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的再思考

第一篇：关于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的再思考

在《关于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的思考》一文中，笔者提出，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能够实现双方工作资源共享、工作相互促进、达到互利互惠目的。具体说，就是通过衔接，一方面人民法院在保证公正与效率前提下减少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组织通过参与民事诉讼调解，强化业务素质，提高调解业务水平。双方各得其所，最终实现双方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实现衔接要解决“指导部门要有想法；实现衔接要有办法；具体作为要有章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现在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和资料看，实现衔接不但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且十分紧迫。

一、最高法院出台的两个规范性文件使得衔接成为可能

首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04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提出了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并形成《意见》。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紧密结合实际，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针对司法大检查中查摆出来的问题，制定落实司法为民、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具体措施。其中，《意见》第十七条的内容就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其具体表述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是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环节。人民法院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若干规定》的精神，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进一步研究完善衔接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注意引导群众重视人民调解的作用，积极以简捷经济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要积极配合当地司法行政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纠纷的技巧。”《意见》第十七条明确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完善衔接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的工作要求，使得两种调解的衔接有了依据，不再只是原本司法行政一家的向往和盼望。

其次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04年８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０４〕１２号）中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第二款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对于经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当事人一方不服诉讼到法院的，原调解纠纷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成为“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他们可以被人民法院邀请，协助进行调解工作。不但能够协助进行调解，而且，根据第二款规定的有关精神，在协助调解人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也依法予以确认。如此一来，它为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法院从事诉讼调解工作开辟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法院诉讼调解工作前景光明。

根据以上精神，我认为，司法行政和法院两家联手共创大调解局面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进行实质性接触和磋商，共同磋商和制定实施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的具体工作意见。

二、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工作刻不容缓

在人民调解实际工作中，调解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亟待提高。而作为对人民调解工作有指导义务的人民法院及其人民法庭，在实现衔接后就能更方便地履行职责，并不断总结经验，深入探索研究，切实加强和改进指导工作。依法调解是人民调解工作的生命所在。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人民调解组织怎样才能找准双方争议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怎样才能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怎样才能找准法理与情理融合点，综合发挥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双重作用？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急需人民法院的指导和帮助。虽然引导当事人依法达成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最终目的，但在调解协议书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形式上的，有实质上的，问题不一。我们寄希望于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就是想借力更好地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三、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工作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是衔接的范围问题。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是否仅限于起诉到法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还是像司法行政部门所期望的那样：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坚持先行调解理念，将调解贯穿于工作全程始终，并将调解工作向前延伸，注重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对于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的衔接，以及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的参与，这两者是否都有可能？能达到什么必须经过双方的充分磋商和讨论才能确定。

其次是衔接的方式问题。以什么方式实现衔接呢？笔者认为，无非有两个渠道：一是作为普通被邀请人员，二是作为人民陪审员。如果作为普通被邀请人员参与调解工作，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如果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具体审判工作，就存在一个身份问题。当然，一般的村居调委会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不存在身份问题，只要符合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四条的规定即可。即：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年满二十三周岁；

（三）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四）身体健康。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但街镇的调委会主任和首席人民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就存在明显身份问题。因为根据《决定》精神看，第五条明确规定有：“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内容。除此之外，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根据我市基层调委会组织建设的有关规定，街镇调委会主任和首席人民调解员通常由司法所长担任，而司法所长本身是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人是机关公务员，属于《决定》第五条明令禁止的人选内容。这一身份冲突如何解决？或者可以以街镇调委会主任和首席人民调解员的面目出现，而忽略其真实和实质性身份？这同样需要通过两家的充分协商和讨论才能定度。

是否可以利用工作便利做变通规定？因为，人民陪审员的身份与资格确定，司法行政机关有一定发言权。《决定》第八条规定：“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向基层人民法院推荐，或者本人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司法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便利和权利？这一切还不得而知！

第二篇：关于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的再思考

在《关于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的思考》一文中，笔者提出，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能够实现双方工作资源共享、工作相互促进、达到互利互惠目的。具体说，就是通过衔接，一方面人民法院在保证公正与效率前提下减少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组织通过参与民事诉讼调解，强化业务素质，提高调解业务水平。双方各得其所，最终实现双方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实现衔接要解决“指导部门要有想法；实现衔接要有办法；具体作为要有章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现在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和资料看，实现衔接不但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且十分紧迫。

