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士论文谈对完善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之思考

第一篇：硕士论文谈对完善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之思考

谈对完善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之思考

来源: 硕士论文网

摘要：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股地位，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为关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股权结构不合理、企业公司制改造不完善、法规不完善等。

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迅速促使公司建立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机制，以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关键词：中小股东权益；公司法；诉讼法

我国中小股东权益受侵害的现状，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理论基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就是公司制度从确立到不断发展、完善和成熟的过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新问题也层出不穷。特别是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我国中小股东权益的受侵害，已经是由来已久。一方面，大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的尚方宝剑通过股东大会将其意志上升为公司意志，基于自己的权益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作出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决议；另一方面，董事、监事、经理等管理层管理不善、诚信不足，甚至联手大股东和中介机构侵害中小股东权益，如近年来内幕交易、虚假信息披露、关联交易等频繁发生就是其具体的表现。例如“红光实业”等恶性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件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建筑于投资回报与风险承担相协调基础上的资本多数决原则本来可以有力地保障公司经营决策的高效运行。但是，凡事过犹不及。大股东凭借手中的表决权优势对该原则毫无休止的滥用，进而操纵公司运营，忽视中小股东的权益，不仅严重影响了这个群体的投资热情，而且也与法律的公平、平等、正义原则相违背，权利受到排挤的小股东或是忍气吞声，或是在奔走无门的情况下采取因公司极端措施私力救济，甚至酿成刑事案件；一些案件诉至法院，法院在审理中因法的规定过于笼统而左右为难，裁判结果各不相同。因此完善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具有社会现实性和紧迫性，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股东平等原则我国公司法学者刘俊海博士将股东平等原则定义为公司在基于股东资格而发生的法律关系中，不得在股东之间实行不合理的不平等待遇，并应按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的性质和数额实行平等待遇的原则。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刘俊海博士认为股份平等原则仅是股东平等原则的部分内容，除此之外，股东间保持实质性公正待遇的内容也应成为股东平等原则所包含的应有之意。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把平等看作分配的平等和矫正的平等。分配的平等是指在对社会财富、荣誉、官职、地位、权力加以分配的场合采用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又包括两个具体的适用原则：对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对待，给相同的人给予相同的对待。矫正的平等是指在发生权利义务自愿交换的场合和发生侵害的场合采用的原则，此时不考虑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仅考虑交换双方的得失的平等，损害者与被损害者的损害与赔偿的平等。然而在股东具体行使权利时，权利的分配与权利受侵害往往是很难区分的，这时无论是按照分配的平等还是按照矫正的平等来确定股东实际行使权利的方式都是不恰当的。而马克思关于平等问题的论述显得较为深刻，他把平等分为形式的平等与事实的平等，并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任何社会的平等都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事实上的平等。马克思关于平等划分的思想在我们今天还是 有实际意义，至少在理解股东平等原则时，我们可以将同股同权、同股同利看作形式上的平等，这种平等由于其形式的合理性，从而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标准，有利于刺激投资者投资的热情。但是当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并且可能使这种形式平等本身遭受破坏时，人们便可以撕破形式平等的外衣，直接去追求事实上的平等。

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天然缺陷从理论上讲，资本多数决原则本来是无可争议的法律制度和表决机制，是公司法最可选择的公平手段。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它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显而易见。“多数决”就意味着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和压迫。其结果是多数权利人得到了全部的权利，少数权利人没有一点权利。表决的结果也是多数人的意志得到全部肯定，少数人的意志遭到全部否定。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天然缺陷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资本多数决为控制股东提供了一种“制度上的利益”，即资本多数决原则下的表决权本身所蕴涵的一种因介人公司利益和其他股东利益而产生的追加利益。控制股东往往可以通过其多数股份左右公司的意思而追求比小股东优越的利益，并为实现其优越性利益的最大化而施加影响力；同时还有可能将造成的不利后果转嫁到中小股东身上。中小股东没有决策的权利，却要承受决策的后果，造成“有权者无责、有责者无权”的局面。持有多数股份的控制股东主要通过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重要决议事项行使其强大的表决力，或者通过影响董事、经理等经营管理者操纵公司事务的方式，直接或间接行使其实质性支配权。其次，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资本多数决作为一种公司基本制度，为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追逐私利、损害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利益蒙上了合法的外衣。这是因为，在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公司权力架构中隐含着一种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获取超额利润的“道德危险”，即在缺乏有力的权利制衡机制时，控制股东必然具有寻求追加利益以外好处的冲动，并且会不择手段。通常情况下，控制股东滥用控制权谋取私利的行为是无法通过其自律来避免的。控制股东完成了出资义务后，就合法地具备了股东资格，可享受有限责任的庇护，而资本多数决原则又使其通过合法、合情、合理地行使表决权将自己的意思转换为公司的意思，小股东不得不服从于此。这表明，控制股东不仅能一般性地获取“制度上的利益”，而且由于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掩盖，这种“制度上的利益”还会被数倍地放大。所以，资本多数决虽是一项议事规则，但它同时也为大股东或控股股东滥用多数股权并损害公司或小股东利益“创造”了条件，成为控制股东牺牲小股东利益而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

我国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

《公司法》上的立法完善表决权是股东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言权的缺乏和弱势也是中小股东权益受侵害的一大表现。

所以要想从实体法层面构建对中小股东的保护制度，首先必须从投票表决制上做到有所突破。同时，这也是事前预防大股东随意侵害小股东权益的重要措施。

第一，建立资本多数决原则的合理限制制度。

首先是累积投票表决制。累积投票表决制起源于英国，并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得到极大的发展。它是指每一个有表决权的股份享有与拟选出的董事或者监事的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可以在各个候选人之间自由分配其表决权，既可以分散投于多人，也可以集中投于一人，最后再根据各个候选人得票多少的顺序决定董事和监事的人选。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规定股份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实施该制度有利于保证中小股东能将其代言人选进董事会。累积投票制仍然实行“同股同权”、“一股一权”，但是，在表决票数的计算和具体投向上与直接投票制存在根本差异，累积投票制允许股东可以将其在选举每位董事、监事的表决票数累加，即股东在选举董事时的总票数为其持有股份决定的表决票数乘以需选举的董事的人数，股东可以选择将总票数集中投在一个董事候选人名下，也可以选择分散投人数人名下。如此便提高了中小股东投票的实际表决权。很显然，累积投票制使那些仅持有少量股份的中小股东赢得董事、监事席位，从而在董事会、监事会中拥有“代言人”的希望成为了可能。

其次是限制表决权制度，即当某 股东持有的股份数额超过法律规定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以上时，超过限额部分的股份便不再享有表决权的制度。该制度能限制大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原则控制股东大会，以适度平衡大股东与中小股东表决权的悬殊。

第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首先，强化监事会的地位和职能。中国《公司法》确定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看似双层制，实与双层制不同。原因在于，监事会与董事会均为平行的公司机关，同时对股东大会负责；监事会既不握有重大决策权，也无董 事任免权。当然，监事会还是被赋予了法定的监督之责。赋予公司双层结构或单层结构选择权。在“双层制”下，把监事会重新确定为董事会的上位机关，监事会有权任免董事会的成员，以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在“单层制”下，应当导人英美法系的独立董事制度。参照德国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监事会上位机关——董事会)治理结构，监事会里设立独立监事，承担英美法系中独立董事大部分职责，独立董事、监事的选任参照日本、台湾的监察人制度。重构监事会，赋予监事会更多的权利。新修订的公司法对监事会的作用仍然没有改变软弱无力的地位。

