。
一是群众利益第一原则。任何情况下，基层干部都要牢固树立“万事民为先”的群众观，要象郑培民那样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办任何事情都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推进具体工作，也要采取群众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最大可能地实现和维护好群众利益。
二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吃透精神实质，认真研究实情，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要反对唯书、唯上、不唯实的做法，也要反对借口不符实际，延缓党的正确政策的贯彻，做到上情与实情相结合，党的主张与群众愿望、群众能力相统一。
三是宣传示范原则。做好基层群众的宣传教育，一定要突出针对性，扩大覆盖面，强调实际效果。要采取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群众接受的方式，切忌生硬难懂、简单说教。在推进一些根本上有益于群众，但群众一时又难以理解或认同的工作时，一定要用典型引路，用事实启发，不能一味埋怨指责，甚至强制推行。
四是方便及时原则。群众工作无小事，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基层干部解决不力或不及时，群众就有看法，就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对群众反映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分析，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能办的马上就办，一时不能办的要给群众一个明确的时间，不可能办的也要给百姓解释清楚。
五是真情实感原则。要用亲人般的感情去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出现后，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干部做得对不对，不能老想着我们的干部是否受了委曲。各级领导干部只要凭着良心为群众办事，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情，群众也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和拥护干部。
六是诚实守信原则。做好农村基层群众工作，基层干部说话办事一定要讲信用，做得到的就讲、就承诺，做不到的决不能欺骗群众，求得一时的满足。群众最讲实际。党的组织和干部只要失信群众一次，党群干群关系就会疏远一次。失去群众的信任，我们的任何工作将一事无成。
四、找准着力点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要提高干部服务本领。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基层干部有电筒、雨伞、统统靴“三件宝”就能走遍天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三件宝”再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是信息、政策、法律、科技。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根据群众所需，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在当好“六员”上下功夫，以满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二要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精力应放在帮助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上。广大基层干部，要遵循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帮助农户找准项目，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通过各种渠道落实发展启动资金，切实帮助农户尽快富起来。
三要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大多是平时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热难点问题解决的好坏，往往又是群众评价党组织和干部是否真心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尺度。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的解决，让群众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中感受党的宗旨，体现党的温暖，增进与党的感情。四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保障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深化改革是大势所趋。诚然，改革进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会导致部分群众经济利益受损。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要改进工作作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切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五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基层组织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优先依靠力量。因此要选配好基层领导班子，对于素质低，群众不拥护的要予以调整或撤换，同时要下大力气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使其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
六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当前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宣传与入村入户宣传相结合，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克服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引导群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五、掌握方法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抓手。
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矛盾的根源上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为有效预防和正确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联系近年来我县发生群体性事件谈些看法。
（一）解决群体性事件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要坚持“三可三不可”总体原则。即：“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二要掌握“二十字”基本要求。即：“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
