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深度剖析

第一篇：群体性事件深度剖析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及法律对策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带来了利益的碰撞和深层矛盾的暴露，而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各种矛盾的爆发，我国的群体性事件的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新原因，群体事件的爆发对我国社会稳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本文中戴先文从“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作为切入点，阐述了近年来群体事件呈现的新特点、产生的原因以及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活动中出现的一些超出现行社会规范的行为，是社会关系中出现的一种不协调、不和谐现象。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和谐社会必须以有序、安全和稳定为基本前提。近年来，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影响，作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特殊表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数量正不断上升、规模日益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和复杂性，加之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匮乏，使处置工作异常艰难，很容易导致事件的恶化，它严重干扰了政府的办公秩序，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日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因此，如何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社会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就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特点、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正确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进行一下探讨，以期为今后处置这方面问题提供参考。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在国外，一些社会学者将“群体性事件”称之为“集群行为”或“集合行为”等，如美国社会学家帕克在其1921年出版的《社会学导论》一书中，最早从社会学角度定义“集合行为”，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斯坦莱•米尔格拉姆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戴维•波普诺也指出，集群行为“是指那些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因为某种普遍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而在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群体”是指本质上有共同点的个体组成的整体。“事件”是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的大事情。根据以上解释，“群体性事件”就可以理解为由同类个体组成的整体，因为共同的要求，对社会造成的不平常影响的事情。在我国，由于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建国初期称之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八十年代称之为“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九十年代称之为“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在21世纪初期称之为“群体性治安事件”。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定性，我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是众说纷纭，说法不一，有的界定侧重明确群体性事件的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有的界定指出了群体性事件在行为手段上的特点及其社会作用和影响。综合上述论述，笔者以为：群体性事件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尽管群体性事件的外在呈现出某些对抗性的倾向，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也会由非对抗性转化为对抗性。群体性事件既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与处在既定社会规范制约下的群体行为相对而言的集群越轨行为。群体性事件的副作用和社会危害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它在客观上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可能是这样一个机制:“通过它，社会能在面对新环境时进行调整。一个灵活的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因为这种冲突行为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保证它们在变化了的条件下延续。”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在于它能够释放出长期积压的一些社会能量，能使部分心理失衡的群众得以心理的平衡，这

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是有积极作用的，其次它向社会发出了警告或信号、表示部分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必须加以补偿，或者行政管理活动中出现问题需要纠正，或者社会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应该完善等等。所以，我们对群体性事件决不能只能看到它的负面效应，还应该看到它可以是社会压力的减压阀和报警器，有利于促使我们加强和改进工作，更好地为群众服务。因此，只有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才能妥善审慎地处置好群体性事件。

二、近年来群体事件呈现的新特点

（一）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规模趋大

据统计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中国官方数据显示，群体性事件从1995年的超过1万起，持续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6万起，2007年已经超过8万起。进入2008年下半年，在举办北京奥运前，中国不同地区接连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与群体性事件，而且，涉及面越来越广。最突出的例子是瓮安、孟连、陇南、石首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趋于多元化

群体性事件参与群体越来越多，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三）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倾向越加明显

群体性事件中有幕后指挥、领导者，他们事先会进行周密的计划，要求参与者行动统一、进退有序、组织严格；他们重视信息研究，环节把握准确。最终目的就是扩大影响、增加压力。

（四）群体性事件的暴力程度大大加剧

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极端或违法行为发泄不满情绪，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发生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瓮安、石首事件就是新世纪群体性事件中的两个标志事件，就在于它的暴力程度大大加剧。

（五）群体性事件和平理性的表达方式有很大发展

一些地方的民众在寻找理性有效的表达，一些比较高层的领导和各地的警方也表现出了很大的理性和克制。与过去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动辄打砸抢烧，警民冲突激烈的状况相比，诉求者通过“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争取利益。这与社会进步有关，但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宽容度和政治智慧。双方都意识到，用谈判、协商、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成本比暴力要低得多。

三、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社会环境和社会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与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它的产生及我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际警戒标准）的经济发展关键期和敏感期，群众维权意识增强等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又有现实的具体成因。概括起来，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群体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阶层、群体、组织的分化以及其利益的分化，经济结构失衡，资源供给欠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的保障机制、民主机制建设等问题保障不到位、决策不民主、相互

脱节甚至顶牛等情形。因为某些方面的改革失度，导致了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失业严重，腐败现象蔓延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不断被唤醒和强化等情形。而这些因素都是易于导致突发性群体事件的重要条件。

