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人数钱也替自己赚钱

第一篇：替人数钱也替自己赚钱

不知不觉间，越来越多的老外不远千里来到了上海，除了旅游观光，他们中不少人还干脆留了下来，因为他们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钱途”。

胡润———替人数钱也替自己赚钱

都说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胡润———这个为中国富人数钱的英国人，究竟是如何在上海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创业的呢？

胡润说，自己打造中国百富榜的目的之一是造就属于中国的创业神话。当比尔·盖茨以其传奇般的创业经历，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时，胡润觉得，中国的每个富翁诞生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同样值得学习的致富故事。学习他们，不单是看他们赚了多少钱，还要学习他们的创业精神。于是胡润挑起了这个担子———1999年，胡润辞去了在上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会计师工作，成立了只有5名员工的公司，和他的助手编排中国大陆首富企业家排行榜，并在美国《福布斯》杂志以英文形式刊登。这看似荣耀的工作并没有给胡润带来财富。每年10月份，胡润都会把中国富豪排行榜交给福布斯，换来应该支付给员工的薪水，基本上不赢不亏。据说当时福布斯所付的稿酬还不如安达信一位秘书的年薪。早已发现光靠替别人打造百富榜赚不了多少钱的胡润，开始有了单飞的打算，并向其他方面进军，例如出书和开论坛。2003年1月，胡润离开《福布斯》加盟《欧洲货币》，任《中国大陆首富榜》创制者，并在一直在杂志封面上印上“百富”字样，力图打造个人品牌。

今年年初，胡润带着他的团队正式离开《欧洲货币》，开始单飞生涯。全心打造百富榜，并将其刊载在自己的《百富》杂志上。不过，《百富》杂志并未在内地发行，主要是赠阅给进入富豪榜的人士和一些知名企业的董事长。即便如此，杂志广告收费也高达20万元/页。

因为打造多年的个人品牌已深入人心。胡润———这个洋和尚凭借熟练的自我宣传和独到眼光，在中国打下了属于自己的江山。

在上海工资更高

谢歌文，maxxium洋酒公司品牌经理，看名片上简简单单印着的中文名字，很难联想到这是一个标准的法国女人。

这又是一个很早就到中国的“中国通”。早在1992年就在成都留学。不知道是不是法国人的天性使然，谢歌文在中国的事业发展总是和“吃”有关。完成学业之后她回到了法国，可她发觉那里并没有给她很好的发展空间，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其实很难，于是不久她又回到了中国，这次她选择了上海。在一家纺织公司干了不久，她就跳槽去了葡萄酒公司。

三年前又到了现在这家堪称奢侈品的公司。换了三次工作，公司一家比一家大，薪水也自然是一家比一家开得高。虽然工资领的是人民币，但她很肯定地说：“比在法国工资高”。

能让自己在中国的事业发展的如此顺利，谢歌文自然有自己的诀窍：“选择公司，一般自己有三个标准：一是适合自己的兴趣和所长；二是公司规模足够大，比如是国际性的跨国公司，当然还要行业前景好；三是看他们给自己的发展计划和空间。”

找到了自己满意又喜欢的工作，她也真是没有懈怠。就是闲暇时和朋友聚会也常常以品酒为主，去餐厅吃饭她也会不自觉地了解哪个餐厅的美食更适合哪类美酒，有时还真的推广了自己公司的产品。周末加班她也习以为常，因为那是开餐会、推销产品的好时间。今年她们公司的香槟酒就比去年翻了一翻，葡萄酒也增加了30%。这个当初自己看好的在中国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正带着她一起成长。

至于在上海会呆多久，她并没有给自己一个期限。看到最近两个国外的朋友在上海开公司创业，她反而表示，她只有回到法国才会自己创业，那时她可以把中国的东西卖到法国，做做中外贸易她应该是得心应手吧。

“我天生就流着商人的血”

那年看着浦东一天天崛起的高楼，看着一个个跨国公司的进驻，裴嘉思，这个自称天生就留着商人血的年轻人，因为他的祖父辈和父辈都是商人，从小耳濡目染的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钱途”：他肯定是这些公司喜欢的人才。果然，凭着双语的优势和自己的专业所学，他很快在上海的职场上打出了一片天地。

虽然没有哈佛的招牌，可几年后，从阿迪达斯到fila，身为执行董事的他，职位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哈佛出来的同学，所以回到美国他也不能不骄傲。为自己当初的眼光和选择，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嘛，占了天时，还求地利啊。这几年运动品牌在中国的迅速发展，也正好给了他一个事业发展的机会。

看着今天还有许多的上海青年不远万里去国外求学，他的建议是不鼓励不支持，除非是特别好的名牌学校。毕竟现在上海的机会比国外多，还是看看他自己的选择吧：娶了一位能干的中国女孩为妻，因为她太能干了，比如受她的影响买了房，现在不要让太多老外朋友嫉妒哦，而自己当初骄傲地一掷千金买下的车可就折旧不少了。如今育有一女的他们，对女儿的钱途也有一点小小打算。比如，最好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那样的话，回到美国也会前程锦绣哦。

老外在上海

做教师：如今各种学校里都活跃着老外的身影，他们一方面教外语，一方面也自己学中文，在了解上海的同时，伺机等待更好的发展机会；

高层管理：因为熟悉中国和中国市场，又能很好地进行双边沟通，所以他们的职场机会着实很多，有点鱼入大海，游刃有余的感觉；

自己开公司：在帮别人引进产品的同时，有人自己也开起了公司，其中以贸易和自己所长为多，颇有特色，可以赚中国人的钱，也可以赚赚同胞老外的钱；

自由职业：也许机会太多，所以很多人并不急着给自己一个束缚，他们喜欢东看西走，凭着兴趣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每隔几个月，自己都是不同的身份，很新鲜也很刺激，毕竟学到不同的东西，而且也都有不错的收入。

