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对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监事会工作机制的思考

第一篇：简论对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监事会工作机制的思考

简论对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监事会工作机制的思考

[论文摘要]文章探讨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的特殊性和监事会工作的重要意义，并以南宁产业投资公司为例，提出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监事会监督工作机制的思路。

[论文关键词]投融资平台 监事会 工作机制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已成为地方筹集发展资金、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地方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p根据职能和运作模式，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与一般国有独资企业有着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

1.特殊的发展背景。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近年来得到大量发展有着特殊的经济环境背景，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力的一匹马车，而在总投资中政府投资所占比例极大，尤其从2008年11月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强刺激计划，包括“两年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10大产业振兴计划，并配套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投资大幅增长。在以投资拉动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下，政府的急需大量投资资金，而地方财力有限政府又不能作为负债主体，使得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应运而生，且得到迅速发展，承担起为政府投资项目筹集资金的角色任务。

2.较强的政策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主要是根据地方政策确定投向，完全反映地方政府的意图，建设项目带有明显的公益和扶持性质，投资以注重社会效应为主，经济效应为辅。

3.资金来源的特定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资本金主要来源是财政拔款和国有股权（资产）划入形成；投资资金主要是财政担保和以存量国有股权资产担保进行发债、向银行借款等渠道进行融入。资金来源的特殊性，要求经营者提高风险警觉、提高对资金使用安全和效率的责任感。

4.融资主体的“平台”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通过对划入的国有股权资本和财政拔入资本金的有效运营，构筑具有较高融资能力的资产平台，在融资活动中以“借还一体化”运作形式，借助“平台”整体性优势，发挥了有力的杠杆作用，能为投资项目筹集大量建设资金。另外，融资平台是一个复杂的资本运营体系，无论在融资或是投资环节，由债权债务和股权关系形成的体系庞大而复杂。

5.强调资本运作的阶段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投资方向主要是竞争性不强的领域或地方经济中起着支柱性的、社会资本进入意愿不强的项目作为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建设的工具，平台所投资项目具有较强引导性，投资项目重在引导和扶持，由于经营活动不是政府本职，所以平台公司对项目的长期经营不是其最终目的。随着政府产业政策的变化，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投资运营将是阶段性和多样化的。

（二）加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监事会监督工作的特殊意义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投融资机制的创新，但在政府融资平台规模扩张的过程中，运作不规范和风险隐患突出等问题正在加速暴露，成为捆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主要渠道。⑤加强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监督工作，使其能健康运行，继续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是摆在平台公司决策者和经营者的紧迫性任务。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监事会是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国资委）派出的权益监督代表，负有确保地方产业政策得以正确贯彻、国有资本得以安全有效运作的历史重任，同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特殊性也赋予了监事会监督工作特殊意义：

1.监事会监督工作是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在新经济环境下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筹集资金，通过整合优化资源实现产业发展的产物。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监事会监督工作以是否符合政府产业政策为主要目标作监督评价，因此，监事会有效的监督工作，是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能切实执行、基础性产业得以扎实发展的重要保障。

2.确保国有资本投向符合国民利益，保证国有资本使用的公平公证，同时维护多方权益。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资金来源的特定性和融资主体的“平台”性使得平台公司的运营牵及国民的根本利益和多方金融机构权益。平台公司决策者和经营者只是政府国有资本运营的受托者，两者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而平台公司监事会是政府的监督代表，因而，监事会的有效监督是平台资金投向符合政府意愿和国民利益的根本保障；另外，由于平台性运作的作用和反作用都是巨大，通过监事会的有效监督工作，使平台公司规范运作，可以有效避免由于不规范的决策、执行引发的巨大破坏性和产生对多方权益造成的损害。

3.对企业用权状况进行清晰监督，避免由于权限混淆引起的权力滥用和利益输送行为产生。国有企业中的所有权主体缺位、经营者越位和内部人控制等现象在政府投融资平台企业中或也难以避免，并且随着“授权经营”范围的扩大，企业还拥有部分所有者的权力，因此作为所有者委托的监督人，监事会可以监督企业授权和用权状况，避免权力滥用和利益输送现象产生。

4.督促企业严格遵守业务规则，推进举债行为规范化，有效防范财政和金融风险。为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国家国务院2010年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对融资平台债务进行全面清理和规范，以达到规避风险、发挥企业真实融资水平的目的。这是关系到平台公司能否存活的关键性政策要求，监事会监督企业对此文件精神的执行情况，督促其按要求运作，增强规避防范财政和金融风险能力，使平台公司健康运行，真实发挥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南宁产业投资公司监事会工作机制建设实效和存在问题分析

（一）南宁产业投资公司监事会工作机制建设实效 南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南宁市政府为实施产业政策，促进工业经济发展而设立的产业类投融资平台。近年来，该公司代表地方政府，通过运营国有股权资本，对南宁市的重大工业项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投资。公司成立以来，根据《公司法》建立了国有企业内设监事会机构，与董事会、经理层构成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目前南宁产业投资公司拥有参控股企业19家，除了本部设立有监事会

之外，公司对16家参控股企业根据市国资委的要求及相关公司章程规定共派出监事25人，初步建成了利于开展监督工作的集团监事工作团队和管理体系。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南宁产业投资公司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监事会工作机制，公司监事会对决策过程和执行结果实行了全面监督，积极履行出资者监督代表职责，基本实现投资资金来源的市场化，保证了投资方向的正确性和安全高效性，很好地完成了政府投资监督使命。对参控股企业的派出监事进行了有效的工作指导和监督，利用企业内部审计、社会审计和纪检等力量增强财务审计监督成果。对重大事项决策及时提出质询，纠正了企业运营中违规现象，加强了对企业董事、高管的履职、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强力地促进企业规范化运行，有效保障了国有股东的权益。

（二）目前监事会工作机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障碍

随着平台规模的不断扩大，投资项目多样化、股权关系复杂化，监事会工作机制中存在的某些隐性问题显现，影响了监事会监督工作的效率，严重阻碍了监事会工作在规范企业运行过程中作用的发挥。