三要建立“三早”预警处理机制。即：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坚持“三早”就可以防止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处置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把影响和损失减少到最低。
四要遵循六项工作制度。包括情报信息网络制度、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五个一”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重大问题采取“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办法解决）、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制度、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制度。五要采取经济、教育、法制“三种手段”。经济、教育手段是基本手段，法制手段要严格按照
有关程序运作。
（二）解决群体性事件几个具体环节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关于领导出面疏导的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群众的目的就是见领导，求得问题解决。领导出面疏导，是平息群体性事件最主要的手段。目前，多数领导不肯见群众，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赌气不见，一种是怕见，一种是摆架子不见。群众急于见领导，领导就是不见群众，无论哪种情况，共同后果都是引发群众更大不满。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把群众要见领导当成送上门来的思想工作，敢于面对群众，善于说服群众，带着感情、责任主动去做疏导工作。切记不能摆架子不见群众，不能和群众斗气，不能派不能答复和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不能派没有经验的干部去处置，不能等到群众闹得不可收拾时才硬着头皮去见。
二是关于消除事件诱因的问题。预防和平息群体性事件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消除事件的诱因上，靠压、靠哄、靠拖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涉及群众利益问题上，正确决策、落实政策是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因此，要消除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一方面，在决策时和工作中避免伤害多数人的既得利益，千万不能老是打群众的主意，一定要以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为衡量标准。同时，在政策原则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
三是关于防止事态反复的问题。大量事实证明，事态平息后的工作与事态平息工作同等重要，“重处置，轻善后”是酿成大事件的严重教训。因此，做好善后工作是处理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环节。第一，对在处置中承诺群众解决的问题，要兑现政策，尽快落实，取信于民，息事宁人，不要久拖不决又闹起来；第二，要深入群众中做工作，消除误解；第三，对可能出现事态反复的不安定因素，要十分敏感，采取措施，及时化解。
第四篇：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
第六章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
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属于微观系统，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属于中观系统的范畴。
第一节 群体传播
一、群体的特征与社会功能
（一）群体的概念：概念P89；群体的两个特征P90；群体的两个类别；组织群体与非组织群体
（二）群体的社会功能与意义：群体的三个社会功能P91
二、群体传播及其内部机制
（一）群体传播与群体意识的形成:群体意识三个方面P92;群体意识的形成P92
（二）群体规范在群体传播中的作用：群体规范P92-93;群体规范的四项功能P93;群体规范在群体传播中的作用(对内、对外)P93
（三）群体压力与趋同心理：群体压力的概念P94；信息压力的概念P95；趋同心理的概念P95
三、集合行为中的传播机制：集合行为的概念P95；集合行为产生的三个条件P96；集合行为的三种特殊的传播机制（暗示与感染；模仿与匿名；非常态流动）P96-99
第二节：组织传播
一、组织与组织传播：
（一）组织的概念与结构特点：组织的广狭义P99；组织结构的三个特点P100
（二）组织传播极其功能组织传播的定义P101，组织传播的四个功能P101-102
二、组织内传播的过程与机制
（一）组织内传播的正式渠道：三种渠道P102-103
（二）组织内传播非正式渠道：两种形式P103；三个特点P103-104
（三）组织内传播的媒体形式：书面媒体：会议；电话；组织内公共媒体；计算机网络
三、组织外传播极其形态
（一）组织的信息输入活动：企业组织信息输入的渠道P106
（二）组织的信息输入活动：公关宣传、广告宣传、企业标识系统P107-108
群体：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
群体的本质特征：
1、目标取向具有共同性。
2、具有以“我们”意识为代表的主体共同性。
这两个特征意味着任何一个群体都具有互动机制和使共同性得到保障的机制，这种机制成为群体的组织性。
群体可分为组织群体和非组织群体。
群体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群体是将个人和社会相连接的桥梁和中间纽带。是“局部社会”。群体帮助个人完成社会化过程。群体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使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得到保证。群体可以团结个人的力量，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群体对个人的重要的意义：
1、群体是满足个人需求的重要手段。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群体的能力大于参与群体的单纯个人能力的简单相加，群体也能够使成员个人的能力得到增强，实现个人实现不了的目标，这是个人参加群体的基本动机之一。
2、群体是个人的信息来源和社会安全感的提供者。加入群体获得关于外界变化的信息以减少因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恐惧和忧虑，协作，以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和危机。提供安全的行为方式范例，按照群体的行为准则约束自己的行动，防止个人发生社会偏离和陷于社会孤立的有效方法。
3、群体是个人表现和实现自我的场所与手段。最大限度地丰富自己，促进自己的力线共和目标的实现。群体是表现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场所。
负面意义：某些群体为实现一己之目的而拒绝承担正当的分工。群体同时具有束缚和压抑个性的负面作用。
群体生存的基础条件：
1、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这是群体凝聚力的核心。
2、成员之间的协作意愿，也就是个人参加群体并愿意为之作出贡献的动机。