第二篇：陪人逛街也赚钱 创业项目新方向

陪人逛街也赚钱 创业项目新方向

化妆品加盟：

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女人的天性还是一样没有改变，逛街永远都是女人最热衷的事情但是她们的男人却总是对此叫苦连连，甚至有些高档的商场别出新意的推出了“老公寄存处”等专门为男士提供的等候区。随着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加重，也衍生了一种新型的创业模式——陪人逛街。这是当代大学生创业的一种热门趋势，用零投入的时间付出来换取丰厚的利润报酬，给那些因为老公没时间陪女伴逛街的女人提供了便利服务。但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认为的陪吃陪玩等三陪服务，也需要一定的职业素养，而且没有性别差异，女性可以成为色彩顾问，男性则可以兼具成为拎包跟班。

毕业于纺织院校的小杨，凭借对色彩和设计的爱好，硬是闯出了一条生财之路。虽然小杨目前月进账只有2000元，但她对这个行业非常看好，还计划在网上开色彩店，专门帮人代购、淘东西，希望自己成为“色彩专家”。

小杨身为90后，从毕业后就待业在家，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满意工作，而自己对穿着打扮又很有研究和讲究，在常年的积累中也练就了一番功夫。最初是在网络上帮别人进行衣服搭配，收效很好，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屡屡因为没有工作经验而面试失败的打击之后，开始了新的创业方向的选择。在通过网络的交流沟通之后，网友们都请她组团一起去实体店逛街淘靓衫。小杨的名气渐渐打响了，收入也渐渐“丰满”起来。

如今找她陪逛的每周都有三四十人，需要提前一星期预约才行。盈利模式是收取佣金，对方消费100元，就给20元佣金。

根据调查发现，很多人会在看到20%的佣金比例后都觉得很贵，难以接受，而随着口碑宣传力度的增大，而且经过实践之后，发现很有价值，也慢慢的被接受，而小杨则在一年的时间内摸透了市场行情。

第三篇：职业股民赚钱也痛苦（xiexiebang推荐）

职业股民赚钱也痛苦！

1.在一年又一年的风险生涯里，在一次又一次的诱惑中，总是需要极力地克制着人类那与生俱来的恐惧与贪婪，以防稍有不慎，便铸成大错。

2.而为了追求精神或宗教意义上那个最终的和永恒的完美境界，选择孤独与寂寞以领悟股市奥秘

3.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不被人理解，身边的人常会给套上疯子、赌徒或不务正业的帽子来打击，增加内心中原本已经深深埋藏的痛苦。

4.在漫长的一生中，固然在每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之后，股民都只能将那份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

5.然而即使是每一次成功的经历，在别人看来，却也只不过是几个枯燥乏味的数字罢了。

6.而那闪耀着自信、勇敢和智慧交织的光芒的胜利喜悦和欢欣，都无人与之分享，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深深的痛苦！

总结；尤其中国的职业股民 就算每年收益不低 也是何等艰辛！

第四篇：因为自己也感兴趣

因为自己也感兴趣，于是就帮你查了查，你看看吧

90年代以来，日本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常引人注目。那么，这种变化的“原型”是怎样的，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如何，未来会向什么方向演变？本文试对其加以探讨。

一、战后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内涵(一)战后价值观的确立所谓价值观，是人们在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之下形成的对社会行为进行是非、善恶等意义判断的总和。笔者认为，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对国家、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对家庭的认知和态度；对自身精神和物质追求的认知和态度。尽管由于社会阶级、阶层、社会地位及生活水平等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群中间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观，但一个社会特别是在稳定时期的社会，必然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不然社会就难以保持统一、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也存在价值观的交叉和共有的可能性。在战前的日本，绝对效忠天皇、国家，为了天皇和国家而奉公灭私甚至献身的观念一直占据日本人价值观的中心。与这种观念相互关联、并从基础上支撑之的是传统的家族观念和个人生活中的禁欲主义。但是，战败的事实证明国家执行了一条错误的与世界为敌的路线；而且，作为献身目标的天皇，也于1946年元旦发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自己剥下了罩在身上的神秘面纱。这使当时的日本人一时失去了效忠的对象。另外，由于日本处于被占领之下，失去了主权。由盟军总部民政局对教科书实行检定制度，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就被删去或被涂抹。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强调个人价值的价值观通过各种途径被介绍和灌输进来。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新旧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与交替，再加上当时人们由于缺吃少穿，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使战后初期的日本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价值混乱。然而，进入50年代，日本已度过了战后初期的艰难阶段，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渐渐步入正常轨道。这时，社会的发展开始向人们提出新的要求，即建立与社会的安定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从这一时期开始，日本统治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相继制定了劳动关联法案、罢工规制法等，对工人运动和罢工加以限制，使用国家机器这个手段来致力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方面也认识到，为了使企业获得长远利益和持续发展，必须保证工人对公司的忠诚，不能轻易解雇工人，从而开始实行终身雇用制。这使公司与工人的关系为之一变。由于企业与职工关系的相对固定化，再加上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职工可以从企业等工作场所得到自己预期的东西，这大大密切了职工和企业等的关系，使过去人们对国家的忠诚转变为对工作场所等共同体的忠诚。对职工来讲，企业等工作场所已不仅是劳动的场所、获得经济来源的场所，还成为充实人生和实现人生意义的场所。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再加上战后新宪法、民法所规定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原则的贯彻，以及西方文化的持续影响，导致了传统家族共同体的解体。同时，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也带来了出生率不断下降，家庭规模日渐缩小，“核家族”化迅速进展。家庭共同体的变质，促成了新型家庭观念的确立。另外，物质生活的充实、生活安定化，为人们追求和实现自身的自然欲望提供了物质条件。在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狂涛巨浪的荡涤下，个人生活方面的禁欲主义已彻底成为过去，取代之的是对个人物质欲望的肯定和性意识的解放。总之，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和提高、新宪法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持续作用和影响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重合，促成了战后日本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二)战后价值观的内涵 这样，到高速经济增长期，新型的战后价值观确立起来。概而言之，国民的价值取向从国家、天皇转向了企业等工作场所，从传统家族共同体走向了现代家庭，从禁欲主义走向了肯定物质欲望和性意识的解放。第一，“工作场所至上”。