1.监事会主席身份不独立，履职过程中容易产生身份混淆，导致监督结果的公正性受影响。公司监事会属内设监事会，虽然监事会主席由国资监督部门指定，但其身份仍属企业内部人员，在企业内部兼任有其他职务，在绩效考核、薪酬方面与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种状态下，监事会主席履职的独立性和监督结果的公正性经受考验。

2.监事会监督成果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有待进一步搭建和完善。由于平台规模的不断扩大，参控股企业增加，影响派出监事工作实效的信息不对称性情况进一步加强，以及由于体制问题造成的监事会与被监督者地位不平行，导致监事会在“决策——执行——监督”体系中未能很好地起到制衡作用。

3.有效的派出监事管理体系有待建立，监督力量滞后于企业规模变化速度。近年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出现向产业控股和金融控股集团转型的端倪，以产权为纽带形成的企业体系规模不断扩大。而目前南宁产投公司配置人员数量较少，高端专业人才更加奇缺，公司成立以后仅引进人员15名，管理人员由45名增至60名，而公司资产规模则由10亿增至70亿，参控股企业由3家增至19家。同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资本运营的职能和特点决定了资本进入和退出是经营活动常态，因此，面对不断增长的资产规模和股权企业数量，一个稳定而又能适应动态工作的派出监事管理体系和一个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监事人员团体尚待组建。

4.监督工作与其他工作联动性不强。孤立的监事会力量在监督工作中将受到拘束，作为国有资本运营的监督者，融资平台规模的扩大令监事会的社会责任在不断加重。而在南宁产业投资公司内部，纪检、内审等工作制度还没成熟，相关工作缺乏有效的关联，在新的经济环境和形势面前，公司监事会作为企业经营的主要监督力量显得前所未有的局限和单薄。

三、进一步完善南宁产业投资公司监事工作机制的思路

经过两年发展，南宁产业投资公司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其监事会工作亦在由资本纽带形成的复杂参控股关系下主要分为二个层次：一是对公司本部的监督工作；二是对子公司派出监事的管理工作。由于政府投融

资平台公司的特殊性，监事会工作的侧重点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在监督领域和空间上都有所拓展。因此，本文也着重从平台公司的特殊性为出发点提出改进监事会工作机制的措施和思路。

（一）加强公司本部监事会监督工作的措施及思路

1.严格保持监事会主席身份的独立性，保证监督评价的公证性。作为地方国有独资公司，其监事会主席一般是由地方国资委在监事成员中指定，这是与《国有企业监理会管理暂行规定》中央企监事会主席的派出制度和做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当前体制下，地方国有独资企业中监事会主席往往还兼任所在企业的工会、党组织中的职位，因此，监事会主席要明确身份的主次，在其他工作与监事会工作发生冲突时，首先要站在国有资产代表人的角度，保持与企业经营独立的身份，做到评价客观，保证监督工作的公证性。

2.保持与地方组织部门和公司纪检部门的密切联系，科学全面地监督和评价公司高管履职情况。目前，公司高管纳入市管干部，其年度考核亦由组织部门进行，监事会作为企业内部监督机构，应积极与组织部门联系。一方面，通过参照组织部门的年度考核方法和意见，结合企业发展绩效，全面、正确评价高管们的履职情况；另一方面，建议组织部门在国有企业管理层年度考核或干部提拔过程中增加监事会工作评价的权重，加强监事会监督工作与与干部考察、考核的联系。另外，监事会与纪检监察部门紧密协作，保证监督信息的互通共享，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全方位、全程监督检查的良好互动局面。

3.加强与政府审计部门和公司内审部门的有效联动，实现监督信息共享和畅通，增强监督工作的客观和权威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代表政府出资建设的项目，需接受地方审计部门的审查，相对于企业内部的各项审计核查和社会审查，地方政府部门的审查全面、细致、负责。政府审计不但要反映项目建设过程的合法性，还要是否与地方政策、地方政府意图、经济性相符合，这是与监事会作为国资代表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监事会除与公司内审部门有效联动之外也要积极利用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结果作为监督评价的重要依据，加强监督工作的开展：一是与审计部门全面互动，互通信息，使得监督更全面客观、权威；二是对审计状况进行评析，对审计部门查出的存在问题，监督企业是否如实进行整改，确保项目建设的审计措施落到实处，保征国有投资资金的正确使用。

4.对重大投资项目的监督应以决策前期阶段为重点，全程介入为主线，保证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和执行的合规合理性。鉴于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投资引导性职能，监事会对投资项目要从前期阶段就开始介入监督，对项目的前期工作内容如：项目可行性、项目建议书作深入分析，以便在决策过程中提出合理意见，必要的情况聘评专家介入分析，重点监督从立项到申报政府审批的整个过程，对投资项目的前期决策每个环节都要提出监事会评价意见，确保内部决策过程合法合规，避免由于道德风险和决策的违规造成投资项目有失公平和国有投资重大失误，防范于末然。

（二）建立高效的国有企业监事会机构，其中监事会主席由政府任命派出，提出派出监事工作管理机制的措施和思路

1.创建“三位一体”的派出监事工作组织体系

对子公司派出监事工作建立由“公司监事会指导、股权（资产）管理部门管理、派出监事执行”三部分内容组成的“三位一体”组织体系。公司监事会负责推

荐举子公司派出监事的人选，并对派出监事进行培养和工作指导，使其能出色代表公司履职；股权（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对派出监事的日常管理，负责收集和整理监事工作材料，按公司监事会的安排组织派出监事的交流活动，与子公司对接相关监事会工作；派出监事则根据本公司监事会为指导，遵从股权（资产）部门的工作安排，通过公司的授权对子公司进行正常监督，以股权（资产）管理部门为通道向公司提交监督意见。“三位一体”的方式，分工科学，关系紧扣，实现高效监督。

2.加强派出监事团队的专业化管理，形成强大的集团监督体系

地方国有投融资平台公司往往由于人员资历的限制，派出监事从履历上、时间上得不到很好的保证。因此，有必要在公司本级监事会的指导下，建立母公司派出监事办公室，设置专职的监事会秘书，在母公司内部建立对子公司派出监事工作的集中管理平台，加强对派出监事团队的专业化管理。通过整合集团内部各种监督资源，形成监督合力，避免监事会在企业中单兵作战，解决监事会人员有限问题；善于利用集团各子公司资源，充分发挥子公司监事会作用，组成一支国资监督的同盟军，形成集团监督体系，发挥监督体系的综合优势。