3、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间的传播互动机制，即群体传播。
群体传播：将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连接和实现的过程。
群体传播是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基本的生命线。
群体传播对群体意识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群体意识：参加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意识。包括：
1、关于群体目标和规范的合意。
2、群体感情。成员间的个人能感情、群体成员主观境界的融合所产生的“我们”感情。
3、群体归属意识。即群体成员因从群体活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需求满足而对群体所产生的认同感。群体的传播结构可以从信息的流量与流向两方面来理解。信息流量达，互动交流频度高，群体意识中的合意基础好。流向是单向还是双向的，传播者是特定的少数人还是一般成员都拥有传播机会。双向性则群体目标和群体规范的合意更统一、群体感情和归属意识更稳固，凝聚力更强。
群体意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成员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制约作用上。
群体意识的核心是群体规范。
群体规范：成员个人在群体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广义上也包括群体价值，即群体成员关于是非好坏的判断标准。
群体规范功能：
1、协调成员的活动、规定成员角色和职责以促进群体目标的达成。
2、通过规范的共有来保证群体的整体合作。
3、通过指示共同的行为方式以维持群体的自我同一性。
4、为成员个人提供安全的决策依据。
在群体传播中，群体规范的主要作用在于排除偏离性意见，将群体内的意见分歧和争论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保证群体决策和群体活动的效率。
群体规范的维持通过群体内的奖惩机制来保证。
群体规范还对来自群体外的信息或宣传活动的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凯利和沃卡尔特的实验。以中学生的课外团体“童子军”为对象。群体归属意识越强，对群体的忠诚度就会越高，对与群体规范不相容的宣传就越表现出较强的抵制态度。
群体对来自外部的说服活动效果的影响表现在：
1、在说服的观点与群体规范一致的场合，群体规范可以推动成员对观点的接受，起到加强和扩大说服效果的作用。
2、在说服观点与群体规范不相容的场合，后者则阻碍成员接受对立观点，使说服效果发生衰减。唤起“自卫”行为，出现逆反效果。群体压力与趋同心理：
群体压力：群体中的多数意见对成员中的个人意见或少数意见所产生的压力。
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是群体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人为了进行有效的社会合作，需要对多数人的意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群体压力也会带来错误的判断，形成对多数意见的盲目服从。美国心理学家所罗门。阿什的实验。判断线段是否相等。
原因：
1、信息压力，一般人在通常情况下会认为多数人提供的信息，其正确性概率要大于少数人，个人对多数意见会持较信任的态度。
2、趋同心理。遵从性。个人希望与群体中的多数意见保持一致，避免因孤立而遭受群体制裁的心理。
少数意见的中坚人物的作用不可忽视，中间人物的意志坚定性、主张的一贯性和态度表明的强烈性可以对多数派产生有利的影响。集合行为：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
我们把集合行为看作是一种非常态的群体行为，集合行为中的传播看作是非常态的群体传播。
集合行为发生的三个基本条件：
1、结构性压力。危机状况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不安心理和紧张情绪。
2、触发**件。由某些突发**件或突然的信息刺激引起的。
3、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
集合中特殊的传播机制。非理性特点。
群体暗示和群体感染。
集合中的传播分为信息本身的传播和与此相伴随的情绪或感情的传播。这两种传播主要受到暗示和感染机制的制约。这种集合行为往往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暗示：通过间接的示意使人接受某种观点或从事某种行为。
集合行为中的参加者通常处于昂奋、激动的精神状态，使他对周围的信息失去理智的分析批判能力，盲信和盲从。处于激动人群中的个人具有很强的“被暗示性”，周围气氛使他的信念、思维和行为方式迅速与现场的人群融为一体。
群体感染：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以异常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开来的过程。
群体模仿与“匿名性”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模仿的法则》。社会上的一切事物不是发明的就是模仿的，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
无意识模仿：在不自觉状态下对他人行为的反射型仿效。
有意识模仿：基于一定动机或目的的自觉仿效。
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学习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模仿或有意识模仿。
集合行为中的模仿更多地表现为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性的模仿。反映基于本能进行，直接模仿周围人，出现相互模仿。与人的安全本能有密切关系。与多数人保持一致，把它作为最有效的安全选择。这种失去理性的相互模仿所带来的结果又可能是最不安全的。
匿名性原理：一些平时循规蹈矩的人在集合行为中作出越轨行为，因为集合使他淹没在人群中，处于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这种状态使他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支配下，宣泄原始的本能冲动。
集合行为中的“信息流”
集合行为的初步形态是“循环反应”：一方的刺激成为另一方的反应，而另一方的反应又反过来成为这一方的刺激的循环往复过程。集合行为中的主要的信息形式是流言。
流言：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正规的传播渠道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R=i*a（流言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
流言围绕人们关心的问题发生；证据信息不足、状况的暧昧性增加会推动人们去通过流言渠道去寻找信息。
流言分非紧急事态下的流言和紧急事态下的流言。集合行为中的流言属于后者。这种流言的特点：
1、流言信息的快速增殖。流言信息连同它携带的情绪以异常速度弥漫到人群当中。
2、流言信息的奇异回流现象。同一个流言经传递后回到它的发布者那里，已经增添了许多新内容。
3、流言中伴随着大量的谣言。谣言：有意凭空捏造的消息或信息。集合行为中，别有用心者利用人群的昂奋情绪散布谣言，操纵人群。
第二节 组织传播
组织：广义上，任何由若干不同功能的要素按照一定的原理或秩序相结合而形成的同一整体。狭义上，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各自承担不同的角色分工，在统一的意志之下从事协作行为的持续性体系。