为使监事会的监察收到实效，必须确保监事应有的独立性。

其次，完善股东大会运作规则。一是确保中小股东的股东大会自行召集权。我国公司法第104条规定：持有公司股份10％ 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这条规定虽然形式上确立了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召集请求权，但在实践中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仍旧乏力。原因有二，一是10％的比例显得过高。对于中小股东而言，要凑足10％的股份谈何容易。二是就算已经启动提议程序，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仍然需要董事会召集并由董事长主持召开股东大会，若董事会不召集，董事长也不主持，股东大会依旧无法如愿召开，这个制度就会形同虚设。

但是，放眼日本的公司法，却对该问题有着很好的解决思路。如日本公司法第173条规定，继续一年以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3％ 以上的股东，可以书面记名提议事项及理由，请求董事会召集临时股东会；前项请求提出后15日内，董事会不为召集之通知的，股东报经主管机关许可，可自行召集。它的高明之处在于既规定了3％这个对于中小股东而言可以实际操作的比例，又设想了在董事会怠于召集股东大会时股东有自行召集的权利。这样就充分保障了在股东大会的召集这个环节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效仿El本公司的这一立法，构建起真正能够对我国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起到实质性作用的股东大会召集权制度。公司章程要规定，在特殊情况下，中小股东有权自行召集股东大会。

二是建立类别股东大会制度，所谓类别股东表决制，是指一项涉及不同类别股东权益的议案，需本类别股东及其他类别股东分别审议，并获各自的绝对多数同意才能通过的一种表决制度。关于类别股东，是有多种区分方式的。笔者在本文中所讨论的主要是流通股(中小股东)和非流通股(大股东)这两种类别。它的机理在于能够保证各个类别的股东以充分的话语权，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声音，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权益平衡，尤其是在事关公司和中小流通股股东切身权益的重大问题上。否则，大股东凭借自己手中利用的资源和股市股权分置的缺陷，可能就会为一己之利而肆意的践踏中小流通股股东的权益。其采用的机制是“一次股东大会，一次表决，两次统计”。

当然，虽然类别股东表决制是保护流通股股东权益的现实有效的手段，但是仍存在着表决范围的事项可能界定不清，“二次投票”可能会损失公司表决机制的效率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界定类别表决的范围、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上下功夫，以促进该制度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

诉讼法上的完善第一，少数股东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无效或撤销请求权。

大陆法系很多国家对此都有相关规定，其中以日本法为典型。日本公司法对于取消之诉的发生场合有详细的规定：其一，违反召集的程序，或决议的方法，或章程，或显着不公正时；其二，决议的内容违反了章程的规定时；其三，对决议有特别利害关系的股东，因行使表决权，作出不当的决议时。当然，为了预防股东提起该项诉讼的随意性，需要对其设置一定的条件。如对提起诉讼的股东的股权设定一个合适的 比例，并要求其提供一定的担保等。我国公司法可以在吸收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科学的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或撤销的请求权制度。

第二，强制公司解散请求权。

在公司的大股东和董事的不公平行为造成公司少数股东的权益受损的情形下，基于少数股东的请求，法庭可以解散公司，以做到对少数股东权益的保护。当然，这毕竟是最严厉的措施，所以必须要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如瑞士债务法规定：法院可以应代表公司资本20％的股东的请求对公司进行清算，但这种清算

需要有“重大理由”。为此，这些少数股东必须举证说明确实存在着多数股东滥用权利以及多数股东对他们的压制，否则，就不能对公司进行清算 j。此外，日本商法典、英国公司法、美国模范公司法对此种制度均作了规定。

当然，这毕竟是最严厉的保护措施，一方面要有严格的限制条件，另一方面，也是中小股东迫于无奈的最后选择。因此，各国法院实际上更倾向于采用替代公司解散的其他救济措施。如英国早在年的公司法当中，就规定：少数股东可以请求法院进行干预，如果可以证明他们遭受公司压迫的话。这种压迫必须是连续的，且这种压迫足以导致公司破产。

第三，构建新的诉讼制度。

股东的直接诉讼制度：当股东作为公司成员所享有的个人性权利或者集团性权利受到侵害时，股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作出损害行为的董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向法院提出起诉。它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I)为取得股利而提起的诉讼；(2)因查阅公司帐簿和记录而提起的诉讼；(3)因强制进行证券转移登记而提起的诉讼。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当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大股东或董事的侵害，而公司拒绝起诉或怠于起诉时，股东为了公司的权益而以自己的名义对侵害人提起诉讼，追究其法律责任，谓之以股东派生诉讼制度。

大陆法系则称之为代表诉讼。股东派生诉讼的法律特征在于：首先，它只能在大股东或者董事实施了某些不适行为发生时提起，这里的所谓“不适行为”，是指对公司的权益造成损害的行为；其次，派生诉讼的提起主体是公司的股东，并且“应当是在董事实施不适行为时就是公司的股东即所谓的同时所有权资格”，同时，“提起诉讼的股东须为‘纯洁的手’，如已为批准或赞成不适行为之投票者，则不得提起诉讼”。最后，当事人具有复杂性。公司本来应该是实质的原告，但由于其怠于起诉，结果具有起诉资格的股东为了公司的权益而提起诉讼，成为名义上的原告。而实质的原告—— 公司却成为了名义上的被告。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做法仅仅是为了程序上的方便，裁判的结果若是原告胜诉，真正的受益人仍是公司。当然，股东提起诉讼的原生动力来自于对自己权益的关注，因为公司权益得以维护的同时，诉讼的提起人——股东的权益实际上也间接得到了保护。

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股东会不会因之而有滥诉的倾向?为了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就有必要对股东派生诉讼的提起条件予以一定的规制。第一，股东应该先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提出请求，在股东大会和股东大会都表示拒绝的情况下股东才可以向法院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第二，为了遏制某些不必要的、企图侥幸取胜的诉讼发生，同时也为了保证股东在败诉时对公司和被告予以必要的损失之赔偿，提起诉讼的股东必须提供必要的费用担保。因此，我们在构建我国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时，既要考虑其构建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同时也要看到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以预防其不利影响，从而真正成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科学制度。

第二篇：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

我国《公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股东的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非法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股东的权益亟需加强。因此我国现行《公司法》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为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护，一方面是直接对中小股东相关权益的保护规定，另一方面是对大股东权益进行限制的规定。

一、对中小股东相关权益的保护规定如下：

（一）通过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行使公司权力的权利

1、通过对股东会首次会议的召集和主持权特殊情况的规定，弥补召集和主持可能会出现的纰漏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一条：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第一百零二条：董事会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大会会议职责的，监事会应当及时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的，连续九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前者是指有限责任公司，后者是指股份有限公司。当某些董事会或监事会被大股东控制后，在法定期限内拒绝或者怠于召开的,股东可自行召集和主持,从而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2、赋予股东临时会议的提议召开权，让中小股东的声音更能得到关注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提议召开临时会议的，应当召开临时会议。第一百零一条：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三）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时。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两者都希望通过这一政策能鼓励中小股东积极地行使其权利，在必要时联合起来请求召开临时会议，表达自身的意愿，维护自身的利益。