从国家共同体、天皇走向了企业等共同体，这是战后价值观最重要的变化，也是其核心内容。例如，在70、80年代关于天皇的舆论调查中，对天皇“无感情”的国民一直保持在40%以上，为各调查项目的首位，而对天皇抱有“好感”和“尊敬”的国民所占比率也不过50%左右；而且，年龄越小“无感情”的比率越大。①这说明，作为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的权威已大大失坠。但是，必须承认，战后日本仍是一个社会、集团志向很强的社会。调查表明，日本人的“社会志向”

②一直保持了较高的水准，“社会贡献意识”也较强。然而，具体到“社会志向”的内容，却不是志向“社会正义”等与自己相距遥远的“公”的层次，而是指向自己的身边，如企业、学校、官厅等“中间”层次。③也就是说，工作场所共同体占据了社会价值的中心。

工作场所将人生价值、传统社会取向和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在日本人的社会价值取向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第二，“男主外，女主内”。

在战前的日本，家的意识、家业延续、重视纵式的亲子关系是家族观念的基本内容。战后，由于制定了新宪法和民法，“个人的尊严和两性的本质的平等”的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再加上现代化的迅速进展，带来了家庭和家庭观念的重大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战后日本的家庭也发生了如下几点变化。首先，家庭规模缩小，新式小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家。从祖父母到孙子同居的多世代同居的家庭，到高速经济增长期变成了夫妇与孩子的单世代同居型家庭（核家族）。据统计，1965年核家族的比率为68.2%，1975年已达到74.1%。④其次，妇女地位相对提高。男女平等的原则得到逐步贯彻，法律保护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和财产继承权。再次，家庭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家族制度被废除，家庭的政治社会功能和敬神崇祖的功能大大减弱，生产功能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只具有生活消费功能和部分教育功能。于是诞生了丈夫工作、妻子在家里专心家务和养育子女的性别功能分担型家庭。

也就是说，虽然战后男女平等和核家族化有很大进展，但由于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在日本的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家庭分工。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内持家，一直是战后日本人认可的带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1973年对“理想的家庭”所做的舆论调查，“性别功能分担”居首位（39%），以下依次为“夫唱妇随”（22%）、“家庭内合作”（21%）、“夫妇自立”（15%），说明日本人中“男主女从”的意识依然很浓。⑤另外，据日本总理府1987年所做的“关于妇女的舆论调查”，同意“男人工作、女人持家”这种意见的男性为51.7%，女姓为36.6%；不同意这种意见的男性为20.2%，女性为31.9%，对上述观点首肯的仍占多数。而且，这样的夫妻分工的家庭结构，也并没有给日本人的夫妻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总理府1982年对全国20—59岁的女性进行“关于妇女问题的国际比较调查”时，对夫妻关系感到满意的高达82.5%。⑥ 第三，从禁欲主义到物质欲望的肯定。

在战时的日本，不仅人们的物质欲望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性风俗也受到严格取缔。但是，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欲望得到积极肯定和极大满足，特别是性风俗的变化，令人吃惊。

首先，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物质的不断丰富，大众消费社会的到来极大地刺激和扩充了日本人的物质欲望。从60年代的“三种神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到70年代的“3C”（彩电、空调、私家车），从“厨房革命”到美国消费文化的登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断发生革命，对物质欲望的追求也不断在满足中攀高。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人所指出的对精神、心灵的追求不断降低和丧失的问题。

另外，对性自由、性解放的肯定也在一步步扩展着。50—60年代，日本社会围绕着性道德、性描写、性生活发生了很大动摇。关于性表现的自由，象征性地表现了新宪法下权利意识增强的是“查太莱审判”。1959年，因翻译出版英国作家D.H·劳伦斯的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翻译人和出版社遭到控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翻译者和出版社社长被判有罪。但围绕这个问题，全社会爆发了如此量刑是否侵害宪法的基本精神的争论，结果成为围绕性问题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

1960年，《性生活的智慧》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到1966年卖出了152万部，引起很大社会反响。

但是，价值观的变迁，也并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会在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突变。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的调查，在1973年，对婚前性关系认为“不可”的仍为58%，认为“订婚后可以”、“有爱情可以”和“无条件可以”的分别为15%、19%和3%。1988年上述各项的结果则分别为39%、23%、31%和4%。⑦由此可见，就是到70、80年代，日本人的性解放意识虽有上升，也并没有达到泛滥的地步。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谓战后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也只是相对而言。实际上，战后价值观在形成和确立之后的几十年间，也在随着战后社会的发展和美国文化之风的侵蚀，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这无疑为90年代后的深刻变动打下了基础。回答人的补充 2009-08-18 09:55

二、90年代以来的变化

(一)社会环境的变化

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萧条，金融危机、奥姆真理教事件、阪神大地震等彻底打破了日本的“安全神话”，日本人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使日本人的价值观又面临新的考验，发生着重大转折。社会经济环境的最重要的变化，是由于经济陷入长期萧条，逼迫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首先，过去按工龄和年龄决定工资的日本企业，近年来为了有效分配人员费用和改革职员的意识等目的，纷纷导入年薪制。这是以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为代表的日本式就业形态正在崩溃的表现。不管年薪制的内容如何，现在实施能力主义、实绩主义的工资制度及着手研究实施的企业在不断增加。