组织的目标更明确、更系统，需要严格的制度化措施的保证。
组织的结构特点：
1、专业化的部门分工。
2、职务分工和岗位责任制。
3、组织系统的阶层制或等级制。指挥管理制度。
组织按照结构功能的合理性原则和效率性原则建立起来。
组织传播指以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包括组织内传播和组织外传播。
组织传播的功能：
1、内部协调
2、指挥管理
3、决策应变
4、形成共识
组织结构包括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
组织传播包括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
正式渠道：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纵向传播分为下行传播（自上而下）和上行传播（自下而上）。
横向传播：同级部门或成员之间互通情况、交流信息的活动，为了相互之间的协调和配合。
非正式渠道：制度性组织关系以外的信息传播渠道。组织内的人际传播、非正式的小群体传播。
特点：
1、交流的信息广泛
2、交流的双向平等性
3、本意交流和感情交流的成分多。
正式渠道体现组织成员作为“组织人”的特点，非正式渠道体现作为“社会人”的特点。
霍桑实验：
组织内传播的媒体形式：书面媒体、会议、电话、组织内公共媒体、计算机通信系统
组织外传播，包括信息输入与信息输出。
信息输入：组织为进行目标管理和环境应变决策而从外部广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活动。
是否拥有一个迅捷可靠的信息系统，是制约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POS系统。
组织的信息输出活动：
公关宣传（PR）：组织为了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建立和保持和谐关系而进行的各种宣传活动。举办大型公共活动以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和报道、主办新闻发布会等为传媒提供报道材料，是现代公关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组织体开展公关宣传的最终目的是广泛取得社会的支持和理解，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广告宣传：广告是一种以付费形式利用各种媒体进行的大面积宣传活动。非商业广告和商业广告。提高企业和商品的知名度，扩大企业影响。
企业标识系统(CIS)宣传：企业表征系统。企业组织使用统一的象征符号系统来塑造、保持或更新企业形象的活动。三个要素构成：企业理念与价值标识；行为规范标识；视觉或听觉形象标识。CIS宣传主要是利用普遍接触和重复记忆机制来系统塑造企业形象的宣传活动。课后练习题：
1、群体的定义和社会功能
①定义：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
②社会功能：将个人与社会相联结的桥梁和中间纽带。
a.对社会：主要是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并保持其连续性；通过分工与协作，集结分散的个人力量，推动社会进步；也会给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带来混乱。
b.对个人：是满足个人需求的重要手段；个人的信息来源和社会安全感的提供者；个人表现和实现自我的场所和手段；也有束缚和压抑个性的负面作用。
2、群体成立、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①共同的目标和关心事项（群体凝聚力的核心）；②成员间的协作意愿，即个人参与群体并愿意为之作出贡献的动机；③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间的传播互动机制，即群体传播。
3、群体意识的定义及其形成①定义：参加群体的成员所共有的意识，包括：a.关于群体目标和群体规范的合意；b.群体感情（指成员间由于密切接触和协作产生的个人感情，更指群体成员间主观境界的融合产生的“我们”的感情）；c.群体归属意识（群体成员因从群体活动得到某种程度的需求满足而对群体产生的认同感）。
②形成：在群体信息传播和群体互动过程中形成，受到群体传播结构的流量和流向的影响。
4、群体规范在群体传播中的功能
①群体规范：成员个人在群体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广义上也包括群体价值（群体成员关于是非好坏的判断标准）。是群体意识的核心。
②功能：主要是排除偏离性意见，将群体内的意见分歧和争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保证群体决策和群体活动的效率。通过群体内的奖惩机制来保证。a.对群体内：协调成员的活动、规定成员的角色和职责以促进群体目标的达成；通过规范的共有来保证群体的整体合作；通过指示共同的行为方式来维持群体的自我同一性；为成员个人提供安全的决策依据。b.对群体外：影响来自外部的说服活动的效果—观点与规范一致，则推动成员接受，反之则阻碍。后者还会唤起群体归属意识较强的成员的“自卫”行为，使对立观点的说服活动出现逆反效果。
5、群体压力
群体压力：群体中的多数意见对成员中个人意见或少数意见所产生的压力。在面临群体压力的情况下，个人和少数意见一般会对多数意见采取服从态度。成因：a.信息压力（一般人通常会认为多数人提供的信息的正确性大于少数人的信息，因此个人较信任多数人的意见）；b.趋同心理（遵从性）：个人希望与群体中的多数意见保持一致，避免因孤立而遭受群体制裁的心理。
6、集合行为的定义和形成条件
①定义：在某种刺激条件下发生的非常态社会集合现象。多以群集、恐慌、流言、骚动的形态出现，往往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干扰和破坏。该行为中的传播是非常态的群体传播。
②发生条件：a.结构性压力：社会上普遍存在不安心理和紧张情绪；b.触发**件：某些突发事件和突然的信息刺激；c.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
7、群体暗示与群体感染（集合行为传播机制之一）
集合行为中的信息本身及与此相伴随的情绪或感情的传播，主要受暗示和感染机制的制约。
①群体暗示：不通过直接的说服和强制，而是通过间接的示意使人接受某种观点或从事某种行为的传播方式。
②群体感染：某种观念、情绪或行为在暗示机制的作用下以异常的速度在群体中蔓延的过程。
8、群体模仿和“匿名性”（集合行为传播机制之二）
（法）J.G.塔尔德《模仿的法则》：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集合行为中的模仿更多地表现为基于人的安全本能的无意识的、条件反射性的模仿。这种非理性的模仿部分基于“匿名性”原理（在混乱状态下，处于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下的人们，容易受法不责众的心理支配，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控力，做出种种宣泄原始本能冲动的行为）。
9、信息流（集合行为传播机制之三）
①布鲁默：集合行为的初步形态是“循环反应”（一方的刺激成为另一方的反应，另一方的反应反过来刺激这一方的循环往复的过程）。②集合行为中的主要信息形式：紧急事态下的流言（流言：信源不明、无法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不确定性、正规的传播渠道不畅通或功能减弱时期），特点：a.快速增殖；b.奇异回流现象；c.伴随大量谣言。G.W.奥尔波特公式：R=i×a(流言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
10、组织传播的定义和功能
①定义：以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包括组织内、外传播。