3、表决权代理的确立，有利于中小股东主动行使权利

《公司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表决权代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小股东主动行使权利,为中小股东提供了集合力量对抗控股股东的途径。

临时提案权临时提案制度的设立，大大提升了中小股东话语权

（二）获取公司信息的权利

1、赋予股东知情权，使中小股东更加了解公司的运作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的知情权是行使其他权利的前提条件，因此让中小股东了解公司运作必须赋予其知情权。令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十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赋予股东知情权，使中小股东对公司内部事务有充分了解，使其能真正参与公司运营，免受大股东滥用权利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2、赋予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请求权，让中小股东及时知道公司经营状况

《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中小股东众多,而且能力有限,信息缺乏,因此,赋予中小股东查阅权,扩大其信息渠道,引导理智选择,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同时也利于公司

规范自身的行为。

3、确立建议、质询权，更好地保障中小股东的知情权

根据《公司法》第九十八条：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令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这两条规定明确规定了股东享有质询权，对中小股东的切身利益，中小股东可切身行使质询与建议权，从而保障中小股东知情权与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督。

（三）财产权利

1、赋予股东股权回购的请求权，为中小股东退出公司提供了新的途径

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

（一）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

（二）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的；

（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六十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九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令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异议股东股份回购的请求权制度能够较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一方面，赋予反对决议的少数股东以股份收买请求权, 使不愿意接受公司重大变化的股东能够在获得合理的补偿后退出公司, 从而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当股东大会被少数控股股东所操纵而中小股东认为影响自身的利益而又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时，中小股东可以要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从而退出在公司的投资，保全自己的利益。

（四）救济权

1、对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撤销的请求权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这不仅是对程序公正的肯定，更是赋予股东监督相关会议的召开，对于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且可能影响公司发展兴衰的决议，中小股东无力在股东大会上通过表决权予以纠正时，可以通过诉讼途径来保护公司的发展和自己的利益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

2、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权，有力限制了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公司被大股东操纵的情况下，这一规定利于防止大股东或控股股东任意侵犯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及时维护公司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

3、确立公司解散的请求权，增强了中小股东的决策权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

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一方面，该规定打破了股东之间因意见不统一而造成的“僵局”，有效避免了长期维持僵局而造成公司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从而保护没有掌握公司控制权的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中小股东可以为保自身利益，向人民法院请求解散公司，从而增强中小股东的决策权。

（五）其他权利

1、临时提案权的确立，赋予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该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这一规定有利于中小股东单个或通过联合，将有关公司或自身利益的一些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通过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的方式，将自己的意思向股东大会表达，以期在股东大会上通过，保障了中小股东权益。

二、对大股东相关权益的限制如下：

（一）股东可自由约定表决权、分取红利等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三十五条：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简言之，中小股东若有足够的谈判能力，则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其表决权的行使及红利的分取不按其出资比例，通过这一谈判以达到现在大股东的目的。

（二）表决权的限制制度

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大股东任意动用公司资本，去伤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为了避免有的公司规避该条规定，在将上述表决事项在章程中规定由董事会表决，而董事会中多数董事都是控股股东所挑出来的来达到自己的间接目的，《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

（三）特别决议的特别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四十四条：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一百零四条：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对于特别决议的规定，必须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才能通过，这样就能很好地保护中小股东的话事权。

（四）累积投票权的建立

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条：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本法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累积投票权的建立在与保障中小股东能选出自己信任的董事或监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大小股东的利益。

第三篇：上市公司收购过程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

上市公司收购中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的思考 摘 要：上市公司的收购行为常使目标公司的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这一现象既有中小股东自身的客观原因，也有来自收购方和目标公司大股东的排挤和侵害。本文从法律救济,公司治理和跨国证券融资保护方面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做一简单分析。关键词：中小股东 ,公司,保护

Abstract ：The acquisition behavior of listed company often causes the serious invasion to small and medium investors interests who are from target company.the phenomenon not only arises from the objective reasons of small and medium shareholders but also from the invasion of the buyer company and the majority shareholders of the target company.this article mainly talks about the means of protection for the small and medium investors from the legislative protec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negotiable securities financing protection.Key words：small and medium investors，company，protection

一、上市公司收购制度概述及中小股东的现状

收购的含义有很多，沈四宝教授在他的《西方公司法原理》一书上把它定义为：由收购公司发出要约，购买某个目标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票，以便控制该公司的法律行为。[1]很明显收购方是想通过对目标公司的经营来获取比收购成本更高的利润。上市公司的收购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收购公司方，目标公司控制股东和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而在这些利益的主体中，目标公司的中小股东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些年，我国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一直受到“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三座大山的压迫。加之目前我国股东大会制度和监事会制度不完善，董事会缺乏独立性。所以中小股东的声音常常被忽略以及他们的利益也常常被侵害。

二、上市公司收购中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

（一）中小股东自身的客观情况 中小股东拥有的股份相对较少，无法决定公司董事会的部分和全部人选，也无法决定公司的经营管理或者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在公司决策和管理方面处于弱势的地位。

中小股东比较分散，不易集中，于目标公司的控制股东的相比，在信息的分析上因缺乏财力处于难以分析对方情况的位置。

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中小股东获取的股份大多是来自于二级市场，他们期望一夜暴富，盲目投机，严重缺乏对所购买股票的长远认识。他们往往本身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和欲望比较小,普遍存在“搭便车”的随大众心理,也不想参与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人数众多,比较分散,很多时候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和行动。①这样他们不仅无法保护自己，还可能因投机盲目而成为收购的牺牲品。

（二）目标公司中小股东与经营者存在利益冲突

一般情况下，中小股东的利益和经营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当两者利益一致时，一些反收购措施可以使目标公司的股东免受收购者的掠夺并获得更高的溢价，有利于改变目标公司股东，特别是目标公司的中小股东的弱者地位。相反，当目标公司的经营者面临着失去工作和丧失荣誉的危险，处于一种严重的利益冲突中时，例如在敌意收购过程中，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有可能利用董事，大股东的地位，滥用控制权，拒绝收购或采取不利于股东的措施以阻碍收购，这事实上便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上市公司收购中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的必要性

（一）实质正义的内在要求 正义是法的重要价值之一，中小股东权益的过程中，必须遵循实质正义理念的指导。实质正义在于实现社会范围内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和公平,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正义观,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实质正义体现为法律调整手段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实质正义的法律调整手段之多样化,表现为经济法为了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它可能要采取对于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现上不公正但求达到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在上市公司中，由于中小股东与大股东、内部控制人相比，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因而必须给其特殊的保护，才能维护社会的实质的公平正义。

（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客观需要 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宏观层面上，社会整体利益是指证券市场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就整体上而言，只有整个证券市场繁荣、发展，证券行业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才有保证。这其中自然包括中小股东的权益在内。在微观层面上，上市公司也是一系列利益主体利益的集合体，保护好每一个利益主体利益时完善社会整体利益的前提。因此关注中小股东这个弱势群体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客观需要。