另外是工资体系的改革。例如，小田急电铁公司从1997将工资制度变为“目标管理”。管理人员在年初制定当年的目标，由全体干部组成的评议会议对其进行审查，分三阶段决定月工资和业绩奖等。在三井造船公司，已经从1996年5月改变管理职位的工资制度，即将工资的2/3作为能力工资，奖金也随业绩而变动。从业人员的意识也在发生变化。1996年8月，综合生活开发研究所以男性上班族为对象进行的舆论调查表明，对能力主义化持“不能简单肯定”、“有疑问”等否定性评价的人约占45%，“赞成”的为54%，肯定派占上风。而且，从年龄层来看，40岁左右的中年层比青年层支持率更高。对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的修正和改革，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职工和企业的共同体意识，使职工对工作场所的忠诚心发生质变。

经济不景气和社会不稳也引起了家庭的变化。一方面，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破产者和失业者增加，这对不少家庭的生活产生影响，造成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在企业改革的大潮中，随着企业忠诚心的变质，产生了回归家庭的潮流，家庭的避风港功能增强。

而且，近年来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妇女就业的增加。由于受西方女权思想和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以及家用电器的普及使妇女从繁重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再加上少子化的进展，不少妻子自立自强的意识日益增强。她们开始不甘心做丈夫的附属，许多人走出家门步入社会，走上了工作岗位。这在客观上增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促进男女平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自然受到冲击。

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必然会带来日本人价值观的变化。(二)“讨厌的忠诚心”

在企业逐渐改变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不断采取大规模的裁减人员措施来压缩成本的现实面前，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心发生很大变化，是非常自然的。

对“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的舆论调查，是观察日本人对企业等忠诚心的一个重要指标。日本总理府多年来一直进行这样一项调查：“你认为今后日本人比起个人利益来应重视国民全体的利益呢，还是比起国民全体的利益来应重视每个人的利益呢？”从总体来看，虽然认为比起个人利益来更应重视全体利益的人始终占优势，但90年代以来重视全体利益者比率下降（1991年为45.3%，1997年降到39.4%），重视个人利益者比率上升（1991年为24.0%，1997年上升为31.2%），二者呈接近趋势。⑧这说明，日本职工对工作单位的满足度，对社会的归属意识已明显下降。1999年，日本贸易振兴会进行了一次有关职工就职意识的调查。结果表明，即使是大企业，在5人当中就有2人考虑调换工作；3人中有2人回答“如果条件比这里好，可以考虑调离”。这项调查还表明，90%的人认为“现在提升的难度很大”；70%的人认为变换工作的目的是“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40%的人认为“工资比现在高”。这预示着，在日本企业面临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一生只在一个单位工作就将成为神话。

人们对企业归属意识降低，还表现在职工中途退职的增加上。据NHK电视台1999年5月31日报道，现在“青年早期退职”现象非常突出，3人中就有1人于3年内退职；到1999年5月31日，1年内就有10万大学、短大毕业生退职。早期退职的原因是：由于毕业时处于就职难的时代，所以不管适合不适合自己的特长、自己能否适应、喜欢不喜欢，先进入企业再说，以谋到工作优先。结果，就职企业与自己的理想、想法差距太大，需要重新寻找自己中意的企业。另外，公司的习惯作法是让年轻人和新人多干活，多加班加点，以后一点点补偿。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觉得靠不住，许多大企业都倒闭，以后谁知道企业怎么样呢？这突出地显示了职工对企业不信任和共同体意识的淡薄。另外，日本人的工作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日本人给世人留下了“工作狂”、“工作中毒者”的印象，但到了90年代，这一点也在发生着大的改观。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的舆论调查，90年代以来，“注重工作”的日本人有了较大减少，比“注重余暇”和“工作、余暇两不误”的人少了约10个百分点。如1998年“注重余暇”、“工作、余暇两不误”和“注重工作”的人各为37%、35%和26%。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人价值观念的变化。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90年代以来日本人对工作场所等共同体归属意识的变化虽然很深刻，但决不等于忠诚意识完全崩溃和彻底瓦解了。如果认为日本人对企业的忠诚心已经完全和永远成为过去，那只能说是个误解。在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以前，日本人对企业等工作场所的忠诚心的淡化，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三)处于矛盾和变化中的家庭观念

90年代以来，家庭问题被新闻媒介炒得异常火爆，无论电视还是报刊都在关注和争相报道与家庭有关的问题和题材，而且负面的东西占压倒多数，给人们造成了家庭崩溃的印象。如拥有卧床不起的老人而面临崩溃危机的家庭，由家庭内暴力破坏了亲子关系的家庭，因丈夫轻浮或妻子移情而关系紊乱的家庭，因虐待幼儿而给孩子的精神带来异常的家庭，放纵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家庭等，在这里，家庭只被说成压迫、迫害、伤害家庭成员的装置。

确实，近年来日本的家庭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未必全是负面的和否定性的。例如，“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观念日趋淡薄，特别是35岁到40岁的女性赞成这一观念的仅为20.6%（1996年版《国民生活白皮书》）。1997年，就业妇女的比率达到39.5%，接近四成。虽然妇女就业在许多方面仍然受到限制，离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有很大距离，但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却是不争的事实。家庭的个人化、多样化，也是近些年来的一个较明显的变化。家用电器等的个人化，个人用房间的普遍化，再加上“单身赴任”、孩子上私塾等的影响，家庭成员一起吃晚饭的时间大为减少，更别说经常沟通感情了。而且，社会老龄化不断发展，到1992年每10人中有1个老年人，全日本有186万老人孤身生活。

另外，家庭的多样化也在进展。非婚单身家庭、“丁克”家庭、非婚同居、单亲家庭等，家庭形态日益多样化。

从来的家庭形态有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问题，如夫妻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共同语言较少，在价值观和是非标准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由于丈夫整天忙于工作，夫妻无法进行更多的交流；特别是做妻子的，由于长期被束缚于家务中，没有机会发展自己，久而久之会感到孤独，并转化为对丈夫的不满。这些问题再加上上述各种新观念的影响，带来了离婚率的增大。