（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被侵害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劳动力的就业和安置等相关政策不落实、不配套，或者房屋被拆迁的征用补偿太低，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此外还有粮款补贴、财务混乱、宅基地等因素都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在城市，由于房屋拆迁、下岗失业、承包租赁、城市管理等原因也都会直接引发群体性事件。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利益，如企业转制中的下岗职工群体，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下岗失业工人也极有可能受到煽动而引发集会、游行、示威；城市拆迁补偿未及时到位，回迁日期遥遥无期，搬迁地点不理想，生活设施不配套等原因，导致拆迁户与拆迁公司的矛盾激化。体制的转换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利益冲突激化便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三）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是群体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

在冲突萌芽和聚集的初期，一些地方的基层党委政府对社会矛盾普遍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反应迟钝，判断失误，处理失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执政能力薄弱的软肋。“瓮安事件”中，基层党委政府匆忙将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是黑恶势力煽动群众围攻政府，并在当地媒体大规模刊播“瓮安群众愤怒谴责不法分子”等新闻，引起了更多群众的反感和猜疑。一些官员还习惯于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制造出“不明真相的群众”。长期以来，在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保持沉默、回避媒体已经成为一些基层党委政府条件反射式的“自觉行为”，但在传播手段多样化、传播对象大众化的情况下，这种紧要关头的“失语”必然丧失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看似避免承担责任的风险，实际却陷入被动，增加了平息事态的难度。

（四）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虽然随着法治社会的进程加快，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群众整体的法制观念相对淡薄，造成了高涨的民主参政意识与较差的法制观念间的反差。尤其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群众的法律知识有限，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比较落后。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不懂也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或通过合法途径加以解决，而是动辄采取闹事的方式向政府施压，往往选择越级集体上访或闹事的形式，甚至发生暴力袭警、阻断交通事件，希望通过扩大事态，引起上级党委、政府的重视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使本来能通过正常的信访、法律程序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群体性事件。部分群众心里存在着“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负面影响和造势心理。认为闹事是唯一解决问题、获取实际利益的办法，故意扩大事态，聚众上访。同时，政府及职能部门在处理同一类群体事件中，对行为过激的事件和一般性的上访在解决方式、承诺程度及兑现结果的差异也加重了群众的这种心理，产生连锁反应。

(五)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不畅通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原因

在我国现阶段，如果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难以在一定范围内兼顾和协调到，又缺乏各自表达正当利益诉求的渠道，便可能导致矛盾的积累和利益冲突的加剧。目前，由于受国家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上还存在一些不健全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渠道不畅，不同社会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声音强弱不一，表达的机会不同，表达的有效性和充分性不一。特别是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处处受损时，又缺少畅通的利益诉求机制，于是他们便采用静坐、集体上访，阻碍交通，冲击党政机关等集体性施压行为来宣泄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突发性群体事件也就频频出现了。

四、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对策

200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处理信访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的通知。《通知》中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原则、组织领导、职责分工、现场处理和宣传教育等项工作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各地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依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把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首次写进党的重要文献，并且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突出地摆到全党同志的面前，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清醒认识，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直面现实的政治勇气。

但从我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分析来看，多数还是集中在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看，当前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原因就是法律不适合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及其实施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信访条例》等，此外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等部门规章。而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中，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未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体系。例如，现实生活中，工人要求发放拖欠的工资，由开始个别工人零星去要，到后来成群结队去闹，以致影响了单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对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应当怎样界定？无论是分散催讨还是集体催讨，在我国的法律上都没有明文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从整体上来看是合法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是这些工人若采取堵截铁路、冲击党政机关的方式来解决拖欠工资的问题，则构成违法行为。某些执法机关在没有对群体性事件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之前，就盲目采取措施。群众没有违法，而执法机关却已经违反法律，这不仅不利于矛盾的解决或化解，而且往往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尖税矛盾和突出问题的特殊表现，我们应从法律的视角、运用法律的途径和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决矛盾。如果离开法律规定采取行动和措施，不仅往往使处置工作陷入被动，事后也将留下隐患，从而导致法律权威和政府信誉的降低。因此，我们在观察、分析、判断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坚持法治的视野、法治的立场、法治的原则、法治的方式和法治的程序，将处置群体性事件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