四、上市公司收购中对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的完善

（一）法律保护

首先中外学者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强调了法律（公司法和证券法）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重要性。国外学者采用了在美国交叉上市（Cross-listing）的外国公司做样本。外国公司通过在美国交叉上市而使自己受到法律约束，提高了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程度，减少了内部人获得的控制权私权利，使公司的潜在融资成为可能，最终增加了公司的公众价值。这就是Coffee(1999)所提出的“约束假说”(Bonding Hypoththesis),Nenova(2004)则从横向和纵向角度分析了一国法律制度的改革对控制权私利的影响。我国学者唐宗明和将位（2002），叶康涛（2003）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来度量控制权私利。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同样存在控制权私利，而且该私利高于发达国家水平。②总之，法律保护通过限制内部人剥削中小股东的能力和手段，确实能有效的降低控制权私利水平的作用。以《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实施为标志，我国中小股东法律保护的发展经历了初始阶段（1994年7月以前），发展阶段（1994年7月---1999年7月），和逐步成熟阶段（1999年7月以后）。直至2005年《公司法》和《证券法》的再次修订标志我国中小股东的权益获得了更大程度的保护。

我们可以看到现行公司法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上市公司收购中的目标公司中小股东权益做了保护: 1．股东知情权和质询权的制度完善有利于中小股东弥补其与控制股东的信息差异

《公司法》规定股东不仅有权查阅，而且有权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记报告，对公司会议账簿也有权查阅。股东有权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和质询。此外，《公司法》增加了股东大会可以要求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并且该有关人员必须接受股东的咨询条款，对于公司信息的披露也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而且扩大了信息披露的范围和时间，使得股东能更快的，更详细的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财政状况，促进了公司信息的透明化，从而有效的实现在上市公司被收购时的中小股东的监督权和对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求偿权。

2．股东大会的自行召集权和股东提案权有利于中小股东自主的保护自己以及公司的权益 股东大会自行召集权和股东提案权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利机构，决定公司的一切重大问题。在公司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控股股东极易操纵董事，他们间接决定是否召集股东大会。在涉及控股股东与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冲突的时候，控股股东滥用其控制权，很有可能使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受损。为此，《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东会会议职责的，由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或者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份有限公司“连续90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这一规定是一项新的突破，表明了公司共益权的需要，也是对董事会（长）不作为的限制和约束。在程序上保障了股东会会议的正常召开，从而保障了公司重大问题能够及时决策，有效避免公司利益因董事会的不作为而受到损害，强化了对中小股东的常规性保护。股东提案权是指股东向股东大会提出议题或议案的权利。《公司法》第103条规定了公司股东有向股东大会提案的权利。根据该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董事会应当在收到提案后二日内通知其他股东，并将临时提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会职权的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中小股东提案权对于克服资本多数决原则、弥补小股东弱势地位、促进公司民主、保护股东权益有重大意义。

3．股东表决权制度的优化有利于中小股东挽救自己与控制股东在资本差异上不利地位 保障中小股东利益的表决权制度传统的公司制度中，公司股东的表决权一般实行“资本多数决”的投票机制，“股东大会往往成为仅反映大股东利益和要求的工具，资本多数决原则也就成为了大股东谋取私利、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权益的工具”，“这就使中小股东的股票实际上成了无表决权的股票”。公平原则要求“对于既关乎公司业务又涉及股东权益的事项的决议，则多数股股东在行使表决权时，既不能分割公司的利益，也不能分割少数股东的利益。”为此，《公司法》在表决权制度上从两个方面作出了新规定：一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这一制度可以帮助中小股东将其代言人选入董事会或者监事会，扩大中小股东在公司中的话语权，加强中小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监督的权利。二是表决权回避制度。该制度又称表决权排除制度，指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决议事项有利害关系时，该股东或其代理人不得就该事项行使表决权。《公司法》在第16条、第104条第1款中的规定，是这一制度的法定化体现，为保护中小股东提供了保障。

4．股东股份撤销请求权的确认有利于中小股东的在最后关头保护自己的利益

股东享有的请求撤销制度为了有效保障公司决策的合法性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并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公司法赋予股东这一权利，将股东在公司内部有限的行权外化，即可以通过享有的撤销权而扩大自己的权利效用，从而实现权利的延伸。在这一制度的约束下，公司权力机构行权时不但要考虑到内容的合法性，而且必须注重程序上的合法性，体现依法办事的准则。否则，股东有权通过法律途径请求撤销。对于防止公司运营中出现的一些独断现象，特别是强行通过决议形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为了防止股东滥用这一权利，公司法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应公司的请求，要求股东提供相应的担保。请求撤销权与担保义务同时存在，可以有效保障股东对公司权力机构行权行为实施监督的合法有效性。其次，《证券法》通过规定了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诚信义务（fiduciary duty）对目标公司的中小股东权益做了保护, 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诚信义务是指大股东在行使股权时,应当以诚信原则为行为准则,不得滥用控制权以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来获取自身的私利。董事与股东的关系可以用诚信关系（fiduciary duty）来表示,即董事在行使职权时，必须对公司尽忠效力，谨慎行事这一点几乎是西方国家法律共同接受的法律原则。”[4](P121)“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此我国《证券法》规定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诚信义务,防止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通过各种手段掏空上市公司,弄虚作假,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事件的发生。如《证券法》第20条第l款规定:“发行人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报送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完整。”《证券法》将诚信义务的涵义延伸了,不仅是董事,监事,连大股东也负有诚信义务,大股东不仅对公司而且对中小股东也有诚信义务,而且公司对股东,对投资者也有诚信义务。诚信义务具体体现为大股东和董事的忠实义务。[5]

（二）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角度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

公司治理问题的产生主要来自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结果。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经营者掌握着越来越大的经营权利。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公司经营管理人员做出并执行经营决策后,股东则要承担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经营决策的后果。而股东与经营人员具有不同的获利目标,董事经理等高管人员往往不会像关心自己利益那样尽心尽力经营。“人们起初重视公司治理是因为企业经营者重大的经营失误以及他们的违法行为和违反道德行为使企业经营出现了危机。随着公司治理机制正常化,人们又认识到公司治理是提高企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手段。”同样在收购过程中，公司治理也是从公司内部体制上保护公司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最有效、最根本的措施。“实践表明,大股东是通过积极的公司治理来提高所持有的股份的价值的,强迫控制股东获得与小股东相同的出售股份的溢价,最终减少的是所有股东的财富。”[5](P242)“尽管中国现实状况会影响到控制权市场的约束力,但上市公司收购相对于其他购并方式而言,的确隐藏着控制权市场公司外部治理功能。”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主要是通过减持部分国有股,提升社会资本的持股比例,形成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来强化对国有大股东的制约。这是解决上市公司收购中的目标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最根本的办法。③