一、最高法院出台的两个规范性文件使得衔接成为可能首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04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提出了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并形成《意见》。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紧密结合实际，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针对司法大检查中查摆出来的问题，制定落实司法为民、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具体措施。其中，《意见》第十七条的内容就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其具体表述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是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环节。人民法院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若干规定》的精神，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进一步研究完善衔接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注意引导群众重视人民调解的作用，积极以简捷经济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要积极配合当地司法行政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纠纷的技巧。”《意见》第十七条明确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完善衔接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的工作要求，使得两种调解的衔接有了依据，不再只是原本司法行政一家的向往和盼望。其次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04年８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０４〕１２号）中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第二款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对于经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当事人一方不服诉讼到法院的，原调解纠纷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成为“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他们可以被人民法院邀请，协助进行调解工作。不但能够协助进行调解，而且，根据第二款规定的有关精神，在协助调解人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也依法予以确认。如此一来，它为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法院从事诉讼调解工作开辟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法院诉讼调解工作前景光明。根据以上精神，我认为，司法行政和法院两家联手共创大调解局面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进行实质性接触和磋商，共同磋商和制定实施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的具体工作意见。

二、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工作刻不容缓在人民调解实际工作中，调解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亟待提高。而作为对人民调解工作有指导义务的人民法院及其人民法庭，在实现衔接后就能更方便地履行职责，并不断总结经验，深入探索研究，切实加强和改进指导工作。依法调解是人民调解工作的生命所在。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人民调解组织怎样才能找准双方争议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怎样才能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怎样才能找准法理与情理融合点，综合发挥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双重作用？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急需人民法院的指导和帮助。虽然引导当事人依法达成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最终目的，但在调解协议书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形式上的，有实质上的，问题不一。我们寄希望于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就是想借力更好地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三、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工作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衔接的范围问题。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是否仅限于起诉到法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还是像司法行政部门所期望的那样：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坚持先行调解理念，将调解贯穿于工作全程始终，并将调解工作向前延伸，注重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对于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的衔接，以及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的参与，这两者是否都有可能？能达到什么必须经过双方的充分磋商和讨论才能确定。其次是衔接的方式问题。以什么方式实现衔接呢？笔者认为，无非有两个渠道：一是作为普通被邀请人员，二是作为人民陪审员。如果作为普通被邀请人员参与调解工作，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如果作

第三篇：关于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的再思考

在《关于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的思考》一文中，笔者提出，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能够实现双方工作资源共享、工作相互促进、达到互利互惠目的。具体说，就是通过衔接，一方面人民法院在保证公正与效率前提下减少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组织通过参与民事诉讼调解，强化业务素质，提高调解业务水平。双方各得其所，最终实现双方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笔者认为，实现衔接要解决“指导部门要有想法；实现衔接要有办法；具体作为要有章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现在据笔者掌握的情况和资料看，实现衔接不但可能而且非常必要且十分紧迫。

一、最高法院出台的两个规范性文件使得衔接成为可能首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04年８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提出了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并形成《意见》。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紧密结合实际，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焦点、热点问题，针对司法大检查中查摆出来的问题，制定落实司法为民、扎扎实实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具体措施。其中，《意见》第十七条的内容就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其具体表述是：“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指导，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是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环节。人民法院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若干规定》的精神，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进一步研究完善衔接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注意引导群众重视人民调解的作用，积极以简捷经济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要积极配合当地司法行政部门，采取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水平和调解纠纷的技巧。”《意见》第十七条明确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完善衔接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的工作要求，使得两种调解的衔接有了依据，不再只是原本司法行政一家的向往和盼望。其次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004年８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２００４〕１２号）中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和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并有利于促成调解的个人协助调解工作。”第二款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前款规定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对于经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当事人一方不服诉讼到法院的，原调解纠纷的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就成为“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或者与案件有一定联系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他们可以被人民法院邀请，协助进行调解工作。不但能够协助进行调解，而且，根据第二款规定的有关精神，在协助调解人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也依法予以确认。如此一来，它为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法院从事诉讼调解工作开辟了十分广阔的空间，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参与法院诉讼调解工作前景光明。根据以上精神，我认为，司法行政和法院两家联手共创大调解局面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进行实质性接触和磋商，共同磋商和制定实施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衔接的具体工作意见。