据日本厚生省人口动态统计，战后日本的离婚率在1983年达到高峰，以后有所回落，但90年代以来又呈上升趋势。如1992年有179198对夫妻离婚，超过了1983年的179150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婚后共同生活10年以上的夫妻离异的日渐增多。这种观象表明，日本的一些家庭虽然看上去夫妻和睦，但实际上缺少真正的感情交流，只是出于对子女或经济因素等的考虑，在形式上维持着家庭。因此，有人认为日本的夫妻危机不仅体现在离婚这种形式上，而且还存在于日常家庭生活中，对日本家庭的现状表现出极大的忧虑。

NHK广播文化研究所进行的有关调查结果表明，90年代以来，日本人关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以及“理想的家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女性的家庭与职业”，1998年认为“结婚后即使生了小孩也尽量继续拥有职业”的结婚与职业“两立”的人占46%，战后以来第一次超过“即使结了婚到生小孩以前可以拥有职业”的“育儿优先”的人（38%）。另外，认为“如果结了婚的话应专心维持家庭”的“专心家庭”的人为13%。关于“理想的家庭”，1998年主张“夫妻协作”的人达到45%，大大超过了主张“性别角色分担”（17%）和“夫唱妇随”（13%）的人。⑩但是，与观念的变化不太一致的是，在现实中仍是男人很少干家务，即使是女方参加工作的家庭，家务活也是以女方为主。

这说明，家庭确实处于变动之中，但是，其流动变化并不快。思考家庭问题之际的危险，是或者认为现在的“家庭”无所不能，或者宣布家庭的作用已经完全丧失。可以说，现代日本人关于家庭的认识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家庭是“得以休息和安闲的场所”，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地方，但同时也蕴含着不少内在的矛盾和危机。

(四)精神混沌的现象日趋突出

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在一部分日本人中精神混沌的现象日趋突出，这在“新新宗教热”和奥姆真理教事件中得到明证。特别是许多年轻人没有理想和远大抱负的问题，引起了许多日本人的关注，时常成为议论的话题。如不少青年人用手机的留言电话和因特网进行犯罪，许多女大学生甚至女中学生为追求时髦和高消费而卖淫，以至于一些人开始惊呼起“女中学生亡国论”。还有，优秀大学生毕业后因为怕吃苦而不愿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课程，而急于找一个条件优越、待遇丰厚的公司等就职。这在基础科学领域更为突出，甚至出现了研究生院中外国人多于日本人的现象。

另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年轻人远离理科，报考理工科的青年学生逐年减少。1986年，大学的理工科学部的报考学生为约74万人，占报考学生总数的25.6%。但是到1993年却下降到19.5%，4、5个人中就减少1人。

报考人数下降使优秀学生的入学率也必然随之减少。文部省1994年3月以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理工学部的57名学部长为对象进行紧急调查，其中77%的人认为“优秀学生变得不愿报考理工科的学部”。关于其原因，举出了“现在的大学考试不得不考虑偏差值，很难真正选择有兴趣、有适应性的专业”、“与文科比起来因实验等很忙，被敬而远之”、“文科就职后在企业的待遇好”等。

就是学理工科的人，在毕业后也尽量远离制造业。1988年，理工科大学生和硕士生进制造业的比率为约53%，为战后最低。1993为56%，也没有大的增加。关于理工科毕业生远离制造业的原因，新技术事业团的川崎雅弘专务理事指出：“（战后）制造业的地位非常高，作为制造业的核心的技术（的地位）也非常高。但是，进入80年代变成富裕的社会后，比起志向于以往的技术、产业主义还不如更快地赚钱。这种趋向在泡沫经济期更加扩大了。例如制造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平均水平比较，30多岁的职工工资相差三成左右。这样，在金钱本位主义的社会中，包括家长在内，认为比起辛辛苦苦干理工科来不如干别的人增加了。”⑪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年轻人贪图享受的实质。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8-18 10:32

一、未来的几个演变趋势

(一)工作场所价值的降低

自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后，伴随日本式经营制度的形成，日本也进入了高度组织化时代。充分就业使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有了自己归属的小集团，终身雇用制决定了工作单位内部的关系是日本人主要和长期的社会关系。但是，泡沫经济的崩溃和随之而来的各种改革，将迫使日本企业向一直给职工提供安全感的劳动、工资和保险制度开刀，并改革“日本式经营模式”。毫无疑问，现在的改革是合理的。因为原来的工资体系的特点在于：对年轻职员进行教育投资，在其成为中间层后做出超出工资的贡献，到中高年期发生贡献和工资关系的逆转，个人和企业以此维持长期的贡献和工资的平衡。但在不能保证中高年职工的高额工资的不景气时期，有必要缩短决算期间，即：对年轻从业人员扎扎实实地进行教育投资，但尽早将其收回结束长期决算，对管理者以后也要移向短期决算。这是推进日本式年薪制的理由，是合理的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减少年功的成分，向能力主义倾斜。

一些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泡沫经济崩溃以来，上班族的加班时间明显减少，下班后马上回家的越来越多。另外，比起为企业等卖命来，重视自己的余暇生活，在余暇生活中寻求人生意义的人有了很大增加。可以预料，随着各种改革措施的到位，日本人脱离工作单位的倾向将逐渐强化，对公司等的归属意识将日益淡化。未来日本人将摆脱对公司的全面依附性质，个人的自主性会日益加强。同时，公司等对个人的约束和控制也将日益减弱。

21世纪的日本人将面对更多的实际问题，其心理需求的多维性和多层次性格随着社会变革的步伐而演变，这决定了日本人对社会现状、未来发展的反应的复杂性。由于对企业等共同体渐渐失去信赖，对社会关系的需求有可能使日本人追求其他的人际关系方式。

但是，对企业归属意识的减弱，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例如，大和综合研究所在1996年4月曾设立了一年合同的“特别专门职”，以现在年收入的2—5倍的年薪对课长以上的对象进行招聘，但应聘的为零。山一证券集团也在1995年设立了完全年薪制，但录用也为零。野村综合研究所虽录用了32人，但从本企业内转来的不过数人。⑫另外，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关于“理想的工作条件”的调查，1998年举出“能与同事愉快地干的工作”的占第一位。⑬这说明，人们还在留恋习惯了的终身雇用制，还是非常重视与同事的关系的。