3.构建派出监事工作交流机制，推进监督检查成果的运用

由于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投资行为对地方产业扶持的性质和特点较为突出，投资项目的多领域性使得监事会监督工作的着重点不同，对不同项目派出监事的工作经验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构建派出监事工作交流机制，统一对派出监事进行定期培训、组织经验交流和相互通报派驻企业的监督情况，同时指出不足，督促改进，不断提高监督检查成果运用水平。

4.加强内审机构建设

内审机构是企业内部重要的监督力量，内审机构在规范公司内部运行，纠正不良行为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公司本部首先完善内审机构和相关制度，引导子公司加强内审机构建设，监事会充分利用内审机构的优势，与其共同发挥积极的监督作用。

5.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加强对派出监事的管理

（1）建立派出监事工作激励机制。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在其监督成本小于未进行监督而造成的损失的情况下，适当激励是合理必要的。由于监事是资产所有人的受托者（代理人），因此合理的激励可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在激励方法上既要采用精神激励，又要采取物质激励。

（2）加强派出监事的考核约束。有激励就必须有考核约束，通过加强考核逐步引导监事会工作由事后检查向事前建议、事中控制方向全面发展，使监事会制度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派出监事在本部监事会的指导下对公司负责，要形成工作报告制度，把工作报告是否客观、公正、公平地评价派驻企业经营状况作为考核重要依据。

总之，在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引挚性作用日益彰显的同时，存在问题也渐渐突出显露。《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10〕19）号的发布，揭示了对其运行进行规范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监事会要改进工作思路，不断完善监事会工作机制，才能充分发挥监督工作在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建设、维护地方经济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

第二篇：完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配机制的思考

完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配机制的思考

《经济纵横》2010年第4期

摘要：由于地方税体系尚不完善、地方政府缺乏正式收入的收入自主权及过大的非正规收入自主权等，导致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与规范化的分税制异化。应通过优化地方税体系、规范地方政府收入分配行为、进一步实施税费改革、制定《税收基本法》和适时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等措施完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配机制。

关键词：收入分配；地方税；立法权：举债

一、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按税种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维护国家利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分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分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分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理顺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但在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中仍存在一定问题。

(一)地方税体系尚不完善

一是地方税范围界定不科学。如，地方企业所得税是地方固定收入，但又将地方金融企业所得税划为中央收入；原则上将营业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划为地方固定收入，但又将铁道、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划归中央。二是地方税主体税种缺位，规模过小，难以满足地方政府支出的需要。现行分税制虽然划归地方的税种不少，但大都税源分散，征收成本高，难度大，收入弹性低的税种，地方税收入一般只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20%左右，从而加大了地方财政对中央返还收入和上级补助的依赖程度，使地方财政平衡的难度加大。三是地方税种改革不到位。原有的一些地方税种改革迟迟出不了台，如，土地使用税、物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

(二)地方政府缺乏正式收入的收入自主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与地方重新调整了事权职责与支出范围，但收入权并没有相应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无权立法设立新税种，只能对少数税种有是否征收权(如屠宰税和筵席税)和税率的调整权。这一方面加大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又无财力作保证，无疑不利于地方政府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地方税收入规模过小，使地方政府支出过分依赖中央转移支付和地方非税收入。在目前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方法不够规范和数量不足以弥补地方政府支出缺口时，地方政府只好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非税收入，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由此造成基金、收费迅速膨胀，扰乱了正常的国民收入分配秩序，给老百姓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目前，政府收入除税收以外，纳入预算的规范性收入有：企业收入、教育费附加及其他杂项收入。介于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之间但仍可精确计算的有：预算外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等。纯属制度外且无法加以统计的收入有：由各地方、部门“自立规章，自收自支”的各种收费、罚款、集资、摊派收入等等。由于非税收入大多缺乏规范性，地方政府对此又无自我约束机制，结果出现地方政府收入严重超越地方经济发展基础的现象，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后劲，造成未来地方税税源的严重不足。

(三)地方政府非正规收入自主权过大

一般认为，缺乏正式的税收自主权，会使地方政府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实施

“非正式的”收入自主权。主要表现在：在法规规定范围之外的各种收费。地方收费是预算外资金的主要来源，而预算外资金占地方预算的比重又相当大。这些非正规收入问题已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对于这些收费对经济福利造成的实际损失有多大，却不清楚。为人所知的只是这些收费对地方收入的贡献很大，并继续提供所需的资源，对满足地方政府基本支出需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地方收费主要被作为一般性资金来源使用。尽管收费在地方预算安排上具有重要作用，但在那些为地方公民提供服务的项目上，地方政府却没有普遍通过收费来补偿成本。地方政府另一种不同类型的非正式收入自主权表现在给企业的税收减让和优惠上。

(四)缺乏省以下政府正式的收入分配制度

由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未触及省以下政府的收入分配制度，造成了目前实践中各省以下政府收入分配体制各不相同的局面。这种非正式的省以下政府税收安排，为省级政府提供了预算的灵活性，并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间的收入均衡。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它使地方政府没有收入自主权。同时，缺乏正式的分配机制也使地方政府的收入可预测性下降，使其安排计划和支出预算的能力下降。缺乏正式的收入分配机制，也促使地方政府将财源隐藏在预算外资金中。

(五)中央和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方式存在的问题

第一，地方政府之间收入分配不均衡。这是由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根据收入来源(税收征收地)分享增值税造成的。这往往导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目前的增值税收入分享安排因有利于富裕省份，而导致省际间收入分享不均衡问题加重。第二，增值税征收范围问题。即属于地方政府的来自增值税未覆盖的其他一些部门的“营业”税或销售收入税的存在。从税收政策角度看，显然应该取消营业税，而将增值税的范围扩展到以前征收营业税的部门。按销售收入征税是不符合效率原则，在增值税体系下对服务业征收更加有效率。第三，企业所得税的归属问题。企业所得税是一种不稳定的税收来源，所以并不适合地方政府。企业所得税的税收负担很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地区的纳税人身上，这将有损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