（一）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必须要有法可依

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着合理要求与违法行为、多数人的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处置群体性事件时必须要严格依法进行，要针对不同的群体性事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正确分析判断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性质，区分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并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开展处置工作。处置群体性事件只有依法办事了，才能取信于民，人民才能充分理解，积极配合与支持执法者的工作，从而减少冲突的发生。

（二）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和步骤，中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程序的公开、透明，要在认真分析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方式，进行妥善处理。各类群体性事件涉及面广，既有根源的复杂性，又有事态的模糊性，还有过程的多层性，因而一般处置难度较大。要根据事情的起因、界定事件的性质及严重程度，进行风险评估，要始终坚持平息事态、维护稳定为目标，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严格遵循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不越权、不失职，将处置工作的各个环节纳入到法律政策轨道，确保处置工作既依法有据，又干净彻底，不留隐患。

（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适当允许公民依法集会、游行、示威

依法集会、游行、示威，是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公民发表意见、表达意愿、宣泄情绪的法定渠道。在充分兼顾社会综合承受能力，切实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可以循序渐进地批准通过法定程序提出的符合法定条件的集会、游行、示威申请，逐步引导群众采取平和理性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更好地化解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减轻对各级党委、政府及公安机关的压力。当前，可先行受理、批准一些劳资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环保等涉及群众经济利益符合政府原则立场的集会、游行、示威申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放开。这样做体现出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人文关怀。

（四）建议制定专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规

群体性事件有着深刻和复杂的社会背景，涉及众多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关乎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预防和处置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难度大，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悲剧性后果。为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职责和办法，国务院应该总结近年来各地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制定一部《处置群体性事件条例》，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目标任务、主体、基本原则、工作机制及善后等方面的工作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

（五）健全和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充分发挥权益保障机制作用

要建立民情民意表达诉求机制，通过民情员、专家咨询、群众听证等，减少决策的随意性；要拓宽民情民意表达诉求渠道，通过公布联系方式、工作程序，便于群众联系监督；要规范完善利益处理程序系统，信访、法院、行政复议、劳动仲裁等应当各尽其职。此外，为了增强民主、树立司法权威，共同强化国家机关和公民的法治意识，防止群体性事件一再重演，必须适时改进信访制度。信访部门可以推动建立领导与群众定期协商对话制度，通过行政首长接待、政府网站和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予以反映问题，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初始阶段，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或者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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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

■事发经过■

11月3日凌晨5：30，我市主城区部分出租车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少量出租车的顶灯和顶盖被敲打，出租车驾驶员由于担心自身和车辆安全得不到保障，不得不采取停运做法，给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出行带来不便，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

事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妥善有效处置。3日下午开始，市区内出租车陆续恢复营运；到11月4日晚12：00，主城区出租车基本恢复正常营运，市民正常工作、生活和出行秩序得到保障。截至昨日上午8：00，主城区的出租车全面恢复正常营运。

■停运原因■

崔坚表示，引发这次出租车停运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今年以来，全市32家出租车公司擅自决定对部分出租车驾驶员每日增收管理费（也就是“份儿钱”）50元至70元，由此全年将增加驾驶员负担2万元以上，从而减少了出租车驾驶员的收入；其次，出租车驾驶员认为出租车起步价等较低；

第三，是出租车加气难，等时过长；

第四，“黑车”非法营运，扰乱了出租车营运秩序。

■处置措施■

停运事情发生后，市委书记***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各种原因，提出了处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处置意见。

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王鸿举市长正在国外考察）、副市长刘学普、凌月明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落实。市政府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责成市交通、市经委、市公安、市物价等相关部门形成快速处置方案，与运营企业及出租车协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置措施，从五个方面进行及时有效地处置：一是全力做好停运期间的运输保障。及时加强对停运期间主城区客流情况的监控，重点加大出行高峰期公交车发车密度，在一些客流量较大的主干线路，投入部分机动运力保障市民顺利出行；二是立即纠正各出租车公司擅自提高管理费的错误做法，将管理费标准降至原有水平。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也表示坚决拥护市政府提出的这一解决措施，承诺对出租汽车免除当天管理费、承担车辆毁损维修费用等多项举措，积极做好驾驶员的引导和鼓励工作；

三是经与国家天然气有关部门协调，从11月4日起，重庆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的供气量，以缓解“加气难”问题；