总之，90年代以来的改革打破了日本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步入21世纪后，日本人的价值观势必会继续失落，对企业忠诚心的淡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二)“家”意识的强化

如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以公司为家”、“工作单位至上”的价值观将逐渐淡化，人们将越来越多地离开“公司的舞台”而回归家庭，“以家为家”的价值观将逐渐升值。

到21世纪，随着社会变化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加剧和人际关系距离的拉大，日本人的温情感和安全感将越来越多地来源于家庭，家庭将成为他们获取人间温情的基本单位。

日本人回归家庭，势必导致“家”意识的加强。但是，问题是在回归家庭、强调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观的过程中追求什么。对这一点，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加地伸行认为：“虽然日本宪法提倡个人主义，但这成了利己主义。另一方面，因提出个人主义，无论在法律还是在社会道德方面，都向家族主义解体的方向推移。„„这样的话，结果我们日本人所依据的只能是传统的儒教式家族主义。”⑭在这里，总让人自然地感到战前家族制度的影子。

在传统的“家”观念中，家的本质不是物质的居住和生活场所，而是由血统、家世组成的，是有生命的、有精神的严肃的存在。家既是生命之本，又是生命的延续，是将祖先与父母、子孙连为一体的连绵不断的综合体。这恰恰与战前的“万世一系”的皇国史观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如果试图通过提高家庭观念来恢复这种“家”意识，那是与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未来的家庭意识，应通过强调加强夫妻和亲子关系，以家庭内平等和互相尊重，提高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形式出现。这样，才能使人们在家庭中品尝到真正的温情、和睦和幸福，并有效防止由“家”意识的强化滑向新国家主义。

总之，确立自我、回归家庭将成为21世纪日本人价值观的一种发展趋势。(三)性“解放”意识的进一步蔓延

进入90年代，不知是否受到“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日本人的性意识也呈现了“崩溃”的样态，一发而不可收拾：从90年代，出现了出版物对全裸体的解禁（1991年）、从经营青年女性穿着过的“少女服”的商店到“援助交际”的社会问题（1993年）、海外输入黄色录像热（1995年）、“失乐园”热（1997年）等，在性风俗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热”。

另一方面，围绕女性的性风俗，从“电话俱乐部”到“援助交际”，特别是被称为“女高中生”的年轻女性的性方式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当然，“援助交际”等所提出的问题，既不仅是性风俗的问题，也不能还原为“青少年健全育成”的问题，毋宁说这是理解世纪末日本的一个关键词。“女高中生”的性问题，是日本社会整体的问题。

对“援助交际”等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既有站在妇女解放论的立场批判买卖春和性的商品化的，也有主张“孩子的性”应由其自己决定、大人不应保护和限制的意见。但是不管怎么说，90年代以来日本国民的性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据NHK传播文化研究所关于“婚前性关系”的调查，1993年回答“如果是深深相爱男女可以发生性关系”、“如果已有婚约关系的话可以发生性关系”、“办完结婚仪式以前不应发生性关系”的人分别为35%、23%、32%，但到1998年一下子变为43%、23%和26%。⑮21世纪就要到来，日本人是否也会迎来一个“性的新世纪”？难以妄下论断。但是看看眼下的势头，恐怕谁也不能阻挡住“性解放”的潮流。

至于意识形态我没找到也不大了解了。嘿嘿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8-18 11:08 日本人的几种意识

10月11日至11月7日，我随“中国基层青年工作者访问团”对日本进行了为期28天的访问，我所在的地域振兴分团一行25人先后访问了东京、大阪、广岛、京都四个城市。在这短短的28天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每一个景对我们来说都是那么新鲜，但是日本高度发达的经济、巨大的社会财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冲击，真正令我们所思所想的是财富之外的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敬业、自律、讲究礼貌和社会公德，并由此给社会创造出来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日本人的敬业意识

从到达日本的第一天开始，团员每天就会收到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几点到几点干什么，行程安排几乎能精确到分。在日本期间常陪伴我们的是日本青少年财团能力开发协会的常务理事松尾笃、事务次长堀添英人和国际协力事业团的协调员铃木三惠子、植田臻。作为组织整个活动的“灵魂”，松尾在我们访日期间一直“身兼两份工作”：能力开发协会每天的工作和安排、陪伴我们的工作，他常常在一天活动结束、送我们回饭店后继续去上班，或者在早上来饭店接我们时已经开完了能力开发协会的早会。堀添英人是个24岁的小伙子，被团里的所有成员呢称为“小弟弟”，但这位小弟弟却常让团员刮目相看。有一次，在参观完国会议事堂后中午用餐，不知是何原因，那天的盒饭少了一份，已经在一个饭盒前坐下的堀添发现后，立刻表示他肚子不饿，可以不吃。

记者事后曾问植田臻，他为什么不向工作人员提出来(安排我们午餐的工作人员就在旁边)，要求再增加一份？植田臻说，从堀添来说，也许根本不想因为此事给任何人添麻烦，更不想因此而影响大家的下一项安排。铃木是个个子不高的女士，在陪伴我们时，大家发现她几乎一直在奔跑，谁有一个问题要问她，只要叫一声“铃木”，她就会立刻跑过来听你讲话；无论是我们在乘坐地铁还是在参观旅游，铃木的眼神总是在警觉地张望，惟恐落下了谁；车一停靠站台，她第一个跑下车，站在那里挥舞手臂，让大家跟她走。植田臻是从上海旅居日本的中国人，她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高超的翻译水平以及绝不亚于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也使我们深为感动。