(六)完全划归地方政府的税收中存在的问题

完全划归地方政府的税收，一般不能向地方政府提供足够的收入来源。事实上，这些税收中的一部分可被视为“麻烦”税收，因为这些税收带来的少量收入可能不能抵消管理成本。中国税制结构的合理化可能要求取消一些目前属于地方的税收。如，应取消1994年改革后划归地方的在旅馆、饭店、娱乐、运输、通信或建筑行业征收的营业税，并用常规的增值税来代替。目前有两种属于地方政府的税收，从长远看，具有向地方政府提供充足的收入来源的能力，这就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物业税)。

二、完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配机制的思考

(一)完善地方税体系

第一，要扩大地方税规模。一是适时出台税制改革方案中已定的税种，并适当扩大计税范围和提高税率。如，物业税、车船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二是对已设立但还没有出台的税种，如，遗产税应尽快立法开征；对经济发展要求设立的税种，如环境税(碳税等)，应在理论和实践广泛论证的基础上立法开征。此外，应大力开展对地方收“费”和“基金”的治理整顿，不合理的要予以取缔，具有税收性质的，可改“基金”或“费”为税。如排污费，可改成环境污染税。

(二)适当扩大地方政府的“税权”

地方税收自主权可表现为可自主决定开征新税种、定义和改变已有税种的税基和税率等。从执行和管理费用以及对中央政府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看，以上选择中最小的成本是将税收自主权定义为对一些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同税基并且数目固定的地方税可自主选择不同的税率水平。另一方面，加强房产税并逐步将其转化为现代的物业税(不动产税)，但需要解决一些问题。首先，开征此税会加重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会有一些个人阻力。其次，为使管理更公平，需要在管理上有显著的改进。最后，在未建立成熟不动产市场的情况下，不动产税能否发挥其作用仍然未知，应进行科学的论证。

(三)改进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分享制度

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分享仍有一些缺陷。建立在税收来源基础上的增值税分享制度(包括对中央新增加的增值税30%部分的税收返还)，导致地方政府间不公平和低效率的收入分配。现行的增值税共享制度，是产生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增强的不均衡及地方政府之间竞争加剧的主要原因。可考虑借鉴其他转轨国家的做法，将增值税都作为中央收入，然后对这些收入以人均或其他分配方式为基础在地方政府间分享。在短期内，政府可考虑逐步停止税收返还的做法，并为增值税设计一个固定的比例以实现均等化的目的。

(四)继续实施“税费改革”，规范政府分配行为

我国实施的“税费改革”主要措施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重塑财政在政府收入活动中的唯一主体地位，实现财政对政府财力的统筹支配。取消在体制转轨时期形成的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多元财力支配主体和独立于财政的利益格局，彻底还权于财政。把所有属于政府收入范围的财政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实现政府收入、财政收入和预算收入的统一。二是规范财政收入分配形式，重塑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主导支配地位，实行以税为主，税费归位。旨在将预算外资金转为正常预算的“税费改革”政策，应进一步完善，并与其他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协调起来。对预算外资金，特别是地方政府需要进行控制和统一支配。由于地方政府没有真正意义的税收自主权，而多征收收入又有可能被中央收回，地方政府在预算支出上的权力又受到限制，结果必然造成地方在收费和预算外资金使用方面的超常增长。即使在地方大量使用收费和预算外资金，对政府责任和预算管理造成损害，但这些措施也增加了地方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基本服务的资金得到保障。收费的使用也有利于弥补一些公共服务部门的成本，这使公共支出的总效率得到提高。

(五)制定《税收基本法》，以法律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提高我国税收立法质量，应从总体上构建以《宪法》为统率，《税收基本法》为主导，《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为两翼的三位一体的完善税收立法体系。《税收基本法》是国家税收运行过程中的最高法律，它可以规范、约束和协调各单行税种的法规、规则等，不仅应包括如何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税收管理权限问题，而且应包括如何确定各级政府的征税权、税法解释权和执行权、税目和税率的调整权、税收加征和减免权、税收征收程序、税收检查处罚程序等。在各级政府税权划分问题上，既要遵循中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依法治税的原则。从世界各国的税收管理体制经验看，依法治税是我国的必由之路，而制定《税收基本法》是我国依法治税的重要标志。在《税收基本法》下制定《地方税收通则》，规范地方税收的立法权、管理权和管理体制。《地方税收通则》是地方政府税收工作的指导性法规，能规范各级地方政府的税收行为，以避免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

《地方税收通则》应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并赋予地方政府充分的管理权，以便各级政府在《地方税收通则》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税收政策，发展地方经济。但制定《地方税收通则》应与《宪法》、《税收基本法》保持高度一致，不应与其抵触。

(六)适时允许地方政府举债

改革后的分税制预算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较好地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但问题不容忽视。我国《预算法》第28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量人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地方政府是不允许列赤字的，即使有赤字也不允许举债来弥补赤字。但实际上，我国地方政府的各级预算是不平衡的，他们往往以各种变通的手法，或多或少的存在着“隐形举债”的问题。这些“隐形举债”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发展地方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地方政府的“隐形举债”的风险较大，由此可能会引发财政风险，以致财政危机。可以看出，与其让地方政府“隐形举债”放任自流，不如加以正确引导，化解潜在的财政风险。因此，本文认为，应允许地方政府举债，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但应对其加强监控和管理。在政策制定之前，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先行制定一些过渡性措施，然后逐步把地方公债纳入规范化轨道。

崔志坤 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第三篇：浅议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发展方向上

浅议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发展方向

（上）

董仕军

2013-1-23 14:18:36来源：《财政研究》2012年第4期

摘要：中央政府提出了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清理和贷款融资行为规范的一揽子措施。在一年多的清理工作后，如何更好地发挥存续的平台公司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切实壮大存续平台公司的资产实力、经营能力和直接融资能力，建立正确的政府和平台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切断公司融资风险传递通道，是一条必由之路。