二、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工作刻不容缓在人民调解实际工作中，调解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亟待提高。而作为对人民调解工作有指导义务的人民法院及其人民法庭，在实现衔接后就能更方便地履行职责，并不断总结经验，深入探索研究，切实加强和改进指导工作。依法调解是人民调解工作的生命所在。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人民调解组织怎样才能找准双方争议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怎样才能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怎样才能找准法理与情理融合点，综合发挥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双重作用？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急需人民法院的指导和帮助。虽然引导当事人依法达成调解协议是人民调解工作的最终目的，但在调解协议书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形式上的，有实质上的，问题不一。我们寄希望于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就是想借力更好地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三、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工作需要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衔接的范围问题。人民调解衔接诉讼调解，是否仅限于起诉到法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还是像司法行政部门所期望的那样：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坚持先行调解理念，将调解贯穿于工作全程始终，并将调解工作向前延伸，注重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对于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的衔接，以及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的参与，这两者是否都有可能？能达到什么必须经过双方的充分磋商和讨论才能确定。其次是衔接的方式问题。以什么方式实现衔接呢？笔者认为，无非有两个渠道：一是作为普通被邀请人员，二是作为人民陪审员。如果作为普通被邀请人员参与调解工作，不存在什么问题。但如果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具体审判工作，就存在一个身份问题。当然，一般的村居调委会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不存在身份问题，只要符合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四条的规定即可。即：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年满二十三周岁；

（三）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四）身体健康。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但街镇的调委会主任和首席人民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就存在明显身份问题。因为根据

第四篇：关于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调解的一点思考（精选）

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作为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调解，是大调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有机衔接，是增强大调解机制整体效能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衔接，人民调解与民事诉讼调解能够在双方工作层面上实现更多的相互借力和参与。也就是说，实现双方工作资源共享、工作相互促进、达到互利互惠目的。具体说，就是通过衔接，一方面人民法院在保证公正与效率前提下减少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组织通过参与民事诉讼调解，强化业务素质，提高调解业务水平。双方各得其所，最终实现双方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如何有效实现两者的衔接和互动？笔者认为，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指导部门要有想法；其次，实现衔接要有办法；再次，具体作为要有章法。关于指导部门要有想法。简而言之，就是指导和管理人民调解工作的机关要有衔接的想法和动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指导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是法律赋予基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的职能。基层人民政府的职能具体落实在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身上。指导部门要有想法是说，市、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与市、区县人民法院要对人民调解衔接民事诉讼一事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认识，能够取得共识并意欲付诸实施。笔者认为，最完美的表现方式就是通过双方协商，共同出台实施意见或做法，从而规范这一项工作。至于如何取得共识，司法行政机关应积极主动进行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拿出具体设想和操作规程，争取法院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关于实现衔接要有办法。衔接的办法往往是指衔接的途径。既然两者衔接更多的在于双方工作层面上的相互借力和参与，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尝试以下具体做法实现衔接：即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工作中，坚持先行调解理念，将调解贯穿于工作全程始终，并将调解工作向前延伸，注重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事实上，调解已深深扎根于解决民事纠纷的诉讼制度之中。从笔者对全国各地法院对诉讼调解工作了解的情况看，各地法院都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和各个不同的诉讼阶段。如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进行“送达调”；询问被告答辩时进行“答辩调”；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后进行“即时调”；庭前准备阶段在交换证据时进行“听证调”；庭审阶段进行“庭审调”；同时法院发挥双方委托代理律师作用，促使当事人庭外和解进行“庭外调”；以及在定期宣判送达前，应一方当事人请求进行“庭后调”。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诉讼中调解工作的意见》（宁中法[2002]65号）也规定，凡是《意见》规定应当调解的案件，都应当进行调解；凡是有调解可能的案件，都应当尽量调解。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法院自身的诉讼调解工作，与人民调解衔接本身并无太大关系。笔者认为的衔接，是指对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的衔接，以及人民调解组织对已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的参与。对于这两类具体工作的衔接，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具体做法实现：

1、实行立案前调解。凡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的一般民事纠纷，或双方当事人在同一社区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小额债务等案件，当事人到法院立案诉讼的，立案庭应主动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特点、优势，告知或建议当事人先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双方当事人接受建议的，法院接待人员应与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取得联系，将此案件移送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暂缓立案。或者在查明情况基础上，主动联系基层民调组织，及时掌握纠纷情况，安排专人参与诉前调解。

2、实行审判中调解。对于已经立案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一般民事案件，承办人应做好宣传动员工作，告知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处理的目的与意义。如当事人同意诉外调解的，立即办理撤诉退费手续。如当事人坚持要求诉讼，审判人员发现存在调解可能的，也应及时与当事人所在地的民调组织联系，邀请其一起参加调解，加强调解效果。