四是加大打击“黑车”的力度，继续保持打击“黑车”的高压态势，规范出租车经营环境和营运秩序，切实保障合法经营者利益；

五是加强监管，在主城区统一设置了25个交通执法点，对阻挠正常营运的不法分子予以打击，抓获了部分击打出租车顶灯和顶盖的不法分子，及时进行教育训诫。/

5四个配套举措防止类似事情发生

崔坚说，尽管事情已经平息，但为彻底解决出租车行业面临的问题，市政府将从四个配套举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对降低“份儿钱”的监管，确保出租车公司已经作出的承诺兑现到位，减轻出租车驾驶员的生活负担；

二是大力推进加气站的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出租车“加气难”的问题；

三是对现行的出租车营运体制进行调研，推进运营体制改革。

四是此事的发生，作为出租汽车主管部门的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对此作出深刻检查，同时要举一反三，切实做好全面整顿和强化管理等工作，防止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南京周久耕事件：“说起周久耕事件，我们觉得这和一些网友关注周久耕的所做所为、对他的行为进行监督，并且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是分不开的，所以还要感谢我们的网友。”徐安表示。他认为：网民对一些腐败的官员、对一些社会不公平的事情进行监督，也表明群众法制意识、监督意识日益提高，“这是个好事”。

但徐安同时强调：“作为我们执法部门、司法部门，查处案件比较依据事实，必须要有证据，不能够仅凭网上的一些议论、一些传闻，就限制人身自由，我们就信以为真，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他介绍，“周久耕事件”一方面得力于网友的监督、反映；另一方面，南京市纪委启动了党内监督的程序，调查发现了他的违纪问题，又移交给检察院。检察机关经调查后，取得了充足的证据，最后确认他受贿、贪污一百多万。“依据这个事实、证据，我们才对他进行判刑。起诉书上写的那些事实，并不都是网友们议论的，网友并不了解这些。”

“所以，网络舆论监督还需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比如说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都建立了网上举报的网站，也希望网友们有线索和有需要投诉的问题，通过网络进行专门反映。”徐安表示。[

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阻挡，或作为“反腐利器”一味推崇，都有失偏颇。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如果纪检监察机关仅为树立“严查快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洪水猛兽”和“反腐利器”

2008年被称为中国“网络监督年”，由网络监督引发的反腐倡廉热点事件不断曝光，网络对党员干部的舆论监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力量，发挥了其他监督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南京同样也曾因“周久耕事件”引起过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没有其他任何一种监督工具像网络那样，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网络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可以为纪检监察机关以及司法部门提供大量而直接的监督线索，也可以以其特有的力量推动职能部门积极作为，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

面对不期而至的反腐倡廉网络舆论监督，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接受而不能排斥，只可引导而不能压制。那种将网络监督视为“洪水猛兽”一概予以阻挡，或者将其作为“反腐利器”一味加以推崇，都是有失偏颇和不足取的。

如何应对“仇贪仇腐”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在网络曝光后，由于情节恶劣或当事人身份特殊等原因，网民群情激愤、反响强烈，在很短的时间内掀起舆论讨伐的高潮，从而引发网络监督热点事件。在涉及热点的跟帖、评论中，除了大量的举报线索和意见建议外，也夹杂着一些偏激的言论、极端的观点甚至是恶意的诽谤。如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占了上风，迅速蔓延，原本正常的舆论监督就有可能演变成非正常的群体舆论暴力。

对网络监督热点事件，既不能“避、拖、捂、护”，迟迟不予正面回应；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听风就是雨，先入为主，草率表态，随意定性，放弃冷静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严格执行程序，依法办事。妥善应对网络监督热点也不例外。如果一味迎合“仇贪仇腐”的激愤情绪，快意恩仇，枉法行事，不但违背了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甚至还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周久耕事件”发生后，面对网民激愤的情绪和质疑，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严格按照纪检机关案件检查工作规定程序初核，并采取免职的组织措施，进而立案调查、“双开”，直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严格依纪依法办事，使周久耕案件的查处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广大网民的一致认可。一些专家认为，周久耕被查处不仅是网民的胜利，更是程序的胜利，是执法者法治精神的胜利。

以“不隐瞒”应对“山寨”信息

处置网络监督热点事件，争取时间极为重要。网络舆情出现异常苗头后，纪检监察机关要与组织、宣传、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建立网络舆情收集研判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