对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思考从前文分析可见，公司权力表面上属于全体股东，实际上公司权力却被大股东通过董事会牢牢控制，并据此来损害中小股东权益。我国的公司，从形式上看治理结构是相当完善的，有权力机关股东大会、执行机关董事会、监察机关监事会。可是从实质和操作层面上看，所有的机关大都操控在大股东手中，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显得形同虚设。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要从增强上述公司治理机构的独立性入手。例如在未来的《公司法》中明确规定股东大会的法定最低人数，这样，大股东就不可能在少数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时乘机通过有损小股东利益的决议。其次，在董事、监事选举中强制适用累积投票制。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实行累积投票制。可见，这一规定并不具备强制力，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最后，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引入利益相关者。由出资者来参与公司治理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公司治理的结果所影响的绝不仅是出资者，公司的员工、所在地政府甚至是供应商的利益都和公司息息相关。他们也应该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这一方面扩大了公司治理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大小股东的权力更加均衡。构建民主平等的公司治理文化。在公司治理中，容易出现大股东包揽一切的家长制作风，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在企业中建立民主平等的公司治理文化。当前的公司治理结构，只能达到形式的民主和平等，保证不了实质的民主和平等。现行《公司法》所遵循的资本多数决等原则，极易造成大股东通吃的现象。为此，在公司治理中应该作出一些向中小股东利益倾斜的规定，来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和平等，并培养在公司治理中尊重、重视中小股东权益的文化氛围。例如，《公司法》中完全可以强制规定在董事选举时适用累积投票制等。④

（三）跨国证券融资保护

大型的收购案例多发生在跨国公司之间，收购是盈利与风险的结合体，例如在使用过桥贷款（Bridge Loan）时，它的的成功与否同时关系着收购方和目标公司的切身利益。因此是否把收购提上日程以及选择何种方式收购都将考验有权做出决定的股东的诚信态度。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尤其在我国常见的国有资产出资人缺位等情况下，上市公司容易为大股东或高管等内部人员控制，他们利用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决策权，以经营管理上市公司之名，行追求个人利益之实，如同蛀虫一样，从内部蛀空公司。在跨国证券融资领域，这样的情形格外容易发生，中小股东除了具有受前文论述的原因影响外还因为空间距离无法对公司实施有效的控制，使得高管权力更加膨胀，在此情形下，如若公司内部再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那么公司本身及其股东的权益就岌岌可危了。对股东权益的维护的文题，由于股东国籍国和上市公司所在国处于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不同的经济立场，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一般情况下，担任上市公司保护者角色的是其本国政府，可能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枉顾外国投资者的权益。[6]总体来说，在如此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进行跨国证券投资的广大投资者不仅面临巨大的系统风险，同时也要应对巨大的非系统风险，基于发展全球金融业的目标，各国政府都应该加强合作，完善本国的金融法制环境。同理，在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背景下，中国应当在跨国证券融资中就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方面，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

1．建立各国资本市场间通畅的信息披露流通机制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上的有关当事人在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等一系列环节中，依照法律法规、证券主管机关的管理规则和证券交易场所的有关规定，以一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布或向证券主管部门、自律机构提交申报与证券有关的信息而形成的一套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的总称。[7]丰富而全面的市场信息是引导投资者作出合理决策，发挥证券市场固有功能的必要基础。在跨国证券融资领域，由于各个市场间的连通性，一个市场的风险被传输至了另一个市场，通过信息披露，及时并最大程度的预见和控制风险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从股东这一微观层面来说，及时充分地获取信息可以帮助股东进行投资选择，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当上市公司发生风险时，股东也可以了解到，从而及时做出合理的应对措施，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损失。从资本市场这一宏观层面来看，充分而及时的信息有助于形成健康的市场环境，促使其产生合理的价格，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功能的发挥。应当说，通畅的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是衡量一个资本市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为了实现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夙愿，我国应当通过立法与国外相关部门合作，建立覆盖全球的证券市场信息传导网络，实现信息的国际接轨。⑤

2．邀请国外资深金融顾问公司协助建立合理的股东权益保护模式。例如：许多媒体用大篇幅的版面报道了苏黎世拥有悠久历史的金融顾问公司来华建立子公司，协助上海建立航运金融体系的消息，这对于上海金融业其他领域的发展开了一个很好的先河。基于国外资本市场早于中国发展许多年这一事实，国外已经发展起了许多专门提供金融顾问服务的公司。通常来说，这些公司一般只为微观的市场主体提供金融服务，但在充分吸收借鉴国外先进制度的意识形态下，我们也可以邀请这类公司组团来华为市场制度的构建提供顾问服务，这种方式最为经济快捷的发挥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后发优势。例如，在股东权益保护等投资者保护方面，我国国内缺乏系统的立法，通过竞标的方式邀请各大金融中心顶级的顾问公司来华指导，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就可以利用国外丰富的金融建设经验为我国找到一条便捷的发展之路，此后再由立法者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发展目标，设计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股东权益保护法规，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洋为中用”的方式。⑥

3．通过双边及多边条约，发展股东权益的外交保护。从微观层面上看，跨国证券融资只是私人之间的交易，但从宏观上讲，也可以理解为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博弈。依据传统的国际法理论，在外国公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所在国政府未能给予适当的救济，就会发生政府责任，受侵害人的本国政府可以通过外交保护的途径对其实施救济。将这一理论延伸至跨国证券融资领域的股东权益保护问题上。在资本市场发展前景最为广阔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投资者保护不足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在发达资本市场国家，出于保护主义而衍生出的无视外国投资者利益的现象也屡有发生。在政府成为终端侵权人的情形下，不能再只寄希望于国内救济，此时，通过外交途径从外部对施害政府施压，能或多或少制约其行为。在国际法上，各国政府都是平等、独立的主体，在实现双赢的目标下，签订关于投资者保护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可以增加我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最大限度的维护本国利益。海牙国际司法会议通过的《关于由中间人混合托管的证券若干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和美国SEC与瑞士有关部门签署的《在内幕交易领域确立相互可接受的途径改善国际法律执行的谅解备忘录》就是其中的代表。⑦

4.建立股东权益风险基金或保险等救济措施。风险基金的设计理念是由行业协会或多家上市公司联合发起，它需聘请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日常管理，在有相关股东的权益发生非常态损害且无法得到赔偿时，由基金予以补偿的一种救济模式。而股东权益保险则是由商业保险公司设计类似的险种，由上市公司和股东等主体缴纳保费，在中小股东权益因为非正常原因而受损时，保险公司理赔，并向相关的责任主体追偿。这两种制度的优越性在于集合了相关风险主体的资金，为其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而且扩大了监管主体的范围，既为广大股东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也对风险制造者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以立法的形式将这些救济制度加以确定，可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这在金融市场上是至关重要的因素。⑧ 总之，通过跨国证券融资保护不仅会完善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还将促进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结语

上市公司收购中的目标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问题越来越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由于诸多因素,在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中,目标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经常受到收购者、目标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和大股东等的侵害。因此,有必要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股东进行保护与救济,这同时也是现立法的精神和趋势。虽然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和规章中对小股东保护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依然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深层次的思考。注释

①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研究.段迎君.载于金融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6期.第61页.②我国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控制权私利关系实证检验.陈炜﹑孔翔﹑许年行.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一期.第25页.③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新解.张旭.载于法治.2010年.第299期.第89页.④论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法律保护制度及其完善.郝英慧，姜小鹏.载于改革与战略2009年第3期.第175页第176页.⑤⑥⑦⑧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背景下的股东权益保护——以跨国证券融资为视角 宋姗姗.载于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08期.第260页.参考文献 [1] 沈四宝．《西方公司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58．