日本人的敬业精神是完全体现在他们对工作的精细安排之中的。在日本28天，“迟到”两字从我们的生活辞典中完全删去，我们每天按照日程表上安排的时间进行活动。更精确的是，每天活动结束的时间也能如日程表所示。临回国时，国际协力事业团给我们开总结会，请团员谈访日感想，这种最不容易把握时间的会议由于日方事先确定好了发言人数、发言时间、发言主题，使大家一扫平时开总结会时的拉拉杂杂，会议在原定的中午12点时准时结束。

日本人的服务意识

在日本，在任何场合是不用担心“露怯”的，因为任何地方都有详细说明。在坐新干线的列车时，每个座位的背后都表明了所在车厢和周围几节车厢的设施，注明厕所、垃圾箱、电话的位置，这些设施都用图案表示，如一男一女并列的图案，在燃烧的烟头上打上斜杠的图案，在说明的最后一行，又用日文、英文特别说明这些图案代表什么，如一男一女并列表示厕所。

日本的地图也十分周到体贴。走过一两条街，在街口就会有一张指示周围区域的地图，地图的设置不是上北下南之类的，而是空中俯拍式的，人冲着地图，就能立即找到前面、背后、右手边、左手边是什么，有人戏称，这是傻子都能看懂的地图。

日本的饮食可能不一定对中国人的胃口，但进日本餐馆点菜却绝对没任何担忧。每个饭馆门口都有一个橱窗，里面是用蜡做的完全逼真的食物，展示出来的食物内容、形状、数量和实际端出来的完全一样。橱窗里没有陈列的，还可以看餐馆内的拍成照片的菜谱，要花多少钱、是什么菜品，在吃之前就已了然于胸。

日本人的质量意识

刚到日本上街购物，面对满大街琳琅满目的商品不知孰优孰劣，同行的“日本通”告诉记者，日本没有假货，你只管放心购买就行。28天下来，发现这位“日本通”所言不差。从外表看两条一模一样的珍珠项链，一条标价2000日元，一条标价20万日元，那2000元的一定是人造珍珠，而20万的则是天然珍珠。看看商品的标价，消费者大致就能猜出商品的档次。

仅仅用不卖假冒伪劣产品来评价日本，恐怕还远远不够，实际上，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几乎已深入到骨髓里。记者的民宿活动是在中川常一郎先生家度过的(民宿即到日本人家中吃住，体验日本普通家庭的生活)。中川先生在大阪府的和歌山县买了一幢2层别墅，一进房门，只见木地板、墙壁、厨房、卫生间都平整、光亮如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刚买的房子。但中川先生的回答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在此已住了11年！在日本，房地产商销售的都是装修好了的房子，中川先生入住时只需买一盏灯。据中川先生介绍，他还没听说过谁家房子在住了一两年后出现木门、木地板变形、墙皮开裂之类的“事故”，如果真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房地产商在10年内会给予免费维修。

在日本，最舒适的是上厕所。无论是在饭店、商场，还是地铁车站或街边小饭馆，进到任何一家厕所，墙壁、地砖、卫生洁具等都锃亮洁净。在日期间，没有见到一个水龙头跑冒滴漏，也没有马桶漏水或厕所门插销坏了之类的“别扭”之事，而且所到之处，厕所均无异味。日本劳动力奇贵，公共场所的厕所很少见到有人站立一旁随时清洁，记者曾好奇地询问一位日本工作人员：厕所为什么没有异味？她回答说：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洁具本身具有除臭功能，二是洁具表面制造得非常光滑，水能将污物冲洗干净，三是下水道设计得非常科学，不返味。

铃木三惠子曾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日本人的质量意识，她说，如果美国人首先发明了电梯的话，那他们可能会满足于电梯能上能下就行了，但日本人一定会改造它，让电梯在停靠时，与楼层完全处在同一平面上。

日本人的自律意识

日本是地铁极为发达的国家，在东京和大阪，地下都是空城，从地面上任何一栋高楼往地下走，都能通向地铁车站。去往较远的城市时，还有高速的新干线。但无论是在拥挤不堪的地铁车厢里还是在新干线的火车上，都见不到一点垃圾。在车站站台，会经常看到人们手里拿着饮料空罐、废报纸等各种垃圾下车，并将这些垃圾分好类后投进垃圾箱。记者曾在地铁车上看到一位父亲拿出纸巾给感冒的女儿擦鼻涕，擦完之后，坦然地将那沾满鼻涕的纸巾放进了他的公文包里。

排队是日本的一景。乘车排队、在公园里游乐排队、去餐馆吃饭排队、上厕所也排队。记者在大阪住宿的格兰维亚大饭店地处市中心，在地下购物和乘车的人十分繁多，饭店一楼的厕所也就常常排着长队(在日本，宾馆、饭店、写字楼等厕所都免费向社会开放)。到此“方便”的过路人只要看见厕所大门外有一人等候，就会跟随在后面排队，从里面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那安静和耐心的样子很难看出来是急着上厕所的。在日本乘滚梯也排队。所有站在滚梯上的人都不约而同地靠左边站立，留出右边的通道给那些在滚梯上还要行走的人。

在街上有一个有趣的景象是许多女孩提的手包都是没有拉链的。手机、钱包、照相机等一览无余地放在敞着口的包里。女孩们就拎着这样的包挤地铁、逛街。与此相同的另一个景象是，在东京和大阪，地上地下都是鳞次栉比的小超市，里面的商品一直摆到了大门外，既没有工作人员看守，也没有防盗磁、防盗门之类的仪器把守，但据说失窃率并不高。

日本人的未来意识

在日本，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老一辈的人批评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理想，到底什么是理想？在大阪接待我们的大阪府青少年活动财团的一位负责人解释说，不能说每一个日本青年都没有理想，但是大多数青年人没有具体的生活目标。很多年轻人坐在老一辈的成果上，没有考虑自己将来如何去奋斗。这位负责人说，现在的年轻人也比较自私，他们只考虑自己将来会怎样，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而不考虑将来的社会会怎样，世界会怎样，像现在日本的政治选举，青年人很少会去投票。