一些腐败现象和问题被曝光后，引来大量的跟帖和热议，网民期待了解真相，尤其是利用“人肉搜索”，将一些“山寨”信息发到网上，往往使问题愈发扑朔迷离，更加激起其他网民对真相的渴求，很容易引起炒作。这种情况下，纪检监察机关要迅速组织力量核查，及时查明真相。只有不隐不瞒、实事求是地还原真相，让网民得到真实、透明的信息反馈，才能止住不实传言，获得理解和认同，避免节外生枝和事态恶化。

网络披露的问题往往错综复杂，并参杂着较多的感性成分，对当事人所涉问题的定性处理尺度很难把握，处理不当极有可能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纪检监察机关把政策性、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和违纪性质，综合考虑违纪情节、违纪后果和认错态度，作出恰当处理。对“周久耕事件”的处理，如果当时纪检监察机关仅仅为了树立所谓“严查快处”的形象，仅凭其抽好烟、戴名表的表象就立案调查，甚至不按程序罢官免职，不仅对周久耕本人不负责，也对社会和网民不负责。

提升网络举报平台公信力

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87.9%的网民非常关注网络监督，遇到社会不良现象时，99.3%的网民会选择网络曝光。这么高的比例，除了网络监督有其自身特有的优势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包括现有网络举报在内的各种举报，还存在渠道不畅、效率不高和处理不规范等情况，各职能部门要提升网络举报平台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使法定网络举报平台的特殊优势得到切实发挥。

南京市纪委监察局2002年在全国率先实行了网络举报，并不断拓宽和完善网络举报的渠道和方法，先后在南京纪检监察外网设置了“信访举报信箱”、“纪委书记信箱”和“监察局长信箱”三个网络举报平台。“周久耕事件”中，在网络对其贵烟名表进行热炒的同时，很多群众也通过网络举报信箱提供了大量具体线索，为我们快速查清周的违纪违法事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网络监督”的制度化保障

由于网络监督目前缺乏法律规制，网民个体素质参差不齐，网络监督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自发性、主观性、片面性和随意性。其大众化和匿名性的特点，在监督权力行使主体、揭露腐败现象的同时，容易造成不良信息的迅速传播，甚至侵害公民隐私权、名誉权。因此，网络监督走向成熟理性，还有一个过程。

越是正义的行为，越要秉承节制理性的方式，遵循制度路径去履行监督权利和职责。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明确网络监督的基本原则，网民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保证等等。通过制度规范网络监督，保证网络监督在法制化轨道上健康发展。（本报记者马昌博、鞠靖摘编整理）深圳林嘉祥事件：

处理：交通运输部党组2008年11月3日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经初步调查，针对林嘉祥10月29日晚酒后语言和行为失控，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免去林嘉祥党内外职务，接受进一步调查，待问题查清后，按照有关规定再进行严肃处理。教训

根据交通运输部、深圳市联合调查组和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兼纪检组长、副局长林嘉祥的所作所为尚不构成猥亵儿童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其作为党员领导干部，酒后在公共场合言辞不当，行为不检，社会影响恶劣，严重损害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2008年11月5日，交通运输部党组决定给予林嘉祥撤销原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并发出《关于林嘉祥有关问题的通报》，要求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部党组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林嘉祥酒后言行失控的事件充分说明，当前交通运输系统个别领导干部作风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但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交通运输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党的宗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好。要把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作为正在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内容，认真查找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抓好整改落实。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切实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狠下工夫，以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扎实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部党组指出，必须进一步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林嘉祥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还存在着漏洞和薄弱环 节。各级党组织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和监督，贯穿于培养、选拔、管理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在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规范领导干部的生活圈和社交圈上下工夫。既要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恪守制度的自觉性，又要通过制度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效性。要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要认真贯彻党内监督条例，严格执行诫勉谈话、民主生活会等党内监督制度；针对薄弱环节，进一步完善干部交流、干部监督等制度。纪检监察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组织、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等方面的监督。

部党组认为，必须全面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林嘉祥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态度粗暴，工作方式简单，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上存在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从维护党和国家大局、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把关注民生、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认真解决党风政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心系百姓冷暖，进一步转变行政职能，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始终坚持科学执政、民

主执政和依法行政，进一步加强对执法队伍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有效解决粗暴执法、执法犯法等问题。要进一步畅通群众利益诉求和民意表达渠道，严肃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高度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进一步加强对舆情的跟踪分析研究，健全重大舆情应急处置机制。