②功能：通过信息传递将组织的各部分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以保障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既是保障组织内部正常运行的信息纽带，又是保持组织整体与外部环境互动的信息桥梁。具体地：内部协调，指挥管理，决策应变，形成共识。
11、组织内传播的机制
①渠道：a.正式渠道（信息沿一定组织关系环节在组织内传播的过程，分为上行、下行和横向传播）。b.非正式渠道（制度性组织关系以外的信息传播渠道，分为组织内的人际传播和非正式小群体传播，特点：交流的信息广泛；双向平等性；本意交流和感情交流成分多—体现了组织成员作为“社会人”的特点）。
第五篇：群体性事件与和谐社会建设
群体性事件与和谐社会建设
材料一：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
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就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二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向。三是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处置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流血事件。四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千方百计地插手、利用群体性事件，企图煽动、制造**。
当前，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特别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真正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变成疏导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针对当前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组织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力争把群众心理、社会心态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问题搞清楚，真正对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事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现场处置工作，有效控制局势、平息事态。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既要防止因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因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伴有严重暴力行为，如不及时果断处置将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应依法果断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坚决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反复。群体性事件现场事态平息后，各级党委、政府要组织干部，深入有关单位中去，深入群众中去，做好回访调查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已经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特别是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出现反复或者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苗头、信息，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消除在事件反复之前。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精心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前，尤其要引导群众学法、守法、用法，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
材料二：治理群体性事件应有开放心态
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分析，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问题，具有非对抗性，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有关地方和部门高度重视，妥善处理，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但是如果久拖不决，往往就使历史遗留下的矛盾问题与新矛盾新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祸。基于这一务实判断，在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上，尤其需要有关地方和部门具有开阔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利益结构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以及利益对立关系显性化，成为这一时期个体利益矛盾和群体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矛盾既由发展引起，也应当能够通过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能条件反射似的视之为“闹事”、“作乱”，更不能动不动就采取“反恐”手段或专政手段予以严厉处置。
群体性事件既然基本上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少数地方和部门却由于处理不当导致矛盾激化，使事态扩大升级。2008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地方发生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甚至群体性事件，很多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不按政策办事有关。”故此，一些主持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和部门，需要时刻自警和反思，看看自己能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公正客观。
分析：以开放心态治理群体性事件，应当注意疏通合法的民意表达渠道，健全和完善正常的缓和冲突、化解矛盾的机制。按照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信访部门应承担起日常性的信访保障职能，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初始阶段，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或基层。此外，还应当让群众发表意见和建议、表达利益诉求，以此促使有关地方和部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关注群众的实际困难，同时也有助于舒缓公众的焦虑与紧张，营造宽松活泼的社会环境。
材料三：“实属必然”：瓮安事件沉甸甸的警示
种种信息表明，6?28瓮安事件正向理性和稳定的方向发展：事件本身已经平息，各种权威信息也已迅速公开，真相正一步步揭示；同时，有关部门的深刻反思和对主政官员的问责，也已雷厉风行地进行。