[2]丁开元.关于公司治理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目的、作用和评价[A].《复旦民商法学评论》编委会.复旦民商法学评论:总第二期[C].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3]沈四宝王军编著．《国际商法》[Z]．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121．

[4] Amnon Mandel baum, Economic Aspects of Takeovers Regula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New Zealand[M], John H.Farrar(ed), Takeover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orporate Laws[S], 1993.[5]杨丽.证券法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6]孙南申《跨国证券投资中的法律适用问题》[A]，载《政法论坛》[J].2010年3月第2期，44.[7]吴丹梅《证券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A]，载《北方论丛》[J]2002年6月，52。

第四篇：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下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探讨

根据2006年财政部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关联方交易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同时，准则中还给出了关联方的定义及范围，关联方交易的十一种类型。与旧准则相比，其披露的范围有所扩大，在关联方及关联方关系的确认上更加完善，而且更能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由于关联方交易而形成的关联方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关联方交易作为一个中性的经济范畴，是企业间经常发生的经济行为，并呈现出了逐步增长的趋势。关联方交易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更有消极的一面，从我国证券市场现状看，关联交易不仅是许多上市公司成功“保牌”、“保配”的有效措施，更逐步成为了一些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和侵害中小投资者权益的重要工具。

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动机

(一)企业改制上市 企业要上市，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为了达到上市的目的，通常采取资产重组、非经营资产剥离、资产置换、资产租赁等一系列的关联交易“造”出一个达到标准的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原有的亲缘关系，使得上市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就由于人事交叉、股权控制或影响而形成复杂的关联方关系，并自然而然的带来商品购销、资金借贷和资产租赁等关联交易。

(二)获得配股资格 企业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募集资金的主要方式就是配股，而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为了使有限的资金流向绩优的上市公司，国家对于上市公司的配股条件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在正常经营无法达到配股条件的情况下，上市子公司往往利用企业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来粉饰企业的经营业绩，努力达到净资产收益率10％的配股条件，以便充分发挥上市子公司的“壳”资源价值。

(三)防止股票退市或被ST处理 按我国证券市场管理制度，上市公司在两种情况下被认为是财务状况异常(ST，specialtreatment)，其一是最近两个会计的审计结果显示其净利润均为负值；其二是最近一个会计的审计结果显示其权益低于注册资本(每股净资产低于股票面值)。如果上市公司在三年内不能扭亏，就要退市(2002年5月1日以前是被PT，之后取消F，r制度)。所以，许多sT公司利用企业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在两年亏损之后，第三年神奇般地扭亏为盈。另外，处在ST边缘的上市子公司也同样利用企业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使自己免于被ST处理。

(四)隐藏上市公司利润 许多上市公司本期经营业绩较好，但为了防止以后经营、业绩下滑给上市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如配股等，就通过关联交易将本期利润转移到母公司或大股东，即将本利润隐藏起来，待以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佳时再从母公司转回来。[1][2][3]下一页

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表现形式[!--empirenews.page--](一)控股大股东与上市公司进行不公平的资产买卖 在全球兼并风潮中，不公允的资产买卖大量存在，这种不公允的关联交易已屡屡成为大股东掠夺中小股东利益的一种隐蔽手段，即使在证券法律较为健全的西方国家，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其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上市公司向控股大股东输出资产和控股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资产。据资料统计，在关联方之间进行的资产买卖中，上市公司向控股大股东输出资产的比例达到78％，而控股大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的资产只有22％，并且输出的资产大多是低价的上市公司的优质资产，很少真正把上市公司的劣质资产处理掉，而注人的却是高价出售的劣质资产。通过这样的资产买卖，大股东让上市公司“管理”了这批资产，而最后受到损害的一定是公司的小股东。

(二)上市公司为控股大股东提供担保 这种担保不是以相互间存在互惠条件为前提，而是由处于控股地位的多数股东利用其表决权优势而取得的，它不仅使公司徒增经营风险，也使中小股东的权益增加受损的可能性；据深交所统计，在深市上市公司中，2006年为大股东担保的有155家，占总数的30．1％，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或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近300亿元，占相关上市公司净资产的10％以上。可以想象，一旦出现借款因到期无法偿还的问题，担保人和债务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于是受害的便是中小股东了。

(三)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配股得来的资金或无偿拖欠公司货款 上市公司配股得来的资金，应按配股说明书予以使用，但有的却被其控股公司挪作他用。在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的关联交易中，也存在母公司拖欠上市公司货款而不付逾期违约金的情况，该货款在公司的账簿中长期体现为应收款项。这些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必然损害股东的利益。

(四)多数股东利用不公平买卖掠夺公司利润 由于许多公司与对其控股的多数股东存在行业上的依存关系，多数股东可能利用其表决权的优势，向其控股的公司高价出售原材料或低价购买产成品，甚至抢占公司投资前景较好的项目，从而掠夺公司利润。这种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给多数股东带来了额外利润，但是却极大地损害了少数股东的利益。

(五)以上市或配股为由长期占用上司公司资金 当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不符合上市或配股条件时，母公司通过关联交易向上市公司输入利润，实现“保牌”、“配股”成功。这样一方面会使广大中小投资者被上市公司“优良的业绩”所欺骗，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另一方面，母公司拿出自己的优质资产输入上市公司，其目的是为了将上市公司作为其直接融资的工具，当上市公司得以包装上市或配股融资后获取资金时，就会被母公司视为“提款机”，再通过关联交易将从中小股东那里募集的资金套回集团公司使用，这一过程受损害最大的是中小投资者。

(六)通过隐蔽的关联交易非关联化危害中小股东利益关联 交易逐步“非关联”化，是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由于我国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一些上市公司与大股东之间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转移经济利益的行为。为了规避监管，这些公司常常通过以下几种不违规的形式来掩饰其违规的实质：通过形式上消失但仍具有一定实质意义的关联关系；通过过桥公司来完成，一笔交易变成二笔非关联交易；通过层层控股和参股的形式，逃避有关关联交易规范的约束。而这样的交易只是为了控股股东的利益为前提的，中小股东的利益“秘密”的受到了侵害。[!--empirenews.page--]上一页[1][2][3]下一页

三、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下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与关联交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 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是制止不公允关联交易泛滥、维护关联交易公平的根本保障。我国现有的法律对关联交易规制的不完善是导致上市公司频频发生不公允关联交易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应该吸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合理化措施，完善我国法律法规，制定一系列旨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法律制度。如将关联公司纳入公司法体系，通过关联企业专章立法来规制关联交易；在关联企业专章立法中规定股东大会批准制度、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等，从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两方面来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予以法律规制，建立完善的关联交易法律体系，从制度上避免不公允关联交易的发生。