部党组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做改进作风的表率。林嘉祥事件表明，领导作风的实质是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不论党龄多长、职务多高，决不能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决不能因为个人的言行举止而影响党的形象和党群干群关系。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切实增强公仆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带头深入学习、带头调查研究、带头解放思想、带头剖析检查、带头整改落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做改进思想作风的表率；坚持勤奋学习，学以致用，做端正学风的表率；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改进工作作风的表率；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改进领导作风的表率；坚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做改进生活作风的表率

第三篇：群体性事件

随着各项政策、法制宣传力度的加大，群众的政策意识、法制意识也相应增强，特别是自我保护意识相对增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也引起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如何处理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目前摆在各级领导干部面前一项重要的工作。那么，领导干部究竟如何才能正确有效处理地群体性事件？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群众，客观分析矛盾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前提。要认真分析和面对四个问题。

第一，在社会变革的环节中，如何认识群众，如何面对群众，如何善待群众。总的来讲应该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实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

第二，社会变革过程中对维护稳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由于经济体制转轨、社会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近年来，出现了“企业民营化、管理社会化、工作自主化、人群流动化”等新特点，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问题日趋增多。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压力最大、最感头痛的问题。因此，要做好社会变革时期的稳定工作，我们就始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思路。第三，是群体性事件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今年元月至6月，保靖全县共发生群体事件8起，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二是参与人数越来越多；三是矛盾性质越来越严重，已出现三个转化，即由自发性向有组织有目的成规模转化；有序性向出现严重违法违纪转化；逐级上访向越级群访转化。

第四，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点。在现在的群体性事件中一般都有幕后操纵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基层组织因职能弱化而显得无能为力，基层组织一无资金，二无权力，对于有些群众反映的实质性问题，无法表态拍板，而群众又不达到目的不听劝说和解释，坚持要群体上访，这样自然给处理群体性事件带来了许多难点。

二、找准症结是做好群众性工作的基础。

当前制约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解决群众性问题的症结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不断地调整各方面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旧的平衡被打破，在所难免带来一系列矛盾。二是加快发展和重点工程建设过程中，抓住最后一根绳的人们在思想上、心理上、情绪上容易造成某种程度上的被动和失衡，难免带来一系列新矛盾。三是群众合法利益和正当要求因干部作风不实，方法不当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致使矛盾升级。

三、把握原则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关键。

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把自己担负的工作与党的历史使命联系起

来，正确地看待和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认真把握工作原则，真心实意为民排忧解难，实现好人民的切身利益。

一是群众利益第一原则。任何情况下，基层干部都要牢固树立“万事民为先”的群众观，要象郑培民那样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办任何事情都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推进具体工作，也要采取群众能理解接受的方式方法，最大可能地实现和维护好群众利益。

二是实事求是原则。在具体工作中，一定要吃透精神实质，认真研究实情，创造性地加以贯彻。要反对唯书、唯上、不唯实的做法，也要反对借口不符实际，延缓党的正确政策的贯彻，做到上情与实情相结合，党的主张与群众愿望、群众能力相统一。

三是宣传示范原则。做好基层群众的宣传教育，一定要突出针对性，扩大覆盖面，强调实际效果。要采取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群众接受的方式，切忌生硬难懂、简单说教。在推进一些根本上有益于群众，但群众一时又难以理解或认同的工作时，一定要用典型引路，用事实启发，不能一味埋怨指责，甚至强制推行。

四是方便及时原则。群众工作无小事，群众反映的问题如果基层干部解决不力或不及时，群众就有看法，就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对群众反映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分析，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能办的马上就办，一时不能办的要给群众一个明确的时间，不可能办的也要给百姓解释清楚。

五是真情实感原则。要用亲人般的感情去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一个问题、一个矛盾出现后，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的干部做得对不对，不能老想着我们的干部是否受了委曲。各级领导干部只要凭着良心为群众办事，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情，群众也会真心实意地支持和拥护干部。

六是诚实守信原则。做好农村基层群众工作，基层干部说话办事一定要讲信用，做得到的就讲、就承诺，做不到的决不能欺骗群众，求得一时的满足。群众最讲实际。党的组织和干部只要失信群众一次，党群干群关系就会疏远一次。失去群众的信任，我们的任何工作将一事无成。

四、找准着力点是做好群体性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要提高干部服务本领。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基层干部有电筒、雨伞、统统靴“三件宝”就能走遍天下。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三件宝”再也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是信息、政策、法律、科技。因此，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根据群众所需，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在当好“六员”上下功夫，以满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