面对这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地党政部门正视社会矛盾的态度和清醒认识，令人印象深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
基于对这起事件的清醒认识，当地在依法追究参与打砸烧的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也问责了一些负有行政管理职责的相关官员，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政委和局长等均已被免职。同样，信息的及时公开，听取各种意见的座谈会的举行，遗体鉴定的公众参与等，这些合法而理性的举措，使得这起事件渐呈平息之态势。
防范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关键在平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能站稳中立的裁判者立场，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公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基本权利，建立起公众对政府的忠诚和信赖；同时，司法也要把政府和公众个人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力避出现公民求告无门的境况。否则，如果平时的一些小事处理不好、处理不公，无数的小事，在无数群众之间口口相传，最终就会酿成影响当地社会整体稳定的大事。
分析：瓮安县相关官员被问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裂痕。但是，即便从瓮安县本身，这起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方面的遗留问题也需要尽快调查解决，而从更大的意义上看，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个具体事件的平息，更应该举一反三，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革新，完善公民权利保护，使权力切实受到监督和制约，防范此类事件在异时异地重演。
材料四：瓮安事件与官员问责：执政理念开始变化
6月28日，贵州瓮安县一名中学女生怀疑被奸杀，引发逾万民众围攻县委及县政府，放火焚烧公安局大楼；之后，瓮安事件的图像很快就传遍了互联网。
三四天过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亲赴瓮安实地调查之后，指出事件的深层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一句话，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县政府行政不力、不公，人民群众积怨过深。石宗源为此先后三次向瓮安人民道歉。更令人意外的是，瓮安事件首先得到处理的不是参与骚乱的民众，而是当地主要官员，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和政委都撤销了职务，后来连州委书记也被连带免职。
这种发生群体事件首先问责官员的做法，乃是第一次。考虑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迅速做了批示，有理由认为最高当局对地方政府的最初说法并不认同，要求查清引发事件的深层原因。瓮安事件的处理结果，表明中国执政党的治理理念开始发生变化。
分析：长期以来，“稳定压倒一切”是各级政府执政的最高信条，缺乏监督导致各级官员的执政行为越来越简单粗暴，而过去上级甚至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政府的统一权威和形象，通常硬着头皮顶住不肯认错，这就导致本来只是一个基层政府官员的责任，被连带放大到整个政府的责任。如今，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明白不能再被“绑架”，对地方官员再不有效问责，民众迟早会对中央政府问责。“查明深层原因”的潜台词，即是查明每一级地方官员的责任。材料五：“孟连事件”促干部反省工作态度和作风
2008年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在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围攻。冲突导致41名警察被打伤，9辆警车被砸坏，民警使用防暴枪自卫，15名胶农被打伤，2人被击中致死。这起警民暴力冲突事件的背后，是当地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来已久的矛盾纠纷。
虽然事态已经平息，但事件留下沉痛教训，引起当地干部深刻反省。
“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深刻反思，必须引起各级干部铭心刻骨、灵魂深处的反省！”在22日晚上召开的普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在场官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纪恒指出，胶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基层干部、基层党委政府的积怨，最终集中爆发引起冲突。群众利益诉求反映机制不健全，群众没有地方讲话，反映的情况得不到处理，是这起冲突事件带给广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教训。
分析：胶农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集中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工作态度和作风存在问题，离群众的期盼差距太远。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听不进群众意见，离群众越来越远。正如李纪恒对这种现象提出的严厉批评：“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因此，各地要切实引以为鉴，加强基层党政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基层党政组织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号召力和凝聚力。要提高基层党员干部调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及时把各种带有苗头性的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材料六：群体性事件暴露基层治理弊端
贵州“瓮安事件”刚刚平息，又发生了云南“孟连冲突”。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执行任务的民警被数百名群众围攻、殴打；冲突中，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2人死亡。
从贵州瓮安到云南孟连，却在仅仅二十多天的时间里，相继发生了两起群体性暴力冲突事件。此类事件的发生，严重暴露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重大弊端。