关键词：平台公司，融资风险，委托代理，直接融资，风险控制

2010年6月中央政府提出要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清理规范地方已经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类，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今后不得再承担融资任务，相关地方政府要在明确还债责任、落实还款措施后，对公司做出妥善处理。第二类，承担上述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同时还承担公益性项目建设、运营任务的融资平台公司，要在落实偿债责任和措施后剥离融资业务，不再保留融资平台职能。第三类，承担有稳定经营性收入的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并主要依靠自身收益偿还债务的融资平台公司，以及承担非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的融资平台公司，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充实公司资本金，完善治理结构，实现商业运作；要通过引进民间投资等市场化途径，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善融资平台公司的股权结构。此外，对其他兼有不同类型融资功能的融资平台公司，也要按照上述原则进行清理规范。清理之后存续的第三类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也要进一步规范，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须落实到项目，以项目法人公司作为承

贷主体，并符合有关贷款条件的规定。融资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发展规划、行业规划、产业政策、行业准入标准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要求，同时平台公司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要严格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讲求效益，稳健经营。

在对需求进行严格管理的同时，银行业监管部门也加强了对资金供给方的管理。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向平台公司融资量大的金融机构作出了约束性规定，要求他们要严格规范信贷管理，切实加强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落实借款人准入条件，按商业化原则履行审批程序，审慎评估借款人财务能力和还款来源。凡没有稳定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的，不得发放贷款。向融资平台公司新发贷款要直接对应项目，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项目资本金的规定。严格执行贷款集中度要求，加强贷款风险控制，坚持授信审批的原则、程序与标准。要按照要求将符合抵质押条件的项目资产或项目预期收益等权利作为贷款担保。要认真审查贷款投向，确保贷款符合国家规划和产业发展政策要求。要加强贷后管理，加大监督和检查力度。适当提高融资平台公司贷款的风险权重，按照不同情况严格进行贷款质量分类。

自国家发出要求至今已经一年多时间，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工作在有序推进。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的原则进行全面清理，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保证了信贷资产安全。2012年3月中国银监会对平台贷款风险监管提出了新要求，银行要按照“保在建、压重建、控新建”的要求，坚持有保有压和结构调整，对全口径融资平台公司要按照“支持类、维持类、压缩类”进行信贷分类，有效防范平台公司贷款风险。同时，严格控制新增贷款业务的发生，严把入口关。为了寻找地方政府融资的新出路，经国务院批准，2011年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

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试点省(市)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自行组织发行本省(市)政府债券，发债规模限额不能结转下年。2011年试点省(市)政府债券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试点省(市)发行的政府债券为记账式固定利率附息债券。2011年政府债券期限分为3年和5年，期限结构为3年债券发行额和5年债券发行额分别占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的50%。试点省(市)自行发债收支实行预算管理，并建立偿债保障机制，在规定时间将财政部代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足额缴入中央财政专户。

中央政府在关上非规范举债“后门”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如何打开地方政府举债的“前门”，在我国政府投融资改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中央政府进行有益尝试的同时，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存续的第三类平台公司如何在地方发展中合理的发挥作用，如何发挥平台公司向市场融资的作用特别是直接融资作用，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此，笔者认为要从融资平台的职能定位、资产负债、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能力、公司项目管理和融资方式以及平台公司债务的“借用管还”机制等方面，系统设计规范融资平台的管理方案，健全人事、资金、财务等管理制度，推动第三类融资平台清理、整合和规范，发挥这些公司在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筹资、承建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以公司的有限资产向银行业金融机构负担有限责任，切实解决地方政府的潜在财政风险。从政企关系看，要理顺政府和平台公司之间的关系；从企业与市场关系看，要以改革创新为方向，提高市场直接融资能力和水平；从企业内部管理看，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创新制度建设，实现股权多元化格局，加强内部风险防控。

(一)建立合理的政府与平台公司的契约关系。

对城建基础设施而言，一般私营企业因其资金需求量大、工程期限长、回收

期限长、无利或少利可图而不愿意涉足，但存续的第三类平台公司可以完成工程的融资、建设，关键要设计好政府和平台公司之间的赎买契约。可以将平台公司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看成为半成品(建设过程中的为半成品)或产成品(建设完成的为产成品)，这些物品是纯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需要政府以赎买的方式提供给公民。而赎买的方式是通过合同加以约定。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在市场交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处于信息劣势的委托方与处于信息优势的代理方，相互博弈达成的合同法律关系。委托代理关系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为：(1)市场交易中，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行为主体，他们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2)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均面临不确定性风险，而他们掌握的信息处于非对称状态。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两种不同的选择行为：一是委托方选择代理方，并按一定方式付酬，但不能直接观察到代理方的行为，又需按一定合同向代理方支付与其行为结果相联系的报酬。二是代理方选择自己的行动，它既会影响自己的收益又会影响委托方的收益，但其选择行动产生的结果是随机的，不受其他因素的完全控制。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在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与平台公司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如何防范此项委托代理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需要通过合理的契约加以规范。对于政府而言，就是要监督平台公司的城建基础建设的工程质量，有效地防范平台公司的财务风险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转化；对平台公司而言，就是如何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如何促使政府定期给付建设资金，实现公司现金流的正常。因此，政府与平台公司的契约关系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平台公司要解决基础设施融资、建设、现金流的平衡和工程建设管理。二是政府要解决平台公司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或结束后的赎买方式。三是杜绝平台公司的财务风险向政府财政风险传递。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融资、建设和管理，均可以通过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契约的方式加以解决。合约的主要内容是存续的第三类平台公司以企业自有资产和代建项目在市场上直接或间接融资，政府对企业融资工作不负任何责任，企业以法人财产权和信誉获得银行或市场的资金，企业以法人财产权对市场负有限责任。政府的回购赎买方式主要是通过两种渠道：一个是财政预算资金，即政府将平台公司的工程建设资金通过财政预算安排进行阶段性赎买，满足平台公司的现金流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个是通过给予平台公司在部分建设工程没有完全移交前的具有特许经营收费予以补偿(如高速公路的收费权)。政府进行回购赎买要基于合理的工程建设造价，这主要由市场的中介第三方为工程核定价格，对特许经营方式科学测定收益。特许经营权价值评估涉及确定对平台公司进行财政补贴资金的多少。总之通过制度安排和契约合同，政府或财政不为平台公司融资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从物理上隔绝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的融资联系，两者之间形成纯粹的委托代理关系，通过回购的方式形成买卖关系，定期或不定期回购已建成品或在建的项目。