二要努力发展农村经济。基层干部的主要工作精力应放在帮助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收入上。广大基层干部，要遵循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帮助农户找准项目，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通过各种渠道落实发展启动资金，切实帮助农户尽快富起来。

三要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大多是平时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矛盾。热难点问题解决的好坏，往往又是群众评价党组织和干部是否真心关心群众、帮助群众，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尺度。要从讲政治的高度重视群众反映的热难点问题的解决，让群众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中感受党的宗旨，体现党的温暖，增进与党的感情。四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保障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深化改革是大势所趋。诚然，改革进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会导致部分群众经济利益受损。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要改进工作作风，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切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质，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排忧解难。

五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大力提高基层队伍素质。基层组织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优先依靠力量。因此要选配好基层领导班子，对于素质低，群众不拥护的要予以调整或撤换，同时要下大力气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使其增强法制观念，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

六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当前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宣传与入村入户宣传相结合，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克服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引导群众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做知法、懂法、守法的公民。

五、掌握方法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抓手。

群体性事件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矛盾的根源上是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为有效预防和正确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联系近年来我县发生群体性事件谈些看法。

（一）解决群体性事件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一要坚持“三可三不可”总体原则。即：“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

二要掌握“二十字”基本要求。即：“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

三要建立“三早”预警处理机制。即：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坚持“三早”就可以防止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即使发生了，也可以处置在初始阶段和萌芽状态，把影响和损失减少到最低。

四要遵循六项工作制度。包括情报信息网络制度、不稳定因素排查制度、“五个一”工作机制（对排查出的重大问题采取“一个问题、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办法解决）、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调处制度、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制度。五要采取经济、教育、法制“三种手段”。经济、教育手段是基本手段，法制手段要严格按照

有关程序运作。

（二）解决群体性事件几个具体环节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关于领导出面疏导的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群众的目的就是见领导，求得问题解决。领导出面疏导，是平息群体性事件最主要的手段。目前，多数领导不肯见群众，有几种情况：一种是赌气不见，一种是怕见，一种是摆架子不见。群众急于见领导，领导就是不见群众，无论哪种情况，共同后果都是引发群众更大不满。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把群众要见领导当成送上门来的思想工作，敢于面对群众，善于说服群众，带着感情、责任主动去做疏导工作。切记不能摆架子不见群众，不能和群众斗气，不能派不能答复和解决问题的人去应付群众，不能派没有经验的干部去处置，不能等到群众闹得不可收拾时才硬着头皮去见。

二是关于消除事件诱因的问题。预防和平息群体性事件必须把着力点放在消除事件的诱因上，靠压、靠哄、靠拖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涉及群众利益问题上，正确决策、落实政策是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治本之策。因此，要消除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一方面，在决策时和工作中避免伤害多数人的既得利益，千万不能老是打群众的主意，一定要以人民群众得到实惠为衡量标准。同时，在政策原则允许的情况下尽量满足群众的合理要求。

三是关于防止事态反复的问题。大量事实证明，事态平息后的工作与事态平息工作同等重要，“重处置，轻善后”是酿成大事件的严重教训。因此，做好善后工作是处理好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环节。第一，对在处置中承诺群众解决的问题，要兑现政策，尽快落实，取信于民，息事宁人，不要久拖不决又闹起来；第二，要深入群众中做工作，消除误解；第三，对可能出现事态反复的不安定因素，要十分敏感，采取措施，及时化解。

第四篇：群体性事件工作总结

华工发[2011]56号

华池县总工会2011年开展群体性事件

工作总结

今年来，根据县委、县政府有关应急管理工作的要求，为及时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华池县总工会把应急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多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研究对策、拟定预案，并积极地配合相关部门处置涉及我单位职能范围内的各类突发性问题和群体性事件，为维护我县的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方案

华池县总工会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成立了一把手负总责的应急工作专项领导小组，明确了第一责任人和分管领导，明确了专职工作人员，落实了应急工作经费。把及时、稳妥地处置好各类突发性事件当作头等大事抓紧抓好，对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前做好应对的预案，按照“谁分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人员，落实责任，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应急管理机制。

二、健全工作制度，落实工作责任

建立突发性事件快速反应机制，要求单位必须畅通信访信息渠道，及时掌握信访动态，保证通讯工具24小时开通，对重大信访隐患问题，要落实责任措施，果断进行处置。严格执行报告制度，一旦出现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迅速报告单位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同时上报县维稳办等相关上级部门，绝不允许迟报、漏报甚至隐瞒不报，对违反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继续坚持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每天安排专门的信访值班领导，方便群众来 2