云南孟连冲突与贵州瓮安事件在背景和起因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据报道，孟连冲突的导火索，是19日清晨警方强行带走5名胶农。而起因却是当地胶农与橡胶公司的利益之争，是经济利益纠纷。也就是说，孟连冲突是一起由经济纠纷未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广大胶农经济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加之警力使用不当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它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从媒体报道情况看，至少在两个环节上橡胶公司和地方政府忽视了胶农的基本权利。一是橡胶公司滥用垄断地位，压低橡胶收购价格，显失公平，严重损害胶农的合法利益；二是在胶农与橡胶公司因收购价格发生矛盾和纠纷时，地方政府简单粗暴地动用警力，只重视了秩序的稳定而严重忽视了矛盾的解决，客观上无视和损害了胶农的合法权利。从一系列的举动看，当地政府完全站到了橡胶公司一边，成为维护橡胶公司利益的代言人，胶农的集体维权行为屡屡被当地政府强行阻止，结果必然加深胶农对政府和警察的不信任，多年来一直聚积着的怨恨，终于借警察强抓胶农而爆发，引发了严重的群体暴力事件。对照贵州瓮安事件和云南孟连冲突，两地群体暴力事件发生的深层背景却是如出一辙，不能不让人深思。
分析：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结果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和对立却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矛盾和冲突埋下了火种。瓮安事件和孟连冲突就是很好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瓮安事件和孟连冲突应当成为全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依法施政，以人为本的典型教材，应当成为我们共同的警示。
材料七：群体性事件敲响基层执政警钟
6月28日至29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
7月3日，陕西省府谷县一村民驾驶农用货车为逃避检查跳入黄河并死亡。一些民众包围住警察，并把警车掀翻、砸烂。
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胶农聚集和冲突事件，40余名公安民警和10余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2名胶农死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导火索不同，但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大体相同，实乃多年矛盾蓄积而致。几起事件无不是由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冷淡麻木、滥用警力激化矛盾等造成的。以瓮安事件为例，由于在矿权纠纷处理、移民搬迁后期扶持、土地占用费等问题上政府漠视民众利益，偏袒矿山企业，引起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不满、不服，积怨加深，在民众与政府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动。
孟连事件同样如此。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指出，胶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积怨，最终爆发引起冲突。
分析：这几起事件给我们的一个深刻警示是，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政府绝不能麻木不仁，无所作为，而必须有作为、早作为，畅通各种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群众的各种诉求，不能让百姓言论成为“堰塞湖”。在矛盾凸显期，各级领导干部不应回避矛盾，而要敢于直面矛盾，善于化解矛盾。回避矛盾，只能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最后积重难返。
材料八：我国实施新规禁止滥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就颁布实施《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规定》指出，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规定》指出，对于因决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领导不及时处理重要来信、来访或不及时研究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疑难复杂的信访问题，未按有关规定落实领导专办责任，久拖不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规定》指出，对于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造成严重后果的；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重大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应到现场处置而未到现场处置或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较大社会影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分析：《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对处置群体性事件做出了明确规定。禁止滥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这一规定直指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警民冲突的要害。这是近年来第一次对某一领域违纪行为，同时发布党纪、政纪处分规定，进行责任追究。同时，颁布实施《规定》也是完善公务员纪律惩戒制度的重要步骤，是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材料九：从信息公开看瓮安事件
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死者家属对此不满。6月25日，第二次尸检再次认定李树芬溺水死亡，死者家属仍表示怀疑，之后关于该女学生死因的传言开始在小县城里广泛流传。有传言说，女学生是被“奸杀后投入河中”；还有传闻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另外两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一时群情汹涌，全城哗然。
6月28日，对死因鉴定结果不满的当地部分群众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并发生严重暴力冲突，县委、政府和公安局遭到焚烧打砸，数十台车辆被焚。7月3日由贵州省著名法医组成的专家组对李树芬尸体进行了第三次尸检，再次认定李树芬确系溺水死亡。
由于一个女学生死因及死亡事件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的四处流传，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起来，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群众“不明真相”是实，但他们不明真相事出有因。为什么少数人能够煽动利用民众从而造成群体性事件？当当地政府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声音单一乃至失声时，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势必导致严重后果。所以，在指出群众不明真相的同时，必须指出导致群众不明真相的责任方是掌握“知情权”和“信息发布权”的当地政府。