3、法院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间纠纷案件时，对可能变更、撤消或者确认无效的人民调解协议，应通过司法局通知主持调解的调解员参加庭审旁听。

4、人民法院赋予经过公证的具有债权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达成的具有债权内容的人民调解协议，由法院与司法行政部门协作，通过公证机关依法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债务人拒不自动履行协议的，只要债权人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受理后直接进入执行程序。

5、各区县人民法院、法庭与司法局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采取以会代训方式，评析审理过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总结经验，指出不足，提高人民调解业务水平。

6、人民法院应聘请或特邀街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民事案件的审理。通过以审代训方式，增强调解队伍业务知识。

7、人民调解组织要积极主动配合法院做好各个环节的调解工作，帮助优化民事审判环境，关键是坚持依法调解原则。依法调解是人民调解工作的生命所在。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一要找准双方争议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双方的思想工作；二要找准双方利益平衡点，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三要找准法理与情理融合点，综合发挥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双重作用。核心是要善于引导当事人依法达成调解协议。

8、人民调解组织要建立纠纷移送制度。通过对纠纷的审查，分清纠纷性质，确定采取何种调解方式。对不符合人民调解范围或不适宜人民调解的纠纷，要在2 4小时内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对同时具备行政性质和民事性质等多重性质的纠纷，要能够依据纠纷性质分别提出调处意见，指导并促使矛盾双方在各自程序中依法运作。

9、人民调解组织要建立引导机制。对于当事人不接受调解，或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调解组织要说服和引导当事人进入诉讼调解途径处理矛盾纠纷，并主动向法院提供相关情况，以便纠纷及早解决。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可以提请司法行政机关提供法律援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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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民调解组织要建立共同调解制度。对不属于人民调解范畴的一些纠纷，尤其是已经诉讼到法院的民事案件，要积极配合人民法院做好当事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并协助做好调解工作，防止矛盾纠纷激化。关于具体作为要有章法。具体作为要有章法是指：要通过建章立制，保障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衔接工作的规范有序。为保证人民调解、诉讼调解有机衔接，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以下有关工作制度：

1、联系与会议制度：市法院与市司法局各确定一名联系协调人，每季度召开一次联系会议。主要是双方适时制定阶段性工作计划，明确各自工作目标；交流工作信息，总结工作经验，解决存在问题；讨论有关指导工作的重大决策。各村（居）、街道民调组织具体确定一名工作人员与区县法院或当地法庭进行定期联络，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三级民调组织联系网络。

2、人民调解指导员制度：法院选派具有丰富民事审判经验的法官到各社区担任人民调解指导员，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指导员负责对该社区的人民调解员进行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与培训工作。各区县法院、法庭要确定一名法官作为人民调解指导员，并将指导员的姓名、电话印发给各街镇、村（居）民调组织。同时，各区县司法局将辖区内的街镇、村（居）民调组织人员姓名及其联络方式等信息提供给指导员，以便于加强沟通与联系，及时做好指导工作。

3、指导与培训制度：人民法院要加强对民调组织的业务指导与培训。加强对民调委员的业务指导可以采取各类方式：一是定期举办培训班。培训形式包括定期或不定期的系统授课、专题讲座，主要讲解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等知识以及调解方法、技巧；二是包片指导方式。由法庭的审判人员具体负责一个街镇的民调指导工作，时常到民调委员处了解情况，进行指导。三是以会代训方式。法院审判人员可以定期参与各街镇调组织例会进行答疑释惑；四是以庭代训方式。对一些典型案件，法院可以到各街镇村居就近开庭，组织调解人员现场旁听；或者各基层法庭及业务庭经常选择一些典型案件，邀请人民调解员到庭旁听，组织调解人员到法院旁听开庭，观摩调解技能，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增强他们的法律素养，特别是提高他们识别证据、认定事实和组织调解的能力。

4、调解协议书评阅制度：司法行政部门要督促各级民调组织建立台帐制度，凡启动民调程序的纠纷均需手续齐备，材料规范，结案后及时装卷，以备检查。对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局、法院要选派专人定期进行评阅，对不足之外及时指出，认真改正，不断提高调解协议的制作水平。对于经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不服起诉的，法院依法受理。对不具无效和可撤消因素的人民调解协议，法院予以维持，以维护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提高社会公信力。