(二)提高平台公司的市场直接融资能力和水平。

存续的第三类平台公司如何继续发挥在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中应有的作用，关键还取决于其在市场上的融资能力，融资能力越大其对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也越大。从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整体情况看，在债务资金来源方面，2010年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中，银行贷款占79.01%。由于地方政府性债务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比例比较高，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公司务必与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管理紧密结合起来，规范和增加清理整合后保留下来的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方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博士后流动站）

第四篇：对监事会工作的思考

监事会强化监督职能的思考

监事会作为各级供销社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年来的运转成效来看，监事会制度是行之有效、先进科学的监管制度，对防范风险、促进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监事会制度在实践中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总结完善，不断探索创新，从现有共性问题出发，提出相关建议及意见，促进监事会职能有效履行，监督管理体系得以更加完善。

一、监事会强化监管职能的工作实践

近年来，沁源县供销社监事会围绕理事会中心任务，认真履行工作职能，为供销社改革发展服务，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效。一是组织机构建设稳步推进。2014年沁源县社成立了监事会办公室作为开展具体监事工作的机构，明确了职责，制定了工作制度。二是结合推进基层社改造，加强了对社有企业资产处置和盘活闲置资产的监督。先后完成了对农产品公司、农资公司现有固定资产和基层社改造工程的检查摸底，同时实施了对日用品配送、再生资源回收等项目建设和养老金补贴资金使用的监督，对补贴资金分配、发放的全过程进行监督。三是加大了对企业、基层社的财务和资产租赁收入的检查审计，与业务、财务等股市联合，重点对基层社财务管理、专项资金使用、租赁合同管理等情况进行了审计。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意见，监督其整改落实，从而有效规范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化解了廉政风险，筑牢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防线。

二、监事会监管职能存在的问题

（一）监事参与决策过程难以保证有效性

监事会权力内容的匮乏，加之履职的难以保证，决定了参与决策的难度，在实际业务经营过程中，监事无法对全部内容做到监督全覆盖，势必产生了监督“空白区”。例如：监事会对理事会成员以及经营管理层人员的监督，属于事后审计监督范畴，监督效果不明显。

（二）监事履职缺乏相应专业知识

监事会建设时间不长，针对监事履职的资质没有进行明确，特别是相关指标的量化较为缺乏，这造成监事素质参差不齐，加之大部分监事很少参与企业运营和决策过程的监督，导致其难以了解财务运营和业务开展状况，与经营管理层形成了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也加大了其监督的难度。

（三）是监督检查的途径和方法比较单一。对供销社改革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把握不够，在充分发挥监事会的职能作用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二、在新时期下健全完善监事会建设

一个履职到位、运转良好、高效合理的监事会，应该是环环相扣，有效制约。从监督效果来看，监督体系的建设既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滴水不漏，抓住主要矛盾，保证整体企业健康发展的主方向，推进实现监督职能的全面化，是当前监事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探索建立“连带责任”监督机制。促进监事会监督职能的长效发挥，必须建立在内部合规、循环监督的基础上，即要有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利益相关、权责分明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起对监督者进行监督的制度，使监督者也处于被监督之下。确立监事成员之间的连带责任，做到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确保监督责任进一步量化，做到可检测、可考核、可激励。

（二）基于业务经营层次上的监管创新。通过持续开展监督联席会议制度、非现场分析、专题调研等工作，深入了解各单位检查工作开展情况，交流部门工作存在的不足和改进建议，加强与审计稽核、风险管理、合规管理、财务会计、信贷管理等部门的协调与合作，有针对性地向决策层、经营管理层发布风险管理提示，充分利用现有监督资源发挥监管职能。

（三）强化与监管部门的联动监督。坚持每季度至少一次与监管部门沟通情况，及时收集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和各类检查意见，把握监管部门关注的监管重点，客观了解经营管理状况，及时发现存在的全局性问题，认真督促本社认真整改落实。此外，监事会应与外部审计机构加强沟通，及时了解外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外部审计机构的审计意见和管理建议书，对外审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及时时向股东大会报告，督促管理层整改落实。

（四）搭建动态量化的监管管理平台。监事会职能的履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量化的“执法权”，所以，引进先进技术手段和工具，实施动态监管和过程监管，将监管职能量化到可执行细节上来，是十分有必要的，为此，应探索建立规范、全面、科学的监管指标评价体系，对被监督对象提出全面反映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要求，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化管理。探索建立和实现监事会与被监督对象间的交互网络，通过网络化动态管理实施即时监管和过程监管，提高监管效率，达到监管目的。

（五）建立合理的监事会选人、育人、用人机制。严格按照监管规定选配各类监事，进一步规范监事提名制度，选任过程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本社章程规定，不应受到内外部任何非正常干预，尤其要选配熟悉供销社经营管理，具有良好的品行、声誉、责任心强，坚持原则的人担任监事，坚决杜绝荣誉性任职、养老性任职、不善经营管理易位性任职等现象。同时，应积极探索开展中层干部或业务监督条线骨干人员交流到监事会工作锻炼，也可以逐步从监事会成员中选拔优秀人才到网点开展业务工作，定期交流，合理流动，建立一个监事会成员后备成员库，供理事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参考，做好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储备人才工作，逐步形成能上能下、流动有序、权责明确、利益相关、高效运转的良好局面。也可考虑根据实际情况，外聘兼职监事。在有关部门支持下，请人大、政协等单位的领导同志担任供销社的兼职监事，主动向他们汇报供销社的工作情况，征求意见，争取他们对供销社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第五篇：关于完善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思考

关于完善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的思考

李维安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我国监事会监督乏力的现象比较普遍。本文简要阐述了我国公司监事会职能的现状，全面深入地分析了我国公司监事会制度在实践中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监事会；缺陷；完善

监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独立性和监督力度是健全法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因素。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我国公司监事会远没有发挥其本应有的职能，与立法设计所期望的作用相去甚远，出现了严重的虚化现象。