(二)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 由于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重组而来，国有股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占绝对优势，也即所谓的“一股独大”。因此，我国上市公司应当以强调股权的适度集中，充分发挥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为目标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理想的股权结构应该是股权相对集中，前几名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的格局。为了达到以上目标，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行国有股减持，并在减持的过程中引入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形成几个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当的格局。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可以考虑在《公司法》中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聘任、任期、工作时间等做出合理的规定；引入市场禁人机制，对于那些不能诚实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的，规定在几年内不得担任独立董事或永久取消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通过改革独立董事的提名方式和津贴决定方式，来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三)加强对新上市公司的审核管理 加强对新上市公司的审核管理是从源头上控制不公平关联交易产生的重要措施。对于新改制拟发行的上市公司，首先由该企业的主管部门监督公司上市时的规范改制工作，将真正体制优良的公司推向资本市场；其次，应由中国证监会审核公司发起文件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监督发起人建立起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优良的上市公司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基础。

(四)约束控股股东行为 在《公司法》中，董事被认为是公司的受托人，因此董事对公司负有诚信义务。对于股东个人对公司并不负有特别的忠实义务，其在投票表决时，一般会只考虑自身利益。大股东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时，由于可能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该股东就必须对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的这种诚信义务要求控股股东在行使其控制权时，应信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其控制权。如果其对公司施行某种可能对公司或小股东利益构成威胁的行为，就要受到诚信义务的约束。违反该原则，就应承担赔偿责任。对控股股东要求诚信义务是对控股股东权利施加某种限制，保证中小股东利益不受侵害的重要手段。在强调控股股东诚信义务的基础上，详细的规范控股股东的行为则能更加有效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empirenews.page--](五)依据实际，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界定 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的新会计准则中尽管已经对关联交易的范畴有所变更，同时提出对关联交易的确认应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但是就目前我国关联交易的现状来看，关联交易非关联化这一交易形式的出现是对这一确认原则的考验。因此，如何灵活的应用这一原则还需提出更进一步的实施细则，全面界定关联交易是监管关联交易的基本，同时也是对中小股东利益的维护。

(六)加大对违法违规关联事件惩罚力度 对于上市公司采用关联方交易来粉饰公司的经营业绩，转移利润，或者提高大规模的担保等，如果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没有进行披露，或者说披露不充分的，除了对公司要进行严厉的经济制裁和行政处罚外，对管理当局也应进行严厉地经济、行政、甚至刑事处罚。同时，对相应报表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及所属的事务所，也应承担连带责任。通过经济、行政、甚至刑事方面的约束，关联方交易将会趋于公允化，可以合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第五篇：谈公司清算制度之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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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公司清算制度之立法完善

王欣新、孙晓敏

关键词: 清算中公司的法律地位/清算人/特别清算制度/清算法律责任

内容提要: 公司清算制度是维护经济秩序的重要保证，也是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的需要，目前我国公司清算制度规定的比较杂乱，存在现行立法不够统一、特别清算制度缺失、可操作性差等问题。本文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结合我国实践，从五个方面提出了立法建议：一是提出要明确清算中公司的法律地位;二是完善清算人制度;三是完善公司的清算程序;四是增设特别清算制度;五是构建完善的清算责任机制。并详细论证了建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妥善解决公司清算问题，不仅是当前《公司法》修订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维护经济秩序、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的需要。公司清算分为破产清算与非破产清算，由于破产清算专由破产法调整，所以通常谈到公司清算时均是指非破产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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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的公司清算制度除《公司法》中有规定外，在《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及有关部门的行政规章中也有相关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则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还制定了地方性的企业清算法规，如《深圳特区清算条例》、《北京市外商投资清算条例》等。现行立法中存在立法不够统一，重要制度如特别清算程序缺失，法律规范间不协调，可操作性差等问题，亟待修改完善。

一、明确清算中公司的法律地位

目前《公司法》对清算中公司的法律地位未作明确规定，而且在司法解释与行政规章之间还存在不协调之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1992年7月14日)第51条规定：“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的，以做出撤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未承认清算中公司具有与原公司相同的法人性质和法律地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法人资格问题的答复》(2002年5月8日)规定，“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条和《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和第25条的规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企业法人营业凭证，申请人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取得法人资格。因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被登记机关吊销，企业法人资格随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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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的处理曾十分混乱。如公司因被吊销营业执照不进行清算，债权人或利害关系人起诉至法院时，有的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理由是公司被吊销执照后法人资格已消灭，不能成为诉讼主体，诉讼已无被告。有的法院则要求以股东为被告，理由是公司人格消灭后应由其投资人直接承担责任。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正当利益均受到影响，社会经济秩序也无法保障。

由于公司清算时作为经济实体仍然存在，其财产、组织机构尚未终止消灭，故目前学者普遍持清算中公司与原公司同一人格说，即清算中公司的法人人格并不随公司解散而消灭，在清算目的范围内仍为同一法人，须待清算终结，其人格始归消灭。其他国家也有此类规定，如《日本商法典》第116条规定，“公司虽于解散后，在清算的范围内，仍视为存续。”《德国股份法》第264条规定，“对于公司，在清算结束前，继续适用关于未被解散的公司的规定”。美国《标准公司法》第86条也规定，清算中“公司除进行必要的结束工作外，应终止经营业务，但公司的法人资格应继续存在”。

为解决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混乱状况，最高人民法院曾在2002年在发给辽宁省及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复函中指出“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应当依法进行清算，清算程序结束并办理工商注销登记后，企业法人才归于消灭”。人民法院不应当以当事人“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丧失民事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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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于2002年向社会发出《关于审理解散的企业法人所涉民事纠纷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其第2条指出：“企业法人解散后，其债权债务未清理完毕的，其性质属于清算法人。清算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不因企业解散而消灭”。其第3条指出：“清算法人享有清算范围内的民事权利，可以从事以清算为目的的民事行为，并以清算法人的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后因《公司法》进入修订程序，此项司法解释未再制定颁布，但在案件审理中则往往参照其精神执行。所以，要完善公司清算制度，在《公司法》的修订中首先应当明确规定，清算中的公司其法人资格仍然存续，并以清算中公司的财产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二、完善清算组织即清算人制度

依国际惯例，清算人与公司解散前的董事地位相当，清算人上任后即“接管董事会的全部权力，对外代表清算公司表示意思，对内执行清算事务，与公司解散前的董事会地位基本相同。董事、经理的职权随清算组织的成立而解除”。[1]但我国《公司法》对清算组织的法律地位及其与公司原组织机构的关系规定不够明确，这就导致清算中的公司可能同时并存清算组与董事会两个权力机构，实践中出现职责不清、相互争权或推诿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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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公司法均规定有清算人的选任方式和范围。如《德国股份法》规定，董事会成员作为清算人处理清算事务，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可以选任其他的人作为清算人。日本商法典也作有相同规定。我国《公司法》第191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大会确定其人选。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负有组织清算组织对公司进行清算义务，但要求股东直接组成清算组负责清算工作则有所不妥，清算组织应由具有经营管理能力、熟悉公司事务的董事出任。立法应将清算义务人与清算人区分开，并做出合理规定。

在清算人不能胜任职务或有违法问题时，应予以解任撤换。《日本商法典》第435条规定：“股份公司，有重要事由时，法院可以解任清算人”。其《有限责任公司法》第74条规定：“对于清算人，除法院选任者外，可以随时以股东全会决议将其解任;有重要事由时，法院可以根据股东请求，解任清算人”。我国《公司法》对清算组成员的解任问题完全未作规定，修订时应对此加以补充完善。