5、人民调解诉讼前置制度：对双方当事人在同一村居社区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小额债务等案件，法院立案庭要主动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特点、优势，建议当事人先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双方当事人接受建议的，暂缓立案。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后无法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的，由村（居）社区人民陪审员在立案后一周内再次调解，力促双方达成协议或自动履行调解协议。经人民陪审员先行调解仍未达成协议或拒不履行人民调解协议的，法院依法开庭审理。

6、信息沟通与反馈制度：法院对于涉及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案件，无论是确认还是判决变更、撤消或被确认无效，都要及时将审理信息反馈给司法行政部门及基层民调组织，以便共同做好这类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及时将法院交办的调解案件结果和情况进行回复、报告。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不成功的纠纷，及时派出审判人员进行指导或参与调解，将基层调解员情况熟和法院审判人员业务精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的优势互补。

7、疑难案件会诊和研讨制度：人民调解组织遇有疑难复杂纠纷难以处理的，可以及时与法院的人民调解指导员取得联系，请求其进行疑难案件会诊。法院在“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的前提下，可以就相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咨询，努力实现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上的互补与协调发展。法院通过加强对民调工作的指导，参与疑难调解案件会诊，尽量使群体性纠纷解决在社区中而不形成诉讼。同时选择一些疑难案件，组织人民调解员共同研讨，既开拓他们的眼界，又增进其综合分析法律与解决实际纠纷的能力。

8、首席调解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制度：利用民调委员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心理等特点，法院可以挑选素质较高的民调主任，提请当地人大常委会，通过一定程序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参与诉讼案件审理及一些辅助性工作。经法院批准，人民调解员可以以见习人员身份参加一定期限的法院审判工作，旁听开庭、调解，担任人民陪审员等。

9、跟班学习和联调制度：各区县司法局有计划经常性地选派基层调解骨干到法院各业务庭室、基层法庭跟班学习，使他们亲身感受和体会审判人员处理纠纷的全过程，从而提高其调解技能。法院可以尝试民调、审判联动新机制。对于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法院可以尝试由特邀人民陪审员或人民调解委员会人员进行调解。达成协议的，由法院制作调解书。从而充分利用民调组织的人力资源，增强审判工作的民主性、公开性，接受群众监督，从而提高诉讼调解的社会效果。

10、评比与奖励制度：市法院及市司法局应定期对指导人民调解工作进行评比。对工作表现突出、工作成绩显著的法官和集体进行表彰和奖励。及时宣传典型案例和先进事例。总而言之，通过多种形式和制度构筑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链接桥梁，使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工作紧密结合、互为贯穿，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保障机制，是一种新尝试，其前提在于市法院和市司法局在明确各自职责基础上共同努力。宁委办发[2002]77号文件中对双方在人民调解工作方面的职责规定得很清楚：人民法院及其人民法庭，要把加强对人民调解

工作的指导作为一项基本职责，不断总结经验，深入探索研究，切实加强和改进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对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或者认为需要改进的意见，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以利于人民调解组织在以后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和提高……。司法行政部门是人民调解工作的主管机关，要切实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力度，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指导的针对性。要根据新情况、新要求研究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和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工作计划，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稳步发展。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研究，努力提高宏观决策水平。要及时总结推广人民调解工作的典型经验，研究探索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要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及时帮助人民调解组织解决在调解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共同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积极推动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笔者认为，虽然人民调解与民事诉讼调解衔接工作在具体操作层面的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磋商和思考。但只要双方胸怀社会稳定大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块使，这项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成效。

第五篇：解析推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的实践思考

推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的实践思考

卢杰

【提要】受多种因素制约，当前行政调解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借助人民调解平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人民调解在一定条件下也有赖于行政调解的协调，在大力推动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衔接的同时，推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进一步紧密衔接值得再思索。本文以信访、治安两种行政调解为例，通过实际工作总结分析，探求人民调解与之相衔接的方法路径。

如何妥善处理发展中的社会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平安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我市着力推动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衔接，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方面，减少了法院的收案压力，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节省了诉讼内解决纠纷的司法资源;另一方面，提高了人民调解的声望和公信力，减缓了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和紧张性，较好地解决了强调通过形式正义的诉讼得到的判决结果与民众基于传统道德、伦理而形成的价值取向出现脱节的问题。在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同时，有关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的问题值得我们再思索。