一、我国监事会制度现状

监事是指由股东大会（或公司职工）选举产生的，监督业务执行情况和检查公司财务状况的有行为能力者，监事是监事会的成员。从各国公司立法看，尽管对监事会这一履行监督职责的机构称谓不同，有的称为监察人，有的称为监事会，有的称为监查役，有的称为审计员，有的称为会计监察人，但在本质功能上并无多大差别。【1】

我国公司监事制度始于1992年国家体改委发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1993年颁布的《公司法》专章规定了监事会制度，使我国监事会制度得以最终确立。总体上，我国《公司法》所设计的监事会制度基本上是沿袭了大陆法的监事会模式，在监事会的结构上，参照了德国式的由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的模式；在监事会的职能定位上，更接近于日本、意大利的监事会模式，即主要担任监督者的角色。在监事会的职权赋予上，虽从形式上看与日本、意大利相差不大，但在实施保障上却几近于无，这导致了我国监事会职权事实上的空泛化与形式化，也为我国监事会制度在实践上的彻底失败埋下了伏笔。【2】虽然监事的权力得到了公司立法的确认，然而在实践中远未产生相应的功效。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公司治理实践中，从众多的上市公司违规案例可以发现，监事会的“喉咙”很难发出独立的“声音”。公司治理问题的屡屡发生，其根源就在于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监事会缺乏实质上的独立性。

现有研究认为，我国监事会监督乏力的现象较为普遍，监督效率和监督效果不太高，公司监事会的功能事实上难以发挥出来。

二、我国《公司法》中监事会制度的缺陷

1、立法过于简略，缺乏可操作性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享有对公司财务的检查权；对董事、高管人员的履职监督权和罢免建议权等等。从立法表象上看，公司法对监事制度的设计应当说考虑的是比较充分，但仍存在明显的立法不足，缺乏可操作性。如公司法虽然赋予了监事会对董事、高管人员的涉诉权，但这些权利又不是独立的权利，而是要满足繁琐的前置条件后才能行使，包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如果没有股东的“书面请求”，监事能否自主行使诉权？法律没有规定。再如，法律规定当董事、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监事会有权要求董事、经理予以纠正，但“纠正”并非法律术语，不具有法律强制力，而且法律也没有规定当董事经理仰仗权势不予纠正，监事会可采取何种方式救济，这样一来，“纠正”的效果可想而知。这些笼统的规定往往造成 1 了监事会的监督权在实践中难以落实，监事权往往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

2、监事会独立性不强、权威不足 监事会能否有效地行使监督权，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独立性。但我国监事会独立性不强却是不争的事实。首先，监事会成员的身份不独立。中国监事会中监事一般为兼职, 不少上市公司的监事会主席由纪委书记或工会主席担任,其余监事也往往是公司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兼职, 既是公司职员，又是监事，也就是说监事既是监督管理人员的监督者，又是受管理人员支配的被管理者。这种双重地位显然会直接影响监督职能的独立发挥，进而影响监督的实效。其次，我国公司监事产生，除了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派之外，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事实上，法律虽然规定由股东大会和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监事，但实质上监事的提名和最终选举全操纵于董事会与经理层手中，股东大会只是例行公事。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的人选全操于大股东手中，由大股东来安排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监事的独立性无从谈起。第三，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的监事会成员大多数是政工干部，由于不熟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不熟悉有关法律知识和审计业务，心有余力不足，造成想监督也监督不了或监督不好的尴尬局面。第四，《公司法》没有明确赋予监事以个人名义开展监督工作的权利，而是采取集体行使职权的工作方式，这使得监事的监督受到局限。

另外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实践中，公司的经营信息掌握在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手中，监事会所得到信息是经营管理层实际上已经筛选后的信息，监事会无法真正地了解公司的具体情况，甚至得到的信息是虚假的或被篡改过的。这样不利于监事发挥监督作用，从而导致监督形式化和表面化。

3、监事会职权偏小

虽然，我国公司法规定了监事会享有诸如对公司财务的检查权、对董事、高管人员的履职监督权和罢免建议权等职权，但面对强大的董事和经理, 但却存在着力度不足、缺乏必要实施手段的严重缺陷。目前我国《公司法》强调的是对公司业务管理的监督权，一些重大监督权却严重“缺位”，如提名任免董事权，聘任或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权，决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权等。

4、监事会激励机制不健全 在我国，上市公司董事、经理的薪酬水平一般明显高于监事，监事并不领取较高的报酬，特别是目前许多公司开始推行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况下，股权激励计划也并不针对监事。这显然不利于监事会监督职能的积极行使。而且监事要履行监督职能所需的费用有时也没有一定的保障，且其报酬和行权费用均牢牢控制在经理层手中，在受制于人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实施有效监督的。

5、在激励机制欠缺的同时，也缺乏相应的责任规范

我国《公司法》对监事责任机制规定过于笼统，使监事缺乏积极性与责任心。对于监事义务的规定，《公司法》在第148条笼统地规定：监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即认为监事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那么监事有没有注意义务，有没有竞业禁止的义务呢，很遗憾，《公司法》并没有详细规定。

三、我国《公司法》中监事会制度的立法完善

1、维护监事会独立的法律地位，扩大其职权 独立性是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灵魂。为了更好的保证监事会这一组织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监督作用, 应积极维护监事会独立的法律地位，扩大其职权。一是建立独立监事制度。独立监事，又称外部监事，是指由来自公司外部、与公司无利害关系的专家担任的，能独立行使监督职权的监事。在实践中，可参照独立董事那样从公司的外部引进与公司没有重要关系的监事，这些监事需是专业人士，如经济，会计，法律方面的专家，与公司没有像股东和职工那 2 样的利益关系在里面，其薪金由规定公司专门成立的特别基金来支付，一旦聘用，除了未尽心尽责外，任何人都不得解除其职务。有关公司的重大事项在监事多数通过时，还必须有独立监事的同意签署才能通过。其次，要在立法上增加监事会的权限，而不仅仅局限于财务检查和公司运营是否违法的审查上。积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监事会制度,适当扩充和完善我国监事会的监督权应当会起到积极效果。（1）赋予监事会提名与薪酬参与决定权。世界各国的公司实践表明，监事会完全不参与公司的提名与薪酬的决定，是监督无力的重要原因。（2）人事弹劾建议权。对不称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权通过监事会向董事会提出弹劾。（3）赋予监事会对董事会成员的任免权，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立法，规定在特定情况下监事会可根据一定事实如董事在严重失职，失去管理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免去董事的职务，使董事不能仗势对监事的“纠正”不理不睬。