确实，现在日本青年的开放和现代感已经大大超出了中国人的想象。在东京街头，找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远要比找一个黄头发的年轻人困难得多。不论男女，几乎个个都染着黄头发。在街头，还可以经常看到一些鼻孔、嘴唇上穿着环子的年轻人招摇过市。穿着鞋跟高达15厘米的长筒靴的女孩更是街头一景。穿着这种鞋子，走路几乎摇摇欲坠，连迈个大步都困难。在东京的原宿，那些脸上涂得乱七八糟、打扮得非人类的年轻人更是让人匪夷所思。日本青年的开放和现代不仅表现在外表上，实际上，他们的内心也越来越远离日本的传统观念。

但这些并不意味着日本青年完全活在自我之中。日本有一支名叫青年海外协力队的队伍，日本政府定期在全国招募各行各业具有一技之长、志愿到海外艰苦、贫困地区从事无偿技术援助工作的青年，这些青年不拿工资，政府不给推荐工作，援助工作一般任期两年。截止到1999年底，日本已向中国派遣了369名海外协力队员，足迹遍及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记者在日本遇到了曾到中国从事这项事业的坂本毅先生。1991年，他到中国内蒙古的东胜煤矿的一所学校无偿教授日语，从条件优越的日本来到这个冬天滴水成冰、上厕所要去户外公厕、不能天天洗澡、每天都吃土豆羊肉的地方，坂本毅先生有着很大的不习惯，但是两年任期满后，坂本毅先生却选择了再延长一年，好把他已交了高

一、高二的学生再教到高三毕业。他说，在中国的三年，使他明白了有钱并不等于幸福，他从东胜人邻里之间富有人情味的相处，东胜人的乐观快乐感受到了最淳朴的幸福感。一个人，要抛弃优越的生活，去吃苦无偿地为他人做事，这是需要相当勇气和奉献精神的。

当然日本绝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目前他们也面临着一大堆社会问题，就像我们一方面看到女士提着敞着口的包上街，另一方面又在大阪亲眼看到接待我们的负责人的装有诸多贵重物品的手提包被偷走。听说日本社会现在的恶性案件也比前几年有明显的上升。就在我们到达日本前不久，一位青年就劫持了公共汽车，导致一人死亡。但是日本的繁荣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在这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背后看到了一种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那是一种不需要我们任何物质投入、却要在精神上付出巨大努力的意识，而这种意识最终又能创造出无价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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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高中同学大学竟自己赚钱穿名牌

高中同学大学竟自己赚钱穿名牌，原因却是......上了大学以后，高中很多的同学都逐渐失去了联系，记得大一开学是九月份，然而十一放假就紧忙操办着同学聚会，才分开一个月就甚是想念。看看现在呢，不但没有同学聚会，连毕业照上同学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了。但我仍然还记得班上的小A，有一阵子我们关系很要好，她长得还算漂亮，学习成绩优异，就是家境不是很好，所以她常年梳着马尾，衣服零星几件，每一件都是洗得褪了色的那种，跟班上的其他女生比，她显得格外平庸。

我知道她其实也是一个爱美的姑娘，只是没有条件去美，她羡慕班上其他家境好的女生，甚至还跟我说起过以后想要过自己想买什么就能买得起的日子。

小A当年暗恋我们班的班长，我就叫他小H吧，小H算得上我们班的男神，长得好，异性缘好，家境优越，重点是学习成绩还好，真是没有天理了。高三那一年，小A和小H被分到了一桌，当时班上每一个人都在为了高考做最后的努力，都无暇顾及情感上的事，小A和小H算是共同努力，互相鼓励，没有听过有任何的感情传闻。直到大学十一放假的那次聚会，小A和小H牵着手一同来参加了，那时我们才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哎呀呀，隐藏够深啊！~~据说是高考后，小A跟小H表白了，小H同意了。（那么顺利呢？！小H可是我们的男神啊~好吧，还是祝福他们吧。）以为大学毕业以后能收到他俩的结婚喜帖呢，可是直到前些天和小A的一次偶遇......大学可真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啊，三年不见，我都认不出来她了：一头栗色微卷发，一身名牌外加coach的包包，明显化了淡妆，整体看起来，漂亮，有气质，简直就是韩剧里的女主。如果不是老同学，完全不会把高中时候的她和现在的她联系在一起。然后我龌龊了，难道她是被包养了吗？她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完全承受不起她现在的装扮开销啊。

她叫得我一愣，等我回过神来，她已经走到了我身边，问我：“**，好久不见了啊，你是一个人吗?一起坐坐？”心想也好久不见了，于是我们就进了旁边的一个咖啡馆，每人点了一杯咖啡，我先挑开了话题：“这几年怎么样啊？看你变化好多啊，你要不先叫住我，我肯定认不出来你了。”她笑了笑：“还好吧，我正朝着我想要的生活努力呢！”然后指了指coach的包包和iPhone7。弄得我一脸吃惊地问她：“你才大三啊，你拿来那么多钱？？”然后她向我说起了她的赚钱经历。

她说道：“其实我和小H在大一下半年就分手了，我们的大学没能在一个城市，他在武汉，我在北京，本以为能克服异地，但是他在武汉有了新的女朋友，当时我深痛欲绝，只要闲下来就会想起他，后来我室友给我推荐了一个APP——Tbuylink时间商城，告诉我只要把闲下来的时间挂在这上边，可以去兼职换一些钱，也可以通过技能交友的平台交好多有相同兴趣爱好的朋友，或者你想学习其他的技能，可以通过培训平台去参加培训，也可以通过技能交友的平台做到‘技能互换’，在提高自己的同时也没有时间去回忆那些痛苦的往事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吃的用的全是我自己在这个平台上卖时间赚来的，现在都不用家里给生活费了。我还打算多赚点钱，学费也不用家里出了。”

What？这么好的APP

??

不说了，我要去下载Tbuylink时间商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