当前，随着行政法理论的发展，有限政府、服务政府、依法行政、人权保障等观念逐渐为国家和公民所接受，行政调解职能的发挥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些行政管理部门在解决矛盾纠纷问题时往往陷入僵局，甚至产生对抗行为，非常需要借助人民调解这个平台，而相应的导入机制不够健全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靠“领导批示”。而人民调解的介入，除了“领导批示”，往往也取决于人民调解工作决策者的观念和态度。两者之间的衔接存在着明显的“人治”痕迹，即使现行有些关于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的意见和办法，在具体衔接环节上也需进一步紧固和细化。下面，围绕这一问题，以信访、治安行政调解为例，结合我区工作实践，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人民调解与信访行政调解的衔接

(一)工作实践

黄埔区从2008年7月10日至11月20日开展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每个工作日安排一名区委常委或副区长到区信访办、区司法局接待群众来访。区司法局采取积极措施跟进信访工作：一是建立跟班工作制度。每个接访日安排一名局领导、一名司法所长和一名司法所干部跟班工作，提供法律服务保障。二是建立无间隙联络和信访调解案件现时移送制度。向区信访办增派一名常驻人员协助工作，并专向对区调处办负责;区调处办同时指定专人与之联络，处理信访协调事务和有关调处案件。三是落实24小时机关值班、分队值勤制度，随时待命。四是实行包案办理制度。局领导、机关职能科室以及各司法所和部分律师，参加区党政班子领导下街道社区开展公众接访日活动，定点、定人，包案办理信访件。截止9月底，区司法局共协助处理信访件196件，办复信访调解案件81件。

近年来，黄埔区在实现人民调解与信访行政调解紧密衔接的工作上，主要建立落实了四项制度机制：一是人员选派制度，由区司法局派出常驻区信访办协助工作人员。二是信访案件移送制度，对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的信访案件，或需人民调解参与行政协调解决的信访案件，统一移送区司法局办理，或分流跟踪督办。三是信息共享制度，互通工作情况报告。四是街道综治中心设立司法、信访等服务窗口，接待处理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实行“三会”制度，即：通过听证会，听取群众意见;召开协调会，商讨解决问题的措施;召开调处会，协作调解，在允许的范围内，由街道调委会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

(二)案例评析

今年8月，广州市黄埔区“××鞋业有限公司”，在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人民币升值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出现严重亏损，被迫宣布停业解散。该公司在黄埔区经营生产了10多年，在册职工共1299人，其中1195人与公司签订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限至2008年8月31日止，另104人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公司宣布停业解散后，员工担心资方携款外逃或宣布破产，不满解除劳动合同核计的补偿金，不接受

转到中山市安置，推荐代表到区信访办上访。此前，区司法局在今年2月份曾经主持调处了该公司一起因加班费、请假休假最低工资等多种问题综合引发的群体劳资纠纷，随后一直实施不间断的跟踪预控，与积极活跃的员工建立了良好沟通关系，结合“12348”法律咨询中心、法律援助处与员工的信息互动等路径，及时掌握该公司员工的活动情况，打消部分员工准备在奥运期间集体越级上访的念头，组织调处队伍进厂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先行做好有关政策法规的解释和安抚稳控工作，并将情况向区信访、劳动社保等职能部门通报，事先告知区信访办该公司员工可能上访的信息。

区政府获悉该公司劳资矛盾纠纷情况，紧急召开调处工作联席会议，成立专案调处工作组，派出区司法局、区劳动局及所在街道、社区联合工作组每日进驻该公司开展稳控工作。区司法局现场提供法律宣传咨询与法律援助服务，向员工代表出具《法律意见书》;区劳动局现场接受员工免费劳动仲裁;区经贸、区财政等部门加强对该公司的资金监控，协助资方解决海外资金快速调入的难题;省、市司法行政和劳动社保等部门亲临现场解难释惑，指导工作。至9月19日，随着最后一批员工争议问题的解决，这起劳资纠纷案件宣告调解成功结束。

这是一起典型的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联动联调成功事例。首先，人民调解充分发挥了贴近群众，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排查预防矛盾纠纷、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解决矛盾纠纷等功能优势，及时掌握、报送预警信息，先期做好疏导稳控工作，为解决矛盾纠纷问题赢得先机，把握主动。其次，人民调解与信访、劳动仲裁等行政调解，在情报预警、信息共享、联合行动、调处效力等环节上衔接紧密，相互取长补短，合力解决问题，充分显示出联动联调大调解工作机制的功效。最后，司法行政部门积极送法进厂服务，对员工的疑虑、咨询，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悉心疏导情绪，热情给予法律指引和帮助，说情说理与说法相结合的问题处置方式，与行政调解主要依靠政策、经济等“硬”手段的处置方式相比，更显人性关怀，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有的员工说，到信访部门诉求泄愤，到劳动部门讨要说法，到司法(行政)部门消除疑虑，真实反映出群众对人民调解比较信赖。