此外，为了使监事会的职权得到更好的发挥，可将公司内部审计的功能整合并入监事会，作为监事会的直属机构。内部审计部门凭借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全面了解以及经常性、及时性、群众性等优势，能够有效地发挥基层监督作用，将其隶属于监事会，有利于监事会的直接监督和日常管理监督，有利于内部审计评价、鉴证和服务于内部管理职能的发挥，也有利于降低公司监督成本和提高公司监督效率。

2、完善监事资格认定制度

我国《公司法》对监事的任职资格主要规定了消极资格，如第52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第147条规定了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等，却没有对积极资格提出要求，以至出现众多不懂会计报表为何物的党委书记监事、工会主席监事、临退休行政官员监事等。为保证监事能胜任主要内容为财务监督和经营管理人员行为合法性监督的监事会工作，应当明确公司监事任职的积极资格，提高监事的任职条件。对监事人选要有基本素质、从事资格的要求，例如要取得会计师、审计师、律师资格或有关专业的学历要求等。以保证监事具备相应的职务素质、知识结构和工作经验，有能力完成监督工作、履行监督职责。同时，也要建立对现任监事进行定期考核的制度，淘汰那些不合格、无能力胜任监事工作的监事，也使在任的监事有了压力，自觉地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

3、完善职工监事行使监督权的保障机制

在监事的选任上，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监事除了由股东代表担任外，还必须由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担任。出发点是好的，也紧跟了世界公司立法让员工参与公司管理的潮流，但问题就在于过于笼统，不具体，执行起来有困难，达不到立法者当初所设想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在公司法上对此予以具体的规定，如对选任的方式和程序以及撤消的条件、程序等，让其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使公司职工能切实深入到公司管理中来，有效的履行监督职能。

此外，要想真正发挥职工监事的监督作用，就必须消除处于董事、经理从属地位的不利因素，当然要改变这种从属地位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来消除董事、经理对职工监事的不利局面，这种制度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1）职工监事在任职期间，非经选举产生职工监事的职工民主机构（工会或职工代表）同意，不得被开除、辞退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不得变换；（2）职工监事离任后三年内非经职工民主机构同意，不得被解聘或改变工作岗位；（3）非经职工民主机构同意，职工监事在任职期内和离任后三年内，不得晋升职务、不受额外的加薪。第1、2条规定旨在防止董事和经理的报复行为，消除职工监事行使监督权的后顾之忧；第3条规定意在防止董事和经理的拉拢、腐蚀行为，避免职工监事因被腐蚀而放弃监督职责。这样，职工监事既不会因惧怕董事经理而不敢行使监督权，也不会因企图从董事经理处获得额外好处而放弃行使监督权；相反，其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如果不积极行使监督权、维护职工利益，就得不到职工的满意，因而也得不到来自职工民主机构的保护，并有被解除监事职务的危险。这样，从职工监事的自身利益来分析，积极行使监督权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3】

4、健全监事会激励机制

良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提高监事会监督的动力和积极性，新《公司法》仍然欠缺对监事的报酬及相关激励机制的规定。应该建立监事会监督考核指标体系，提高监事的报酬，甚至给予一定的股票期权激励，对履行监督职能而必须的费用，公司必须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避免受制于经理层。但必须注意的是，监事的激励不能以公司的经营业绩作为唯一标准，否则，可能导致其行为扭曲，甚至和董事合谋，使公司行为短期化，偏离其功能目标。

改革监事的薪酬机制，这里特别应注意的是监事的薪酬方案应由独立董事为主组成的薪酬委员会提出，并经股东大会最后决议通过。惟有这样，才可能改变以往监事由“被监督者”定薪酬、向“被监督者”拿工资、底气不足的境地，只有保证监事在财产利益上独立于“被监督者”的董事与经理，才能改变他们之间的“人格”上的依附关系，而人格的独立正是正常行使监督权力的前提之一。

5、构建完善的监事责任制度

由于我国监事的职权十分有限，与此相对应，我国公司立法上的监事责任制度体系也十分不完善。从我国的公司实践情况看，监事违反法定职责的行为主要表现在怠于行使职权，即不作为。而在已被揭露的不少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治理腐败行为和财务欺诈行为的案件中，我们听不到监事的声音，他们大多选择了沉默。在这方面,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强化监事的个人职责及过错责任制度，使其履行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监事会权利的增加必然带来其义务和责任的增加。我国《公司法》只对监事违反其义务、滥用职权、侵占公司财产等规定了法律责任，而对监事不履行监督职责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消极行为，缺乏相应的处罚规定，同时对监事的法律约束的规定也不够充分。因此，应当强化监事的个人职责，监事不得违反其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如果监事明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违法、违纪行为而不及时检举，应当将其免职。若怠于监督而致使公司受到较大损失的，应当追究监事的民事赔偿责任。对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错误决策监事应知而未及时劝阻或提出反对意见，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应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等等。

6、建立监事的自律组织

除了通过法律作出基本的制度安排外，设立自律的监事协会对于加强监事的培训和自律，从而发挥监事监督机制能起到促进作用。通过设立监事协会，一方面，可制定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来弥补法律制度的不足，用道德力量规范监事的监督行为；另一方面，统一安排监事的专业职能培训，组织学习研讨，促进监事执业能力的提高。

目前，我国大部分公司的监事会形同虚设，与我国要建立一套完备的、适合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是相违背的。因此，有必要从立法角度入手，不断地完善公司监事会制度，从而推动公司立法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梅慎实：《现代公司机关权力构造论-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李建伟：《论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完善--兼及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关系》，《法学》，2004年第2期。[3] 王新红：《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制度的完善》，《经济体制改革》，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