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这些基层政府的惯常做法。但是这种认为封锁消息可以保持稳定的做法，已经被多次证明无效。2008年5月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信息公开明确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及时发布真实信息，这既是政府依法行政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防止事态恶化的技术性措施。信息越早公开，政府便能越早掌握主动。这是瓮安事件的教训，也是此类事件避免重演所必须吸取的教训。
分析：完善信息公开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建立和完善公共信息披露的法制化通道，增强公共事务的透明度，提高信息沟通效率。对于信息披露中的渎职行为要依法处罚。要积极发挥媒体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报道权利。材料十：云南马关：矿区群体性事件善后
“2006年我们县里发生过著名的‘5?2’事件，可以说冲突的激烈程度比最近贵州的‘瓮安事件’差不了多少。”2008年7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说，“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转变”
马关县地处西南边陲，现已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铟、锡、锌、铜等11类47种，其中铟金属3779吨，目前居全国第一位；锡金属29万吨，居全国第三位。
冲突的原因是矿山企业在当地的整合收购和开采活动中，与村民无法就补偿地基和耕地方面达成共识，当政府试图帮助公司强行开工开矿时，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
“靠山吃山，靠着矿却没过上好日子。”贾沙乡的村民们如此怨言。要解决好矛盾，政府不能靠简单炸封洞口来解决，要让村民参与开发，让老百姓也获得一定的利益。
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打砸事件发生后，我们和政府达成共识，决定今后10年每年从企业利润拿出400万元支持镇里的基础建设，并对老年人和贫困学生进行补助。”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华联公司”把公司内的剥离工作环节拿出来，成立新的公司负责生产，让矿区范围内的所有老百姓参与，让后者直接从中获得收益。公司负责人表示，一旦大家的利益被捆绑在一起，就没有人愿意看见企业利益受到外来侵害了。
马关县的一名官员表示，“矿山企业在开采中获得利益后要回报村民，让村民也获得相应的利益，这在马关当地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目前，仅都龙镇内就有近2000人在各企业务工，每年可增加群众经济收入1000余万元。
专题综合分析：群体性事件正在考验中国
“瓮安事件”、“府谷事件”、“惠州事件”、“孟连事件”„„短短一个月内，群体性事件密集发生。虽然几起群体性事件规模很小，暴露出的实质却是重大社会问题。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比如在公共事业范围内，修路要过路费，建校要集资费，拆迁要劳务费。一边是豪华办公楼拔地而起，高档桥车云集，另一边是贫困潦倒，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现象丛生。从近期几起群体性事件看，一些矛盾原本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只是因为有人对“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熟视无睹，或者从开始就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才激起了民愤。正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部分基层政府部门不作为，公共权力使用不当造成对民众利益的损害，肆意粗暴对待民众的合法利益表达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他还发出警告:“„„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近些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全党同志要进一步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的能力，确保社会稳定和工作有序进行。化解各种矛盾，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大局稳定，相关领导干部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直面现实——不回避问题。
群体性事件一般是由改制安置、房屋拆迁、农民负担、干部作风、执法不公等问题引起的，一些领导同志对群众的呼声不闻不问，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古人说：“善为政者，防于未然”。化解社会矛盾，贵在主动，贵在及时。回避的结果，只能使小事变大，简单变得复杂，人为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注重社情民意，直面现实，未雨绸缪，及时调查，及时处理，把问题解决在始发阶段，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沉着冷静——不激化矛盾。
主要负责同志决不能害怕群众，躲而不见，一定要满腔热情地主动接待，靠前工作。以一种理智、宽容、忍耐的态度，尊重上访者的权利，让他们把话说完，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出负责任的解释和答复。接待上访群众，要态度诚恳，换位思考，以心换心。即使对极少数有过激行为或别有用心、有意挑起事端的人，也要注意场合，讲究策略。万不可在群众不明真相时的火头上，动用公安干警当场抓人。
三、恪守承诺——不失信于人。
群众上访是为了使反映的问题得以解决，想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接待上访者，必须耐心倾听，找出要点，根据问题的性质，解决的难易和自己的职权范围作出答复。接访工作最要讲诚信。凡经过缜密思考和集体研究决定的表态、承诺，一经作出，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必须坚决兑现，不能有丝毫大意。
四、慎审果断——不留后遗症。
许多社会问题不是孤立的某件事，可能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涉及法律问题，又是经济问题，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必须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依据法律法规，依据国家政策。总之，处理具体问题要有利于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既全面慎重，又干净利落，不留尾巴，不留后遗症。
五、尽职尽责——不半途而废。
有些重大复杂问题的处理，因受条件的限制，有一个逐步解决的过程。既然接受任务，就应以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一抓到底。越是困难，越在关键时刻，越要坚定信心，任何畏难退缩，都将导致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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