(三)实践启示

一是通过区委书记大接访平台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虽然在时机上略显被动，但仍不失为一种快捷高效的方式，是确保矛盾纠纷调处不出区最后一道关口。

二是司法行政部门全程、全方位参与大接访工作，听民声、化民怨、解民难，为党委政府分忧，促进解决民生疑难问题，将人民调解与信访行政调解衔接关口前移，将司法行政职能优势进一步向党委政府的关注和社会的需求延伸，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党委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群众的信赖。三是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双利双赢。一方面，行政调解可以借助人民调解平台发挥应有作用，使其在解决矛盾问题时方式更加灵活、结果更容易被接受，调解的结果还可以通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形式固定下来，赋予行政调解结果以法律效力。另一方面，人民调解对当事人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不履行已达成的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依据《人民调解若干规定》：“对经督促仍不履行人民调解协议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也可以就调解协议的履行、变更、撤销向人民法院起诉”之规定，可以请求基层人民政府处理与行政管理有关的事项，增强人民调解协议执行效力。

四是参照街道综治中心的功能作用，区(县)级也应建设“三大调解”日常衔接的运作平台，最大限度地整合运用调处资源，提高调处工作时效。目前，黄埔区司法局正在积极推动司法、信访“法律服务综合大厅”建设，“大厅”拟建在区信访办，厅内初步计划设立信访、调解、法律援助、“12348”热线等服务窗口。时机和条件成熟时也可扩容、升级大厅的功能，实现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日常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五是在人民调解中运用法律援助手段是解决矛盾纠纷难题的“杀手锏”。自去年推行司法所与律师事务所“所所结对”工作机制以来，律师为社会服务走上了更宽广的领域，大量参与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以我区为例，在成功调处“三华劳资纠纷”、“鸿达劳资纠纷”、“3·13”爆炸事故善后赔偿处理、“3·27”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等一批大案要案中，驻所律师、指派律师积极参与，充分发挥法律熟、接处案件经验丰富、居于中间人角色群众信赖等特点优势，紧紧抓住当事人的心理，开展法制疏导，加快了纠纷调处进程。至今年9月份，律师已完成了584件法律援助案件。总结一系列法律

援助调处案件，凡是运用法律援助手段、引援律师参与调处的纠纷案件，终能解决矛盾纠纷问题。按照实践法则，推行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互助链接，是解决矛盾纠纷尤其是复杂疑难纠纷的好办法，也是司法行政部门责无旁贷的“家内事”。当前尤其要着重解决好“所所结对”运行机制中律师的利益问题，应可考虑基层法律服务所居于司法所与律师事务所中间接合部的有利位置，建好、管好、用好法律服务所，通过法律服务所协作平台，将处在两边政治与经济价值取向追求不尽相同的司法所和律师事务所结合在一起，将司法行政系统处在基层一线的主要法律服务资源进一步整合壮大，形成“三所一体”法律服务共同体，以更强的实力，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上，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更周全、更高效的法律服务。

二、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衔接

(一)工作实践

近年来，黄埔区积极探索实践“警民联调”工作模式，推动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衔接。一是组织机构衔接。区公安分局、街道派出所、社区警务室分别派员担任区调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街和社区调委会委员。二是制度机制衔接。制定《黄埔区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黄埔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对公安部门参与矛盾纠纷调处，以及在调处矛盾纠纷中使用警力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三是运行机制衔接。区司法行政部门与区公安部门按层级分别建立对应的日常联系制度，信息共享、互通情报，联合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在调处指挥部或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实施联合行动。对因琐事纠葛、邻里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公安人员在现场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激化，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其后确定矛盾性质。如果必须给予有关当事人相应处罚，但受害方表示愿意放弃追究对方当事人的治安乃至刑事责任、且双方表示愿意接受调委会调解的，委托街道、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调处成功的案件，由街道社区调委会出具调解协议书，公安民警协助调委会通过回访制度，监督协议的执行，并把履行完毕的调解协议书送一份给公安部门留档备案。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黄埔区公安部门全年受理治安案件2216件，成功调解144件，调解成功率仅为6%.其中，人民调解受理治安调解案件52件，调处成功49件，成功率94.2%，调处成功率高、协议履

行率高、解决成本低、再犯率低，实现了社会、法律、政治综合效果，但受理案件仅占全年治安案件的2.3%，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两者之间的衔接还处于初期实践探索阶段。