我国还可考虑在一定范围内实行职业清算人制度，尤其是在公司非正常清算的情况下。根据《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在非正常清算中，清算组的成员主要由有关主管机关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但这种清算组的组成方式可能存在工作效率与质量低下、缺失公正地位、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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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难以保障债权人等的合法权益。因此，实行清算人员职业化、清算活动市场化，是清算制度发展的方向。

各国立法通常规定清算人的具体人数由公司或法院视情况确定，并允许由一人担任清算人，以求降低清算成本。但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清算由“清算组”负责的规定，实际上排除了由一人组成清算机构的可能。笔者认为，在《公司法》的修订中应将“清算组”统一规定为“清算人”，并允许由单一自然人作为独任清算人，以适应实践中不同公司繁简各异的清算事务。

三、完善公司清算程序

公司清算作为一种程序性制度，目的在于实现对股东、债权人、公司职工乃至社会利益的维护与平衡，是程序正义的体现。我国《公司法》应对公司清算程序进一步加以完善，如规定在发生公司僵局时启动司法解散清算制度;强化法院对公司清算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债权人、中小股东和职工利益的保护，赋予其启动公司清算的申请权，并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手段;规定清算人的调查、报告义务，完善相应制度，明确股东和债权人对清算人的监管权利，为其提供诉讼等救济渠道;建立各方利害关系人对清算结果的确认机制及异议处理程序;完善公司清算中的登记与公示制度，等等。

四、增设特别清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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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清算是公司清算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公司实行普通清算发生显著障碍，或公司有负债超过资产之嫌时，由法院依请求或依职权命令公司而启动的一种清算的制度。它是介于普通清算与破产清算之间的清算制度。[2]普通清算由股东自行进行，债权人一般并不介入，法院只起消极监督作用，故其依赖于股东之诚信及公司资产足以清偿债务。若股东故意阻碍清算进行，侵害债权人利益，或公司资产有难以完全清偿债务之嫌，普通清算就难以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需通过特别清算程序解决问题。在特别清算程序中，法院直接介入清算过程，积极进行监督，债权人也可通过债权人会议及常设监督人监督清算活动，可以防止股东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制止清算人侵害公司、股东、债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目前我国《公司法》第192条规定：“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由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此外，《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第3条规定，“企业不能自行组织清算委员会进行清算或依照普通清算的规定进行清算出现严重障碍的，企业董事会或联合管理委员会等权力机构、投资人或债权人可以向企业审批机关申请进行特别清算”。这些法律规定了由行政机关而非法院介入的非正常清算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特别清算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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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有关非正常清算的规定存在一些问题。如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导致公司强制解散时的清算，《公司法》第192条规定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进行，其本意是欲避免由公司股东组织清算出现转移、隐匿资产等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但因对“主管机关”的规定不妥，理解不同，却导致实践中无人负责组织清算的现象发生。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所以可算是“有关主管机关”。但如全国所有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清算，显然非其所能，所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曾专门发文，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负责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的组织清算。于是，做出吊销营业执照决定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负责清算，而公司股东依法又无权自行组织清算(且乐得不进行清算以逃避债务)，遂使得公司无人清算。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公司法》应规定启动特别清算程序，在法院的组织、监督下进行清算。

此外，上述情况至多只能算是特别清算中的一种，未包括其他各种情况。所以，在《公司法》的修订中应该明确规定特别清算的原因、特别清算的程序以及司法机关对特别清算的组织、监督职责等。依各国立法之惯例，特别清算不能由被清算企业的所谓的行政主管机关组织，而应由法院等司法机关负责。因公司负债可能超过资产而启动的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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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清算程序还存在与破产清算程序的衔接问题，也须统筹妥善解决。

五、构建完善的清算责任机制

目前我国公司解散不清算、清算不合法、逃废债务的现象严重，原因之一便是清算责任制度不完善。《公司法》第198条规定：“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法律对清算义务人(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在非正常清算中负有组织清算责任的国家机关)和清算人分别应承担何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应由谁监督、如何监督，利害关系人如何追究其责任，未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在《公司法》的修订中必须对此加以完善。任何设定清算义务的规定都应制订相应的处罚措施予以保障，方可使清算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清算责任主体包括清算义务人和清算组织即清算人。清算义务人是指在公司解散时依法负有组织清算组织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清算的责任主体。清算组织是由清算义务人依法成立的、负责进行公司债权债务清算的组织(包括社会中介机构)或个人。清算义务人的义务是负责组建清算组织，保证清算程序能够及时启动，并保证其可以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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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如果未成立或逾期成立清算组织，应由清算义务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清算组织的义务是负责具体清算工作，保证清算程序的依法、有序进行。对清算工作中发生的损害债权人利益等问题，应由清算组织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现行《公司法》规定了公司主动解散时的清算义务人，但对公司因被动解散如被吊销营业执照时进行的非正常清算中的清算义务人规定不够明确。笔者认为，如《公司法》在修订中设置了特别清算程序，此时应依特别清算程序处理，如未能设置特别清算程序，可考虑区分两种情况处理。其一，在公司股东能够组织清算的情况下应由股东负责组织清算，在其不履行组织清算义务时，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组织清算，并予以监督。其二，在公司股东拒不组织清算或明显不能公正地组织清算时，经其他利害关系人如债权人的申请，在公司资产足以支付清算费用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组织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清算(公司资产不足以支付清算费用时应启动破产程序)。如果公司股东不组织清算且人民法院难以组织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清算(如股东已将解散公司的财产隐匿、转移，与股东财产混同)，则可追究对此负有责任的股东对债权人的连带责任。

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清算义务人和清算组织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行政责任，然而市场经济的背景情况下，对公司及有关违法人追究行政责任已不是有效的制裁手段。如某些公司从事违法行为后，人走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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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无法实现，吊销营业执照也对其毫无意义。所以，笔者认为，在《公司法》的修订中除保留必要的行政责任规定外，必须强调对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追究。

《公司法》在修订中应规定，在公司股东拒不履行组织清算义务，而人民法院也无法组织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清算时，由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民事责任不应仅仅以股东从解散的公司中接受的财产为限(目前有些人持此种主张)，否则，将是放纵解散公司的股东拒不履行组织清算义务的违法行为。因为其违法成本理论上讲将与守法成本相同，都是以从解散公司中接受的财产为限，而因债权人难以证明股东从解散的公司中接受了多少财产，法院对此也难以查明，其违法成本实际上将大大低于守法成本。这样的立法规定是违背法治基本原则的，是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如果立法这样规定，或在司法实践中确立这样的原则，那将是公司立法在清算制度上的失败。此外，立法还可以规定在股东未履行完毕清算义务前，禁止其设立新的企业，禁止其在其他企业担任高级管理人员，以督促其履行清算义务。

总之笔者认为，我国应通过修订《公司法》全面完善公司清算制度，统一适用于全国。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宜再单独规定清算制度，各地可以制定相关的地方法规，但不得与《公司法》相冲突，必须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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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江平主编：《新编公司法教程》，法律出版守2003年第2版，第96页。

[2] 张璎：《我国公司解散与清算法律制度的不足与完善》，载于《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