访，方便领导及时了解民情、反映民意、化解群众矛盾，及时处理各种上访案件。

三、排查隐患、妥善处置、防范未然

1、全力抓好应急处置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华池县总工会积极配合县维稳办、县信访局等部门，认真排查涉及各类社会矛盾和安全隐患，及时地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政策宣传，尽力将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有力地维护了全县的稳定。

2、认真开展隐患排查

近年我县在拆迁安置、双证办理、房屋安全、物业管理方面出现的信访案件、热难点问题较多。为避免矛盾激化，维护县城稳定，我单位多次召开专门的会议对有可能出现大规模上访、引发社会安定问题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组织人员多次进行排查和清理，并协同相关部门做好稳控工作，及时上报有关情况。

华池县总工会

2011年11月7日

主题词：群体性 事件 工作总结 抄报：县政法委 华池县总工会 2011年11月7日印发

第五篇：群体性事件演讲稿（定稿）

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思考

群体性事件在建国以来就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早些时期的社会矛盾绝大多数由涉及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具体利益问题引发，基本能够为基层党委政府掌握；但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参与主体大多是与事件无关且“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众。对一些不公平社会现象的不满和无可奈何，使得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发泄出来。这种社会隐性矛盾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了公安机关及时预警、研判、处置的难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隐性社会矛盾的预警、应对无力，深层次原因是群众对一些基层政权已出现了“信任危机”，这往往出现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现有的规范难以发挥作用，社会个体缺乏对规范的尊重等期间。在当前的一些群体事件中，无论地方党委政府保持理性的克制态度，还是采取舆论引导，理顺情绪的措施，不少群众对此都持怀疑态度和对抗情绪，对社会公共行为准则以及社会基本价值尺度失去信心，甚至用各种激烈方式与政府搏弈。

在处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措施得力，方法正确则事半功倍，若方式方法简单粗暴，使矛盾激化，则事倍而功半。现在我们特警支队主要处置的是集访问题，这是的群众进攻意识并不强烈，只是自己想向领导讨个说法，这是的我们不管从语言，动作还是语气上一定要做到随和但不失开导，只有给他们正确的引导猜不会引起事态进一步的恶化。

我谈谈自己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应该遵循的原则。

首先快速果断的处置非常重要。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及早介入，在群体性事件爆发初期使之得到控制或平息，缩小社会影响，降低危害程度。这就要求我们到达现场后要迅速采取果断的措施，避免久拖不决，丧失最佳的处理时机，导致矛盾激化、事态扩大。当然群体性事件参与人中多，涉及范围广，情况复杂，参与者的合理诉求往往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及时果断的措施并不是简单地打击压制，也不是一味的退让，而是以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案快速行动，当机立断，占据主动。

其次，我感觉只要是出警就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我们每次出警处置集访或者拆迁勤务时，我们其实对面对的群体和他们的危险程度没有充分考虑清楚，前些时候发生在江西一个农村关于征用耕地的事件，当地的群众和政府成对立态度，政府派出当地的防爆队，防暴队没有提前充分的考虑这次任务可能存在的危险性，导致到现场后被农民拿着铁锹把防暴队赶跑，一名民警严重受伤，队形被村民打乱丢弃警用盾牌若干。徐州南湖医院附近拆迁集体堵路群体性事件，由于民警对这次冲突激烈程度考虑欠全，导致奎山所所长当场被砖头拍晕。通过上面两个事例看出，处置群体性事件之前我们应该对冲突危险程度做充分的考虑，民警自我保护意识一定要加强，消除警力优势下的麻痹心理。

最后我认为处置群体性事件应该依法行政、教育引导为主线。群体性事件涉及面较大，处置时绝不能感情用事，更不能做无原则的承诺，必须时时处处依法办事，依政策办事，依原则办事。切忌图一时之利，信口开河，甚至采取愚民政策，暂时息事宁人实则留下后患。特别是要正确运用法律手段，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落实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不能无原则地推卸责任。，对此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要以案说法，让绝大多数群众认识到暴力抗法的违法性，从而达到分化瓦解闹事者，孤立少数带头人中的目的。要正确把握群众的心态和现场情况，遵循“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可疏不可堵”的原则，因势利导，慎重决策。

四大队一中队 郝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