(二)案例评析

2007年5月3日，黄埔区文冲街文冲社区村民阿佳(化名)父子不满邻居阿林(化名)向房屋租住人郑某收取4元/吨自来水费，替郑某打抱不平，双方发生争吵。阿佳父子一怒之下，用石灰撤向阿林，施以拳脚，致使阿林双眼及身体其他部位多处受伤，住院治疗花了8万元费用。事发后，阿佳父子畏罪出逃，在外向阿林及其家人求情，取得和解意向后，又托人向街道、社区两级调委会提出通过人民调解解决问题的请求。街道调委会根据阿佳的请求，征得公安检察机关支持意见，受理调解这起轻微刑事案件。10月15日，在街道司法所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阿佳父子如求免除了刑事处罚，阿林如愿获得经济赔偿，结果皆大欢喜，两家和好如常。

现代社会，许多人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心理压抑越来越重，一时冲动的不理智行为，往往酿成矛盾纠纷，尤其是发生人身攻击的现象有所增加。对情节轻微的人身伤害赔偿和财产损失，治安行政调解的强处在于可以依法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但如果当事人不愿接受调解或调解不成，除了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外，民事部分只能指导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如果当事人行为不够治安处罚，确有民事争议存在，而又不愿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公安机关也无能为力;如果当事人接受调解达成协议，事后反悔不履行协议，由于《治安调解协议书》不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只能指导当事人向法院起诉，重新启动诉讼程序。与治安行政调解相比，人民调解不具解决纠纷问题的“硬手段”，但人民调解的强处恰恰在其解决纠纷问题的柔和力、亲和力，在广泛奉行“和为贵”的处世哲学文化背景下，多数人更愿意选择人民调解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我区去年治安案件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两个悬殊的调解成功率，可以说明这一点。人民调解的强处还在于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法院只需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与认可，而不需重新对原纠纷进行再审。因此，实行人民调解与公安机关治安行政调解的

有效衔接，对健全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减轻公安机关处理大量矛盾纠纷和法院收案的压力，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非常重要和必要。

(三)实践启示

一是公安机关应建立完善接警后审查不够治安处罚的民间纠纷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的程序制度。对当事人发生争执报案，寻求公安机关帮助的，接警人员审查认为不够治安处罚的民间纠纷，应主动向其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特点、优势，告知或建议当事人可由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当事人接受建议的，公安机关接警人员应与所在街道或社区、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取得联系，将纠纷交由街道、社区或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据了解，有些民警在接处治安调解案件时，偏重于行政处罚，民事赔偿纠纷调处方法比较简单，如果当事人不能接受调解结果，往往直接指引当事人到法院提出诉求，连带增大了法院收案压力。

二是切实发挥兼任街道、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的民警在调处治安案件的特殊身份作用。目前，街道派出所、社区警务室都有民警担任人民调解委员，这并非是个虚衔，在接处治安案件时，可以起到特殊的职能作用。如果从实施调解开始，身兼人民调解委员的民警以人民调解作为主体，向当事人申明自己以所在街道、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依照人民调解的内容程序进行调解，接受所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审查，所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经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后生效，通过人的角色转换实现治安行政调解向人民调解的转换。从这点出发，有必要组织兼任人民调解员的民警进行人民调解业务学习培训，增强人民调解工作责任意识，提高人民调解技能水平。

三是推行司法所与派出所“所所对接”工作机制。在派出所设立街道人民调委会所属的人民调解室，与司法所派出人员建立固定规范的运作制度，协同接处符合人民调解界定级别的治安案件。

四是司法行政部门进一步加强调处机动队建设，健全和规范值班、值勤制度，实施“110”与“12348”联动，从端口上实现治安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

三、结语

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衔接，相对于与司法调解的衔接，衔接面广、条块多，更加复杂。人民调解除上述与信访行政调解、治安行政调解衔接之外，还需建立完善与党政其他有关部门之间的协作联动机制，如：推进与纪检监察部门信息互通;与劳动社保、卫生医疗、城建城管等职能部门资源互用;与法律援助职能互助;与政府法制等部门沟通，完善行政争议、行政复议调解机制，联合调处重大疑难案件;与工会、妇联等组织协助，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在调解劳资、婚姻家庭纠纷和联系群众等方面的优势，等等。因此，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全方位预防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课题。近年来，我们在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的工作上，虽然做出了一些新的有益的实践探索，取得了一些实际经验，但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思考实践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经验、解决问题。